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晓霞：赫克曼上次来作演讲的时候说，“问题的产生在于现在和过去不一样，而问题的解决在于现在和过去的相似性”，他认为这句话体现了西方经济学方法论上的一个矛盾。林老师您怎么看这句话中体现的西方经济学的方法论？
■林老师：赫克曼所说的“相似性”指的是什么？“不一样”指的是什么？他说的“相似性”指的是“理性”，在任何社会、任何时代的经济现象都是决策者在一定的限制条件下所作的理性的选择的结果，“理性”是经济学理论框架的“本体”，在过去和现在都是相似的。他说的“不一样”指的是条件的不同，所以，理性的选择在不同的条件下的表现形式是不同的，现有的理论不能直接运用，必须根据这些新的条件来构建新的理论，问题的最终解决则在于改变限制条件，让决策者在新的限制条件下自己作出理性的选择，这又是一样的。所以理论的产生是来自“不相似性”，不相似性是讲条件的不相似，但问题的解决是相似的，只有按理性的原则来解决问题才能使社会前进，赫克曼的这个说法跟禅宗和心学的很多说法是一样的。任何成为理论体系的知识都有“本体”的部分和“本体”在一定条件下的“运用”的部分，“本体”是不变的，“运用”是常变的。要成为一个学科的好的学者，对于这个学科的“本体”必须“常有”、“常知”，对于“运用”不能停留在过去的“有”和过去的“知”上。用禅宗和王阳明心学的话来讲，就是“有而不有谓之真有，知而不知谓之真知”，这两句话中的第一个“有”和“知”是对“本体”的认识，第二个“有”和“知”则是“本体”的道理在特定条件下的“运用”。其实赫克曼讲的是同一个道理。
●李荻：在应用数学还是语言研究的问题上，我们存在一个困境，即如果应用语言，容易不精确，但如果应用数学，则受到数学发展的限制，一般只有在良好性质的假设下才可以得到自己需要的结论（甚至只有在特定的条件下才有确定的结论），所以容易为了得到结论而设定假设，而这样的假设很可能与现实差别很大。因此我想问，如何平衡“不精确的准确性”和“有偏差的精确性”的问题？
■林老师：首先，我认为语言也可以很严谨，只是大部分人用得不严谨。其次，标准都是一样的，无论用语言还是数学，都要求内部逻辑一致，一环扣一环，而且推论必须和所要解释的现象一致。用数学必须把所有条件说清楚，推导一步紧接一步，自己比较不会不严谨，别人也容易检查是否不严谨，有它的优点。但是确实像你说的，用数学也有一定的代价。例如，如果预算固定，价格下跌，那么对某一商品的需求会产生两个效应，一个是相对价格效应，另一个是收入效应。相对价格效应必然是正的，但是，收入效应可以是正的（一般商品），也可以是负的（例如吉芬商品）。所以，除非经济学家自己对这种商品的收入效应的特性作了事先的规定，否则，单从数学模型来说，价格下跌对这个商品需求的影响是正是负是无法确定的。如果经济学家能作这样的事先规定，代表经济学家即使不用数学也已经知道价格下跌对商品的需求的影响，那么使用数学和不使用数学其实没有什么差异，因为两者靠的都是经济学家的直觉判断。而且，经济学家如果能够对现象产生的主要原因有很好的直觉判断，那么经济理论无非讲有关的决策者在一定的条件下作了决策者自己认为是最好的选择，要考虑的主要是收入效应（收入效应决定决策者的选择范围）和相对价格效应（相对价格效应决定不同选择的机会成本），在大多数情况下，应该用语言也能把这个选择的逻辑讲得很清楚、很严谨。其实在经济学杂志上发表的数理模型的论文，都是必须在前言或是结语中把数理推导的逻辑用语言重复说明一遍的。我认为，不管用语言或用数学都不能有“不精确的准确性”和“有偏差的精确性”。如果像你说的，为了得到结论而设定和现实相差很大的假设，那么，这样的理论模型即使主要的结论和要解释的经验现象是一致的，模型的其他推论也会被其他经验现象证伪，一个理论模型只有在各种推论都不被已知的现象证伪时，才是可以被暂时接受的理论。
●李远芳：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在方法论上有没有根本的区别？
