贝克尔教授对于新古典经济学在转型中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适用性上和我有歧义，这个不同的看法源于对“新古典经济学”一词所指的内容有不同的定义，到底所指是一种研究人类选择行为的方法，还是根据这个方法所进行的各种现有理论研究的存量？作为研究的方法，新古典经济学以理性人为基本假设来研究人的选择行为，我认为这是新古典经济学的“本体”，不会因为研究的是发达国家的现象，或是转型中、发展中国家的现象而有所差异，从这层意义上来说，我赞同贝克尔教授所认为的新古典经济学也适用于发展中、转型中国家的看法。但是，作为现有理论模型的存量则是经济学家运用理性人的假设对这个那个现象的研究的成果，是老子所说的“前识”，不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我主张应该以“常无”的心态来对待。现在的新古典经济学中的各种理论主要由发达国家的经济学家发展出来，并且不断在进展，也就是这些理论在发达国家也不是一成不变的真理。由于发展中国家的发展阶段不同于发达国家，决策者所面临的总预算和相对价格也就不同于发达国家，这些由发达国家所发展出来的现有理论，不能简单照搬。尤其在转型中国家起始条件是second best或是nth best。转型经济是一个在20世纪80年代才出现于社会主义国家的现象，发达国家的经济学家先前没有研究，他们的理论模型大多数以first best为前提，因此，这些理论模型在转型中国家的适用性就更应该存疑。当然，就是在一个发展中、转型中国家发展出来的理论，是否适用于其他发展中、转型中国家，以及是否一直适用于这个国家也必须抱着怀疑的态度，这也是为什么我在方法论对话中反复强调经济学家在面对任何真实世界的问题时，必须有“常无”的心态，“要从真实世界的现象来想背后的逻辑，而不能从现有的理论来看真实世界的现象”的原因。
把新古典经济学区分为一种研究问题的方法和现有理论的存量两个层次，就不难回答贝克尔教授所提出的“休克疗法”的确经常失败，但这种政策主张是否是西方经济学理论的必然推论的问题。“休克疗法”在实践中的失败，反映的是现有的新古典经济学的理论模型以企业具有自生能力为暗含前提，没有认识到存在于转型经济中许多政府的政策扭曲和对市场的干预是内生于企业不具有自生能力的事实。提出这个疗法的经济学家也未能深入去了解转型中国家那许许多多大型的赶超企业存在的原因，他们也未认识到，基于国防安全和社会就业的需要，未必能让那些企业破产，或是即使让其破产劳动力也未必能及时转移到其他产业就业的实际困难。但是，新古典经济学作为研究问题的方法，则同样适用于转型经济问题的分析。我在《中国的奇迹：发展战略与经济改革》、《充分信息和国有企业改革》两书以及后来的马歇尔讲座《经济发展与转型：思潮、战略与自生能力》和《解读中国经济》中都是试图把自生能力的概念引进转型问题的分析，以解释为何“休克疗法”失败了，而渐进的双轨制曾被西方很多经济学家认为是最糟糕的制度安排，在转型的过程中反而比“休克疗法”的效果好。我在这几本著作和其他相关论文中所作的分析都是严格地按照新古典经济学的方法来进行的。所以，新古典经济学作为现有理论存量在解决转型问题上失败了，但并不能因此否定新古典经济学的方法在分析、研究转型问题上的适用性。
对于发展经济学，我也同意贝克尔教授所认为的这些年来西方国家的研究进展让我们对经济发展的许多侧面有了不少新的认识，但是缺乏一个合适的统一框架的看法。就像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迈克尔·斯宾塞教授在2008年发表了著名的《增长报告》以后常用的一个比喻：现在的发展经济学理论库里藏有许多一个国家经济发展成功所需的素材（ingredients），但是尚缺乏做菜的食谱（recipe）。没有食谱，不知哪些素材应该多用一些、哪些应该少用一些，哪些应该先放、哪些可以后放，因此，单有素材也难以做出一道美味佳肴来。例如，在发展经济学中，教育被普遍认为是一个国家长期经济发展的最关键的决定因素。但是，一个国家如果没有不断升级的且有竞争力的产业，那么，教育水平提高后，一些受到良好教育的年轻人可能成为外流的人才，不能直接对国家的经济发展作出贡献，另一些则可能留在国内，缺乏合适的工作而成为不满分子，影响到社会的稳定。北非最近所发生的事情其实和此有关。
