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传播及其本土化
早在20世纪之初，马克思主义就开始在中国零星传播。当时有一些译自日本的介绍马克思主义的书籍。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中国的广泛传播，则在十月革命之后。李大钊是最早向国内系统介绍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家，也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分析中国现实问题的理论家。诚所谓“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1918年李大钊发表《庶民的胜利》和《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两文[109]，开启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中国系统传播的先河。
1930年之前，先后有不少介绍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著作和译著出版，也有不少关于《资本论》有关专题的介绍。1930年由陈启修翻译的《资本论》第一卷在上海昆仑书店出版，1932年、1933年由潘冬舟翻译的《资本论》第二、第三卷在北平东亚书店出版。1938年郭大力和王亚南[110]翻译的《资本论》第一至第三卷在读书生活出版社出版。1949年长春新中国书局出版了郭大力翻译的《剩余价值学说史》。至此，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已经被系统地介绍到中国来。另外，还有不少苏联、日本以及其他国家的政治经济学著作也被译介到中国来，如李达、熊得山翻译的《政治经济学教程》[111]；再如陈豹隐翻译的《经济学大纲》[112]。在积极介绍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的同时，不少中国学者也在勉力进行本土化的尝试。一方面，创作“中国版”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另一方面，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分析中国的现实问题。在“中国版”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方面，著述颇丰。如王亚南所著的《中国经济原论》[113]，依据马克思《资本论》的体系、范畴分析了中国经济，并尝试建立适合中国国情的政治经济学分析框架。再如狄超白的《通俗经济学讲话》[114]，以平白的语言讲解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又如许涤新的《广义经济学》[115]，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分析了资本主义以及前资本主义社会以及前资本主义社会各个阶段的生产关系及其相互关系。黄宪章的《货币学总论》[116]，分析了货币的起源、本质、职能以及货币的价值等。
中国思想界学习马克思主义，可以说从一开始就是问题导向的。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紧密结合国情，尽心竭力地探索中国的长远发展战略。如郭大力在其著作《生产建设论》[117]中，运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原理，阐述了中国工业化的道路以及相应的生产关系。
（三）20世纪50—70年代服务于赶超经济实践的理论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国达到了空前的统一。然而战争所留下来的是一个百废待举的局面，新中国的建设在此基础上展开。在土地改革和国民经济恢复之后，按照“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开始了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工业化实践，以及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1956年毛泽东发表《论十大关系》，指出要正确处理农、轻、重的关系。同年的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决议，制定了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的方针，使国民经济各部门有计划按比例发展。