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老师对话、辩论演讲以及做助教
我是个喜欢与老师对话的学生。到了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以后，我以只有当学生才有的“特权”几乎闯遍了所有老师的办公室去“对话”，学到了很多很多课堂上学不到或者没学透的东西。中心的老师大都喜欢与学生对话，而林老师无疑是其中最愿意与学生对话的老师了。课前课后自不必多说，研究生们的发展与转型经济学workshop，理论宏观workshop，中心研究生学刊的workshop，林老师虽然极忙，但总是一脸笑容地尽量抽时间参加学生的各种学术活动，大家也总是围着林老师问个不休，结果不知不觉到半夜了，林老师就请我们边吃夜宵边接着对话。有一次下大雨可所有的研究生还是都主动来参加“对话”，林老师看到了很高兴，掏出钱包对我说“王勇，你去给大家买一些棒冰来吃”。林老师曾说“得天下英才而教之，一乐也”，虽然不是当着我们的面说的，但大家觉得林老师说我们是“天下英才”了，于是就很兴奋地更想“与林老师对话”了，直接的后果就是大家的研究热情空前高涨，在国内我想象不出还有什么地方的研究生会像我们这样幸运了。“与林老师对话”只不过收录了其中很小的一部分。
不必再去赘述这种师生对话能如何促使教学相长，使学生学习得更加主动、有针对性，等等，单就培养学生研究与思考的兴趣以及自信力，提高学术辩论能力，训练竞争思维速度就很值得大力提倡了。尽管师徒辩论的教育形式古已有之，但是在国内目前的经济学教育中却不多见。刚到芝加哥大学上课时，我就发现这里的老师上课有一个共同点：喜欢邀请学生问问题。经常是一开始上课老师就问：“大家有什么问题吗？”讲着讲着又满怀期待地问一句。要是学生不问，老师就会反过来问学生问题。有时候我甚至感觉老师在“挑衅”我们学生，特别是墨菲教授和Chiappori教授。问题问了没多久就催促我们回答，以前我可从来没有上课觉得这么跟不上老师的思维节奏的，见一时没有学生回答，老师就说：“Come on，guys！ This is University of Chicago！！”别的学生怎么想我不知道，反正我自己是脸上发烧低下了头，觉得好像自己侮辱了芝加哥大学经济系的学生这个身份似的。卢卡斯教授曾回忆上弗里德曼的价格理论课时的情形，说他上课时经常就时事公共政策提问题并常常将某一个学生“套牢”，不断地追问，直到把这个学生“逼得”心服口服为止。要是这位学生说“好吧，让我再想一想”，弗里德曼就会说“那就现在想吧”。卢卡斯教授分析到，在这个过程中那个学生的思维进展情况完全暴露，而作为老师的弗里德曼其实思维也是完全暴露于大庭广众之前的。现在想想，在中心的时候我们和林老师对话辩论，总觉得会在双人思维“决斗”中处于下风，哪怕之前好像觉得自己已经很有道理了。现在我才终于明白，林老师在平时的学术讨论、演讲尤其是辩论中的那种充满自信的“杀手风格”大概也是在芝加哥大学学生时代在与他的老师对话中训练出来的吧。一问，果不其然，林老师曾对我说，他对于学术研究的真正的自信力最早是在上贝克尔教授的人力资本课时形成的，因为在那门课上林老师几乎垄断了作为学生与老师的对话权。