以我的浅见，目前发展经济学理论的最大问题是忽视了现代经济发展的本质是一个技术、产业、软硬基础设施不断创新、升级、完善的结构变迁的过程，以致在政策制定中漠视发展中国家的现实，直接以发达国家为参照系来制定发展的目标。例如发展经济学的第一波思潮——结构主义，主张发展中国家应该去发展和发达国家一样的产业，认为发展中国家未能有这样的产业是因为市场失灵，建议以政府的直接干预克服市场失灵，用进口替代战略来发展这些产业。这种思潮忽略了发展中国家的要素禀赋结构和发达国家的差异，以及由此产生的比较优势的不同。作为发展经济学的第二波思潮，以新自由主义为主要内容的“华盛顿共识”，则认为发展中国家的问题源于政府失灵，应该采用“休克疗法”，同时推行私有化、市场化和自由化，以引进发达国家行之有效的市场制度安排。这种思潮忽视了发展中国家存在的许多扭曲是内生于保护和补贴许多不具有自生能力的企业的需要，以及经济发展是一个技术不断创新、产业不断升级、基础设施不断完善的结构变迁过程，市场失灵必然存在，因此，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除了需要有市场作为基础制度外，也需要政府发挥因势利导的作用以克服市场失灵。另外，经济增长理论也有同样的情形，不管是新古典增长理论还是新增长理论大都采用一个部类、单产品甚至单要素的模型作为分析的框架，这样的模型根本无法讨论结构变迁的问题。例如，在新增长理论中，很多模型就只有一种产品，而其唯一的投入要素是人力资本，这样的模型当然会得出人力资本的投资是经济增长的唯一动力，且越高越好的结论。可是现实经济中，高人力资本的生产活动通常也需要有高的金融和物资资本与其配套。在金融和物资资本相对丰富、这类资本不会成为增长瓶颈的发达国家，把这些投入要素舍象掉或许不会影响这种理论模型对发达国家经济增长的解释力。但是，在金融和物资资本相对短缺的发展中国家，舍象掉这些投入要素就会忽略了人力资本和金融、物资资本必须相适应，才能形成有效的生产力，创造就业，推动经济增长。根据这样的理论所制定出的政策，实行的结果可能会事与愿违。
我最近致力倡导的新结构经济学，作为发展思潮的第三波，就是想从经济发展的本质和发展中国家的现实出发，把经济发展作为产业、技术以及各种软硬基础设施的结构不断变迁的过程来研究。根据不同经济发展水平的国家其实体经济的不同特性给市场、政府和各种不同的制度安排，在经济的发展、结构不断变迁的过程中如何扮演合适的角色提供一个较为全面的新古典经济学的分析框架。目前这还只是一个框架，需要有许多学者的共同努力去把这个框架充实成一个较为成熟的体系。对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学家来说这是一个机遇也是责任，是机遇是因为只要他们能够从真实世界的现象出发来研究问题，他们对发展中国家经济现实的了解就有“近水楼台先得月”之便；是责任乃因为这样研究出来的理论对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会较具参考价值，较可避免好心干坏事之缪。
贝克尔教授关于现有的新古典经济学理论对于为何工业革命率先出现于大不列颠，为何大不列颠曾是世界上最发达的国家，为何中国在世界经济史中由领先变为落后，而欧洲由落后变为领先等尚未有非常令人满意的解释的观点，我也非常赞同，并且对他的坦诚深感敬佩。实际上，学者的研究都是根据具有相关关系的已知事实来构建理论模型以解释所观察到的现象的。大不列颠有分权的政治体制、私有产权的保护，不少学者就根据这些事实来构建理论模型以说明为何工业革命产生于大不列颠。但是，就像在这本对话中我一再强调的，一个现象可以用一个内部逻辑自洽的理论模型来解释，也必然可以由其他许多同样内部逻辑自洽的理论来解释。所以，一个现象有了一个逻辑自洽的理论可以解释时，不能就以为这个现象一定就是由这个理论所阐述的因而导致的果。当一个现象同时有许多不同的理论可以解释时，应该对各个理论作多个推论，当一个理论的各种推论都不被已知的事实证伪时，只能将之视为暂时不被证伪的理论，不能把它当做是真理来接受。当有更多新的事实出现，原有未被证伪的理论未能被新的事实支持时，就应该摈弃原有的理论而去寻找新的能说明过去已知和现在新知的事实的理论。
最后，关于贝克尔教授提问的，中国能否以其到目前持续了30年成功的经济发展模式继续保持未来的成功，以及中国的发展模式是否也适用于其他发展中国家的问题，我的看法是：首先，中国从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改革开放以来所采用的经济发展模式应该说到现在总体而言是成功的。因为谁也不能在持续了32年年均9.9%的增长，其间6亿多人摆脱贫困的事实面前说这种模式不成功。当然任何模式都不会是十全十美的，中国改革开放以来采用的这种模式也存在一定的问题，主要是收入分配越来越不平均，消费和储蓄的比重越来越不平衡，对外贸易的盈余越来越大。根据我在《解读中国经济》一书中的分析，取得这么大的成功的原因主要是中国政府采取了渐进的双轨制改革：一方面继续给原有优先发展产业中不具自生能力的企业必要的保护和补贴免其破产以维持稳定；另一方面则提高农民、工人、企业的积极性，并采取因势利导的措施鼓励民营、合资和外资企业进入符合中国比较优势、原来受到抑制的劳动力相对密集的产业，并充分利用后发优势来加速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以取得经济的快速发展。但是，为了保护在旧体制下优先发展产业中没有自生能力的企业，经济中还保留了一些扭曲，包括：金融以能为大型企业提供廉价资金的大银行和股市为主体，接近于零的资源税费和少数服务业的垄断。这些措施导致了收入分配向富人和大企业倾斜，不仅恶化了收入分配，而且因为富人和大企业的消费倾向低于中下收入水平的家庭，因此，这种收入分配格局也抑制了消费、增加了储蓄和投资，造成了投资和消费的不平衡。投资多，形成的生产力大，而国内的消费受到抑制，也就扩大了外贸盈余。