但是，在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后，受“一五计划”成绩的鼓舞，制定了不合实际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夸大主观意志的作用，忽视客观规律，发动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1958年年末至1959年上半年，中央政府曾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过程中的问题进行了若干纠正。但是，庐山会议之后，却掀起了更大的跃进，导致国民经济的严重困难局面。1960年之后，政府不得不对国民经济进行调整。到1965年，工农业的比例关系、工业内部的轻重工业的关系以及积累和消费的关系，都有所好转；国家的工业化也初见成效。不幸的是，随之而来的“文化大革命”却使经济陷入极端混乱、几近崩溃的局面。20世纪50—70年代的经济建设实践，给当时的中国经济学科的发展打上了深深的时代烙印。
从1949年新中国成立到20世纪50年代中期，特别是国民经济初步恢复、毛泽东偏离了他在新中国成立之前形成的“新民主主义理论”[118]之后，国家一方面推行超乎国力的工业化，另一方面又尽速展开了社会主义改造。1952年斯大林发表《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总结其执政三十多年的历史，肯定了社会主义经济中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的必要性，肯定了价值规律的积极意义；同时也指出全民所有制内部交换的生产资料不是商品，价值规律对社会主义生产只起影响作用，不起调节作用。在此期间的中国经济学理论以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中的观点为蓝本，贬低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的作用。
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全面完成之后，面对公有制已经占主体地位的格局，需要回答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在中国的作用问题。1956年，著名经济学家孙冶方发表了著名的论文《把计划和统计建立在价值规律的基础上》[119]，指出价值规律的作用在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未来的共产主义都是存在的，社会主义的计划必须自觉地遵循价值规律；1957年孙冶方发表《从“总产值”谈起》[120]，指出利润是企业经营好坏的最集中的表现。1957年顾准发表《试论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121]，提出社会主义可以让价值规律自发（即价格的自发涨落）调节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1957年仲津（于光远）发表《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商品》[122]，指出社会主义经济中存在的几种交换关系，都是商品交换关系。1957年7月5日，《人民日报》发表著名经济学家马寅初的文章《新人口论》，阐明了控制人口过快增长的必要性。以这些卓有创见的文章的发表为起始，中国经济学家开始结合中国的实际，来发展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
然而，这些真知灼见却因为违背当时的主流，在当时的政治氛围中无法成为燎原之火。由于中央错误地估计了国际国内形势，阶级斗争扩大化，孙冶方、顾准、马寅初等经济学家受到了错误批判。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正常的学术研究秩序已经被打乱。中国的经济学也只限于教条般地从马恩著作中断章取义，为政府的政策作注释。
在这种背景之下，早在新中国成立前就已在中国得到广泛传播的西方经济学，自然而然变成了“异端”。仅仅出于介绍马克思主义的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来源的目的，以及出于批判所谓“庸俗的资产阶级经济学”的目的，才编写了极少的关于资产阶级经济思想史的教材和一些译著。
（四）20世纪80年代以来经济学科在中国的空前繁荣
新中国成立以来一直奉行的工业化模式和服务于之的传统的经济体制，不仅严重扭曲了产业结构，造成重工业过重、轻工业过轻的局面，而且窒息了微观经济主体的活力。而“十年动乱”又对国民经济造成了灾难性的破坏。与之形成对照的是，日本以及包括我国台湾地区在内的亚洲“四小龙”，保持了二十多年的高速经济增长。面对国内国际形势，从1978年中国共产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中国开始了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在二十多年的改革中，中国经济高速增长，扭曲的产业结构得以矫正，国际经贸往来大为拓展，微观机制活力增强，人民生活有了很大改善。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的指引下，中国经济学科重新回到了正常的发展轨道上。