上学期我应邀给Nancy Stokey教授当收入理论III的助教，每周都要给比我只低一级的博士生讲解习题。下面的那群自信的个别还挺“嚣张”的学生经常会问一些比较难的问题，而我必须短时间内作出回答，真够有挑战性的。学期结束时我感慨地对Stokey教授说觉得自己在准备和讲解过程中对很多习题的理解比以前都大大加深了，讲解与回答问题的能力自我感觉也有了提高。Stokey教授听了，也告诉我说，她也很清楚地记得当初她在哈佛大学当高级宏观的助教时最担心的就是遇到如今已是哈佛大学校长的Larry Summers在下面的提问和对质，因为Summers当时可是全校的辩论比赛冠军，无论怎么辩论，好像Summers总是处于胜利的上风地位。啊，Stokey教授现在无论上课还是作讲座都是如此挥洒自如，女教授的典雅气质更是芝加哥大学女生们崇拜的偶像，原来也是这样慢慢锻炼出来的。芝加哥大学workshop的恐怖和残忍算是出了名的，去年冬季一场接一场的求职演讲，workshop上汇集了当年应该是全世界最优秀的经济学博士毕业生，其中还是有不少人被下面的老师盘问得十分被动，其实再有名的教授也常常被问得十分没有面子。有时想象如果自己有一天也会面对着这些老师们作报告会是怎样的狼狈相。为了克服自己的心理障碍，在选修卢卡斯教授的经济增长课程时，我鼓足勇气报名第一个作论文报告。后来卢卡斯教授成了我二年级论文的指导老师，事后他对我说，“那次作报告你一点都不紧张嘛”。我心里想：你哪里晓得那是我装出来的。就假装你是林老师，而我是在中心的发展与转型经济学workshop上作报告。当然，这次我报告的只是别人写的已经发表了的文章，即使文章出现逻辑问题我也无须承担责任，台下也只有一个老师；真要是同时向多个老师报告自己写的文章，那可就又远远不同了。
现在我相信，学生与老师对话，对学生固然是一种难得的综合训练，对老师其实也是一种动态的挑战。据我的悲观估计，在当今国内，愿意不断地与学生进行学术对话的老师大概已不算很多，敢于不断地与学生进行学术对话的老师更是少见，而善于不断地与学生进行学术对话的老师恐怕还要少，至于乐于不断地与学生进行学术对话的老师……林老师是一个。突然我又觉得自己很幸运，不知中心的师弟师妹们还有所有通过“与林老师对话”而与林老师“对话”的读者同学们，你们觉得呢？
回忆林老师教授我们经济学方法论的点点滴滴
徐朝阳[8]
（一）初入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
我是2004年就开始读林老师的《论经济学方法》的，当时这本书还未正式出版，只是以课堂笔录的形式公布在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的网站上。我读这本书带着明显的功利目的，因为我已经以第二名的总成绩通过经济中心博士生入学考试的初试，正在等待林老师对我的面试。多读读林老师的最新著作，我想多多少少会给我的面试表现加点分，增加被最终录取的概率。
这本书当时给了我非常大的震撼。之前我反复读过林老师和蔡昉、李周老师合著的《中国的奇迹：发展战略与经济改革》，也拜读了经济中心网站上公布的林老师几乎所有的学术论文和媒体采访文章。在我眼里，林老师是一位典型的海归派经济学家：经济学功底深厚、逻辑性强、以理服人，听说过他数理功底一般，但也知道他经济学思维能力强大，擅长用简单的理论解释复杂的经济社会现象，而且还经常提出语惊四座但细细思考又让你不得不至少部分接受的观点。我肤浅地认为，林老师这么牛，是因为他是芝加哥大学毕业的，经济学功底自然不是同时代那些仅仅自学过萨缪尔森经济学原理的“土鳖”经济学家们可以比拟的；跟其他“海龟”相比，他回国时间更早，关注和研究中国经济问题的时间更长，近水楼台先得月，因此对中国经济现象理解得比别人深刻也是理所当然的。然而，读完这本对话录，我立刻发觉自己对经济学和经济学家的理解完全是小儿科级别的。我一直认为把邹恒甫老师从国外复印过来的那些经济学教科书啃熟啃透就有了好的经济学功底，也就自然而然地具备了像林老师那样指点江山的能力。