动机是如何被外界干扰的
——被操纵的欲望
你的思维和行为很多时候也并不完全受自己的控制。一个聪明的人有可能会做出愚蠢的事情，一个独立自主的人也可能会忽然失去主见。这是因为，我们的想法、意念、思维、行动，甚至情感体验，无不被外界影响着。这些影响，会让你的动机处于失控的状态，让你在矛盾和迷茫之中无法做出理智的选择，甚至让你的行为出现偏差。
当道德变为利剑——那些“杀人不见血”的“好人”
当人们站在道德的“制高点”陈凯歌导演的电影《搜索》里讲述了一个这样的故事：
女主角叶蓝秋在体检的时候查出自己罹患了淋巴癌晚期。绝望之际，她在乘坐公交车的时候没有给旁边的老人让座。由于没有让座，她受到了售票员的呵斥和驱赶，受到了老人阴阳怪气的嘲讽，受到了所有乘客的抨击和指责，导致她情绪失控，出言不逊，侮辱了旁边的老人。这个场景被旁观者拍了下来，并将视频上传到了网络上。就这样，这个事业有成的“白富美”，在一夜之间成为了网络上最“红”的“坏人”。各大媒体争相报道她不让座的事件，因为她当时戴着墨镜，被大家讽刺称为“墨镜姐”。所有人都指责、咒骂她的“恶劣行径”。上自大学教授、心理专家等名人，下至菜市场的老大妈，都声嘶力竭地攻击这个“可恶”的“墨镜姐”，甚至连她最信任的初中老师都以她为耻——虽然她曾经品学兼优，是整个学校的骄傲。
这年头，比不让座严重的事情多了去了，为什么大家偏偏跟叶蓝秋过不去呢？虽说让座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但毕竟是自愿的事情，受道德的规范却不受法律的约束，但此时，几乎所有人都化身为正义的战士，以道德为利刃，争先恐后地攻击这个“没有道德”的人。难道说，大家的道德修养都已经很高了，因此完全无法容忍任何人犯错误？谁都会犯错，谁都不是毫无污点的人。然而，我们很难容忍他人违背道德，我们希望他人按照我们所规定的道德标准去行事，希望用道德的尺子衡量所有人的行为。事实上，并不是人们觉悟有多高，多么崇拜道德，大多数人都只是喜欢用道德来绑架他人而已——一旦触犯，就证明对方是彻底的坏人，而自己则站在了道德的制高点。这就是道德绑架。
道德绑架是指以道德为砝码，要挟个人或众人不得不做某些事情，其产生的根源是道德判断逻辑的混乱，说的直白点，就是自己遵循的和要求别人遵循的道德依据标准不统一。这类人往往以高于自己遵循的道德标准来逼别人就范，而且喜欢在公众场合使人难堪，即使他们为自己诡辩，标榜自己的动机多么崇高，但是往往由于方法失当，而导致以尴尬收场。
还是以让座为例。试想一下，如果你正坐在一辆公交车上，这时候上来一位老人，正常情况下你可能会出于“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传统教育，自发地起身让座，这是符合当下社会所提倡的道德标准的。但是如果你莫名地感到一阵头晕，浑身乏力地坐在椅子上，这时候你旁边过来一位老人，你意识上想让座，但是身体状况不允许你起身，而站在你旁边的其他人投射过来一种异样的眼神时，你感受如何？如果你感觉如坐针毡，迫于外界的舆论压力（他们可能一句话也没说），你没有解释你无法让座的原因，而是撑起虚弱的身体将座位让给老人的话，那么你已经被道德绑架了。
一般经常对别人施于道德绑架的人，他们自己往往未必会遵循他们口中所谓的“道德准则”，他们更多是言行不一，持有两种道德标准，对自己和别人会区别对待。这种道德虚伪很容易出现在每个人的心中。道德虚伪者在他人面前会做出“道德圣人”的样子，但在私下里或者不易被人察觉的场合他们却会“唯利是图”。这种区别在很多人意识中是很难察觉的，毕竟每个人都不喜欢否定自己，这是人类“自卫”的动物天性衍生发展出来的习惯，人们往往会下意识优先考虑自己的利益，只是在公众场合要考虑到社会道德的约束时，才会做出“道德姿态”。
个人道德准则与公众道德准则的博弈
1930年，斯坦福大学心理学家理查德·拉皮尔与一对年轻的中国夫妇在美国旅行。当时的美国种族歧视还很严重，虽然这对夫妇很有风度，优雅且富有魅力，能在很短时间引起和他们打交道的人尊敬和钦佩，但拉皮尔依然很担心他们遭到歧视的目光。
出乎意料，他们所到之处服务员都礼貌地接待了他们，并没有表现出异议。在3年多的时间里，他们总共光顾过251家大小旅馆和餐馆，期间他们仅受到过一次冷遇，被拒的理由是店主“拒绝招待日本人”。除了这一次的误会，他们所到之处受到的待遇和之前的一样，甚至更好。
更加出乎意料的是，等到旅行结束半年后，拉皮尔做了一份调查问卷发给了所有他们到过的地方。问卷的主要问题是：“你愿意在自己的旅馆或餐厅接待中国人吗？”最终他收到了128封有效回信，回收率为51%。让人大跌眼镜的是，超过90%的答案是“不会接待中国人”。
