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简单归因。自杀的心理成因往往具有积累性、复杂性，而报道却往往对自杀原因做简单归因。
第三，突出自杀可能带来的利益。引起舆论的关注、赔偿解决、达到用自杀行为威胁的目的等，都是媒体在报道中容易突出的“利益”。这种情况不仅会强化、促进模仿自杀心理的形成，更可能使一些人利用“假自杀”方式达到威胁之目的。
第四，娱乐化、渲染化报道。由于对经济利益的追逐，媒体在报道明星等名人自杀事件时往往会用更大的篇幅、更长的时间来报道，造成的影响更大。
第五，显要的位置及版面效果。头版位置、大版面、多图片的方式报道毋庸置疑会得到更大的影响力，但影响力的扩大对于降低自杀率并不意味着是一件好事。菲利普斯运用准实验的方法，证明了自杀报道出现在头版比其他版面更易诱发自杀行为。
第六，与实际自杀数据不符。如果媒体长期以来的报道与现实中自杀统计数据的比例不一致甚至相差甚远的话，容易导致读者忽视对于高危人群的关注，不利于预防自杀行为活动有针对性地展开(朱天，叶璐璐，2011)。
理论应用
维特效应提示我们，自杀也是会传染的，而这种传染的媒介就是我们每天都会接触到的新闻报道。由此引发了媒体传播伦理的问题。
首先，要加强新闻报道的人文关怀。在社会的剧烈转型时期，社会中存在为数不少的“绝望族”，他们需要的是社会的关注、温馨的支持。媒体应多给那些被边缘化的“绝望族”一些声音，让生活在底层的劳动者发表自己的意见，呼吁广大受众对他们给予更多的关怀。媒体应多以内参形式来帮助解决这类社会问题，利用媒体言论来为他们申诉，完善社会体制。
其次，要严肃媒体舆论的引导功能。大众传媒具有一种为公众设置“议事日程”的功能，也就是说媒体对某一新闻事件给予的关注越多，公众对这个问题的重视程度也就越高，因而新闻事件产生的社会影响也就越大。由此，大众传媒，特别是主流媒体选择什么样的新闻事件有其重要的社会意义，媒体要有这方面的自我意识，增强新闻选择的社会责任感，不能为博眼球、收视率而出卖良心和灵魂。
最后，虽然随着媒体单位的改革，效率、收视率、经济效益已经成为媒体单位所追求的重要目标，这无可厚非，但是在报道具有一定维特效应的负性事件的时候，不应该把与其相关的经济利益放在首位，而应树立和发扬社会责任意识，用职业道德来约束自己，使媒体真正发挥正面的社会功能。
应用案例
2010年1月到11月期间，富士康科技集团发生14起跳楼事件，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当时一些媒体的报道语言追求耸动化，如“N连跳”等文章标题。此外，一些媒体将相关报道的版面安排在十分醒目的位置，完全忽视反复报道自杀新闻可能会引起部分民众的模仿、跟风。
点评: 关于自杀这种新闻，媒体应该如何更合理地开展报道呢？第一，导致一个人自杀的因素通常是多元而复杂的，媒体在报道中不应该简单化呈现。当自杀事件发生之后，自杀者的家属、朋友通常会去寻找原因，反思是否有发现自杀者此前的一些异常情况。自杀报道如果能涉及这些内容，将会有助于教育公众。第二，避免使用耸动化或正常化的语言报道自杀。将自杀界定为一种重要的公共健康问题的语言有助于教育公众，而不是将其界定为一种问题解决的途径。第三，要避免将自杀新闻放在版面的显著位置，同时避免反复报道。第四，避免在报道中提及自杀事件的具体发生地点。第五，不要轻易对自杀者的家属进行采访，需要尊重家属的隐私。自杀者的家属在自杀事件发生后，情绪往往格外脆弱，媒体的采访会让他们反复回想与自杀者相处时的情景，会加深自杀者家属心灵创伤的程度，不利于其情绪的康复。
自控的人更幸福
——心理控制源理论
如果一个人生活在世界上不能控制任何事情，包括自己的生活，结果会如何呢？我们的生活中是否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呢？当我们的控制力受到威胁的时候，我们就会表现出一些负面的情绪，可能会以某种行为来反抗，以恢复个性自由。这个时候如果有人告诉我们必须做某些事情，我们很可能就会拒绝他，甚至朝相反的方向去做。如青春期的少年希望自己控制自己的生活、学习，但是往往受到学校和家庭的管控，孩子会对自己的控制力提出索求的需要，如果这种需要得不到满足，就容易出现青春期的逆反心理现象。兰格(F. J. Langen)和罗丁(J. Rodin)的研究揭示对生活的控制感对于生活幸福的重要性。按照心理学理论分类，这属于心理控制的范畴，其具体理论为心理控制源(locus of control)理论。
