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国有企业必须靠政府政策性优惠和补贴来生存，或是可以不断向政府要政策性优惠和补贴的情况下，政企是不可能完全分离的。政企不分并不能全部归咎于政府的责任，事实上企业更具有维持政企不分局面的冲动，这是因为只有在政企不分的情况下，企业才能不断向政府要补贴、要优惠；而在政府必须不断给企业优惠、补贴时，政府也不可能不干预企业的经营和决策。
如前所述，只要国有企业的自生能力问题和改革后所凸现的社会性负担问题不解决，国家就负有向国有企业提供补贴和优惠政策的责任。而且，目前国有企业还雇用着城市里近50%的劳动力，支配着全国近60%的固定资产，国家也不可能让没有自生能力的国有企业大量破产。如果不先提高国有企业的自生能力、消除国有企业的社会性负担，现在我国在存量改革上的各种问题依然会存在。
上述问题看起来很难，其实只要认识到自生能力问题这个根源所在，也就不难对症下药了。
关于各种社会性负担问题的解决思路比较明确，关键是筹集这方面的资金。至于国有企业自生能力问题，则可以分几种情况处理：如果一个国有企业所生产的产品是国防安全上绝对不可或缺的，这个企业就只能由国家财政包起来，这在任何国家都是一样的。如果一个国有企业的产品不是国防安全上非常敏感的，而这个国有企业的产品又有很大的国内市场，则可以采取用市场换资金的方式和资金比较丰富的外国企业合资，或是直接到国外资本市场上市，这样，资金成本降低了，企业没有自生能力的问题也就克服了。另外，如果一个国有企业的产品没有很大的国内市场，提高其自生能力的办法就只能是利用国有企业在工程、设计上的人力资本优势，转产符合我国比较优势而又有很大国内市场的产品。
国有企业的社会性负担剥离、自生能力提高以后，政府不再负有给国有企业提供政策性优惠和政策性补贴的责任，银行才有可能商业化，利率才能真正市场化。企业有自生能力，只要正常经营管理就可以获得市场上可接受的正常预期利润率，股民和机构投资者才会真正关心企业的经营管理，而且才会长期持有股票，投机和庄家操纵的问题才能根除。在没有政策性负担的情况下，企业经营管理好坏的责任在于企业自己，公司治理结构的改革才有意义。最后，如果政府不再负有给予某类企业各种优惠和补贴的责任，政府就不需要干预市场的运作，这样才会有好的市场经济，给民营企业公平待遇的政策才会实现。
我国存量改革绕不过去的深层次问题是国有企业自生能力问题。但是自生能力问题之所以出现，是因为政府想在资金稀缺的条件下，靠国内自己的力量去优先发展不具比较优势的资金密集型产业，如果这种战略思想不转变，国有企业改革就不可能彻底；而且，还可能新创造出一批不具自生能力的国有或非国有企业。所以，改革最深层次的问题是发展战略思想的转变，只有采取按我国的比较优势来发展经济的战略，国有企业改革才能最终完成，我国也才会有透明的、没有寻租、没有腐败、没有政府不当干预、没有扭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我国的经济增长潜力才能够充分发挥出来。这也是培林这本专著的根本的政策含义所在。
[1] 本文系作者应《经济研究》编辑部之约而作，原文发表于《经济研究》1995年第10期。
[2] 该书的译名，严复用的是《原富》，后来的译者所用并为大家熟悉的译名为《国富论》。
[3] 对于下个世纪我国是否有可能成为全世界最大的经济体，以及怎样才能把这个可能变成现实的有关讨论，请参阅蔡昉、李周及本人所著，上海人民出版社与上海三联出版社1994年出版的《中国的奇迹：发展战略与经济改革》。至于经济学研究的中心转移到我国来的趋势问题，其实趋势已经逐渐在出现。1982年我刚到芝加哥大学读书时，主要的经济学杂志上基本找不到有关中国经济的论文。时隔才十来年，现在几乎所有的经济学杂志，每期都有讨论中国经济的文章，而且讨论中国经济的论文也经常以一期中的首篇文章出现。
[4] 作为地理名词，今日的埃及、希腊、罗马和几千年前的埃及、希腊、罗马当然是同一的，但从文化学的角度来说，今日的埃及、希腊、罗马文化已和当时文明鼎盛时期的埃及、希腊、罗马文化有所不同。五四时期有些学者主张全盘西化，认为除此之外，无以图强，反映的其实也是这种认识。
[5] 参见《社会科学在我国的发展——〈中国社会科学辑刊〉出版座谈纪要》（《东方杂志》1995年第2期）和《规范化与本土化：社会科学寻求秩序》（《北京青年报》，1995年4月20日）。
[6] 以下内容将仅就经济学研究而论，但这些观点对其他社会科学应该同样适用。
[7] 日本、亚洲“四小龙”和我国近几年经济发展所取得的成就被认为是奇迹，说明尚没有可以很好地解释这些成就何以会产生的发展经济学理论。在东欧和前苏联的改革过程中，许多西方著名经济学家参与出谋划策，但却搞得一塌糊涂。在我国的改革中，学院派经济学家的参与相当有限，但却取得不少令人骄傲的成果，说明过渡经济学的研究还处于起步的阶段。
[8] 参见《社会科学在我国的发展——〈中国社会科学辑刊〉出版座谈纪要》（《东方杂志》1995年第2期）和《规范化与本土化：社会科学寻求秩序》（《北京青年报》，1995年4月20日）中所引的有关讨论。
