一切都开始于那个在人群中尖叫起来的男人。他为什么要这样大喊大叫？是不是听见有人在说“有炸弹”？没有人知道答案，也没有人能留下来弄清楚。数秒之内，人们已经蜂拥而逃，一起严重的踩踏事件由此发生在2010年5月的阿姆斯特丹的二战纪念仪式上。一个目击者事后回忆道：
在默哀结束之后，离我不远的地方突然响起了一声极高的尖叫。无数的人立刻开始四散奔逃，试图让自己尽量远离那个声音。这情景实在太可怕了 1 。
这是一次典型的踩踏事件。踩踏事件是一种发生于群居动物中的普遍现象，通常始于小部分成员的突然骚动，而以整个群体的共同响应告终。这就是从众心理，又称蜂群思维。当人群中的某个人突然开始奔跑，我们就会本能地跟随他移动。同样，我们也会不自觉地模仿他人的言行举止。这种行为是很有意义的。同猫鼬一样，面对危机，我们能从群体智慧和追随他人中获益。因为我们是凭本能对他人做出响应，所以个体的一个简单的动作可能会迅速传开，并升级为群体行为。但是，当一大群人集中在有限空间内，并且需要躲避的潜在危机远远比不上人群大规模乱窜的危险时，问题就发生了。在那次阿姆斯特丹踩踏事件中，有60余人受伤，但他们其实已经足够幸运了：据统计，每年都有上百人死于踩踏事件。
抱团是我们的天性。为了满足内心深处的归属需求，许多人都在试图找寻一个可以栖身的集体。为此，我们总是与志趣相投的人在一起，在集体中证明自身的真实存在，这就是为什么踩踏事件多发于节日和体育赛事。有时候，有的人会认为自己在抱团的过程中迷失了自我。但无论我们在集体中获得了归属感还是失落感，一旦加入了一个群体，最终，我们的自我都会受到集体成员所共有的特征的影响。
个人和群体之间的关系是社交网络（social networking）这一研究领域所关注的重点。科学家们试图探索群体形成、运转、变化，以及对个人形成影响的方式，所以以此入手来弄清其基本特征。最具戏剧性的研究案例当属在文明社会中定期爆发的暴动了。2011年，一起伦敦警察枪击黑人案在该市引发了大规模打砸抢烧事件。此外，虽然枪击案发生在伦敦，但许多其他的英国城市都爆发了类似的骚乱。对此，评论员们很快就“找到”了犯罪根源：社会阶层、教育背景、少数民族、父母教养方式不良、失业、游手好闲……然而，当开始翻看被捕者的档案后，他们很快发现，嫌疑人并不是同一类人，而是有着不同的背景、年龄和前途。在他们之中，许多都是出身贫寒、心怀激愤的年轻人，但也包括一位牛津大学的法律系毕业生、一位小学教师、一位有机餐馆的主厨、牧师的子女们，以及其他一些与犯罪毫无关联的人。当局试图对他们进行分类，以筛选出典型的暴动者，这表明英国政府其实并不明白，一个团结的集体是由彼此相异的人组成的。
骚乱的导火索并非只有司法不公。就在同一年，国家冰球联盟（National Hockey League） (7) 斯坦利杯（The Stanley Cup） (8) 的比赛结果在温哥华引发了一场暴动。在决赛中，来自加拿大的温哥华法裔加拿大人队（Canucks）不敌来自美国的波士顿棕熊队（Boston Bruins），由此，一系列的骚乱和抢劫事件在败北者的家乡爆发。听说这事之后，我不禁感叹：加拿大人还真是重视冰球啊！
哈佛大学的社会学家尼古拉斯·克里斯塔基斯（Nicholas Christakis）说到，当我们从社交网络的角度鸟瞰人类时，我们所看到的个人和群体的形象会与平时有所不同 2 。
他用石墨和金刚石打了一个比方。这两种物质都是由碳原子构成的，之所以物理性质如此迥异，是因为碳原子的排列方式不同。在石墨晶体中，碳原子的六边形层状结构意味着它有纵面不稳的特性；而构成金刚石的碳原子的空间结构十分稳定，每一个碳原子都与另外4个原子构成正四面体，这就意味着金刚石的硬度能够媲美——不，因为金刚石是自然界最坚硬的物质，我们已经找不出什么物质的硬度能与它进行类比了。因此，对金刚石来说，整体是大于部分之和的。类似地，只有从某人所属的群体入手，我们才能真正看清他的自我。将石墨与金刚石的比喻延伸至此，当我们团结一致时，群体的安全与牢固程度随人数增长，整体适应性也因此更高；而当我们孤身一人时，我们就会变得更加脆弱渺小。
选择想要加入的群体并非随机事件。每个人身上都存在一些个人特质，正是这些与他人不同的独特性质决定了我们会加入哪些群体。我们总是倾向于与那些在文化背景、地理位置、物理特征和志趣观点上同我们相似的人结交往来，并且，同这样的人建立关系也是相对容易的 3 。例如，肥胖的人更可能与肥胖者以及他们的朋友建立友谊 4 。如果朋友中的一方体重超重，那么另一方同样超重的概率就会比随机水平高出45%。如果你的朋友认识一个超重的人，你的超重概率则会比随机水平高25%。这就是物以类聚，在研究中被称为“同质相吸原则”。只有当这个超重的人是你的“三代以外旁系”友人 (9) 的时候，你的超重概率才不会高于随机水平。
