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体与常无：经济学方法论对话（出版书）》
作者：林毅夫
内容简介：
《本体与常无:经济学方法论对话》收录了林毅夫教授在经济学方法问题上与学生的对话记录。作者强调经济学家必须以“常无”的心态，从现代经济学的“本体”，即理性人基本假设出发，研究新出现的经济现象。通过问答式的交流，作者深入浅出地教导有志于经济学研究的青年学子，应如何掌握现代经济学的基本研究方法，如何才能成为一名善于运用理论、进行理论创新的经济学家，体现了作者“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的教学理念。
目录
第二版序
总序
与林老师对话
与林老师对话
加里·贝克尔教授对《本体与常无：经济学方法论对话》（英文版）的评论
林毅夫教授对加里·贝克尔教授评论的回复
学生的感悟
再读“与林老师对话”有感
回忆林老师教授我们经济学方法论的点点滴滴
漫谈学问之道
恩师的教诲 一生的坐标
研究中国问题的经济学是二流学术吗
本体与常无：与林老师世界银行谈话后的思考
经济学的传道者
经济学之道——从“刻舟求剑”谈起
附录 林毅夫教授经济学方法论选编
本土化、规范化、国际化
经济学研究方法与中国经济学科发展
学问之道
自生能力、经济转型与新古典经济学的反思
中国经济学科发展的回顾与展望
自生能力问题与中国的改革和发展
第二版序
“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秉持此精神，我在教学中注重研究方法的探索，并经常以“野人献曝”的精神将自己的一点心得体会和学生分享。2004年春我还特地和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的研究生进行了一场别开生面的方法论对话，后来记录整理成书，由北京大学出版社于2005年以《论经济学方法》为题出版（收录于“与林老师对话”系列中）。在此对话中，我强调现代经济学以理性人为基本假设，是经济学理论分析的切入点，经济学家在研究各种社会经济现象时总是从“一个人在作决策的时候，在他所知的各种可能选择方案中，总是会作出他所认为最佳的选择”的角度来观察思考，构建说明一个现象背后的因果逻辑模型。这是各种经济学理论共同拥有的不变的“本体”，也是经济学家在研究社会经济问题时不同于其他社会学科的学者之所在。在此对话中，我也同时强调决策者的最佳选择方案，随着决策者所面临的社会经济条件的不同而异。现有的经济学理论来自经济学家对一定社会中的决策者在过去条件下的选择行为的研究，因此，经济学家必须以不受现有理论约束的“常无”心态来研究不同社会或是同一社会中新出现的各种社会经济现象。
抱着“常无”的心态从“本体”出发来研究问题的方法，对我个人帮助甚大。这种研究方法让我能够在过去近三十年中，对中国经济改革和发展以及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发展问题有了一些异于现有理论的见解而又一以贯之的看法。[1]2008年6月我到世界银行工作，适逢自20世纪30年代以来最为严重的全球金融经济危机突然爆发，这种研究方法也让我对这场危机产生的原因、走向有了较好的认识，据此适时为世界银行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应对措施提出了建议[2]。
现有的经济学理论绝大多数由发达国家的经济学家根据发达国家的现象提出，运用于发展中国家常有“淮南为橘，淮北为枳”，甚至好心干坏事之憾，我在方法论上强调的“本体”和“常无”有助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学家研究他们国家出现的问题。这次全球金融经济危机爆发，发达国家的经济学家既未能预测到危机的到来，也未能提出有效的解决办法；而且，本世纪开始以来出现新兴市场经济体领跑全球经济的多元增长新格局。这些新现象意味着必须重新审思现有的许多主流经济学理论，我强调的“本体”与“常无”对发达国家的经济学家也会有所帮助。有感于此，我将这本方法论对话翻译成英文，并为突出重点，改以《本体与常无：经济学方法论对话》为题在今年年初出版。因为“本体”与“常无”这两个中国的哲学概念并无直接对应的英文，因此，在书名和书中我没有翻译，而是直接使用了汉语拼音“benti”和“changwu”。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芝加哥大学经济学系教授加里·贝克尔，斯坦福大学荣誉退休教授青木昌彦，世界银行现任首席经济学家、美国康奈尔大学经济系教授考希克·巴苏，哈佛大学政治经济学荣誉退休教授德怀特·帕金斯，联合国大学国际发展经济学研究所主任、哥本哈根大学发展经济学教授费恩·塔普等人为此书写了推荐语，并给予了高度的评价。