■林老师：不管社会科学的理论还是自然科学的理论，它们的相同性在于因果性。因果关系必须非常严谨，我觉得在这点上，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没有差别，都在讲因果关系，但是不同的地方在于，自然科学解释自然现象，社会科学解释社会现象，自然现象中各个变量本身没有自发的意识，而社会现象要解释的是人，是决策者，而人会受很多主观意志的影响，所以比自然科学要解释的现象更复杂。但是任何理论都不是现象本身，都只是解释现象的工具，只要求能够解释现象的主要特征，所以只是在阐述几个很简单的主要变量之间的关系。如果把理论模型中的变量限定到几个主要变量的话，它的因果关系也就容易说清楚，而且也容易用数学模型来表示。如果包含很多变量的话，数学就会很复杂，在物理学的理论模型中，如果把所有可能有关的变量都包括进去的话，也会变得很复杂，以至于没有办法用数学来表示。经济学也是这样，把变量放多了，变量的影响有正的、有负的，正的影响和负的影响同时存在的话，到最后可能得出的都是不确定的结果，但是我们观察到的任何实际的现象都是确定的。这里难以把握的是，在什么条件下，正的因素影响比较大，以至于可以把负的因素舍掉，反之亦然。举例来说，最近我跟杨小凯争论关于国际贸易现象和理论的问题，在国际贸易理论中有几种解释不同的贸易为什么产生的理论，开始时李嘉图是用技术的不同来解释，俄林是用要素禀赋的不同来解释，克鲁格曼是用规模经济和专业分工来解释，这几种理论都可以用来解释贸易的产生。通常在以技术不同来解释贸易的模型中，一般假定要素禀赋相同；用要素禀赋来解释贸易时，一般假定技术相同，不存在规模经济；用规模经济和专业分工来解释贸易时，一般假定要素禀赋相同。这种情形下，真实的贸易现象到底是哪个原因比较重要？可能都有影响，但最重要的是哪一个呢？如果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之间的贸易，那可能要素禀赋的作用比较重要，因为如果发展中国家是资金稀缺的国家，发达国家是资金密集的国家，发展中国家有没有办法靠专业分工和规模报酬在资本很密集的产品上比发达国家的生产成本低？基本不可能。因为资本很稀缺的情形下，除非政府干预，否则资本价格肯定比较贵，发展中国家能达到的规模报酬，发达国家一定能达到，同样达到最优的规模报酬和专业分工，发达国家的资本比较便宜，那它的产品在国际市场上也会比较便宜。在这种状况下，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贸易主要是靠要素禀赋结构的不同来解释的。但是如果要解释发达国家之间的贸易，由于各国的发展程度相同，要素禀赋结构相似，当然要素禀赋结构的影响就小了；而任何国家的资本都不是无限多的，因此它不可能在每种产品上都达到最优的规模，那么，同一发展程度的不同的国家可以在不同的产品上达到最优规模经济，从而就会有不同的专业分工，因此可以靠专业分工的不同来进行贸易。所以，具备决定在要解释的现象的模型中放入什么变量的能力，可以说是成为一个好的经济学家的一个基本要求。尤其如果一个经济学家希望提出的理论能够解释所观察到的现象，希望能够推动社会的进步，就必须掌握在模型中应该放什么变量的能力。当然，运用之妙，存乎一心，只有具有这个能力，才能以理论来推动社会和国家进步。当然，发展中国家都想成为发达国家，发达国家一般有资本很密集的产业，但是发展中国家如果想去发展资本密集的产业，就只能靠政府的保护、补贴，那么，市场的作用就要受到干预。我跟杨小凯的争论，不仅是理论的争论，其实是有现实意义的。贸易现象并非不能用专业分工来解释，在发达国家间，这是贸易产生的重要原因，但是他认为发展中国家可以靠专业分工违背比较优势来和发达国家竞争则是不正确的。
●盛柳刚：林老师，刚才我们探讨的是经济学和数学的关系，现在我想问的是，就数学在经济学中的应用而言，是不是中国和国际主流经济学界还有相当大的差距？
■林老师：数学是一种人力资本。目前国内经济学家基本上不掌握数学，包括我自己。我到芝加哥大学去的时候，只知道微分，即使微分也只知道一阶微分，二阶微分就经常搞错。国内经济学界在数学的运用上和国际经济学界确实还有差距，所以，你们应该把数学学好。但是数学只是一个工具，而不是目的。你们要掌握数学工具，这样才较容易在一流的经济学刊物上发表文章，被国外一流的经济学家接受。不过，当你们跨过了门槛，成了一位有影响的经济学家的时候，就不能让数学来限制你们的思维，要不断地发掘新的现象。到那时，能够用一般均衡，就用一般均衡，不容易用一般均衡表达的时候，就用局部均衡。现在Shleifer的文章，就经常只用一两个等式把最重要的关系表示出来，连解也不解了，但是这样的文章仍然可以在很重要的杂志上发表，为什么？固然是因为他有名，更主要的是他研究的是重要的、别人尚未解释或解释得不到位的现象。所以，你们要掌握数学，但不要为了数学而数学。
●罗宏：鉴于国内经济学科发展颇不规范的现状，林老师您在国内与他人讨论的过程中，会不会有感到比较无奈的情形？您对中国经济学科规范性的建设有何设想和建议？
