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通过社交媒体认识陌生人很容易，群体还是在不可避免地同质化，人们更有可能关注那些与自己有着相同年龄、种族、教育背景和性格的人，而对持不同意见的人则会取消关注。曾有一项研究调查了超过10万名Twitter用户，这些用户在6个月内总共发布了上亿条信息。从内容的积极性与消极性的角度出发，研究者分析了他们发布的信息 28 。积极性高的信息有类似“没有什么比痛痛快快地洗一次澡，再修面剪发来得更棒了”“我真爱它”或“感谢你的关注，我也会关注你的账号，我认识的人都挺棒的”，而消极性高的信息则为“她根本不值得我为她哭，但无论如何，我还是哭了”和“我生病了，病情让我的脸变得如此憔悴，我爆发了”之类。当研究者分析群体的社交网络时，他们发现一个群体通常具有相同的性格特征，这种聚类效应如图8-1所示，性格积极向上的用户倾向于与另一些积极的用户建立联系，而拥有消极性格的用户也会认识更多的倒霉鬼。这就像是一场在Twitter用户中蔓延的情绪性传染病，它与前文提到过的镜像神经系统有类似之处，不过这一次，“镜像”的过程是完全在虚拟空间中发生的。不言而喻，聚类效应会推动极化作用。一项对在2010年美国国会中期选举期间发布的25万条Twitter信息的分析显示，左右派人士转发的信息都严守本政党路线，坚决杜绝内容来自对方阵营 29 。
图8-1 对Twitter信息的分析揭示了显著的聚类效应
摘自博伦（Bollen）等人在2011年的研究，已获得版权许可。
而且，有进化后的大脑机制这一大绊脚石作梗，与上千用户进行交流在理论上可行，但现实中却无法实现。研究者在分析了170万名Twitter用户在约6个月内发布的信息后获得了重要的发现 30 。随着关注者数量的增长，基于注意力的节省机制，用户与单个关注者互动的能力逐渐下降。我们只能与数目有限的人进行有意义的交流，时间与精力的有限性决定了我们无法对每一个人做出回应。
事实证明，在社交网站中，能维持长期关系的关注者数目的峰值在100~200人。
巧合的是，每一位Facebook用户平均拥有130个朋友。这个数字看起来是否有些眼熟？这是当然，因为它与邓巴的计算结果不谋而合了，这是我们在第1章中提到的理论，邓巴用脑皮层面积与群体规模的比率推测出人类最适宜的群体规模上限为150人。由此可见，这个数字对我们在社交网站这一虚拟世界中的活动的预测精准度之高，并不逊于它对现实世界的推测。
群体性孤独
人们认为，技术能将我们从尘俗事务中解放出来，让我们更加快乐。20世纪的广告总是充斥着这样的预示：到了下一个纪元，这个世界将会高度自动化，人们随处都能寻找到即时的满足感。计算机在20世纪60年代问世，并于20世纪八九十年代在西方国家得到普及，在此过程中，我们被告知将会凭借它获得更多的自由，以打发闲暇时间、进行娱乐活动，并能将更多的时间花在与亲友相处上。如今，计算机的确使许多事情变得简单了，但说起来有些荒谬的是，太多人将时间都倾注在电子屏幕前，而无暇与身边人进行交流。我的同事西蒙·巴伦－科恩（Simon Baron-Cohen）是一位孤独症领域的专家，他曾计算过，自己平均每天要回复50封电子邮件，每年在这上面会花费超过1 000个小时的时间 31 。而我的在线时间比他更长。虽然我每天不会收到这么多的电子邮件，但我仍然每天都泡在网上，甚至已经记不得上一次一整天都远离网络是在什么时候了。即使是在度假和旅行中，我也会保持在线。
在做研究和备课之外，我一直都在使用社交媒体与人们保持联系，比如发电子邮件，写博客，使用Twitter、Skype、LinkedIn和Facebook等。通过使用台式电脑、笔记本电脑、苹果平板电脑和智能手机，我能随时随地保持在线。即使是在用电视收看某些重大事件的报道时，我也会登录各种社交网站账号，以便能在收看之余时时了解其他人的看法。据我自己的估计，我的在线时间从早上7点起一直延续到半夜，至少占了我清醒时间的一半，远远超出1年3 000小时的水平，以任何一类人的标准来看，都是过长了。我知道这不太正常，也许也不利于健康，但还是比不上我处于青春期的女儿们的在线时间。西方人已经越来越沉迷于在线活动。一部分人呼吁，对网络的过度依赖应该同其他类型的成瘾一样，被视作病症，虽然精神病学家并不认为这构成一种明确的障碍。