从这本书中，我首次明白经济学绝不仅仅是教科书传授的一个个理论模型，也有类似武侠小说中讲的“内功”一样的东西：它“玄之又玄”，难以捉摸，不能用语言清晰、准确、完整地说出来，用林老师喜欢的话说，叫做“道可道，非常道”，所以主流教科书和课堂教学一般不会论及这些内容，靠啃教科书、做作业等常规训练方法我们是修炼不出“内功”的。但没有这种“内功”，你书啃得再多，充其量也只能做个经济学工作者，始终是难登大雅之堂的。当时我才突然意识到，有可能成为我博士生导师的这位著名经济学家，拥有深不可测的“内功”，同时我也隐隐担心，这种没有固定招式和套路的玄妙本领，我这种经济学门外汉能学会吗？林老师作为大忙人，有精力和耐心去一点点传授他的这些绝学吗？
虽然这本书当时读得云里雾里、似懂非懂，但意外的收获还是有的。从这本书中，我感觉林老师很喜欢学生提问，尤其喜欢辩论，学生的问题越尖锐、越针锋相对，他就越喜欢，似乎很享受把对方驳得哑口无言直至举手投降的感觉。为了确保我的感觉无误，我托人咨询林老师当时的博士生孙希芳师姐，问她这些对话录是不是真的录自课堂讨论，里面林老师信手拈来引用那么多《道德经》、《论语》甚至佛教经典中的语录，太神了，不会是后来加进去的吧？孙希芳师姐告诉我，对话录是他们从录音中整理出来的，后期仅做了些文字编辑工作，内容上几乎没有什么实质性的修改，林老师的课堂就是这种对话和辩论的风格。心中有底后，我反其道行之来为即将来临的面试作准备，我没有多想林老师会问我什么问题，而是针对当时还比较火的国有企业改革大讨论，就林老师认为国有企业改革的关键在于剥离政策性负担的学术观点，准备了三个我本人持异议的问题。面试在晚上进行，白天林老师忙了一天，看上去很疲惫，简单地问了我的硕士背景以后，我就找到机会把三个问题抛出来了。奇妙的事情发生了，林老师听到我的问题后，疲惫的面孔露出了笑容，感觉有点昏昏欲睡的眼睛突然放光了，然后开始阐述他对国有企业问题和国有企业改革的看法，并一一解答我提的三个问题。对话完全没有压迫感，林老师还给了我不少插话和反驳的机会，并挑了我的几条观点予以肯定，但也毫不客气地指出我并没有完整地理解他的学术思想以及我的观点中存在的漏洞。就这样，面试持续了四十多分钟，因为后面还有别的学生等着面试不得不终止，结束前我说我还不能完全理解林老师的意思，意思是说还有点保留看法，林老师笑着说以后还可以继续讨论。这话让我眼前一亮，是否意味着我通过了面试？果不其然，第二天经济中心的研究生教务主管行桂英老师就告诉我林老师已决定录取我。
经过漫长的暑假，开学刚到经济中心，我就彻底打消了林老师太忙没工夫指导学生的疑虑。开课前一周，借教师节给老师献花的机会，我和另外一名博士生李飞跃跑到了林老师的办公室，询问林老师对我们学习的要求和安排。林老师看到两名新弟子来报到，非常高兴，叮嘱我们要好好学习，多向师兄师姐们请教问题，然后要我们必须上他给二年级博士生开的“转型经济学研讨”专题课，每周二晚上他还有一个workshop，我们也必须参加。当时我和李飞跃面面相觑，立刻提出异议说我们有恐怖的“三高”课程，要做大量的作业，还有期中、期末考试的压力，现在就上二年级的课恐怕早了点，而且这课我们一年级也选不上，只能旁听没有学分。林老师马上正色说道“我的学生上我的课谁不是上了好几遍，都没学分，压力大就刻苦点，少睡觉多学习”。