[9] 在我国近几年来的经济理论问题争论中，经常出现有些学者试图用另外一个学派的理论观点，如产权理论或公共选择理论，作为依据来反对某一人的理论。其实理论是不能用理论观点来证伪的，而只能用内部逻辑的一致性或理论与经验事实的一致性来证伪。如果不是这样，争论的结果必然会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不会在理论上产生多少进步。
[10] 本文系根据作者于2000年8月4日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所作学术讲演记录，同时，参考了作者于2000年7月18日在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首届“经济学优秀大学生夏令营”上的报告整理而成。在整理这篇文章时，胡书东博士提供了不少协助。定稿时间2001年2月22日。
[11] 有关比较优势和自生能力的讨论，详见Justin Yifu Lin and Guofu Tan，“Policy Burdens，Accountability，and the Soft Budget Constraint”，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Papers and Proceedings，Vol.89，No.2 （May 1999），pp.426—431。
[12] 详见林毅夫、蔡昉、李周：《中国的奇迹：发展战略与经济改革》（增订版），上海人民出版社与上海三联出版社1999年版，第四章。
[13] Lin，Justin Yifu，“Collectivization and China's Agricultural Crisis in 1959—1961”，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Vol.98 （December 1990），pp.1228—1252.中文译文见林毅夫：《制度、技术与中国农业发展》，上海人民出版社与上海三联出版社1994年版。
[14] 参见Gary，S.Becker（1976），The Economic Approach to Human Behavior，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5] 参见T.W.Schultz，Transforming Traditional Agriculture，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1964，reprinted by Chicago：Chicago University Press，1983。
[16] Friedman，Milton，“The Methodology of Positive Economics”，in Essays in Positive Economics，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53.
[17] Sen，Amartya K.，“Labor Allocation in a Cooperative Enterprise”，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Vol.33，October 1966，pp.361—371.
[18] 林毅夫：《我国金融体制改革的方向是什么？》，载于海闻、卢锋，《中国：经济转型与经济政策——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简报汇编（1995—1999）》，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19] 所谓证伪指的是经验实证发现“因”的影响和理论预期的影响相反。
[20] 根据2002年11月10日在元培班上的讲话录音整理。
[21] 本文的主要观点曾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国家经贸委经济研究中心中外名家系列讲座、天则研究所第5期新制度经济学和经济转型培训班以及北京大学中国经济演技中心夏令营所举办的讲演中发表过。对上述讨论会上参与者提出的问题和建议，在此谨表谢意。中文稿曾发表于《经济研究》2002年第12期，英文稿即将刊登于Kyklos，Vol.58，No.2（2005）。
[22] 当然也有给予中国改革高度评价的经济学家，例如：Jefferson and Rawski，1995；McKinnon，1994；MacMillan and Naughton，1992；Naughton，1995；Singh 1991；Chen et al.，1992；Harrold，1992；Perkins，1992；Murrell，1991，1992。
[23] The Economics of Transition，Vol.4，No.1，pp.282—283.