理论介绍
心理控制源理论最早可以追溯到行为主义心理学的鼻祖华生的研究，美国社会心理学家罗特将其发扬光大，为世人所理解和接受。之后的研究者如班杜拉的自我效能理论和塞利格曼以及韦纳的归因理论将其进一步深化。本节主要介绍罗特的心理控制源理论。
心理控制源作为一个专业的心理学名词最早出现于心理学家、社会学家罗特(Jullian B. Rotter)所著的《社会学系与临床心理学》一书，罗特关于心理控制源理论的解释根植于行为主义的强化理论，但是打破了行为主义的机械的反映论，提出了认知的重要性。
罗特的心理控制源理论模型被称为行为的预期—价值模型。在该模型中，有几个重要的概念: 首先是强化值，指的是同一刺激对不同的人所具有的强化意义是不同的，这是一个带有很强的主观色彩的概念，也就是说是个体自己赋予刺激物以价值。比如一套连环画对于城市里的孩子并不新奇，但是山村的孩子可能对之视如珍宝。同一个刺激物(连环画)对于不同的人(城市的孩子和山村的孩子)其价值就不同，也即强化值不同。在该模型中的另一个重要概念是预期，罗特将其定义为个体关于某一特定行为是否导致某一特定强化结果的主观推测。也就是说要预测某个人在某种特定的情境下会做成什么样的行为，我们需要同时考虑此人对该情景中的行为结果所持有的预期与强化值，换句话说，某人发生某一种行为的可能性是某人对该行为导致某一结果的预期和强化值的函数。根据这个模型，人就不再是被动的产物。不是有刺激必然带来行为，而是个体可以通过预期和强化值主动调节行为的结果，由此打破了行为主义的机械反映论。
不同的人对于同一情景中导致特定后果具有不同的预期，也即预期具有个体差异性，而且同一个体对特定行为在不同情境中的预期也是不同的，也即预期具有情境特异性，但是在情境特异性的基础上，对于很多情境仍然存在特定的适用的预期，也即泛化预期。也就是说，人的某种行为的强化值和预期经过不断地重复、验证会逐渐被固定下来，形成个体应对外界刺激的固定的行为模式，罗特将之命名为心理控制源。
根据个体对于强化物或后果是否可以自己控制的预期，罗特将心理控制源分为内控型和外控型。高内控者认为强化物或后果主要取决于自己的行为或态度，而高外控者则认为强化物或行为后果主要依赖于运气、命运、机会或有影响的他人等外部力量。在强化值一定的情况下，内控者倾向于认为个人的努力对事态起主要作用，因此可能采取更加主动的行为；而外控者则认为自己的努力不会带来太多的变化，因而可能表现出更多的被动行为。
罗特的心理控制源理论在韦纳(B. Weiner)的归因理论中被转化为个体对行为归因解释的一个维度——因果点，即把原因看作是个体内部的内因(如能力和努力)，或是外因(如机遇和任务难度)。
关于心理控制源的相关理论还有不少，如习得性无助、自我效能理论等，但是总体而言均认为对事件的可控性会影响人的情绪体验。
研究支持
兰格和罗丁认为，一个人在自己的生活中丧失了对自己负责的能力，往往会引起他的不快，并危害他的身体健康，那么提高人的控制力就会有截然不同的结果。为了证明这个观点，他们与美国康涅狄格州的一个名叫阿登屋(Arden House)的养老院进行合作，希望通过增进老人对自己负责的能力和权力来验证上述观点。
阿登屋养老院是当地最好的养老院之一。1976年兰格和罗丁在此进行了一项著名的研究。养老院共四层，首先他们随机挑选了两层楼，让住在这两层的老人分别接受两种实验处理。四楼的老人接受了“责任感提升”的训练，而二楼的老人则作为对照组进行比较。
实验的过程是这样的:
养老院的管理人员分别给两层楼的老人开了个会，表示养老院会把他们的生活安排得尽可能舒适而且令人满意，还向他们说明了他们能够享受的服务。但给两组老人传达的信息有着明显的不同。
“责任感提升”组的老人(四楼的老人)得到的信息是: ①你们可以自己决定房间的设施布置，告诉我们你们想做的改变和你们希望做的事情；②养老院给你们准备了一份礼物——一棵植物，你们可以选择要也可以选择不要，选择要哪一种也可自行决定，选择了以后请你们好好照顾自己的植物；③下周四、五晚上各放映一场电影。如果你们想看的话，可以在两天之中选择一天去看。
而对照组的老人(二楼的老人)得到的信息是: ①我们的责任就是给你们营造一个幸福的家，我们将尽全部的努力在各方面帮助你们；②养老院为你们准备了一份礼物——每人一棵植物，以后护士每天会替你们浇水照顾；③下周四、五晚上各放映一场电影。稍后将会通知安排你们哪一天去看。