“实践之树长青。”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学科发展的最主要“动力源”，来自对改革实践经验不断的、及时的总结。而新的理论只有在不断冲破传统观念的前提之下，才能生长起来。但是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传统理论在人们心目中，甚至在许多经济理论工作者心目中，可谓根深蒂固。加之中国的改革并没有现成的模式可以借鉴，也不是按照一个事先设计好的系统规划展开，而是“摸着石头过河”，失误和反复不可避免。这就决定了，对于改革以来各个阶段所出现问题的认识过程，进而经济学的发展过程也不是一帆风顺的。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学科的发展可以从三个方面来把握：传统政治经济学的发展、现代西方经济学的再次学习，以及现代意义上的本土经济学研究的发展。
改革开放以来政治经济学发展的起步，还是承继了20世纪50年代后期被中断的对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的讨论。已经平反的孙冶方重提“千规律，万规律，价值规律第一条”[123]。1980年9月在国务院经济体制改革办公室提交的《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初步意见》中明确提出：“我国现阶段的社会主义经济，是生产资料公有制占优势、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商品经济”。“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原则和方向应当是：在坚持生产资料公有制占优势的条件下，按照发展商品经济和促进社会化大生产的要求，自觉地运用价值规律，把单一的计划调节，改为在计划指导下充分发挥市场调节的作用。”然而在改革之初，这种主张难以很快被接受；相反，传统理论中计划经济观念的根深蒂固，再加上对放权让利改革以及宏观经济中出现的问题的原因认识不清，导致了传统理论认识的回潮。归功于农村和城市改革的实践，经过理论工作者和决策层的努力，1984年10月中国共产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明确指出：“就总体说，我国实行的是计划经济，即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必须自觉依据和运用价值规律，是在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商品经济的充分发展，是社会经济发展的不可逾越的阶段，是实现我国经济现代化的必要条件。只有充分发展商品经济，才能把经济真正搞活，促使各个企业提高效率，灵活经营，灵敏地适应复杂多变的社会需求，而这是单纯依靠行政手段和指令性计划所不能做到的。”这是理论上的一个重大突破。由于改革不配套，20世纪80年代后半期国民经济出现了经济秩序紊乱和通货膨胀的问题。加之1989年的政治风波，国内曾一度出现了对改革方向的怀疑，姓“社”姓“资”的争论由此而起。然而毕竟大河东流去，邓小平顺应时代的要求，以其改革家的无比魄力和理论勇气，为改革排除了思想上最大的障碍。1992年10月中国共产党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指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1993年11月中国共产党第十四届三中全会又作出了《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1997年9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又取得了重要的理论突破，把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确定为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一项基本经济制度。
至此，中国的经济改革确立了明确的目标。而这个目标的确立，也正是对传统政治经济学的最大的发展。
改革开放和传统政治经济学的发展过程，是中国学术思想解放和理性化的过程。这个过程也给现代西方经济学在中国的传播创造了条件。更为重要的是，中国改革开放的进程是逐渐市场化和工业化的进程。西方国家业已完成了工业化，建立起成熟的市场经济体制。西方经济学作为它们实践经验的总结，有许多值得中国学习和借鉴的地方。在这样的背景之下，中国经济学界又开始重新学习现代西方经济学。以陈岱孙教授为代表的一批经济学家，为西方经济学的传播积极鼓呼。先是编写相关教材、在高校开设西方经济学课程，后来各有关高校都逐步设立了西方经济学系或专业。改革开放以来，大批学者到海外留学，系统学习经济学。同时当代西方经济学的经典著作逐步被译介到中国。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陆续有学子在海外完成学业，归国报效。