[24] 有关东欧和前苏联各国在转型以后的通货膨胀率和GDP增长率，请参看林毅夫、蔡昉、李周：《中国的奇迹：发展战略与经济改革》（增订版），上海人民出版社与上海三联出版社2000年版，表1.1和表1.2。
[25] “自生能力”一词是我在1999年美国经济学年会上和谭国富一起发表的讨论预算软约束的论文中首先提出的，但这个概念在1994年我和蔡昉、李周合著的《中国的奇迹：发展战略与经济改革》的第1版，尤其是1999年出的增订版中，已广泛作为分析传统经济体系形成的基础。对这个概念的最系统论述则在2001年5月应芝加哥大学之邀去作“Annual D.Gale Johnson Lecture”的第一讲“Development Strategy，Viability，and Economic Convergence”之中，该文的中文译稿刊登于《经济学季刊》第1卷第2期，第269—301页，英文原稿刊登于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Cultural Change，Vol.51，No.2（2003）。
[26] 有关自生能力在一个产业中有多种产品，以及一个经济中有多种产业的情况的详细讨论，请见林毅夫（2002）。
[27] 在正常的情况下，一个企业的产业、产品、技术选择应该为管理的职能之一，但是一个发展中国家的政府经常为了赶超发达国家的产业、发达国家的政府则经常为了保护就业而干预企业的这项选择，使其背离了该国的比较优势。
[28] 公司治理问题的产生是因为所有者和经营者分离，导致激励不相容和信息不对称，从而出现道德风险的问题。如果所有者和经营者是同一人，就不会有激励不相容、信息不对称和道德风险的问题，也就没有公司治理的问题。
[29] 日本的稻米价格约为国际价格的8倍。日本自1991年出现通货紧缩至今十余年。形成东盟10+3自由贸易区，对扩大日本产品出口和海外投资，使日本经济早日走出通货紧缩的阴影很有好处，但中国政府在2001年提出这个建议时，日本反应冷淡，就是为了保护国内的农业。
[30] 有关传统计划经济体制形成逻辑的详细讨论见林毅夫、蔡昉、李周（1994，1999）。
[31] 因为私人企业家追求的是利润和资金回报的最大化，在传统的体系之中，轻工业品必然出现短缺，而且轻工业项目投资的周期短、资金投入小，投资在轻工业上的回报率肯定会比投资在重工业上的高。
[32] 转型前，中国经济发展的各项效率指标见林毅夫、蔡昉、李周（1994，第3章）。有关苏联转型前的各个产业部门的效率情况的仔细研究见Desai （1990）。
[33] 在认识到私有化本身并没有解决预算软约束问题及改进企业的生产率以后，现在多数经济学家已经认识到改善公司治理和市场竞争的重要性，如前欧洲银行首席经济学家、现任世界银行副行长兼首席经济学家尼克拉斯·斯顿所说的“good corporate governance of the public enterprises and sound competition policy are at least as essential for recovery as privatization and liberalization”（Stern，1996，p.8）。波兰前第一副总理和财政部长科勒德克（2000）持有同样的观点。但是，中国绝大多数的股份制企业，上市5年以后各项指标和没有上市的公司几乎没有差别，说明如果自生能力的问题不解决，除非愿意让企业破产，否则就不会有好的公司治理或充分的市场竞争（Lin and Tan，1999；林毅夫、蔡昉、李周，1997）。
[34] 实行“休克疗法”以前，企业是国家的，厂长、经理是国家的公务员，向国家要的补贴不能直接变为他们的收入，否则就是贪污，而当私有化以后，企业向国家要的补贴可以变为他们的合法收入，企业向国家要补贴、要优惠的积极性也就越高，预算软约束的情形自然就越严重。
[35] 许多实证研究发现，有些国有企业私有化以后效率提高了，而有些则没有任何改进（Lavigne，1995，p.175；Djankov and Murrell，2002），我认为其根本原因是在于私有化前这个企业是否具有自生能力，如果有，则私有化后效率会提高，如果没有，则私有化后效率不会提高。
[36] 有关国有企业改革的各种思路和政策措施的讨论，见林毅夫、蔡昉、李周（1997）。
[37] 印度总理尼赫鲁的看法具有代表性，在1938年印度独立前，尼赫鲁担任国大党设立的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时写道“in the context of the modern world，no country can be politically and economically independent，even within the framework of international interdependence，unless it is highly industrialized and has developed its power resources to the utmost.Nor can it achieve or maintain high standards of living and liquidate poverty without the aid of modern technology in almost every sphere of life” （Nehru，1946，p.413）。引文出自Srinivasan （1994，pp.155—156）。
