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仅按现有的经济理论设计出来的“休克疗法”在前苏联、东欧的推行没有产生预期的结果，在我国按新古典经济学理论或发达国家的经验设计的改革方案，也经常遭遇和“休克疗法”同样的命运。中国改革从1978年开始，效果最显著的是邓小平总结出来的两个“意想不到”：一是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巨大的生命力和对农业的巨大推动力（Lin，1992）；二是乡镇企业的异军突起，对国民经济的巨大推动作用（Lin and Yang，2001）。而这些并不是改革者事先设计出来的，而是农民在实践中自发推动的改革措施。中国23年来的改革中，由政府设计出来的改革方案，有不少和前苏联、东欧的“休克疗法”的命运一样。以国有企业的改革[36]为例，改革初期，认为国有企业的问题在于国有企业的厂长、经理缺乏自主权，盈利的企业和亏损的企业、干得好的工人和干得坏的工人在激励上没有差别，因此，推行了放权让利的改革，扩大了厂长、经理的自主权，让企业分享一定比例的效益，这种改革措施在试点时有效，全面推广后就无效，形成所谓生产率提高，利润率却下降的现象。于是，理论界认为是产权安排不完善，国有企业归全国人民所有，但交由厂长、经理管理，出现产权缺位，没有人真正关心国有企业的保值与增值。到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改革的方向转为明晰产权，推行现代企业制度，建立董事会、监事会等。产权安排和公司治理最完善的应该是股份制公司，因为股份公司上市之前有多少资产是要评估确定的，上市以后，有一部分股份是归国有的，一部分是归非国有的股东所有，除了董事会和监事会外，非国有的股东应该会为了自己的股份的保值和增值而关心公司的经营管理。可是这一措施推行几年后，上市公司的各种指标基本上与未上市公司没有两样（林义相，1999）。开始时，理论界认为非国有股东都是散户，每个股民对每家企业拥有的资产的比例非常少，因此对管理企业、监督经营没有多大积极性。因为那么少的资产比例，即使因为他们的努力而使企业经营改善了，每个股民也只不过拿了改善经营绩效的万分之一或几万分之一，所以他们不关心企业的经营管理，就只注意股票价格的涨跌，造成股市很大的投机性，一只股票一年被炒卖好几次，基本没有人长期持有。后来，理论界认为，国外的股份公司大部分的股票是机构投资者拥有的，一个机构投资者可能拥有一家企业股票的5%或更多，而且作为机构投资者可以请专业人员对企业的各种报表进行分析，真正形成对企业的有效监督。为此，我国在1998年引进了投资基金。但引进基金以后，不仅股票市场的投机行为没有减少，反而更糟。这些机构投资者不仅投机而且还坐庄，操纵股票的市场价格。为什么是这样的呢？道理很简单，这些上市公司并没有解决自生能力问题，因此在竞争的市场中不能盈利。不能盈利就不能有分红，散户拿了不能分红的股票等于是一张废纸，当然只能靠股票价格涨跌的投机行为来获利。而机构投资者虽然拥有企业很多股票，但没有自生能力的企业不能分红，机构投资者同样不可能靠长期持有股票来获利，而机构投资者可动用的资金多，流通的股票少，当然可以通过操纵股价涨跌来获利（林毅夫，2001）。这样看来，按照新古典经济学现有的理论设计，或是照搬西方的经验之所以不成功，原因就在于这个理论前提以及西方企业普遍存在的前提与我们的企业特性是不一样的。
四、自生能力问题的普遍性和新古典经济学分析的扩展
企业自生能力不仅是转型国家中最核心的问题，在发展中国家也普遍存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取得独立的一些非社会主义发展中国家的政治领导人只看到发达国家的工业化水平对其政治、经济力量的决定作用，但是没认识到发达国家的产业结构是内生于其要素禀赋结构的，于是试图在自身不具备比较优势的条件下去发展和发达国家同样水平的产业[37]，于是靠对要素价格、金融体系、国际贸易、投资等进行了一系列的干预而把这些产业建立起来（Chenery，1961；Krueger，1992）。但是，这些产业中的企业是没有自生能力的，只有在政府的持续保护和补贴下才能生存，而政府对价格信号、资源配置、市场竞争的干预必然导致寻租行为的横行和裙带资本主义等现象，从而使收入分配不公，效率低下，经济、社会不稳定等（Krueger，1974；林毅夫，2002）。[38]
