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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学科发展的回顾与展望[44]
天则所策划的年度出版物序列《中国经济学1999》，今年由我担任执行主编。这个任务之于我是件幸事，使我有机缘在千年之交，来评述在1999年这一个年头，经济学科在中国所取得的成就。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我国的经济成长堪称人类经济史上的奇迹，综合国力大大增强，人民生活质量迅速改善，国际地位空前提高。1997年7月1日和1999年12月1日，中国先后恢复对香港和澳门行使主权，洗雪了自鸦片战争以来的百年耻辱。抚今追昔，我们可以庆幸地说，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无数仁人志士为之奋斗的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已不再是一个遥不可及的梦。当站在新旧千年纪元、新旧世纪更替之际，总结中国经济学界1999年的成就时，我们的笔触自然而然地会溯往瞻来。先辈们作出了无愧于民族、无愧于他们的时代、无愧于历史的贡献，他们甚至在内忧外患交加的情况下，仍然矢志不渝。唯其鉴古，方可知今，我们当代经济学家才能更加清楚地铭记我们身上肩负的责任。在这篇前言的第一部分，我将概要回顾伴随中华文明由盛而衰、由衰再盛的跌宕，中国经济思想和经济学所走过的历程；第二部分主要评述收入本书的论文；最后将针对中国经济学界目前存在的问题，指出我们当代经济学家的努力方向，以与学界同仁共勉。
一、世纪末中国经济学科的回顾[45]
（一）鼎盛的古代中华文明及浩然丰富的中国古典经济思想
中华大地上孕育了人类最为古老的文明之一，古代中国曾一度是世界上最为发达的国家。中国古代社会建立了以传统农业为核心的社会经济结构，取得了工业革命以前的一两千年里，世界上最为丰硕的经济成就。相继出现了秦汉、隋唐等文明鼎盛时期。自宋朝以来，中国人口大量增加，贸易繁荣，手工业、轮船运输、造船业都开始发展。印刷术的发明更是极大地促进了文明的传播。无论是政治、经济，还是科技、文化，古代中国所创造的鼎盛的文明成就都为世界所景仰和赞叹。根据著名经济学家安格斯·麦迪逊（Angus Madison）的研究，“在目前这个千年期的开始阶段[46]，中国的经济就人均收入而言是领先于世界的，这种领先地位一直持续到15世纪。它在科技水平方面、利用自然资源的程度方面以及管理一个庞大疆域帝国的能力方面都比欧洲出色。”[47]“早自周朝起，中国文明就已经高度文字化了，到了唐朝，中国堪称全世界拥有文字典籍最多最丰富的国家了。”[48]
植根于鼎盛的古代中华文明，中国的古代先哲们也积累了异常丰富的经济思想。先辈们基于他们的观察，或针对他们时代所面临的经济问题，总结归纳出了令今人叹为观止的学术思想。早在先秦时期，中国的经济思想就已经达到了很高的境界。先秦时期，宗周势微，诸侯争霸，社会的政治结构、土地所有权结构和经济结构都发生着巨大的变化，私人工商业获得了一定程度的发展。在此背景下，出现了各种思想百家争鸣的局面，也孕育了丰富的学术思想。
太史公司马迁所撰的《史记·货殖列传》中所记载的第一位货殖专家范蠡，是春秋时代著名的政治家。他不仅工于谋略，还有渊博、系统的经济思想，而且他本人凭借其经济智慧赢得了巨大的财富。[49]现代经济学对于供需反应和价格变化基本机制的认识，无出范蠡“积著之理”之右：
“积著之理，务完物，无息币。以物相贸，易腐败而食之货勿留。无敢居贵。论其有余不足，则知贵贱。贵上则反贱，贱下则反贵。贵出如粪土，贱取如金玉。财币欲其行如流水……”[50]
范蠡的“计然之术”，还试图从物质世界出发，探索经济活动水平起落波动的根据；其“待乏”原则则阐明了如何预计需求变化并作出反应。“平粜齐物，关市不乏，治国之道也”[51]的论断，更是提出了国家积极调控经济的方略。
《管子》[52]所记载的经济思想，堪称中国经济思想史上一颗璀璨的明珠。现代经济学的基本假设之一，即“理性人”假设，在《管子》中早有系统表述：“见利莫能勿就，见害莫能勿避……”[53]《管子》中的“轻重”论，已经粗略地勾勒出供需均衡机制和各个市场间的一般均衡作用机制。更令人叹服的是，早在《管子》中就已经有了比较系统的货币数量论以及货币政策主张：