[38] 印度和拉丁美洲国家是典型的例子。有关印度的情形见Swanmy （1994），拉丁美洲国家的情形见Cardoso 和Helwege （1995）。
[39] 以信息产业为例，我国台湾地区的企业如台积电和联电以帮人代工（OEM）为主，而韩国的三星电子和现代电子则以自己研发、生产DRAM而出名，有关我国台湾地区和韩国信息产业发展策略的比较见林毅夫（2000）。另外，在汽车产业方面，韩国已生产整车，而我国台湾地区则以生产汽车零部件出名。
[40] 不具有自生能力的企业的多寡可能说明了为何萨克斯所推荐的“休克疗法”在萨尔瓦多取得很大的成功，而在前苏联和东欧却给这些经济体带来很大的痛苦。斯蒂格利茨也对“华盛顿共识”的普适性提出了质疑（Stiglitz，1998）。不过，斯蒂格利茨的质疑也未认识到发展中国家和转型中国家现存的许多企业是不具有自生能力的，以及不具有自生能力的企业可能给经济发展带来的影响和对政策选择的限制。
[41] 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欠发达国家绝大多数的大推进努力都失败了。然而，墨菲、Shleifer和Vishny很有影响的文章发表之后（Murphy，Shleifer，and Vishny，1989a，b），人们又重新对这个思想产生了兴趣。他们的文章表明，政府的协调和支持对于建立关键性产业是必要的，从关键性产业向其他产业产生的需求溢出会刺激经济增长。然而，“大推进”战略要取得成功，受到推进的产业必须符合经济的相对要素禀赋决定的比较优势，受到推进的产业中的企业在推进后必须具备自生能力。偏离比较优势是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欠发达国家那么多大推进努力失败的原因。
[42] 在另外一篇文章中，我将上述以帮助企业根据要素禀赋结构所决定的比较优势来选择产业、产品、技术为目标的政府政策称为“遵循比较优势的发展战略”，以相对于鼓励企业去发展发达国家有比较优势的而自己不具优势的“违反比较优势的发展战略”（林毅夫，2002）。
[43] 传统产业中的国有企业，除了自生能力的问题外，在转型过程中还增加了社会负担的问题。在转型之前，以重工业发展为主要目标，投资巨大但创造的就业机会有限，而政府对城市居民的就业负有责任，因此，常将一个工作岗位分给三个工人做，同时，实行低工资制度，工资只够工人当前的消费。当时，国有企业推行的是统收统支，企业的收入全部交给国家，人员工资和员工退休以后的养老、保险全由国家财政拨款，企业不负担。改革后，职工工资和老职工退休金等责任转嫁到企业来了。这样，和新建的乡镇企业、三资企业比较起来，国有企业的社会负担比非国有企业重了很多。我把有自生能力的问题造成的企业在竞争的市场中的成本增加称为“战略性负担”，而把由冗员和养老保险等造成的企业成本的增加称为“社会性负担”。两者合称为国有企业的“政策性负担”，这种“政策性负担”必然会引起政策性亏损。国有企业的预算软约束问题是由政策性负担引起的，因此，解决国有企业问题的思路是剥离社会性负担，解决自生能力的问题。
[44] 1999年我担任《中国经济学1999》（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的执行主编。本文根据为该书撰写的前言改编而成。
[45] 限于篇幅和本文的主题，挂一漏万之处在所难免。
[46] 引者注：指公元1000年开始的阶段。
[47] 安格斯·麦迪森著，楚序平、吴湘松译：《中国经济的长远未来》，新华出版社1999年版，第11页。
[48] 爱德华·麦克诺尔·伯恩斯、菲利普·李·拉尔夫著，罗金国、陈筠译：《世界文明史》（第一卷），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第366页。
[49] 在经济学家当中，兼长理论和实践的大家并不多见。按现在的公认看法，举其著名者，有李嘉图和凯恩斯。以范蠡的经济学思想和财富，应该当之无愧地位列于这个名单之中。
[50] 《史记·货殖列传》。
[51] 参见《史记·货殖列传》。
[52] 关于《管子》的作者是否为管仲一人，存有疑问。但是《管子》的作者究竟是管仲一人还是包含了管仲的追随者，都不影响《管子》在中国经济思想史上的地位。
[53] 《管子·禁藏》。
[54] 《管子·山国轨》。
[55] 桑弘羊的经济思想和政策主张主要记载于《盐铁论》。该书记载了汉昭帝时期进行的一场关于当时经济政策的争论。桑弘羊针对“贤良”、“文学”等在野人士在争论中发起的攻击，为其政策进行了辩护。
[56] 参见林毅夫：《李约瑟之谜：工业革命为什么没有发源于中国》，载于林毅夫，《制度、技术与中国农业的发展》，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此文后来以英文“The Needham Puzzle： Why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Did Not Originate in China？”发表于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Cultural Change 41，January 1995：269—292。
[57] 现代科学与传统科学的差别主要在方法论上。现代科学的特征是用数学模型来总结自然现象的规律和用控制实验来检验理论假说，使用数学和使用控制实验都是后天习得的能力。科举制度所提供的激励机制，使对自然现象有好奇心的中国人缺乏去学习掌握这些能力的积极性，因此现代科学就不能自发地在中国出现。见林毅夫：《制度、技术与中国农业的发展》，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版。