我的网瘾始于2009年，那时，在我的第一本书的出版商的要求下，我开始上网，并使用各种社交网站。最开始，出版商要求我撰写博客。在那时，我认为写博客是一种自我放纵的行为，但还是同意为了宣传我的书做一个尝试。在最初的不情愿之后，我竟然很快迷上了它，开始乐于接受此渠道中的各种反馈。读者能对我的每篇博文进行评论，而作为博客的管理者，我能看到访客的名字和数量。仅仅为了一些看不见的读者发博客是不够的，我还需要从他们身上获得这样一种证明：我的努力和观点都是受人欣赏的。而这能通过所谓的“访问量”，即人们访问我的博客的次数体现出来。因为网络加快了交流的速度，这一性质让读者反馈的强度得到了增加。对科研论文的同行评审与批评家对出版物所做的评论总是耗时漫长且不可预测，而社交网络则具有这两者不具备的优点，即创造出一种由读者反馈而生的即时满足感。如果公众以激增的访问量与正面评论对我们的作品做出了积极的反馈，我们的努力就会受到肯定，并因此感到心满意足。
从条件反射行为的相关实验中，我们能获知这种满足感的来源。关于条件反射，它最早是由俄国生理学家伊凡·巴甫洛夫（Ivan Pavlov）在19世纪90年代发现的。巴甫洛夫观察到狗在进食前会分泌唾液，并认为这是因为它们已经学会了预估进食时间 32 。在这之后，他又在给狗提供食物的同时启动蜂鸣器而不是外界通常传说的摇铃铛，使得狗最终只需听到蜂鸣器的声音就会分泌唾液。也就是说，狗已经学会了把声音与食物联系在一起。这是一项十分重大的发现。实验者能用奖励对狗进行训练，或是让它们习得条件反射，以此改变狗的行为，使它们对外界的一系列刺激做出反应。这一发现迅速催生了一个全新的心理学流派，也就是行为主义。行为主义发源于美国，代表人物有J.B.华生（J.B.Watson）和B.F.斯金纳（B.F.Skinner），他们宣称，任何一种复杂的行为都可以用奖励和惩罚进行塑造 33 。而到了今日，我们则了解到，强化行为的其实不是奖励，而是对奖励的期望，正是它带来了满足感。
因为在我们的大脑深处靠近脑干的位置，有一个奖励系统。该系统由15 000~20 000个多巴胺能神经元组成，通过由这些细胞发出的神经纤维与其他脑区相连。大脑中包含着数以亿计的神经元，而该系统包含的神经元数量虽然少，却是掌控人类行为的极其关键的“快乐中枢”，这着实奇妙。这些神经元给予了我们预测与期待奖惩的能力 34 。一旦没有了它们，我们就会陷入无法进行决策、行为失常的悲惨境地。当条件反射实验中的动物被试学习到通过按压杠杆或啄动圆盘就能获得奖励这一规律时，它们的大脑就会释放多巴胺，正是这种神经递质而非实际的奖励强化了相应的行为。我们之所以能知道不是真实奖励的作用，是因为在已有的实验中，即使没有任何的食物奖励，在快乐中枢被植入电极的大鼠也会持续进行自我刺激，直到因饥饿而死 35 。而当顽固性癫痫患者在手术中于同一脑区被植入电极后，他们也报告说获得了快感。从赌博到性，在许多使人成瘾的行为中，让我们获得强烈满足感 (13) 的都是由期望带来的兴奋。
此外，强化行为的最佳方式其实是偶尔为之的奖励，也称作间歇性强化。大脑总是在试图找出环境中的各种规律，而由于所能获取的信息与反馈通常是不完全的，大脑会允许这种不连续性的存在。当我们发现某些行为可能会带来积极奖励时，我们会将其重复进行，试图重获快感。若奖励只是间歇性出现，我们进行重复尝试的时间就会更长。这也就是赌博背后的强化原理。为了获得间歇性的奖励，随着赌博的进行，我们在上面花的时间和金钱会越来越多 36 。同样，只需要让人偶尔赢回本金，老虎机就能吸引游戏者一直玩下去，并付出越来越多的钱。正是多巴胺引发的期望才让这些行为如此持久。
条件反射的这一原理同样能解释在线活动的行为规律。为避免错过某些重要的或有趣的事的发生，我们“不得不”时时查看邮箱，或从在线群体中寻求肯定。
每一次登录邮箱或博客时，我的行为都与斯金纳的条件反射实验中的大鼠如出一辙。最开始，我的博客的动态少得可怜，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访问量开始渐渐增长。在一个月之内，我已经开始每天查看博客动态，在访问量剧增或收到正面评论时欣喜若狂，在访问量增长缓慢或收到差评时沮丧不已。其实前者只是偶然出现，多数时候都并无大事发生，但正是这间歇性出现的反馈让我获得了更多的鼓励。我已经对访问数字上了瘾，总是试图获得更多的点击与评论，由期望触发的激增的多巴胺水平成了医治我的最佳良药。