“国币之九在上，一在下，币重而万物轻。敛万物应之以币，币在下，万物皆在上，万物重什倍。”[54]
《管子》在一定程度上认识到了“节俭悖论”，主张在一定条件下应该“侈靡”。《管子·侈靡》中写道：“兴时化，若何？曰，莫善于侈靡”；“富者靡之，贫者为之”。除此而外，在财政、贸易、消费、分配等许多方面，《管子》都有不凡的观点。
再以孔孟思想为例。作为儒家文化代表的孔孟学说，蕴涵了丰富的管理学思想，上至治国安邦之略，下至小组织的内部管理原则。时至今日还有人在不停地对之进行研究、挖掘。而孔孟所倡扬的道德规范尽管有深深的时代烙印，但其中又何尝不是新制度经济学中关于意识形态作用认识的先声呢。
中国古代王朝为维持其统治，需要大量的财政资金。早在西汉时，中国在这方面就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西汉时，特别是汉武帝时，为开拓疆土而进行的长期的大规模战争，对王朝的财政提出了很高的要求。西汉王朝按照主持其财政经济事务达三十多年的桑弘羊的政策主张，加强了对于社会经济活动的干预和控制。桑弘羊承继范蠡、管子等的经济思想，巧妙地设计了“均输”和“平准”政策；同时，也对盐、铁实行国家垄断经营。这些政策有效地增加了西汉王朝的财政资金积累，而同时也维护了民间经济的活力，做到了“民不加赋”。“平准”类似于当今的价格平准制度，即有关当局通过吞吐相应物资而保持物价稳定。“均输”的实质，在今天看来就是各地的地方当局将符合本地比较优势从而成本低廉的物品集中收购，运往高价的地区销售，所得利益充作地方财政资金的做法；同时不再要求各地劳民伤财般地对京师贡赋。“均输”有效地增加了地方财政实力。桑弘羊的政策实践中影响较大的还有对盐、铁的垄断经营。其中，对盐业垄断流通环节，对铁冶炼业则既垄断生产又垄断流通。盐和铁在当时属于供给弹性较小的物品，政府能从垄断经营中获得更多的收入。桑弘羊的实践被后来的许多王朝视为理财典范。[55]
嬴秦统一之后的两千多年里，中国的政治和社会结构相对稳定。除了王朝政权更迭时期外，包括经济制度在内的方方面面，虽然有一定程度的变化，但并没有发生剧烈的动荡。中国土地广袤，加之得自于人口众多的技术创新优势，特别是农业技术创新优势[56]，中国创造了高度发达的农业文明。在这相对稳定的两千多年中，历朝历代的统治阶层和民间的知识分子针对各自特定历史阶段的经济问题，阐发相应的看法或政策主张。到明清时期，中国已经积累了蔚然可观的经济学思想。其内容涉及国家财政收支、货币管理、商品交易和市场价格管理、土地制度等诸多方面。然而，和亚当·斯密以前的西方经济思想一样，中国古典的经济思想并未发展成为一个独立的经济学科和理论。中华文明在建树了古代的辉煌成就之后，面对外来的更加发达的工业文明的冲击和侵略，由盛而衰。在其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为了救国、图强，中国学术界热衷的是学习、借鉴外来的已经发展得相当成熟的经济学思想和理论，中国古典经济思想并未对当代主流经济学理论的发展产生影响。
（二）中华文明的衰落及外来经济思想的西学东渐
经济史决定经济思想和经济学术史。鸦片战争之后，中华文明由盛而衰，与之伴随的是外来经济思想与理论在中国的广为传播。
鼎盛的中国古代文明所立基其上的，是以农业和自然经济为主体的传统经济形态。尽管古代中国的工业、商业、对外贸易较之西方萌芽得很早，在一定的历史阶段也比西方发达，但是由于中国古代农业在经济中的地位相当巩固，加之统治者对工、商业的严格控制，以及为有效地维持古代帝国的统治而施行的不利于由传统科学向现代科学转化的官僚政治制度[57]，导致中国与工业革命失之交臂，资本主义在中国也未形成气候。当西方社会在蒸汽机的轰鸣声中展开其工业化进程时，清朝的闭关锁国政策却在日益延缓中国进步的步伐。17世纪在世界东方和西方几乎同时发生的两件大事引致了迥然二致的结果。1644年清军入关，定都北京，开始了最后一个王朝对中国的统治；在英国，1640年爆发了资产阶级革命。在随后的两个世纪里，西欧国家经由包括殖民剥削在内的资本积累，以及发轫于18世纪60年代的工业革命，最终建立了强大的资本主义工业文明。而中国在历史的进程中却落后了。按麦迪森的估计[58]，1700年，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占世界的23.1%，欧洲占23.3%。1820年中国占32.4%，欧洲占26.6%。