在完成西方经济学基础理论“补课”的同时，国内经济学界始终结合各个改革阶段出现的问题，从西方经济理论中汲取营养，产生了一大批有影响的研究成果。其中既有老一代经济学家的重新思考，更有广大中青年学者的研究果实。与前苏联、东欧国家的困难局面相比，中国的经济改革成就堪称奇迹，令世界瞩目。面对鲜活的现实，中国本土的经济学家从各个方面和角度予以总结归纳，努力提炼出具有一般意义的经济学理论。近年来这方面的研究成果数量增多，举不胜举。上海人民出版社和上海三联书店出版的“当代经济学文库”系列就是这方面成果的一个集中反映。
二、1999年的中国经济学研究评述［略］[124]
三、中国经济学发展面临的机遇与挑战
在千年之交的历史时刻，溯往览今，更应该展望未来。唯其如此，我们这个时代的经济学家才能明白所担负的历史使命和时代所赐予我们的机遇。
（一）民族的复兴为中国经济学科的发展提供了空前的机遇
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事业取得了辉煌的成就。我曾在多个场合表示，世界上还不曾有过任何一个文明像中国这样，由盛而衰，再由衰而盛。对于中国经济增长的灿烂前景，我在和蔡昉、李周合著的《中国的奇迹：发展战略与经济改革》[125]中进行了阐述。按国际经济学界流行的观点，中国以购买力平价计算的经济规模，早已跃居全球第二。我认为，只要遵循比较优势的发展战略，我国的经济至少还可以保持20—30年的高速增长。到那时，中国将成为世界上最大、最强盛的经济体。
现代经济学自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出版而成为一门独立的社会科学以来，世界经济学的研究中心和世界经济的中心高度重合。在1995年我曾撰文《本土化、规范化、国际化——庆祝〈经济研究〉创刊40周年》[126]。在那篇文章里，我预言21世纪将有可能成为中国经济学家的世纪。现在回过头来看，我对这个预言更有信心，因为从那篇文章写作的1995年到现在的5年左右的时间里，中国经济又取得了巨大的发展，而中国经济学界的研究，正如这本书所辑录的，也同样取得了许多成就。
从另一个角度来讲，在我国经济发展的道路上，必然会有各种各样的问题出现。经济学家对于这些经济问题的认识应该较之别人更为全面、深入。对于这些问题的分析和解决，我们当代经济学家应当责无旁贷地勉力奉献一己之见。也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无愧于时代赐给我们的机遇，无愧于先辈，才能最终使中国经济学的研究走向世界。
（二）走向世界的中国经济学家必须正视的问题
中国经济发展的成就为中国经济学科走向世界提供了机遇。然而这仅仅是可能性，要把可能转化为现实，还需要我们学界同仁携手，鼎力而为。从《中国经济学1999》所收录的论文以及这几年国内经济学界的情况来看，我觉得必须在以下几个方面下工夫：
1.自觉地以现代经济学方法论指导研究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对于现代经济学的重新学习卓有成效。从大学里的专业、课程的设置，到经济学研究机构的创立，再到经济学经典著作和教材的译、著，都取得了很大的进步。特别是近十年来，随着留学海外的学者陆续回国，国内经济学界可以说基本上了解和初步掌握了当代经济学各流派的理论框架及模型。已有的成就固然可喜，然而就整体水平来说，中国经济学界的水平与国际水平相比还是有很大的差距。在论文、论著发表形式的规范化方面，国内已经做得不错。但是更为关键的环节是方法论的规范化。经济学已经日益成为一门科学，举凡科学，没有严格的、规范的方法论，则无以交流、无以进步。当代经济学和其他科学一样，都遵从证伪方法论。我在《本土化、规范化、国际化——庆祝〈经济研究〉创刊40周年》一文中已经阐述了经济学应该遵循的证伪方法论，对此不再赘述。这里我不揣浅陋，“野人献曝”，把我个人从事经济学研究的若干体会献于学界同仁。
第一，任何科学体系都必须有一个共同接受的最基本假设才能建立起来。现代经济学的最基本假设是“人是理性的”。经济学区别于研究社会现象的政治、法律等其他社会科学之处，就在于经济学以“理性人”为其基本假设。[127]经济理性的含义是，人们总是在特定的约束条件所制约的可能选择中，作出最有利的选择。如果研究者发现了“不可理喻”的行为，这不是“理性人”命题失效，而是研究者对经济当事人在作出决策时所面临的约束条件不了解，对所研究的经验对象还未吃透。每当发现用既有理论无法解释的经验现象时，不可诉诸非理性行为，此时往往意味着突破既有经济理论的机会。经济学的任何点滴积累都源于对既有理论的不断检验、证伪、重构、再检验……