因此，网络具有成瘾性和危险性，特别是在沉浸式虚拟现实类的游戏中，因为这种游戏能让人在虚拟世界中耗费大量时间。在2010年，韩国的互联网用户在总人口中所占的比例已经跃居全球第一，在4 600万人中占81%。绝大多数的韩国人在提供快速廉价的网络服务的网吧中度过了他们的在线时间，而这带来了极其严重的后果。因为将大量时间投入了网络活动，且在现实生活中缺乏锻炼，许多人患上了严重的生理疾病，如关节肿胀、肌肉疼痛等。有时，受到伤害的不仅仅是这些人本身。就在2010年，该国的一对男女通过网恋结为夫妻，但他们的孩子却不幸早产 37 。然而，这对夫妇却决定继续在网吧中消磨时光，并在一个在线游戏中抚养了一个虚拟婴儿。他们每天只回一次家去喂养他们那个现实中的孩子。这个婴儿由于无人照料，最终死于严重的脱水与营养不良。毫无疑问，这是一个极端的例子，缺乏照顾的不只是这个孩子，还有千千万万诞生于贫民家庭的孩子们，但这个例子毕竟表明了人类面对网络时的意志力缺失。最近，我接待了一个来自美国的高级知识分子家庭。晚餐时，在最初的寒暄结束后，所有人一哄而散，纷纷去查看电子邮箱、Facebook账号或其他网络信息。不只是大人，连孩子们也是如此。某一刻，我从笔记本电脑的屏幕上移开视线，结果发现房间里的其他人都一言不发，沉浸在属于自己的网络世界中。曾经，我们将工作时间与家庭时间划分得很清楚，而网络却将这些界线永久地摧毁了。大部分人会始终保持在线，并热衷于这样的生活方式。就像药物成瘾一样，许多人都会在无法上网时产生戒断症状，如焦虑与易激惹等。
当马歇尔·麦克卢汉（Marshall McLuhan）提出诸如“地球村”“媒介就是信息”之类的理论时，他也预言了当今人类被科技影响并控制的方式 38 。早在20世纪60年代万维网被创造出来之前，麦克卢汉已经预言到，人们的独立性会在通信技术的影响下变得越来越低。他还认为，人们会尝试将自我延伸至他人身上，并在这样做的过程中互相造成影响与受到影响。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们是通过通信媒介以错综复杂的方式相互关联的。无独有偶，麻省理工学院的社会学家雪莉·特克尔（Sherry Turkle）也在新书《群体性孤独》（Alone Together ）中描述了人类的互动模式从“面对面”到“终端对终端”的变迁 39 。我们在线的时间越长，花在现实生活中的时间就越短，这就意味着我们的生活不再那么受身边人的影响，自我改由所处的媒介塑造。一些人认为这十分可怕，而另一些人则认为这能让自己从现实生活的局限中解放出来，获得自由。
我们都爱《第二人生》
如果你身材肥胖，待业在家，靠政府救济为生，毫无逃离贫困生活的希望，你会如何是好？从2003年开始，即使你在现实中穷困潦倒，也能在另一个世界里找到重新开始的机会。有一款名叫《第二人生》的虚拟世界网络游戏，在游戏中，玩家能创建出一个全新的账户，与其他用户一起过着长生不老、无忧无虑的生活，在这里的玩家能享受永远的美貌、健康与富足。
大卫·波拉德（David Pollard）和艾米·泰勒（Amy Taylor）都想逃离他们平淡无奇的生活 40 。他们都住在英国的海滨胜地纽基（Newquay），这里已经成了酗酒成瘾的青少年们的麦加圣地。每年夏天，他们都会成群结队来到这里，靠着寻欢作乐度过整个假期。这座城市终日喧嚣不宁，我能够想象，像他们两位一样住在这里，没有工作，前途毫无希望，一定是十分压抑的。事实上，他们的确想要逃离这种单调乏味的世俗生活。为此，他们玩起了《第二人生》，在这之前，两人在一间网络聊天室中结识。在游戏中，他们变成了“戴夫·巴密”（Dave Barmy）和“劳拉·斯凯”（Laura Skye），见图8-2。戴夫·巴密刚刚20岁出头，披着一头深色长发，身高193厘米，身材瘦削，是一名夜总会老板，拥有大量豪宅，对名贵西服和奢侈品有强烈的热爱。而事实上，大卫·波拉德已经40岁了，体重达160千克，肥胖且秃顶，靠救济金生活，住在一个一室的小房间里，常穿T恤和运动裤。
图8-2 戴夫·巴密和劳拉·斯凯
劳拉·斯凯的形象也具有浓厚的异域风情。她与戴夫·巴密年龄相仿，有一头深色的长发，是一位身高182厘米的苗条女郎。她住在一间大宅里，爱穿具有西部风格的紧身牛仔衬衫与靴子。而艾米本人则身材肥胖，一头红发，身高162厘米，与大卫·波拉德一样依赖政府救济金为生。现实与虚拟之间竟有天壤之别，见图8-3。
图8-3 现实中的戴夫·巴密和劳拉·斯凯
