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本质来讲，任何理论都是一种刻舟的行为。
如何才能“知新”呢？功夫就在“思而不学则殆”的“思”字上。不过，这里的“思”和“学而不思则罔”的“思”的内涵不尽相同。前面谈到的“思”是“审问”的功夫，此处则是“慎思”的功夫。这里的“思”是直接观察现象，直接洞悉现象背后逻辑的思维活动。为何在这里的“思”需要“慎”？这是因为，知识分子特别容易从所学到的现有理论出发来观察现象，但是，社会是在发展、变动的，即使新出现的现象和现有理论的逻辑推论一致，也并不一定就证明这个现象就是由现有的理论所揭示的“因”造成的“果”，如果不“慎”很可能就会犯错误。“慎”要从两方面下手：第一，要仔细观察，不要粗心大意，要见微知著；第二，更重要的是我们在观察周围的现象时，要时刻提醒自己，不要受到现有理论的制约，如果一切从现有的理论出发来观察问题，就成了现有理论的奴隶，必须时时谨记“道可道，非常道”，抛开各种现有理论的束缚，直接分析、了解现象背后的道理。经由“慎思”所得到的解释和现有的理论的解释很可能一样，但是，这种解释是我们经过和提出这个现有理论的学者同样心路历程的再构而得到的，而不是简单地接受过来的知识，因此，我们对这个现象和理论的理解都会深入一层。更何况，经过练就这番剥离现有理论的影响、直接认识现象的功夫，很可能会发现同样的表面现象背后的形成逻辑是不同的，只有这样才能做到“知新”。
从表面现象直接看到现象背后的因果关系是每一位想成为有创见的学者所必须培养的一种能力。每一个社会总有许许多多社会、经济因素，但是，一个重要的社会经济现象通常只是由少数几个重要因素的作用产生的。而且，理论是一个信息节约的工具，作为理论总是必须相当简约，保留在理论模型中的“因”是越少越好，在成百上千的社会、经济因素中，和所要解释的现象的产生没有直接关系或是关系不大的因素，为了使理论简约，必须舍象掉。在有关系的变量中，其作用也不是完全相同的：有些是外生的“因”；有些则是由外生的“因”内生产生、作为中间变量作用于所要解释的现象的“因”；另外，有些则是由外生的“因”内生产生、伴随所要解释的现象出现的“果”。作为一个理论，只有建立在最根本的外生的“因”的基础之上，这个理论才会最有解释力，各种推论才能经得起各种经验现象的检验。但是，在错综复杂的众多社会、经济因素中，哪个是最根本的、外生的“因”？如果没有《中庸》所说的“明辨”的能力，那么，抛开现有的理论去观察现象、思考现象背后的因果逻辑，可能会越思考越迷茫，所以，还要有“学”的功夫。不过，“思而不学则殆”的“学”和“学而不思则罔”的“学”的侧重点有所不同。依我的体会，“学”有两层含义：第一层含义是学会观察现象、揭示现象背后因果关系的方法。观察现象以提出理论的方法有些在各个学科都适用，比如《大学》里说“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知所先后，则近道矣”，这在任何学科里都是共通的。在解释一个现象时，不变的因素可以舍象掉，在发生变动的因素中，要分清楚哪个因素是先变的，哪个是后变的。先于现象发生前变动的因素，虽然不见得就必然是产生这个现象的最根本的“因”，但却是一个重要的线索、思路及思考问题的切入点。另外，有些方法则是因学科而不同的，就经济学而言，其方法通常是从一个理性的人的角度出发，研究在一定限制条件下所作的选择。所以，构建经济学理论的方法定式是：首先，弄清楚谁是决策者，可能的决策者有政府官员、企业经理、员工或是消费者；其次，弄清楚决策者的目标为何，总的来讲是效用的最大化，具体表现则可以是收入、财富的最大化，风险的最小化，社会地位的提高，或是内心的最大满足等；再次，要弄清楚决策者可以作出选择来实现其目标最大化的变量为何；最后，要弄清楚决策者作选择时所面对的机会成本。一个经济学的理论是由上述四个构件组成的，一个经济现象通常是某一个或某一类决策者在面对其他三个构件的不同组合或变动时所作出的选择的结果。一个有洞察力的经济学家也是以这四个构件作为参考框架来观察现象的。“学”的第二层含义则是学习现有的文献中有关这一现象的各种理论，这时的“学”不是为了用现有的理论来解释所观察到的现象，而是为了了解自己所提出来的理论解释和现有的理论解释有何异同之处。如果自己的解释和现有的理论有所不同，那么，必须再下一番“慎思”的工夫，检查自己提出的理论是否逻辑上自洽，理论的推论是否和已知的各种经验现象一致。如果这两方面都没有问题，那么，还要进一步分析自己的理论和现有的理论的关系是互补还是竞争。这些工作都做过了，就可以了解自己提出的解释新在何处，对理论文献有何贡献。如果已经有现有的理论解释和自己的解释完全相同，那么，就不能自认为自己有何新的理论发明，但是，至少自己也就不会越思考越迷糊。