很难对每个旅馆和餐馆个体妄加批评，毕竟当时整个美国社会都是深受种族歧视影响的，他们并非针对“中国人”。他们只是被一个时代公众的情感共识所影响，人们的意识受到传统思维的禁锢，本能地抵触和排斥外来人种。在他们的行为标尺内，与异族人打交道是“不道德”、“不体面”的，然而，在真的面对外来人士的时候，他们又忘记了社会“公约”，表现出了热情和礼节，在公众场合和私下的表现判若两人。
他们判若两人的“矛盾”举动说明了他们在尊重社会道德规范的同时坚持了自己的道德准则，他们对道德有自己的认知，做到了个人和集体的兼容。当两者发生冲突时，他们会根据自己的判断和理解独立地作出决定。如果单纯以社会道德标准来衡量他们的行为，并对于他们妄加批判，难免会出现“一刀切”的心态，则容易使他们陷入言行不一、自相矛盾的窘境。其实道德绑架离我们并不遥远，反而无时无刻不在我们的生活中出现。看到一则民生新闻后，总会有些人站在道德的制高点来评点新闻中的当事人，而且评论大多非常极端。其实他们并非真实了解整个事件的原委，但他们在评论的时候俨然将自己当成了一个法官。当某些地区发生严重的自然灾害，夺去了很多人的生命，许多人会自发地捐赠钱款、物资，但也有一些人和媒体会将目光盯在公众人物、公益组织、商业体的捐款金额上。如果发现某个个体或者组织捐款的金额低于“平均水平”，就会将他曝光于众，贴上无良的“大字报”大肆谴责，在公众场合下对其“批斗”。一些极端素食主义者搜集各种动物惨遭屠杀的场景的照片，将杀戮无限放大，夸大人类食肉的罪恶性，声称素食是“拯救地球”的唯一途径，呼吁人们彻底远离肉类食物，甚至将食肉拉升到人性罪恶的道德高度，来引发社会和网络上的骂战……这些行为，都是用自己的道德准则去约束别人的行为，是一种极为不对称的标准。
道德是上层建筑的范畴，是一种特殊的社会意识形态，是全人类都具备且都应遵循的，但要防止少数人把道德当作控制别人的绳子，以此绑架别人的言行。
有一双眼睛看着你，你就会更加高效——关注度与动机强度
所谓“霍桑效应”，是指那些意识到自己正在被别人观察的个体具有改变自己行为的倾向。“霍桑效应”起源于1924年到1933年间的一系列试验研究，是由哈佛大学心理专家提出的概念，“霍桑”其实是美国西屋电气公司的工厂名称。
美国西屋电气公司，又称“威斯汀豪斯公司”，1886年由G.威斯汀豪斯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州匹斯堡市创立。在西屋公司一百多年的发展中，通过几次成功的兼并使公司实力得到不断壮大，但是公司的业绩却是喜忧参半。比如1991年，西屋公司的销售额达到127.94亿美元，却亏损了10.86亿美元。这让西屋的管理层很是头疼，如何解决盈利问题成为他们首要的任务。他们希望通过一些改变来提升员工的生产积极性和效率。他们邀请了心理学家在他们的“霍桑”工厂进行研究试验，对包括外部环境影响条件（如照明强度、湿度）以及心理影响因素（如休息间隔、团队压力、工作时间、管理者领导力）等在内的诸多因素进行了研究。
他们通过不断改变照明、工资、休息时间、午餐、环境等因素，希望能发现这些因素和生产效率之间的关系，遗憾的是，不管这些外部因素如何改变，工人的生产效率一直没有明显变化。他们很费解，于是心理学家们开始和测试者进行深入的谈话，并对他们进行了跟踪、走访。差不多两年时间里，他们共谈话两万多次，结果出人意料，霍桑工厂员工的工作效率大大提高。
在这两年的谈话中，心理学家们耐心听取了工人的各种抱怨和意见，让他们尽情宣泄了出来。心理学家了解到，其实，引发他们不满情绪的真实因素与他们之前所埋怨的事情并不是一回事。比如有位工人表现出来的是对计件工资过低不满意，但深入沟通后发现他是在为支付妻子的医药费而担心。正是这种口中的表述和心理的真实情绪的不一致，导致了前期试验的方向性错误，结果事倍功半。
基于以上分析的结果，心理学家们意识到，大部分人会因为自己个人问题而影响到工作的效率。而当他们发现自己像霍桑工厂里的实验对象一样受人关注后，这种关注度会让他们加倍努力，以证明自己是优秀的。他们会自发产生一种“自我激励”的机制，提升自己的主观能动性，从而增加办事效率。
由于受到额外的关注而引起的绩效或努力上升的情况就可称之为“霍桑效应”。