不难看出，这两种信息的最大差异在于:“责任感提升”组的老人在生活中有选择的机会，可以自主地调节自己的生活；而对于对照组的老人来说，虽然得到的东西和前者基本相同，但是大部分的决策是由养老院来出的，他们只是被动地接受。
这一实验过程持续了3个星期。研究者在实验前后运用两份问卷分别进行了两次测验，一次在管理员开会前的一周，一次在开会后的3周以后。其中一份由老人填写，涉及对自身控制感的评估以及在疗养院生活的满意程度。另一份由各层楼的护士填写(她们并不知道研究者是在进行实验)，问卷要求她们评估老人们在快乐、机敏、依赖、社交、活力等方面的水平，并记录他们的饮食及睡眠习惯。对第二周老人们观摩电影的情况也予以记录。
研究结果显示:“责任感提升”组的老人报告说他们更快乐也更有活力，对他们的机敏程度的评定也高于对照组。而对研究并不知情的护士的评估结果更有说服力，她们观察到“责任感提升”组的老人有93%的状况都得到了提高，而对照组只有21%的老人状况向积极方面变化。另外和他人的交往上也表现出明显的不同，“责任感提升”组的老人与他人的接触增多，与各类工作人员长时间地交谈，而对照组则改变很少。看电影也是如此，前者有更多的人选择去观看电影。
在这项研究结束之后的18个月还进行了后续研究，其中最重要的发现是: 在这18个月的间隔当中有30%的对照组老人离开了人世，而“责任提升组”中去世的老人仅为15%。
兰格和罗丁从研究中得出结论: 对于一个被迫失去自我决策权和控制感的人，如果我们给他一种较强的自我责任感，提高他对生活的控制感，那么他的生活质量就会提高，生活态度也会变得更加积极。“衰老和机敏性的降低并不总是因年老而导致的不可避免的结果。事实上，通过让老年人重新获得决策权和胜任感，一些因年老而引起的消极因素是可以被延缓、逆转或者防止的。”这项研究的实际意义非常深远，它让美国各级养老院和医院意识到单单给老人们提供服务是不够的，还需要尽可能地让老人们能够“自己做主”。如1997年凯恩(Kane)等人调查显示，老人特别希望自己能控制和选择的活动包括就寝起床时间、饮食爱好、室友选择、日常护理、财产支配、电话使用等。
上述研究表明，人类的情绪可以经由对生活事件的控制力而产生，两者之间存在密不可分的关系，至少与实验有关的这部分情绪确实是后天的。情绪的产生不论在生理—认知层面还是先天—后天层面，都是十分复杂的。情绪是生理唤醒、认知解释和环境作用的综合产物，它一方面具有先天获得的特性，另一方面又可以被后天习得。正是这种复杂性，激励着人们开展了多种多样的情绪研究，其中情绪的认知研究深刻地揭示了情绪和认知之间相互作用的关系，这些研究证明了情绪不但受认知调节，还能反作用于认知过程。
理论应用
就整个社会而言，个体对身边事情的控制程度一定意义上影响着人类不同情绪的表达。人们一旦获得控制力，就会对事情本身具有优越感，并更好地进一步提高做事效率；反之，则会有极大的无助感和无力感，容易产生恐慌。关于心理控制源在社会事件中的应用，在一些流行性疾病等社会大事件中可以窥见。
当流行性疾病开始之初，人们对于这些病毒并不清楚，而且可能医学界也没有很好的准备，这就使得人们对这一对象失去了控制感，或者说内控感缺失。而这个时候，行政部门出于本能的行为逻辑容易营造表面和平。如果危机及时解决，可能可以应付过去，而如果危机持续，到不得不公开的时候，民众的内控感就会彻底丧失，不理智行为接踵而至。通过信息公开增加民众对事件的心理内控程度可能是解决这一类危机的一种较好的手段。
在商业营销中，也可以看见心理控制源理论的影子，如捆绑销售现象。人们在采购物品时往往会遇到这样的事情: 商家为了促进消费，增加销售业绩，规定凡购买A物品需要打折或者讲价的，必须以同时购买B物品为前提。这样一来，顾客对A物品的喜爱程度会大大降低，购买欲望也会下降。因为这样的措施使得顾客失去了对购买物品的控制力，商家也就失去了顾客，因此，商家应谨慎采用类似的促销手段。
应用案例
2003年“SARS”肆虐，全国上下都积极抗击“SARS”。疫情的突然爆发以及快速传播，加上开始时信息不够透明，在一些大城市引起恐慌，甚至流言四起。人们纷纷减少出行，胡乱购买消毒水、白醋、抗生素、食盐等进行“消毒预防”。面对流言，不管是不是真的，“宁可信其有”，大家都一窝蜂地跟随……而一旦政府信息透明化并采取强有力的措施，即便是疫情相对严重时期，民众也显得平静许多，人们至少对身边的这个可怕的疾病有了一个基本的评估和把握，从而采取相应的应对措施。