■林老师：这里我讲一个故事。英国到印度殖民的时候，有一个鞋厂派了两个推销员去推销鞋子。一个回来说，印度那里的人都不穿鞋子，所以一点希望都没有；另一个说，印度那里的人都不穿鞋子，如果每个人都买一双，那该有多大的市场。你说的也就是这种现象。我一向是很乐观的。比如说，我和很多人争论，其实他们要是受过比较好的经济学方法论的训练的话，很多问题只要稍加讨论就很清楚的，如果继续讨论，就可以在现在的基础上更深入，但是现在的讨论基本上是在同一水平上重复进行。因此，我很强调经济学理论的接受、摒弃和创新的方法，对于不同的理论观点可以进行争论，而不应以意识形态方式来讲喜欢或是不喜欢一个理论。但是，从另外的角度讲，目前这种情况也是一个很好的机会，中国改革开放中出现了许多新的现象，由于多数人在方法论上的局限，无法进行理论上的创新，这样，你们如果掌握好方法论，对理论发展作出贡献的机会就很多。所以，目前这种情况一方面看起来很无奈，另一方面也是个很好的机会。
目前这种情况一方面看起来很无奈，另一方面也是个很好的机会。
对于中国经济学科的建设，老一辈的经济学家，他们过去的工作主要是解释政府的政策。政府出台一个政策，他们就去马列主义的经典著作中找出论据来支持，所以，马克思说过的话，列宁说过的话，他们的脑海中必须像百科全书一样记住，似乎这样才是好经济学家，对他们来讲，严谨的含义是很准确地引用马克思、列宁的话来解释政府的政策。随着改革开放的发展，新的经济现象不断出现，很多就不是马克思、列宁的原话可以解释的了，但是，我不希望年轻的这一代学生虽然不再从马列主义的经典著作中找根据，却反过来从西方的经济学著作里找根据。如果从国外的经济理论里找根据，就失去了对理论发展作贡献的大好机会。我相信好的方法到最后还是会被大家接受的，我也相信越来越多的人会接受这种比较严谨、能够依据新现象进行理论创新的方法。
●李远芳：我想问两个问题。第一，您讲经济学的方法论，是讲一个理性的人，在一定的约束条件下，选择他认为最好的。我们根据这个“体”得出理论来解释现象，然后放到现实中去检验，我们可以说，如果这个理论与现实相符，那么就是被证实了，也可以说，如果与现实不符，就是证伪了。您觉得理论是被证实好还是被证伪好？第二个问题是关于经济学研究的范围问题。如果根据经济学的方法，我们可以将犯罪看做最大化的结果，您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林老师：第一点是说证实好还是证伪好？我接受波普的说法，理论不能被证实，只能不被证伪。一个理论的推论和被解释的现象一致，只能说暂时可以接受这个理论来解释这个现象，而不能说这个理论被证实了，认为理论被证实容易把理论当做真理，以为可以放之四海而皆准。不被证伪这种态度和“道可道，非常道”的态度接近。理论不是真理，在决策者是理性的本体论下，每一个决策都会改变下个决策的条件，所以有可能到下个阶段，或是在另外一个环境下，就不能用它来解释了。以国际贸易为例，作为发展中国家，中国跟发达国家的贸易，我觉得用要素禀赋解释会比较好，但是和发展中国家的贸易，是否可以用要素禀赋来解释呢？如果进口自然资源，因为我国的自然资源比较稀缺，还可以用要素禀赋来解释，但是如果我们是跟一个自然资源同样稀缺的发展中国家贸易，更可能的是必须用专业分工、规模报酬来解释。所以，这里理论就不是被证实，而是不被证伪，也就是要用“常无”的心态来对待现有的理论。
理论不能被证实，只能不被证伪。
关于第二个问题，我是接受贝克尔的看法的。经济学研究的是人的选择的科学，以决策者是理性的为出发点来观察社会经济现象，我认为这是经济学的本体，任何经济理论都建立在这个基础上。理性的决策者所要最大化的目标可以各式各样——可以收益最大化，可以选择风险规避，可以选择内心的满足，也可以选择社会责任等。根据这样的理解，罪犯的行为同样可以用经济学的方法来分析，如果监督比较严，或是惩罚比较重，犯罪的概率就会降低，这同样是理性的选择的结果。所以，凡是涉及决策者的选择的问题，都可以用经济学的方法来分析。
●颜建晔：弗里德曼提出的实证经济学中最著名的一条准则就是“假设的不相关性”，他认为，只要理论的预测与现实一致，那么理论的基础假设是否真实就不是重要的。然而，科斯的方法论（至少在一些人看来）却是主张找一个“易于处理但却真实的假设”。这里面是否有矛盾之处？