上述思想不仅存在于发展中国家，而且在一些新兴工业化经济中也存在，韩国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我国台湾地区的人均收入比韩国高，但韩国的大企业集团与我国台湾地区的同类企业比较，在技术、资金密集程度上高了一个档次。[39]在1998年的这场东亚金融危机中，我国台湾地区的汇率只贬值了15%，而且，除了人民币不可自由兑换、资本账户没有开放的祖国大陆以外，我国台湾地区是东亚地区唯一维持正增长的经济体，1998年达4.5%，1999年达5.7%。在这个恶劣的环境中能维持这样的增长率，证明它的企业是有竞争力、有自生能力的。而韩国经济在东亚金融危机中崩溃了，不得不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申请援助，以渡过难关。在推行了IMF的援助条款，取消了对大企业的各种保护和补贴以后，目前韩国的30家大企业集团，有17家已经破产了。这表明这些企业是没有自生能力的，在竞争的市场中，如果没有政府的保护是根本不能生存的。
在市场经济国家，政府对没有自生能力的企业的保护手段与社会主义国家的保护手段很相似，政府压低利率，对银行及其他金融机构的贷款方向进行干预，用廉价的资金来支持缺乏自生能力的企业，并对进口贸易设置各种障碍，使得这些企业免于和发达国家的企业竞争。没有比较优势、靠政府的保护和补贴建立起来的企业难以创造真正的剩余，而有比较优势、能够创造剩余的企业在政府的歧视政策下难以发展，因此，整个经济可以动员的资金将逐渐枯竭，如果像印度、巴基斯坦和一些社会主义国家那样不对外举债，则经济发展的速度将陷入停滞的困境，如果像拉丁美洲国家或东亚金融危机前的韩国、泰国、印度尼西亚等那样允许政府或企业对外举债，则最终将出现债务危机（Krueger，1992）。
当一个国家出现债务危机时，在目前的国际金融框架下，只好向IMF寻求援助。IMF在给予贷款时，通常会附带一个“援助条款”（conditionality），要求受援国进行一系列改革，这个“援助条款”的基本理念就是建立在现代经济学理论基础上的“华盛顿共识”。这些条款要求解决宏观政策扭曲，政府对银行、企业的干预，公司治理等方面的一系列问题，但由于这个共识的理论基础假定了企业是有自生能力的，因此在上述诸多措施中，不仅没有任何一项是用来改善企业的自生能力的，而且有多项实际上是取消了对没有自生能力的企业的保护和补贴的。如果像韩国和有些市场经济的国家那样，缺乏自生能力的企业仅是经济中的一小部分，那么一步跃过鸿沟是可能的，实行这个共识的改革措施以后，经济效率的提高可以抵消这些没有自生能力的企业的破产所带来的震荡，从而很快恢复增长。可是，如果像转型中国家那样，没有自生能力的企业在经济中占有重要份额，“休克疗法”推行的结果，国民经济的增长就不会是“J曲线”——稍微下滑后很快就恢复增长，而可能是“L曲线”——急剧下滑后陷入长期停滞而后才恢复一点增长（Lin，1998）。[40]
企业缺乏自生能力既然是社会主义计划经济、转型中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普遍问题，那么，在研究和解决这些国家的问题时，就不能再把企业具有自生能力作为经济理论分析的一个暗含的假设，而必须把企业是否具有自生能力作为任何发展和转型问题的理论分析及政策制定时的具体考虑变量。
其实现代经济学也是在放弃一些不合实际的、暗含的基本假设而不断发展起来的。现代新古典经济分析的基本框架，在1890年艾尔费雷德·马歇尔（Alfred Marshall）出版的《经济学原理》（Principles of Economics）中即已粗具雏形。在马歇尔的理论体系里，除了本文所提出的、到现在还为经济学家普遍接受的企业具有自生能力的暗含假设外，还假设了信息是完备的和交易费用是不存在的。
经济理论是一个解释人们所观察到的和预测将发生的经济现象的工具。按弗里德曼（1953）的观点，一个理论是否可以被接受不在于假设是否和实际条件一致，而在于理论的推论是否和现象一致。马歇尔的理论体系在解释和预测众多经济现象上非常有力，例如某种商品的价格上涨，人们购买该种商品的数量通常会下降。但是，这些暗含假设也限制了马歇尔体系对某些现象的解释力。例如，在完备信息的暗含假设下，每种商品在竞争的市场中就只会有一个价格，因此，就不该出现所谓的“货比三家不吃亏”的现象。芝加哥大学经济系教授乔治·斯蒂格勒的最大贡献之一就是放弃了完备信息的暗含假设，提出了信息不充分、信息有价值、信息的获取有成本，使信息成为现代经济分析的一个重要考虑变量，这一贡献成为其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重要原因之一。