同质相吸原则的影响因素包括共同的外部环境特征或兴趣爱好，如国籍、对团队的效忠或是对音乐的爱好等。不管是拥有英国国籍，支持曼联还是喜欢多莉·帕顿（Dolly Parton），这些都与基因无关。但令人惊奇的是，近期的研究揭示出了遗传因素在社会集群的同质相吸原则中的作用。一直以来我们都知道，外表出众的人的朋友也很可能同样拥有美貌，他们的容貌自然是受基因影响的，而最近，克里斯塔基斯与他的同事通过一项研究表明，与行为特征有关的基因也同样影响着择友 5 。例如，DRD2是一种与酗酒行为有关的基因，携带这种基因的人在交友中体现出明显的同质相吸原则；而与大五人格中的开放性有关的CYP2A6基因则会产生相反的异性相吸效应，即携带者倾向于和有不同志趣的人建立友谊。目前，有关社交网络中的遗传因素的研究方才起步，基因的具体作用机制尚不明确，但这一研究方向告诉我们，我们必须要重新考察生理机能对行为的影响程度了。
科技王国里的新进化论
科技正在改变我们的交流方式，而这又会影响到我们的社会行为。确切地说，社交网络可能会对人类的发展方式产生重大影响。大脑的群体互动机制自进化早期就已经历重重锤炼选择，然而到了现在，大脑却常常需要在即时通信的陌生环境中运作，与身在远方的陌生人进行交流。随着我们坐在新兴的终端机屏幕前的时间的增长，由自然选择精调而出的面对面互动的能力正在迅速消退。在新的沟通方式中，我们已经无法辨别声音语调与微表情 6 中的细微差异。我们或许需要适应人际互动的物质性的消失，但因为群体的作用发生了变化，最终被改变的还是我们整合自我知觉的方式。即使这一结果不会发生，考虑到这些新兴科技拥有的改变人类生活的巨大力量，我们还是需要对其抱有谨慎态度。
人类已经能够影响自身的未来。凭借着交流沟通与组成社会的能力，我们将知识一代一代地传递下去，并在传递过程中发明了诸如文字之类的辅助工具。随着科技时代的到来，现代社会中的大多数人都被从生存危机中解放出来了。在遥远的过去，进化过程倾向于淘汰弱者，自然选择使得老人、病人和不孕不育者一定会在繁衍竞争中落败。而这一切现在被技术革新改变了，文明使得人们翻身做主，取得了其中的控制权。现代医学已经具备治疗不孕不育与医疗保健的技术，由此改变了竞争的目标，弥补了弱者的劣势。当然，自然选择始终存在，但我们能用科技消减严苛的筛选带来的危害。
人类发展正在越来越快地从自然选择转变为拉马克式遗传（Lamarckian Inheritance）。
这一理论以法国生物学家让－巴蒂斯特·拉马克（Jean-Baptiste Lamarck）命名，认为人类能够改变自身机能，即“用进废退说”，并能通过改变环境的方式把后天锻炼的成果传递给下一代，即“获得性遗传”。没有人知道我们将会以怎样的方式继续进化，但科技改写进化规则的能力似乎是无限的。同样，网络通信技术及其发展也会以未知的方式对人类的未来造成永久性的改变。而有一件事无疑是成立的：我们在线上作为虚拟群体成员的时间越长，网络对我们的自我知觉的影响就会越大。
我还记得网络刚出现的时候的情景。那是1994年的秋天，我方才以访问学者的身份抵达麻省理工学院（MIT）的大脑与认知科学系。当我在计算机室中查收邮件时，两个才华横溢的年轻科学家，祖宾·加拉马尼（Zoubin Ghahramani）和丹尼尔·沃尔珀特（Daniel Wolpert）正在为一件事激动不已：世界上最早的浏览器之一网景浏览器（Netscape）将一些图片文件发送到了丹尼尔的电脑终端。那时，因特网已经存在了几十年了，学术界与军方内部人员能通过它进行邮件往来，但超文本标记语言（HTML）的问世打破了只能共享文本的技术局限。这就是我第一次体验到网络的存在。过去，人们能直接与你传输文件，而现在，任何人都能用正确的地址访问一个远程网站，并浏览网站中的材料。这就像是在电子景观中建起了永久性建筑，即使在建造者离开之后，其他人也能前来参观；也像是在一面电子墙上留下了永久的虚拟印记，供后人寻找。作为科学家，我们都在那天下午意识到了能分享远程信息的重要性，但我怀疑，其实当时没有人明白它的潜在影响力。