当两人以戴夫·巴密和劳拉·斯凯的身份在网上相遇时，他们迅速坠入爱河，并在游戏中结了婚。而在现实生活中，他们也见了面，艾米随后搬去与大卫同居。两年之后，和那对韩国夫妇一样，他们也在现实中结婚了，然而事情从此开始往坏的方向发展。劳拉（艾米）怀疑戴夫（大卫）在游戏中脚踏数只船，便雇用了一位虚拟侦探追查他的行踪。有一天，她果然发现戴夫召妓。在被发现后，现实生活中的大卫向艾米赔礼道歉，求得了暂时的原谅。然而，当艾米发现丈夫在游戏中与一位名叫莫德斯蒂·麦克唐纳（Modesty McDonnell）的女性热情相拥时，让他们婚姻破碎的“最后一根稻草”还是不可挽回地落下了。莫德斯蒂在现实生活中是一名来自美国阿肯色州的55岁女性，名叫琳达·布林克利（Linda Brinkley），曾两度离婚。目睹这一幕后，艾米终于彻底绝望。虽然大卫在现实中并未真正出轨，艾米还是以他行为不可理喻为由提出离婚诉讼。随后不久，戴夫就在虚拟世界中向莫德斯蒂求婚了，即使这对“夫妇”在线下从未谋面。
当人们发现有一对夫妇竟然要为了虚拟游戏中的不合理行为而离婚时，大批媒体涌入了纽基。最开始，这对夫妇拒绝接受任何采访，将所有记者拒之门外。然而，之后发生了一件奇怪的事。两名来自《西南新闻》（South West News ）的记者百折不挠，竟想出了在《第二人生》中进行采访的主意。从远在布里斯托尔的办公室里，乔·皮克林（Jo Pickering）和保罗·阿德科克（Paul Adcock）将账号注册为著名记者“麦姬·保尔斯”（Meggy Paulse）和“贾什利·戈恩利”（Jashly Gothley），想要找到戴夫·巴密和劳拉·斯凯，并进行采访。
乔现在仍然在《西南新闻》工作。她告诉我，自己是在一个常参与在线课程的同事的启发下想到这个主意的。在游戏中，她化身麦姬·保尔斯，成功找到了劳拉·斯凯，并发现游戏中的劳拉比现实生活中的艾米要随和自信得多。最终，麦姬·保尔斯成功说服艾米暂停游戏，走下楼去打开门来，招呼那些聚集在她家门口的记者们。媒体最后终于了解了整件事的来龙去脉。
乔解释道，艾米认为游戏中的背叛比现实中的背叛更加令她难以忍受，因为她和大卫都在游戏中创造了完美无缺的自我。在现实生活中并无完人，我们常常需要忍受彼此的各种缺陷，但游戏里的所有人都被认为是毫无瑕疵的。这就是为什么一旦有人在虚拟世界中出轨，错误的出现就会如此令人伤心。正如乔所说：“艾米创造了一个完美版本的自我，但就算是这样，对大卫来说，却也还是不够好。”
我又问乔接下来发生了什么。很明显，大卫·波拉德最终在线下与琳达·布林克利见面了，但就在这时，现实必定会无情惊破幻梦，毕竟贫贱夫妻百事哀，而他们甚至还远隔重洋。这个道德故事告诉我们的是，现实与虚拟之间的界线有时可能会变得非常模糊。耶鲁大学心理学系的教授保罗·布卢姆提及，曾有一位教授要求她的研究助理对网络虚拟群体进行一些研究 41 。而在研究开始之后，这位研究助理便迅速沉迷于网络。和其他那些“网虫”一样，她爱上了那个虚拟的世界，因此不愿再回到现实中来。如果终日沉迷网络是一种不可抗拒的冲动，它的确会让人对人类未来的发展走向有些担忧。一个人不能同时身处两地，因此不能同时存在于线上和线下的两个世界中，在这样的情况下，有一些东西自然需要让位。两个世界都在争夺时间这一有限资源，而究竟该何去何从，实难轻易定夺。
线上行为也会走偏
某些当权者热衷于在风险情境中追求性满足，为此不惜突破下限，而互联网的出现则让这样的侵犯行为变得易如反掌。2011年，美国国会前议员安东尼·韦纳（Anthony Weiner）因丑闻曝光，不得不引咎辞职，原因是他在Twitter上向自己关注的女性用户发送下体照片 42 。这件丑闻被人们称为“韦纳门”（Weinergate），韦纳大约也因此成了世界上最糟糕的姓氏之一。这其实只是知名男性在网上向女性发送裸照事件的其中一例。在过去，某些男性常在公共场合暴露生殖器官，以获得性满足，而随着社交网站的风靡，这种行为由线下迁移至线上，并且变得更加普遍。
一些人认为，网络的一大用途便是性。一项2008年的调查以超过1 280名青少年（13~20岁）和年轻成人（20~26岁）为对象，发现前者的1/5和后者的1/3曾在网络上发送过自己的裸照或半裸照 43 。据一个交友网站估测，其用户中有接近一半人的婚姻状态为已婚，这些人的注册目的要么是寻找新情人，要么是想要与人调情 44 。也许最著名的相关事件中的人物之一便是美国陆军上校卡塞姆·萨利赫（Kassem Saleh），他在网络上同时追求着50多位女性，并向她们其中的一部分求婚，尽管他早已经结婚了。