去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约瑟夫·斯蒂格利茨、乔治·阿克洛夫和迈克尔·斯彭斯则进一步提出，不仅信息是不完备的，而且信息的分布在生产者、消费者、所有者、委托代理者之间是不对称的。另外，根据马歇尔的体系，市场竞争的资源配置是最有效率的，按此难以解释为何存在非市场配置的企业，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罗纳德·科斯的贡献则在于放弃了马歇尔体系中市场交易没有交易成本的暗含假设，开启了现代经济学对契约、产权和非市场制度的研究，形成了交易费用学派。
经济理论的作用就像一张地图，地图不是真实世界本身，而是帮我们了解周遭的环境以及下一步如果往前、往后、往右或往左会遇到什么新景象的工具。地图一定要有一定程度的抽象和简化，但如果把重要的地标忽略了或画错了，经常会造成人们行动的失误。当我们察觉到这个问题时，就应该及时根据实际的情况来改正地图。企业不具有自生能力的情况在转型中国家及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因此，在分析转型中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经济问题以及制定解决问题的有关政策时，应该放弃现有经济理论中企业具有自生能力的暗含假设，把许多企业可能不具有自生能力作为理论分析和政策制定的一个重要前提。有了这个前提，也就不会无条件按“休克疗法”和“华盛顿共识”来制定转型和改革政策，明白成功的转型和改革还有赖于创造条件使绝大多数的企业从没有自生能力变为有自生能力。
经济理论的作用就像一张地图，如果把重要的地标忽略了或画错了，经常会造成人们行动的失误。
另外，根据自生能力的概念，一个国家发展的目标也必须重新定位。传统上，一个发展中国家的政治领袖、经济学家和社会精英把现代化的目标定位于如何在最短的时间里建立起最发达国家具有优势的产业、采用同样先进水平的技术、生产同样的产品。但是，一个国家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产品、技术结构是内生决定于这个国家的要素禀赋结构的，不顾自己国家的要素禀赋结构的现状，试图去建立、采用、生产和发达国家同样的产业、技术和产品，其发展目标的载体——企业必然没有自生能力，在开放竞争的市场中无法生存，因此，为了这个发展目标，政府就必须靠扭曲价格信号、干预资源配置来补贴、保护这些没有自生能力的企业，寻租、预算软约束、宏观不稳定、收入分配不公等现象接踵而至，结果是好心干坏事，经济发展欲速则不达。
从自生能力的概念出发，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目标应该定位于要素禀赋结构的提升，因为要素禀赋结构提升了，在开放竞争的市场中，企业为了自己的生存自然必须提升其产业、产品、技术水平。在每个国家的土地（自然资源）的禀赋是给定的前提下，要素禀赋结构的提升指的是每个劳动者所可支配的资本的量的增加，资本来自剩余的积累，要最快地提升一个国家的要素禀赋结构，这个国家就必须在每一个时点创造最大的剩余，并将剩余中最大的部分用来作为积累。一个国家如果能在每一个时点上按其当前的要素禀赋结构所决定的比较优势来选择产业、产品、技术，整个经济就会有最大的竞争力，能够创造最大的剩余，并且，资本的回报率会最高，积累的意愿会最大，要素禀赋结构提高的速度就会最快。
企业关心的是产品的价格和生产的成本，而不是一个国家的要素禀赋结构本身，只有产品的价格反映国际市场的价格，投入要素的价格反映要素禀赋结构中各种投入要素的相对稀缺性，企业才会自动地按一个国家的比较优势来选择其产业、产品和技术。只有在开放、竞争的市场中，产品和投入要素的价格才具有上述特性，因此，以最大限度地加快要素禀赋结构的提升为发展政策的具体目标时，维持经济的开放和市场的充分竞争就成为政府的基本经济职能。
同时，当要素禀赋结构提升时，原来有自生能力的企业，在竞争的市场环境下，只有根据要素禀赋结构的升级来进行产业、产品、技术的升级才能继续维持其自生能力。产业、产品、技术的升级是一种创新活动，需要企业充分掌握合适的、新的产业、产品、技术的信息，但是这些信息并不是完备且随时可免费获得的。要知道这些信息，每个企业需要花费一定资源去搜寻和分析分布在各国的各种产业、产品及技术的资料，各种产品的市场大小以及其他国家的产业发展的趋势等。如果企业自己从事这些活动，那么它就会对这些信息保守秘密，其他企业相应也需要花费同样的资源去获得同样的信息，信息重复投资的现象就会出现。然而，信息具有公共产品性质，一旦信息收集和加工工作完成，信息分享的成本就接近于零，所以政府可以收集关于新产业、市场和技术方面的信息，然后以产业政策的形式免费提供给所有的企业。