就这样，在经济中心的第一个学期，我每周见林老师两次：一次是周五上午的专题课，另一次是周二晚上的workshop。专题课按照课表大概两个半小时，但林老师几乎没有不拖堂的，拖到一点钟下课是常有的事情；workshop不是正规课程，没有课表限制，林老师更是想搞到什么时候就搞到什么时候，晚七点开始到十一点结束是正常情况，碰到林老师高兴，可以拖到午夜一点甚至两点，这还不包括散会后吃西门烤翅的时间。平均算下来，我每个星期大概要见林老师六至七个小时。因为林老师向来都是一大早就上班深更半夜才回家，所以我老是怀疑林老师的儿女们可能也没有我们这些学生跟他待在一起的时间长。我跟林老师见面的这种频率一直保持到2007年我去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访问才终止。坦率地讲，有时候我们这些学生都觉得疲惫，感觉跟不上林老师的节奏，想偷下懒减少见面的次数。偶尔碰到林老师有重要事情取消workshop，大家会像过节一样高兴。但没高兴多久，林老师的秘书陈曦或者大师兄张鹏飞就传来林老师的最新指示，workshop会在周六或者周日补上。
经济中心作为中国现代经济学教育和研究的发祥地，一直是青年学子心目中的“圣地”。能够到这里聆听各位名师的教诲，哪怕只有一天甚至一两个小时，绝大多数人都会有不虚此行的感觉。而我现在居然成为经济中心的一员，成为林老师名下的弟子，可以天天在经济中心聆听各位名师的教诲，可以每周跟林老师面对面地讨论好几个小时，甚至还可以经常跟林老师以及经济中心的其他名师坐在一起吃饭聊天。这种感觉非常美妙，尽管学习很累，但我们每天都过得很充实，都沉浸在我们是中国经济学界最幸福的一群学生的奢侈享受中。很多经济中心的学生曾回忆说，进入经济中心后很长一段时间，他们经常会做梦笑醒。我也是如此，不过我不光做美梦笑醒，有时候还做噩梦惊醒，梦见自己莫名其妙地重新参加博士生入学考试，结果考试失败失去了成为经济中心一员的机会。可以说，经济中心是我们的精神家园，这是每个经济中心毕业和没有毕业的学生们的共同心声。
（二）林老师的经济学方法论
林老师给研究生开的课，有的叫“转型经济学研讨”，有的叫“高级发展经济学专题”，有的也叫“中国经济研讨”。我们则不管听过没有，也不管听过多少遍，统统都要上。我的师兄张鹏飞在林老师门下读完了硕士、博士和博士后，他上过某同一名称的课程就达五六遍之多。我们之所以要重复上课，是因为林老师开的课，不管叫什么名字，他每年都会大幅度修订课程大纲，教学完全以开放式的讨论进行，每次的内容都不一样。不过，在我看来，这些课程虽然名称各异，课堂具体内容和侧重点每次也都不一样，但内核基本上都是三块：一是关于比较优势发展战略的思想体系，也即林老师现在精炼和升华出的“新结构经济学”；二是增长理论和发展经济学的经典文献阅读和点评；三是关于经济学方法论的思考。
林老师非常强调经济学方法论，他经常讲“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这个“渔”，林老师明确讲过就是经济学方法论。不过，他很少撇开具体的经济学理论和文献去专门讨论方法论，我仅记得在经济中心的第一学期“转型经济学研讨”课上我们曾用过一两次完整的课堂时间去讨论过，之后再就没了。平时林老师上课，大部分时间都花在比较优势发展战略的研讨上，其次就是增长理论和发展经济学文献的讨论及点评，方法论都是零散地穿插在这些内容中的。在林老师看来，方法论属于“道可道，非常道”的东西，市场上找不到真正具备教学价值的教科书，不可能对学生进行标准化和系统化的训练。即使有很多专门论述经济学方法论的经典著作，仅靠研读这些著作本身，学生也是难以真正领会的。只有在平时的理论学习和文献阅读过程中，由老师去点拨学生细心体会这些具体理论和文献背后体现出来的方法论思想，再通过老师和学生的反复对话，润物细无声地去改造学生的思维方式，学生才能慢慢进入“渐悟”状态，并一步步地将这些抽象的方法论转化为实实在在的经济学素养和研究能力。至于学生是否有造化由“渐悟”逐步臻于“顿悟”的境界，则主要看学生的悟性以及自身的修行程度，即所谓的“师父领进门，修行在个人”。