发送色情信息是一种相对较新的现象，即利用互联网技术参与远程性活动。来自纽约的心理学家苏珊·利普金斯（Susan Lipkins）从一项对13~72岁的人群的调查结果中发现，有2/3的人曾发送过包含明显色情内容的信息，其中以处于青少年晚期至成人早期者为最多。有趣的是，在超过27岁的调查对象中，这种行为还与独断性、支配性、侵略性等与权力相关的个人特质有关。权力在27岁以下的群体中不是影响色情信息发送行为的主要因素，但在中老年人中却是 45 。互联网传播的便捷高速及与现实的隔离性都导致了这类下流行为的升级。比起现实生活，网络受社会规范的约束更小，也因此很容易让人陷入行为不端的泥淖，在匿名制与远距离的盾牌背后，做出许多在平时无意为之的事来。
当涉及现实与虚拟、道德与不道德行为之间的界线时，最能直接揭示它们的模糊性的大概便是小丑邦格先生的故事了。邦格先生是一个网络形象，居住在一个名叫黏巴达社区（LambdaMOO）的地方。黏巴达社区创建于20世纪90年代初，是世界上最早的虚拟社区之一，在这里，玩家能创造并操控各种虚拟人物形象，而邦格先生是其中十分不受欢迎的那一类。在某一个夜晚，他犯下了一桩臭名昭著的罪行：他在一栋虚拟大厦的房间里使用子例程 (14) 控制了同社区的一些同伴，让他们做出种种变态性行为 46 。
当然，邦格先生的形象只存在于用户的脑中，他在现实中其实根本就不存在。如果在互联网发展早期登录黏巴达社区，你其实只会进入一个属于硅谷施乐公司（Xerox Corporation）的数据库，正是这个数据库为用户提供了滚动出现的社区场景描述文字，环境、物体与所有的人物形象则都由子例程控制。与当今那些应用先进技术设计的虚拟社区，如《第二人生》和《魔兽世界》这类3D游戏相比，黏巴达社区着实太寒碜了。但无论客观条件如何，想象力都能让人很容易就建构出逼真的图像。
邦格先生是由一个远在纽约大学的年轻黑客创造的，他成功侵入了系统，并让其执行一项子例程，以便向其他用户发送各种文字信息。当晚，几位在线的女性用户收到了发自该子例程的信息，文字里描述的是她们的账号如何向下身插入各种器物以获得性快感，而邦格先生这个施虐狂围观了这些场景，大笑连连。整个侵犯都是以滚动文字的形式进行的，它同样是虚拟的，只存在于当事人的想象中。
被侵犯的用户包括一位账户名为“莱格巴”（Legba）的来自美国西雅图的女性，她随后在黏巴达社区的聊天板上公开了自己曾遭受的暴行，并呼吁将邦格先生阉割。几个月之后，她告诉第一个报道此事的记者，当她在写下那些话的时候，“创伤后的泪水止不住地向下流着”。很显然，这对于莱格巴来说并不仅仅是一次虚拟事件，作为受害者，她不能不将它往心里去。这次性侵犯因此跨越了真实与虚拟的界线，已经影响到了当事人在现实生活中的情绪。
有人说，文字并不能真正伤害到人，但从自我幻象的角度出发，来自他人的言语有时可能会非常重要。邦格先生事件暴露了诸多关于同一性、自我以及它们在虚拟社区中的角色等问题，本事件中发生的一切都只存在于文字之中，不过是网虫们操作键盘的结果，自始至终都不存在任何身体接触。但它为什么会引发愤怒呢？为什么当事人会感到沮丧难过？显而易见，人们并没有进行自我催眠，让自己相信事件真实发生过，但在心理层面上，他们还是觉得自己受到了侵犯，一切已经超出了角色扮演的范围。这种愤怒的情绪是真实存在的。虚拟社区是现实的替代物，前文已经提到，仅仅通过简单的电脑模拟，社会排斥与遭到排斥的痛苦就能频频产生。这是因为，虚拟社区激发了我们内心根深蒂固的对人际交往的渴望。
那么，真实的自我在这些在线社区与虚拟世界的案例中到底处于怎样的地位？大多数人都认为我们不是伪君子或两面派，并乐于相信自己具有正直的品行。如果自我是一个连续统一的整体，那么就可以做出这样的推测：人们在网络中的行为应当与线下并无二致。然而，事实似乎并非如此。人们的行为模式其实取决于具体情境，网络亦在其列。你的线上行为模式在线下很有可能是不能被接受的，反之亦然。在网上，你需要表现得直率、可爱并乐于分享，而这也就意味着，你更可能轻易告诉别人你对他们的真实看法，或者轻率地同陌生人调情。总而言之，这样的行为模式在现实生活中很有可能会招来麻烦。