而到了1890年，中国所占的比重降至13.2%，欧洲则升至40.3%，美国为13.8%。而中国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则早在1700年就已经落后于欧洲，到1820年只比欧洲的1/2稍多一些，与美国相比，则不及后者的1/2。1840年爆发了鸦片战争之后，中国原来的大一统社会格局分崩离析。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之下，矢志于救亡图强的先进知识分子从外来的先进思想理论中去探索建国、富强的真理，西方各种学说，包括经济学理论，在中国的传播也由此开始。
纵览历史，1840年以来的“西学东渐”在中国出现过两波高潮。一波是甲午战败之后，资产阶级思想的引进。当时世界上先进的生产力以西欧和美国为代表，日本也因步欧美之后而跻身东方强国之列，所以，自然而然地，中国先进知识分子所鼎力模仿的就是来自这些国家的资产阶级思想。诚如毛泽东所言，“要救国，只有维新，要维新，只有学外国。那时的外国只有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是进步的，它们成功地建设了资产阶级的现代国家。日本人向西方学习有成效，中国人也想向日本人学”[59]。另一波是俄国十月革命之后，“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60]。前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成就，尤其是快速的工业化步伐，激起了中国知识分子学习的愿望。中国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开始了对经济学的系统学习和研究。
1.两次鸦片战争时期，向西方学习思潮的缘起
鸦片战争之前，中国尽管也遭受过外来侵略，然而，中国既不曾被外来侵略者鄙视，中华民族也不曾丧失其对于整个传统思想及社会价值的信念。第一次鸦片战争的失败，却深深地震撼了中华民族的自信心。肇始于此，中国近代思想史开始了一个多世纪的“向西方学习”的运动。这其中，魏源是第一个值得记述的。魏源于1842年刊行的著作《海国图志》首开近代中国系统研究西方的先河。目睹西方的坚船利炮，为“师夷长技以制夷”，魏源在书中呼吁当政者要了解外国的情况，并主张发展军事和民用工商业。
鸦片战争的失败，从表面上直观来看，是西方列强的军事工业使然。但是更深层的原因，却在于西方以机器大工业为代表的先进生产力和相应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受所处的历史条件和眼界的限制，中国思想界最初的变革发动者指望在不触动既有经济基础的条件下，把西方的生产技术嵌入传统的经济当中，进而挽狂澜于既起、扶大厦于将倾。正如后来的事实所表明的那样，这种良好的愿望是无法实现的。
魏源之后，经洪仁玕的《资政新篇》，向西方学习，发展各种工业、矿业、交通、邮政、银行、保险等企业和事业的思潮广为传播。及至第二次鸦片战争失败后，面对资本主义经济在华势力的扩展[61]，以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为代表的洋务派终于在这种思潮的影响之下，开始了先发展军用工业、后发展民用工业的实践[62]；而洋务的形式也经历了由官办到官督商办的转变。洋务运动推动了中国早期民族资本主义的发生、发展。
在这之后，经过冯桂芬[63]、王韬[64]、马建忠[65]、郑观应[66]等人的鼓呼，中国近代重商主义思潮得以发端，并达到了高潮。对于商品货币经济的认识也提高到了新的高度。[67]尽管早在先秦时期中国的商品交易就已经比较发达，但是秦统一中国之后，除了王朝的更替时期之外，社会的政治制度相对而言变化都不大；此外，发达的农业经济形态特别巩固。久而久之，主流的意识形态对各行各业形成了“士农工商”的排序。正如吴汝伦在其给严复《原富》所作的序言中所说的那样，中国士大夫以言利为讳，且提倡重农抑商之说，于是生财之途常隘。由此可见在中国发展工商业需要克服相当大的思想阻力。
