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个方法是“多现象综合归纳法”，也就是将一时一地同时发生的多个现象综合分析，归纳出这些现象背后共同的原因，而不是孤立地分析各个同时发生的现象。同样以计划经济为例，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有对金融、外贸、劳动力市场等多方面的扭曲。国外有很多理论解释金融扭曲会产生什么结果，也有很多理论解释外贸扭曲会产生什么结果。它们通常把这些扭曲当做外生给定，但是我们发现很多扭曲现象是同时存在的。我们需要进一步来思考为什么这些扭曲会同时存在，背后是不是有更基本的共同的原因。仔细分析在社会主义国家和许多发展中国家存在的各种扭曲就会发现，它们是和在资金稀缺的条件下去优先发展资金密集的重工业的意图有关的，因为要优先发展的产业中的企业在开放竞争的市场中没有自生能力，因此，就只能靠对资金、外汇等市场的扭曲和干预来保护、支持这些企业的发展。所以，经由对这些同时存在的扭曲的分析归纳，可以更好地找到造成这些扭曲的共同外因。
在这里，我跟各位交流一下我观察、思考问题的心得。我有一个习惯，当我看见别人把几个变量并列的时候，我绝对不会停留在那里，我一定会进一步思考这几个并列的变量是不是等价的，当中有没有更为根本的外生变量，而其他变量则是这个外生变量的内生变量。我们知道，一个外生变量的内生变量肯定会和这个外生变量同时存在，但是外生变量是“因”，内生变量则是“果”，理论研究的目的是揭示现象背后真正的原因。而且，并非只有发展中国家有很多扭曲现象同时存在，以我最近讨论的比较优势和竞争优势理论的关系为例，主张竞争优势的学者认为比较优势理论现在已经过时，认为现在应该强调竞争优势。竞争优势理论的内容有四点：第一，按照这个国家相对比较丰富的要素来选择产业；第二，发展国内市场规模较大的产业；第三，发展能产生群聚的产业；第四，发展有市场竞争力的产业。但是在这四个条件中，除了市场规模外，其他三个条件取决于是否按照第一个条件，也就是是否按照比较优势来发展产业。因为如果不按照比较优势来发展产业的话，企业就没有自生能力，而企业如果没有自生能力，就不会形成群聚。比如说，如果在中国发展资本过度密集的产业，那么企业就没有自生能力，而且由于资金稀缺，可以发展起来的资本密集型的企业数量肯定有限，所以不可能形成群聚。企业没有自生能力，需要国家保护，而国家保护就没有竞争了。所以，产业发展能不能形成群聚，有没有竞争优势，取决于是否按照比较优势来发展。因此，不能把竞争优势中的四个条件并列，等价对待，也不能说竞争优势取代了比较优势，竞争优势其实是内含于比较优势的，顶多是比较优势的补充。
再举一个例子，比如我最近经常讲的最优金融结构理论。目前没有最优金融结构理论，因为目前的金融学理论中把金融体系动员资金、配置资金、分散风险的功能并列。当这三个功能并列而且这些功能不可得兼时，就不会有最优金融结构理论。比如要最大地规避风险，就可能要牺牲动员能力，等等。我的习惯则是碰到几个因素并列的时候，总是要想想这些因素是不是同一个层次的。仔细想一下，金融体系的这三个功能当中哪一个是最基本的？配置资金的功能应该是最基本的。因为给定现在的金融资源总量，如果配置是最优的，那么，产生的剩余就最多，而且，有了最优的配置，资金的回报率就最高，在剩余中可用来作为积累的就最多，因此，下一期可以动员的资金就最多，所以，动员的功能是从属于配置的功能的。如果作了最佳的配置，失败的概率应该最低，风险应该最小。所以，在一般所讲的金融体系的三个基本功能中，配置的功能是最基本的功能，其他两个功能是从属的功能，有了最优的配置，其他两个功能自然能达到。当只有一个变量要考虑时，就可能有最优金融结构理论。最优的配置是什么？就是把资金配置给经济中最有竞争力的产业中的最有效的企业。在不同发展阶段，最有竞争力的产业是不一样的。比如说在发达国家，它最有竞争力的产业应该是资金密集、技术密集的，企业的资金需求量大，而且，主要是在新技术、新产品研发的R&D区段，新技术、新产品研发成功与否不知道，研发成功了，市场是否接受不知道，所以要面临很大的技术风险和市场风险。发展中国家有后发优势，资金相对稀缺，所以最有比较优势的、最有竞争力的是劳动力密集型产业，其中的企业以中小型为主，对资金的需求规模比较小，而且，生产的是成熟的产品，应用的是成熟的技术，基本上是没有市场风险、技术风险的。所以，不管在发达国家还是在发展中国家，金融市场都要面对资金使用者也就是企业家的经营能力风险和道德风险，但是相对来说，发达国家要面对更多的技术风险和市场风险，而对发展中国家来说，因为市场风险和技术风险相对较小，企业家经营能力风险和道德风险就变成主要风险。一个国家的金融结构包括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间接融资中包括大银行、小银行，各种金融安排在单位资金的交易成本和风险承担的能力上不一样，所以从上面的推论就可以得出在不同发展阶段最优的金融结构是不一样的。比如像处于中国这种发展阶段的国家，要承担的风险主要是企业家经营能力和道德的风险。那么，哪一种金融安排最容易解决企业家经营能力和道德的风险？当然就是面对面的金融方式，也就是说非正规的金融借贷和以地区性的中小银行为基础的金融借贷，资金的贷方可以较好地了解当地的企业家，所以，任何国家在发展阶段早期都侧重于非正规金融和以中小银行为基础的金融。等到经济发展，产业提升，资金需求量大，而且，技术和市场风险成为主要矛盾的时候，大银行、股票市场，甚至二板市场就必须成为一个国家金融结构中的主要安排。