“内功”原来是要这么修炼的！我后来得知，林老师当年在芝加哥大学攻读博士学位期间，舒尔曼、贝克尔、福格尔等经济学大师就是用这种对话的办法一步步地将林老师领进经济学殿堂的，林老师也是在经过多年的艰难求索和卓绝修行后，才终于达到今天“顿悟”之境界的。林老师如此重视跟学生的对话和交流，原来是源自芝加哥大学的传统。
林老师再版的这本书叫做《本体与常无：经济学方法论对话》，“本体”和“常无”这两个词对我们这些林门学生而言，大概听了上千遍都不止，它们基本上概括了林老师经济学方法论的精髓。熟悉这两个词含义的人，应该很容易看出林老师的经济学方法论受贝克尔思想影响非常之深。贝克尔认为从人类最基本的需求来看，人类的偏好是稳定有序的：无论人们在种族、出身、性别、贫富、教育背景等方面的差异有多大，反映在同一种基本需求上，他们在偏好上的表现不会有太大的差异。基于这种稳定偏好的假设，贝克尔很自然地将传统上只用于分析经济现象的最优化原则扩展到对人类几乎所有行为的分析上来，并取得了巨大成功。林老师在芝加哥大学曾经上过贝克尔的课，据说他每次上课都要坐在第一排，以便“霸占”跟贝克尔对话和交流的机会。显然，贝克尔的思想已经打动了林老师，林老师不仅认同贝克尔稳定偏好的假设，还进一步认为理性人假设是整个经济学的“本体”，并把这个“本体”概括为“一个人在作决策时，在他所知的可能选择方案中，总是会作出他认为最佳的选择”。在林老师看来，经济学区别于其他学科的根本性标志，就在于是否坚持理性人假设这个“本体”：即使你研究的对象不是传统经济学所涉及的，只要从理性人假设这个“本体”出发来研究它，那也是经济学；如果你不从理性人假设这个“本体”出发来研究问题，即使你研究的对象百分之百地属于经济学研究的传统领域，那也不是经济学。
真正将林老师的经济学方法论跟贝克尔思想区分开来的是“常无”思想的提出。林老师认为，理性不仅仅是最优化原则，他还特别强调任何决策者都是在一定限定条件下去作最优化选择的。因此，我们要理解一个经济现象，首先就必须搞清楚该现象产生背后的决策者所面临的一系列决策条件，然后才能从决策者面临的限定条件出发，去思考决策者的理性选择的机制和过程。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摈弃一切固有的理论和思维模式的束缚，也即林老师定义的“常无”心态。如果我们没有“常无”心态，只是拘泥于现有理论，从模型中观察世界，哪怕你是从理性本体出发去思考经济现象，你也可能根本就抓不住问题的本质，甚至还有可能会犯方向性的错误，即林老师反复念叨的“前识者，道之华，而愚之始也”。林老师认为，一个好的经济学家，必须以“常无”的心态来观察变动不居的社会和经济现象，也只有坚持“常无”心态来观察社会和经济现象的经济学家，才能够透过纷繁的现象抓住问题的本质，从而作出原创性的理论贡献。
林老师对“常无”的强调，固然是要我们破除教条主义思想，打破书本迷信，更重要的是指出了如何有效地从经济学的“本体”——理性思维出发去观察和分析千差万别的各种经济社会现象。这里的关键有两个：一是要敏锐地抓住现象产生背后的决策者面临的主要约束变量；二是要坚持经济学的“本体”，用理性思维去分析决策者的行为。用林老师的话说，“常无”和“常有”必须有机结合，“常无，欲以观其妙”，“常有，欲以观其徼”。