曾经在一所国外的学校发生过一次“乌龙”事件。在入学的时候，学校会对每个学生进行智力测验，智力相对较高的学生会分在一起组成“优秀班”，其他智商略低一些的则会一起被分到“普通班”。结果有一次在分班的过程中发生了失误，智商较高的孩子被分到普通班，而另一波智商平平的孩子被划分到了优秀班。一年后，这个失误被发现了，校方人员对这两个班级又做了一次全面调查，惊奇地发现，两个班的表现和以往并没有明显的异常。也就是说，被错分到优秀班的普通孩子比普通班的优秀孩子成绩上要优秀得多。
正是这种“将错就错”的乌龙事件，佐证了霍桑理论的真实性。对于被分到优秀班的这群普通孩子来说，因为感觉到自己被当作优秀生一样来关注，提升了他们的自尊心和自信心，让他们对自己有一个价值上的认同感，他们真的认为自己是优秀的，应该拿出让人赞许的优秀成绩，所以他们的努力也格外地多。反之，被分到普通班的优秀学生则因为关注少而被“边缘化”，他们失去了关注的“聚光灯”，从此表现也变得黯淡了许多。
其实霍桑理论得以证实的理论依据，是它对人起到的心理暗示作用，他可以让人变得更加自信，而且富有责任感。因此，除了能让人更加努力和勤奋，“霍桑效应”还可以治疗抑郁、自卑、紧张等各种心理疾病，目前被运用到的领域有企业管理和领导力培训等领域。
每个人小时候都会有一个“英雄梦”，随着年龄和阅历的增加越来越淡漠，但其实内心还是会有一个希望被关注的需求，当某个个体开始被人关注，就好像他自己的人生舞台上打起了一束聚光灯，关注的人越多，聚光灯就越亮，观众们也越多。他通过自己内心情绪的变化给自己“造梦”，变成自己世界的“超级英雄”，潜意识的变化，让他们外化出来的行动也非同寻常。
但是“霍桑效应”也不是适用于所有人的，有些人性格比较孤僻，他们天生就不习惯有双眼睛盯着他，如果用关注的方法使其更加优秀，结果可能适得其反。比如中国古代四大美男子之一的卫玠，他是河东安邑人，因为相貌英俊而闻名于世。据说卫玠有一天到了京都，当地人听说他来了，全部出来想一睹其“芳容”，整条街道被围得水泄不通。卫玠本来从小就体弱多病，再加上突然这么多人对自己指指点点，心理承受巨大压力，不久病死。于是坊间流传卫玠的死因正是被人“看”死的，也因此出现了“看杀卫玠”这个成语。
目前，“霍桑效应”在学校教育和企业管理领域运用得比较广泛，它能够激发人的行为动机，让人保持高度的行动热情，这不失为一种激励人好好学习、努力工作的方法。
群体会干扰人的独立性和创造性——“脱颖而出”的难度
单人成“人”，三人成“众”。人是群居动物，人类生存并发展至今得益于群体的“集合效应”。现实生活中各种组织、群体也是交互存在着，人很多时候都是在“群体”中发挥自己对社会的作用力。相对于“个体”，“群体”拥有得天独厚的优点和特性。俗话说：“一根筷子易折断，一捆筷子抱成团”，人类正是靠着群体的智慧和力量才得以占领食物链顶端。然而，尽管群体具有诸多优点，在群体决策时也会出现偏差。有一则幽默的小故事，说在20世纪的“石油时代”，有一个石油大亨去世后进入天堂。一进天堂他发现天堂里已经人满为患，没有自己的容身之地了。于是他灵机一动，大喊了一声：“地狱里发现石油啦！”这一喊，所有人都跑向了地域，顷刻间天堂里空无一人，石油大亨开心地坐了下来。没过多久，石油大亨有些坐不住了，因为一直没有人回来，他心理开始打鼓：“难道地狱里真的有石油？”没过多久他终于忍不住了，匆匆忙忙也跑向了地狱。
个体在群体的无形压力和无意识状态下自发与多数人保持一致的社会心理现象叫作“从众心理”。盲目的“从众心理”会让人失去理智，对事物失去独立和理性的辨别能力，即所谓的“随大流”。
电影《阿甘正传》中有这么一段描述。
当自己心爱的女孩离开自己后，阿甘情绪很低落，感觉人一下被抽空一样，于是想去小跑一下，没有什么原因，只是想做点什么来让自己放松一些或者充实一些，从而分散自己的注意力。可是没想到的是，这一跑就跑了整整3年2个月14天又16个小时，更没想到的是，他自己的“一时兴起”却吸引了媒体对其行为大肆报道，并且引发了全美的“奔跑热”，一些狂热的“追随者”甚至跟着他跑遍了大半个美洲。这些都是阿甘本人事先无法预料的，即使在他结束奔跑后也没能理解社会大众对他奔跑行为意义的定位和诠释。
“去个体化”又称“责任扩散”，是指个体在群体中因丧失个性特征、自我理性和责任意识而表现出来的行为上的无理智状态，或个体自我意识降低和对社会评价关心程度下降的现象。个体在人群中经常会出现这样一种情况：单独一个人的时候行动迟缓，推三阻四；一旦进入群体中往往会争前恐后地抢着做，哪怕这些事情是违反人性和道德的暴力行为。比如打群架一类的极端行为，很多人单独一人的时候不会采取这种极端方式，但是一旦身在群体中，受到周围人的情绪感染和“法不责众”的侥幸心理影响，会很容易产生暴力倾向。于是，大伙儿一哄而上，将所有可能发生的恶劣后果抛诸脑后。暴力事件发生后，当他们一个个冷静下来，又会为自己的所作所为感到震惊、羞愧和后悔。
