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高月远觉月小，便道此山大于月；若人有眼大如天，还道山高月更阔。”
●盛柳刚：我想问一个关于经济学家的良心的问题，也就是实证经济学和规范经济学的问题。目前国内经济学界尊称吴敬琏为“中国经济学界的良心”，因为他比较关心福利问题。那我们前面的讨论是从实证经济学理论方面的创新和贡献来讲的，但对于现实来讲，规范经济学也非常重要。您能不能谈谈经济学家的良心问题？
■林老师：我们作为社会中极端幸运的少数人之一，应该有张载所说的“民胞物与”的胸怀，关心社会的弱势群体、社会的公正、社会的收入分配等问题。作为有社会责任的经济学家，我们对于社会不公的现象不能只停留在口头的批评上，也不能像有些社会活动家那样有“反富”的心态，主张用劫富济贫的方法去帮助穷人，那会牺牲效率，最后穷人也得不到好处，因为如果富人的钱得不到保障，就不会去努力工作，没人努力工作，经济就不会发展，那么，即使把富人的钱都分配给穷人，穷人花光了钱后还是穷人。我认为，有社会责任感的经济学家，应该通过对人的理性的掌握和现实问题的实证研究来倡导一个制度环境，使每一个人的理性选择也同时达到社会理性的目标。我们知道穷人可以用来赚钱的只有他自己的劳动力，而富人除了劳动力之外还有资本，在像中国目前这样劳动力相对多、资本相对稀缺的发展中国家，如果按照我在《论经济发展战略》中所阐述的那样，创造一个充分竞争的市场环境和有关的其他制度安排，那么富有的资本家为了追求他个人财富的增加，就会多发展劳动密集型的产业，这样穷人仅有的劳动力就能得到最大的就业的机会，就能分享经济发展的果实，而且，整个经济在国内、国际市场就会有最大的竞争力，能够创造最大的剩余，进行最多的资本积累，这样劳动力就会逐渐从相对丰富变为相对稀缺，资本从相对稀缺变为相对丰富，劳动力的价格会逐渐提高，资本的报酬逐渐降低，那么，穷人和富人的收入差距将会随着经济的发展而逐渐缩小。比较优势的发展战略以产品和要素市场的充分竞争为前提，所以，创造一个能够按比较优势来发展经济的政策环境，是“授人以渔”，而非“授人以鱼”的办法。在这样的制度环境中，再鼓励创造一些政府的和非政府的机构，去照顾那些没有工作能力或是失掉工作能力的鳏寡孤独，这样就既能兼顾效率，又能兼顾公平。反之，一个经济学家如果鼓吹赶超战略，而政府接受了这种意见，那么这个战略所要发展的产业资本过度密集，投资很大，创造的就业机会很少，只有劳动力的穷人就不能得到充分的就业机会，工资水平难以提高，不能分享经济发展带来的好处。而且，政府所要优先发展的产业不符合这个经济的比较优势，这些产业中的企业在开放竞争的市场中没有自生能力，只能靠政府的保护和补贴来生存。由于投资规模大，除非这些产业全部由国家来投资，否则能投资到这些产业中的人必然是富人，而政府保护和补贴这些没有自生能力的企业的钱，只能来自不被保护的产业的明的税收或暗的价格剪刀差，在这些不被保护的产业中的人是收入较低的人，这样赶超战略不仅减少了穷人的就业机会，而且还要用低收入人群的税收来补贴富人的企业的发展，收入分配将会更为不平均。不仅如此，赶超战略还是不可持续的，最后经济必然停滞，发生危机、崩溃，而在经济发生危机时，穷人是最大的受害者。我国有句成语“扬汤止沸不如釜底抽薪”，对穷人的救济、扶持是必要的，但是这样的行动只是扬汤止沸，我认为经济学家的最大良心在于推动一个让每个人的能力都能够得到充分发挥，每个人在追求自己的福利增加的时候也同时增加了整个社会的福利的制度环境。
创造一个能够按比较优势来发展经济的政策环境，是“授人以渔”，而非“授人以鱼”的办法。
●盛柳刚：您提出的经济学家的社会良心在于创造一个制度环境以让每个人在追求自己的利益的同时也创造社会最大的利益的看法很新颖，可是在苏联、东欧的转轨中，流传的一个笑话说，美国国防部所拥有的最具破坏力的秘密武器是经济学家。这固然是一个笑话，但是也反映了一定的事实。我们如何才能成为一位对社会进步作贡献，而不是一位破坏社会进步的经济学家？
■林老师：确实，在这个社会中“好心干坏事”的情形很多，就像《老残游记》当中有一句话：“天下大事，坏于奸臣者十之三四；坏于不通世故之君子者，倒有十分之六七也。”作为一位转型中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社会精英，我们负有推动这个社会的变革和发展的责任，但是一位社会精英如果不通世故、不明事理，那么知识越多、能力越强，对社会的破坏力也会越大。在推动社会发展和变革时，过于保守将会一事无成，过于激进则“过犹不及”，产生的破坏可能比保守还大，但是要做到朱熹在《大学集注》中提出的“处之无有不当”，必须做到“知之无有不明”。“读书所以明理”，作为一位以天下为己任的知识分子，一定要把书读通，在追求社会变革时应该把握住以下四点：