点评: 通过案例我们可以发现，当民众对于事件的控制感增强的时候，若对事态发展持更加冷静客观的态度，也就不容易造成群体恐慌。也就是说，在社会公共事件中，增加信息的透明度有助于增强民众的控制感，使得内部控制增加，从容应对危机。这可以作为政府处理社会事件的一项原则。
好感与反感
——态度平衡理论
我们在与人交往的过程中，态度总是趋向于一种平衡。许多西方心理学家把兴趣集中在这方面，即一个人的态度究竟如何适应一个人的认知结构？他们的研究结果表明，认知对态度的形成和发展表现为两个方面，即态度的平衡性和一致性。他们认为，人类有一种普遍的需要，就是平衡或一致的需要。人们在认知上有了不平衡性和不一致性，就会产生紧张与焦虑，从而促使人们向一致的方向转化。弗里兹·海德(Fritz Heider)的平衡理论正是关注了人在态度改变时的动态过程。
理论介绍
态度的平衡理论(balance theory)是20世纪40年代中期由海德在《人际关系心理学》中提出，他把研究的重点放在人际关系对人的态度影响上，认为个人对事物的态度，是受其他人对该事物态度的影响的，而个人对其他人的态度又影响到他对该事物的态度。该理论被认为是有关人际关系和态度变化的一种社会认知理论。
平衡理论认为人们希望自己对世界的认识能够保持和谐一致，即人们喜欢一致性和稳定性。当发生不一致的时候，人们会试图寻找方法对其加以解释，如果找不到，他们就会采用最后的方法——改变自己的态度，使其符合自己的行为(Heider，1958)。所以，我们希望与我们喜欢的人观点一致，而与我们不喜欢的人意见相左；我们希望对于同一件事物，我们在某种情况下的看法与在其他情况下是类似的。这种和谐在我们身上形成了一种认知平衡状态。当我们处于平衡状态时，比如我们对某个问题的看法与我们真心喜欢的一些人相同，我们就会感到满意，这时我们就不需要做出改变。但如果我们认知性的平衡被打破了，就会体验到不适的紧张感，为了消除这种紧张感，我们就不得不改变这个系统中的某些东西(Kenrick，2011)。
平衡理论有两个假设:
假设一: 海德强调我们的认知结构中存在着“趋向平衡的压力”。他把认知过程分解为认知要素，由此构成一个认知系统，当认知系统出现不平衡时，就会产生一定的心理压力，比如紧张、不安和不愉快，这会驱使认知主体设法恢复认知平衡，这是态度转变的内在根据。一般而言，对主体来说只有两种选择，改变自己对对象的态度，或者改变自己对参考者的态度。
假设二: 不平衡结构趋向于转变成平衡结构，这个假设是平衡理论的核心。平衡理论经常采用最小付出原则，即尽可能少地付出人际情感联系的代价来实现平衡。
具体来讲，平衡理论又被称为POX理论，P与O各代表一个人，X是第三者或态度对象。人在社会生活中与他人建立的关系是通过某些事(X)形成的。它涉及一个人和两个态度对象之间的三角关系。他认为，POX形成的三角形是一种情感关系，即好感或反感态度。人们喜欢完美的平衡关系，而不喜欢有缺陷的不平衡关系。在图解中，平衡的结构必须是三角形三边符号相乘为正，不平衡关系的结构必须三角形的三边符号相乘为负。海德认为，在不平衡关系的任何一种情形中，人们都企图改变某一项而使之恢复平衡关系。
图31中，上面一行代表了四种平衡关系，下面一行代表了四种不平衡关系。P和O为两个人(其中P为认知的主体)，X为P和O所认知的一个客体；“+”表示肯定的或积极的关系，“-”表示否定的或消极的关系；平衡的结构三边符号相乘为正，不平衡的结构三边符号相乘为负。
图3-1 态度平衡理论的P-O-X模型
例如，P为学生，X为古典音乐，O为P所尊敬的老师。如果P喜欢古典音乐，听到O赞美古典音乐，P-O-X模式中三者的关系皆为正号，P的认知体系呈现平衡状态。如果P喜欢古典音乐，听到O批判古典音乐，P-O-X模式中，三者的关系二正一负，这时P的认知体系呈现不平衡状态，不平衡状态会导致认知体系发生变化，或者P会对老师的印象产生变化，变得不再如以前一样尊敬他，也或者会对古典音乐的态度产生变化，变得不如以前喜欢它。
研究支持
乔·库珀(Joe Cooper)在1980年招募了一些自称非常害怕蛇的人作为被试进行了一个研究。这些被试需参加在实验室中进行的为期1个小时的治疗，他们被随机分配到一个真正的短期治疗或一个虚假的治疗中。真正的治疗是“冲击疗法”的一个变式，在治疗过程中，恐蛇症会想象一些会激发焦虑、包含蛇在其中的情景，直到焦虑基本消失。虚假的治疗被称为“运动疗法”，包括在适当的位置跑步，玩溜溜球以及其他毫不相干的运动。研究者对被试解释说，由于运动引发的唤醒有助于人们对恐惧情绪的原因更加敏感。