改革开放初期，之所以需要继续给予原有的优先发展产业中的企业保护和补贴是因为中国是一个资金相对短缺的国家，那些优先发展的产业资金密集，不符合中国的比较优势，企业在开放竞争的市场中缺乏自生能力。经过三十多年的快速发展，中国已经从一个极端低收入的国家变为一个上中等收入国家，资金的相对丰富程度提高了许多。许多原来不符合比较优势的行业，现在已经变为符合比较优势，不具自生能力的企业也已经有了自生能力。因此，给予这些企业保护和补贴的理由已经不存在，原来的双轨制转型模式已经完成了其历史使命。同时，因为收入分配差距的扩大、投资和消费的不平衡以及外贸的不均衡成为中国经济稳定发展的障碍，继续保留双轨制所遗留下来的扭曲已经从改革开放初期的利大于弊，转变为弊大于利。中国已经到了应该深化市场取向的改革，消除双轨制遗留下来的剩余扭曲，完善市场经济体制，以消弭内外的不平衡的时候。
展望中国未来的发展，作为一个上中等收入国家，必然有一些产业其产品、技术水平仍处于世界产业前沿的内部，另外有一部分产业已经接近，或因为更发达的国家已经退出而居于世界产业的前沿。不管是前者还是后者，中国的企业若想具有自生能力，亦即其投资和继续经营不需要政府的保护补贴而是靠自己改善经营管理的水平，那么，那些产业的发展都应该遵循比较优势的原则来进行。充分竞争的市场则是企业有积极性，自发按照比较优势的原则来进行产业选择的前提。对于那些产品和技术仍然处于世界前沿内部的产业，中国可以继续发挥后发优势，以引进、消化、吸收来加速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的速度；对于产品和技术已在或已接近世界前沿的产业，其技术创新、产品升级则需要企业进行自主的研发。然而，不管是前者还是后者，在产业升级和技术创新中，政府都应该发挥因势利导的作用，只不过其方式会有所不同。对于前者，政府的作用在于给先行企业所创造的信息外部性一定的补偿，以及提供或者是协调各种相关企业的投资以完善伴随产业升级所必要的软硬基础设施的改善，以降低企业的交易费用。而对于后者，中国政府可以以其他发达国家为榜样，用专利、支持基础研究、政府采购等方式来支持企业的产品、技术创新。政府在上述两类产业的升级中所发挥的各种因势利导的作用，除了专利是事后给予的奖励，政府不必对产业作出事先的选择之外，其他的措施，由于资金和执行能力有限，政府都必须对所要支持的产业作出事先的选择。
只要按照比较优势的原则来发展产业，这些产业中的企业就应该具有自生能力，不需要依靠政府的保护、补贴来生存，产业升级的投资所需的资金和要素禀赋中资本相对丰富程度的特性也相适应，不需要政府利用行政手段来动员。因此，这些产业应该以民营企业为主体。当然，作为一个国家，尤其是像中国这样的大国，必然有一些和国防安全有关的资本很密集、超乎中国现阶段要素禀赋所决定的比较优势的产业。这些产业中的企业不具有自生能力，其生存只能靠国家的保护和补贴；另外，也还会有一些自然垄断的行业。对这两种类型产业中的企业，政府必须直接监管，可能国有比民营好。
中国的模式，或者说成功地在一两代人间实现从低收入升级到中等收入再到高收入的东亚经济体的发展模式，根据我在新结构经济学中的总结，其特点是以市场经济为基础，政府发挥积极的因势利导的作用，在经济追赶发达国家的过程中按照比较优势的原则发展产业，并在产业升级中充分利用后发优势。由于各个国家的起始状况不一样，因此，具体的政策措施可能会有所不同。但是，上述原则可以说是一个发展中国家经济取得快速、持续发展所必须遵守的基本原则。
至于贝克尔教授所提的巴基斯坦、尼日利亚、埃及等发展中国家是否也可以按照这样的模式来加速经济发展的问题，首先要看这些国家的政府有没有能力来执行上述基本原则，其次要看它们的政府领导人有没有意愿这样做。就能力而言，我在新结构经济学中所开出的因势利导的药方不会比在“华盛顿共识”下所开出的加强教育、消除扭曲、改善市场竞争环境、改变利益集团结构、完善宪政体制等不一而足的药方难；并且，容易有立竿见影、创造就业、加速经济发展的功效。而且，和结构主义的进口替代战略比，这些因势利导的措施不必扭曲各种价格信号，不需要由政府直接动员和配置资源，因此，应该是容易多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几乎所有发展中国家，包括贝克尔教授所提到的巴基斯坦、尼日利亚和埃及等都推行了结构主义的进口替代战略，因此，它们也应该有能力推行我在新结构经济学中所倡导的按照比较优势发展的因势利导的战略。英国剑桥大学张夏准教授所讲的一个故事最能说明我的上述观点。在20世纪70年代初，美国的国际发展署曾提供援助给韩国政府派人到菲律宾和巴基斯坦去学习怎样发展经济。所以，当时，巴基斯坦政府的能力被认为比韩国政府的强。