各位元培班的同学如果在学习期间就能够勤于“思”，并且打下扎实的“学”的基础，那么，各位在各自的学科上会有非常多的机会对理论的发展作出开创性的贡献。因为新的理论必然来自新的现象，中国正处于旷古未有之巨变，不论在哪个学科里都会有无数多的新现象。这些变化一方面是源于中国正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另一方面则源于中国正快速从一个发展中的、以农业为主的经济向现代化经济的转型，而且这些变化是在很短的时间里完成的。根据世界银行1991年《世界发展报告》中对从工业革命以后经济发展成功的案例的研究，人均产出翻一番的时间，英国从1780年开始用了58年，美国从1839年开始用了47年，日本从1885年开始用了34年，巴西从1961年开始用了18年，韩国从1966年开始用了11年，我国则从1977年开始用了10年，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和90年代，我国的人均收入提高的速度更为加快。我们知道，现有的理论大部分都是发达国家的学者提出来的。每个学者提出的理论，都是对他所观察到的现象的解释，发达国家的学者提出的理论，主要是在解释发达国家的现象。由于发展的阶段不一样，所处的社会、经济环境不同，制约条件存在差异，相同的现象背后的原因很可能是不一样的。如果发达国家的学者用他们提出的理论来解释发展中国家、转型中国家的现象，不能说他们必然都是错的，但是，大部分可能是隔靴搔痒的。在理论创新上，不会是“外来的和尚会念经”，而会是“近水楼台先得月”。这是由理论本身的特性决定的，因为如前所述，理论是抽象的，理论模型中仅能保留很少的几个社会、经济变量，在众多的社会、经济变量中，到底哪些该舍象掉，哪些该保留，通常只有在那个社会长大、生活的学者才会有较好的把握。一位不在中国长大、生活的外国学者要洞悉中国社会经济现象背后的逻辑很难，就像在中国长大的许多经济学系的学生，到国外留学，拿到博士学位后留在国外工作，要在涉及国外社会经济现象的领域取得显著的成就很难一样。所以，到目前为止，在国内学完本科到国外留学，留在国外工作的经济学家很多，但能在研究上取得突出成绩、产生影响的却很少，即使有，其成就也通常是在不涉及社会经济现象的数理经济学和计量经济学方面。
中国的学者在研究中国的社会经济现象上，不仅具有“近水楼台先得月”的优势，而且，任何理论都是内部自洽的逻辑体系，一个理论的贡献的大小，不能从逻辑上来分辨，而是取决于这个理论所解释的现象的重要性，现象越重要，解释现象的理论就越重要。18、19世纪引导世界哲学、社会科学思潮的大师多数出现在欧洲，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大师则大多出现在美国。这是因为，经济是上层建筑的基础，工业革命以后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欧洲是全世界的经济中心，发生在欧洲的社会经济现象也就是全世界最重要的社会经济现象，解释欧洲社会经济现象的理论也就是最重要的理论，由于近水楼台之故，哲学、社会科学的大师也就大多出现在欧洲；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美国崛起，成为世界经济的中心，所以，哲学、社会科学的大师，也大多转而出现在美国。随着中国经济地位在21世纪的复兴，中华文明再次由衰而盛，中国有可能逐渐取代美国成为世界的经济中心，同时成为世界的学术中心，中国将会迎来世界级大师辈出的时代。北京大学作为中国的学术中心，在培养世界级大师上更应该责无旁贷。元培班是北京大学为迎接新时代的到来而作的一个制度创新，作为元培班的导师，我盼望元培班的同学能以将来成为世界级的大师自勉，培养这样的胸襟，做这样的努力。
大师和一般有成就的学者差别何在？一位大师必须有他自己的一套理论体系，这个体系会涉及很多方面。但是，真正的大师的理论体系虽然包含方方面面，可是这个理论体系并不是一些不联系的、相互矛盾的个别观点的拼凑，而是有一个一以贯之的根本的道理将它们联系成一个完美的整体。孔子与子贡在《论语·卫灵公篇》中的问答，生动地反映了这点认识。子曰：“赐也，女（汝）以予为多学而识之者与？”对曰：“然，非与？”“非也，予一以贯之。”什么思想贯穿了孔子的理论体系？《论语·里仁篇》里作了回答。有次孔子向曾参说：“参乎，吾道一以贯之。”曾子曰：“唯！”子出门人问曰：“何谓也？”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孔子对自己思想的这一总结和老子《道德经》上所说的“博者不知，知者不博”是有异曲同工之妙的。老子这里所指的“知”是对人类社会、对宇宙的本体之“道”的体悟，而“博”则是孔子所说的“多学而识”。真正的大师的理论体系虽然对许许多多的现象都有解释力，但是，这个体系的核心思想却会是相当简单的，以这个简单的核心思想作为他的理论体系的出发点，也就是他的理论体系所要解释的各种现象的最根本的“因”，然后，说明这个最根本的“因”如何作用于其他社会经济变量而导致所观察到的诸多现象。孔子、老子、释迦牟尼等圣人的思想对人生、社会、政治的事事物物无所不涉，但是孔子以“忠恕”贯穿其思想体系，老子以“无为”贯穿其思想体系，释迦牟尼以“空”贯穿其思想体系，他们确实是做到了“一以贯之”、“知者不博”。