第二，研究者面临的经验现象往往是纷繁复杂的。在千头万绪、同时共生的各个事实中，研究者要想建立内在逻辑一致的理论模型，首先必须了解谁是所研究现象背后的决策者，是消费者、厂商，还是政府，抑或是多方互动。识别出现象背后的决策者之后，接下来的工作应该是识别哪些变量在理论模型里属于外生变量，哪些变量属于内生变量。外生变量是在理论模型之外给定或选定的变量，包括决策者不可改变的给定的条件、内生变量的前定值以及决策者可以不受理论模型内部逻辑限制而主观选择的变量；内生变量则是在理论模型内部决定的变量，也就是决策者在给定的不可改变的外生条件下作了其他外生变量的选择以后的结果。例如在我常讲的发展战略理论中，一个国家的要素禀赋是外生给定的变量，赶超型的还是比较优势型的发展战略是政府可以主观选定的外生变量，而选定了赶超战略或比较优势战略后相应形成的宏观政策环境、资源配置体系、微观经营机制和经济绩效则是理论模型所要解释的内生变量。同一变量是内生变量还是外生变量依理论模型而定。例如，在上述模型中，国家的赶超战略选择是外生变量，但在一定的国际环境和领导人的主观愿望下，赶超战略又成为内生选择的结果。一个变量到底是外生给定的不可改变的条件，还是可改变的外生或内生变量常依决策者角色的不同而定。对于个人来说不可改变的外生条件，对于国家来说则有可能是可以控制、可以改变的外生或内生变量，例如在市场经济中，对于企业和个人来说，利率水平是给定的条件，但对于国家来说，利率水平则是一个可以选择的变量。如果国家把货币增长率作为外生选择变量，利率水平就成为内生变量；如果国家把利率水平作为外生选择变量，货币增长率就成为内生变量。从动态角度来看，某一逻辑环节的内生结果可能是下一逻辑环节的不可改变的给定前提。例如，储蓄率是每一个时点上个别决策者的内生选择，储蓄率的高低则决定了一个国家要素禀赋结构的变化情况，在下一时点上，要素禀赋的结构则对于该国的所有决策者在作出产业和技术选择时，都是外生给定的不可改变的前提条件。“物有本末，事有始终，知所先后，则近道矣。”在解释一个现象时，要思考清楚谁是所分析的现象的决策者，对于决策者来说，哪些是外生给定的不可改变的前提条件，哪些是可选择的外生变量，哪些是内生选择的结果，这个步骤成功了，可以说对现象的解释就已经成功了一半。
第三，经济政策研究的出发点和着力点应该是决策者所面对的给定的外生限制条件和其外生的选择变量。经济推理的公式是：理性的决策者，在给定的外生限制条件下，对外生变量作了主观选择，而产生了理论模型所要解释的内生结果。不改变决策者所面对的外生限制条件或是使决策者改变其对外生变量的选择，要改变理论模型的内生结果必然是徒劳无功的。例如在我和蔡昉、李周提出的要素禀赋结构、赶超战略选择和宏观政策环境的理论模型中，低利率政策是一个内生变量，在资本相对稀缺的给定条件下，不改变政府的赶超战略选择，要改变低利率政策的意图将难以实现。另外，在国有企业的改革中，大家看到了企业经理人员在人、财、物、产、供、销上缺乏自主权，没有积极性，造成企业效率低下，因此，对国有企业采取了放权让利的改革，但企业自主权的剥夺是在两权分离的条件下的，政策性负担的存在致使信息不对称的问题无法克服，为防止企业经理利用手中的权力侵蚀应属所有者的利润而内生的制度安排，如果在政策性负担不消除的条件下放权让利，其结果是经理人员的积极性或许有所提高，但应该属于国家的利润可能因被经理人员侵蚀而减少。
第四，模型的假定应该尽可能少，尽可能地一般化，而不应该带有很强的“模型特定性”（model specific）和“问题特定性”（problem specific）。理论是节约信息的工具。一个理论，首先要求内在逻辑一致；其次，理论的结论要和经验事实一致；最后，理论要有尽可能强的“普适性”（robustness）。但是一旦理论模型附加了“模型特定性”和“问题特定性”的假定，那么，就会在“普适性”方面大打折扣。
理论模型由于要尽可能地简化，因此，不能苛求假定条件完全吻合于现实。关于经济学方法论的最为经典的论文是弗里德曼撰写的《实证经济学方法论》[128]。在该文中弗里德曼提出了著名的“假设条件不相关”命题，其含义是，理论的作用在于解释现象和预测现象。对于理论的取舍应该以理论的推论是否和现象一致，即以理论是否能解释和预测现象为依据，而不能以理论的假设是否完全描绘了现实问题的方方面面为依据。例如，按照在国际贸易理论中著名的“要素价格趋同理论”，如果两国之间的货物贸易是完全自由的，不存在贸易摩擦和成本，则通过货物贸易，两国的劳动力和资本等要素价格将会趋同。然而现实当中并不存在完全自由、没有摩擦和成本的贸易，但不能以此来否定这个理论，是否接受这个理论，应该依据开放贸易以后两国的工资和利率水平的差距是否缩小而定。理论和地图一样，是信息节约的工具，只要能说明主要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即可，因此，舍象掉一些无关紧要的细节是必要的，否则，理论丝毫没有节约信息，也就不成其为理论了。
尽管假设无须完全描绘现实的方方面面，但是这不意味着假设可以随便设立，甚至完全背离现实。假设应该抓住现象的主要特性。科斯在其经典论文《企业的性质》[129]中，开宗明义地指出前提性假设（assumptions）应该是“易于处理”（manageable）和“现实的”（realistic）。而科斯本人也正是通过松动“交易费用为零”的假定才作出在新制度经济学上的开创性贡献的。我个人在关于合作农场的研究中得到的和经验现象一致的理论推论：“合作农场中劳动者积极性较之家庭农场中积极性低”，也是从放弃阿玛蒂亚·森1966年著名的论文中完全监督的假设入手而得到的。[130]