其次，关于政府领导人的积极性的问题，就像我在马歇尔讲座中所论述的，其目标：一是长期执政；二是在长期执政不受威胁的前提下，青史留名。达到这两个目标的最好方式是给国家带来长期的繁荣和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但是，从亚当·斯密到现在的两百多年间经济学家作了无数研究，但尚未能给政治家在发展经济的问题上提供一套行之有效的理论指导。虽然对哪些因素可能有利于经济发展有所认识，也就是有了许多做好菜的素材，但是还没有怎样把这些素材搭配起来做出美味佳肴的食谱。尤其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根据第一波和第二波发展思潮来制定发展和转型政策的国家的经济都发展得不好，而发展和转型好的国家其政策从当时主流的经济理论来看则是错误的。从这些经验事实来看，不是发展中国家的政府领导人没有去推动其国家经济发展、改善其人民生活的意愿，而是经济学界尚未能提供给他们可资参考、可以有效推动经济发展的理论。结果，许多国家的领导人在这些有问题的理论指导下，经济搞不好，人民不满意，长期执政的可能性受到威胁。为了能继续执政，有些领导人就不惜采取各种加强其个人和统治集团的控制，但不利于经济发展的措施，结果陷入到“经济发展不好，就加强控制，加强了控制，经济更发展不好”的恶性循环之中。新结构经济学作为第三波发展思潮，希望在总结各个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成功和失败的经验基础上，提出一套可以有效帮助发展中国家实现经济快速发展的理论框架。许多发展中国家对这个理论框架已经表现出了强烈的兴趣，但是，是否真能带来这些国家的发展，只能由将来的实践来检验。
贝克尔教授出生于1930年，如今已82岁高龄，从1955年以25岁的风华正茂的年龄获得芝加哥大学的博士学位，至今半个多世纪的时间孜孜不倦于经济学的研究和教育，为一派宗师。我有幸受教于他的门下，从1982年至今整整30年，并蒙厚爱，多方提携。当我新树新结构经济学旗帜时，我所倡导的观点和他长期秉持的自由市场的主张多有相左，然而贝克尔教授不以为意。2009年秋我到芝加哥大学访问，贝克尔教授特在家设宴，并邀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弗格尔、赫克曼及芝加哥大学经济系主任尤利格等多位教授作陪，饭后，贝克尔教授要我报告新结构经济学的要旨，大家讨论热烈，直到晚上将近11点才结束。2011年10月贝克尔教授到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访问，我们两人加上芝加哥大学经济系的另外一位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迈尔逊教授，在朗润园万众楼就新结构经济学中我主张的政府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应该发挥因势利导作用的观点，进行了一场唇枪舌剑、你来我往的激烈公开辩论。尤其这次，贝克尔教授大病初愈、在家疗养之时，精心准备评论，并以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之尊，又作为我的授业之师，不耻屈尊提问，让我深深感动。高山仰止，景行行止，作为学生仅能以先生对学术的专注、对学生的提携为榜样，在未来的岁月中不懈努力，以不辜负先生的厚爱。
[1] 时间：2003年12月26日；地点：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致福轩；主提问人：盛柳刚；整理：盛柳刚、邢兆鹏、李莉、王海琛、崔成儿、刘秋霞。
[2] 王勇根据贝克尔教授的视频录音翻译，该视频由芝加哥大学博士生李楠帮助摄制，摄制时间为2012年9月22日。
[3] 这个中心指的是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现已升级为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这次会议指的是2012年10月13日至15日在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举办的新结构经济学国际研讨会。——译者注。
学生的感悟
再读“与林老师对话”有感
王勇[1]