呈现给读者的这本书是《论经济学方法》的第二版，为了突出这本书的思想，按英文版的书名改为《本体与常无：经济学方法论对话》，并且增加了以下一些新的内容：加里·贝克尔教授利用今年10月我60岁庆生以及新结构经济学国际会议召开之机加入到对话中来，对《本体与常无：经济学方法论对话》（英文版）一书中的一些观点提出了质疑，对现代经济学在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可运用性提出了商榷，他还就现代经济学本身和中国的经济转型、发展提出了几个重要问题，他的评论和提问以及我的答复也收录进来。另外，这些年来我所教的学生有不少人已经毕业，成了经济学家开始了自己独立的研究，从实践中对我当时的教学和这本方法论倡导的观点有了不少心得，王勇、徐朝阳、盛柳刚、陈斌开、张红松、易秋霖和皮建才等将他们的体会写成文章也收录在书中，使这本书成了三代师生的对话。最后，在这一版中，除了原来已经收录的《本土化、规范化、国际化——〈贺经济研究〉创刊40周年》、《经济学研究方法与中国经济学科发展》、《学问之道》、《自生能力、经济转型与新古典经济学的反思》四篇文章外，又增加了《中国经济学科发展的回顾与展望》和《自生能力问题与中国的改革和发展》两篇作为附录。
在本书第二版中增加学生的心得体会的建议来自徐朝阳；实际的收集、整理则由王勇和孙希芳两人负责，王勇还将加里·贝克尔教授的评论根据录像整理成文字稿；第二版得以在两个月内从倡议到出书与读者见面，北京大学出版社的林君秀和贾米娜精心而高效的编辑工作居功甚伟。对上述诸人的努力和贡献我谨致以诚挚的谢意！
林毅夫
2012年10月8日于
北京大学朗润园
[1] 详见《中国的奇迹》、《充分信息与国有企业改革》、《解读中国经济》、《新结构经济学》和《繁荣的求索》等著作。
[2] 这些分析和建议总结在《从西潮到东风：我在世行四年对世界重大经济问题的思考和见解》一书中。
总序[1]
从1984年我在芝加哥大学经济系通过博士资格考试进入论文写作阶段，到现在已有20年的时间，这20年来我始终不渝地以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过程中出现的问题作为研究的主要课题。芝加哥大学经济系名师汇聚，以倡导市场经济而闻名于世。该系在培养学生上有两个不太为外人熟知的传统：一是重视实证，二是要求外国学生将本国的经济问题作为博士论文的选题。在舒尔茨和约翰逊两位教授的鼓励下，我以当时国内进行得如火如荼的“农村改革”作为论文主题，从此便和我国的农村发展问题结下了不解之缘。
1987年，在耶鲁大学经济增长中心作完一年博士后研究，我携全家回到国内，在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部先后工作了7年，这段经历加深了我对我国农村问题的理解。后来，随着参加的国内改革问题讨论领域的扩展，我的研究范畴也随之从微观延伸到宏观，从农村扩大到国有企业、外贸、金融、收入分配等国民经济的各个领域。同时，为了了解为何中国改革前的经济发展困难重重，而起始条件和我国大致相同的亚洲“四小龙”却在同一时期实现经济起飞而成为令世人瞩目的新兴工业化经济，以及为何我国的改革开放取得了很大的成功，而转型前面临的问题与我国相似的前苏联和东欧国家的改革却遭遇了极大的挫折，我研究的视角也随之从国内的问题扩展到国际的比较。
我刚开始从事独立研究的时候，和许多学生一样，以当时经济学界普遍接受的理论为出发点来考察我国的问题。不过，我很快就发现，虽然芝加哥大学被称为当代经济学的圣殿，我在那里学到的是当时经济学最前沿的理论，但是用在芝加哥大学课堂里学到的理论来解释许多在我国改革和发展过程中出现的问题时却经常显得苍白无力，总有牵强附会的感觉。于是我尝试着根据我对我国经济现象的观察，找出那些问题背后的决策者是谁，决策者所要达到的目标、所面临的约束条件及其特性等，然后以经济学最基本的理性原则为出发点来构建自己的理论模型。几年下来，这些一个个单一的理论模型，竟然自成为一个以要素禀赋结构、政府发展战略、企业自生能力、产业技术结构内生性、金融结构内生性和政府干预内生性为主要内容，前后逻辑自洽的发展和转型理论体系。这个“一以贯之”的体系在解释发生在我国各个经济领域的许多问题、现象时，比国际经济学界通行的理论更有说服力；而且，也比当前被经济学界普遍接受的理论能够更好地解释许多出现在其他发展中国家和转型中国家的问题。
001987年回国工作后，承北京大学领导和过去的老师的厚爱，我作为北京大学的兼职老师，带了几位研究生；1994年，我和海闻、易纲、张维迎等海外归来的学子共同组建了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教书育人成为我的主业。其间，我也在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杜克大学、澳大利亚国立大学以及香港科技大学任职。我在北京大学和海外其他大学教的都是中国经济、发展经济学、转型经济学的课。让我感到高兴的是，学生们给我的课评一向很好，学生们很能从我的理论体系内部逻辑的严谨以及理论推论和现象的一致来接受我提出的不同于学术界通行的现有理论的理论。但是，我也发现学生们对于我提出的理论和其他现行理论之间的冲突经常感到困惑，有时还出现“一傅众咻”的情形，一出了课堂不自觉地又以经常听到的通行理论来看待出现在我国经济生活中的问题。当然，我不能说我的理论就一定是对的，不同于我的观点的理论就一定是不对的，但是，如何帮助同学们加深对我的理论体系的理解，以及如何对待众说纷纭的理论，一直是我思考的问题。