随后，网络迅速兴起，并将其影响力渗透进每个人的生活，这对于那些记得前网络时代的人来说是难以置信的。但我的女儿们却并未意识到这一点，因为她们成长于现如今这个形势迅速变化的时代，并认为网络是一直存在的。我告诉她们，她们生活在人类文明的一个重要转型期，人类正处在下一个革命性的飞跃当中。这类言辞或许有些耸人听闻，像是一些希望回到过去的简单生活的人所进行的怀旧，甚至像是一个对变革感到痛心疾首的中年父亲发出的牢骚，“在我们那个年代，一切都是不一样的”。的确，或许每一代人都会说出这样的话，但我怎样高估这个转型期的重要性也不为过。我认为，我们中的绝大多数都在不知不觉中进入了一个神秘的未知世界。当然，我们并不需要为此感到害怕，因为这是人类历史中最精彩的时代之一。
谁没有在网上搜索过自己
你是否曾在网络上搜索过自己，将自己的名字输入搜索引擎，看看有关你的信息是否出现？来吧，告诉我实话。毕竟几乎没有人不好奇别人是怎样评价自己的。如果要搜索自己的相关信息，有什么能比网络更方便呢？在集体照中寻找自己的形象，或者在一个拥挤的鸡尾酒派对里听见有人提到自己的名字，再凝神倾听与自己相关的对话内容……网络就是这类情境的电子版本。它的到来使得顾虑他人看法成了人类本性。无论利弊喜恶，工业国家中的人们都已经与网络绑在了一起。
许多人喜欢上网并进行社交活动。诸如MySpace、Facebook和Bebo一类的社交网站已经吸引了上百万的使用者，许多人甚至已经将它们融入了自己的日常生活。目前，最具实力的当属拥有超过7.5亿活跃用户的Facebook。这些社交网站有一些共同的核心特征：第一，它们让用户能在网站上建立起公开或半公开的个人主页；第二，用户能浏览其他同网站用户的主页；第三，也就是最重要的一点，用户之间能通过电子信息或其他共享文件的途径进行交流。这就像是一个全天候的虚拟鸡尾酒派对，你能与朋友共度时光，还能遇见陌生人，并与他们互相讲述故事、交换观点、分享笑话、翻看家庭相册、调情，有时甚至能进行得更加深入。你还可以签名请愿、开创事业。正如新媒体专家珍妮·桑顿（Jenny Sundén）概括的那样，社交网站让用户能“虚拟出一个真实的自我” 7 。
不足为奇的是，一项对社交网站上的个人账号的分析显示，用户的自恋，即对自己和他人对自己的看法感兴趣的倾向程度很高 8 。毕竟，谁不想让别人知道我们的生活有多么成功呢？不过，这种网络自恋程度也是因人而异的。并不是每个人都喜欢上网。例如，我的妻子就拒绝加入各种社交网站，也不喜欢出现在公共场合。和我妻子一样，许多前网络时代的人都不了解科技的进程，认为把宝贵的时间、精力和隐私浪费在网络社区中是毫无必要的。他们从不使用YouTube或Facebook，最适合发布琐碎动态的Twitter自然也在其列。但是，就算最顽固的守旧者也在挣扎和抗拒中被强行带入了一个新时代。最近10年才迅速涌现的社交网络正在改变人与人之间的交流方式，并会在自我同一性中起重要作用。如果自我幻象是正确的，那么社交网络的流行度还会持续上升，并会越来越大地影响到下一代甚至下下一代的自我认识。只要我们还是社会性动物，社交网络都会以各种形式存在。
这是因为我们都想被别人关注。一直以来都有调查显示，西方国家已然接纳了名人文化。当3 000多名英国家长被问及他们那些10岁左右的孩子长大以后想做什么时，1/3的人告诉调查者，他们的孩子想做运动员、演员或者明星。不妨做个对比，25年前的答案版本是老师、银行家和医生 9 。现在的孩子们为了功成名就而想成为名人，因为他们将名利直接等同于成功。一项对英国教师与讲师协会（UK Association of Teachers and Lecturers）的调查发现，比起成为学术天才，大多数学生更愿意做名人 10 。网络提供了一个易接收、可更新的平台，让用户能够自由追星或自行炒作造势，以此推动人们对名利与声望的追逐。名利角斗场的门槛已被摧毁，任何人都能在网络上找到追随者，为他人所瞩目。
对大多数人来说，网络首先是一个社交平台。根据专门分析消费者行为的尼尔森公司（Neilson Company）的调查数据，人们把大部分的上网时间都用在了社交网站上，并且使用时长还在连年递增 11 。截至2011年8月，单是在Facebook上，我们每个月就会花费超过7 000亿分钟。1/5的美国成人拥有一个博客，超过半数的美国人拥有至少一个社交网站的账号。即使在上班时，我们也在使用社交网站：美国人平均每个月将5.5个小时的上班时间用于社交网站 12 。
社交网站在年轻人中的流行度甚至更高。现在，如果你在西方国家长大，年龄在16岁到24岁之间，那么上网对你来说就是必不可少的。与更年长的人相比，这个年龄段的人将大半的上网时间用在社交网站上。
许多西方国家的青少年都认为，除非保持在线，否则他们就会感觉不到自己的存在。