一方面，理论必须有高度的抽象；另一方面，保留在理论模型中的前提条件又不能太过偏离现实才能对现象有足够的解释和预测力，要得兼二者，就要求理论研究者必须对现象有足够的了解，知道决策者在作选择时哪些变量是最重要的外生限制和决策变量，哪些是可以舍象掉的无关紧要的变量，由此形成的抽象模型才能对具体的经验现象有足够的解释力和预测力。
第五，尽可能地进行严格的计量检验。经济学的科学化已是主流。科学所以成其为科学，就在于由理论模型所得到的任何结论都必须经得起经验检验。目前国际上顶级的经济学期刊，如《美国经济评论》、《政治经济学杂志》、《经济学季刊》等几乎不发表纯数理的论文，发表的文章除了理论模型外，总还要求有经验检验。中国有极其丰富的经验现象，总结归纳这些现象，将其抽象成理论，并以经验现象来检验这些理论，就有可能在国际一流经济学期刊上发表论文，达到国际化的目标。国内已有不少新一代的经济学家能够熟练地运用数理工具，对构建数理模型的兴趣比较大，但是既具有数理建模能力，又把数理模型和经验检验结合起来的学者却不多，甚为可惜。基本的计量分析技术并不比构建数理模型困难，当然，经验检验要求研究者必须做烦琐的数据收集和整理工作，要比坐在书斋里写数学模型花更多的体力劳动。但是，只有对现象、对数据有深入的了解，才能发现哪些现象是现有理论不能解释的。掌握了现象的细致之点，才能较好地抽象，构建理论，对主流经济学的发展作出贡献。
2.更加关注中国的本土问题
纵览《中国经济学1999》所收录的论文，一个比较显著的特点是，经验研究所占的比重增大。所收录的全部15篇论文，或者直接研究并解释中国某一经验现象，或者以中国的现象归纳出具有一般意义的理论推论。另外根据夏业良和王欣对中国经济学科龙头刊物《经济研究》所刊论文的统计分析[131]，改革开放以来，国内经济学的研究热点由介绍性为主的“拿来主义”逐渐转向“本土主义”。前已述及，祖国经济的发展为经济学家提供了肥沃的研究土壤，其中自有华章无限，国内经济学界应当勉力挖掘。关注本土的经验现象是中国经济学科走向世界的必由之路。在这方面国内经济学界已经取得了可喜的进步，我们应当自觉地把这个良好的势头保持下去。
关注本土问题，其含义不单单是以本土问题作为研究对象，同样重要的还有一个前面提到的方法论问题。我们对于西方各家的模型都有所知，从学习的角度看我们从中得益；但从应用的角度看，如果看不到各家模型的经验背景，削足适履地往中国问题上套用，那我们反而受累于此。经济学本土化的含义是，要从我们的观察出发，构建理论框架，而不是简单地把“西文”刊行的模型转化为中文刊行的模型。
3.中国经济学界的同仁应当更加敬业
作为《中国经济学1999》的执行主编，更主要的是，作为一个热切期望中国经济学科走向世界的经济理论工作者，我在这里不得不指出，从一开始汇集的论文影印件来看，确实有美中不足之处，有些还是比较严重的问题。我这里所指的，不是各篇论文的具体观点。对于同样的问题，每个人提出不同的解释，这是无可厚非的，甚至是有益的，因为只有在不同理论框架的竞争中，才能有效地推进学术进步。我这里所指的，是从最初论文影印件中反映出来的治学态度和敬业精神。我觉得我们必须做得更好，而且我们能够做得更好。首先，一个普遍存在的问题是，编辑质量不尽如人意。既有符号的错误，也有图形的错误，甚至个别规格非常高的刊物也发生了极其明显而又极其容易避免的错误。其间的原因不得而知。或许是作者原稿的错误，也可能是编辑的疏忽。但这等失误的责任，在我看来，在于我国现行的编辑程序。国外学术期刊由作者自己定稿，文章编排付印前由作者终审，而国内的学术期刊常由编辑改稿、定稿，有时为了节省页面而任意删稿。在收集筛选本书的论文时，有些最终被删掉的论文也反映出作者对于相应的问题的认识不甚了了，反映了文献工作做得不够，这样的论文所以能够发表，也有评审和编辑失察的责任。中国经济学家要走向世界，必须靠多方面的努力和配合，研究者自己应该精益求精，学术期刊的编辑也要更上一层楼。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愿以此与学界同仁共勉。
自生能力问题与中国的改革和发展[132]
培林1999年9月考入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在我的指导下攻读博士学位。三年时间里，他基本掌握了现代经济学方法论，圆满完成了规定的学业，协助我对许多问题进行了研究，并如期完成了博士学位论文。在博士学位论文写作的整个过程中，我曾经多次和他就论文的选题、框架、方法以及基本观点进行讨论，我对他最终完成的论文感到比较满意。论文在答辩时也获得了较高的评价。最近，培林在其博士论文的基础上修改和整理出《发展战略与增长的源泉：中国经验的研究》专著，在经济科学出版社出版，和天下所有的老师一样，我为自己的学生的每一个进步而感到由衷的高兴。同时我也衷心地希望培林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工作岗位上，再接再厉，在那里众多资深专家的指导下，拿出更多更好的研究成果来。
培林希望我为这本书撰序，以我对全书内容的了解，我愿意向所有关心中国经济增长、地区差距、西部开发等问题的人们，特别是向研究这些方面问题的专业人员推荐这本书。