除了国人积极地探求变革之路以外，资本主义国家在对中国进行军事、政治、经济侵略的同时，也积极地在中国传播西方文化。他们派传教士来中国传教，出版书籍和刊物。从那时起，近代的西方经济学[68]就开始了在中国的传播。比如，早在1867年（同治六年）北京同文馆就开设“富国策”课程，由美国传教士丁韪良（W.A.P.Martin）讲授美国经济学家H.福塞特（H.Funcett）所著的A Manual of Political Economy。后来该书由汪凤藻翻译、丁韪良校订，于1880年出版。最早在中国翻译出版的西方经济学著作，除了《富国策》之外，还有1886年由英国传教士J.艾约瑟（J.Edkins）翻译的《富国养民策》（Primer of Political Economy，原作者为英国的W.S.Jevons）。
2.甲午战争至“五四运动”时期近代西方经济学的传播
洋务运动终究未能挽救清王朝的颓势。更为残酷的现实是，与中国洋务运动差不多同时展开“明治维新”的日本，竟然在短短的不到三十年的时间里一跃成为东方强国，并悍然向其一向尊仰的“中华帝国”发动了甲午战争。甲午战争的炮声使中国的朝野受到了最为强烈的震撼。先进的知识分子在反思洋务思潮的同时，不得不面对铁一般的现实，探寻中华民族进一步的出路。
洋务运动虽未建殊功，但滥觞于此的向西方学习的思潮却薪尽火传，继续发展。甲午战败之后中国思想界又兴起了维新的思潮。较之前人，维新倡议者不仅看到了要“师夷长技”、从技术上学习西方，更要从整体上认识西方。维新倡议者在经营管理、财政金融、法律以及国家政体等方面，都提出了变革主张。他们反对洋务运动时期的官办或官督商办所形成的官僚垄断，主张自由发展民族工商业，维护国家关税自主权，积极开展对外贸易。
1895年4月，中日签订《马关条约》。消息传到京师，适逢大清王朝举行最高级别的科举考试。在中国知识分子禀持一贯的“位卑未敢忘忧国”的志向的召唤下，18省1200多名为功名利禄而会试的举人，以天下为先，愤然“公车上书”，吁请变法。振臂者，康有为[69]。[70]康有为在《上清帝第二书》中提出了“富国之法”和“养民之法”。富国之法包括：钞法[71]、铁路、机器轮舟、开矿、铸银、邮政；养民之法包括：务农、劝工、惠商、恤穷。《上清帝第三书》抨击官僚垄断，鼓励民营企业，指出“通商乃公司之权，非政府之力”。维新的主张以“六君子”血染长街而告破产。不过，维新运动承上启下，在维新思潮风起云涌之时，大量资产阶级思想得以广泛传播，为后来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铺垫了思想基础。
严复[72]和梁启超也是维新派的代表人物。比之于康有为，严复和梁启超不仅经济思想来得丰富，而且对西方经济学在中国传播所起的作用，也来得要大。
严复（1854—1921），字几道，又字又陵，福建侯官（今福州）人。[73]严复的（译）著述从思想根基上撼动了当时的主流意识形态，奠定了其作为中国资产阶级思想启蒙家的地位。新中国成立前夕，毛泽东在1949年6月30日为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二十八周年所作的《论人民民主专政》中，把严复与洪秀全、康有为以及孙中山并列归于“在中国共产党出世以前向西方寻找真理的一派人物”[74]。
近代经济学在中国真正意义上的传播始自严复翻译《原富》。严复从1898年至1900年译毕斯密的《计学》[75]，后改名为《原富》。1901年撰写《译事例言》。1901—1902年在上海南洋公学译书院出版。《原富》是节译本，在翻译过程中，先后加注了118条按语，或补充斯密之后的他家学术观点，或表明了严复本人的经济思想。
在《译事例言》中，严复阐明了译介《原富》的动机和原因。从中可洞见一代大师对于灾难深重的民族的殷殷之心。
“夫计学者，切而言之，则关于中国之贫富，远而论之，则系乎黄种之盛衰。故不佞每见斯密之言，于时事有关合者，或于己意有所枨触，辄为案论。……”[76]
“计学以近代为精密。乃不佞独有取于是书，而以为先事者，盖温故知新之义，一也；其中所指斥当轴之迷谬，多吾国言财政者所同然，所谓从其后而鞭之，二也；其书于欧亚二洲始通之情势，英法诸国旧日所用之典章，多所纂引，足资考镜，三也；标一公理，则必有事实为之证喻，不若他书勃窣理窟，诘净精微，不便浅学，四也。”[77]
在严复自撰的按语中，主张自由竞争，反对“官督商办”，主张国家只应办私人不宜办或暂时无力办的企事业。还分析了分工、价值、价格、货币、母材（即资本）、庸（即工资）、赢（即利润）、地租、支费（即消费）、积累、税收等。严复既有赞同斯密的地方，也有不同于斯密之见。举其显著者，严复认为斯密的劳动价值论是“智者千虑之一失”[78]。严复对《原富》的译、介、评，对后来近代经济学在中国的传播以及中国本土经济学的发展，作出了奠基性的贡献。