上网已经取代了操场活动或商场购物等休闲方式 13 。此外，网络还打破了社交的时空限制。我们过去会让孩子放下电话筒，而到了现在，他们已经有了自己的手机，能够随时上网聊天。英国通讯办公室（Ofcom）的最新数据表明，在英国青少年中，一半的人拥有一部智能手机，而成人的占有比例则是1/5 14 。手机的最大用途不是打电话，而是访问社交网站。2/3的青少年使用智能手机进行社交，1/3的人在吃饭的时候仍然使用手机，还有近半数人甚至在浴室与厕所里浏览社交网站。难怪有60%的青少年用户认为，自己已经对智能手机成瘾了。哪怕学校放学、商场打烊，或是移居他地，他们都不曾停下来过。
若是效应存在的话，在线活动会怎样影响青少年的发展呢？儿童的社会化进程始于婴儿时期。在此期间，父母将全部注意力都放在他们身上。而进入幼儿园之后，他们逐渐脱离父母的庇佑，在操场上和课堂中与同龄人竞争。因此，儿童在发展早期将父母视作行为榜样，在童年期和青春期却会试图疏远家人，让自己能在同伴间建立起一个独立的身份。作为一位父亲，我必须承认，同伴的想法远比父母的期望更有影响力。这或许不是一件坏事。虽然不是心理咨询师，但我认为，若父母不允许孩子在同伴中建立新身份，这种强势专横的养育方式必然会在遥远的未来导致许多问题的产生。这些都是在西方国家的青少年身上普遍存在的问题。在这段自我建构的混乱期，他们满怀希望地以新面貌进入成年早期，内心充满了直面世界的信心。
正如每一个西方国家的家长所了解的那样，青春期是一段充斥着叛逆、逞强、炫耀、冒险、越界、争吵、泪水、战略性效忠与马基雅维利式谈判的时期。一些人认为祸因是大脑尚未发育成熟，这一观点让“青春期大脑”的假说广为流传。该假说认为，大脑前额叶是最晚发育成熟的神经结构之一，在青春期，这部分脑区对行为的抑制性控制功能尚未发展完备，该功能的缺失不可避免地导致了青少年的任性行为。青少年对社会评价高度敏感，但这就能解释他们冒险行为的增多吗？心理学家罗伯特·爱泼斯坦（Robert Epstein）认为，青春期大脑对青少年犯罪的影响其实是子虚乌有，青少年犯罪与文化及教养方式更相关 15 。青少年品行不端现象在前工业化国家中并不存在，而是现代社会与媒体刻板印象的产物。爱泼斯坦还详细描述到，在西式媒体与教育制度到来之前，加拿大的因纽特人中并不存在青春期叛逆的问题。对于他来说，与我们在西方国家的青少年身上看到的问题更相关的，是外界孤立，这迫使他们建立起自己的社会群体与等级制度。通过归属、竞争与建立自尊，关于名望的尊卑顺序产生了。在这种情况下，青少年就会认为，为了在同伴中获得名望，他们必须要与外部世界决裂。
还有人则认为，青少年的冒险行为是的确存在的。虽然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受到文化的影响，但在对风险的理性判断上，青少年的表现与成人无异。他们进行冒险并非冲动所致，目的实则是要证明自己。发展心理学家劳伦斯·斯滕伯格（Lawrence Steinberg）通过实验证明，在单独作业的情景中，青少年的虚拟驾驶任务成绩与成人不存在显著差异，但当有朋友看着他们完成任务时，青少年则会表现出更多的冒险行为 16 。在这种情况下，青少年的超速与闯红灯行为增加了50%，而成人则没有显著增加。一种神经学的解释是，在青春期阶段，大脑的奖励中枢高度活跃。当青少年在朋友面前获胜时，奖励中枢的高度活跃带来了更多的快感，让胜利的滋味变得更为美妙，冒险因此也就有了价值。仅仅成功是不够的，此时还需要观众。
在西方，青少年面临着这样一种困境：一方面，他们想要为同伴所接受；另一方面，他们又需要让自己变得与众不同。因为能够彰显独特，音乐、时尚、电影以及性都是他们最为关注的话题。同时，它们都是社交网络中与“喜欢”和“不喜欢”相关的热点，这并非巧合。你每次发布状态的时候，都是在邀请你的同伴对此做出回应。你的动态并不是供私人查看的，而是在向世人昭示你的存在。“你很重要。”相关评论与造成的影响都在这样告诉你和别人，并且比起自己，他人是更重要的告知对象。我们都想要得到别人的注意，而这种追求就是社交网络的核心。
我们为什么对社交媒体上瘾
今年的早些时候，著名的英国演员海伦·米伦（Helen Mirren）女爵士开始关注我。当我发现她关注了我的Twitter账号时，我并不在这位奥斯卡奖获得者最常去的伦敦和洛杉矶，而是坐在我位于萨默塞特（Somerset）的家中的餐桌边上，正利用闲暇时间浏览我的Twitter。那一刻，看见我被账号@HelenMirrenDBE关注 (10) ，我的心漏跳了一拍。