这本书的主要目的在于用中国各省区市的发展经验，来检验我归纳的关于发展战略对资本积累和技术进步影响的两个理论假说。全书的线索是，通过引入适当的假定改进现有的经济增长分解核算方法，并运用改进后的方法将中国29个省区市的总量及劳均GDP增长分解为资本积累和技术进步等因素的贡献，之后分别以资本积累和技术进步两个因素的贡献作为被解释变量，以初始条件以及发展战略特征等作为解释变量，进行经济增长的收敛回归。计量检验得到的结果支持我归纳的两个假说，即比较优势发展战略之下，能够使得资本积累和技术进步的潜力得以充分发挥。这意味着，对于我国发展相对滞后的省区而言，顺应比较优势的要求积极转变发展战略是加速发展的必由之路。这个结论对于加快西部地区开发、缩小地区发展水平差距，无疑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引申开来，对于我国这样人均收入低、技术水平落后的国家而言，同样必须遵循比较优势发展战略，才能使经济增长的潜力充分发挥出来。
值得指出的是，该书在选择经济增长收敛回归的初始条件变量时，并不是照搬现有文献的做法，以初始的劳均GDP同时作为资本存量和技术水平两者的初始条件变量，而是巧妙地运用数据包络的非参数分析方法，将初始劳均GDP的差距分解为初始劳均资本量和初始技术水平的差距两种效应，并以两者分别作为资本存量和技术水平两者的初始条件变量。得到的结果表明，这样的尝试较之现有文献的做法更加合理。另外，据我所知，该书中估算的分省区市分年度的资本存量数据，所依据的方法也比已有的相关研究更加合理，因而其估算结果也就更加可靠。
但是也应该指出，这本书的政策含义挖掘得不够充分。所以我想借这个机会就中国经济增长的潜力以及中国当前改革和发展面临的深层次问题，谈谈看法。
我一向认为，中国在未来20—30年时间里仍然具备高速经济增长的潜力。这个潜力是由三方面因素决定的：首先是两方面的后发优势，即中国和发达国家的技术水平差距，以及中国内部各个地区之间的技术差距；其次是中国的高储蓄率；最后是中国经济结构升级的潜力。
一个经济体的增长主要取决于以下三因素：第一，各种生产要素的增长，尤其是资本的积累；第二，生产结构从低附加值的产业向高附加值的产业的升级；第三，技术进步。三者中最重要的是技术进步。因为在各种生产要素中，一个经济拥有的自然资源的量可以看做是给定的，各个经济体之间的劳动力增长差异则不大，差异较大的是资本积累速度。而资本积累和产业结构升级则受到技术进步速度的制约。如果技术不进步，那么资本积累过程最终将受到边际报酬递减规律的制约，积累意愿就会下降。同样，一个经济中如果没有技术升级，也就不会有产业结构的升级。
技术进步有两种实现方式：（1）自己投资进行研究和开发；（2）向其他经济体学习、模仿，或者说花钱购买先进技术以实现自己的技术进步。自己投资进行技术开发研究的特点是成功率很低，一般而言，相当大比例的科研投资难以取得预期的成果；而且即使是取得成果的研发活动，其最终得到的技术中也仅有一小部分具有商业价值。因此开发新技术的投入很大而失败的概率很高。相对而言，模仿和购买技术所需的成本就要低得多。发达经济体处于技术的最前沿，因此只能通过自己从事研究和开发才能实现技术进步，因而其实现技术进步的成本高，总体进步速度慢；而我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由于同发达国家在技术上存在着很大差距，因此在技术进步的成本上具有后发优势，可以采用模仿、购买等方式来实现技术进步。即使是买专利的方式，许多研究证明，其成本也只是原来开发成本的三分之一左右；而且购买的技术一定是已经被证明是成功的、有商业价值的技术。
日本经济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到20世纪80年代维持了将近40年的快速增长，亚洲“四小龙”的经济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直到最近也维持了将近40年的快速增长。这些快速增长被认为是奇迹，它们依靠的就是和发达国家的技术差距，并以引进技术的方式来实现快速的技术进步、产业升级和经济增长。
中国从1978年年底改革开放时，才开始走上和日本及亚洲“四小龙”同样的快速增长道路。1978年中国的技术水平和发达国家的差距远大于日本于20世纪50年代以及亚洲“四小龙”于20世纪60年代和发达国家的技术水平差距。如果利用同发达国家的技术差距能使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维持近40年的快速增长，那么单单利用这个技术差距，中国经济应该也具有近50年的快速增长潜力。
中国是一个大国，内部各个地区之间的情况差别比较大，而且各个地区的技术水平差距也比较大。从这个角度来讲，中国发展相对滞后的中西部地区凭借和东部地区的技术差距，也可以获得快速的增长，从而促进国民经济整体的增长。
同时，中国的资本积累率每年高达GDP的40%左右，为全世界最高的国家之一。而且在20世纪70年代时，中国从事低附加值的农业人口比20世纪50年代的日本和20世纪60年代的亚洲“四小龙”多，因而，中国的生产要素从低附加值产业向高附加值产业转移的潜力大。
综合所有这些因素，我们可以有把握地说，中国在未来的发展潜力巨大。如果说从改革开放开始算起中国至少可以有50年快速增长潜力的话，那么，从1978年年底到现在才利用了其中20多年的增长潜力。因此，中国应该有可能再维持30年左右的快速增长。