[58] 参见安格斯·麦迪森著，楚旭平、吴湘松译：《中国经济的长远未来》，新华出版社1999年版，第57页。
[59] 参见毛泽东：《论人民民主专政》，载于《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版，第1470页。
[60] 参见毛泽东：《论人民民主专政》，载于《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版，第1471页。
[61] 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中国对外贸易大量逆差，外国资本在华设立了很多工厂、银行。详见杨端六、侯厚培等：《六十五年来中国国际贸易统计》，国立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专刊（铅印本），1931年；吴承明：《帝国主义在旧中国的投资》，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
[62] 洋务运动时期在主张学习西方的人当中，有两个派别：一个为洋务派，一个为改良派。虽然这两者都反对顽固的保守派，但其主张还是有很大的区别。洋务派大多位居要津，只主张学习和建立西方式的机器生产技术，不主张改变既有的制度；而改良派还强调要大力发展商务，要求政府实行扶持商人的政策。
[63] 冯桂芬在其著作《校邠庐抗议》中主张“采西学、制洋器”，“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由此可见其对于既有经济形态的留恋。
[64] 近代重商主义首倡者王韬在《弢园文录内编》中力倡“恃商为国本”，应“自握其利权”，“通商于泰西诸国”而“官为之维护”。
[65] 近代重商主义集大成者马建忠在《适可斋记言（卷一）·富民说》中，把“通商”视为“求富之源”，并主张对进口物品课以重税。
[66] 郑观应在其著作《盛世危言》中提出“习兵战不如习商战”之说，呼吁允许自由投资。
[67] 如王茂荫在《王侍郎奏议》中提出，兑现纸币不需要十足准备，主张官员发行的“官票”和“宝钞”可兑现。
[68] “经济”一词在中国获得我们现在所指称的含义，大致经历了这样一个过程：“经济”一词最早的含义是“经世济民”，其含义要比现代意义的“经济”更广泛。在早期翻译“economy”一词时，译法五花八门，如“富国学”、“生计学”、“理财学”、“计学”、“平准学”等。日本在明治维新之后，以“经济”来翻译“economy”，并成为日本国内普遍接受的译法。尽管20世纪初京师大学堂的日本教师杉荣三郎采用了《经济学讲义》，但“经济”、“经济学”等仍没有在现代意义上被广泛接受。大约在1910年左右，随着几本颇为流行的西方经济学著作被译为《经济学》，“经济”和“经济学”才逐渐被约定俗成地赋予了我们现在所理解的含义。
[69] 康有为是年中进士，授工部主事。康有为在《大同书》中，将儒家思想和其游历世界所见闻的资本主义国家的制度相杂糅，描绘了一幅乌托邦的情景。
[70] 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写道：“自一八四〇年鸦片战争失败那时起，先进的中国人，经过千辛万苦，向西方寻找真理。洪秀全、康有为、严复和孙中山，代表了中国共产党出世以前向西方寻找真理的一派人物。”参见《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版，第1469页。
[71] 康有为在其《金主币救国论》和《理财救国论》中，分别提出了实行虚金本位制，发行兑现的纸币和建立现代银行体系的建议。
[72] 尽管严复主张变法，而且还因为在戊戌变法期间撰写并在《国闻报》发表《拟上皇帝书》而受到光绪皇帝的召见，但他并没有积极参与康、梁的实际变法活动。
[73] 严复1877年由福建船政学堂送往英国学习海军，1979年回国。曾任北洋水师学堂总教习（教务长）、会办（副校长）、总办（校长），开平矿务局总办，京师大学堂总办（校长）和复旦公学校长，审定名词馆总纂，资政院议员等职。宣统元年（1909年）还被赐为进士。1895年，严复在天津《直报》上发表了《论世变之亟》、《救亡决论》、《原强》及《辟韩》（“韩”指韩愈《原道》中的君主起源论）等著名的政论文章，全面地提出了他的资产阶级民主思想，反对守旧，主张维新变法、救亡图强。1898年正式出版了所译的赫胥黎的《天演论》（Evolution and Ethics）。戊戌变法失败之后，严复在不到10年的时间里，又积极译介资产阶级政治、经济思想方面的著作，包括亚当·斯密的《原富》（An Inquiry into Nature and Causes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穆勒的《名学》（A System of Logic）、孟德斯鸠的《法意》（L'esprit of Lois）、斯宾塞的《群学肆言》（The Study of Sociology）、穆勒的《群已权界论》（On Liberty）、甄克斯的《社会通诠》（A History of Politics）等著作。严复是洋务派培养出来的人才，他既在李鸿章麾下担纲北洋水师学堂的总办，又曾因宣扬维新而被光绪皇帝召见并谘以变法事宜，更为资产阶级思想的传播鼎力鼓呼。然而，在留学归国之后，他还于1885年、1888年、1889年、1893年先后四次参加光绪年间的科举考试。而且还在其1921年的“手缮遗嘱”中写道：“中国必不亡，旧法可损益，必不可叛……”参见东尔：《严复生平、著译大事年表》，载于商务印书馆编辑部，《论严复与严译名著》，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