关于“去个体化”，法国昆虫学家让亨利·法布尔曾经做过这样一个发人深省的实验：
他把若干条松毛虫放在一个花盆的边缘，让他们首尾相连，每只松毛虫就开始跟着前面的“屁股”爬行，就这么一圈一圈地爬着，没有一只出来打破这种“规律”。
过了几天，它们还是这么转着圈。法布尔在花盆附近撒了一些食物，只要它们顺着花盆的边缘爬下来就可以吃到。但是可悲的是，它们始终没有一只愿意打破局面，以至于全部饿死。
你一定觉得松毛虫很“笨”。事实上，每个人在生活中都会陷入各种类似的“圆圈”中，只是“圆圈”不像花盆这么明显罢了。当我们处于群体中时，我们都会失去自己的独立性，我们可能会一直被“蒙在鼓里”，开心地原地打转。导致“去个体化”的因素有很多，大致可以概括为以下几点：一是匿名性。在群体中，人们对外往往是群体的名义，个人的身份不为他人所知，这样很大程度上减轻了人们“追责”的心理。二是责任感丧失。因为“从众心理”影响，个体会觉得自己所做的行为是群体要求的，做对了，会得到群体的奖励；做错了，则会把责任推卸到群体上来。
三是情绪感染。人的自我意识在个体状态下会比较独立，但在与人交往过程中易受影响。尤其是融入一个群体后，他的独立性会降低，甚至丧失，因为人的情绪是会“传染”的。四是认知变化。在群体制定新的规则或者制度后，其中的个体会遵守这个新规则，自觉维护新秩序。当这种新规则和现实的法律法规相违背的时候，人就会陷入矛盾的两难局面。此时，许多人会选择支持新规则，因为只有这样才能融入集体。这也可以解释那些犯罪组织成员的行为，他们的认知发生了扭曲。当下社会正处于一个信息爆炸的时代，人类生存和生活所要面对的事物不再像以前一样只是局限于某个区域或者领域。互联网和交通科技的飞速发展，将整个世界变得扁平化，我们处理一件事情的时候，所接触的信息面和知识跨度远远超过个体的知识广度和储备，这就对我们团结协作的要求越来越高，我们必须具备迅速适应、融入一个新团队的能力。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因为“要融入集体”，就可以麻痹自己，盲目从众。我们在精诚合作的过程中，还是要随时保持清醒的头脑，不要忘记了“自我”的独立性，警惕“去个性化”。
当动机叠加在一起，就会产生可怕的能量——群体极化
为什么自杀也会成群？
在美国的旧金山，曾经有一个叫“人民圣殿”的民间组织，它的成员主要来自当地的穷人。吉姆·琼斯是这个组织无可争议的团队领导和精神领袖，1977年，他成功说服并带领组织中大部分的成员移居到南美的一片丛林中。直到1978年11月18日以前，这还是一个鲜为人知的神秘组织，但在11月18日这一天，一位国会议员和三名调查组成员以及一名“叛逃者”在乘飞机逃离组织时遇害，这才让“人民圣殿”组织曝光在外部世界的视野中。
琼斯害怕自己会因为这桩谋杀案而被捕，从而牵扯到更多的组织内部人员，导致组织土崩瓦解。他认为，与其等待别人来摧毁，不如以自己的方式来结束组织的“生命”。于是他把所有成员召集起来并要求他们集体自杀。
看到这，稍微有些理性思维和独立思考的人立刻会警觉，并认识到这是一个邪教组织，而且对于琼斯提出的自杀要求，大家都会觉得荒唐可笑。但令人遗憾的是，这个组织的成员几乎没有做出太多的反抗。第一个响应号召的是一名年轻妇女，她镇静地舀了一勺毒药，给她的孩子喂了一口之后，自己将剩下的一饮而尽，不到4分钟，两个人便抽搐着死去了。不久后，其他人纷纷效仿。只有少数几个人不愿顺从琼斯的命令逃跑了，据说还有极少数的人进行了抵抗，但据幸存者回忆，910名教徒中的大多数人都是有秩序地、心甘情愿地死去的。
这个消息迅速引起了社会的强烈反响，广播、电视和报纸对此进行了一系列的追踪报道和分析，围绕的核心问题都是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件。
对于这种惊人的顺从现象，人们有很多种不同的解释。一种观点认为，吉姆·琼斯具有超凡的个人魅力，像父亲一样慈爱，像皇帝一样的受人尊敬，让人心甘情愿地听从他的指挥。另一种观点认为“人民圣殿”的成员大多很穷，没有受到过什么教育，他们将希望全部寄托在琼斯的身上，把他视若神明，以求内心的安定和对未来的期望。还有一种观点认为，该组织具有宗教形式的教义，将领袖神话，对成员进行“惟命是从”的洗脑。而大多数心理学家则认为，这是由于“群体极化”现象导致的。