梁启超对于中国近代经济学科的发展也作出了很大的贡献。梁启超撰写了中国的第一部经济思想史著作：《生计学学说沿革小史》[79]。在撰于1897年的《〈史记·货殖列传〉今义》中，梁启超对《史记·货殖列传》的部分内容进行了符合西方经济学的解释。1903年发表的《二十世纪之巨灵托辣斯》[80]，阐明了托拉斯之利在于，“以最小率之劳费，易最大率之利益”。1904年，针对当时普遍持有的对外资的怀疑和恐惧心理，梁启超在《新民丛报》上撰文《外资输入问题》、《据生计学原理及各国先例》，全面地分析了外资输入的利弊，并提出了他的外资政策主张。另外，在货币、财政等方面梁启超都有涉及。
严复之后，中国经济学科的近代化进程加速。京师大学堂在1898年设立之时就开设了经济学课程，聘请日本教师教授。[81]1912年北京大学设立了中国最早的经济学系：“商学科”。陆续有不少学生负笈欧美，学习经济学。对西方经济学的译介也更为全面，出版了不少经济学原理[82]、财政金融[83]、经济学说史等方面的书籍。伴随西方经济学的传播，围绕中国的若干现实经济问题，也有不少著述，仁智之见交相迭出。
百日维新失败之后，资产阶级革命思想渐渐兴起。1905年同盟会成立。孙中山在《同盟会宣言》中提出“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的纲领。革命派受到了当时的社会主义思潮的影响，形成了其对于有关经济问题的主张。1906—1907年，资产阶级革命派和以梁启超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改良派进行了思想交锋。革命派以《民报》为理论阵地，改良派以《新民丛报》为阵地。这场大争论涉及诸多方面，其中关乎中国现实经济问题的争论占据了重要地位。具体而言包括两个问题：其一，中国要不要改变既有的土地制度；其二，如何发展中国的资本主义。在土地问题上，改良派认为不应该改变既有的土地私有制度；革命派认为应该“平均地权”，主张由资产阶级共和国按“定价收买”的办法，实行国有化，让国家以发展资本的需要来集中支配土地。在发展资本主义道路方面，改良派反对节制资本，主张鼓励大民族资本家的产生，以与强大的外国资本竞争；而革命派则主张节制私人资本，发展国家资本，以避免私人资本操纵国计民生，防止两极分化。改良派和革命派的争论以《新民丛报》的停刊而告结束。这场辩论使革命派的主张得以传播，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进行了思想和理论准备。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推翻了最后一个王朝。这之后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中国的民族资本得到了较大的发展。“从1914年到1919年，中国民族工业的工厂数量从698个发展到1759个，增加了157.7％；资本从3.3亿元增加到5亿元，提高了54.5％。这期间新增加的资本额，超过辛亥革命前四五十年投资的总额。”[84]
3.“五四运动”时期至20世纪50年代中国经济学科的发展
“五四运动”之后至20世纪50年代，中国经受了日本的侵略、国内战争、资本主义大危机等冲击，中国的经济一方面有所发展，另一方面，经济当中的沉疴积弊并没有消除。在第一次国共合作和北伐战争之后，1927年蒋介石靠江浙大资产阶级的支持，在南京建立了国民党政权。之后建立了国家资本主义经济体制，包括：整顿财政体制；改革税制，基本上实现关税自主，并多次提高了关税税率；建立了比较完备的银行和金融体系；1933年改革币制，废“两”改“元”，并于1935年废止银本位制度，实行金汇兑本位制度，推行法币改革，法币先是和英镑而后又和美元挂钩；货币发行也由原来的30多家银行集中到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和中国农民银行4家。另外，对重要的资源和基础设施实行国家控制。在此基础上，国民政府于1927—1937年制订和实施了一系列重化工业发展计划。这个时期是中国国家资本主义发展最快的时期。工业化水平和资本积累都有了比较大的发展。在八年抗战时期，为战争的需要，建立了战时经济体制，并在后方进行了一定的经济建设。与国家资本的发展形成对比的是私人资本和农村经济的惨淡景象。政府对私人资本投资的限制、东北的沦陷、1929—1933年大危机的冲击，使得私人资本步履维艰。而农村经济更是日趋恶化，不利的贸易条件与大土地所有制导致农民收入下降。