我再次强调，当碰到几个同时并列的因素的时候，一定要仔细想想看，这几个并列的变量的特性是什么。内生变量和外生变量一定是同时出现的，但是它们不是等价的，抓住外生变量才能把问题分析得更透彻一点。实际上我对计划经济体制产生的认识也是这样的。别人看到了共生的内生现象，从内生的现象切入来分析，比如从预算软约束切入，或者从金融扭曲切入，或者从外贸扭曲切入，但是我去看这些共生现象背后更根本的外生因素。我发现这些干预、扭曲背后的共同原因是发展中国家的政府要优先发展的重工业的特性与发展中国家资金稀缺的特性之间的矛盾。从这个矛盾可以把整套的扭曲都推论出来。可是一般学者只是看到这些扭曲，没有看到背后更根本的外生动因，只是从内生现象出发构建理论。如果从内生现象出发构建理论，则会有以下缺陷：第一，这样的理论不彻底；第二，根据这样的理论推论所得到的政策建议基本不可行。因为如果不改变外生的原因，而直接去改变内生的现象，就会出现我们经济学中常说的从second best到third best，可能造成的经济结果比原来预期的结果还差，例如国有企业的预算软约束，是内生于国有企业的政策性负担的，如果不消除政策性负担，即使把国有企业私有化了，预算软约束的情形可能会更严重。
●盛柳刚：在转型经济研讨课上，您提到“休克疗法”在玻利维亚的成功和在苏联的失败，主要的原因在于玻利维亚没有自生能力的企业数量少、比重小，因此转型相对容易，而俄罗斯追求重工业优先发展已经有几十年，大部分企业是没有自生能力的，当然私有化以后情况会更糟糕。这里面就需要把握质和量的关系，您能谈谈您自己在这方面的心得体会吗？
■林老师：赶超战略是一个靠大量动员资源来投资于没有自生能力的产业的战略，这个战略推行的深度和时间的长度与实行这个战略的国家能动员的资源总量成正比。玻利维亚是中美洲的一个小国，能动员的资源少，建立起来的没有自生能力的企业的数量也就少。实行“休克疗法”后，这些没有自生能力的企业破产，因为数量少，对社会的影响不大，而政府的干预、扭曲消除后，有自生能力的中小企业就发展起来了，创造了很多就业，社会发展很快，所以，“休克疗法”在玻利维亚取得了成功。可是苏联、东欧国家，国家大，自然资源多，靠国家动员政策建立起来的赶超产业规模非常大，没有自生能力的企业数量和就业人数非常多，真要取消政府的所有扭曲和补贴就会造成社会动乱，所以，即使政府实行了“休克疗法”，为了避免社会动乱，还是必须给那些没有自生能力的企业补贴、保护，而且，企业私有化以后，以各种政策性负担为理由向政府要保护、补贴的积极性会比国有时更高，但是，在“休克疗法”后，国家的税收能力低，所以，只能用发行货币的方式来补贴私有化以后的企业，造成了高通货膨胀和经济的崩溃。所以，同样是要解决政府赶超所带来的扭曲和低效率，问题的性质是相同的，解决的方法也是相同的，但是，因为问题的量的不同，所以“休克疗法”在玻利维亚是成功的，在苏联和东欧是失败的。同样的情形，到现在为止，我国改革中最成功的是农村推行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推行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以后，农民“交足了国家的，留够了集体的，剩下都是自己的”，成为剩余的所有者，积极性很高，农业发展很快。中国一开始实施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时，是每年签订一个承包合同，后来承包期变成3年到5年，然后逐渐延长到15年，而苏联一开始实施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时就签了50年的承包合同，所以应该讲，其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更彻底，可是苏联的农民不接受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问题是苏联的具体条件与中国不一样：苏联的农场规模大，必须机械化生产，设备投入多，单个家庭买不起，而且，机械用的油料、零部件需要到市场上买，生产出来的产品也要卖到市场，可是农场和市场距离很远，必须有交通运输工具，交通运输工具很贵，不是单个家庭可以拥有的，因此，在这种状况之下，个体农户的积极性再高也克服不了这些困难，所以，在苏联，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条件虽然比在中国优厚，但农民并不欢迎，结果不了了之。