“扬汤止沸不如釜底抽薪。”
第一，要分清楚内生变量和外生变量的差别。在推动社会进步时，要有效地改变内生变量，必须从改变决定内生变量的外生变量着手，如果不改变外生变量而想去直接改变内生变量，那么，不仅会事与愿违，而且很可能把事情搞得更糟。例如，发展中国家在产业、技术结构上以及社会、政治制度上和发达国家有很大的差距，发展中国家的产业、技术以及制度看起来都比发达国家落后，一个发展中国家要成为发达国家，产业、技术水平的提升以及社会、政治制度的变革都是必需的，但是，一个国家的产业、技术结构是内生于这个国家的要素禀赋结构的，如果不提升这个国家的要素禀赋结构而试图直接去提升这个国家的产业、技术结构，结果就是拔苗助长的赶超。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许多社会主义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为此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同样，一个国家的社会、政治制度确实对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社会公正有巨大的影响，但是，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诺斯和麻省理工学院的Acemoglu和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Sokolof等人最近的研究说明，一个国家的社会、政治制度是内生于这个国家的文化传统、收入分配等的，如果不从这些外生变量着手，那么，即使移植了发达国家的先进制度也顶多是“淮南为橘，淮北为枳”的结果。很多人把美国的强盛归功于美国的宪法，诺斯有篇文章谈到拉美国家的宪法是照搬美国的宪法的，但是并没有产生同样的作用，讲的就是这个意思。那么，作为有责任感的知识分子，我们到底怎样才能有效地推动社会、制度的变革？文化传统当然不是可以在短时间里产生质的变化的，所以，能够比较有效改变的应该是收入分配，而收入分配的改变，也不在于剥夺富人的财产将之重新分配给穷人，这样会把婴儿和洗澡水一起倒掉。我想，有效的办法是利用发展中国家在技术上的后发优势，按照比较优势来多发展劳动力密集的产业，这样，低收入人群的收入和其在总分配中的份额会随着经济发展而增加，收入分配趋于改善，社会、政治制度的变革也就水到渠成。弄清内生和外生变量不仅在推动一个发展中国家的发展上至关重要，在推动一个计划经济国家向市场经济国家的转型上也同样重要。转型中国家的许多制度安排是效率很低的，但是这些扭曲的制度安排是内生于赶超战略下扶持没有自生能力的国有企业的需要的，因此，如果不从解决国有企业的自生能力着手，而想以“休克疗法”一下子把所有制度扭曲都消除掉，就会产生“经济学家是美国国防部的最秘密武器”那样的好心干坏事的结果。
第二，在外生变量中还要分可变动的外生变量和不可变的外生变量，要有效地改变内生变量，只能从可变的外生变量中着手。以第一点讨论的制度问题为例，一个国家的制度内生决定于这个国家的收入分配和法律、文化传统等，法律、文化传统是给定的、不可改变的，而收入分配则是可以通过不同的发展战略、技术选择来改变的，所以，要有效地改变一个国家的内生制度，应该从可以改变收入分配的发展战略选择入手。由于每个国家都有一些对内生制度的形成有影响，但是不可改变的外生变量，如法律和历史文化传统，而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不可改变的外生变量，所以，一个发展中国家变为发达国家以后，其社会、政治制度和英美等发达国家的社会、政治制度还是会有许多差异的。相同的道理，一个国家的产业、技术结构除内生决定于该国的要素禀赋结构外，还取决于该国过去的产业、技术的选择，所以，当产业、技术结构随着要素禀赋结构的提升而提升时，也会出现路径依赖的情形，但是，过去的产业和技术是不可以改变的外生变量，所以，要最快地提升内生的产业、技术结构，只能从选择能够最快地积累资本、提升要素禀赋结构的发展战略着手，而同一要素禀赋结构的国家的产业、技术结构会有不同则在于过去的产业、技术的差异和产业技术发展的路径依赖。