经济中的技术和产业升级常常要求不同企业和部门能够协同配合。例如，新的产业和技术对人力资本或技巧方面的要求可能不同于老的产业和技术，一个企业也许不能将这些新的条件的供给完全内部化，需要依赖外部来源的帮助。所以，一个企业的产业和技术升级的成功与否也取决于企业之外是否存在新的人力资本的供给。除了人力资本外，这种升级也可能需要有新的金融制度、贸易安排、市场营销渠道等。因此，政府也可以使用产业政策协调不同产业和部门的企业实现产业和技术的升级。
产业和技术升级是一种创新活动，本质上是有风险的。即使有政府产业政策提供的信息与协调，尝试实现产业和技术升级的企业也仍然有可能因为升级本身过于雄心勃勃、新的市场太小、协调不适当等情况的出现而失败。一个企业的失败会告诉其他企业，这个产业政策不合适，它们因而能够通过不遵循这个政策而避免失败。也就是说，第一个企业支付了失败的成本，为其他企业提供了有价值的信息。如果第一个企业成功了，这个成功也会为其他企业提供外部性，促使其他企业从事类似的升级，第一个企业可能享有的创新租金也就会很快消失。这样，第一个企业可能的失败成本和成功红利之间是不对称的。为了补偿外部性和可能的成本与收益之间的不对称性，政府可以首先向响应政府产业政策的企业提供某种形式的补贴，如税收激励或贷款担保等。[41]
上述以利用一个国家的比较优势来发展经济的政策，可以让一个发展中国家充分利用和发达国家的技术差距，以低成本引进技术的方式来加快经济发展，而实现在收入、产业、技术水平上向发达国家的收敛（林毅夫，2002）。需要注意的是，在以提高要素禀赋结构为目标的发展政策和以提高产业、产品和技术为直接目标的发展政策下都可能有产业政策，但前者所要支持的企业是有自生能力的，而后者所要支持的企业是没有自生能力的；前者所需要的补贴是少量的、有一定期限的，这样就足以补偿信息的外部性，而后者则需要依靠政府提供大量、连续的政策优惠或支持。[42]
五、自生能力与经济转型
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的形成内生于政府所要优先发展的重工业中的企业在开放、竞争的市场中不具有自生能力。传统计划经济转型的目标是建立开放、竞争的市场体系，在转型过程中，传统企业不具有自生能力的问题就会由隐性变为显性，企业自生能力问题解决得如何，是转型能否平稳和成功的关键。
缺乏自生能力的企业既然在开放、竞争的市场中无法生存，那么，以“休克疗法”的方式试图一步跨过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的鸿沟，必然造成大量的企业破产、失业，经济的崩溃和社会的动荡就不可避免。大量的企业破产和失业实际上是任何社会都难以接受的，因此，在实行了“休克疗法”以后，政府仍然会继续补贴那些不具有自生能力的企业，结果造成有休克而无疗法的尴尬局面。像我国那样以渐进的方式，实行双轨制，一方面放开政府对资源的严格控制，允许新的企业进入具有比较优势的部门，改进资源配置的效率，创造新的资源增量，为传统部门的改革创造条件；另一方面，继续给予传统部门的企业必要的保护和扶持，使其不会马上面临关门、破产的危险，然后创造条件解决传统企业自生能力的问题，这种方式有可能既维持经济和社会的稳定，同时又保持较高的增长，使转型有可能在帕累托改进或卡尔多改进的方式下进行（Lin，Cai and Li，1996）。
但向市场经济过渡的完成则有赖于传统产业部门企业自生能力问题的解决，否则政府对市场运行的干预和由此导致的问题就无法避免。例如，在中国转型期间经济快速增长的同时，银行的呆坏账比例非常高，腐败现象触目惊心，地区收入差距不断扩大等，这些现象都和国有企业的生存仍然需要依靠政府的补贴和保护有关。在1983年以后，我国对国有企业的支持由免费的财政直接拨款改为国有商业银行的低息贷款，目前70%以上的银行贷款是给了国有企业，但企业经营不好，还不起钱，这部分贷款也就变成了银行的呆坏账。为了扶持国有企业，除了给予低息贷款外，还限制市场的进入，使其享有一定程度的垄断利润，许多国有和非国有企业为了多获得低息贷款或取得市场准入的许可而向政府寻租，腐败的现象也就难以禁止。