随后，被试被进一步划分为高选择组和低选择组。高选择组的被试被告知他们的治疗“可能会需要非常努力并且会激发焦虑”，由被试自己来选择是否继续治疗；低选择组的被试只是被告知需要努力的情况但并未询问是否愿意继续。
经过真实的或虚假的治疗后，对所有的被试进行测量，以考察他们害怕蛇的情况。特别是记录他们走向并且触摸玻璃箱中一条长达6英尺的大蟒蛇的情况。
在治疗前，被试向20英尺外的蟒蛇移动的平均距离只有1英尺。治疗后，无论他们是否接受真正的干预，低选择组的被试平均向前多移动1英尺，但是没有一个人触摸蟒蛇；相反，高选择组的被试向蛇平均多靠近了10英尺，到了距离蛇9英尺远的范围之内，甚至还有三个人走上去触摸了这个大家伙(Zimbardo，2007)。
我们用海德的平衡理论来解释这种现象。在这个实验中，P为被试，O为实验变量，即进入高选择组还是低选择组，进入高选择组意味着被试付出了更大的努力，低选择组意味着被试付出较小的个人努力；X为对蟒蛇的惧怕程度，表现为靠近蟒蛇的距离。
在高选择组中，PO为正，OX也为正(人们总是相信，付出努力了是会得到成功的)，个体为了维持心理的平衡，在PX的态度选择中，也选择了正，也就是对蟒蛇不再那么害怕，达到实验的效果；而在低选择组中，PO为负(相对于高选择组，他们并没有付出较大的努力)，OX同样为正(人们总是相信，付出努力了是会得到成功的，而不管个体是否真正付出努力)，为了维持心理的平衡，所以在PX的态度选择中，他们选择了负，即相对于高选择组，他们对蟒蛇的害怕更加剧烈，治疗效果并不好。
理论应用
海德强调个体的某种态度需要他人有关态度的影响，即重视人际关系对态度变化的影响。因此，态度平衡理论在人际关系改善中得到了较为广泛的运用。
1. 需要了解被说服者的深层情感和心理需要
个体需要的变化是态度的深层心理原因。个体在发展过程中，由于个性特征、生活环境等因素的影响，总是有种种不同的需求。当需要说服某个人，如高校辅导员要说服某个大学生的时候，需要找准学生的需求，了解其个性特征、成长环境、心理需求等因素。针对学生气质类型的差异，辅导员要采取不同的情感沟通方式，在因势利导中，发挥学生气质类型的优势，规避气质类型的消极影响，在潜移默化中实施情感教育，塑造学生优良的个性品质。
2. 增强说服者的权威性有利于促进他人的态度改变
根据海德的平衡理论，增加说服者的权威性能够增强被说服者的不平衡，从而增强其态度发生改变的可能性。在教育领域，教育者本身的威信、吸引力与说服教育效果呈正相关。威信高的人说的话比较受人重视，能引起人的较强的情绪反应，容易使人接受其观点而引起态度的改变。
扩展阅读
如何说服
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心理学家就不断地探索说服的问题。霍夫兰(Carl Hovland)及其同事做过许多有关有效说服的研究。他们早期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态度改变的过程上，从信息传递和接受的角度看待态度改变问题。按照他们的观点，只有当他人注意到说服信息，理解信息内容，并且接受了这些信息的时候，说服才能发生，而注意、理解以及接受三个阶段中任何一个阶段出问题，说服都不能引发态度改变。
霍夫兰等说明了说服在什么时候产生和怎样产生，但人们为什么要接受说服而改变态度呢？有学者提出的认知反应理论说明了这个问题。该理论认为，在对说服信息做出反应时，人们的想法也起着一定作用: 如果信息很容易，但同时包含着无法令人信服的论据，那么你会轻易地反驳它而不会被它说服；如果一个信息提供了令人信服的论据，那么你会更加同意它并且很可能被它说服。说服可能通过两种途径产生: 当人们有动机、有能力对一个问题进行深入思考的时候，他们更多地使用说服的“中心途径”(central route)，也就是关注论据。如果论据有力且令人信服，那么他们就很可能被说服；如果信息包含无力的论据，思维缜密的人会很快驳倒它。
但有时论据是否充分的影响并不重要，因为人们没有足够的动机和能力去仔细地思考。如果人们不花太多的时间去推敲信息的内容，这时人们采用的是“外周途径”(peripheral route)的说服——即关注那些使人不经过很多考虑就接受的外部线索，而不考虑论据本身是否令人信服。当人们注意力发生了转移或者没有足够的动机去思考的时候，熟悉容易的表达比标新立异的表达更具有说服力。比如说，对于一个不愿思考的人说，“不要把你所有的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要比“不要在一次冒险中压上你所有的赌注”更有影响力。