我相信几乎每一个从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毕业的学生都能对林毅夫教授的发展经济学理论很自信地从容道来，就像每一个芝加哥大学经济系的毕业生都会对人力资本、理性预期稔熟在胸一样。作为林老师众多学生当中的一个，我总是莫名其妙地觉得对林老师的思想观点与方法论已完全了然于心，以至于为了赶作业而没有去听林老师前年冬天在芝加哥大学的演讲。现在想来，我的这种“自负”大概是因为自己曾在林老师的“中国经济专题”课和“发展经济学”研讨课上的成绩还算不错；大概也是因为自己曾采用林老师英文版的《中国的奇迹：发展战略与经济改革》作为教材为伯克利的本科生主讲过一学期“中国经济专题”的课程；大概还是因为曾花了较长的时间向林老师、鞠建东老师学习合作写论文。就连我的经济学启蒙恩师、复旦大学的韦森教授在书评中都说对“毅夫”的观点熟悉得、同意得“下笔甚难”，更何况作为林老师嫡传弟子的我。
然而从中心毕业整整两年以后，当我翻开林老师所赠送的图文并茂的《论经济学方法》和《论经济发展战略》两本书时，就立即被这套系列丛书的“总序”深深吸引，特别是其中关于林老师从芝加哥大学求学以来20年研究心路的自述。也许部分是因为林老师当年在芝加哥大学求学四年也就住在这同一栋国际公寓里的缘故吧，马上就要进入三年级开始独立研究的我，读着读着便有了一种身临其境般的感觉。呀，原来林老师自己当年读博士三年级的时候开始也是“以经济学界普遍接受的理论为出发点来考察中国的问题的”，可是为什么他后来又不这样了呢？为什么现在有不少中国学生数理功底很不错却写不出好的论文，我自己的一篇关于增长与发展问题的投稿不久前也被一家国际杂志用三篇很长的审稿报告给“枪毙”了，而林老师发表在AER和JPE上的那两篇数学并不复杂的论文却会成为引用率最高的研究中国问题的经典文献？林老师作研究写论文的“核心硬技能”是什么呢？为什么林老师的《中国的奇迹：发展战略与经济改革》会被翻译成六七种语言自动成为全世界研究中国发展问题的经典教材？显然，林老师一贯的分析工具就是我在加里·贝克尔和凯文·墨菲（Kevin Murphy）两位教授的ECON 301上所学的芝加哥独特的经典价格理论，林老师的很多时事政策分析隐约间好像也是米尔顿·弗里德曼教授开创的那种应用价格理论导向宏观政策分析的“拳路”，可是为什么林老师会得出与主流理论不一样的结论呢？芝加哥那么多价格理论的宗师都说激进改革比渐进改革好，企业私有化是唯一出路，而林老师居然会不同意，“胆子”可真大。看着这里很多workshop上演讲者被台下的教授们批得体无完肤的尴尬相，我心里不禁要问：林老师这种学术自信心的来源是什么呢？
这些问题在我心中又岂止曾徘徊过十次！然而这个暑假马上开始要写二年级的研究论文，真的要正式从过去的GPA崇拜的课堂学习“转型”到publication崇拜的独立研究，我是应该系统地好好反思反思自己的“发展战略”，认清自己的“比较优势”了，可千万别闯进没有“自生能力”的研究歧路。不止我，还有很多很多同学急切地阅读“与林老师对话”系列丛书，大概也是出于这种原因吧。在重温林老师的这些对话时，在芝加哥大学求学的这两年的点点滴滴也在我的脑海中不断地涌现，这才发现以前我在很多地方其实并没有真正理解林老师的一些话。这里就不揣浅陋地结合自己在芝加哥大学的学习感触和同学们聊一聊我的读后感吧。
价格理论与数学建模
在中心的毕业生中，我大概是属于那种数理倾向比较严重的一类，对经济学中一个个美轮美奂的经典模型痴迷得有些“顽固不化”，要是在自己的论文里突然发现能用上一条在实变函数课上学到的定理会兴奋得跳起来，套用鲁宾斯坦（Rubinstein）教授2004年国际计量经济学会主席演讲的最后一句话就是：“这真是太美了！不是吗？”至今仍清楚地记得萨金特（Sargent）教授在其《宏观经济学》前言中充满遗憾地回忆到当初他自己仍苦苦挣扎于凯恩斯静态宏观分析框架时，他在卡内基·梅隆的同事卢卡斯（Lucas）却大踏步地学习并系统引入动态优化这一整套数学分析工具，进而占得了研究上的先机。通观来自印度、欧洲、拉美、日本甚至土耳其等非美国本土的主流学界最著名的经济学大师，有几个人不是数理建模的高手并以此出道？就此我经常与志同道合的同学辩论，但只限于在好朋友之间。辩到激烈处，我颇为“撒泼”地来一句：“你说的这些基本上也都是林老师和我说过的。”然后再不无炫耀地引经据典地搬出一大堆诺贝尔奖得主的方法论自述，从他们的生日开始讲起。基本上每一次的结果都是我的好朋友们看我“蛮横”的样子无奈地笑着摇摇头不说话了，可过了几天又开始和我辩论。林老师和中心的其他好几位老师，包括复旦大学的韦森老师对我的顽固与“不悟”倒没有绝望，苦口婆心地一再告诫我要更重视经济学思想本身与实证研究，但是我心里知道我是很有保留意见的。