[74] 参见毛泽东：《论人民民主专政》，载于《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版，第1469页。
[75] 严复把“economy”译为“计学”。
[76] 参见《原富》，上海南洋公学1902年版，第7页。
[77] 《原富》，上海南洋公学1902年版，第3页。
[78] 《严复集》，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854页。
[79] 收入《饮冰室合集》，上海广智书局1903年版。梁启超把“economy”译为“生计学”。
[80] 连载于1903年的《新民丛报》第四十至四十三号上。
[81] 日本的杉荣三郎受聘于京师大学堂，讲授“经济学”。其《经济学讲义》后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82] 如熊崇煦翻译的伊利的《经济学概论》（上海商务印书馆1913年版）。
[83] 如黄可权的《财政学》（天津丙午社1899年版）、宋育仁的《经世财政学》（上海新民书局1905年版）、李芳的《中国币制统一论》（上海商务印书馆1918年版）、林传甲的《实验货币学》（北京共和书局1917年版）等。
[84] 参见张洪武：《中国革命史》，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76页。
[85] 《经济学概论》1938年写成，1943年由重庆商务印书馆出版，1946年上海商务印书馆又将其作为初版出版，至1948年8月已出至第八版。
[86] 董时进获康奈尔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农业经济学》1933年由北平文化学社出版。
[87] 许璇1913年毕业于日本东京帝国大学农科。《农业经济学》1934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88] 何廉留学美国，获得博士学位；李锐为国民党政府财政部税务署副署长兼贸易委员会副主任委员。《财政学》1935年由国立编译馆出版。
[89] 尹文敬1929年获巴黎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财政学》1935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90] 《通货新论》1944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91] 赵兰坪获得日本庆应大学经济学硕士学位。《货币论》1936年由正中书局出版。
[92] 潘序伦1924年获得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会计学》1935年由立信会计图书用品社出版。
[93] 金国宝1924年获得哥伦比亚大学硕士学位。《统计学大纲》1935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94] 该书由商务印书馆在1937年出版。
[95] 杨荫溥1923年获得美国西北大学商学院硕士学位。《中国金融研究》1936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96] 该文载于中国经济统计研究所《经济统计月志》第一卷第9期（1934年9月）。
[97] 张培刚教授1934年武汉大学毕业之后，在国立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从事农业经济的调查和研究工作。带着如何实现中国工业化的问题，他于1941年赴哈佛大学学习经济学。《农业与工业化》是其博士论文。
[98] 该书1935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99] 吴景超1928年获得芝加哥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后回国。《中国经济建设之路》1934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100] 刘大钧曾留学美国，学习经济学和统计学。《工业化与中国工业建设》1944年由重庆商务印书馆出版。
[101] 谷春帆毕业于上海圣芳济学院。《中国工业化计划论》1945年1月、12月分别由重庆、上海的商务印书馆出版。
[102] 陈翰笙1921年获得芝加哥大学硕士学位，1924年获得柏林大学博士学位。1925年经李大钊介绍，与第三国际建立了组织关系。1927—1928年在莫斯科第三国际农民研究所工作，之后回国。
[103] 该文原载于《国立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社会学组一九二九至一九三〇年工作报告》，后收入汪熙、杨小佛：《陈翰笙文集》，复旦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31—42页。
[104] 该文载于《中国经济》第1卷第4、5期合刊（中国农村经济专号）（1933年8月）。