相反，越南也学习了中国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越南和中国同样，人口密度高，农场规模小，和市场接近，所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在越南也很成功。
在这儿我要特别提醒各位：一个理论只能告诉我们，在理论模型的特定假设条件下，“因”如果变动，对“果”会产生正的或负的影响，但是理论模型本身不能告诉我们影响的量有多大，这个量要多长的时间才能完全实现，以及除了理论模型中所导致的“果”之外，这个“因”的变动是否还会有其他附带的“果”，这些“果”的量有多大等。在运用理论于现实世界时，量的大小、时间的快慢以及是否有其他作用等却是至关重要的，“淮南为橘，淮北为枳”的情形经常有，对量的大小、时间的快慢、是否有其他作用的判断只能依靠经济学家的直觉，这种直觉又来自经济学家对经济环境的整体把握，所以，要成为一位好的经济学家，必须关心人、关心社会、关心历史。
淮南为橘，淮北为枳。
●盛柳刚：我提一个有关理论创新的问题：我们应该如何对待现有的经济学理论？如何对待历史经验，这从根本上是关于如何处理现象和理论之间的关系的问题，您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林老师：我个人主张把任何现有的理论都当做一种《道德经》里所说的“前识”。任何现有的经济学理论都是经济学本体，也就是对一个理性的人在一定的前提条件之下所作选择的一种因果关系的描述。但是现有的经济理论并不是真理本身，它们是经济学的“体”在一定条件下的表现形式。我们现在想要解释的现象的限制条件以及可选择的范围和现有经济理论模型中的限制条件、选择范围可能不同，因此经济现象产生的机制也可能不同。所以，对于任何现有的理论，都应该将其视为可能对、可能不对的“前识”，要解释一个现象的时候，要以“常无”的心态，从现象本身出发，去发现谁是决策者，他面临的限制条件和可能有的选择是什么，说明他为何在这些条件下，作了我们观察到的选择。
如果抱着“常无”的心态，那么学习现有的理论有什么作用呢？我想，学习现有的理论，最重要的是要学习其他有成就的经济学家是如何构建理论的，学习著名的经济学家的思维方式，以及从经济现象中抽象出关键限制条件的能力。我们可以将对现有理论的学习当做在方法论上的训练。当我们在面对真实的经济现象时，是按照从现有理论的学习中领悟到的分析方法而不是按照现有的理论本身进行分析和解释，那么，学习现有的理论就会对我们理解真实的经济社会现象有所帮助，而不会使我们成为现有理论的奴隶。
对于历史经验，我个人的看法是，现有的理论是从过去的历史经验中总结出来的，需要通过历史经验来检验，才能知道哪些理论是可以被暂时接受的，哪些理论是可以被暂时舍弃的，所以，我们必须给予历史经验足够的重视。在面对未来的时候，同样必须以“常无”的心态来对待历史经验，才不会受到历史经验的束缚。比如，最近我在上海经济学年会上讲到，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至少还可以持续30年，这也是目前大家讨论的很热门的一个问题。但有不少经济学家认为这是不可能的，因为历史上从来没有过这种先例，他们发现，到目前为止，历史上维持40年高速度增长的经济体只有三个，而且，它们只是前20年维持将近10%的增长，后20年只能维持3%到5%的增长。从历史经验来看，确实没有一个国家曾经维持超过40年接近10%的高速增长，可是我们可以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这个问题。比如说，工业革命之前，一个国家的经济规模要翻一番，可能要花200年到300年的时间，工业革命以后，英国是第一个用50多年时间实现经济规模翻一番的国家，如果在工业革命刚开始时问大家，英国需要多长时间能够实现经济规模翻一番，从历史经验来看，可能需要好几百年，但英国只用了50多年；在英国之后，当美国开始发展时，美国的经济学家如果单从历史经验来看，会认为美国不可能在少于50年的时间内实现经济规模翻一番，可是，美国经济只用了40多年就翻了一番；当美国经济实现了40多年翻一番后，日本经济开始发展，如果日本经济学家考虑日本经济最快多少年可以翻一番，他们一定会说，不能短于40年，但日本只用了20多年；后来亚洲“四小龙”开始发展，如果根据历史经验来预测，它们不可能在短于20年内翻一番，可事实上它们在十几年内就翻了一番；再来看中国，不到10年就实现了翻一番。