我们生活在一个群体无处不在的环境中，我们生下来，家庭就是一个最小单位的“集体”，长大一点又进入一个更大的“群体”，成年后参加社会工作就进入了一个全面化的“群体”。人离不开群体，许多政策、规章制度等也都是通过群体讨论后制定的，这是因为“群体决策”有着突出的优点。
首先，群体决策可以减少错误。决策过程中，每个人都可以发表自己的观点，观察的角度不同，对事情的理解也各不相同，这样有利于对问题更加全面地认识，及时发现可能存在的问题和潜在威胁；其次，群体决策有助于实现目标。因为群体决策是由群体的每个成员共同参与讨论作出的，这样的结果容易提高成员的自尊心和责任心，从而提高成员的执行力，有助于面对和解决问题；第三，群体决策有助于解决复杂问题。“术业有专攻”，每个人所了解和掌握的知识面各不相同，面对复杂的问题，个体很难单独完成，而在群体中，每个成员可根据自己的特长分工合作、集思广益，从而作出合理决策。群体决策有着诸多优点，但它也存在一些先天性的严重隐患。大量研究证实，群体决策比个体更容易走极端，即“群体极化”。一般来说，它会使个体变得更加冒险，也可能使个体变得更加保守。如果这些隐患不能很好地加以控制和疏导，很可能酿成非常严重的后果，“人民圣殿”惨案就是一个“群体极化”的典型案例。
群体决策是如何走向极端的
群体极化产生的原因大致可以概括为两种途径，即信息影响途径和社会比较途径。
信息影响途径是指在群体讨论过程中，成员所提供的绝大多数信息都是支持自己观点的，因此，群体成员逐渐相信了自己观点的正确性。当意见倾向于某一个方向时，大多数论据都用来论证该观点的正确性。于是，最初占优势的意见渐渐获得越来越多的支持。
社会比较途径是指在群体讨论中，原来认为自己的意见比其他人更好、更合理，但是现实中，不可能每一参与者的观点都超过所有成员的平均水平，于是许多成员开始省悟过来，质疑甚至否定自己之前的想法，结果发生了向极端转移的情况。
现实生活中，信息影响和社会比较途径常常是一起出现，甚至是相辅相成的。此外，责任分配、群体压力、文化背景和群体领导者等因素也会导致群体极化现象。群体极化中的个人往往会在群体规范或他人意志下做出自己本不愿做的行为，迫于压力而做出的行为与个体的内心世界具有一定差距，并非个体本意。
人生一世，离不开群体，但也不能因为融入群体而迷失自己，如何才能规避群体极化现象的产生？
首先要学会尊重别人，在别人陈述完意见之前不要轻易作出评判，尊重他人说话的权利，多角度地思考问题，避免“一言堂”。
其次要选择一些比较坚持自由、公平原则的组织，认真听取每个成员的意见或建议，允许不同的声音出现，并且在别人发表不同观点的时候会认真思考，合理比较，最终选出一个更加合适的结果。
还有就是欢迎局外的专家和伙伴提出批评。所谓“旁观者清”，从局外人的角度来审视自己，可能会更加精准地认识组织的定位和方向，防止“群体极化”思想或倾向的出现。
为什么人越多，思维越愚钝——群体盲思
人的智慧是可以叠加的吗？人们在单独思考的时候，的确可以“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得出睿智而成熟的结论；然而，如果一群人一起思考，往往会出现相反的现象——人越多，思维越迟钝。这就是群体盲思。
群体盲思是指团体在决策过程中，由于成员都希望自己的观点与群体的意见一致，因而使整个团体缺乏多角度思考，不能进行客观分析的决策过程。尽管部分成员并不赞同团体的最终决定，但通常情况下也没有人会提出一些新的观点或创意。这种现象有可能会导致团体作出不合理、甚至是危害组织的决定。
在美国的历史上就出现过因群体盲思而导致的重大决策失误和严重后果。
1889年，美国赢得了对西班牙的战争后占领了古巴，此后将近70年的历史里，美国都直接或间接地干预着古巴的内政。直到1959年，卡斯特罗领导的古巴起义军推翻了美国长期扶植的巴蒂斯塔政府，建立了新的革命政权。美国担心距离本土只有100多公里的古巴成为苏联威胁自己的跳板，所以从1960年开始，美国中央情报局就开始在各地纠集反对卡斯特罗政权的古巴流亡分子，随时准备登陆，推翻立足未稳的革命政权。美军命名此次行动的代号叫“十字军行动”。
1961年4月17日，这支1500多人组成的雇佣军开始突袭古巴。他们在美军飞机和军舰的掩护下推进得很快，顺利地占领了长滩和吉隆滩，但没想到的是他们在接下来的战争中遇到了麻烦。古巴军民同仇敌忾与美军展开殊死搏斗，经过72小时的顽强阻击，全歼了被围的美国雇佣军，共有90多人被击毙，其余1000多人被俘虏。这就是震惊中外的吉隆滩之战，美国称之为“猪猡湾事件”。