“五四运动”之后直到20世纪50年代，中国经济学科的发展有两条线索：一方面，许多留学欧美的学者，接受了系统的西方经济学训练，回国后积极传播欧美的西方经济学理论；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也迅速地在中国传播。
基本理论的掌握为系统分析现实问题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这两方面的学者紧密结合中国的现实展开研究，现代意义上的中国本土经济学由此发端。从“五四运动”到20世纪40年代中期，中国学术界先后就几个大的理论和实践问题进行了争论：第一，1919—1927年间关于中国近代社会性质问题的争论。争论的结果是，中国共产党“六大”决议中的结论获得了较大程度的认可，即中国近代社会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这一结论的现实含义是，中国革命的对象，主要是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而不是资本主义。第二，与中国近代社会性质问题的争论有关，在20世纪30年代围绕中国农村经济问题进行了激烈的争论。其焦点也在于中国农村社会性质，以及要不要进行土地革命。第三，20世纪30年代，针对中国货币制度存在的问题，就货币本位展开了争论。
要指出的是，前苏联在较短的时间里迅速取得了令世界为之瞩目的工业化成就，这样的事实对于以救亡图强为己任的中国知识分子自然是非常有说服力的，对中国的知识分子产生了比较大的影响。当时国内以西方经济思想为主要理论倾向的学者，在其研究工作中，都或多或少地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
4.西方经济学理论的传播及本土化
西方经济学的传播，承继了“五四运动”之前已有之势，中国国内逐渐开始真正系统、全面地掌握现代西方经济学理论。由国内学者围绕基本经济学理论、部门经济学以及经济史等所撰写的著作大量出版。如著名经济学家马寅初1914年获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后，1915年回国，执教于北京大学，1919年担任北京大学第一任教务长。在北京大学执教的十多年中，先后讲授过银行学、货币学、财政学、保险学、汇兑论等课程。1923年马寅初发起成立“中国经济学社”，并长期担任社长。马寅初教授撰写了许多经济学著作，其《经济学概念》[85]是新中国成立前流行的经济学原理著作，涉及了价值论、消费行为理论、生产论、交换论、分配论等内容。在有关部门经济学方面，都有了长足进步。在农业经济学方面，如董时进的《农业经济学》[86]、许璇的《农业经济学》[87]；在财政金融方面，如何廉和李锐的《财政学》[88]、尹文敬的《财政学》[89]、马寅初的《通货新论》[90]、赵兰坪的《货币学》[91]；在会计统计方面，如潘序伦的《会计学》[92]、金国宝的《统计学大纲》[93]。
除了进行一般的经济学理论研究之外，经济学界热切关注中国本土的经济问题。针对中国面临的方方面面的经济问题，一大批学者运用西方经济学原理进行了深入研究并产生了一系列成果。在列举的上述各种著作中，几乎都对中国的有关问题进行了分析。除此而外，专事中国经济问题研究的著作日渐增多。
前已述及，20世纪30年代围绕中国本土的货币本位问题发生过争论。中国自明代以来，流通货币一直以银为主。19世纪70年代世界出现金贵银贱的趋势，政府对外支付中发生了严重的“镑亏”现象，导致大量白银外流。1929—1933年的大危机中，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纷纷放弃了金本位制。金相对于银的价格更趋上涨。然而，1934年美国为保护其国内白银生产厂商而提高白银收购价，这又导致了中国白银的大量外流，国内银根奇紧，利息上涨，物价猛跌，工商企业纷纷倒闭。1935年国民政府实行法币改革，放弃银本位制，代之以金汇兑本位制。在这个政策的形成过程中，关于中国的货币本位问题，有人主张实行多商品的本位制，有人主张实行金本位，有人主张维持银本位。围绕这些问题，马寅初、杨荫溥、刘大钧等经济学家都先后发表看法，产生了一些理论著作，如马寅初的《中国之新金融政策》[94]、杨荫溥的《中国金融研究》[95]、刘大钧的《我国币制问题》[96]等。