然而在芝加哥大学上了两年课以后，我才慢慢地更能体会到林老师在《论经济学方法》中提到的很多观点。在上一年级第一学期的课时，我就被深深地震动了。ECON 301的价格理论I课的每周作业是贝克尔教授和墨菲教授各出一道长题，题目中用文字交代一些经济学问题或者社会现象的背景知识，从恐怖主义到健康问题，从国际贸易到贩毒和住房问题，从投资到经济增长问题，什么都有，然后接二连三地问一堆问题。每个周二傍晚出题，当周周五上午交作业。我有生以来第一次为完成作业而熬夜就是第二次作业的那个周四。怎样分析这些现象，怎样回答这些问题，完全由自己选择分析方法，而我总想把问题抽象成一个严格的数学模型来求解，取怎样的假设显然也得完全由自己定夺。可是经常是好不容易用建好的模型能回答第一个小问题a，突然发现很难再用这个模型来回答第二个小问题b，不是求不出解析解就是出现太多不合理的多重解。于是只好回头修改我的模型，然后不得不再另加一些技术性假设，当然需要再配上为何作如此取舍的经济学理由。如此反反复复，最终发现窗外已经发白，而自己却只能眼巴巴地望着求解问题f时出现的那12个非线性方程和12个未知变量，心灰意冷地继续写道：“假定这个系统的解是存在的并且是唯一的，那么……”将近25页的作业发下来，10分的满分我只得了3.7分，助教的批语是我采用的是科布—道格拉斯函数型的效用函数，而忽略了分析非齐次性（non-homothetic）偏好这一重要情况。于是我“耿耿于怀”地去仔细对照那将近20页的标准答案。读完后我真的完全惊呆了：真没想到这么一个个二维平面分析图会那么厉害，所给的分析全是替代效应与收入效应的变相综合，所用的也全是诸如正常商品（normal goods）这样的通常假设，没有太“漂亮”的数学，但是在逻辑上分析得明显要比我的模型完整得多、严密得多、深入得多，也更加具有一般性。虽然我的数学建模能力属于“菜鸟”级别而且时间太紧了，但是对比之下，我突然深深地觉得有些领悟了真正的价格理论的美感和经济学直觉的巨大力量，竟有些相见恨晚的感觉。
其实回头想想第一次读林老师《中国的奇迹：发展战略与经济改革》的情形，我是花了一整天就读完了，当时心中最大的感触是这本书逻辑上浑然一体一气呵成，让人欲罢不能，完全可以归纳为一个逆向递归的动态优化的数学结构，这在我所读过的中文经济学著作中是多么稀罕和久违的感受啊。现在才意识到这原来竟是一本林老师他们自己给自己出的ECON 301的作业然后运用价格理论进行分析的习题答案！！亲自比较和欣赏过由价格理论的真正旷世高手所作的缜密分析之美后，我才恍然大悟：难怪在国内林老师包括张五常教授总是那么推崇价格理论[2]，那么强调“收入效应”和“相对价格（替代）效应”！“与林老师对话”系列中林老师在回答学生关于经济学分析语言的提问时说道：“我认为（文字）语言也可以很严谨，只是大部分人用得不严谨。标准都是一样的，无论用文字语言还是数学，都要求内部逻辑一致，一环扣一环，而且推论和所要解释的现象一致”，又说道：“数学的严谨性（rigorousness）和有用性（relevance）之间有一定的替代（trade-off），为了严谨性可能失去一些有用性。”对此，以前我只是在原则上同意，现在则是从心坎儿里认同了。大概国内还有不少人想当然地以为价格理论就是散发着芝加哥古董气味的杂文式的毫无数学难度的落后文字叙述呢。在国内像林老师这样真正在价格理论上很有造诣并能将之运用到严格的学术分析中去并在世界顶级杂志上发表的经济学家实在太少了，因此能够有幸真正认识到价格理论这门既玄乎却又真实的“内功”力量的学生实在太少了，至少以我自己的学习经历来看，这大概也很大程度上解释了为什么现在有很多国内学生“自选择”地那么规避和反感非数学语言的分析而多少有些盲目地倾向于数理模型了。在上Chiappori教授的“价格理论Ⅲ”时，这位能弹一手好钢琴数理实证都很过硬的法国经济学家有一句话让我至今印象深刻：经济学推理往往要比数学推理难得多挑战也多，因为后者在进行过程中只依赖于数学运算法则，而前者则需要深厚的经济学直觉以辨别思维过程中最重要的经济力量。
林老师在“与林老师对话”中特别强调经济学直觉的培养，并提到芝加哥大学的老师们对于这方面的训练高度重视。[3]这实在千真万确，即便是很数理的经济学家也是如此，太让我惊讶了。很清楚地记得“价格理论Ⅱ”的Phil Reny教授在运用Brower不动点定理证明纳什均衡存在性的时候，有个学生提问说：“你给了我这样一个函数我再用不动点定理当然很容易，可是这个函数到底是怎么构造出来的呢？”结果Reny教授当场就用完全直觉性的经济学语言解释这个复杂无比的函数的构建过程，让我们瞠目结舌。我也一向喜欢宏观。“收入理论Ⅰ”的Fernando Alvarez教授是明尼苏达大学毕业的Prescott教授的高徒，明尼苏达大学一年级博士课程中实分析和泛函是必修课，数理要求之高是出了名的。可是我真没想到Alvarez教授说得最多的一句话就是“这个方程背后的经济学直觉是……”考试的时候也是出这样的题，要求对运算结果给出经济学直觉解释。Casey Mulligan教授给我们上“收入理论II”，他是个只花了两年时间就获得芝加哥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的神话人物之一，他认为弗里德曼的《消费函数研究》一书是迄今为止最好的经济学著作，特别重视实证检验现有的经济学理论，其分析理路竟然也是价格理论！在第一节课上，他在屏幕上给我们演示了一只可爱的玩具猴子，问我们：“这是一个模型还是一只真的猴子？”然后继续说我们需要这个模型，因为它的好处在于易得，给小孩子玩的时候没有危险性，等等，既然是模型，我们就需要抽象掉一些对我们的目的来说并不重要的东西，然后指了指这个玩具猴子的某个部位，我们大家哄堂大笑。你说，老师这样教我们，我们怎么会忘记模型与现实的异同点和建模的原则呢？