■林老师：首先，理论肯定不是真实的世界本身，因为理论只是分析几个变量的关系而已，而真实世界的变量是成千上万的。弗里德曼讲不能从假设的真实性来检验理论本身，主要原因是理论是帮助我们理解经济现象的产生原因、变动趋势的工具。由于是工具，理论必须相对简单，而且，在能达到同样功能的理论中是越简单的越好。所谓不能用理论假设的真实性来检验理论的真实性，主要是指经济学中有许多标准的简单化假设，例如信息是充分的、竞争是完全的，他所说的是这一类经济学的假设，而不是寻常的假设。弗里德曼也举了几个例子。例如，我们知道，没有一个真的完全竞争的市场，每个厂商都有一定的特殊性，对价格都有一定的影响。到底要不要接受完全竞争的假设？剑桥学派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认为没有一个完全竞争的市场，就致力于不完全竞争理论的研究。引入不完全竞争之后，模型变得非常复杂，但是在多数情况下，例如研究供需变动对价格的影响时，其结论和完全竞争理论的结论基本一致。既然完全竞争理论的结论和不完全竞争理论的结论没有什么差异，那在理论模型里引入不完全竞争这种和现实较接近但是理论模型大为复杂的假设有什么意义？可是，是不是不完全竞争这个概念就一定要被抛弃呢？那就要看要解释的现象是什么。如果完全竞争的假设不能够解释、预测所观察到的现象，就要把不完全竞争的因素放在理论模型里。理论模型中的假设越接近现实，模型就越复杂，要复杂到什么程度，取决于理论模型是否能够解释、预测所观察到的现象。弗里德曼举的一个物理学的例子能帮我们理解他的这个命题的意义：我们知道海平面的气压每一英寸是15磅，如果把一个铅球从20层楼上往下丢，基本可以假设这个铅球在真空中运动没有空气阻力，用1/2gt2的公式就可以预测它往下掉的每一点的速度。如果把羽毛从20层楼上往下丢，那么，假设是真空就有问题。即使是铅球，从2万英尺的高空往下丢，也同样不能假设是真空，没有空气的阻力。也就是说，不能够从约束条件是不是真实本身来说这个理论是不是对现象有解释力。在能解释现象时，理论越简单越好，就像一个地图，不需要那么复杂，如果那么复杂，可能就跟地球一样重了，所以必须简化。但是简化到什么程度？简化到你能够解释现象为止。这就要求我们做理论工作时不能在书斋里面做，而必须对真实世界有一定了解。其实我觉得弗里德曼讲的跟科斯讲的是同一个道理。科斯讲，假设必须具有真实性又易于处理。大气是真空的假设是易于处理的，但是是否具有真实性，则取决于要解释的问题，而不取决于这个假定本身。如果解释铅球从20层楼上掉下来，这个假定就是真实的；如果解释羽毛，或是铅球从2万英尺的高空掉下来，这个假设就不是真实的。由于理论的假设要易于处理，因此，就不要求越真实越好，例如解释铅球从20层楼的高空往下掉，就不要求把空气的阻力放在铅球往下掉的计算公式中，因为这样做虽然较真实但却不易于处理。
假设必须具有真实性又易于处理。
●盛柳刚：现实很复杂，我们如何判断理论与现实一致呢？对于竞争性的理论，我们如何判断优劣？比如通货紧缩的例子，您强调投资过度导致生产能力过剩是主要原因，宋国青老师则认为是债务链条的加速作用。
■林老师：有时候一个经济现象是可以用好几个理论来解释的。这些理论有些是互补性的，两个理论都是正确的，这是经常有的，当然一个理论所强调的“因”的贡献可能会比另外的一个理论所强调的“因”的贡献大一点。有些理论则是竞争性的，所谓竞争性就是这两个理论的推论跟要解释的现象都是一致的。比如，在通货紧缩的理论里面，不论是投资过度导致供大于求，造成物价下降，还是债务链条致使需求下降，导致供大于求，造成物价下降，两者的机制都导致物价下降，但是这两个不见得是互补的理论，因为一个是需求不变，供给增加，造成供给过剩，而另一个是供给不变，需求下降，造成供给过剩。当有竞争性的理论时，怎么办？这里要求理论的每一个推论都要跟所解释的相关现象一致。如果是需求突然下降造成供大于求的话，那么，国民经济的增长速度就应该是负的，因为我们知道，不计政府支出，国民生产总值等于消费加投资加净出口，如果是债务链条造成的通货紧缩，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都会下降，增长速度就会是负的，或是接近于零。但是我们没有看到消费需求的下降，也没有看到经济增长的速度大幅下降，相反，每年有7%—8%的增长。一个好的理论的每一个推论都应该跟我们已经知道的现象一致，这样的理论才是比较好的理论，这是因为：第一，理论是信息节约的工具，一个理论应该用越少的假设解释越多的现象。第二，一个理论所提出的“因”是产生这个现象的主要原因的话，那么这个理论的所有推论跟与这个现象相关的现象都应该是一致的。
●盛柳刚：科斯主张找一个“易于处理但却真实的假设”，这里的“真实”是不是逼真而不是事实本身？
■林老师：没错，理论模型不是真实社会，真实社会里有成千上万的变量，每个理论模型都只保留几个变量而已。所以理论本身绝不是真实的社会，这一点要清楚。理论是信息节约的工具，在这里要加入多少变量？复杂到什么程度？并不是越复杂越好，其实越简单的理论越好，但是又不能简单到不能解释我们要解释的现象。在理论模型中要包含哪些变量，你必须对要解释的现象有深入的了解。同样是贸易，要解释发达国家跟发达国家的贸易，与解释发展中国家跟发达国家的贸易，或是发展中国家跟发展中国家的贸易，所要保留在模型中的变量是不一样的。比如交易成本，你要解释不同的制度安排，就必须把交易成本放进去，然后交易成本的变动会导致不同的制度安排的出现，但是如果要解释价格变动对需求的影响，在多数情况下，是不用将交易成本放进去的。