在社交媒体网站，你能发布个人想法。这就像是面向整个世界发送开源文本，任何关注你的账号的人都能阅读你的状态、照片以及推送的网站。目前，我在推特网有约8 000名关注者，这比我在生活中认识的人的总数都多，但如果你让我坐下来说出他们的名字，我甚至连上百个都说不出来。不过，在社交媒体的金字塔中，这个听起来十分可观的数字其实微不足道，许多你从不曾想过会引来追捧的账户都拥有大量拥趸。世界顶级职业自行车手兰斯·阿姆斯特朗（Lance Armstrong）和演员布伦特·斯皮内（Brent Spiner）的关注者数量都有远超百万之多。布伦特·斯皮内是谁呢？正是那位在《星际迷航》（Star Trek ）中饰演生化人“数据”（Data）的演员。毕竟社交媒体上可是有很多“星际”迷！
究竟是什么让社交媒体如此具有吸引力？我们为什么关注别人，又为什么想要获得别人的关注？这也许可以归结到几个与自我有关的问题上。第一，人类大脑十分爱好八卦：我们都爱管闲事，想知道别人的一切动向，甚至包括他们当天的早餐内容。
第二，我们希望自己的观点得到别人的支持。当有人对我们的观点做出积极回应或是将其与他人分享时，我们就会感觉到这证明了自己的正确性。当然，若是招致了反驳或嘲笑，我们的自尊就会受到打击。拥有关注或不关注他人的选择权，意味着社交网站的用户可以自由关注那些与自己有相同的态度与价值观的人。
第三，我们还希望自己是第一个知道某个消息并将其广而告之的人。这是我们在童年时常做的事，你还记得抢在别人前面把消息散布到操场上是多么重要吗？如果你是最后一个得知此事的人，这显然反映出你在信息的啄食顺序中的地位不高。因此，捷足先登让我们增强了自己在群体中的重要性。此外，社交媒体的吸引人之处还在于，如果你有大量的朋友或关注者，你就会觉得自己十分重要。你的自我价值感得到了验证，并且自我重视程度还会随着朋友和关注者数目的增长而加强。
第四，社交媒体广受欢迎的另一个原因是，名人十分愿意用它来发布自己的日常想法和最新动态。在过去，这些对于普通大众来说都遥不可及，而突然有一天，我们却能以意想不到的方式走进名人的生活。一方面，公众一直以来对名人逸事的兴趣都是无止境的。早已有一整条花边新闻产业链顺应这种恶趣味而生，提供八卦以满足大众胃口，但社交媒体较之却更胜一筹，因为它发布的消息来源正是名人自己。另一方面，名人也需要拥有关注者，毕竟若是没有粉丝，他们就会淡出公共视野，而失去关注常常也意味着失业。因此，大部分名人都已经有了自己的账号。事实上，他们发布的信息很多都是由职业写手撰写的，以保证表面上的亲和力与清晰性。
被海伦·米伦关注，这样的事无疑是提升自尊的一大助力。每当地位更高的人向我们示好，我们就能借助这种联系提高自己的身份。这也就是常说的“沾光”。当别人获得成功时，许多人都会感到与有荣焉。粉丝之所以对支持的明星或团队抱有如此高的热情，其原因便大致在此。最典型的例子就是体育爱好者，我就曾在酒吧中听到过许多相关争论，譬如球迷对球队经理的决定感到痛心疾首，程度之烈，仿佛有家族世仇一般。粉丝甚至频频使用代词“我们”，仿佛他们就是团队中的一员 17 。社交媒体的出现使得名人似乎变得更容易接近，只要名人有个人账号，任何人都能关注他们，这就加剧了粉丝的认知失调，造成了一种有趣的社会现象：我们对这些在平常生活中本无机会接触的人产生了亲近感。社交媒体的相对开放性也造成了一些问题。一些人认为他们与自己的关注对象十分熟悉，这和那些疯狂缠扰名人、认为自己与被跟踪者共同生活的人无甚区别。
一位名叫卡尔·奎因（Karl Quinn）的澳大利亚记者指出，有些人会用社交媒体发送一些十分残忍的信息，并将其传递下去：“许多人其实不能确定，自己究竟认为名人是有血有肉的真实人类，还是只是方便人们群起而攻之的人形瓷像 18 。”问题在于，受害者一旦出现，大部分人都会比我们想象中更愿意成为加害者。此外，由于社交网站的极化作用的存在，当我们受到煽动或自觉有对他人评头论足的需要时，态度与观点就会自然而然地朝极端的方向发展。观点扭曲、缺乏反思时间与感知距离的仓促交流及匿名性质，这三者结合起来，让社交网站成为表现失常的绝佳平台。
这里就涉及一个与线上线下自我的差异有关的重要问题：
如果我们在网络上的表现与在现实中不同，而自我又是真实存在的话，那么，究竟哪一个才是真实的自我？我们是否能划清思维与行为之间的界线？如果我们的行为是虚拟且匿名的，这是否意味着它并不能完全代表真实的自我？