现在国内外一般大学的教育是以课堂上老师主动教、学生被动学为主，这种教学方式有利于老师把他所知道的知识快捷、系统地传授给许多学生。古代的教学方式不管是在我国还是在外国，则经常是通过老师和学生间的对话来进行，学生由被动地听讲变为主动地提问，许多千古流传的中外文化经典都是这种对话的记录。对话这种教学方式灵活多样，既可以就一个问题层层展开、深入论述，也可以将各家各派的观点、理论放在一起比较分析、相互辩驳，还可以根据学生的理解反复诘问、相互切磋。因此，本着古为今用的精神，2003年春我在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研究生转型经济学课的最后几周，采取对话的方式与学生们就发展战略和经济改革的问题各进行了三场对话，受到了学生们的热烈欢迎。很多同学课前积极准备问题，课上踊跃提问，有好几场对话，从上午9点开始到中午12点还欲罢不能，师生围成一圈，一边吃盒饭一边继续讨论到下午3点才结束。对话的录音，后来被整理成文稿，放在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的网站上，许多网友读后也觉得这是一种很好的学习方式。
在和学生的对话以及其他课程中，我深深感到“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的道理。经济问题总是可以通过构建合适的经济理论来解释，中国经济改革和发展中出现的许多现象不能用现成的经济学理论来解释，这正是我国有志于经济学研究的青年学子作出开创性理论贡献的大好机会。而且，自经济学成为一门独立的社会科学以来，世界经济的中心就成了世界经济学的研究中心，随着中华民族在21世纪的伟大复兴，中国经济问题在国际经济学界将会成为越来越热门的问题。作为老师，我有责任将自己如何能够不受现有理论的约束而直接从现象构建理论的一点心得传授给自己的学生。在平常上课时，抱着“野人献曝”的心情，我特别强调经济学方法论的探讨，并于2004年年初就经济学方法论问题与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的研究生们进行了一场对话。根据对话整理的文稿放在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的网站上后，成为点击下载最多的文档之一，并且还有许多跟帖对我提出的看法、观点进行讨论。看到学生们对我提出的许多看法的认同，我深感欣慰。
或许在未来，20世纪将会被后人称为是人类经济思想大试验的世纪。除了社会主义国家计划经济的试验外，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原来被殖民的国家政治上纷纷获得独立，并且在第一代革命家的领导下，开始了独立建国的努力。当时主流的经济学思想强调市场失灵，认为发展中国家只有依靠政府的强有力干预，克服市场的不足，才能加速工业化，摆脱贫困，建成富强的现代化国家。绝大多数的发展中国家都是按照这个理论思想来制定经济发展政策的，但是经过二三十年的努力，这些国家和发达国家的差距不仅没有缩小，而且越来越大，到了20世纪70年代还层出不穷地出现各式各样的危机，最后，不得不向位于美国华盛顿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求援，并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经济学家的指导下进行经济改革。苏联、东欧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系也在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纷纷以解体而告终，并开始了向市场经济的转型。国际经济学界对发展中国家的改革以及前社会主义国家转型问题的主流思想以“华盛顿共识”为代表，此共识强调市场的作用，认为改革和转型的任务是彻底消除妨碍市场机制发挥作用的各种制度安排，并迅速建立起能够让市场机制发挥作用的制度环境，从这个观点来看，我国的渐进式改革是不彻底的，是注定要失败的。我是在上述的时代、思想背景下开始了对我国改革和发展问题的研究，我对农村问题的研究很快为主流经济学界所接受，但是在根据我国的城市改革和发展经验的事实而对主流的“华盛顿共识”提出挑战时，则有孤掌难鸣之感。
在“华盛顿共识”支持者的协助下，前苏联、东欧国家推行了“休克疗法”，企图一步跨过鸿沟而成为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国家，但是苏联、东欧的转型不仅没有像“华盛顿共识”支持者所认为的那样，在推行“休克疗法”以后经济马上快速增长，而且，还出现了崩溃和停滞；我国的渐进式改革也不仅没有像“华盛顿共识”的支持者所认为的那样，使国民经济崩溃、停滞，反而继续快速增长。“华盛顿共识”在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实行的结果也遭受了和在苏联、东欧同样的命运。有意思的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发展起来的日本和亚洲“四小龙”，其政府采取的政策按照当时主流的经济理论的观点来看也是离经叛道的。现在对根据主流经济学的基本理论形成的“华盛顿共识”产生怀疑的经济学家越来越多，而且，国外有些经济学家还提出了和“华盛顿共识”针锋相对的“北京共识”，我开始有了“吾道不孤”的感觉。