“从具体问题出发”的研究导向
深深陶醉于萨缪尔森、阿罗、德布鲁等诺奖大师的经济学理论的数学公理化的美感之中，我曾经很纳闷林老师为什么总是那么坚持“以具体问题导向”的研究方法论，也一直琢磨着为什么年逾七旬的贝克尔教授每个星期都能自己想出一道数学上看似“简单”却把我们所有人都折磨得半死的新问题，现在回头看看ECON 301的习题风格，我已经悟出了一些道理。Steven Levitt教授说经济学家的工具箱里所装的分析工具已经非常五花八门了，但是研究的有趣的问题往往少得可怜。哈佛大学的Edward Glaeser教授和墨菲教授都是贝克尔教授的高足，前者与Daron Acemoglu和Andrei Shleifer是当今发文章速度最快的三个年轻经济学家，这些明星们似乎有写不完的题目与超人的分析和写作速度，让我实在不得不相信他们的确都已练就了一套林老师所说的那种“以具体问题为导向的”真功夫。我是实在太想学学这套硬功夫了，但这又岂是一套易学的外家拳脚？第二学期我受宠若惊地应邀给贝克尔和墨菲当助教，说实话这比作其他的数理技术要求较强的课程的助教更让我心里觉得没有底。于是暑假里便常常读贝克尔教授的专栏文章，这才明白ECON 301题目的背后原来蕴涵着他长达20年为《商业周刊》和《华尔街日报》当特邀专栏作家的捕捉问题的经验，更不必说他超过半个世纪的价格理论“内功”修为了。即便如此，最近听以前的助教说，贝克尔教授和墨菲教授自己也承认，每周出一道题对他们来讲也是很费脑筋的。我心里终于有了一丝的平衡感。
林老师“语录”中有一句话：与接近制度稳态的西方社会不同，中国不断地有很多新的、重要的且未被现有理论解释的现象出现，中国的经济问题是一座“金矿”。我现在也深信自己脑海里永远都走不出中国经济的背景，在卢卡斯教授的经济增长课上的讨论中，我总是不知不觉地就讲到中国的制度背景，在写论文的时候一联系到现实经济也必然是中国的问题。撇开纯理论研究不说，以我个人的愚见，在进行中国问题研究方面无论哪个分支都要求对现实经济与制度结构的良好把握，而在作应用微观研究特别是微观劳动力经济学研究时，中国经济学家的优势似乎更加明显，因为在分析方法上这似乎并不需要花大力气构建新的理论分析框架，需要的主要是对制度中性的计量方法的掌握和运用，以及数据收集与整理问题。而在作宏观和发展经济学理论研究时，虽然现在国际比较研究越来越多，但是如何从本国的特殊现象中归纳出好问题并正式地表达出来，在方法上显然更具有挑战性，拉美、印度和欧洲的很多宏观经济学家和发展经济学家为此作过很多努力，成功的似乎并不多。所以，虽然听起来好像林老师的“从具体问题出发导向”的方法更容易直接上手，我自己的感觉却是对不同经济学分支从技术难度和要求上来说是有挺大差异的。国内有很多同学和学者，包括不少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的毕业生，经常把林老师的“从经济现象出发提出问题”的方法论完全简单等同于“放弃数理建模”或者“放弃理论研究”，我认为这也是对林老师的严重误解。事实上，在“与林老师对话”中以及平时的授课中，对于理论创新的重要性和学生数学训练的必要性，林老师一直都非常强调，他批评的只是主流学界“盲目迷信权威和为数学而数学”的倾向。林老师还认为，国际主流经济学界的形式化趋势在一定程度上是研究方法规范化然而经济学内容贫瘠化的必然结果之一，而当今的中国经济学界在规范化上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我个人觉得国内目前在理论经济学方面，若与美国主流经济学界相比，其实真正有能力“滥用数学”的人恐怕要比没有能力“使用数学、欣赏数学模型”却又盲目拼命抵制数学的人要少得多。所以我们学生在学习的时候不能走极端，重视现实问题思考的同时也应该加强数学训练。