事情还未结束。对于被俘的流亡分子，古巴政府先是取消了他们的公民身份，又以此向美国政府索取了6200万比索的药品和婴儿食品，这成为美国政府历史上第一次支付战争赔款，美国也因为这起事件大为难堪，成为世界媒体嘲讽的对象。
事后，美国一些媒体和其他战争研究组织都对此进行了详细的分析，为什么一向在世界战场上“无往不利”的美军在此次行动中会一败涂地？对于美国而言，这原本只是一次局部范围内的小规模的军事行动，而且胜券在握，为什么会引发如此大规模的反抗，最终还“赔了夫人又折兵”？为什么美军联合了如此多的部门精英，结果在判断和决策上“一错再错”？
分析总结下来，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群体盲思，导致美国中央情报局乃至刚上任不久的肯尼迪总统都出现了严重的判断失误。
首先，中央情报局使用的情报是来自于想要推翻卡斯特罗革命政权的反政府人士，他们过度地夸张放大了古巴国内民众的反政府情绪，让中央情报局误以为古巴国内群情激愤、怨声载道。而且他们还夸大了反政府武装力量的实力，导致中央情报局误以为只要自己稍微出点力，就可以很轻松地重新夺回对古巴的控制权。还有重要的一点是，他们误以为一旦行动开始，即便局面出现暂时的失利，肯尼迪政府肯定会下令增派美军投入战斗。
可是这一切并非如他们所预想的那样，他们完全低估了卡斯特罗和切·格瓦拉在军民中的影响力：他们刚刚赢得三年游击战的胜利，正处于士气高昂的阶段，而且作战经验娴熟，相比美军组织起来的“散兵游勇”实力高出一截。更关键的是，战争发生第二天，当时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给肯尼迪写了一封信，他认为这场“小规模战争”将引发世界范围内的连锁反应，他请肯尼迪政府立即停止对古巴的侵略，并声称苏联将会向古巴提供一切反侵略所需要的资助。迫于社会舆论压力，肯尼迪不得不停止增兵援助的计划，并在国内公开认错。
美军的失败并非败在个人的智商上，事实上，参与此次行动的人员都是各行业的精英，但一群精英组在一起却做了一件“傻事”。这其实是因为个体在群体中，容易被一种无形的“规范”约束。群体规范是多数人的意见，它把群体内成员的行为限制在一个中等水平上，使群体成员既不能太积极，也不能太落后。这样一来，群体成员在无形之中都受到约束，并习惯于在规定范围内思考、行动，这限制了群体成员的积极性与创造性。
有一个成语叫做“三人成虎”，意思是说连续三个人说有老虎出没于城市，听众就会信以为真。这就是人在群体中容易不加分析地接受大多数人认同的观点或行为的“群体盲思”现象。
人在群体中所表现出来的愚钝未必是真的愚钝，因为群体的确会限制个人思维。导致群体盲思的因素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是面对群体压力表现出从众思想。个体处于现实的或者自己想象的压力，会调节自身观念与行为，并力图和其他人保持一致。个体既可以意识到这种压力，并在压力下作出从众的选择；也可以在没有意识到压力的情况下，自觉地追随他人的行为。
二是从众行为在某种程度上具有盲目性。在群体压力下，个体会放弃自身的思考，以其他人的行为作为自己决策的参照，简单地模仿其他人的行为。
还有一种是“去个性化”。个体在从众过程中，不愿意表达自己的不同意见，宁可将自己的个性泯灭在群体中，以减少内在冲突，取得心理上的平衡。
个体如何影响盲从的群体——“英雄”总是少数人
群体可以影响个体的判断和决策，反过来，个体有时候也可以突破约束，引领群体前进的方向。在美国好莱坞影片中经常能看到这种场景，主人公总是在大厦将倾之际挺身而出，几乎凭借一己之力力挽狂澜，拯救某个群体甚至整个人类的性命于危难。这样的人并不只是属于文艺作品中的虚拟和杜撰，现实生活中确实存在这样一类人，不过他们的人数非常少，姑且将其称为“睿智的少数派”。这类人往往具备一些共性，比如极具个人魅力、超人的决断力以及坚定的意志品质等，比如“二战”时期的英国首相丘吉尔，南非前总统曼德拉，美国开国总统华盛顿等。除了政界首脑，其他领域也不乏“睿智的少数派”，比如发现万有引力的牛顿，划破社会愚昧阴霾的鲁迅，提出物种起源和生物进化论的达尔文等。这些人都冲破了当时的一些社会或群体的阻碍，引领人们走向光明和理想，开始可能会招来猜忌和质疑，但最终人们还是被其感染，在簇拥中将他们推至权威顶峰。
美国好莱坞大片《拯救大兵瑞恩》就展现了个体通过自己的影响力来一点一点同化其他成员。
瑞恩是“二战”时期美国的伞兵，在一次行动的时候被困在敌人控制区域内，生死未卜。他还有三个兄弟，但很不幸都在战争中为国捐躯，他是整个家族唯一的希望，家中的母亲整天翘首企盼自己最后一个孩子可以早日回到自己的身边。在得知这个消息后，美国作战总指挥部毅然决定组织一个小分队深入敌后实施解救行动。