地区收入的扩大则是因为：中国幅员辽阔，各地的比较优势不同，东部地区的比较优势是制造业，中部地区是农业，而西部地区是矿产、自然资源。为了补贴国有企业，政府人为压低大宗农产品和矿产品的价格，当东部在改革以后，利用其优越的地理和市场条件，在制造业方面取得迅速发展时，从中部进口的农产品和从西部进口的矿产品不断增加，实际上形成了较为贫穷落后的中、西部地区补贴较为富有的东部的情形，因此，东部越发展，东、中西部的差距也就越大。政府继续保持对大宗农产品和矿产品价格的干预，同样是为了扶持在竞争的市场中不具有自生能力的国有企业。如果国有企业的问题解决了，不需要给予低息贷款、市场垄断和低价原材料等方式的补贴和保护，上述问题也就能够迎刃而解了（Lin，Cai and Li，2001）。[43]
自生能力的问题如何解决呢？我建议分成四种类型的企业来解决。第一种类型的企业是生产其产品所要求的资金和技术很密集，在我国不具有比较优势，但没有它就没有国防安全，而且无法从国外进口。对这样的企业，任何国家都只能由国家财政直接拨款来扶持，并由政府直接监督其生产经营。然而，属于这一类型的企业数量不会太多。第二种类型的企业，同样要求有非常密集的资金和技术，但是它的产品有很大的国内市场，同时，在国防安全上也不是非常敏感，对这一类型的企业，可以采用以市场换资金的方式，利用国外的资金来克服国内的要素禀赋结构对企业的自生能力的限制。以市场换资金有两种方式：其一是直接到国外去上市，其二是跟国外的企业合资，利用国外的资金和技术。第三种类型的企业所在的产业资金很密集，但产品在国内没有多大的市场，不可能用市场换资金，对这一类型的企业来说，解决自生能力的唯一办法是利用传统大型国有企业在工程设计力量方面的人力资本优势，转而去生产符合国内经济比较优势而且有相当大国内市场的产品。第四种类型的企业是连人力资本的优势也没有的企业，则只能让其破产。
当国有企业的自生能力问题解决以后，企业能否盈利，就是新古典经济学理论里所讨论的公司治理、市场经济竞争的问题了。国家对企业的盈亏不再负有责任，那么，其他由传统的计划体制残余下来，为了保护、补贴国有企业的制度安排的改革也就能够彻底进行，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型也就能够完成了。
六、结语
本文从转型中国家根据现有的新古典经济学理论而设计的转型政策的失败和“华盛顿共识”在解决许多发展中国家的危机时所带来的诸多事与愿违的结果，反思了新古典经济学理论体系的缺失。现有的、自马歇尔以来的新古典经济学理论体系把企业具有自生能力作为暗含的前提，亦即在一个开放、竞争的市场条件下，一个企业只要有正常管理，就可以不需要外在力量的保护或扶持而获得市场上可以接受的利润水平。在这样的前提下，新古典经济学的研究侧重于公司治理、竞争环境、产权安排等可能影响企业正常经营的问题。但是，转型中国家和其他许多发展中国家的企业却因政府的赶超愿望，进入不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以资金过度密集的技术生产产品，而不具有自生能力。在开放、竞争的市场环境中，这些企业即使有正常的管理也不能获得市场上可接受的正常利润。为了把这样的企业建立起来，这些国家的政府只好以扭曲价格信号、妨碍市场竞争和干预资源配置的方式来保护、扶持这些企业。结果不仅竞争环境不良、公司治理缺失，而且还会出现寻租、收入分配不公、资源配置效率低下，最后爆发经济危机。在目前的新古典经济理论体系的影响下，经济学家或政府官员在制定经济转型政策或危机处理政策时，重点会放在改善竞争环境、产权安排、公司治理、政企关系等上，而忽视了这些问题其实内生于企业缺乏自生能力。当经济中大量企业缺乏自生能力时，这些改革或转型政策的实行，往往会给社会带来巨大痛苦，而且，可能出现有休克无疗法的尴尬局面。既然在社会主义计划经济、转型经济和发展经济中大量的企业是不具有自生能力的，那么，放弃现有的新古典经济学体系中企业具有自生能力的暗含前提，在分析社会主义经济、转型经济和发展经济问题时把企业是否具有自生能力作为一个具体的考虑变量，不仅在政策制定上十分必要，而且也是新古典经济学理论的必要发展。把企业是否具有自生能力作为一个具体的考虑变量也可以帮助发展中国家的政府明晰其经济职能，避免继续采用扶持不符合比较优势、不具有自生能力的企业为目标的发展战略，使发展中国家能稳定、快速地向发达国家收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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