林老师还举了很多例子来说明“常无”和“常有”的重要性。比如，他说他曾观察到美国家庭住房宽敞，但往往使用破旧的家用电器，日本家庭住房狭小却喜欢使用先进和高档的家用电器。一般人看到该现象，可能首先就想到这是文化和消费习惯的差异，不是经济学可以解释的。而林老师从“常有”出发，首先就排除了这种否定理性的思维方式，再从“常无”出发去思考美国家庭和日本家庭各自面临的约束条件。结果，他很快就把这个问题想清楚了：美国和日本家庭收入相似，但美国国土辽阔，房子的价格便宜，家用电器的相对价格就高；日本人多地少，房子的价格昂贵，这样家用电器的相对价格就低，导致他们行为差异的显然就是这种相对价格替代效应。从这个简单的例子中，林老师鼓励我们，当你看到一个有意思的社会现象时，不要首先就想着去翻书看别人的解释，而要去想想这些现象背后的约束条件，不断锤炼透过现象看本质的能力。
在林老师眼里，几乎所有经济学理论上的重大突破，都是从经济学“本体”出发观察到别人没有注意到的约束条件开始的。比如斯蒂格利茨对信贷配给的研究，在他之前，主流经济学无法解释银行家故意降低贷款利率制造客户排队的现象，这似乎完全不符合利润最大化的理性原则。但斯蒂格利茨将信息不对称导致的逆选择这个前人没有注意到的因素考虑进银行家的约束条件后，这个问题就迎刃而解了，貌似不理性的行为依然是理性选择的结果，斯蒂格利茨也因为这个重大贡献而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林老师还经常举他导师舒尔茨的一个例子。在国际援助中，落后国家的农民经常拒绝使用发达国家免费援助的高产种子，对此现象，发达国家的学者无法理解，认为这些农民愚昧无知。而舒尔茨研究后发现，这些种子的产量固然高，但对气候、环境、配套设施的要求也高，产量很不稳定，而落后国家的农民非常贫穷，抗风险能力差，所以他们拒绝使用高产但风险巨大的援助种子完全是理性选择的结果。每次举完这类例子，林老师总是会强调，当我们观察到某个现象看上去很不合理、很不符合理性原则的时候，可能恰恰就是我们进行理论创新的大好机会，但前提是你要具备“常无”的心态。
现代经济学高度依赖数学工具，因此关于数学和数学模型的讨论也是我们学习林老师经济学方法论经常涉及的一部分。关于这方面的思想，林老师受弗里德曼的影响很大——他也是芝加哥学派的。弗里德曼有个非常著名的提法，叫做“假设的不相关性”，认为只要理论具有强的解释能力，就不必纠结于假设是否真实。这个提法在学术界引起很大争论，不少人抨击弗里德曼，认为他应该为现代经济学数学模型越来越脱离现实经济负责。而在林老师看来，这些人并没有准确地理解弗里德曼的思想。林老师反复强调，理论是节约信息的工具，在具备同样解释能力的情况下，越简单的理论越具备优越性，我们不能用理论假设的真实性来检验理论的真实性。一个比较真实的假设，如果导致理论不易于处理，而解释能力却没有任何提高的话，那这样的假设并没有实际意义，也丝毫不会增加理论的真实性。对于科斯提出的要“真实而易于处理的假设”，林老师认为所谓的“真实”，要看解释的问题。如果研究铅球落地，真空的假设就是真实的；如果研究的是羽毛落地，真空的假设就不是真实的。很多人喜欢把科斯的论断跟弗里德曼的论断对立起来，在林老师看来这是没有必要的。所谓真实都是相对的，只有跟研究的问题联系起来看才有意义。从这个角度看待所谓弗里德曼与科斯之争，林老师认为两人讲的实际上都是一个道理，只是侧重点不同而已。
（三）感悟
由于我们跟林老师的对话和交流是如此频繁，而林老师又是如此地强调方法论，几乎每说十句话最后都要落脚到方法论上来，以至于我们这些林门弟子每个人谈起经济学方法论来都能说出点名堂来。在这种高强度的“思想轰炸”下，林老师的经济学方法论不灌进我们头脑中一点点、不对我们的潜意识多多少少产生点影响是无法想象的。