●盛柳刚：林老师，刚才您也提到经济学的范畴，我想问的就是经济学的分析方法，也就是您经常提到的经济学的“体”。第一个问题是经济学的分析方法是什么？第二个问题是经济学的分析方法与其他学科的分析方法之间最大的差别是什么？第三个问题就是您怎么看待其他社会科学称经济学搞帝国主义的看法？
■林老师：我想，经济学的“体”的本身就是把各种社会经济理论抽象掉之后，它们之间剩下的共同的东西。这个共同点是一个人在作决策的时候，在他所知的可能选择方案中，总是会作出他认为是最佳的选择，也就是理性人的假设，这就是经济学的“体”。也正是因为经济学有这个“体”，它才能跟其他社会学科相区别。比如说社会学或是政治学，其研究方式跟一个人在有选择的时候作最好的选择这一点不同。首先，社会学讲的是不同的社会群体之间的关系，他们会从另外一方面看这一问题。但如果他们研究不同群体中的个人如何作选择，或是群体怎么形成的话，这时经济学就有相当大的作用，所以加里·贝克尔在芝加哥大学既是经济学系的教授也是社会学系的教授。其次，政治学从一开始就是研究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关系，如果只研究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关系，它当然会有一套理论体系，可是如果研究决策者怎样作选择，怎样决定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关系的时候，经济学的研究方式也对它们有相当大的解释力。我想，因为社会现象的产生经常有人的主观能动的因素在内，所以，经济学家使用的这种研究出发点，同样可以用来解释传统上不同社会科学研究范畴里的许多和人的选择有关的现象。因为只要牵涉到人，都会牵涉到人的选择，经济学家能够使用比较系统的、比较深入的、发展比较完善的逻辑体系来解释这些现象，而且也确实能够比较好地提出可以证伪的理论假说，所以它的应用范围也就越来越广，“侵犯”到传统上其他社会科学研究的领域。我想这就是经济学被认为是搞帝国主义的原因。
●盛柳刚：我看加里·贝克尔和乔治·斯蒂格勒那篇文章有一个很重要的假设，就是假设偏好的稳定性。为什么要加这个假设？现在行为经济学和试验经济学对偏好进行深入研究，发现个人的偏好有时候是不稳定的，您觉得这会动摇经济学的基础吗？
■林老师：我看这主要是如何理解人追求的是什么，在效用函数中所要最大化的是什么。如果从人的最基本的需求出发来看问题，那么偏好是稳定的。比如，加里·贝克尔在他的那篇文章里提到的冬天人们希望有暖气，夏天人们希望有冷气。如果从人追求的是暖气或冷气来看，偏好肯定是要变的，你不会在冬天开暖气，在夏天也开暖气，偏好是改变了的。但如果从我们追求的是舒适来看，那么偏好没改变，冬天的时候需要暖气才舒适，夏天的时候需要冷气才舒适。贝克尔的例子让我想起了在《传习录》里王阳明和他的学生的一段对话，他的一位得意门生徐爱问到，孝有那么多不同的表现方式，比如说“冬温夏凊”，标准是什么？王阳明回答说，这是孝的不同表现形式，都是为了让父母舒适。冬天的时候，就要先跑到床铺里面，把床被睡暖了以后，才请父母亲进来睡，这是“冬温”；夏天的时候，先把席擦得凉凉的、干干净净的，才请父母亲进来睡，这是“夏凊”。这不是夏天和冬天的孝的偏好不同，而是在夏天和冬天让父母舒适的方式不一样，目标是相同的，都是为了孝。我同意贝克尔的看法，偏好是否改变在相当大程度上取决于进入到效用函数里面的变量是具体的东西，还是属于人的最基本的需求的因素，如果是后者，偏好是不变的。人类最基本的需求经常不容易直接观察到，而最基本需求的满足经常需要有一些具体的手段，这些具体手段会因为一些外在的因素，如上述所举的气候的变化，或是个人的财富、年龄等的变化，而必须有所变动，才能最好地满足最基本的需求。而且，人的最基本的需求也不止一项，在各项最基本需求之间也有替代。例如财富和社会尊重，一个人的财富多了，财富的边际效用会下降，而社会尊重的边际效用会提高，或者，社会的情况发生外生变化，例如天灾人祸，使在这一个时点上，从事社会公益带来的社会尊重提高，那么，一个理性的人也会在那个时点舍财行善。所以，一个理性的人不会只最大化财富而已。但是在经济学的教科书中和一般理论模型中，为了易于操作、易于衡量，通常把中间的手段变量作为最大化的目标，而且，只最大化一个目标，例如利润最大化。那么，你就会发现有些现象你不能解释，例如在某种情况下，有些人会为了社会公益而放弃利润，于是，就让人认为这是偏好变了。经济学中的任何理论模型，甚至任何社会科学中的理论模型，都只是人类行为本身的某一侧面的一个剪影，而不是人类行为本身。在佛经里，如来经常告诫他的弟子，佛所说法，如指月的手，帮助大家看到月，但是不要把手指当做月。经济学和社会科学的理论也一样，只是帮助我们了解人类的经济社会行为的手指。现在行为经济学中所发现的偏好的不稳定是把满足人类最基本需求的中间、手段变量作为人类需求的最基本因素的结果。