第三，一个变量到底是内生的还是外生的，并非一直不变，必须根据要分析的问题以及所在的环境、条件等而定。以要素禀赋为例，就每一个时点的产业、技术选择而言，它是外生给定的，但是，要素禀赋提高的速度是由这个经济中每一期生产的剩余量的多少以及储蓄倾向的高低决定的，所以，从动态的角度来看，要素禀赋结构的高低又是内生的。又如，发达国家现在所用的技术已经处于世界可用的技术的最高水平，它们只有自己投资于技术的研发，才能推动技术边沿往外扩展，取得新的、更好的技术，所以，对于发达国家来说，技术可能边界取决于它们的研发的力度，是内生的。但是，对于一个利用后发优势的发展中国家来说，技术的创新主要来自利用和发达国家的技术差距，以引进为主，由于技术可能边界是由发达国家的研发力度决定的，而不是由发展中国家自己的努力决定的，所以，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技术可能边界是给定的、不可改变的外生变量。但是，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在技术可能边界内的各种可能技术中到底该引进哪种技术才合适，取决于其要素禀赋结构和现有的产业结构的特性，所以在技术的采用、引进上又成为内生的。
第四，经济学的原则必须变为具体的经济政策才能发生作用，但是一个具体的经济政策是否合乎经济学的基本原则，并不能从这个政策本身得到结论，而必须根据该政策所运用的国家的具体状况而定。在上一个问题中，我强调了发展中国家遵循比较优势来发展经济对改变要素禀赋结构和收入分配，以及由改变要素禀赋结构以及收入分配来提升产业结构，改善社会、政治制度环境的重要性，但是，和一个变量是外生的还是内生的不能先验地决定一样，具体的产业发展政策是否符合比较优势也不能先验地决定。以我在《论经济发展战略》中所举的汽车产业优先发展战略为例，日本在20世纪60年代中提出该战略时，其人均收入按购买力平价计算已经达到美国的40%，是符合其要素禀赋结构的提升所要求的产业结构的提升的，是属于比较优势发展战略的，所以，虽然日本的通产省只支持日产和丰田两家汽车厂，本田等其他十余家企业不顾通产省的反对，在没有任何政府扶持的情况下进入该产业，也能够获得成功；而同样是汽车产业优先发展战略，中国和印度在20世纪50年代提出时，其人均收入按购买力平价计算只有美国的5%左右，这个战略却是赶超的，所以，中国和印度的汽车厂直到现在还只有在政府的高关税保护下才能生存。同样，在经济转型过程中，也有许多在一个国家非常成功的政策，在另外一个国家不成功，甚至带来灾难性的后果。例如，我国在1978年开始推行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取代了集体的生产队制度，极大地提高了农民生产的积极性，农民增产增收，对我国改革的成功产生了重大的作用。1988年戈尔巴乔夫也在苏联推行同样的制度，条件比中国更优惠，承包期长达50年，但是苏联集体农场的农民竟然无人接受，原因是苏联的农场规模大、和市场距离远，每个农场必须要有大量的耕作和运输的资本投入才能运行，单家单户的农场没有这些资本投入，即使变为个体农场后积极性提高也无法经营，所以无人接受这一制度。再如“休克疗法”，20世纪80年代在玻利维亚推行得非常成功，但是90年代却带来了苏联、东欧经济的崩溃，原因在于玻利维亚是一个小国，政府能够支持的没有自生能力的企业少，“休克疗法”以后，这些企业破产带来的社会冲击小，而苏联、东欧没有自生能力的企业数量多、规模大，“休克疗法”带来的冲击超过了社会的可承受程度，从而造成巨大的混乱和生产力的破坏。不仅在一个国家成功的政策在其他国家不见得成功，在同一个国家先前成功的政策在后来也不见得成功。例如我国的乡镇企业，20世纪80年代曾经非常辉煌，创造了农村“无工则不富”的经验，90年代初被作为典型经验在全国推广，可是，后来建立起来的乡镇企业到了90年代末大量破产，造成了农村大量的负债。原因在于80年代我国是一个短缺经济，乡镇企业的技术水平低、产品质量差但是不愁没有市场，到了90年代末，我国由短缺经济变成了生产能力普遍过剩的经济，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下，乡镇企业难以和技术水平高、产品质量好、产权明晰、公司治理结构较好的三资企业、私营企业竞争，所以纷纷破产。
由于以上第三、第四点原因，一个经济学家在推动社会经济发展和社会变革时和在从事经济研究时一样，对现有的理论和经验必须有“常无”的心态，只有这样，在分析问题时才能达到朱熹所提的“析理则不使有毫厘之差”，提出的政策主张达到“处事则不使有过不及之谬”。在人生追求理想时，谈谈主义是需要的，但是在具体处理问题上，我很赞成五四时期胡适提出的“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的主张。如果能够对经济学的本体有很好的把握，并秉持这种态度来研究问题，就不难达到“体用不二”、“即体即用”的“无过不及”的境界。即使达不到这样的境界，只要不照搬理论和经验，不以意识形态化的方式来处理问题，那么，任何问题背后都有造成这个问题的逻辑，只要能够以实事求是的态度去分析这个问题产生的前因后果，那么，提出的解决方案、政策就会沿着应有的逻辑前进。