[105] 该书1934年由中山文化教育馆出版。
[106] 巫宝三1938年获得哈佛大学硕士学位，后又获得哈佛大学博士学位。《中国国民所得》1947年由中华书局出版。
[107] 武堉干1921年本科毕业于武昌商业学校。《中国国际贸易概论》1930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108] 陈达1923年获得哥伦比亚大学博士学位。《人口问题》1934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109] 两篇文章均发表在1918年10月《新青年》第5卷第5号上。
[110] 郭大力和王亚南合作，还于20世纪30年代翻译了斯密的《国富论》和李嘉图的《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等一系列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重要著作。
[111] 该书1933年由北平笔耕堂书店出版，原作者为拉比托斯、沃斯特罗维查诺夫。
[112] 该书1929年由上海乐群书店出版，原作者为日本的河上肇。
[113] 王亚南1927年毕业于华中大学教育系，后参加北伐。1928年留学日本，1931年回国任教于济南大学。
[114] 《通俗经济学讲话》1936年由新知书店出版，并多次再版。
[115] 《广义经济学》1949年由香港三联书店出版。
[116] 黄宪章留学巴黎，曾在巴黎大学法科博士班当研究生，攻读经济学和财政学。《货币学总论》1947年由笔耕堂书店出版。
[117] 该书1947年由经济科学出版社出版。
[118] 毛泽东在1940年发表的《新民主主义论》中，专门就“新民主主义的经济”进行了阐述。他在强调“节制资本”、“平均地权”的同时，还指出“但这个共和国并不没收其他资本主义的私有财产，并不禁止‘不能操纵国民生计’的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这是因为中国经济还十分落后的缘故。……农村的富农经济，也是容许其存在的”。参见《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版，第678页。
[119] 刊载于《经济研究》1956年第6期。
[120] 刊载于《统计工作》1957年第13期。
[121] 刊载于《经济研究》1957年第3期。
[122] 刊载于《学习》1957年第4期。
[123] 参见孙冶方：《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管理体制中的利润指标》，辑于《孙冶方全集》（第2卷），山西经济出版社1998年版。
[124] 这部分曾经以“1999年中国经济学研究述评”为题，发表于《经济研究》2000年第11期，在此略去。
[125] 参见林毅夫、蔡昉、李周：《中国的奇迹：发展战略与经济改革》（增订版），上海人民出版社与上海三联书店1999年版，第1章。
[126] 参见《经济研究》1995年第10期。
[127] 参见Gary S.Becker，The Economic Approach to Human Behavior，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76。
[128] 参见Friedman，Milton，“The Methodology of Positive Economics”，in Essays in Positive Economics，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53。
[129] 参见R.H.Coase，“The Nature of the Firm”，Economica，Nov.1937，4，pp.386—405；reprinted in G.J.Stigler and K.Boulding，eds.，Readings in Price Theory，Homewood 1952，pp.331—351。
[130] 森的论文是“Labor Allocation in a Cooperative Enterprise”，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33（October 1966），pp.361—371。我的论文为“The Household Responsibility in China's Agricultural Reform： A Theoretical and Empirical Study”，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Cultural Change，vol.36（April 1988），pp.199—224。又见《中国农业家庭责任制改革的理论与经验研究》，载于《制度、技术与中国农业发展》，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章。
[131] 参加夏业良、王欣：《中国理论经济学50年发展轨迹的缩影》，载于《经济研究》2000年第5期。
[132] 2002年毕业生刘培林的博士论文以《发展战略与增长的源泉：中国经验的研究》为名，于2003年在经济科学出版社出版。本文是为该书撰写的序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