这次的行动指挥责任落在了米勒上尉的肩上。米勒和他的部队刚刚经历过奥马哈海滩登陆战的惨烈激战，伤亡惨重。但突如其来的命令没有给他充分的休息时间，他匆匆挑选了几名优秀的士兵跟随自己，并从别的编制中临时抽调了几名专业兵种，再次踏上了九死一生的道路——拯救大兵瑞恩。
事情的难度比他们出发之前预测的有过之而无不及，因为要深入敌后，危险性不言而喻，这就好比是在虎口拔牙。一路上他们都在与死神打交道，一路辗转，伤亡严重。经历过一次次濒临死亡的体验后，有人开始质疑：冒着牺牲八个人性命的危险去救一个毫无音信、甚至可能早就死掉的人到底值不值得？
随之而来的就是救援小组内部的分歧和争论。眼看着小组即将分崩离析，米勒上尉站了出来。作为军人，在他的心里“军令如山”，他并没有去多想“用八条命换一条命”的“算术题”，他只有一个目标——救出瑞恩。正是他坚定的信念、近乎执拗的意志力、刚毅的品质和给人安全感的性格等渐渐感染到身边的其他战友，让他们相信，自己正在做一件赋有使命且值得骄傲的事情，即使他们都不认识瑞恩，即使他们可能在下一秒挨到一颗子弹，但是他们相信自己的战友，相信自己的选择。而这，正是他们的队长米勒上尉带给他们的影响。
其实，如果细心观察所有的有影响力的“睿智的少数派”，就会发现他们一些通行的规律。他们会结合自己的特质，结合周围的现实情况来有意无意地为自己塑造一些形象，用个人魅力、个人知名度、权威等特点，来征服众人。
美国心理学家曾做过一个有趣的实验。他们邀请了一个教德语的老师假扮成闻名世界的化学家，然后介绍给一群化学系学生。这位“化学家”一本正经地宣称他们发现了一种新的化学物质，这种物质具有强烈的气味，但对人体无害。他让每个学生依次闻了一遍，然后让闻到气味的同学举手，结果不少的同学坚定地举起了手。事实上，瓶子里装的只不过是蒸馏水。
这次测试之所以出现“荒唐”结果，是由于经过包装，德语老师变成了著名化学家。简单来说，就是利用名望和权威，让大家听从一个知名人士或专业人士的言论，哪怕他只是在“骗人”。此时，人们的理性是服从于感性的。
如果个体位高权重，他所说的话会引起更多人的重视，并同步相信其正确性。“人微言轻，人贵言重”说的正是这个道理。由于现实生活中“权威”往往是人们学习和努力的标杆和方向，所以很多人先天性地会对“权威”产生心理认同，更有甚者不加判断，一味盲从。因此，在人际交往中，很多人会利用或者塑造“权威形象”，这样更容易引导和改变对方的态度和行为。另外，当一个散乱、消极的群体中出现了一个想法大胆、行动积极的人，那么他就会很容易成为这个群体的领头者。这种效应在心理学中被称为“领头羊效应”。
羊是一种很温顺的动物，这就导致它们十分没有主见。羊群是一个很散乱的组织，全部挤在一起左冲右撞，只盯着眼前的一小片草地觅食。但是如果在这个时候有一只羊误打误撞找到一块新鲜的草地，后面的羊群就会一拥而上，全然不顾四周的狼群的威胁。人群有时候也会出现类似的情况，比如一个行业竞争非常激烈，产业链已经到了无法细分的地步时，很多企业（集体）可能会迷失方向，他们眼前的“青草”已经吃完，不知道接下来该如何面对。这时候突然出现一个“英雄式”的人物，他主张大刀阔斧地进行改革，宣称可以为大家寻得一条全新的道路，能够将惨烈拼杀的“红海”变成机会难得的“蓝海”。这个时候大家很容易受到他的感染，群情激昂地跟着他一起干。“领头羊”往哪边走，他们一定紧跟其步伐，不问原因，不计后果。
不论群体还是个体，人是社会性动物，只要有社交的地方，就会出现人与人之间的影响力——群体影响个体，个体反作用于群体。
听命于权力，还是听命于真理——权威的力量
社会等级制度形成的强大心理压力，使一直在服从权威的人已经习惯了被命令，天性已经被抑制，即使让他们去杀人他们也会毫不眨眼地去做。在生活中，如果我们盲目听从权威，就可能导致错误的发生。
1961年，美国康乃狄克州纽黑文市的报纸上有一天出现了这样一则广告：
“耶鲁大学寻求志愿者进行记忆力和学习方法的研究。任何年龄在20—55岁身体健康的非在校男性都可报名申请，参加者可获每小时4美元报酬。”
耶鲁大学！每小时4美元！没听错吧！于是，很快就有15名工人、16名售货员、9名在校专家怀着各自的目的，成为了应征者。
然而，这40名应征者却不知道，他们将要成为时年27岁的耶鲁大学心理学助理教授斯坦利·米尔格兰姆精心设计的心理学实验的被试者。这个招聘广告是一个骗局，是依靠耶鲁大学的威名和高额报酬施展的小小阴谋。之所以说它是个阴谋，是因为米尔格兰姆的实验惊世骇俗，英国《焦点》月刊2005年将它列为震撼世界的十大实验之一。