所以，历史经验可以给我们一定启发，但我们不能完全被历史经验束缚，应该从历史经验中得到有用的信息，提出自己的看法。比如说，我的分析方式是，一个国家维持经济高速增长最重要的因素是技术的变迁，如果技术变迁的速度加快，则经济增长的速度也会加快。后发展的国家在开始发展的时候，同以前的国家一样，也会进行技术变迁，同时它会发现引进技术比自己发明技术成本更小，风险更低，因此它的经济发展能比以前的国家更快。所以，在预测中国未来的发展时，我相信中国有潜力再维持30年的快速发展，而且这只是保守的估计，因为历史经验给我们提供了最起码、最低的界限。比如，当日本的经济学家在考虑日本经济多长时间可以翻一番时，他们可以参考美国的经验，美国40年翻一番，日本则可能比美国快，他们可以认为至少40年就可以翻一番。再来考虑中国的情况，我相信中国经济至少还可以维持30年的快速增长，因为中国现在的发展阶段与日本在1960年的发展阶段相同，到1988年日本的人均收入就赶上了美国。日本当时依靠的是引进技术，如果中国也是靠引进技术，由于现在中国能够引进的技术比日本当时能够引进的技术更多、更便宜，因此中国至少可以和1960年的日本一样，再维持30年的快速增长。日本从1960年到1988年用了近30年的时间人均收入赶上美国，我可以保守一点，认为中国在30年以后人均收入至少达到美国的一半。我也可以用理论分析的方式推论我的观点：上面已经说明中国至少可以维持30年的高速增长——维持每年8%到10%的增长率，平均起来每年9%。美国属于技术最前沿的国家，它的经济增长率平均起来大概每年只有2%，中国的经济增长率每年能比美国高出7%，中国现在的人均收入按照美元计算是美国的3%，按照这样计算，30年以后，中国的人均收入将大约是美国的24%。同时，人民币会升值，因为所有高速发展的国家的货币一定会升值。在1960年，日元对美元的汇率约是360日元兑1美元，到20世纪80年代变为150日元左右兑1美元，这是日本的人均收入在1988年赶上美国的一个原因。现在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是8.27元人民币兑1美元，我相信中国再维持30年强劲增长以后，汇率很可能是4元人民币兑1美元，这样，我国的人均收入就会是美国的一半左右了。我以上的分析有理论分析，也有历史经验，但历史经验只是一个参考系，并不是说历史经验一定会重复发生。
我想，用禅宗或者理学的一句话来讲，对待理论，必须“有而不有”，对于历史经验，必须“知而不知”。“有而不有，知而不知”，好像非常抽象。禅宗的学习有所谓“口头”，学习者经常通过理解“口头”来体悟禅理。经济学也是这样，当体悟到经济学的本体以后，也可以提出像“口头”一样的东西。在经济学中所谓“有而不有”可以这样解释：第一个“有”，就是必须有对经济学本体的把握——一个决策者在面临选择的时候，总会选择对于他来说是最好的，而且要将其作为分析一切社会、经济现象的出发点和归宿，这就是“有”；所谓“不有”，即要对任何理论持“常无”的心态，不能将理论当做真理本身。所谓“知而不知”，第一个“知”即要知道经济学的本体是什么，“不知”即对于任何新的经济现象都要有“不知”的态度，这样才能用所“知”的经济学的本体方法来揭示所要解释的经济现象产生的原因。只有这样，才是真正地知道了经济学的本体，也才是真正地掌握了经济学的精髓，才能真正解释所看到的每一个经济现象。
●盛柳刚：林老师，这是邢兆鹏同学曾经提过的一个问题，在讲经济学的方法论时借用东方哲学语言如“体一用殊”等，会不会导致这种哲学语言的原意与引用意的差别？那些原来学习东方哲学的学者会不会认为您是一种误用，或者是一种不适当的引用？比如说对于您所讲的经济学的“体”与“用”，是不是用“理一分殊”这样的说法更好？因为熊十力讲“体用不二”而不是“体一用殊”。
■林老师：语言本身是活的。比如“理一分殊”被提出时，其内涵也是有几次变化的。“理一分殊”最初被提出时，是用来说明儒、释、道三家之间的关系，宋明理学的不少创立者最初都受到佛学、道家很大的影响，后来又转归到儒学。例如，朱熹刚开始用“理一分殊”的时候是指儒、释、道三家所追求的道是相同的，但它们各有侧重点。但后来比较常用的说法是，“理”是相同的——比如在儒家的理学里，有“五伦”之说，即君要仁，臣要忠，父要慈，子要孝，朋友之间要有信，但随着身份的不同，究竟是仁，是忠，是慈，是孝，还是信，其表现又各不相同，也就是说对于“理”的表现方式会因为身份的不同而有不同的侧重点。从这里可以看出，最初所讲的“理一分殊”和后来所讲的“理一分殊”的含义是不一样的。同样的一个词在不同的情况下，可以有不同的含义，重要的是在用这个词的前后文的情境下，内涵是否清楚。