也许有人会说，现实生活中的社会规则与服从压力很强大，因此线下活动无法反映我们的真实态度和思维。但如果只有在网络上那种缺乏反馈与社会排斥的情况下才能进行表达，这样的“真实自我”又该被归于何类呢？当认为自我能够脱离环境与他人的影响独立存在时，我们需要谨记，这样的自我只是一种幻象。或许还有人会说，其实自我只有一个，只是随情境的不同而有不同的行为罢了，然而这正是自我幻象的核心。我们受环境与他人的影响比想象中的深远得多。正如那些认为自己能够控制饮酒量的酗酒者，自我幻象让他们不能看清他们到底是在何种程度上受到外部影响的支配，而这些影响则是我们自身无法控制的。
不过，我可以肯定地说，你们一定想知道更多在海伦·米伦关注我之后发生的事吧。她是什么样的人？她在早餐时吃什么？很遗憾，我用自我重要感欺骗了自己。当我查看她的主页时，我发现她只有216个关注者，很显然，这个“海伦·米伦”是假的。社交网站上存在这样一类用户，他们发布具有攻击性的信息，或是假冒他人，以搅乱网站的正常秩序为乐。这个假账号正是如此。我甚至不知道海伦·米伦是否真的在使用Twitter，但如果她用的话，她的关注者一定成千上万。那个清晨的某一刻，当我以为她关注了我时，我的心漏掉了一拍，仿佛重回青春年少。那也许能极大地提升自尊，但知名如海伦·米伦，又为什么会在我这样的迂腐学究身上花费时间呢？不过话说回来，即使身为名人，她有时也可能会对凡夫俗子的尘世生活产生兴趣。归根结底，她也是人。
像博格人一样交流
一些评论家为社交网站的快速发展表示担忧，并预测它会造成人类文明的崩坏。我们已经听说过许多类似的末日预言，其内容就是对包括书本、广播和电视在内的大众传播媒介的谴责。担忧之一是，因为在社会化的关键期失去了在现实生活中与人交往的基本能力，青少年的大脑正在我们的纵容下被永久损毁 19 。随着大脑额叶神经通路的可塑性降低，他们无法获得由现实社交活动刺激生成的足够的注意力广度，于是被永远锁在了正常社会化的门外，在成年后也无法拥有正常心智。总体而言，社交网站和在线活动取代了正常的社交环境。更需要警惕的是，有证据显示儿童孤独症的发病率上升可能与网络的普及有关。
然而，这类观点的科学依据十分贫乏。首先，可以说网络实际上对那些社交困难的人有所裨益 20 。其次，网络在幼儿发展早期阶段作用有限，所能取代的正常社交活动很少。很少有幼儿能在1岁之前上网。正如发展神经心理学家多萝西·毕夏普（Dorothy Bishop）所指出的那样，上网导致孤独症的说法是十分荒谬的，幼儿在入学并使用电脑前的发育状态普遍良好，而患有孤独症的儿童通常在两岁左右就会被诊断出来，而不会在童年中期突然发病 21 。谈到社会化，人类大脑所具备的适应性与机智程度之高，足以令人瞠目结舌。只要有社交活动的存在，无论数量多少，人们便大可不必担心大脑会发生退化。人类社交的方式说来固化，但在实践中却灵活丰富得不可思议。是的，现在的孩子或许不会像他们的父辈一样，在现实的社交活动中学习礼仪言行，但他们能创造出属于自己的在线上线下交流的方式。举个例子来说，孩子们在发短信时会广泛使用字母缩写，比如LOL（“放声大笑”）、OMG（“我的天啊”）、SNM（“别再说了”）、BRB（“马上回来”）、GTG（“我得走了”）和ROFL（“笑得在地上打滚”）。这是一种以最佳方式表达习语的高效策略，并非由父辈发明，而是形成于自下而上的流行风潮。网络上的许多习惯也是如此。孩子们将会以自己的方式长大，一切都会平安无事。
事实上，还有人认为，网络这种新兴的大众传播媒介不仅不会威胁到人类未来的心理发展，还能让我们回到印刷、广播与电视出现之前的旧时代。提出这项反知觉观点的是来自TED机构的琼·科恩（June Cohen），她是预见这场新社会革命的天才先知之一 22 。她认为，在人类文明发展的大部分时间里，大众媒介是存在于交换新闻、故事、神话、笑话、教育与艺术的人们中间的，这种口头的双向交流甚至能被追溯到进化早期。直到距今数百年前，具备阅读能力的人尚占少数。之后，书本、广播与电视等大众媒介纷纷出现。如果人类历史被压缩为24小时，那么这些媒介直到最后2分钟才会问世。它们与过去的乡村八卦有不同的传播模式，后者是双向交流，而前者则是单向的。正如科恩所说：“电视吸引了遍布全球的观众，却在这个发展过程中毁掉了过去的生活方式。”
在这之后，蒂姆·伯纳斯·李（Tim Berners-Lee）发明了万维网，给人们提供了一种全新的社交体验。如果人类历史被压缩为24小时，这个新传播媒介在最后数秒才姗姗来迟。它比之前的媒介都更为民主化、分散化，互动性也更强。科恩认为，凭借网络，我们又能与彼此进行交流了，不过这一次，交流半径再也不会局限于地域的物理尺寸与实际位置。