其实“从具体问题出发”的研究导向，林老师更想强调的是理论的开创性问题而不是技术上的易处理性问题。林老师在“与林老师对话”中说，经济学发展史上有很多结构很优美的而且也曾很有影响力的经济学模型和理论被不断地摒弃和推翻，基本上绝不是因为这些模型内部逻辑上不自洽，而是因为这些模型与理论没有能足够好地解释一些新出现的重要现象。来芝加哥大学学习以后渐渐亲眼看到有很多理论经济学大家，如Townsend教授、Hansen教授等，对于具体实证问题极其重视的态度，因此对这一点我也越来越认同了。以前，我总是觉得经济学纯理论的使命就是提供逻辑思维的参照系，就像理论物理学模型一样，既然只是参照系，作逻辑推理时就不一定非要总考虑着对应到现实，那样不是太碍手碍脚了吗？说不定理论突进的速度会在某些时点上超越现实的发展速度呢，就像有个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给过的比喻：一万年的时间在现实中是多么漫长，可是在人脑中对这个时间长度的跨越只需要不到几秒钟就完成了。在自然科学史上这方面的例子固然有很多，即便是经济学中“欧元”与“期权期货市场”不也是因为先有几个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的理论而后才从现实中构造出来的吗？这就是演绎思维的魅力。
我觉得，如果说博弈论以及高度相关的机制设计和契约理论、一般均衡理论甚至计量理论等纯理论研究中的演绎推理倾向于逻辑上工具理性的先验主义的话，那么“从具体问题出发”则更像是一种归纳思维的经验主义，更像很多实验物理学家的工作。如果是以此为基础来构造具有一般性的经济学新的理论而不只是解释个别现象的假说，我想这似乎就更需要敏锐的类比能力、良好的概括能力以及大胆的想象力，就像阿克罗夫和斯蒂格利茨等人将不对称信息引入经济学、凯恩斯创立革命性的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学体系那样。[4]林老师很强调经济学研究的本体就是“现实经济问题”而不是现有的理论模型本身，这也是为什么他经常引用孟子的“尽信书则不如无书”并主张研究者心中要“常无”。林老师还特别倡导研究中国问题的潜在重要性，这不但是中国经济学家的比较优势，而且更重要的是，林老师根据自己亲身对中国经济问题和政策以及对经济学科学发展史的长期研究，坚信中国经济问题有很多新颖之处和特殊动态，并且相信中国经济最终将会成为世界上最重要的经济，所以其经济问题也会成为国际性的经济问题，而经济学理论的重要性则主要取决于所研究和解释的问题及现象的重要性。这正是林老师主张在研究“规范化”的前提条件下要“本土化”和“国际化”的根本原因。这些观点有很多经济学家赞成也有不少经济学家不完全赞同[5]，但我坚信这些都是林老师从事严肃科学研究后得出的因而自己也全心信奉的结论，而且作为林老师的弟子，我个人还觉得林老师的这一系列“内部逻辑一致”的观点在某种程度上“内生于”林老师本人在所有经济学家当中乃至在所有中国知识分子当中那种少有的对国家和社会的“舍我其谁”的强烈责任感和使命感。
尊重但不迷信现有理论和权威，坚持己见
林老师根据自己的研究在《论经济发展战略》等书中提到的很多观点与主流经济学界都有不一致的地方，但林老师总是很自信，在芝加哥大学纪念D.盖尔·约翰逊讲座上的首场演讲以及其他无数国际性的研讨会上舌战群儒，在国内也会与持不同学术观点的代表性经济学家进行学术辩论。最常见的就是有一些学者仅仅因为林老师的观点与主流意识[6]不一样就引经据典地批判林老师的观点，这恰恰犯了致命的逻辑错误，让我都感到很遗憾，甚至偶尔还很气愤。林老师曾多次严正指出“不能用一个经济学理论去推翻另一个经济学理论，只要内部逻辑自洽，只能用该经济学理论对现实问题的解释力强弱来判定，比如运用计量方法来量化现有理论假说的推论与现实数据的拟合度”，这与弗里德曼的“假设无关性”的实证主义方法论和卡尔·波普的证伪主义是完全一致的。
我觉得，不尊重现有的理论和权威是无知和狂妄的表现，但是依据自己规范和严谨的研究，敢于在权威面前表达不同意见并且坚持己见则需要惊人的理论勇气和学术自信力，是令人敬佩的品质。在这一点上我真的很佩服林老师，这也是我需要学习的地方。“与林老师对话”中也有学生问林老师如何将自己的学说融入主流的问题。事实上，别人不说，单说那些在芝加哥大学毕业或任教的很多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的观点，现在看来都已经毫无疑问成了经济学主流，但实际上我仔细一想，弗里德曼、贝克尔、卢卡斯、西蒙、布坎南、斯蒂格勒、马科维兹、舒尔茨、蒙代尔、科斯、普雷斯科特，等等，他们哪一个不是从与当时的主流观点搏斗中奋力冲杀出来的？让我印象最深的就是创立了贝叶斯计量经济学并担任过美国统计协会主席的Arnold Zellner教授[7]，我相信他是很有可能拿诺贝尔经济学奖的。他给我们上“实证分析I”的时候总是提到贝叶斯计量经济学在主流计量学界遇到的阻力以及他与别人的论战。他也是林老师当年的授课老师。这样一想，芝加哥大学有很多权威也有很多离经叛道的人，并且他们经常是同一个人。林老师在“与林老师对话”中叮嘱我们“在分析问题的时候不要跟着主流意见人云亦云”，现在想想真是中肯之至啊，因为这对于受过系统经济学训练的人来说常常反而是一件比较困难的事了！大概在这一点上林老师也深受他在芝加哥大学的老师们的影响吧，我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