以我国从1978年年底开始的改革开放为例，虽然当时我国并没有称得上是大师级的经济学家，绝大多数的变革又是由没有受过经济学训练的政府官员和普通工人、农民根据小平同志所说的“摸着石头过河”的哲学来进行的，但是，现在回顾起来，我国的改革却是非常有效率地沿着向完善的市场经济的方向迈进的。苏联、东欧在改革时虽然请了许多哈佛大学、麻省理工学院大师级的经济学家去帮它们设计，但是，用“休克疗法”的结果却是导致了社会经济的崩溃，即使到今天，有不少国家的经济发展还达不到10年前尚未转型时的水平，你讲的笑话说的就是美国的一些经济学大师在苏联、东欧改革中所产生的实际效果。所以，作为一位有责任感的社会精英，我们一定要从你讲的这则笑话中吸取教训，不要书越读越傻、越意识形态化。
●盛柳刚：作为这次对话的结尾，我想向您请教您曾说过的一句话——“21世纪是中国经济学家的世纪”，为什么您如此乐观？
■林老师：21世纪是中国经济学家的世纪，为什么我这么乐观呢？这是从经济学理论的特性推论来的。理论是用来解释现象的一套几个变量之间的简单逻辑关系，既然是简单的逻辑关系，那么怎么知道哪个理论是重要的？哪个是贡献大的？其实，理论贡献的大小取决于理论所要解释的现象的重要性。我的这个看法是根据经济学科发展的历史经验归纳得来的。从亚当·斯密出版《国富论》，经济学成为一门独立的社会科学以后一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世界上绝大多数的经济学大师不是英国人就是在英国工作的外国人；到了20世纪30年代以后，领导世界经济学思潮的大师，绝大多数不是美国人就是在美国工作的外国人。这种经济学大师产生的时、空的相对集中，其实是因为从工业革命以后，一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英国是世界的经济中心，而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世界的经济中心逐渐转移到美国来。发生在世界经济中心的经济现象对全世界经济的影响比发生在其他周边国家的经济现象的影响大，因此，解释发生在世界经济中心的经济现象的理论的影响也就大，而在世界经济中心工作的经济学家对这个中心的经济现象的观察和理解有近水楼台之便，所以，领导世界经济学思潮的经济学家，绝大多数是在世界经济中心工作的当地学者或是外国学者。我相信中国很可能在21世纪再度成为全世界最大、最强的经济体，发生在中国的经济现象也就会成为世界上最重要的经济现象，到那时，解释中国经济现象的贡献就像现在解释美国的经济现象或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解释英国的经济现象一样，会被认为是对经济学科的发展作出的最重要的贡献，所以世界经济学的研究中心将会随着中国经济在全世界经济中地位的提高而逐渐转移到中国来，我们将会迎来世界的经济学大师辈出于中国的时代的到来。
一般我把经济学家分成三个层次：第一层次是“经济学教授”，第二层次是“经济学家”，第三层次是“经济学大师”。一位好的经济学教授必须对现有的理论、文献非常熟悉，能作很好的归纳、总结，并能够很好地讲解。如果对现有的文献不熟悉，理解得不透彻，那就不是好的经济学教授。一位经济学家则必须能够根据新的现象提出新的理论，对经济学科的发展作出贡献。经济学教授和经济学家的差别就像画匠和画家的差别一样。画匠能够把别人的画重新绘制得非常好，或者说能够把传统的技巧掌握得非常好。画家则必须能够推陈出新，不管是在意境上还是在构图上，都应有所创新。经济学教授和经济学家的差别也是这样的，学习现有的文献、理论只能够成为经济学教授，要成为经济学家必须从研究现象开始，从那些不能被现有的理论解释的现象中提出新的理论来。和经济学大师相比，经济学家的贡献是一个个小理论，从每一个小理论来看是内部逻辑自洽的，而且理论的推论和所要解释的现象也是一致的，但是各个理论之间经常会打架，无法形成一个一以贯之的体系。经济学大师的贡献则是创建一个新的理论体系，这个理论体系里面包容很多新的小理论，这些小理论分开来可以解释这个时代的许多新的现象，合起来则成为一个一以贯之的内部逻辑自洽的理论体系。只有掌握了导致一个时代变革的最外生的变量，并以此作为逻辑出发点，才能构建一个既能解释这个时代的许许多多的现象，又是内部自洽的理论体系，而只有具有大的胸襟和眼光，才能够从各个不同的现象中去发现这些现象背后共同的具有决定作用的外生变量。中国的改革发展中出现了很多现有的理论无法解释的现象，随着中国经济地位的提升，这些现象的重要性越来越大。这是一个呼唤大师的时代，我真的希望你们能够抓住21世纪中国经济为大家提供的机会，成为领导世界经济学思潮的大师。这样的努力既有利于自己的事业和经济学科的发展，也会有利于中华民族的复兴。