这一观点或许是对的，但还有一些劝诫，我们必须铭记在心。现在我们的确又能进行双向交往了，但网络与过去的环境已经有很大的区别。我们不会因为使用网络而心智发育迟滞，建构自我知觉的方式却的的确确受到了影响。这是因为网络正在改变我们的生活方式。变化的不仅仅是可得信息的数量、种类或是经商、娱乐的方式，还有在社会交往中的行为表现。毕竟，用电脑与他人互动并不自然。换一种方式说，以电话为例，电话本身或是通过它进行的交谈并不能重塑人类发展进程，真正造成差异的是，电话赋予了人们与整个群体同时进行交流的能力，这才是问题所在。
在人类历史上，我们尚是第一次能与地球上的任何人进行即时通信，并传递海量信息。
从印刷术到电话，再到计算机，每一项新发明都被视为人类技术进步的里程碑，但万维网的出现对人类文明的深远影响却超越了上述发明。现在，我们能够与任何人交流，并对人类集体智慧的结晶加以利用。许多人都对计算机和软件能够实现的功能惊叹不已。例如，新式可程控微波炉的技术含量就已经胜过了登月。摩尔定律告诉我们，计算机的性能大概每两年就能提升1倍。我之所以总是在换电脑这件事上采取拖延策略，就是因为从该定律考虑，我总认为功能更强大的机型即将面世，目前尚可再稍做等待。根据摩尔定律，我们最终将会面临技术瓶颈，需要依靠一种全新的计算机技术才能将其打破。然而，万维网却不在定律的支配对象之列，并无此局限。因为从根本上看，它就是一个共享人类所创造的知识与理念的媒介。
每一个平凡的人类大脑都比现有的最尖端的计算机功能强大。以网络加以串联，我们就能利用上百万人的集体智慧，对网络上的材料进行重重审核。2005年，世界上最具名望的科学杂志《自然》宣称，全部由网络用户义务编纂的在线百科全书“维基百科”（Wikipedia）的准确率能与《不列颠百科全书》（Encyclopaedia Britannica ）相匹敌。《不列颠百科全书》最早出版于18世纪末，是由被聘请的相关领域专家团队编纂的多卷集传统纸质百科全书。而网络用户则是自愿免费贡献自己的知识储备。如今，维基百科已经由社会捐款进行资助。
不妨设想一下由过多的选择导致的分析与决策困难，这类问题在网络上基本能迎刃而解。你可曾忽略商品的历史评价而进行网购？你可曾选择购买在排行榜上排名并不靠前的商品？我想，这样的经历应该并不多见吧。
无论是选择一本书、观看一部电影、入住一家酒店或是购买一台微波炉，我们往往会忽略专家的建议，而更注重其他用户的反馈。
因为我们认为这些人并未收受商家的好处，因此不会说谎，在反馈中比专家更加诚实。在网络上，到处都有人在邀请我们给出自己的观点，正如古罗马斗兽场中的观众受邀以手势决定角斗士的生死一样。根据之前提到的尼尔森公司在2010年的调查报告，多达1/5的网络用户经常对电影、书籍、电视节目、音乐、服务以及消费型产品提供反馈意见。大量用户的集体经验产生了具有高度一致性的舆论，影响着我们的决策。当然，做出决定的人是你自己，但决策的基础却是他人的想法。
由踩踏事件可以看出，因为存在从众的成分，蜂群思维并不是完美无缺的，好在网络能有效降低盲从的负面影响。当能在网络上保持匿名时，诚实与异议都能受到保护。诚然，总有一些人尝试用虚假的推荐与批评颠覆这种秩序，但时间总能沉淀泥沙，令江河万古不废。前几年，学术界就发生了一场极其轰动的罗生门事件：著名的英国历史学家奥兰多·菲吉斯（Orlando Figes）被控以匿名书评者“历史学家”的假身份在亚马逊网站上大肆抨击同行作品。菲吉斯声称会对该指控采取法律措施，最后却尴尬地发现，这其实是他的妻子所为，其目的是打压丈夫的竞争对手 23 。不过，一些人倒是会把她称为“贤内助”。
既然能带来如此多的益处，网络的发展自然势不可当。毋庸置疑的是，在今后的几年中，随着网络平台对社交能力的提升，上网的容易度、效率、速度与容量都会得到进一步完善。未来的某一天，我们甚至有可能通过具有生物兼容性的平台融入网络本身，但对人类文明最具重要性的根本变革其实在于，来自西方国家的我们现在已经能与所有的个体彼此关联。我们从集体智慧中受益，成了人形“博格”，“博格”是《星际迷航》中一个虚构的宇宙种族，成员之间通过某种复杂的子空间通信网络相互连接，从生理上完全剥夺了个体的自由意识，严格奉行集体意识。但我们并非“博格人”，而是独立自主的个人，至少我们自己是这样认为的。
挖掘数据之山