再者，关于“体一用殊”和“体用不二”。“体一用殊”是指一个体在不同的状况下会有不同的表现形式；“体用不二”则是指一个悟了道的人的境界，把握了本体，在任何状况下，他的行为都是合乎道的。比如“仁义礼智信”，“仁”是体，“义”、“礼”、“智”、“信”其实是“仁”在不同情形下的用。所谓“义者，宜也”，“义”与否的根据是“仁”，合乎“仁”的行为就是“义”；所谓“礼”，是说仁者以万物为一体，在一体中，还有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的亲疏远近的差别，根据这个差别的要求所表现的行为准则就是“礼”，所以，“礼”的依据是“仁”；所谓“智”，是指每一行为的选择都符合“仁”的要求，如果不符合“仁”的要求，就是“不智”；所谓“信”，《论语》里讲，“信近于义，言可复也”，就是说，承诺是否符合“仁”的基本要求，如果违背“仁”的要求，行为不合乎“礼义”，“信”就不可能实现。所以说，“义”、“礼”、“智”、“信”的本体是相同的，都是“仁”，但“仁”有不同的表现形式——“义”、“礼”、“智”、“信”，所以，“体一用殊”。而“体用不二”是指真正掌握了“体”的人，也就知道在各种情况下该怎么行为，达到孔子所说的“从心所欲而逾矩”。在六祖惠能的《坛经》里，也有“定慧一体，体用不二”之说。如果真正掌握了“慧”，就一定是“定”的；如果是“定”的，就一定有“慧”。在讲“慧”的时候，“慧”为体，“定”为用；在讲“定”的时候，“定”为体，“慧”为用。“定即慧故，体不离用”，“体用不二”。我在讲“体一用殊”时，也可以说是“体用不二”，对于一个读通经济学的经济学家来说是“体用不二”的，但是，任何写出来、表述出来的理论都是“体一用殊”。因为如果真正掌握了经济学的“体”，每一次分析经济现象都是经济学的“体”在这种状况下的表现形式，所以是“体用不二”的；但当将这个“体”在一定条件下的表现形式表示出来以后，它就变成一个特定的东西，就是“体一用殊”。就像《道德经》所讲的“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这个“名”和另一个“名”是“殊”的，因为其条件不同。但作为一个真正好的经济学家，是“体用不二”的，因为“体”都是相同的，“用”则是“体”的表现形式，亦即“体用不二”。
至于使用中国传统的智慧的语言来表示究竟好不好，我自己是思想很解放的，我认为好的东西都可以用，包括外国的东西。现在的情形是，我们在使用外国的东西比如亚里士多德、柏拉图的语言时，人们不会觉得有什么不好，但如果用到老子、庄子、禅宗以及理学的东西，就会被认为思想很顽固，我认为这还是思想不够解放的体现。真正的思想解放应该是不管它是我们传统的东西还是外国的东西，只要它是好的东西，就应该接受，这才是真正的思想解放。
●邢兆鹏：我们看50年来发展经济学的发展，一个最突出的特点就是过去有很多发展经济学家提出各种发展理论来指导发展中国家的发展，但是，那些按发展理论来发展经济的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绩效都很差。20世纪80年代开始，发展经济学开始消亡，有的人说发展经济学的衰败恰恰是发展中国家的幸运，因为没有理论的束缚，它们可以更加准确地根据自己的实践经验选择适合自己的发展道路。我认为在发展经济学理论指导下发展经济实际上是“知”在“行”之前，才导致了这种结果。我想问林老师，我们现在都在强调“行”在“知”之前，实践在前，理论只能是解释现象，那么您对理论对实践的指导作用有什么看法？
■林老师：关于这一点，我刚才在讨论怎样对待现有的理论和历史经验的时候已经部分回答了你的问题。我同意现有的经济学理论，包括发展理论，对于现在发展中国家的指导作用是很有限的，而且，就像你刚才所讲的，基本上按照20世纪50年代发展经济学理论的主流思想来制定经济发展政策的国家都不成功。转型也是一样，按照主流的“华盛顿共识”来制定转型政策的国家，虽然发展经济学中认为重要的变量，经过转型以后，已经得到了改善，但这些国家的经济发展绩效同样不好。这是因为，当前的经济理论包括发展经济学的理论，是由发达国家的经济学家发展出来的，他们的理论来源于发达国家的经验。发达国家自工业革命以来，一直处于技术、产业的最前沿，它们经济的进一步发展有赖于新技术的不断发明，而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所需要的技术创新却可以通过引进的方式取得，在引进技术时必须考虑哪种类型的技术较合适，所以，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所要解决的问题在特性上是不同的，我们不能被现有的在发达国家发展出来的理论牵着鼻子走。但是，任何经济现象背后一定有经济逻辑，经济现象都应该能够用经济学的方法来分析，任何经济问题也应该可以从对问题的特性的分析中得到对问题的解决有指导意义的政策建议。