经济学教授和经济学家的差别就像画匠和画家的差别一样。
加里·贝克尔教授对《本体与常无：经济学方法论对话》（英文版）的评论[2]
首先祝贺Justin Lin 60岁生日快乐。我相信这将是一次非常棒的祝贺活动。很抱歉我无法亲自到北京参加这个祝贺活动。
Justin Lin于20世纪80年代早期来到芝加哥大学读研究生。在那个时候，芝加哥大学拥有一个强大的经济系，有T.W.舒尔兹（T.W.Schultz），是他的导师和博士论文委员会主席，以及乔治·斯蒂格勒（George Stigler）、詹姆斯·赫克曼（James Heckman）、舍温·罗森（Sherwin Rosen）、鲍勃·卢卡斯（Bob Lucas）、D.盖尔·约翰逊（D.Gale Johnson），还有其他很多人，我一时无法一一记起。在这个杰出的学术殿堂，他充分利用资源学习经济学。他选修了我的博士生一年级的价格理论课。我必须承认，当时我对他并不是十分熟悉。所有在芝加哥大学上过这门课的人都知道，选修这门课的学生很多，有70—100人，所以我很难熟悉班上的学生。但是从他开始写博士论文的时候，我的确开始了解他了。他的博士论文是关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当时这项改革在中国刚刚实行了不过几年时间，目的是提高农业生产率和增加农场的产出。Justin证明，提供合适的激励对于农业产出具有重要的影响。同时，他也证明了他具备从事一流经济学研究的能力。
从芝加哥大学毕业以后的30年时间里，他出版了很多著作，我记得是18本书，还发表了数百篇论文。他创立了一个经济研究中心，这次会议就是由这个中心主办的。[3]他是一位国际公务员，曾担任世界银行的副行长，并且还担任很多国家政府的顾问，其中当然包括对中国政府的经济政策提供咨询和建议。在这个视频中，我将讨论他众多著作中的一本，其中文书名为《本体与常无：经济学方法论对话》。虽然我不懂中文，但是我知道这两个词的意思。“本体”指的是基本的假设，在经济学中，基本的假设是理性，而这本书坚持将这一点作为基本假设。“常无”指的是有一个开放的心态，用事实来决定应该如何利用这一假设，应该建立怎样的理论。所以这本书从根本上来讲是一本关于经济学方法论的著作。书中讨论了很多主题，例如，现有的主流理论是否对现代中国的发展具有很强的适用性。这本书以学生与老师（即Justin Lin）之间对话的这种中国传统教育的形式撰写。学生提问，老师作答，然后老师也会向学生提出进一步的问题，所以这是一种非常好的形式，可以用来探讨很多问题。这本书极其充分地利用了这种形式的优越性。
在回答学生问题的时候，他提到理性假设是经济学的基础性的原则。我完全同意这种看法。他还指出，“理性”对于中国的适用性和对于其他任何国家都是一样的，所以他认为“理性”是经济学的“本体”。他还提出，约束条件在不同的情况下可以差别非常大，尽管人们的行为都是遵循理性原则的。同样，一个理性的人在不同的情况下会选择非常不同的行为，这正如他在他的博士论文里所阐述的那样，如果给中国农民更多的激励去生产更多的东西，那他们就会生产更多的东西；如果不给予激励去生产得更多，那他们就真的不会生产得更多。这就是对理性假设的一个很简单的也很重要的运用。这本书多次阐述了有关“约束”和“机会”在经济学中的作用。再一次地，我完全赞同，这是区分经济学的不同方面和不同问题的基础。他回答学生们问题的时候说，所有的理论都只是关于行为的模型，而不是对行为的最为现实的描述。这种说法当然是对的，但是这对于整个社会科学、物理学、生物学也是一样，没有什么理论是对行为的完全真实的刻画。他在回答学生提问时还提到，偏好可以被认为是稳定的，只要对这种偏好可以作出比较合理和全面的经济学解释。他还正确地提出，要区分“个人理性”，即经济学的“本体”，以及“结果是否理性”，亦即我所说的“群体理性”。每一个人都理性地行为，有时候会导致非常糟糕的结果。他探讨了很多这样的情况。再一次地，我觉得他是完全正确的。
稍微再复杂一些的，他论述到，一个理论在某些情况下是正确的，但在另一些情况下就是不正确的。比如最基本的完全竞争理论，即使应用于某一个特定的产业，你还是可以解释该产业的很多方面的问题，比如航空产业。而对于该产业的其他一些问题或许就需要用寡头垄断或者垄断的理论来解释。所以理论可能总是在某种情形下部分适用。经济发展理论也是如此。他非常强调，经济发展理论也许对于一些西方国家比较适用——后面我将会对这一点表示质疑——但是对于现在的中国却并不非常适用。在这本篇幅简短的书中（这本书的基本篇幅只有大概60页，再加上附录里几篇有趣的文章），他提出了很多问题也回答了很多问题。他还提出，社会科学要比物理学更加复杂。对于这一点我不同意。一个学科有多么复杂，这取决于你对这门学科的理解有多么清楚。当我们对社会科学，尤其是经济学，有了更好的理解时，经济学看上去也就更加简单了。物理学并非天然就简单，只是因为伟大的物理学家们使得它显得简单。所以我并不觉得社会科学天生就更为复杂。