当代经济学从1776年亚当·斯密出版《国富论》而脱离哲学成为一门独立的社会科学以来，已经有了二百多年的历史，其间大师辈出，各种理论和观点大大丰富了经济学的内涵，并且以其近乎自然科学的严谨逻辑和研究方法而成为社会科学中的显学。但是，如前所述，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许多发展中国家根据当时主流的经济学理论来制定经济发展或转型政策时，却遭遇了种种预想不到的困难和挫折。究其原因，自亚当·斯密开始，现代经济学的发展一直是以发达国家的经济学家为主力。任何理论都是来自于提出这个理论的学者对他所观察到的真实社会现象背后因果关系的抽象；任何经济学的理论都是在说明一个决策者如何在所面临的约束条件下作出他所认为的最佳选择，而这个选择的结果也就是大家所关心的社会现象。由于同一社会在不同的时代，或是同一时代在不同的社会，许多重要的社会、经济约束条件会变动或是会不同，因此，不会有“放诸四海而皆准”、“百世以俟圣人而不惑”的理论。把在发达国家发展出来的理论简单地运用于发展中国家同样会有“淮南为橘，淮北为枳”的命运，搞不好还可能对发展中国家的社会经济造成很大的破坏。
由于没有“放诸四海而皆准”的经济理论，我国的经济学家需要经过自己的不懈努力，从我国的经济改革和发展中出现的许许多多问题、现象中去总结、归纳，提出新的理论来，这样的理论才能真正推动我国的进步，这是中国的经济学家对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所应该负起的责任。由于任何理论的创新都需要从具体的经济现象中去抽象，而经济学家抽象发生于自己生活的社会中的现象会有“近水楼台先得月”之便，所以根据我国的发展和转型中的问题、现象来提出新的理论，也是我国的经济学家对经济学科的发展作出贡献的历史机遇，对于我国及其他转型中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问题，这种新理论会比根据发达国家的现象提出的理论更有解释力。相信只要掌握好现代经济学的基本研究方法，立足于我国本土问题的研究，我国的经济学者将可以对我国的现代化以及世界经济学科的发展作出巨大的贡献，我们将会迎来世界级的经济学大师在中国辈出的时代的到来。我希望这两本对话集的出版，能够有助于我国众多青年学子看到这个时代到来的曙光并为之努力奋进。
对话是老师和学生互动的结果，没有学生的提问也就不会有老师的回答，所以对话是老师和学生的集体创作。在这两本对话集出版之际，我要特别感谢李绍瑾、李可、吴华、蒋承、盛柳刚等主提问人，他们在对话之前对问题作了精心设计，在对话过程中则灵活地调整和加问，使对话得以按照一定的逻辑层层推进；我也要感谢张鹏飞、孙希芳、姜烨、李莉、王海琛等同学花了大量的时间把对话录音整理成初稿；北京大学出版社的林君秀、陈莉、张慧卉、张燕对本书的编辑做了精心、细致的工作；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的同事李玲在编辑过程中提出了许多宝贵的意见；我的秘书陈曦的高效工作，让我能腾出时间来整理这两本对话录；我的妻子陈云英的默默支持，使我免于生活杂事的干扰而专心致志地在经济学的殿堂进行探索；我的思想体系成形于和蔡昉、李周两位早期伙伴的合作过程中，这两本对话集里的许多思想观点已见于我们三人合著的《中国的奇迹》和《充分信息和国有企业改革》两本书中。和学生的对话其实自一开始教书以来就一直在进行，从教学中我确实感到教学相长之益。我借此机会感谢上述所有提到的和没有提到的同学、同事们。最后，在方法论的对话集中，我还收录了和方法论有关的四篇演讲和文章。
林毅夫
2005年3月29日于
北京大学朗润园
与林老师对话
■林老师：今天早上我们来进行方法论的对话。这个学期我花了不少时间和大家谈方法论，有必要在学期末系统性地回顾一下我们讨论过的问题，一方面比较系统地阐述我在方法论上的想法，另一方面加深同学们对方法论重要性的认识，让大家对经济学学习、研究、运用的方法论有更好的理解，以免差之毫厘、失之千里。我很感谢盛柳刚、邢兆鹏、李莉、王海琛、崔成儿、刘秋霞等同学所作的准备，现在我们开始讨论。
●盛柳刚：谢谢林老师。我的第一个问题是何谓经济学方法论？现在我们谈经济学方法论时，往往有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上是指论证经济学理论正确的某种原则，如现代经济学中广泛流行的实证主义，广义上则包含着什么是科学的经济学理论、经济学的分析方法和理论创新的方法论。为了方便大家更好地理解和掌握，林老师您能否先介绍一下您所谈的方法论包括哪些方面？
■林老师：应该是你谈的几个方面都包括，但我自己最侧重的是怎样进行经济学的理论运用和理论创新。理论是用来解释现象的一套简单逻辑体系，学习经济学和研究经济学理论的目的是了解社会，推动社会的进步。作为后来者，我们需要站在巨人的肩膀上面，要多地读前人的理论研究的成果。但是，任何理论都不是真理本身，而且，对于一个现象，经常会有好几个似乎都可以解释这个现象但可能相互矛盾的理论存在。所以，在了解我们的社会存在的问题和现象时，我们必须知道怎样对待现有的理论，知道如何取舍，才不会成为现有理论的奴隶。同时，当现有理论不能解释我们社会上存在的现象时，我们还应该有能力进行理论创新，提出新的解释。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成为对社会进步、对经济学科的理论发展有贡献的经济学家。所以，我在方法论上侧重于经济学理论的接受、摒弃和创新的方法与原则的探讨。