对于真正掌握了经济学本质的经济学家，“体用”是“不二”的，由“体”就会知道怎么“用”。当信息产业、互联网非常热的时候，我一直持有保留的意见，后来事实证明果然如此。在北京，有一个亦庄开发区，有一个中关村高科技园区，刚开始时，中关村高科技园区非常热，但现在亦庄开发区非常热，中关村高科技园区则非常冷，为什么呢？因为亦庄开发区发展的是传统产业，符合我国的比较优势，中关村高科技园区发展的是高科技产业，不符合我国的比较优势。所以说，经济现象并不是不能够被预测，只要真正对经济学的本体有认识，“体用”是“不二”的，“知”是可以在“行”前的，只不过这里指的“知”是对经济学本体的认识，而不是对现有的由发达国家的经济学家发展出来的理论的了解。我们必须有信心，要成为一位有真知灼见的经济学家并不难，同时，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学家不要把自己对经济学的理解局限在发达国家的经济学家所提出的理论上。上次在上海开经济学年会时，有位教授呼吁经济学家要多看书，我并不反对经济学家要看书，但我反对经济学家只看书，书上的理论也许可以帮助我们理解现有的经济现象，但如果把握不好，也可能妨碍我们对现象的理解，产生“如人入暗即无所见”的结果。作为一个经济学家，最重要的是自己按照经济学的基本方法来分析经济问题，解释经济现象，预测经济现象。
●邢兆鹏：您现在提出很多想法，在外人看来是可怪之论，但我们认为是非常有道理的。因为您是从一以贯之的逻辑出发的，但是我们想知道的是，您在20世纪80年代初次提出按照比较优势的原则来发展经济的理论时，让您产生这种想法的源泉究竟在哪里？
■林老师：“扣其两端而竭焉”，我是从改革前中国经济发展不好，改革后却快速发展，亚洲“四小龙”经济发展迅速，而其他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却困难重重的现象中比较、分析、归纳得来的。
●邢兆鹏：您是一开始就有这种想法，还是在这种方法论的指导下一步一步地分析才得到的？
■林老师：借用禅宗里“顿悟”和“渐修”的区别来说明，这是一个从“渐修”到“顿悟”，从“顿悟”再到“渐修”的过程。对一个现象真正的理解首先需要对这个现象感兴趣，开始去关注这个现象，但是提出一个新的理论，则需要有一个“顿悟”的飞跃。如果单单有对现象的关注，资料的收集、分析、归纳的“渐修”，没有“顿悟”的飞跃，并不一定能够直指人心，见性成佛，在成千上万的各种可能的社会、经济变量中，认识出造成这个现象发生的最重要的外生变量，提出对现象背后形成的逻辑真正有解释力的理论。然而，在提出了一个理论后，还要有一个“渐修”的过程，也就是需要将这个理论作各种推论，然后看这些推论是否与各种已知的和新收集的经验事实一致，如果都一致才能说是提出了一个新的理论，如果不一致就代表提出的理论有问题，必须再去寻找其他可能的外生变量和解释。1988年我初次提出比较优势战略的理论体系，固然有先前对改革前后发展绩效差异，以及亚洲“四小龙”发展迅速而其他发展中国家困难重重的多年思考，但是，这个理论体系的提出并不是靠理论模型一步一步地推导得来的，而是在那年秋天应邀在一个新的时事杂志的出版发布会上做讲话时悟出的。当时国内经济一放就活，出现过热，我在准备会上的讲话时，为了解释这个现象，灵机一动，突然悟到要素禀赋结构、产业与技术选择和各种制度扭曲之间的关系。其实一位经济学家提出一个能够解释新的经验现象的新理论时，通常是这位经济学家先悟到了这个现象背后的决定性外生变量，然后才根据这个变量来构建和其他给定的外生变量以及内生变量之间的逻辑关系，而不是靠某些模型一步一步推导出来的。如果没有这种见性成佛的“顿悟”，一个理论模型中可以有各种不同的变量，只要保留在模型中的变量或某些假设的条件不同，理论模型是可以有任何不同的结论的，从而是难以提出有意义的新理论的。
理论的提出是一个从“渐修”到“顿悟”，从“顿悟”再到“渐修”的过程。
至于需要由多少的“渐修”才能产生“顿悟”的飞跃，可能因人而异。《中庸》里把“知”分为“生而知之、学而知之、困而知之”。“生而知之”的人不需要靠大量的数据收集、归纳的“渐修”，一见到现象就能够明心见性，直接产生这种认识的飞跃。我在芝加哥大学学习时，那里的训练特别强调对问题的直觉（intuition），直觉也就是从现象中直接认识背后的重要外生变量和因果关系的顿悟的能力，我有幸直接观察、学习那些知名教授怎样提出问题、思考问题。在直接认识现象的能力上，也许我比你们“先知”，“先知觉后知”嘛！为什么要一而再、再而三地和各位谈方法论的问题？就是希望你们从“学而知之，困而知之”入手，逐渐培养“生而知之”的能力。《中庸》里又说“及其知之一也”，不管是通过什么方式得到的“知”，只要你“知”了以后，就能真正地做到“应用之妙，存乎一心”。用经济学的方法来认识、分析问题不是很难的，哪里还有比经济学的方法更简单的东西呢？（同学笑声）构建数学模型是有一定难度，但是，要将现象背后的逻辑讲清楚是很简单的。