基本上，这本书显示出Justin Lin接受新古典经济学的大部分假设，但并非接受全部的假设。在这本书的附录中，他对新古典经济学中的“自生能力”假设提出了质疑，即企业需要获得利润方能生存。但是我并不认为这在新古典经济学中是一个基本性的假定。事实上，在我现在的价格理论课的讲义中（在Justin Lin上我的课时还没有这样的讲义），我提到了非营利性目的政府企业。我认为即便是政府企业，只要是有效率的，也可以完全与新古典经济学统一起来，并没有矛盾。我发现他对新古典经济学的大部分假设都是认同的，但是对于新古典经济学，特别是在对中国发展问题进行解释时，提出了尖锐的批评。他说，发展经济学理论——他指的是西方经济理论，或者说新古典经济学，因为它是西方经济理论发展的顶点——对于经济发展的过程给出了糟糕的政策建议和糟糕的理论预测，他这里所指的发展基本上指的是中国的发展。这也是这次会议所要探讨的问题。他引用的一个给出糟糕政策建议的例子就是被有些经济学家称之为“休克疗法”的东西，它提出俄罗斯和东欧其他很多国家应该如何快速地进行转型。我同意他说的，“休克疗法”的结果相当糟糕，比如俄罗斯的情况，但我不同意这些主张是新古典经济学理论的必然推论。
在我接下来的讨论中，我将变为Justin Lin教授的一个学生。Justin在芝加哥读书时我是他的老师，现在正好对调一下角色。我将本着“本体”和“常无”的精神进行提问。当然，现在我是在视频录像中提问，所以他可能无法直接回答我的问题，但是在这次会议的进行中，我相信他会很有效地对这些问题进行回答。
让我开始问第一个问题：是的，“休克疗法”的确经常失败，但它是否是西方经济学理论的必然推论？以我这位谦卑的学生的理解，它不是。我认为，“休克疗法”只是某一些经济学家的直觉性的信念，而并非基于新古典经济学的一套应该如何最好地从共产主义转型出来的理论。“休克疗法”并不是根据新古典经济学的基本原则得出来的，理由是新古典经济学并没有一个非常令人满意的经济发展理论。所以你可以说，迟迟没有一个经济发展理论，是新古典经济学的不足，但如果说“休克疗法”是新古典经济学的一个好的理论，而这个理论又是失败的，那我就要问教授：事实的确是这样的吗？我并不这么认为。进一步而言，是否存在一个从新古典经济学或西方经济学中推演出来的令人信服的表述清楚的经济发展理论？很多发展经济学家宣称他们有这样的一个理论，但是他们的论断大都被证明是错误的，因为他们的理论是基于一些另加的假设之上的，而这些额外的假设并不真正符合新古典经济学。这些额外的假设只是被放进来，然后得出某种行为模式，从而得到一些他们想要得出的结论。
当然，在新古典经济学中的确有一些重要的关于经济发展的工作，而且是具有根本性贡献的工作。我想教授您也会同意这一点，譬如：比较优势理论，抑或是动态的比较优势理论；国际间的技术转移，从发达国家转到发展中国家，就像发生在中国的情形那样；人力资本和教育等的重要性；政府作用和政府治理结构的重要性；领导者的重要性；利益集团之间的竞争，等等；还有其他很多方面。我认为这些都是经济发展理论的重要方面，但它们本身并不是一个经济发展理论。我想问的是，如果将这些方面结合到一个好的经济发展理论中，是否还具有广泛的适用性？教授您是否同意这一点呢？
如果我再进一步提问：新古典经济学是否可以解释很多西方国家的经济发展？为什么大不列颠当时就发展了？为什么大不列颠曾是世界上最发达的国家？我不认为有一个非常令人满意的理论来解释这一点。有一些理论的要素讨论到大不列颠的政府治理结构、对政府控制的分权、产权，等等，这些可能都是有关的，但要是说我们已经有了一个很好的令人满意的理论能够真正让我们完全理解为什么大不列颠在17世纪首先发生工业化，恐怕还不能这么讲。所以即使现在仍然还有一些人在研究这个理论。就像有些人还在研究为什么中国曾经在好几个世纪里都领先于欧洲，但是突然就落后于欧洲了。欧洲曾经相对于中国而言是落后的，但后来超过了中国。我不觉得我们对于这些问题已经有了很深刻的理解。
到目前为止，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中国也许有一个很好的政府领导作用。学生我对于中国没有太多的研究，但是对教授您想提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如果没有一个重要的改革来大大降低国营企业的作用，大力削弱政府主导的干预作用，那么这种发展还会继续吗？我所说的发展的继续，指的是当中国超过了中等收入国家的发展阶段以后。现在中国已经达到了这一阶段。我想说的是，此时中国已经不再有那么多的先进技术可以从西方借来用，因为自身的技术水平也在提高；也不再有这么丰裕的廉价劳动力，从而也无法升级劳动，升级产品，升级这些过程，以作出更多的自行创新。当中国发展到这样一个新的阶段时，中国自20世纪70年代末至今的这种发展模式是否仍然是一个令人满意的模式？我有我的怀疑，但是我很想听听在这次会议过程中您对这个问题的回答。第二个问题：中国的模式是否对于其他很多国家也适用？比如巴基斯坦、尼日利亚，或者埃及，还有其他一些国家，这些国家都想获得发展可是却没有一个有效的来自领导者的政府推动和有效的政府治理。再一次地，我必须承认我对此持有怀疑。