但是，社会、经济现象是错综复杂的，而且是变动不居的，一个学者在致力于“思”的努力时，应从何处下工夫才有可能认识到各种现象背后的根本原因，形成一个一以贯之的理论体系？答案在于《中庸》所讲的“道不远人，人之为道而远人，不可以为道”。如果没有人的存在，这个宇宙只是一个寂然的自然之体，因为有了人的存在和人的主观能动而成就了各种社会经济现象，所以，“道不远人”。要成为大师，就必须从内心里关心人、关心社会，“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从对人、对社会的关心中去思索他所处的时代的诸多现象背后根本的“因”，如果是一个关在书斋中或是只关心自己的利害得失的自了汉，即使读破万卷书，顶多也只能达到“多学而识”而不会成为大师。但是在关心人、关心社会时不能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王阳明有首诗：“山高月远觉月小，便道此山大于月；若人有眼大如天，还道山高月更阔。”必须具有大如天的法眼，才有能力不被事物的表面属性迷惑。所以，一位想成为大师的学者除了要有孟子所说“当今天下，舍我其谁”的自信心，还要有“以天下兴亡为己任”的使命感，只有具有这样大的使命感的学者，才会有纵的历史观和横的全局观，才有可能培养出王阳明所形容的“大如天”的洞悉事物本质的能力。同时，要成为一位大师也要有孟子所说的“自反而缩，虽千万人吾往矣”的道德勇气。因为，一位大师提出一个新的思想、理论体系时，会与已经存在、大家接受的思想理论体系有所冲突，而不容易被人理解、被人接受，甚至招人非议。这时，必须要有去和现有的大师争论，去一点一滴地教化社会的芸芸众生的“虽千万人吾往矣”的勇气。所以说，做学问和做人的道理是相通的，要成为一位大师，同样必须有孟子所讲的“浩然之气”，“浩然之气”不是与生俱来的，而是需要一个人自己时时刻刻精心“善养”的。
做学问和做人的道理是相通的。
我在前面探讨的学问之道，主要是从人文、社会科学的角度来谈的。自然科学的理论适用于任何性质、发展阶段的社会，理论创新的贡献大小有一个客观的标准，而不是像社会科学理论那样，取决于产生这个理论的社会在整个国际政治经济中的重要性。但是，上述关于21世纪中国会成为世界学术研究中心的判断，以及做学问的道理，在自然科学上也应该同样适用。自然科学理论的研究需要大量的经费投入，当中国成为全世界最大最强的经济体时，可以用来支持自然科学理论研究的经费投入也就会在全世界各国中居于首位，加上中国人的聪明才智，在自然科学理论上的创新也应该会在世界各国中居于首位。在自然科学的研究上要作出成绩，也同样要在“学”与“思”上下工夫，所不同的是，“思”的对象是自然现象而不是社会现象。要成为自然科学界的大师，提出的理论也应该对许多领域都有贡献，像爱因斯坦，有人说他应该可以拿十个、八个诺贝尔奖，因为他的相对论对物理学的各个分支都有很大的贡献。按上述的学问之道，在21世纪的中国，我们也会迎来自然科学界大师辈出的时代。
元培班是以蔡元培先生的名字命名的，所以元培班的学生要对得起蔡元培先生的名字。蔡先生的那个时代与我们这个时代有许多相同的特点：第一，都是处在一个巨大的时代变革中；第二，都是处于一个从封闭到开放的过程之中。但是，我们所处的时代比蔡先生的时代更好，从鸦片战争到“五四”前后，中国不断遭受列强欺凌，被迫打开国门，民族处于存亡危急之秋。当时，学术界工作的重点在于对传统文化的深刻反思和批判，以及引进国外先进的文化、制度和理论，全国上下包括学术界忙于救亡图强，也就不可能有信心认为可以总结中国的经验，以开创人类文化的新潮，全世界的学术界也不会有学者认为中国的学者可以根据中国的经验作出这样的贡献。过去这二十多年我国虽然也是从封闭到开放，但是，这次的开放是我国自主的选择，主动权掌握在自己的手里。而且，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成为全世界经济发展最快的国家，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这个几代仁人志士为之抛头颅、洒热血、孜孜以求的目标，已不再是一个遥不可及的梦。