有时候，我们在网络上表现得就像另一个人一样，这甚至会让我们自己都感到惊讶。也许这就是人们如此热衷于上网的原因，在那里，我们能做另一个自己，甚至是做别人，或许这个“别人”还是我们想要成为的人。最起码，我们在网络上遇到的某些人在现实中是遇不到的。对另一个不同身份的追求或许会让老一辈的人感到无比困惑，但我们这一辈人需要了解，这种利用科技逃避现实的需求是如何成为人类心理发展进程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网络最终会将这个星球上的每一个人都吞进它的巨阵，因此，提前考虑它对下一代可能造成的影响和改变显然很重要。我们不太可能真的成为博格人，但在线上自我与线下自我之间来回切换，目前来说已经成了家常便饭。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核心自我这一概念在多大程度上是作为一种幻象而存在的，网络十分清晰地解释了这个问题。
结语
摆脱幻象，成为独一无二的自己
20多年前，当我还在攻读博士学位时，我研究的是婴儿的视觉发展。那时，我十分关注他们怎样移动自己的眼睛。虽然尚不能说话，但他们的眼睛却是通往大脑的窗户，注视的位置与时长能够反映他们的注意对象。在这样的决策过程中，自我起了怎样的作用？仔细想想，我们基本上都是在无意识中完成这个过程的，但以下问题还是值得我们思考的：是谁负责移动我们的眼睛？是谁做了这个决定？新生儿也会用自我支配这个过程吗？在研究婴儿，有时甚至是仅仅出生数分钟的新生儿时，我从来没有真正问过这样的问题，我更关心的始终是他们的注视对象。
对我来说，这一事实似乎是显而易见的：婴儿注视的是他们能够看得最清楚的物体，而物体的清晰与否是由外部环境决定的。我认为他们的大脑中不存在能决定注视对象的预设模型，在生命最初的时候，驱动视觉系统并争夺大脑中眼动系统的注意的，是那些已经存在于客观环境中的具有可视性的物体。而这个过程不需要自我来支配。新生儿并不就注视对象进行决策，他们的大脑系统自出生起便已经具备从外部世界中搜寻信息与进行相关记录的能力。正是早年对婴儿心智的研究拓展了我的视野，让我开始关注自我幻象。
随着大脑的发展，越来越多关于外部世界的复杂模型逐渐被建立起来了，以便对将要发生的事件的地点与内容进行预测。在将这些模型应用于理解现实与预测未来时，我们的灵活性也日渐增长。20年前，我认识到发展是由内部机制与外部环境信息共同作用的，这一基本规则也适用于整个神经系统，从简单的眼动到复杂的思想与行为，莫不如是。自我正是这些神经活动的产物，这就是它之所以是幻象的原因。自我不是在我们两三岁时的某一天突然出现在大脑中的，而是由大量的人类活动与人际交往逐渐塑造而成。自我是心智的产物，而心智则是大脑与其他大脑共同生成的产物。当大脑发展时，自我也会得到发展；反之，当大脑功能衰退时，自我也一定会退化。
我们究竟为什么进化出了自我幻象？就像大脑产生的其他所有幻象一样，自我幻象的存在是有意义的。想一想我们平时常用来代指自己的词语“我”，它提供了一个聚焦点，能将我们所有的经历即时并永久地串在一起。在被用一种有意义的叙事方式编织在一起之前，经历只是一个又一个支离破碎的片段，自我的重要性便在此彰显。如果没有一个固定的聚焦点，在大脑中并行的大量加工程序便需要进行单个处理，而我们对这种极其庞大的运算量显然是束手无策的。幸运的是，自我能够提纲挈领，将所有无意识活动的加工结果关联在一起。有时，若是对这些结果的内容加以慎查，我们就能够更进一步地钻研其细节，但在大多数时候，它们都隐藏在意识背后。
自我幻象依赖于存储在大脑中的信息而生成，这些信息就是我们在理解外部世界时建构的记忆。引导我们进行理解的，既有进行信息搜索的机制，也有我们身边那些帮助我们了解到世界的意义所在的人。如此，身边的人其实是在不断地改变着我们。作为未成年阶段在生命总长度中所占比例最高的种族，人类儿童为此进化出了较强的社交能力，大脑加工的内容也大部分都是与社交相关的信息。如果在发展早期缺乏与他人的互动，即使智力水平保持正常，儿童也可能会永久丧失社交能力。由此可见，早期成长阶段为我们后来的人生培养出了宝贵的人际交往能力，正是在社交过程中，我们逐渐成功地建立起了同一性与自我知觉。
我们并没有进化出将所有的他人都进行批量处理的能力，而是将他们视作单独的个体。比起直面由过去历史、潜在日程、未竟纷争、秘密动机等各类信息组成的复杂集合，处理单独个体无疑更加快速、经济且有效，能够尽可能地优化人际交往过程。最佳的佐证便是，我们的爱与恨都是针对某些特定个体的，而不是针对一个集体。我们并不能因为觉得自己能将道德对个体自我的种种影响都看透，便认为这些伦理准则微不足道、可以抛弃。惩罚与表扬都是被直接给予某个个人，而非那些塑造了他的自我的他人的。那些不相信自我能左右命运的人的幸福程度与满意度都比较低，而能悦纳自我幻象的人则过着事事满足、目标明确的生活。