应用案例
昨天我和一个很久不联系的同学聊天，他现在已经毕业。他讲了他大学暗恋一个女生3年的故事。从大二开始，陆续几次含蓄的表白被婉拒之后，他退出了她的生活，只剩在校园里遇见时打个招呼。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她也从他的生活里消失了。他关注着她的每一个动态，知道她做兼职每天几点回，知道她通常在哪个食堂吃饭，知道她坐上了谁的自行车，知道她实验室的灯几点关掉……后来毕业前的一些聚会，他每次都会喝很多酒。有一次他佯装不经意地在学校里遇到了她，问起她和她男朋友，她说挺好的，他便没有再说下去，直到毕业他也没有提起。
他说他现在找到了一份平凡但稳定的工作，挣钱不多，找了一个结婚对象在筹备婚礼。
点评: 在这个平衡三角中，我们假设ABC分别是3个人，A为三角恋中的被争取对象，B、C是竞争关系。
图3-2
1. A、C相爱，B喜欢A，A不喜欢B。在这个三角中，显然是不平衡的。见图32①。
2. 在不平衡中B会做一些努力，结果之一就是A也喜欢B，此时三角平衡。见图32②。
3. 当然B的努力还会有另一个方向: B也不喜欢A了，此时三角还是平衡的。见图32③。
4. 如果结果是图32②，由于爱情的排他性，A势必会对两者做出权衡，结果的可能性之一就是A不喜欢C了，这时三角又出现了不平衡，那么C要么让A重新爱上自己，要么让自己放下，不再喜欢A。
他无疑遵循了这样一个平衡理论，他选择的是图32③，成全的是3个人的幸福。我辩解故我在——认知失调理论
本杰明·富兰克林(Benjamin Franklin)说过:“做一个有理性的动物可真好，总能找到理由做自己想做的任何事。”有人说，人与其他动物的区别就在于，人是理性的存在。然而社会心理学家研究发现，人不是理性的存在，而是“理性化”的存在。也就是说，人倾向于为自己的行为寻找理由，进行自我辩解，以试图相信自己是正确的。许多时候，能够找到理由甚至比事实真相更重要。美国心理学家费斯廷格的认知失调理论(theory of cognitive dissonance)为这种现象提供了心理学的证据。
理论介绍
心理学家费斯廷格提出了深具影响力的认知失调理论，他指出，当个体同时持有两种或多种在心理上不一致的认知时，就会感到认知失调。此时，它会在不同程度上产生不适和压力，其程度取决于这种不协调对个体生活的重要性。由于个体无法改变自己的行为(因为你已经完成了，或者当时的形势压力太大)，于是只好改变态度。
费斯廷格对于认知失调的探索及其有关概念和理论的形成始于1951年。当时，费斯廷格受邀对“沟通和社会影响”这一领域进行系统的整理并在理论上做出概括和阐述。费斯廷格选择了流言的散布作为切入点。一则有关1934年印度地震后产生流言的资料引起了费斯廷格的极大兴趣。流言预测会发生更为惨重的后果。流言是使人害怕和焦虑的，但为什么会广泛传播和为人接受？在分析普拉萨德(Prasad)所报告的受地震破坏地区之内和之外的流言产生情况后，费斯廷格认为，在受破坏地区内人们所见到的事实与害怕的情绪是协调的，而在受破坏地区之外人们所见到的事实与害怕的情绪是失调的。流言提供了同害怕相协调的认知，失调可由接受流言而减少。因而在受破坏地区之外，灾难性流言广为传播，而在受破坏地区之内，这类流言就少得多或者根本没有。事实证明了这一点。费斯廷格认为，灾难性的流言不是“产生焦虑”，而是“证实焦虑”，提供了人们可以害怕的东西。从分析地震后产生流言的资料为出发点，费斯廷格提出了失调的概念和减少失调的假设，并对此加以扩充和扩展，包括大众媒体的效应、人际沟通和态度改变等类似现象，进而形成了认知失调理论。
在一个具体研究中，费斯廷格与他的学生隐身在一群信徒之中，研究他们的认知失调。这些信徒相信在某一日会有大洪水到来，他们的守护者会驾着飞船来解救他们，带他们去一个安全的地方。对此，费斯廷格和他的学生提出一个假设: 假设某人十分相信一件事，并假设他受到信仰的约束，因而采取不可挽回的行动。如此一来，假如在最后他有无法否认的证据显示自己的信仰是错误的，那么这个人不会消沉下去，反而会产生更坚定不移的信念。而费斯廷格的观察结果也正如之前假设的一样，当预言会有大洪水的日期到来了，没有飞船也没有洪水，一些坚定不移的信徒可能辞了工作、变卖家产，反而更相信这样的信仰，以此来弥补信仰与现实之间的差异。