这项实验引发了巨大的争议，为此，美国1975年颁布了针对人类心理学实验的严格准则，并在几十年间将所有企图重复这项实验的心理学家拒之门外。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现象呢？还是让我们从这项实验本身说起。这项实验的初衷是研究普通人会不会执行有违道德准则的指令。米尔格兰姆除了招聘40名被试者，还专门聘请了两位合格的“演员”，其中一位扮演表情严肃、一丝不苟的权威人士，负责在实验中对被试者下达实验的各种命令；另一位负责扮演一名被要求进行联想记忆的学生，同时也是电击的“承受者”。
实验过程中，那名一丝不苟的“权威角色”向实验参加者发出指令——要求他们电击那名扮演“承受者”的学生，并且告诉他们，这边的电击强度越大，对面的受虐者越痛苦。于是，他们开始了电击，随之就传来了受虐者的惨叫声，当然这不是真的，叫声也是模拟的。受虐者开始发出一些抗议，要求终止这项实验。施虐者这时询问那名“权威角色”，接下来还要进行吗？“权威角色”回答道，是的，继续。通过这40位实验参加者的表现，米尔格兰姆惊奇地发现，有2/3的人一直在奉命行事，毫不理会对面的惨叫，而最可怕的是：当受虐者不再发出任何声音时，有些人还在执行“权威角色”发出的“荒唐”指令。
你可能会觉得这个心理实验有些残酷，但米尔格兰姆的服从权威实验却向我们展现了一个更加残酷的事实，说出来都有些可怕，因为你会对人性有更加深刻的理解。也许，你未曾想过一个心智正常的人会去听从某个所谓权威人士的命令而对一个无辜的人施以重刑！
之所以产生这种心理现象是由于施虐者把责任推到了权威身上。就像那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集中营和大屠杀惨案中对无辜平民施以暴行的士兵在军事法庭上所说的那样：“我们对那些平民的死亡不应当负任何责任，因为我们只是在‘简单地执行上级命令’。”当然，除了责任分散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身处“权威梯度”（authority gradient）底层的人，会在心理和道德上形成一种抑制效应。也就是说，社会等级制度形成的强大心理压力，使一直在服从权威的人已经习惯了被命令，天性已经被抑制，即使让他们去杀人，他们也会毫不眨眼地去做。
据一份来自航空部门的统计，在20%的坠机空难中，副驾驶不愿挺身指出机长的错误判断是导致灾难发生的主要因素之一。这些副驾驶宁愿牺牲自己、乘客和其他同事的性命，也不愿去挑战机长的权威。这是一个令人吃惊的发现！
1993年12月1日，一架西北航联飞往美国明尼苏达州希宾市的班机发生了重大事故，机上所有人员无一幸免。事后，通过机舱录音显示，副驾驶警觉到飞机降落时飞行高度偏高，但他没有立刻指出机长的错误，仅仅是小心翼翼地试图提醒机长：“机长，您是不是要一直维持在这个高度啊？”最后，这架飞机由于下降角度过大，致使飞机完全偏离了跑道。而就在飞机坠毁的前一刻，副驾驶还在毕恭毕敬地回答着机长的问题。真是一个悲剧啊！
何谓权威？权威就是指在某种范围内最有地位的人或事物。权威相对而言只是指它的地位，并不能证明它就绝对正确，权威和正确是两个概念。如果盲目相信听从权威，就可能导致错误的发生。认识到盲目服从权威心理现象的危害性，我们就要理智地看待每一个所谓的权威人士。不能盲目地去服从他们的指令，我们要有自己的思想，千万不能惟命是从！每当遇到权威的时候，请先问自己一句：我为什么要对你言听计从？
传统的观念如何约束一个人——思维绑架
谈到欧洲文明，人们往往会对古希腊、古罗马以及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等时期的文明持有很高的评价，而公元476年至1500年将近一千年的历史，被欧洲称为“黑暗”的中世纪。
查理曼大帝死后，西罗马帝国灭亡，欧洲一时间群龙无首，给宗教势力得以发展的机会。天主教利用人们的信仰来聚敛钱财，控制人们的思想。那个时候的欧洲被神权笼罩，从国王到平民，人人都是天主教徒，梵蒂冈成为所有人心中的圣城，教皇则成为实际的最高领导人。百姓的生死掌握在教会手中，加上教士的贪婪，不停搜刮民脂民膏。人们又不敢违背教皇的意愿，愚昧无知地在黑暗制度的压迫下苟延残喘，惶惶不可终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