为什么看透幻象是一件如此困难的事呢？答案也许与本书中提到的各种镜像有关。不妨回想一下之前提到的那些例子：
?在镜子里认出自己的婴儿和动物；
?无法辨认出镜中自我的脑损伤病人；
?模仿他人的镜像行为；
?能让个体感受到他人的痛苦的镜反射触觉联觉症；
?能直接映射他人心智的镜像神经元；
?在房间内有镜子的时候停止偷窃与作弊行为；
?戴着镜面墨镜虐待犯人的狱卒；
?为获得自我肯定而照镜子。
镜子中到底包含了什么对自我的概念如此重要的东西？当我们揽镜自照时，所看见的是自己的外表，但我们相信，那只是自我的外在表征而已，在内部的精神世界里，还存在更多与自我有关的东西。这是我们感知到并知晓的内容。因为他人不能接触到我们的内在自我，他们永远无法了解到真实的我们实际是何等模样。然而，这些都是我们自己的看法，如果它错了呢？如果我们只是一个由他人占主导地位的外部环境创造出来的镜中自我，其实仅仅是他人的倒影，情况又会如何？
回想一下，自出生起至今，以下这些人或事对你造成的不同影响：父母双亲、教育背景、兴趣爱好、婚恋情况、配偶子女、工作与同事、政治观点等。他们在你的生命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记。我们正是用前言中那个不存在的正方形，或是图9-1中不存在的白色圆圈那样的方式建构自我的。
图9-1 自我幻象是外部环境影响的产物
你只是因生命中那些帮助你塑造自我的人和事而存在的，你的生存模式由他们决定。如果将其全部剥离，你最终将无法再继续存在。这并不意味着纯粹的“你”是不存在的，而是说，是环境中的人和事，比如记忆与经历建立起了你的自我知觉，成就了一个独一无二的你。但我们看到的问题在于，这些记忆不是一直都那么可靠，因此建立在此之上的自我也并不如想象中那样精准如一。相反，自我始终在随着环境的变化而变化。我们总是这样乐于顺应他人，如果将生活比作一场芭蕾舞，那么在这场持续进行并不断变化的舞蹈中，我们会顺应各种情况，出演各种角色。
这张图片同时也能表明真实与幻象的基本性质。“你”的存在也许只是一个幻象，然而大脑正是用这些幻象来重构整个世界的。在处理与提取信息时，大脑会在过去经历的基础上努力组织、解释并填充遗失的部分。从图9-1中我们可以发现，相关神经元通路的工作结果就是让人相信那个不存在的白色圆圈是真实的，这也就是你认为自己看见了它的原因。在此过程中，大脑对图片的结构加以考量并最终做出决定，唯一能解释外圈每一个圆都非完整的理由是中间其实存在一个白色的圆，这个圆把其他的圆都遮挡住了一部分。换言之，大脑臆造了白色圆圈的存在，并通过刺激神经元通路来产生这一效果。这或许只是一种幻象，但大脑却认为它是真实的。这并没有什么好令人惊叹的，这只是通过基础的神经生理学知识，模拟了追求整体性的脑结构对秩序的偏好以及臆造可能解释的过程。
如此一来，你为什么就不能发现，自我其实只是一个被反射的倒影呢？这一看法与大脑生成的叙事方式有所冲突。但实际上，许多被认为反映了真实自我的思想与行为都不具备这种能力。我们以为自己有充分的选择自由，但在许多时候，决定却是缺乏审慎仓促而下，甚至极大程度上受人影响。我们十分依赖社会的接纳，所以乐意服从群体的意志。因为我们与创造了自我知觉的大脑是一体的，所以我们不能站在局外人的角度来看待这个隐秘的过程。
在这里，我需要举出最后一个与镜子有关的事例，通过它或许你能够了解到自己其实对大脑的工作过程毫无觉察。
跟我一起做
请现在面对一面镜子，仔细观察你的左眼，在一段时间后再观察你的右眼。你有没有在这个过程中发现什么奇怪的事？如果你将目光的焦点从左眼向右眼转移，随后再转回左眼，你其实看不见自己的眼球移动过程。你的眼睛在动，而你却完全看不见。
但若是让别人来做这件事，你就能很容易地在他们自己毫无觉察的情况下发现他们的眼动了。这是因为大脑蓄意去除了我们在移动眼球时的视觉体验。被抹去的部分占据的时间为平均每日两小时，你或许会感到十分惊讶，就算时间如此之长，你也完全不会发现任何蛛丝马迹。
大脑有许多种方法来隐藏真实的信息加工过程，这只是其中之一。我们以为看见的世界是稳定的，但它实际上却是在我们移动视线时建构起来的，因此有千千万万种版本。除非高度集中注意力，否则我们很难意识到大脑会在加工过程中改变客观存在，因为我们假定世界稳定不变，而这其实只是一个幻象。自我亦如是，我们意识不到它的潜在形成过程，还以为它是前后连贯的。你无法发现自我的改变是多么容易，因此便无法发现自己其实是身边人的镜像倒影，除非这被直接指出，或是我们意识到周围环境发生了变化。