经济是基础，经济基础变化了，上层建筑会跟着变，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合起来叫文化。随着我们的经济基础的提高，一方面，我们的社会组织、价值体系、生活方式等都会发生变化，另一方面，经济基础强的文化就是世界的强势文化，所以，我们的社会组织、价值体系、生活方式都会成为其他弱势文化学习、模仿的对象。世界上大部分的国家都还是发展中国家，实现现代化、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是这些发展中国家的共同愿望，因此，我国经济快速发展的经验对发展中国家来说，有许多借鉴的意义。而且，中华民族很有可能在21世纪成为人类历史上第一个拥有由盛而衰、再由衰而盛的文明的民族。这是一个全新的文化现象，这样的文化经验使许多过去认为人类文明也像人类自身的生命一样，会经历生老病死阶段的人文、社会科学理论不再适用；这样的文化经验对正处于文化高峰、很可能会进入衰退期的民族来说也是重要的。我们应该利用近水楼台之便把这个全新的文化现象研究清楚，理解透彻，这是21世纪的中国学人比蔡先生所处时代的学人更为幸运的地方，也是21世纪的学人对中国、对人类文化发展的责任。
作为元培班的导师，我对元培班的同学寄予了无限的期望。我认为元培班培养学生的目标，不应该只定位于培养出有牛津大学、哈佛大学那样水平的学生，我们的要求应该更高。英国已经过了全盛期，美国也顶多是一个处于稳态的社会，21世纪中国的学人有比美国、英国的学人作出更多开创性的理论贡献的机会。而且，北京大学学生的筛选过程比哈佛大学、牛津大学更为严格。在美国，像哈佛大学那样的名校有二十多所，好学生是在那二十多所学校里平均分配，更何况美国的人口只有我们的五分之一，从比例上来说，假如中国学生中具有成为大师级慧根的人和美国的学生一样多，那么，北京大学的学生中有成为大师资质的学生应该比哈佛大学的多出数十倍。孔子在《论语·雍也篇》里主张：“中人以上可以语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语上也。”意思是，对学生必须因材施教，而且，中等以上之材必须以上等之材的标准来教育。北京大学的学生都是上等之材，而且，有不少是上上等之材，对北京大学的学生“不以语上”是北京大学的老师的失职。因此，北京大学对学生的培养不能只定位于培养像哈佛大学、牛津大学那样的学生。元培班是北京大学在新世纪的一个实验，为了把元培班办好，也为了把北京大学办好，让我们全体导师和同学携手共同努力，以迎接21世纪各个学科的大师在中国、在北京大学辈出的时代的到来！只有这样，才不辜负我们的时代，也才不辜负元培班的名字。
自生能力、经济转型与新古典经济学的反思[21]
一、前言
从1978年到1990年的12年间，中国的改革和开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GDP年均增长9.0%，12年间共增加了2.8倍；对外贸易额年均增长15.4%，12年共增加了5.6倍。人民生活水平和收入明显提高，城乡收入差距缩小。其中，城市人均收入年均增长5.9%，而农村因实施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农民收入出现超常规增长，12年间年均增长9.9%，比城市高出4个百分点（国家统计局，2002年，第17页，第94页，第148页）。中国的改革所取得的成绩堪称人类经济史上的奇迹，但是当时国际经济学界对中国的改革不甚了解，甚至有许多经济学家不看好中国的改革。[22]他们认为，市场经济应以私有产权为基础，而中国的经济并非如此，国有企业没有私有化，资源配置实行的是双轨制，国家计划还在发挥相当重要的作用。他们认为，中国的经济转型虽因具有农业劳动力的比重高、对人口的补贴低、海外华侨多、经济管理较为分权等有利的起始条件而在一段时间内取得成效（Balcerowicz，1994；Woo，1993；Sachs and Woo，1994，1997；Qian and Xu，1993），但是双轨制会导致配置效率的损失、寻租行为、国家机会主义的制度化等，是一个最糟糕的制度安排，有些经济学家甚至认为中国的转型最终会因为改革不彻底而失败（Murphy，Schleifer and Vishny，1992；Sachs，Woo and Yang，2000）。
当时多数经济学家看好前苏联、东欧的改革，因为这些国家基本上是按照现代主流的新古典经济学的理论的基本原则来进行改革的。最有代表性的就是在波兰、捷克、俄罗斯等国家推行的“休克疗法”，它包含三方面的内容：价格完全放开、由市场来决定；全面、大规模、快速地实现私有化；消除财政赤字，维持宏观经济的稳定（Lipton and Sachs，1990；Blanchard，Dornbusch，Krugman，Layard and Summers，1991；Boycko，Shleifer and Vishny，1995）。这三项是西方主流经济理论所认为的一个有效的经济体系的最基本内容。