我们必须知道怎样对待现有的理论，知道如何取舍，才不会成为现有理论的奴隶。
●盛柳刚：在我成为您的学生的这一年之内，今天是您第三次跟我们详谈方法论。为什么您觉得方法论那么重要？尤其是对于研究中国这样一个转型国家的经济现象来说，超越一些理论上的争议，强调方法论，是否有类似康有为作《新学伪经考》的意义？林老师您是否想借方法论来反对中国直接照搬西方经济学，同时来证明自己理论的正确性？
■林老师：我强调方法论有三个方面的原因。一个原因是我经常看到不少学者，明明他所用的理论不能解释我国的现象，但他还是坚持以这个理论来说明这些问题为什么会存在于我国。就像弗里德曼主张的那样，我个人认为理论的目的是解释现象，当一个理论不能解释我们观察到的现象时，这个理论就应该按一定的原则或标准来被修正甚至摒弃，这样才不会理论学得越多，思想越僵化。同时，当一个现象不能用现有理论来解释时，这是对理论工作者的挑战，也是一个大好的机会，如果能够有比较好的方法来深入研究现象，提出新的理论，那么我们还可以对理论发展作出贡献。我之所以和各位一再谈方法论的问题，是希望各位成为会运用理论、会进行理论创新的经济学家。
第二方面的原因，经济学本该是经世济民之学，是实用科学。在这个时代里，我们有机会接受比较好的教育，我们对这个时代的发展和进步，对中国的重新崛起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但是我们怎样让中国重新崛起呢？学好运用理论和创新理论的方法是根本的。大部分学经济学的人可以接受后发优势的概念：从一个国家经济长期发展的角度来讲，技术的不断创新是主要的动力。作为一个后发国家，跟发达国家有技术差距，利用技术差距来加速国家的经济发展是一个机会。但是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在那么多发展中国家中，只有少数几个东亚的经济体——日本、亚洲“四小龙”真正利用了这个技术差距，缩小了和发达国家的收入差距，其他大部分发展中国家并没有利用后发优势。如果我们回顾一下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主流的发展经济学，就会发现：日本和亚洲“四小龙”所采取的经济政策被认为是不对的，但是它们的经济发展成功了，而那些按主流的发展经济学理论来制定政策的国家，经济发展的绩效却很差。另一个现象是苏联、东欧和中国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体制的转型。20世纪90年代初整个国际主流经济学术界的看法是苏联和东欧的“休克疗法”会比较成功，而中国采取的渐进式的双轨制改革是最糟糕的，多数经济学家认为计划体制不如市场体制，而双轨制的体制不如计划体制。十多年的时间过去了，回过头来看，按照当时被认为是比较正确的方法来改革的国家，经济绩效很差，而被认为采用了最差的方式来改革的中国，经济却取得了持续的增长，这说明现有的主流经济学理论有相当大的问题。我在课堂上也常讲我的导师舒尔茨教授——1979年诺贝尔经济奖获得者——曾经对欧洲从工业革命后到现在近三个世纪的主要社会变革所进行的考察。他发现，重要的社会变革都会受当时的主流思想的影响，可是事后证明这些主流思想经常是错的。我觉得我们作为知识分子，尤其是中国的知识分子，应该以天下为己任，而且我们确实是非常幸运的一少部分人，对社会的进步和发展负有无可旁贷的责任，如果我们用错了理论，对社会可能会产生很大的祸害。从历史经验来看，我们对主流社会思潮的接受不能是无条件的，只有从我国的实际问题出发、能够真正解释我国的现象的理论，我们才能接受，而不能简单拿一些看起来非常有影响的理论，就相信它是对的，然后强加在我们这个社会头上。这是知识分子对国家和社会的责任。另一方面，现在有很多现象不能用现有的理论来解释，这是我们从事理论创新的最好机会，我们有责任分析清楚其背后的因果关系，提出新的理论，这样才能既对理论发展作出贡献，又能推动社会进步。
第三方面，我之所以强调方法论，也是抱着一种“野人献曝”的心理。因为从我在芝加哥大学开始写毕业论文到现在，我经常提出一些新的看法，这些看法与主流观点不一致，常引起争论。现在将近二十年过去了，回顾起来，即使开始时只有极少数的人能够理解或者接受我的观点，我发现还是我提出的理论比较经得起时间的考验，而且，时间越长，越证明我的观点是正确的。由于我个人提出的大部分看法与主流看法不一样，因此我在接受或摒弃现有的理论以及怎样提出新的理论上有些体会，作为老师，抱着“野人献曝”的心理，我走过来了，也实践了，觉得这些方法是可行的，希望我的学生可以学会这些方法，少走弯路。我对各位同学寄予很大的希望，我相信21世纪是中国经济学家的世纪，21世纪会是中国经济学大师辈出的世纪，我希望各位掌握好方法，利用时代给予各位的机会，在21世纪成为领导经济学思潮发展的大师。中国有句话：厨师要做好菜，要有好的素材，也必须掌握好的烹调方法。我们这个时代有许多提出新理论、大理论的素材，我希望各位能够掌握好烹调的方法，做出好菜来。