万维网进行曲听来有破竹之势，但与此同时，它还包含了一个严重的问题。自然选择告诉我们，规模的增加会降低效率。就网络而言，它的规模正在变得过于庞大，也就是说，尾大不掉。在互联网领域处于全球领先地位的思科公司（Cisco Systems）曾计算过万维网上究竟生成并储存了多少数据。思科首席未来畅想家，即公司未来发展战略的制定者戴夫·埃文斯（Dave Evans）这样说道：“在2009年，人类就生成了比过去5 000年加起来还要多的数据 24 。”有这样惊人的数字，即使说它代表了一整部人类历史亦不为过。简言之，信息数量太大了，所以难以进行加工处理。然而，其中大部分都是无用的垃圾信息，譬如八卦和煽动性消息。社交媒体领域的专家丹雅·博伊德（danah boyd，出于某些原因，博伊德拒绝将自己的姓名首字母大写）这样评论道：“如果不多加小心，我们将会在互联网领域发展出精神上的肥胖症，发现自己在不停地消化一些对个人和社会都毫无益处的信息 25 。”网络上的大部分内容都可以被称作信息化的垃圾食品，因此，有一些搜索引擎会使用精妙的模型化算法对相关信息加以过滤。每当我们搜索信息时，搜索引擎会分析那些被查找类似信息的人查看过的网页，并按照相关程度对其进行排序。这个过程利用了群体的力量以形成搜索结果，无疑是十分美妙的。在挖掘数据这座不可逾越的高山时，我们可以应用来自他人的集体知识，将无关的部分过滤去除。
过滤无关内容的问题在于，它会剔除一部分信息。每次上网时，搜索引擎都会记录我们的动向，以及我们提供了哪些关于自己的信息。机器并无恶意，绝非是监视或控制我们的行为，只是在试图呈现相关性最高的信息。然而，埃利·帕雷瑟（Eli Pariser）却认为，这是一个十分严重的问题。在《过滤泡沫》（The Filter Bubble ）一书中，他详细阐释了为什么搜索引擎具有潜在危险性 26 。
他还提到这种个性化记录如何让检索到的信息失真走样。例如，埃利和他的朋友几乎都支持左派，但他为了拓宽视野也会在Facebook上关注一些右派人士的账号。可不久之后他便注意到，因为这些账号与他的交际圈关联性不高，Facebook就将它们所发布的信息自动过滤掉了。过滤软件将他密封进了一个气泡，与异见彻底隔离开来，这就是所谓的“过滤泡沫”。
物以类聚效应：互联网中的极化现象
认为我们能和网络上的每一个人产生联系并拓宽视野的观点是错误的。软件在搜索过程中必须使用过滤器，以去除数据山中的冗余信息，在这个过程中，它展现给我们的结果只是它认为我们想看到的。但是，我们不能将这一切怪到软件的头上，因为在现实生活中，我们也会对注意的对象进行过滤。我们倾向于加入拥有相同理念的社交网络，结交与我们最为相似、在价值观与主张上与我们见解相合、能在交流中互惠共赢的人。我们习惯于与他们一起读相同的报纸、看相同的电视节目，连业余爱好也很接近。这样的同质相吸原则或许能增强团队的凝聚力，但与此同时，也将我们与那些持不同价值观的群体隔离开来。换言之，这会助长极化作用。比方说，一项对全球变暖的态度的调查显示，在共和党人中，相信地球正在变暖的人的比例在2001年为49%，在2010年则跌至29%；对于民主党人来说，比例则由60%上涨到了70% 27 。两党的观点非常不同，仿佛是生活在不同的星球上。
也许有人会认为，万维网应该抵制这种同质性倾向，让我们听见更多不同的声音，以开阔眼界。社交媒体的确以鼓励陌生人关注彼此的方式做过这样的努力。如果你的关注者对所看到的内容抱有看法，他们能在一个公开的平台上发表评论，或以提到你 (11) 的方式与你进行交流。通过这样的方式，你能知道是否有人在注意着你。此外，用户还能转发自己喜欢的由关注对象发送的状态或链接，将这些信息的影响力从发布者本身扩大到其他的陌生用户中去。这就像是在对别人大声呼喊：“大家注意了，快看这个人在说什么！”如果发布的是重磅消息，它就能在“朋友圈”内极快传开，速度远迅于传统渠道。也就是以这样的方式，Twitter用户在2011年5月全程“目睹”了美军击毙本·拉登的秘密行动：住在本·拉登居所附近的苏哈比·阿塔尔（Sohaib Athar）在无意间直播了袭击的整个过程。他后来在Twitter上这样说道：“哇哦，现在我已经是无意中直播过猎杀本·拉登行动的人了。”在这次袭击之前，苏哈比只有750个关注者，而关注者的数目在之后增加至9万人。时至今日，用户已经可以通过手机客户端登录社交网站，而不必一直坐在电脑前。难怪短小精悍的Twitter信息让博客和网页都显得如此冗长无趣，它简直就是社交网站中的霹雳可卡因（crack cocaine） (12) 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