这些主流经济学家也知道，从一种经济体系向另一种经济体系过渡，要建立新的制度安排需要时间，要打破旧的既得利益需要有成本，但他们乐观地设想，在推行“休克疗法”初期国民经济虽会有所下降，但半年或一年以后经济就会快速增长（Brada and King，1991；Kornai，1990；Lipton and Sachs，1990；Wiles，1995）。据此，他们认为，前苏联、东欧的改革虽然比中国起步晚，但很快会超过中国，而中国由于改革的不彻底，经济内部的矛盾可能会引发种种困难。
转眼又是10年过去了，事实与20世纪90年代初的许多著名经济学家的预言恰恰相反，中国经济继续保持了快速增长，而推行“休克疗法”的国家反倒出现了极其严重的通货膨胀和倒退。俄罗斯1993年通货膨胀率达到8414%，即一年中物价上涨了84倍；乌克兰的通货膨胀率达到10155%，即一年中物价上涨了101倍。不仅如此，国内生产总值急剧下滑，俄罗斯1995年的国内生产总值只达到1990年的50%，乌克兰只达到40%。[23]随着人均收入的急剧下滑和收入分配的极端恶化，各种社会指标也在降低，1990年苏联男性的寿命预期是64岁，而1994年下降到了58岁（Gregory and Stuart，2001，p.470）。总之，推行“休克疗法”的国家改革困难重重，并未出现西方主流经济学家预期的效果。在东欧国家中，波兰经济发展最好，国内生产总值下跌20%左右，但是，波兰并没有真正推行“休克疗法”，虽然价格全面放开了，但是，绝大多数大型国有企业没有私有化（World Bank，1996；Dabrowski，2001）。[24]
在整个20世纪90年代，中国经济确实出现了不少问题，如从80年代末期就开始的国有企业改革在90年代仍未彻底完成；地区差距、城乡差距有所拉大；金融体系等方面的许多问题仍有待解决。但另一方面更值得注意的是：整个90年代国民经济年均增长10.1%，比改革初期的12年间还高出了1.1个百分点；对外贸易维持了15.2%的年均增速（国家统计局，2002年，第17页，第94页）。人民生活水平得到大幅度提高，尤其城市人民生活水平提高更快。90年代之前，北京、上海的新建筑很少，可在这10年中，北京已发展成一个现代化的城市，上海浦东的变化令外国人目瞪口呆。中国经济的发展不仅提高了人民的生活水平，也为国际经济作出了很大贡献，东南亚经济危机发生时，人民币没有贬值，对东南亚经济在短期内得到恢复和增长起了很大作用。
中国经济改革在20世纪80年代已经取得了许多实实在在的成就，但是，国际上一些主流经济学家为什么不看好中国呢？参与了前苏联、东欧改革的杰弗里·萨克斯（Jeffry Sachs）、斯坦利·费雪（Stanley Fisher）、 Oliver Blanchard、Andrei Shleifer、Robert Vishny、Rudiger Dornbusch、保罗·克鲁格曼（Paul Krugman）、Richard Layard和Lawrence Summers等哈佛大学、麻省理工学院的教授都称得上是大师级的经济学家，许多前沿理论都是他们研究、发展出来的，但他们为什么无法预测、解释推行“休克疗法”所带来的困境，又为什么不看好中国的经济转型呢？本文认为，除了在于这些经济学家对前社会主义国家的历史、计划经济形成的原因和经济系统转型的实质问题的认识不够外（Murrell，1995），还在于现有的新古典经济学本身在分析转型问题上存在着先天的缺陷。本文的结构如下：第二节定义自生能力的概念，指出新古典经济学的理论体系把企业具有自生能力作为理论分析的暗含前提，但传统计划经济体制却是内生于以优先发展缺乏自生能力的企业为目标的赶超战略。第三节解释以企业具有自生能力为前提的现代经济学来设计的转型政策，不管是在前苏联和东欧还是在中国，都不仅不能对症下药，而且还经常事与愿违。第四节说明企业缺乏自生能力问题的现象在转型中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因此，有必要放弃现代经济学中企业具有自生能力的暗含前提，把企业是否具有自生能力作为分析转型和发展问题的一个重要变量。第五节解释传统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型的成功有赖于企业自生能力问题的成功解决，并以如何解决中国国有企业自生能力的问题来作为分析的案例。第六节是一个简单的结论。
二、自生能力与新古典经济学的反思