我还有很多其他的问题要问Justin Lin教授，但是时间有限。作为发言的结束，我感谢您组织了这个会议，让我也能参加讨论，尽管只是间接地通过视频的方式参加。Justin Lin在经济发展理论方面作出了杰出的贡献，庆祝他60岁生日而举办这次会议是一次非常值得的活动。他在过去的30年中取得了非常巨大的成功，我对他接下来的30年的期望值也一点都不会少，尽管我可能无法保证整个这新的30年里我都一直在世，但是他会在，而且我相信他的学术研究将会依然非常高产。我也希望能够继续作为他的学生，从他的著作里以及在与他的个人交往过程中——无论是在美国还是在中国——都能学习到更多的东西。谢谢。
林毅夫教授对加里·贝克尔教授评论的回复
加里·贝克尔教授是对我的研究生涯影响最大的一位老师，1982年我到芝加哥大学读书时，他正值盛年，并且以对人力资本的研究和将新古典经济学运用于传统上不属于经济学研究范畴的种族偏见、犯罪、生育、药物上瘾等社会学领域而名声大噪，被尊称为经济学帝国主义的创立者。我第一年上他的微观经济学时，对现代经济学的了解甚浅，是他的教导开启了我领悟到任何事物和现象只要涉及人的选择，都可以用新古典经济学的分析方法来进行研究，这一领悟让我终身受益。1987年我回到国内来工作，成为改革开放后第一位从国外拿到经济学博士学位回来工作的学者。当时，遇到许多以前的经济学家所未见的现象和问题，简单地搬用现有的理论难以解释，甚至会导致错误的政策结论。所幸，贝克尔教授的教导让我懂得采取新古典经济学的方法，从弄清楚谁是一个现象背后的主要决策者，决策者所要达到的目标为何，达到这个目标的限制条件是什么，有何可选方案，这些可选方案对达到所期望的目标来说成本和效益各为何等，来进行独立的分析和研究。按此方式一步一步地理清问题，研究所得，用通俗易通的语言写出来的报告就会是对症下药的政策建议，用严谨的逻辑或数学模型写出来，并加上经验数据检验就会是具有新观点的学术论文。如果说在过去的25年中我的政策分析对中国的经济发展曾作出一点贡献，发表的学术论文对经济学科的进展曾有所推进，那么这些成绩的取得主要得益于贝克尔教授的教导和启发。中国的学者常讲“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从贝克尔教授的教导中我深深地体会到这句话的真谛。
《本体与常无：经济学方法论对话》一书是我抱着“野人献曝”的心情，将我从贝克尔教授那里学到的新古典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加上我自己的体悟，通过对话的形式和我所教的学生分享我的心得的一个记录。为了答谢贝克尔教授对我的启迪，这本书的英文版出版时，我将其敬献给他。我很高兴贝克尔教授发现在这本书中，我对新古典经济学的“本体”——理性假设——的认识是正确的，我没有误解他30年前所传授内容的真谛，他也赞许我用“常无”的态度来面对出现于周遭的各种现象和问题。但他对书中的一些观点提出了质疑，对新古典经济学在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可运用性提出了商榷，最后，他还就新古典经济学本身和中国的经济转型、发展提出了两个重要问题：其一，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学家所倡导的“休克疗法”，在社会主义国家转型实践中的失败是否为新古典经济学的失败？其二，中国能否以其到目前为止持续了30年成功的经济发展模式继续保持未来的成功？中国的发展模式是否也适用于其他发展中国家？这些问题对新古典经济学、对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而言，都是关键的问题，我想利用这个机会逐一阐述我的立场和观点。
贝克尔教授不同意我对社会科学要比自然科学更加复杂的说法。他认为一门学科有多么复杂取决于我们对这门学科所要研究的现象的认识。他说“当我们对社会科学，尤其是经济学，有了更好的理解时，经济学看上去也就更加简单了。物理学并非天然就简单，只是因为伟大的物理学家们使得它显得简单”。我同意自然科学的现象在尚未被了解之前和社会科学的现象一样是非常复杂的，了解了以后就简单了，这一点在社会科学也一样。例如，在经济学里，任何理论所要解释的现象到最后都可以归结为所得效应或相对价格效应，或是这两个效应共同对决策者的选择所产生的作用的结果。