由于林老师的影响，我们这些林老师的学生，很少有人不接受理性人假设的。而我碰到的别的老师指导的学生，则经常对理性人假设持抨击态度，他们认为这个假设把人类行为理解得过于简单，用理性解释一切，是“虚妄的无知”。别人是怎么想的，我管不了，但我知道，在林老师的成功“洗脑”下，我是不可能在这个问题上有任何妥协余地的。去年我在微博上碰到几位海外学者，他们跟我谈起经济学的局限性，首要的一条就说理性假设不符合事实，然后把经济学中貌似不合理的结论、不成功的政策建议都归罪到理性假设上来。我当场就跟他们辩论起来，说经济学家不讲理性，就跟和尚不相信“万法皆空”一样，那还是佛门弟子吗？我坚持认为，经济学能够从社会科学领域脱颖而出成为公认的显学，根源就在于理性假设具有强大的生命力，经济学的发展历程，就是一个个被认定为“非理性的现象”不断地被证明能够被理性选择框架解释的过程。
受林老师多年熏陶，我现在也慢慢养成一个习惯，碰到一个有意思的社会现象，马上就要去思考，这个现象如何才能被理性选择行为解释呢？基本的方法也就是林老师反复强调的，首先去理清这些现象背后的决策者所面临的各种约束条件，然后思考哪些才是关键因素，并试图给出一个合理的最优化选择机制。用林老师的话来说，现在开始有点“渐悟”的感觉了。
比如，我2007—2008年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访问期间，有一天傍晚我从downtown坐地铁回家，结果半路碰到地铁检修，所有旅客必须出站换乘地铁公司提供的巴士。可以想象得出，这么多旅客等着回家，巴士肯定不够用，而纽约那么大，步行显然不可能，周边几乎也没有多少可替代的交通工具。此时我看到了一个我以为只会发生在中国的现象——挤车，平时搭乘公共交通彬彬有礼的纽约人跟疯了一样拼命地往那几辆破巴士里面挤，我还看见有人从窗户往里面爬。我这个在北京挤了这么多年公共汽车的老手也只能自叹弗如，最后认栽花了一个多小时走回家，还好我还算近的。这件事让我瞬间想到一个关于挤车和排队的经济学解释，挤车还是排队取决于成本收益的对比。在公共交通极度短缺的情况下，老实排队的成本巨大，挤车就有可能成为多数人的理性选择，公民的道德和文化素质仅仅起到调节阀的作用。平时西方国家的公民都彬彬有礼地排队，主要是因为公共交通发达，排队成本小；而中国挤车现象严重，根源在于公共交通短缺，排队成本过高，道德说教对大多数人没用。后来，我又看到报道，美国某商场圣诞节打折，因为促销力度巨大，商品很快被抢购一空，还发生了踩踏死人的现象。我想道理不是一回事吗？2008年我回国后，突然惊奇地发现北京人现在学会排队等公交了。我问了几个朋友，他们说刚开完奥运会，政府花了很大的工夫教导大家不要插队给中国丢脸，现在大家文明了点。我笑了笑说，1990年开亚运会怎么没学会文明，主要是开奥运会新通了很多地铁吧？
说起奥运会，今年伦敦奥运会我国运动队成绩骄人，但大型集体项目如足球、篮球和排球等却遭遇惨败。这种现象是中国历届奥运会的老毛病了，以前我是百思不得其解，但现在一下子就能看明白，这都是理性选择的结果。奥运会金牌之争本质上是资源投入的比拼。你要想获得某个项目的奥运会金牌，光有“更快、更高、更强”的奥运精神是绝对不够的，你必须聘请一流的教练，兴建优良的运动和训练场馆，购置先进的器械，配备强大的后勤服务团队，还要建立庞大的青少年人才培训、筛选和储备体系。一句话，你必须掏出真金白银，比国外竞争对手投入更多的人、财、物。而在体育经费总量给定的情况下，要在尽可能少的时间内夺取尽可能多的奥运会金牌，理性人一定会把有限的资源投入到耗费少、金牌多而且国外投入相对较少的项目上。大型集体项目的运动场地往往比较大，对场馆和器械的要求相对较高，配套的基础设施投资必然要大。