理论应该能够用来解释和预测现象，若不能如此，则说明这个理论有根本的缺陷（Friedman，1953）。现在发达经济国家主流的新古典经济学理论用来解释发达国家的经济现象是非常合适的，但用来解释转型国家的改革和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现象却未必合适。
新古典经济学有一个“理性人”的假设，即在各种可能的选择中，一个决策者永远会作最符合他的目标的选择，这个假设是大家熟悉的。但是，还有一个假设是暗含在现有的新古典经济学理论中的，被经济学家不自觉地当做经济研究、经济理论的既定前提，我称之为“企业是有自生能力的”的假设。所谓“自生能力”（viability），我的定义是“在一个开放、竞争的市场中，只要有着正常的管理，就可以预期这个企业可以在没有政府或其他外力的扶持或保护的情况下，获得市场上可以接受的正常利润率。”[25]在企业都具有自生能力的暗含前提下可以推论，如果一个企业在竞争的市场中并未获得大家可以接受的正常利润率，则一定是由于缺乏正常管理。其中可能有公司治理方面的问题、激励机制问题或是产权问题，也可能有政府对企业经营的不正当干预问题。社会主义国家的国有企业确实表现出了这些问题，在这个理论框架之下，社会主义经济转型的成功，有赖于消除原来计划经济体制之下妨碍企业正常经营管理的产权、公司治理和政府干预问题，让企业能够有正常的管理。“休克疗法”就是建立在上述理论基础之上的。
经济理论是用来解释经济现象的，新古典经济理论发展于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所要解释的是发达经济国家的现象。在发达的市场经济中假定企业具有自生能力是合适的，因为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中的政府，除了很特殊的产业中的企业外，一般是不会给予企业补贴和保护的。一个企业如果在正常管理下，大家不预期它会赚得市场上可以接受的正常利润，那么，根本不会有人投资、建立这样的企业；如果这样的企业因为错误的信息而被设立起来，投资者也会用脚投票，而使这家企业垮台。所以，在开放、竞争的市场上存在的企业应该都是具有自生能力的，也就是说，只要有正常的管理就应该能够赚得正常的利润。既然如此，发达国家主流的经济学用它作为暗含前提来构建理论模型是合适的。
但是，在转型经济和发展中国家，很多企业是不具有自生能力的，也就是即使有了正常的管理，在竞争的市场中也无法获得大家可以接受的预期利润率。为什么一个企业会不具有自生能力？这主要和这个企业所在的产业、所生产的产品以及所用的技术是否与这个国家的要素禀赋结构所决定的比较优势一致有关。
图1
如图1所示，假定有一个只拥有两种生产要素——资本和劳动，并只生产一种产品的经济。图中，I是一条等产量曲线，曲线上的每一点代表不同的生产技术，A点的技术比B点的技术资本密集，但两种技术所能生产的产品量相等。在一个竞争的市场中，到底以哪一个技术来生产较好，则取决于哪一种技术的生产成本较低。如果这个经济中等成本线是C线，那么，在竞争性的市场中，只有选择B点来生产的企业才能够获得可以接受的利润水平，如果选择了其他种类的技术来生产，则企业将会有亏损，例如，如果采用了A点的技术，亏损将达C和C1的距离SA。同理，如果等成本线是D，则只有选择A点的技术，企业才能获得可以接受的利润水平。在一个经济中，到底等成本线是像C或像D，则取决于这个经济的要素禀赋的结构。如果劳动力相对丰富、资本相对稀缺，在劳动力上有比较优势，则等成本线会像C而不像D。相反，如果资本相对丰富、劳动力相对短缺，在资本上有比较优势，则等成本线将会像D而不像C。所以，在这样一个简单的市场中，一个企业是否能够获得可以接受的利润水平，亦即是否具有自生能力，取决于它所采用的技术特性是否和这个经济的要素禀赋结构所决定的比较优势一致。如果和这个经济的比较优势不一致，则这样的企业不具有自生能力，只有在政府的补贴和扶持下才能存在。
我们可以把上述一个产品的经济的讨论扩展为一个产业中有许多产品的经济，以及一个经济中有许多产业的情况，所得到的结论同样是：在一个开放、竞争的市场经济中，一个企业是否具有自生能力，取决于它的产业、产品、技术选择是否和这个经济的要素禀赋结构所决定的比较优势一致。[26]如果不一致，在一个开放、竞争的市场中，这个企业即使有很好的管理也不能获得可以接受的利润水平，它的存在有赖于国家的保护和补贴。[27]
一个企业的自生能力取决于其产业、产品、技术选择，说明这个概念的一个很好的例子是日本的农业。日本的农业以小农为主，农场主既是所有者也是经营者，所以不存在产权的问题，也不存在任何公司治理的问题。[28]但是日本是一个土地极端稀缺的国家，在土地密集型的农产品如粮食上，不具有比较优势；同时它又是一个劳动力价格极端昂贵的国家，在劳动力密集型的农产品如蔬菜水果上，也不具有比较优势。日本农业的精耕细作在世界上是有名的，但是，日本农场的生存有赖于日本政府的高额财政补贴和关税保护，如果日本政府开放农产品的自由进口，日本绝大多数的农场都要倒闭。[29]