但是，经济增长的潜力并不会自然而然地转化为现实，要充分挖掘经济增长的潜力，并让人民均享增长带来的利益，必须实施正确的经济发展战略。根据长期以来对中国改革和发展问题的总结、归纳和研究，我要大声呼吁，当务之急是解决国有企业没有自生能力的问题。
何谓自生能力？我的定义是“在一个开放、竞争的市场当中，一个正常管理的企业获得市场上投资者可以接受的预期利润率的能力”。显然，在一个开放、竞争的市场经济当中，一个企业的自生能力与其所处经济体的比较优势有关，一个企业只有选择进入这个经济体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或产业区段中，它所生产的产品或所提供的服务才能跟国外的同类产品和服务竞争，只有这样的企业才可以在不借助政府保护的条件下，自己生存和发展。
在一个开放、竞争的市场中，只有具有自生能力的企业才会有人投资设立，并被继续经营下去；而没有自生能力的企业，其设立和继续经营就只能靠外力支持，主要是政府给予的政策性补贴、保护。正因为如此，在发达的市场经济中发展出来的现代经济理论把企业具有自生能力作为不言自明的暗含前提。在此前提下，一个企业实现的利润水平高低，取决于管理水平。
但是，把企业具有自生能力作为前提来研究从传统计划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型中的国有企业的问题，却是一个致命的弱点。在《中国的奇迹：发展战略与经济改革》一书中，我已经详细论述过，不论是前苏联1929年还是我国在1952年开始的传统计划经济体制，都是为了在资金稀缺的经济中优先发展不具有自生能力的资金密集型重工业而形成的“次优”的制度安排。到现在为止，我们对传统体制的许多改革，确实如批评者所讲的，只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而没有深入到传统体制形成的逻辑出发点——国有企业的自生能力问题。许多大型国有企业所处的行业仍然不符合我国的比较优势，在开放、竞争的市场当中，即使有正常的管理水平，这些大型国有企业无法获得市场可接受的预期利润率的根本事实仍然没有改变。
没有自生能力的问题，实际上是国家加诸于国有企业身上的一个政策性负担。除了这个政策性负担之外，国有企业承担的社会职能在改革以来也凸现出来，构成了企业的另外一个政策性负担。政策性负担问题不解决，所有关于国有企业的改革措施都不会有效，即使私有化也不能解决问题。这是因为大型企业必然是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在两权分离情况下必然会有激励不相容和信息不对称问题。如果有政策性负担，就会有政策性亏损，政策性亏损的责任在于政府，政府就必须给予有政策性负担的企业以政策性优惠和补贴。可是，在信息不对称的状况之下，政府难以分清政策性亏损和经营性亏损的责任，企业就会把任何亏损都归咎于政策性负担。而政府既然无法区别政策性亏损和经营性亏损，就只好把所有亏损的责任都背负起来，从而形成了企业的预算软约束。在企业预算无法硬化的情况之下，任何给予企业更多自主权的公司治理或是产权结构的改革，都是对改革前剥夺企业人、财、物、产、供、销自主权的“次优”制度安排的背离。从国家作为所有者来说，情况只会变得更糟而不会更好。只要存在政策性负担，而国家又不能让企业破产，即使是将国有企业私有化，国家对企业的亏损还是负有责任，而且私有化以后，企业向国家要优惠、要补贴的积极性会更高，国家要为此付出的代价也就会更大。世界银行对苏联、东欧原国有企业私有化之后情况的研究结果，也支持上述推断。
银行商业化和利率市场化的改革难以取得实质性进展的原因，也在于国有企业的政策性负担。这是因为，推行“拨改贷”政策以后，给国有企业政策性补贴的手段从无息的财政拨款改为低息的银行贷款。只要国有企业还有政策性负担，而政府又只能靠银行的低息贷款给它补贴，那么，银行商业化、利率市场化的改革就不可能真正落实。
我国股票市场的问题也根源于国有企业自生能力问题。国有企业上市之前虽然经过改组，剥离了冗员和养老等社会性负担，但资金密集度太高所造成的自生能力问题并没有解决。既然一个缺乏自生能力的企业在开放、竞争的市场中不能获得市场上投资者可接受的预期利润率是先天存在的问题，那么，设立公司董、监事会等公司治理的改革也就不能改变这个先天的事实，而且，既然无法从经营中获得市场上可接受的利润率，投资者也就不能从长期持有股票中获得满意回报，散户就只能靠短期股票价格涨跌的投机来赚钱。引进机构投资者以后，并没有改变国有企业缺乏自生能力的事实，机构投资者同样也只能靠短期股票价格的涨跌而获利。所不同的是，机构投资者可动员的资金多，不会像散户那样只能被动地靠价格涨跌来投机，在监管不严的地方，机构投资者可以主动坐庄，通过操纵股票价格来获利，从而使股市的问题更为严重。
同样的道理，在国有企业的生存靠银行低息贷款和市场垄断等政策性补贴及优惠来保证的情况下，要给民营经济在资金融通和市场准入上公平待遇的政策也就难以真正到位。
贪污腐败的情形也根源于国有企业的政策性负担。为了补贴、保护国有企业，政府必须对价格、市场准入进行很多干预，这些干预就给了政府官员许多利用手中权力来寻租的机会，贪污腐败的情形也就会屡禁不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