根据上述实验结果，费斯廷格归纳出人类在处理自己信念受到挑战时，会对自己的认知系统进行一些处理，提出有名的认知失调理论。简而言之，认知失调理论主要在解释当个体知觉有两个认知(包括观念、态度、行为等)彼此不能调和一致时，会感觉心理冲突，促使个体放弃或改变某个认知，迁就另一个认知，以恢复调和一致的状态。比如，一个动物爱好者不小心压到一只刺猬，他可能会感到内疚；一个环保主义者某天晚上喝醉了出去，将大袋垃圾扔在了地上，事后他可能会感觉很糟糕(Festinger，1957)。
与平衡理论一样，认知失调理论的基本假设是当人们认识到自己的态度、信念或行为中存在不一致的情况时，他们会感觉到一种不舒服的心理状态。另外，费斯廷格还提出，人们只有在自己很看重的方面出现不一致的时候才会有动力去减少这种情况(Myers，2006)。
第一，各认知元素之间的关系有三种: 认知无关，即两个认知同时出现在个体的头脑里，但一个认知与另一个认知没有任何关系；认知协调，即一个认知紧跟着另一个认知，或适合于另一个认知，两个认知就是协调关系，人们总是希望认知之间具有这种协调关系；认知不协调，即一个认知与另一个认知相互矛盾，相互排斥，这两个认知之间的关系就是失调关系。
第二，各认知元素之间的失调程度受到下列因素影响: ①随着认知之间的差异程度的加大而增加；②随着有差异性认知数目的增加而增加；③与个体所有的协调性认知数目成反比；④与认知因素对个体的重要性有关。对失调程度的粗略估计可用下列公式表示: 失调程度=(不一致的认知数×重要性)/(协调的认知数×重要性)。
第三，人们会由于失调而体验到一种不愉快的驱力状态，不愉快的状态随着认知之间的失调程度不断增加而加剧。个体感觉到减少失调的压力不断增加，这样便产生了人们想要减少或消除这种压力的动机。个体一般采取自我辩护的过程，以减少或消除这种不协调。具体办法有改变认知、增加认知和改变重要性等。
第四，费斯廷格认为，当人们在面临多重选择的情况下，会产生认知不协调的情况，一旦决定作出之后，不协调就伴随而来。要解释这种不协调，可以采取重新评价选择对象的方法，以减少未中选的对象的吸引力，增加中选对象的吸引力，提高对其的评价，从而获得心理平衡(Festinger，1957)。
研究支持
1959年，费斯廷格和卡尔·史密斯(Kal Smith)在美国斯坦福大学进行了认知失调实验。该实验的被试由71名正在学习心理学的低年级大学男生组成，告诉他们所做的实验叫作行为测量，而实验的真正目的对被试保密。
在实验的第一阶段中，让所有被试从事枯燥无味的活动，从而产生一种一致的消极体验。任务一是让被试从托盘里拿出线轴放在桌子上，然后再将线轴放回原处，如此循环往复，实验者拿着秒表在一旁观看并做记录。该任务的时间是30分钟。任务二是在被试面前放一块板，上面钉有48个方栓，主试让被试按顺时针方向将所有48个方栓旋转90度，循环往复做30分钟。
第二阶段是实验的核心阶段，主试将被试随机分成三组。控制组被试完成上述任务后即被带到另一个房间，就自己对刚刚完成的实验任务的感受接受访谈。实验组的被试则和实验者进行交谈。实验者告诉他们，你是A组的被试成员，另外还有B组的被试成员，我们打算告诉他们实验是非常有趣的，而这个消息则由伪装成已完成实验任务的大学生来传递。
研究者离开房间几分钟返回后，有些迟疑地询问被试是否愿意帮他向B组成员传递这个消息，因为那个一直传递信息的大学生病了，暂时找不到人来顶替，而此时外面正有一名B组的成员在等候。愿意传递消息也就意味着要向B组的成员撒谎，隐瞒自己真实的感受。
实验者将愿意提供帮助的被试分成两组，主试给一组被试每人1美元作为酬金(后称为“1美元组”)，而给另一组被试每人20美元作为酬金(后称为“20美元组”)，每组各有20名被试。主试让他们对B组的成员说:“这项实验任务非常有趣，我从中得到了快乐，我很高兴，这是激动人心的、令人兴奋的。”被试和B组的成员(由实验人员伪装)在一个房间里单独待了2分钟，随后被带入访谈室，让他们谈谈对实验任务的真实想法。
每名被试在实验的最后访谈阶段都对该实验任务表达了真实感受，实验者将其作为评价指标，例如，他们觉得任务是否有趣，是否令人愉快，是否愿意参加类似实验等态度。要求他们回答4个问题，以11点量表的形式进行评定，0代表中立的看法，+5代表积极正向的评价，而-5表示消极负向的评价，考察被试对该实验的态度和评价。4个问题分别是:
(1) 你觉得这些实验任务是有趣且令人愉快的吗？
(2) 你对自己完成这些实验任务的能力了解了多少？
(3) 你相信该实验及你所完成的实验任务是在测量某些重要的东西吗？
(4) 你是否还愿意参加另外一项与之类似的实验？
最后，可用于数据分析的被试有60名，每个实验条件有20名被试。让我们再简要地回顾一下: ①控制组。这些被试在实验条件中得到统一的礼貌对待，不询问他们，他们也不去告诉等待的被试实验任务令人愉悦而且很有趣。②“1美元组”。通过付给被试1美元雇用他们告诉一个等待的被试实际上相当乏味枯燥的任务是有趣的、令人愉悦的和充满乐趣的。③“20美元组”。这些被试被以20美元雇用做与1美元组同样的事情。
实验的结果出人意料(见表3-1)，三个条件的结果分开呈现，给出了被试在面谈中对每个问题所做评价的平均等级。
表3-1 每个条件下被试对面谈问题所做评价的平均等级
面谈问题 实验条件
控制组
(N＝20) “1美元组”
(N＝20) “20美元组”
(N＝20)
对任务的喜欢程度(-5到+5) -0.45 +1.35 -0.05
被试了解多少(从0到10) 3.08 2.80 3.15
科学重要性(从0到10) 5.60 6.45 5.18
被试愿意参与类似实验的程度(-5到+5) -0.62 +1.20 -0.25
从实验结果可知，问题(1)和问题(4)的组间差异非常显著，得到1美元报酬的被试与得到20美元报酬的被试相比，更喜欢这些实验任务，这与我们的常识判断是相反的。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了这样的结果呢？
费斯廷格的解释是: 当被试对别人说放线轴工作很有趣时，心口不一致。他头脑中有了两个认知因素:“我本不喜欢放线轴工作”和“我对别人说这活儿有趣”，两者是相互失调的。为了消除心理上的失调感，他便要把自己的行为合理化。费斯廷格认为，得钱多的(20美元)被试会用这笔不小的酬金为自己的行为辩解，认为自己之所以对别人说放线轴有趣是因为有明显的外部好处，这样说是值得的。心口不一致所带来的失调感就削弱了。可是对得钱少的(1美元)被试来说，用这种理由为自己的行为开脱就较困难。由于失调感所带来的心理压力，他会再审视两个相互矛盾的认知因素。其中第2个是对自己行为的认知，做出的事不易收回；第1个对自己内部态度的认识相对来说要较为容易改变。所以，被试便不自觉地提高了对放线轴工作的态度评价。新的认知因素“我比较喜欢放线轴工作”与“我对别人说放线轴工作很有趣”就相互协调了。结果，得报酬少的人比得报酬多的人更喜欢放线轴工作(Hock，2010)。
理论应用
这个经典的认知失调实验证明了认知失调理论的核心观点: 在一般情况下，人们都有维持自己的观点或信念一致性的需要，以保持心理平衡；如果人们的观念出现了前后不一致时，也就是出现了所谓的认知上的失调，这时人的心理会出现紊乱或不安，他就会力求通过重新组织或改变自己的观点，以达到新的认知上的平衡。认知失调理论在很多地方有其应用价值。
对于管理者而言，都希望把员工的辞职率和缺勤率减少到最低，尤其对于那些生产效率较高的员工，而辞职率和缺勤率等都受到员工的态度的影响。为此，管理者要做的事情就是想方设法改变员工的态度，而认知失调理论可以给管理者一些启示。当要求员工从事的活动与他们原来的态度相矛盾的时候，管理者需要让员工感知到这种不协调来自于外部而且是无法控制的，比如说要求员工多加班而无法提供更高的加班工资的时候，员工由于不协调肯定会产生不愉快的体验，这个时候如果管理者告诉员工这是整个社会的情况，是无法改变的，员工的不协调感就可能降低；此外如果额外增加奖励，如给加班的员工增发年终奖，这种不协调也会降低，从而达到管理者的目的。
对于投资者而言，认知失调理论同样有一定的应用价值。如在股票市场，尽管所选择的股票价格有开始下跌的倾向，他们也不会卖出股票。而且如果股票真正开始下跌，很大一部分投资者仍然不会卖出股票，因为如果卖出的话，就会产生新的不协调。认知“我是一名精明的投资者”和认知“我亏本卖出股票”是不协调的。如果股票下跌，股民可能创造一个新的认知以减少由“我是一名精明的投资者”或者“我购买的股票价格正在下跌，我有账面损失”这样的认知引起的失调。新的认知也许是“在股票开始上升之前往往都要经历调整”或者“我的损失只是账面损失而已，账面损失不算什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