我之所以强调方法论，也是抱着一种“野人献曝”的心理。
●盛柳刚：刚才您谈到前苏联和东欧的经济转型，我个人觉得萨克斯他们在倡导“休克疗法”的时候，有个潜在的理念是“阳光下没有新的东西”，每个人都是理性的，全世界的人都是没有什么差异的，所以在西方产生的这套基于个人理性的理论，应该可以适合发展中国家和转型国家。您怎么看这种观点？
■林老师：我觉得每个人都是理性的这一点是可以接受的。根据我的研究体会，在任何时代、任何社会的人都是理性的。比如上课时我常讲的一个小故事，根据许多人类学的研究报告，在原始社会，人跟人交换经常是把要交换的东西放在路边，人躲在树林里面。这种看似原始的交换方式，在当时的条件下也是理性的，因为原始社会剩余少，要交换的东西很少，人也很少，可能要等很长的时间才有人来交换，如果需要人站在东西旁边等的话，就把一个劳动力绑在那里了，如果躲在树林后，跟你交换的人不知道你是否躲在那里，这样就可以把劳动力释放出来。但是，这种方式下很可能东西被白白拿走，人家不留下等价的东西，所以，原始社会里通常还有一项制度安排，也就是如果东西被拿走而没有留下等价的东西，就会千里追杀去报仇，由于有了这种很重的惩罚，东西被白白拿走的概率就会大大降低，因此，这种千里追杀的制度安排也是理性的。
厨师要做好菜，要有好的素材，也必须掌握好的烹调方法。
不管在什么社会里，人都是理性的。所谓理性指的是一个决策者在作决策时，在他可作的选择中，总会选择他认为是最好的选择。按我的体会，“理性”是经济学的本体，任何经济学的理论都是建立在这个本体论的基础上的，不以这个出发点来解释社会现象的理论就不是经济学的理论；反过来，如果以理性为出发点来观察、解释社会经济现象，即使所观察、解释的现象和金钱及物质利益无关，也是经济学的理论。理性是任何经济学理论的共同本体，但是每个决策者所面对的约束条件、选择范围和机会成本是不同的。同样是理性人的选择，现在的交换方式就不是古代那样了，现在社会的生产水平高，高度分工，要交换的东西多、频率高，就可以在一个地方开店，店主看着店，一手交钱一手交货，如果买者不给钱，顶多不卖东西给他，或者东西被偷了，店主可以去报警，要警察惩罚他，不用像过去那样费时费力、冒着千难万险去千里追杀。所以理性是相同的，但理性在不同的约束条件下的表现方式是不一样的。
作为经济学家，在这点上必须非理性是相同的，但理性在不同的约束条件下的表现方式是不一样的。作为经济学家，在这点上必须非常地清醒。理性本身是不变的，但是单说人是理性的并不说明任何东西，任何一个经济理论，必须包含决策者在什么限制条件下，选择有多少，各种选择的机会成本是什么，然后才能知道什么是理性的决策者的最佳选择。一个理论能否用来解释某种社会的现象，取决于这个理论成立的限制条件和相关选择的机会成本与要解释的现象所在的社会是否一致。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的人和社会主义国家、转型中国家以及发展中国家的人同样是理性的，但是决策者在这些国家面临的限制条件和机会成本是不同的，所以，简单套用适用于发达国家的理论，并作为转型中国家或发展中国家的政策依据，经常会出问题。前苏联和东欧国家“休克疗法”的改革之所以出现许多意想不到的困难，原因就在于把适用于发达国家的理论简单地套用于转型中国家。
理性是相同的，但理性在不同的约束条件下的表现方式是不一样的。
●盛柳刚：我问一些最基本的问题：何谓理论？何谓经济学理论？我们是应该根据概念、对象范畴还是经济学的分析方法来界定经济学理论？还有，既然理论的最重要的目的是解释现实，那么一个科学的经济学理论必须具备哪些特征？
■林老师：理论，不管经济学的理论还是其他社会科学的理论或自然科学的理论，都是一个所要解释的现象背后的各种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的一个简单逻辑体系。理论是用来解释现象的，是对现象的一种抽象，并不是现象本身。所谓解释现象，指的是理论所揭示的“因”，经过怎样的机制，产生了“果”，这个“果”就是我们观察到的现象。经济学的理论是用来解释经济现象的。什么是经济现象呢？从广义的定义来说，凡是牵涉到“选择”的现象，为什么选择这个，不选择那个，都是经济现象。经济学理论以“决策者是理性的”为其理论体系的基础及考察一切现象的出发点，用中国的哲学概念来说就是本体。但一个理论要成为一个科学的理论，必须具备两个一致性。首先，既然任何理论都是几个特定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的逻辑体系，理论的内部逻辑必须是一致的或者说是自洽的，也就是理论模型中所揭示的“因”，必须能经过某种机制导致理论所要解释的“果”，一个理论只有内部逻辑是一致的，才能说明理论模型中的几个变量是有因果关系的。其次，理论不是简单的逻辑游戏，理论是要解释现象的，因此理论的逻辑推论和所要解释的现象必须是一致的，也就是理论推论和经验现象的外洽。这是理论必须具备的两个条件。
●盛柳刚：您提到的关于内部逻辑一致性，让我想到经济学中数学的应用，数学的应用保证了经济学理论的内部逻辑性，但隐隐然有喧宾夺主之势。林老师您如何看待经济学中数学的应用以及经济学数学化的观点？