转型国家的许多国有企业也和日本的农场一样存在同样的自生能力的问题。因为在转型经济中的许多国有企业是政府为了尽快赶上发达国家的产业、技术水平而违背其比较优势建立起来的，典型的是重工业中的大型国有企业。
其实，转型中国家原来的计划经济体制就是为了扶持、保护不符合比较优势、没有自生能力的重工业企业而形成的。[30]转型中国家，如苏联、中国等，在还没有实行计划经济之前原本是资金稀缺的落后的农业国家，在一个资金稀缺的发展中国家要发展不符合比较优势的资金密集型重工业项目必须克服许多困难：第一，重工业项目大，建设周期长；第二，重工业所需的关键设备和技术必须从国外引进；第三，一次性投资特别大。而资金稀缺的发展中国家尤其是农业国家的经济也具有三个特征：第一，经济剩余少，因而导致资金短缺，因此，如果由市场决定利率，利率应该会很高；第二，出口少，导致外汇短缺，如果外汇价格由市场决定，对于这些国家来说，外汇价格就很高；第三，经济剩余少，而且分散，这就对剩余的动员产生困难。如果把不符合比较优势的重工业的三个特性与资金稀缺的发展中农业经济的特征放在一起，则可以看到：如果建设周期长，所付的资金成本又很高，还要大量进口机器设备，发展这个行业是相当难的。同样，要把分散的剩余集中起来投入很大的项目也不能靠市场。
于是政府为了周期长的项目能够被建立起来，只好把利率压低；为了能让这些项目能够以低廉的价格进口机器设备，只好扭曲汇率，人为抬高本币价值；为了集中剩余，只好让已经建成的企业有很高的利润，以作为下一个投资项目和资金的来源，而要让已经建成的企业有很高的利润，就要压低包括工资在内的各种投入的价格，并且给予这些企业在产品市场上的垄断权。这些价格信号的扭曲必然造成资金、外汇、原材料和生活必需品的供不应求。为了保证稀缺的资源能够被配置在要优先发展的产业和项目上，就必须要有国家计划，并且用行政的方式按照计划配置资金、外汇、原材料等，从而形成了传统的计划配置体系。
在价格扭曲并且用计划替代市场配置资源的经济体系中，如果企业是私人拥有的，则国家无法保证以价格扭曲集中起来的剩余会按照国家的计划再继续投资到重工业项目中去，因此，国有化成为政府直接掌握这些剩余支配权的一种制度安排。[31]在上述的计划体制中，如果一个企业所在的是政府所要优先发展的最终产品部门，其产品市场是垄断的，价格会很高，而且可以享受各种廉价的投入，它必然有很高的盈利；反之，如果企业所在的是生活必需品或重工业的投入品的部门，其产品价格被人为压低，企业很可能经营再好也有亏损。因此，一个企业是盈利还是亏损，很大程度上不取决于经营的好坏，而取决于这个企业在整个产业链当中处于什么地位。在信息不对称、激励不相容，而且缺乏市场竞争的情况下，政府不知道一个盈利企业该有的正常盈利水平，也不知道一个亏损企业该有的亏损水平，如果给企业自主权，企业经营人员容易产生多吃、多拿、多占的道德风险。为了防止利用价格扭曲创造出来的剩余被企业侵占，就剥夺了传统计划体制里国有企业的人、财、物、产、供、销的权利（林毅夫、蔡昉、李周，1997；Lin and Tan，1999）。
实际上，传统的经济体制中全面扭曲资金、外汇、原材料、工资、物价等各种价格信号，以计划取代市场配置，剥夺企业经营自主权的各项制度安排，其实是内生于发展战略所要优先发展的企业是没有自生能力的现实的（林毅夫、蔡昉、李周，1994）。这种安排用现代经济学的术语来讲，是在限制条件之下的“次优”选择。通过它可以把分散在各个产业部门的剩余最大限度地集中起来，以投资到政府所要优先发展的项目里去。所以，像中国这样落后的农业经济也可以在很短的时间里试爆原子弹、发射人造卫星上天。但是，资源配置的效率低，而且，企业因为没有自主权，干得好的企业和干得坏的企业、干得好的工人和干得坏的工人待遇一样，导致积极性差，整个经济的效率非常低。[32]
在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和转型经济中，大量的企业是不具有自生能力的，并由此内生出一系列干预市场运行的制度安排和后果，那么，以企业具有自生能力为暗含前提的新古典经济学为工具来分析这些国家的经济现象和问题时，提出的政策建议推行后达不到预期的效果，甚至事与愿违，也就不足为奇了。
三、现有经济学理论和经济转型的政策措施
在社会主义国家可以看到很多扭曲的现象，存在公司治理、政企不分、裙带关系、政府对金融和外贸的干预等一系列问题，导致经济效率较低。这些现象在很大程度上内生于政府的发展战略所要建立的企业是没有自生能力的。如果自生能力的问题不解决，而政府又不愿意或不能让这些企业破产，那么这些扭曲和干预就无法消除。