然而，社会科学研究的是人的主观选择，而自然科学研究的是自然规律，自然规律不受不同的收入水平、政府的政策和制度等因素的影响。所以，在发达国家发展出来的理论，在发展中国家也同样适用。社会科学的理论则未必是，由于决策者的收入水平和面对的相对价格不同，实体经济的特性和制度环境有异，在发达国家发展出来的理论不见得适用于发展中国家。而且，即使在某一状况下对发达国家适用的理论，也可能会因为条件的变化而被扬弃。例如，现代金融学理论主张发展现代化的大银行、股票市场、风险投资等。这对处于世界技术、产业前沿的发达国家而言也许是合适的，因为它们的实体经济中主导产业一般资金需求规模大，面对的技术和市场的风险也高，上述的金融安排适合这些企业的融资需求和资金拥有者风险分散的需要。但是，在发展中国家，绝大多数的生产活动和就业是由资金需求规模小、使用相对成熟的技术以生产相对成熟产品的农户，以及制造业和服务业中的中小型企业来进行的，能够给这样的生产者提供资金服务的是地区性的非正规金融和地区性的中小银行。发展中国家若按现代金融理论去发展现代化的大银行、股票市场等，导致的结果是绝大多数的生产活动得不到金融的服务，抑制了它们的发展。另外，在现代金融理论中放松金融监管曾是具有广泛影响的理论思潮，但是在全球金融、经济危机发生以后，这种思潮已引起了许多反思。同样的情形，由发达国家发展出来的现有新古典经济学理论反对政府给企业提供保护和补贴，认为政府的这些干预会扭曲价格信号，降低资源配置效率，所以是不好的。这样的理论在正常情况下也许是正确的，但是，在转型经济中，由于政府过去的政策而存在大量的缺乏自生能力的企业，如果以“休克疗法”一下子把各种保护和补贴都取消掉，这些企业将会破产，带来大量的失业和社会的不稳定，其结果不管从经济增长率还是社会福利来衡量可能都会比以双轨制来进行的渐进式的改革差。我所说的社会科学比自然科学更复杂其意在此，提醒学者不能因为一个理论在一定的状况下成立，就认为这个理论放之四海而皆准。
其次，贝克尔教授对于我认为的现有的新古典经济学理论是建立在企业具有自生能力的暗含假设上的看法表示质疑。他认为这并不是新古典经济学中的一个基本假定。在他新的研究中发现，有效率的、不以营利为目的的政府企业的行为也完全可以与新古典经济学中私营企业的行为统一起来。在这一点上，贝克尔教授没有完全理解我对“自生能力”一词的定义。他认为我的定义是“企业需要获得利润方能生存”，但我实际上的定义是“在没有外在的保护和补贴下，一个有正常管理的企业在开放竞争的市场中获得社会可以接受的正常利润的能力”。这种正常管理的企业在竞争性的市场中获得正常利润的能力取决于其所在的行业是否符合这个经济的比较优势。贝克尔教授新的研究发现，新古典经济学的理论也适用于不“以营利为目的”的企业，而我对自生能力的定义强调的不是企业经营的目的，而是在正常管理下是否具有“获得可接受的利润的能力”。如果不具有这样的能力，即使有正常的经营管理，也需要有外在（主要是政府）的保护和补贴才能生存。显然，在贝克尔教授所研究的非营利性的政府企业所在的行业也是符合该经济的比较优势的，在开放竞争中只要有正常经营管理就可以获得社会可接受的正常利润的能力，而不需要政府的保护和补贴，也就是这些企业是有自生能力的，即使这些企业不以营利为目的。
我完全赞同贝克尔教授认为政府的企业也可以有效率的看法，但其前提必须是企业具有自生能力，同时市场是竞争的。这是因为市场竞争可以给具有自生能力的企业的所有者，提供企业管理者经营好坏、是否称职的充分信息。企业的所有者只要从企业获得的实际利润率高于、等于、低于市场的平均利润率上就可以看出这家企业管理者的经营是好是坏，并可据此来对企业的经理人员进行奖惩，使其激励和所有者的激励相容，其所有者可以是私人也可以是政府。反之，只要是没有自生能力，即使是私有企业，在政府为了就业的目的或是国防安全的目的要其继续经营下去时，它们的生存就只能靠政府的保护和补贴，由于缺乏企业经营好坏的充分信息，企业可以以帮政府承担责任为借口不断向政府要更多补贴，形成企业的预算软约束。此时私有企业可能会有更大的激励去向政府要保护、补贴，现在俄罗斯私有化以后的大型企业就是那样。对这些观点，我在和蔡昉、李周合著的《充分信息与国有企业改革》（上海三联书店与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以及和谭国富合写的《政策性负担、责任归属和预算软约束》（《美国经济评论》第89卷第2号）中都曾详细论证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