冒着过度延伸的风险，我们可以在这里做一个假设：假设我们在眼球移动时仍然具备视力，我们就会因为发现环境变得不稳定而对此心生厌恶，甚至患上晕动症。随着视觉输入信息不停地刺激感光的神经元，世界将变得模糊不清，过多的信息成了一件坏事。为了避免这种情况发生，大脑会使用各种机制保护我们免受环境真实情况的影响。也许这就是我们无法发觉那些建构自我的认知幻象并非真实存在的原因了：
认知失调让我们免于用过去的失败反复折磨自己，正面错觉让我们始终充满斗志，自由意志让我们得到表扬或承受批评，判断决策让我们误以为能控制事态发展……没有这些认知幻象，我们将会被控制我们的潜在机制与加工过程的复杂性所压倒，无法再继续正常生活。归根结底，这是一件好事。
自我幻象在未来会怎样发展呢？因为毕竟是进化产物，它不太可能会消失，但很可能会产生变化。目前，世界总人口大约为70亿，而根据联合国的统计，下一代人可能需要面对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大部分人都会居住在超大城市中，每一个城市的居民至少有1 000万，每平方公里至少居住2 000人。凭借迅猛发展的互联网技术，人们彼此之间能够进行更便捷的交流，而即将投入应用的即时语言翻译技术将会摧毁另一道阻碍交流的高墙。这些发展会让我们的生活完全不同于居住在塞伦盖蒂草原的人的生活。我们能够想象出它们对个体自我的巨大影响，而在那个地球变得更加拥挤的未来，我们将会需要一个更加强大的自我。
致谢
这是一本很难写的书，原因如下：首先，这本书涉猎的领域非常广泛，且历史悠久，可以一直追溯到人类对自我的第一次审视与反思。想必我的这本书会惹恼一些读者，因为我无法完全涵盖并感谢所有在这个领域发表过言论的大师，也无法周全地介绍每一种思潮和每一个观点。遗漏之处请读者海涵。如果真写一本面面俱到的书，我想读者也是看不进去的，并且我也是写不出来的。我力图整合海量观点，以简明的文风展示给读者，使之易于理解。我精选素材的一条准则就是，按照认知神经科学的专业知识来梳理内容。
其次，写这本书时，最难的就是我需要强迫自己面对“自我的幻象”，撕破伪装，直面我的一生。这些时刻让我看到了自己的懦弱、虚伪、不安以及缺失的正直、正派。那些被自我的幻象隐藏得很好的阴暗面都被暴露出来了。对于习惯被自我幻象蒙着眼睛的人，这本书估计很难下咽。但是，我仍然认为人们有必要时常审视一下自己，拷问一下自己的心灵，这才是活着的意义。
我非常感谢那些懂我并帮助我写这本书的人。我要尤其感谢我的代理罗伯特·柯比（Robert Kirby），不仅要感谢他的专业意见，更要感谢他在我最怀疑自己的时候给予我支持。我还要感谢我的美国代理佐伊·帕格纳门塔（Zoe Pagnamenta）协助我完成了这么难的一个任务。我的英国编辑安德烈亚斯·坎波马尔（Andreas Campomar）激发了我写这本书的初心，并且一如既往地给予了我充满热情的支持。我希望这本书没有搞砸。牛津大学出版社美国分部的琼·博塞特（Joan Bossert）给了我一些很好的启发，哈珀柯林斯出版社加拿大分部的吉姆·吉福德（Jim Gifford）负责地指出了我的一些顽皮观点的危险。我还要感谢看了我的初稿并提出诚恳意见的各位朋友、同事和学生。按照姓氏字母顺序，他们分别是萨拉·贝克（Sara Baker）、苏珊·布莱克莫尔、保罗·布卢姆、凯·唐纳利（Kay Donnelly）、蒂欧贝斯塔·特斯发·恩德里亚（Teobesta Tesfa Endrias）、伊恩·吉尔克里斯特（Iain Gilchrist）、娜塔莉娅·戈索（Nathalia Gjersoe）、庄司板仓、莫妮卡·詹森（Monica Jenson）、克里斯汀·勒加雷（Cristine Legare）、凯特·朗斯塔夫（Kate Longstaffe）、乔治·纽曼（George Newman）和阿诺·冯·瓦斯特（Arnoud Van Voost）。
最后，我还要感谢这3年来支持我研究的基金会，包括英国经济与社会研究理事会（ESRC）、利华休姆信托基金（Leverhulme Trust）、比亚尔基金会（Bial foundation）以及佩罗特－华威基金（Perrott-Warwick Fund）。
这本书是献给我的妻子金的，感谢她接受了这个不完美的我。没有她，我可能早就完蛋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