●宛圆渊：这一点我有点疑问，如果假设偏好是稳定的，但同时可以假设和偏好相关的“生产函数”是不稳定的，还有就是直接假设偏好在变，这两种变化是不是相互替代的？
■林老师：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首先，经济学是人的选择的行为的科学，那么，从人的选择的最基本的动机出发来建立的理论体系，对人的行为会有最大的解释力，贝克尔的贡献就在这一点上。传统上，经济学把利润、收入、消费等经济变量作为效用最大化的目标，这样经济学的研究就只局限在生产、消费等领域，贝克尔把人的最基本需求的满足作为效用最大化的目标，这样经济学的研究范畴就扩大到社会、政治范畴。其次，任何一个理论体系，都必须有一个不变的东西，才能建立起一个内部逻辑自洽的理论体系。如果一个理论体系中没有不变的东西，那么，这个理论体系的各个子理论之间的内部逻辑就会经常不自洽。其实，任何大的理论体系都是以一个不变的终极行为动机为目标，而其他达成这个终极目标的手段则是可变的。例如，孔子的儒家哲学体系是建立在“仁”上的，“仁”是不变的，所以，“仁者乐山”。合乎“仁”的行为就是“义”，知道哪些行为是合乎“义”的、是可以实现“仁”的目标的，就是“智”。由于情况和条件不同，达到“仁”的行为方式也就不同，因此，智者的行为像水一样，是要经常变化的，所以，“智者乐水”。水是绕着山转的，因此，“仁者静，智者动”。斯蒂格勒和贝克尔1977年讨论偏好不变的那篇著名文章的德文标题“De Gustibus Non Est Disputandum”的中文正是“不动如山”。最后，到底是假设偏好是稳定不变的，而偏好的“生产函数”是可变的好呢，还是直接假定偏好是可变的好呢？应该从构建经济学理论体系的目标为何来断定。经济理论是用来帮助我们了解社会、经济现象，以推动社会发展、增进人类福利的一个工具。从这个目标来看，哪一种假设方式比较好？如果直接假定人的偏好是可变的话，很多现象用“偏好变了”一句话就解释了，由于偏好不可直接观察，用这样的方式来解释人的行为的变化，并没有增加多少我们对人的行为改变的原因的了解，也不能增加我们预测人的行为，或改变人的行为的能力。例如，如果我们假设人追求舒适的偏好不变，摄氏20度是最舒适的，在这种情况下，在一个决策者有暖气和冷气两种选择时，我们可以作出正确的预测：如果是低于20度，他会开暖气；如果是高于20度，他会开冷气。如果偏好本身是可变的，没有一个不变的目标，手段的变化就难以预测。所以，从工具理性的角度出发，假定人的最基本的行为动机，也就是偏好是不变的，而达到行为目标的手段是随内外在的环境、条件的不同而变动的，这样的假设方式比较好。
佛所说法，如指月的手，帮助大家看到月，但是不要把手指当做月。
●盛柳刚：林老师刚才您提到经济学假设人是理性的，我想问的是，经济学理性是指什么呢？西蒙提出“有限理性”的概念，最近罗伯特·希勒出版了《非理性繁荣》。您对这些对人类理性假设的修正有何看法？
■林老师：我个人所认为的经济学的理性是指“一个人在作决策的时候，在他所知的可能选择方案中，总是会作出他所认为是最佳的选择”。在了解这个定义时，有必要对“最佳选择”前的几个关键限定词给予特别的说明：第一，“一个人”说明理性与否是从作出选择的当事人的角度来衡量的，而非从他人或社会的角度来看的，而且，即使所作的选择是关系到群体的公共事务，是否理性也是就决策者自己而非群体的角度来作判断的。第二，“决策的时候”说明理性是就决策当时的情况而言的，情况变了，最佳的选择也可能改变，但并不能因此而否认当时的决策是理性的。当然，一个决策者考虑的不只是即期的利益，也会根据当时的各种条件、状况、过去的经验等，对未来有所预期，从而把对未来的可能影响也放在当时的考虑之中。第三，“所知的可能选择方案”说明理性与否是就决策者当时的认知而定的，而且，仅就当事人可以选择的各种可能方案的比较而言，选择范围以外的方案不是决策者可以有的选择，所以，并不在考虑或比较的范围之内。每个决策者的选择范围会受他自己的认知的影响，认知一方面取决于决策者所拥有的信息，一方面取决于决策者处理信息的能力；选择的范围还会因决策者的预算、时间、能力，以及外在的相关群体、制度的条件、政府的政策、社会的价值标准和意识形态的不同而有差异。第四，“所认为”说明理性是根据当事人自己对各个可选方案的长、短期相对成本和收益的比较而言的，这个比较可能会因为个人的知识、信息、经验的积累不同，或是内、外在条件的变化而改变。