●盛柳刚：我们学生进行经济研究的时候，一般需要阅读文献、观察经济现象，写出内部逻辑一致的模型，但是我们的着力点应该在哪里？
■林老师：在不同的阶段，着力点应该不一样。在目前阶段，你们作为学生，首要的着力点应该在于作好经济学和数学的基本训练，将各种基本训练作好，各种理论、文献尽量多学、多看一点，我想学生阶段相当大程度上应当是做这些工作。通过日积月累，就像朱熹在讲“格物致知”时谈到的“用力日久而一旦豁然贯通”，我希望你们有一天能够达到豁然贯通。要达到豁然贯通，必须在心里有一定的追求，要去了解经济学到底是什么，经济学所学为何，这些问题必须时常放在心里。如果内心没有这种追求，没有像孟子所说的“必有事焉”，不时常将这些问题萦绕在心里，就很可能难以有豁然贯通的一天。
毕业后，应该在什么地方用功？一位好的经济学家，对于任何一个经济现象，应该有能力很快认识到谁是决策者，决策者的选择对象是什么，选择对象的特性是什么，几种选择之间的机会成本、相对效益等。所以，要成为一位好的经济学家，必须在认识各种社会、各种群体、各种选择对象的特性上多下工夫。比如说农业生产有不同于工业生产的特性，农业生产散布的空间大，受自然因素的影响较大，生产周期长，而工业生产是在工厂里，时间短，随时有产出。我们在读各种理论时要特别注意这些特性的描述，在日常生活工作中也要特别注意周遭的各种事物的特性。如果平常对各种条件、环境、选择对象的特性非常注意，在观察新的现象的时候，就可以从已知之理去推测未知之理，从已知的现象去推测未知的现象，这样就会比较容易构建一个可能能够解释现象的理论模型。
一位好的经济学家必须具备四种能力和一种心态。这四种能力是指：第一，要知道经济学的本体是什么；第二，观察一个现象时，要有能力很快掌握住和这个现象相关的决策者是谁，以及决策者所面对的各种约束条件、各种选择的特性；第三，要有能力构建内部逻辑一致的理论模型，最好是简洁的数学模型；第四，要有用计量方法来检验理论模型的推论的能力。如果具备了以上四种能力，就可以写出很好的、可以解释经济现象的经济学论文，而且是可以推动社会进步的经济学论文。我想，构建模型和计量检验的能力是你们现在学得最多的，但是，能不能从构建模型中体味出千变万化的模型背后共同的东西，能不能将这一部分认识转化为真正存于心里的东西，这也就是所谓“知道”和“悟道”的差别所在。“知道”和“悟道”之间有什么差别？“知道”就是把经济学理论作为一种知识，“悟道”则是把经济学的本体变成思维的方式。“知”是放在口里面的，你会说；“悟”是放在心里面的，“悟”是“吾心”，也就是说，真的“悟”了以后，你自然就这样思维了。我希望你们能够真的“悟”了——学现有的有关经济学的文献时，从有关经济学的文献中悟经济学的本体；学理论模型时，留意各种事物的特性、每种选择的风险和机会成本等。等到能够把经济学的思维方式运用自如时，真正需要用功的地方是了解各种现象的特性，而不是学经济学的理论。
除了上述四种能力，要成为一位好的经济学家还必须有一种“常无”的心态，这是一位学者所需要具备的最重要的素质。作为学者，我们不能不学习现有的理论，也不能不从观察到的现象中不断总结出理论，但是，一个学者在学习现有的理论时要有批判的态度，去观察一个现象时，要不被现有的理论，包括自己过去提出的理论束缚，才能真正地了解事实，提出真正可以解释现象的理论。这个道理在《道德经》中讲得最好。《道德经》开宗明义地讲“无”（尚未认识的现象）和“有”（可以解释现象的理论）：“此两者，同出而异名，同谓之玄。玄之又玄，众妙之门。”意思就是说，“有”和“无”同样是“道”的表现形式，都可以称之为“玄”，了解一切现象的法门（众妙之门），就是不断从“无”中去发现“有”，但“道”是生生不息、不断变动的，所以，需要“玄之又玄”，也就是要“有了又无，无了又有”。换句话说，就是不断地以“无”的心态去观察世界、认识世界以达到“有”的境界，但是又要不断地放弃现在“有”的认识，重新抱着“无”的心态去观察世界，才能不受“前识”的束缚，而真正认识到“道”的奥妙。我发现，在经济学的学习中，这是一种非常重要的态度。同样一个选择，在一个国家是最佳的，但是在另外一个国家却可能是很糟的。以发展战略的选择为例，日本在20世纪60年代中选择汽车产业优先发展是一项符合其要素禀赋结构所决定的比较优势的决策，因此取得了很大的成功，但是印度和中国在50年代选择同样的汽车产业优先发展政策却是失败的，因为印度和中国当时的要素禀赋结构水平低，这样的战略是赶超的，所以是失败的。同样，在一个国家里，在一定约束条件下，作了一个最佳的选择，而到了下一期约束条件可能变化，可能就不再是最佳的选择。例如，同样是乡镇企业，在我国刚开始改革开放的20世纪80年代取得了很大的成功，农村地区有“无工则不富”之说，但是到了90年代末，乡镇企业越多的村镇则负债越重，原因在于：20世纪80年代我国还是一个短缺经济，乡镇企业虽然在公司治理、技术水平、产品质量上有许多问题，但是“皇帝的女儿不愁嫁”，取得了很大成功；而到了20世纪90年代末，我国出现了生产能力普遍过剩，市场竞争激烈，乡镇企业的产品难以和新建立的三资企业、民营企业竞争，因而纷纷破产。所以，一位好的经济学家必须把过去所知的各种现象以及根据这些现象提出的理论都视为“前识”，永远以“常无”的心态来观察现象，才能真正掌握“理性”的奥妙。