■林老师：逻辑有很多种表现方式，应该讲，大部分经济现象即使不用数学也能讲清楚它的因果关系，但是数学有它的好处，因为数学是最严谨的一种形式逻辑，尤其有不少人在运用语言时逻辑容易不严谨。但是数学是手段而不是目的，它能帮助我们把逻辑关系一步步推演下来，但是它并不是唯一的方式。而且经济学在应用数学方面也付出了一定的代价，比如说某个企业在从事生产时，在不同的产量区段，投入和产出之间的关系有不同的特性，我们在解释某一特定经济现象时，可能只是和其中的一个区段有关，如果用某一特定的数学函数将投入和产出的关系写出来，是比较严谨的（rigorous），但是，很难找到函数的每个区段和实际生产的每个区段的特性都一致的函数，结果有可能本来有明确因果关系的，用了数学后，反而得不到明确的关系，另外也必须经常用非常特殊形式的效用函数或生产函数才能得到所要的结果。也就是说，在数学的严谨性（rigorousness）和有用性（relevance）之间有一定的替代（trade off），为了严谨性可能失去一些有用性。
自20世纪50年代以后，数学在经济学中的应用特别多，有不少学生甚至学者经常搞不清楚为什么经济学中数学应用会那么多，我想最早在应用数学时无非是希望使经济学的理论更严谨一些，但是现在确实出现了不用数学就很难在好的经济学杂志上发表文章，就很难进入主流经济学界的情形。产生这种现象，我认为有以下几方面的原因：一方面是经济研究主要集中在最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这些国家社会经济相对成熟、稳定，新的经济现象不多，但是作经济研究的人很多，在美国各行各业的经济学家有五万多，单单在大学教书的就有一万多，尤其是在大学教书的教授必须不断写论文，可是又没有多少新的问题可以研究，因此大部分的人会倾向于比技巧。这有点类似于中国古典文学的发展，比如说唐诗宋词，早期唐诗宋词非常有生命力，有一定的格式，然而不是特别重视对仗和音律，但是人类社会可以描述的感情是有限的，早期的大诗人、大词人把可以描述的感情大多已经表达出来了，后来的人没有那么多感情可以表述，慢慢开始讲技巧，而缺乏了作为诗词生命的情感。我觉得经济学中数学的应用也有这个情形。早期的亚当·斯密、李嘉图、詹姆斯·穆勒等大经济学家，用语言论述已经把西方社会主要的经济现象讨论得很清楚，可以讨论的新的现象越来越少，现在如果只把亚当·斯密等过去的大经济学家讨论过的问题，用语言重说一遍，不会成为亚当·斯密，那么，怎么比较哪个学者比较好呢？只好比数学技巧，去做从数学来看越复杂、越漂亮的模型。第二个方面，数学也是一个门槛。要想成为美国一所著名大学的教授，必须在最好的杂志上发表文章，好的杂志必须有个挑选文章的标准，一般在没有很多新的问题可以讨论时，就只能用数学的严谨和艰难作为挑选的标准，所以数学就变成一个经济学家俱乐部的门槛。但是实际上真正好的经济学家内心明白，数学是工具，不是目的，你用足够的工具来表述你要讲的问题就可以了。我以前讲过，20世纪80年代10个最有名的经济学家到90年代还在用数学的唯一一个就是泰勒尔，最近我的一个朋友黄海洲跟我讲，现在泰勒尔也开始不用数学了，他最近发表的论文都用很简单的数学，不像在80年代和90年代初那样用很深的数学。这个例子说明数学的地位，数学确实可以把用语言逻辑不容易说严谨的问题说得很严谨，但是，有时候用数学本身也会变成一个负担，因为如果要描述的现象是几个主要变量在某一点上的关系，用数学不见得正好能表示出来，所以用数学也要付出一定代价。
但对于同学们来说，我认为数学是加入经济学家俱乐部的门票，各位在当学生时要尽力学好数学工具，拿到进入经济学家俱乐部的门票，但是各位也不要把手段误认为目的，要有能力运用数学，但不要成为数学的奴隶。经济学家还是经济学家，任务是解释经济现象、预测经济现象，以便更好地了解社会、促进社会的进步，如果为了数学而做些和社会经济现象无关的模型，那么不如去研究数学，这也是为何在20世纪80年代数理经济学达到最高峰时，当时10个数理模型用得最好、最闪耀的年轻经济学家，到了90年代发表的文章都只用很简单的数学的原因。当然，一位经济学家要用很简单的数学来构建理论模型，并能够在好的杂志上发表文章，对经济学的发展有影响，必须有发现重要的经济现象以及直接了解现象背后的最主要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的能力，这样才能在错综复杂的社会经济变量中去芜存精，构建能解释现象而且简单易懂的模型。所以，各位同学在学好数学工具的同时，也要学会以理性人作为出发点来观察现象，直接抓住现象背后的主要变量来构建新的理论模型的能力。尤其是，只有学会了这种能力，才能面对中国的改革和发展给中国经济学家提出的挑战，以及这种挑战给中国经济学家带来的机会。
数学是加入经济学家俱乐部的门票。
●史晓霞：有一种观点认为，与自然科学比较而言，经济学用数学不是太多了，而是太少了。