上述对理性的理解是比较接近西蒙所主张的有界理性的，因为，我所谓的最佳选择是就决策当事人所认知的可能选择方案中，他所认为的最佳方案而言的，而非客观存在的所有可能方案中的最佳方案。但是，在实际构建经济学的理论模型时，到底是假定有限理性好，还是假定无限理性好？一般说来无限理性的模型较简单，就像在物理学中，假定落体是在真空中运动一样，如果用无限理性就能很好地解释、预测现象，那么，就无需引进有限理性的假定了。如果用无限理性的假定无法解释、预测现象，那么，在构建理论模型时有两种策略：首先，可以假定信息是不完全的，信息的收集需要成本，而信息的处理能力是无限的；如果这个策略不成功，再放松信息处理能力是无限的假定。中国有句俗语叫“杀鸡焉用牛刀”，理论模型只是用来说明现象的一种工具，只要能达到目的，越简单的工具越好。
理论模型只是用来说明现象的一种工具，只要能达到目的，越简单的工具越好。
至于《非理性繁荣》一书所讨论的美国股市的现象，主要是由于决策当时的情况和事后的情况，以及个人理性与集体理性之间有差异而引起的。就股票市场上的每个人而言，在决策当时的选择是最佳的。也正是因为个人在某一时点上的最佳选择，事后可能不是最佳的，以及对个人来讲是最佳的，对社会来讲可能不是最佳的，社会经济现象的研究才会如此有趣、如此充满挑战。同时，我们学习经济学的最主要目的之一，就是希望能够找到一条途径，去创造一个能使个人理性的选择和社会理性的选择相一致的社会制度环境。
●盛柳刚：有一个比较具体的问题，我们在作经济研究时，如果只看经济现象，往往会犯盲人摸象的毛病，只见一斑而不见全豹，从而陷入“支离”的倾向，但如果先看理论的话，又往往把理论绝对化，从而陷入“空疏”的困境。我们如何避免这两种倾向呢？
■林老师：我先来谈如何避免“空疏”，再来谈如何避免“支离”。从前面的讨论中我们知道，经济学的任何理论，实际上都是在说明，人们如何作选择，而选择又会受到决策者的认知、内外在条件的制约，所以，在某一种情况下的最佳选择，在另外一种情况下，就不一定是最佳的。用老子的话来说，理性是经济学的本体之道，但这个“道”的表现形式是会随着决策者的内外在条件的变化而改变的，因此，任何一个现有的理论虽然是理性的本体的一种表现，但不是理性本身，因此，不是“常道”。如果误把现有的理论当做“常道”，那么，就会犯了不讲条件的“空疏”的弊病。《道德经》中有一段话，对此有非常精彩的批评：“前识者，道之华，而愚之始。”所谓“前识”就是对“道”在先前的条件下所表现的形式的认识，也就是现有的理论，它反映了“道”，但不是“道”本身，所以是“道之华”，如果把“道之华”绝对化作为“道”本身，就是愚笨的开始。《金刚经》里也说“若菩萨住于法……如人入暗即无所见”。所以，我们在学习现有理论时，必须把任何现有的理论都作为一种“前识”来对待，它“都对都不对”。“都对”是因为它是理性在一定的条件下的表现；“都不对”是因为决策者所面临的条件是不断在变动的，它不是“理性”本身。如果能这样来理解理论，在观察一个现象、解释一个现象时，就会以“常无”的心态，直接去了解现象，从现象揭示它背后产生的原因，就能达到《道德经》里所讲的“以观其妙”和《金刚经》里所说的“若菩萨不住于法……如人有目，日光明照见种种色”的境界。可是，我们多数人，包括许多经济学家，在解释现象时，经常从现有的理论出发，结果就犯了“前识者”和“住于法”的弊病。
“常无”是每一位开创理论新思潮的大师所共有的思维特性，不仅老子强调这点，孔子也同样强调这点。在《论语》中，孔子和他的学生有一段精彩的对话：“吾有知乎哉？无知也。有鄙夫问于我，空空如也。”以这种“常无”的心态，如何来了解现象？孔子接下来说：“我叩其两端而竭焉。”也就是要善于发问、善于比较、善于归纳。就一位经济学家来说，第一，要很快认识到在这个现象中谁是主要的决策者？政府、企业，还是消费者？第二，这个主要决策者所要达到的目标是什么？达到这个目标所面临的限制条件是什么？有哪些可能的选择方案？第三，每个可选择的方案的特性、相对的成本和效益是什么？如果能这样，应该就不难直接认识到现象背后的形成原因、机制是什么。在认识到现象背后的原因、机制之后，再跟现有的理论作比较，这样才能不被现有的理论束缚，也才能对理论的发展作出贡献。