另一个广为关注的本土经济问题是“经济建设”与工业化。1928—1937年间，国民政府在工业化方面的政策稍见成效。抗战爆发后，忧国忧民的知识分子为了国家的富强，奋力探索实现国家工业化的途径。比如，张培刚教授的著作《农业与工业化》在全面探讨了工业化的定义、工业发展与农业改革的关系、工业和农业的平衡以及农业国和工业国的关系问题之后，就中国工业化面临的急迫问题进行了分析。[97]该书是发展经济学的奠基性文献。马寅初的《中国经济改造》[98]、吴景超的《中国经济建设之路》[99]、刘大钧的《工业化与中国工业建设》[100]、谷春帆的《中国工业化计划论》[101]等著作，都对中国的发展战略与工业化道路进行了分析。
新中国成立前一大批中国学者在农村经济方面进行了深入细致的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堪称中国本土经济学的杰出代表。这其中有比较特殊的历史原因。新中国成立前中国是典型的落后农业国，农业在国民经济中占据最重要的地位，只有准确把握中国农村的情况，才能全面把握中国的经济全貌。著名学者陈翰笙[102]1928年受聘担任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副所长。在他的主持下进行了当时中国规模最大的农村经济调查。1933年陈翰笙发起成立了有500多名会员的“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并担任第一届理事会主席。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在20世纪30年代曾就中国农村和农业经济问题，与几方面的理论观点进行了争论。
在《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之发轫》[103]一文中，陈翰笙写道：
“前北京农商部之农村经济调查与统计，其简陋虚妄之点不胜枚举。据农商部报告，1914至1915年，一年中广东农民骤增900万；1922年一年中吉林耕地面积骤增两倍。试问农村经济学者如何能应用此种报告，而研究中国土地关系！金陵大学美国教授主持之农村调查，所用表格大都不适于当地情形。不但对于各种复杂之田权及租佃制度未能详细剖析，甚至对于研究农村经济所决不容忽之雇佣制度，农业价格，副业收入，借贷制度等等，亦都非常忽略。由此观之，美国教授对于中国农村经济之尚无深刻认识，以视农商部亦仅为五十步与百步之差。……社会学组同人因此决心抛弃以前政府统计之残屑，不顾一切违反中国实情之报告，而从事有意识有组织之农村经济调查。”
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还与20个国家的30多个学术机构保持随时通讯。正如上面引文所言，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基于其掌握的翔实的第一手资料，对当时中国的农村经济进行了全方位的研究，并围绕“土地分配、土地经营、农产品商品化以及农村的救济”等问题，与以金陵大学美籍教授卜凯为代表的学术观点展开争论，产生了一系列有影响的著作。如陈翰笙的《现代中国的土地问题》[104]、《广东农村生产关系与生产力》[105]等著作以及一系列论文。
在其他方面，中国经济学家也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探索。如马寅初先生先后撰写了《中华银行论》（1929年）、《中国关税问题》（1930年）；巫宝三的著作《中国国民所得》[106]是中国现代意义上GNP核算方面的开山之作，书中详细估计了1933年的国民所得，并以其他资料为佐证，概估了1931年至1936年的国民所得；武堉干的《中国国际贸易概论》[107]，以翔实的资料阐述了中国国际贸易在世界上的地位和变化趋势、中国的进出口贸易状况、贸易差额的抵偿以及中国国际贸易的振兴问题；陈达的《人口问题》[108]就人口理论、人口数量、质量、人口与国际关系等进行了分析之后，给出了其人口政策主张。除此而外，在经济史、经济思想史方面，都可谓著述颇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