■林老师：这个我不同意。从物理学家的角度来看，经济学所用的数学是很简单的，但是从数学家的角度来看，物理学中的数学也是比较简单的。经济理论无非是揭示几个重要的社会、经济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以说明我们所观察到的现象之所以会产生的逻辑。数学不是经济学，数学只是一种逻辑工具，其实逻辑性强的人即使不用数学，只用语言也是能把这种因果关系讲清楚的。而且，一方面，社会现象比自然现象复杂，比如说物理现象，其影响因素容易控制，因此物理现象的规律性比较明显，用数学比较好表示，但是，社会经济现象的产生经常有人的主观能动因素在内，是不是真正能用数学模型来把这些复杂多变的因素都包括在内是有疑问的，至少现有的数学工具还不够用。另一方面，理论模型无非是帮助我们了解社会经济现象的工具，既然是工具，只要能达到目的，应该是越简单的越好。虽然对于一个社会经济现象可能产生影响的因素很多，但是有的变量的影响很大，有的变量的影响较小，省略掉不重要的因素，不影响我们对所观察到的现象产生的前因后果的解释和预测，如果把不重要的因素省略掉，只保留最重要的变量，所需要的数学就相当简单。这在物理学中也是一样。例如重力加速度的公式，如果在真空条件下，公式很简单，但如果要把空气阻力加进去，就需要知道空气的密度、湿度、温度等的影响，这样公式就会非常复杂，但是，对我们要预测铅球从比萨斜塔掉下来的速度来说，前者就够了。所以，在物理学中也不是数学越复杂越好，在经济学中也是这样。当然，要用简单的数学模型来解释复杂的社会经济现象，就要求经济学家有从成千上万可能有影响的社会经济变量中直接识别出最重要的变量的直觉能力，好的经济学家和一般的经济学家的差别就在于这种能力的强弱上，这也使得经济学的理论创新和运用带有艺术的成分。
●李远芳：既然现在主流经济学不能解释很多发生在中国的现象，那么为什么它还是主流呢？这是不是体现了某种学术潜规则？
■林老师：我想应该是这样，这些主流理论可以解释这些理论产生的国家的经济现象，因为现在的主流理论大部分是在发达国家产生的，那么它确实可以解释发达国家的现象，但是因为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发展阶段、要素禀赋、制度安排不完全一样，因此，决策者所面临的限制条件和选择的机会成本是不一样的，所以，在发达国家的最优选择，在转型中国家或发展中国家不见得是最优的，也就是说，现有的主流理论并不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可是主流的经济学家对发展中国家不了解，没有深入研究发展中国家，这方面他们有先天劣势，容易认为发达国家适用的理论，发展中国家也适用。而且不只是主流的经济学家会有这种态度，其实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学家也经常会有这种态度，当发展中国家出现问题的时候，他们就去看现有的主流经济学怎么解释，如果一个理论不能解释，那就从书上去找另外一个现有的理论来解释。这就是我为何要在这堂课上一再强调方法论的问题的原因。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是大部分人把理论当成真理，常常认为在一个地方适用的理论会放之四海而皆准。要克服这一点，中国古代哲人的智慧是值得重视的。《道德经》第一章就讲“道可道，非常道”，任何一个已经讲出来的、写在纸上的理论都不是真理本身，它只是真理在一定环境条件下的表现形式，第三十八章讲“前识者，道之华，而愚之始”，任何已经写出来的理论都是对“道”在先前一定条件下的表现形式的认识，如果把这个理论当成真理本身，就会开始变成愚笨的人，所以《道德经》讲，要成为一个好的学者或者一个悟道的人必须是“常无，欲以观其妙”，心里不能执著于任何现有的理论，必须以“常无”的心态来观察现象，但是任何现象都是“道”在一定条件下的表现形式，换句话说，任何经济现象都是决策者在一定条件下理性地选择的结果，背后都一定有经济学的道理，所以我们作为经济学家，要不断从经验现象中总结出理论模型来，要做到“常有，欲以观其徼”，这个“有”指的是对“道”的表现形式的把握、认识，“徼”是“道”的表现形式的边界。要成为一个好的经济学家，必须以“常无”的心态来观察变动不居的社会、经济现象，然后从现象的观察中实现“常有”，也就是做到把握经济逻辑在这个现象中是如何表现的。由于“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道”本身是生生不息的，同样，经济理性本身就会导致社会经济的变动不居。例如，我常讲的，在一个社会中任何决策者的选择都要受到这个社会的要素禀赋的约束，如果一个社会中的生产决策者都按要素禀赋所决定的比较优势来选择产业、产品、技术，资本就会得到最快速的积累，那么在上一期的最佳选择到了下一期就不再是最佳的。所以，任何现象都是“道”的作用，都可以认识，所以是“有”，而认识了以后，由于“道”的运动，不能把过去的认识直接套用，所以又变成“无”，“有”和“无”都是“道”的作用，一般人不容易认识，所以，“同谓之玄”，而真正把握“道”的方法是做到“玄之又玄”，也就是要从“常无”做到“常有”，从“常有”再做到“常无”，这样才能真正认识、把握住生生不息的“道”的作用，所以《道德经》讲，“玄之又玄，众妙之门”。我一再讲方法论的目的，就是希望各位不要受主流经济学理论的“前识”的束缚，让大家学会直接认识经济现象，成为一方面能不断推动理论创新，另一方面又能提出真正能够指导我国经济转型和发展的理论及政策建议的经济学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