其次，谈如何避免“支离”。既然经济学的理论是决策者在一定的内外在条件的前提下作出的最佳选择，那么，这样的最优都是局部最优的，而不是全体最优的，这些局部最优的理论的共同点是都是“理性”在一定条件下的表现形式。了解到任何现有理论的局限性和共同性，那么，就不至于有盲人摸象，无法从局部去认识本体的“支离”的弊病了。在学习经济学时，如果对“理性”已经有了很好的把握，能够自如地从决策者的最佳选择的角度出发去观察社会、经济现象，那么，下工夫的着力点应该是去了解各种可能成为决策的限制条件的各种外在社会、经济变量和各种选择方案的本质、特性。在分析、解释新的现象时，只要了解了决策者所面对的限制条件和选择方案的本质、特性，也就了解了决策者在那些条件下的最佳选择是什么了。但是，在对从决策者的理性选择为出发点来观察社会经济现象的方法还不能运用自如时，则应该从学现有的理论入手来理解“理性”的运用之妙。就像要成为一位好的画家，必须掌握线条、结构、比例、色彩，这些基本理论讲起来不难，就只有那几点，但是，运用之妙，存乎一心，一位初学绘画的人，在对这些基本原则还没有运用自如前，通常要经过一段临摹大师的绘画的阶段，临摹是为了更好地理解如何掌握、运用那些绘画的基本原则，而不是为了学会画大师画过的画。同样，经济学家学习现有的理论是为了更好地理解经济学的大师们是如何从理性人的角度出发来观察社会经济现象的，从而学会运用这种分析、观察社会经济现象的方法，而不是为了学会运用过去的大师所提出来的理论。如果能以这样的出发点来学习现有的理论，虽然每个现有的理论都是“树”，都是《道德经》所说的“前识”，但会从树见到林，而不会“只见树，不见林”，会由“前识”认识到“道”的本体。
学习现有的理论是为了学会运用大师们分析、观察社会经济现象的方法。
●盛柳刚：林老师，您在《经济研究》上提出“一分析、三归纳”方法。下面您能否就把握现象这个方面，给我们举个例子？
■林老师：这个我以前谈过很多。“一分析”指的是要了解谁是决策者，决策者的限制条件、选择范围是什么，选择范围里面每个可选方案的特性是什么，它的相对机会成本是多少。一般经济学教科书里的限制条件，简单地讲，是收入约束。但是除了收入之外，还可能有许多其他限制条件，例如，和发展阶段有关的要素禀赋结构也会影响到这个国家可动用的资源总量和每种要素的相对价格。一个发展中国家的政府可以选择鼓励轻工业发展，也可以选择支持重工业发展。轻工业的特性是什么？重工业的特性是什么？一个发展中国家政府发展战略的最优选择，跟它在每一个决策点上可动用的资源总量有关，也跟每种要素的相对价格，以及轻、重工业技术的本质特性有关。
在找到谁是决策者以后，怎样来理解一个决策者所面对的限制条件和各种选择的本质特性呢？根据我自己的心得体会，主要依赖的是归纳方法。也就是说，你看在同一个时代里面，就同一问题的不同决策者作选择，他们的共同点是什么，不同点是什么。比如说，对于计划体制的产生，大部分人是从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来解释的。当然，所有的社会主义国家都采用计划体制，从社会主义国家的意识形态确实也可以推出社会主义国家必须有计划，但是很多非社会主义国家也采用这种体制。比如说印度，它们也有国家计委，它的功能跟我们的国家计委差不多，再如拉丁美洲国家，它们不是社会主义国家，它们甚至是反对社会主义的国家，但是它们对银行贷款、对外汇的使用也有很多计划和行政干预。所以，计划经济的产生应该有比意识形态更基本的东西。这就是我提出的当代横向归纳法，以探讨不同国家、地区的相同现象背后的共同原因。
另外，要解释计划经济体制产生的原因，也可以从时间的先后顺序，即从历史纵向的角度来考察。苏联的计划体制，也就是所谓的斯大林模式，是从1929年开始的，1929年之前是没有这种体制的。那么1929年开始安排这种体制的原因是什么？是为了优先发展重工业，以建立坚强的国防体系。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在1929年前后是不变的，但是追求的目标变了，因此，这种体制的产生跟目标追求是相关的。再举一个例子，对于中国的公社化、集体化、农业合作化运动，国内很多经济学家都是从意识形态的角度来解释的。如果是因为意识形态，那么为什么不在土改时把地主的土地没收后就直接合作化，而是先把土地分给农民，到1952年土改完成，1953年才开始搞合作化运动？自建党以来，中国共产党的意识形态没有变，但是从土改到合作化运动是多么大的转变！从时间顺序来看，我们是从1953年开始实行重工业优先发展，因此合作化运动可能和重工业优先发展有关。这就是历史纵向归纳法，从同一个国家、社会的重要现象的变化的先后次序去探索现象发生的原因。《大学》上讲的“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知所先后，则近道矣”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