●盛柳刚：我们可以通过观察经济现象获得直接经验，比如通过考察国有企业获得对国有企业的直接经验，也可以通过间接资料获得对事实的了解，这个主要是靠阅读文献，那么我们如何从文献中获得无偏的事实性资料？举例说，关于中国1959—1961年的农业危机，我们对于当时现实的了解很大程度上是基于您对农业危机的理解，也就是说，我们所了解的农业危机的“事实”在一定程度上是经过您加工了的，我们如何区分这种经过加工的“事实”与事实本身？
■林老师：任何理论都属于“瞎子摸象”，每位经济学家所提出的理论都建立在他所摸到的事实的基础之上，但是，经济学家所摸到的事实不一定是事实的全貌，所以，做学问要“常无”，要在不疑处有疑。如何才能在不疑处有疑？当你看到一个理论时，首先要根据理论的逻辑作一些推论，除了主要的推论，还要看次要的第一层、第二层、第三层……的推论是否和作者提供的以及你自己所知的事实相符合。如果有不符合的地方，那么，就不应该接受这个理论，而应该根据自己的理解提出可以和这些事实都相符合的新的解释。而且，即使现有的理论的各种推论都和已知的事实相符合，也应该想想看有没有其他可能的竞争性假说，然后，进一步收集资料来检验现有的和新提出来的假说。
任何理论都属于“瞎子摸象”，经济学家所摸到的事实不一定是事实的全貌。
不仅学习现有的理论要有“常无”的心态，直接去考察事实时也必须有不受现有理论束缚的“常无”之心。例如，有许多企业理论讲，一个企业如果有预算软约束或是公司治理的问题就会没有效率。去考察国有企业时，不难发现许多国有企业确实有预算软约束和公司治理的问题，因此，许多学者就认为国有企业的问题在于预算软约束和公司治理。但是，国有企业的预算软约束和公司治理问题是内生于国有企业的政策性负担的，在考察国有企业的问题时如果不能有“常无”的心态，而是从现有的企业理论出发来考察，那么，就很难看到更深层的政策性负担的问题。所以，直接去观察事实时，也要从谁是决策者、决策者面临的约束和选择出发来考察问题，而不是从现有的理论出发对号入座来考察。
●邢兆鹏：我认为把握经济学的本质之后去观察事实的话，是主体在一定限制条件下的提炼，如果我们提炼的限制条件和所作的假设能够解释这种现象，就说明我们的知识是正确的，如果我们过一段时间再去提炼它的限制条件，就有变化，可能完全不同。
■林老师：对，一个理论在一种状况下可能是正确的，在另外一种状况下可能就不正确。随着时间的变动，条件约束和目标选择可能发生变化，我们就应该根据新的状况重新作分析，提出新解释。这就是我前面所说的“玄之又玄”、“常无”、“常有”的态度。
●盛柳刚：做经济学研究，不仅仅需要方法论的指导，也需要一种发现问题的目光。我们看林老师写的好多文章，不仅文章写得好，而且选题也非常好，比如说三年农业危机。我们在做研究时，有时候发现问题不错，可是觉得没有能力把握，但自己有能力把握的问题，有时候却显得很没有意义。您觉得如何才能达到两者比较完美的结合？
■林老师：首先，这跟眼光和胸襟有关。王阳明在还是小孩时写了一首诗：“山高月远觉月小，便道此山大于月；若人有眼大如天，还道山高月更阔。”如果没有大如天的法眼，即使看到了月亮，也发觉不到月亮比山大。只有关心国家、社会、人类命运的人，才能把握住大的历史、时代的机遇。其次，能力取决于个人的先天禀赋和后天的努力，如果从小就有直接观察现象、从现象中自己找答案的训练，那么把握现象的能力就强，如果从小都是从书里面去找答案，遇到问题就去查书，那么，碰到实际问题肯定是束手无策。不过，只要有心去学，从任何时间开始都不迟，从“困而知之”变成“学而知之”嘛！等到一旦豁然贯通以后，对现象的骨骼和枝节就会一览无余了，就可以掌握全局，变成和“生而知之”一样了。孔子自己说是到七十岁才“随心所欲，不逾矩”，达到“生而知之”的境界，有人说孔子这是谦虚，他应该是“生而知之”。但至少他自己讲“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是逐渐在生活实践中不断提高才达到“生而知之”的境界。你们现在就有直接从对现象的观察中提出理论的能力最好，如果没有也不用着急，只要有心，可以从“困而知之”开始，到“学而知之”，到“生而知之”，“及其知之一也”。不过，必须要有心学习才可以，孔子说“不愤不启，不悱不发”，如果你们不是有心学习，那么，老师再怎么努力也无法帮助你们达到豁然贯通的境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