可是我们对客观世界的认识，必然受到头脑中理论框架的限制（North，2002）。现代主流的新古典经济学理论暗含企业有自生能力的假设，当受到这个理论体系训练的经济学家，看到转型中国家普遍存在他们熟悉的，而且在新古典经济学体系里已证明会降低经济运行效率的公司治理、产权、政府干预等问题时，会认为现有的新古典经济学理论是分析转型中国家问题的合适工具（Murrell，1991），而忽视了这些问题其实是内生于政府试图去建立的企业是缺乏自生能力的。于是，当社会主义国家请国际上著名的经济学家来帮助设计改革方案时，提出的方案、政策只强调产权私有化、放弃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完全市场化等，而且，在训练有素的经济学家间会有超乎寻常的共识（Summers，1994，pp.252—253）。
根据新古典经济理论来制定改革政策的最具体和集中的表现就是所谓的“华盛顿共识”，其内容有如下几项：强化政府的财政纪律，增加政府在改进收入分配和过去受忽视而又有高回报的领域的公共投资，扩大税收的基础，统一汇率，贸易自由化，消除外国直接投资的障碍，国有企业的私有化，放松对市场准入的管制，保护私有产权等（Williamson，1997）。社会主义国家转型时，外国经济学家提出的“休克疗法”，其实也是依据上述共识而设计的（Kolodko，2001）。由此，我们也就明白为什么在20世纪90年代初，国际经济学界普遍看好推行“休克疗法”的前苏联、东欧，而不看好实行渐进改革的中国。
现代新古典经济学的理论框架，不仅影响了发达的市场经济中的主流经济学家对其自身问题的看法，而且当他们在分析其他国家、其他经济体系的问题，或其他国家的经济学家在思考他们的问题时也不自觉地以此为参考的框架。例如，在20世纪30年代发生的著名的社会主义大辩论，不管是赞成方的奥斯卡·兰格，认为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可以利用模拟市场的方式使资源配置的效率高于市场机制（Lange，1936，1937），还是反对方的哈耶克和冯·米塞斯，认为计划经济不能克服信息问题而必然失败（Hayek，1935），双方其实都以社会主义国家所要建设的企业是有自生能力的为暗含前提。在社会主义国家里，科尔内是分析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的最杰出的经济学家之一，他的最大的贡献是提出了预算软约束的概念（Kornai，1986）。在许多社会主义国家里，经营不好的企业随时可以跟国家要优惠，要补贴；而在市场经济国家中，经营不好则要破产。科尔内认为预算软约束是国有企业缺乏改进生产的积极性、道德风险普遍存在的主要原因，而预算软约束的存在则是因为社会主义政府对国有企业的父爱主义所致，所以，要提高企业效率，必须进行产权改革，切断企业与政府的关系，以消除预算软约束。在科内尔的理论体系中不自觉地也把国有企业具有自生能力作为前提。但是，社会主义经济中预算软约束的产生其实是因为企业没有自生能力，在竞争的市场经济中没有人会去投资、经营，为了把这些企业建立起来，政府就必须负起保护和补贴的责任。但因为信息不对称，政府并不知道要多少保护和补贴才够，因此，企业会把因为经营不善引起的亏损的责任也推给政府，说是政府的保护和补贴的力度不够，在政府不愿让这些企业破产又对其亏损负有责任的情况下，就形成了预算软约束的现象（Lin and Tan，1999）。企业预算软约束的根本原因在于企业自生能力的问题，而不在于社会主义政府的父爱主义，因此，即使在非社会主义国家，如果有由政府推动而建立起来的缺乏自生能力的企业，预算软约束的问题同样会存在，具有赶超特性的韩国的大企业集团就是一个例子。同时，在社会主义国家，即使推翻了社会主义政府，将企业私有化了，企业预算软约束的现象也不能消除。[33]
企业预算软约束的根本原因在于企业自生能力的问题，而不在于社会主义政府的父爱主义。
既然社会主义经济中的公司治理、政企不分、产权安排、市场扭曲等一系列问题是内生于政府所要优先发展的企业是不具有自生能力的，那么，不解决企业自生能力的问题，而按新古典的经济理论来改变产权安排、政企不分、公司治理等，其结果不仅不能达到政策设计当初的预期，而且还经常使问题更为恶化。前苏联、东欧换掉了社会主义政府，推行了“休克疗法”，实行了私有化，但并未能消除企业的预算软约束，而私有化后的企业经理向国家要保护和补贴的积极性反而会高于国有企业。[34]据1996年世界银行《世界发展报告》的研究，前苏联、东欧在全盘私有化以后，政府给国有企业的扶持不仅没有减少，有些反而还在增加。[35]同时，转型前推行的是统收统支，转型后，政府的税收能力大大降低，在给予企业的扶持不能减少的情况下，出现恶性通货膨胀也就不奇怪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