更甚的是，要在集体项目上夺取奥运会金牌，我们必须得同时培养多名世界级的优秀运动员。像篮球至少要五名，排球至少要六名，足球则至少要十一名。这意味着在集体项目上进行投资，要夺取奥运会金牌，我们很可能要比单项项目多五倍甚至十一倍的投入。最要命的是，集体项目仅仅只有一块金牌，而绝大多数单项项目背后有一个项目群，拿一块金牌后以点带面可以带动一批夺金点。还有，大型集体项目往往是发达国家的热门项目，商业化程度高，发达国家依靠市场机制对这些项目投入了巨额资源，运动水平非常高。别人投入多的热门项目我们尽可能避开，别人投入少的冷门项目我们进行重点投资，不仅可以大大提高我们夺金的希望，还能在有限的资源投入总量下夺取尽可能多的奥运会金牌，见效还特别快。大家都是理性人，换我做体育总局的领导，我也不会搞大型集体项目啊！
由于林老师多年来培养出来的习惯，我们这些林老师的学生读完一篇经济学论文，往往会下意识地去研究一下这篇论文背后体现出来的经济学方法论，看看能不能学到些什么，或者看看它们是否有什么不足。几年训练下来，我们的论文鉴赏能力都有了很大提高。比如，Acemoglu在2004年写了篇“Non-balanced Endogenous Growth”的工作论文，讨论产业结构变迁问题。当时我奉林老师之命，正在研读产业结构变迁方面的理论模型，于是仔细地研究了Acemoglu的这篇论文，并在林老师主持的workshop上报告了这篇论文。当时我指出该文有三个地方可以修改：第一，该文用新古典增长框架就完全可以把自己的主要思想讲清楚，后面有一部分引入内生增长框架纯属多余，可以删除；第二，在新古典增长框架下，该文使用的分散经济框架跟中央计划者框架等价，但分散经济框架过于烦琐，应该改为中央计划者框架；第三，该文在新古典增长框架下用中间品种类代表技术进步，而这是典型的内生增长模型的建模方法，也是多余，应该删减。这里，我评判的依据全部都是林老师教给我们的方法论：在同样的解释力下，数学模型越简单越好。后来，Acemoglu的这篇论文发表在JPE上，我看到后，惊奇地发现我的三条修改意见居然全部体现在最终发表的论文上。为此我高兴了好几天，估计Acemoglu本人也没我高兴。
林老师经常说，一个优秀的经济学家应该勇敢地去思考关系人类社会发展与进步的重大问题。林老师也反复说，到2030年中国人均GDP有望达到美国的一半，中国经济总量将跃居美国的两倍，成为全世界最重要的经济体。届时，对中国经济现象的研究也必将成为经济学科中最重要的课题，借“近水楼台先得月”之利，中国也将逐步成为世界经济学研究的中心。林老师谆谆告诫我们，我们都坐在时代的金矿上，一定要抓住这个千载难逢的历史大好机遇。林老师在我们这些学生身上倾注了巨大心血，既授我们以“鱼”，也授我们以“渔”。显然，他对我们这些弟子是抱有大期望的。
然而，弟子们资质鲁钝，尽管在“渐悟”的道路上孜孜以求，但成绩微不足道，“顿悟”的一天遥遥不可期。我们学会了从理性“本体”出发来观察和思考社会现象，也开始有意识地学着从现象背后决策者面临的约束条件去探索问题的本质。可社会现象纷繁复杂，哪些才具备理论创新的价值呢？我们也时常提醒自己不能忘记“常无”心态，但这并不意味我们就真的有能力抛弃现有理论的束缚，从现象本身出发通过观察决策者约束条件来找到解释这些现象的钥匙，因此也就难以具备林老师要求的“透过现象看本质”的能力。在林老师的教导下，我们或许具备了较高的论文鉴赏能力，但是能鉴赏高水平的论文并不意味着我们就能写出高水平的论文，反而还有可能陷入“眼高手低”的尴尬境地。面对弟子们的这些困惑，林老师还是一如既往地给我们鼓劲打气。这是前几天林老师写给我的一封邮件：“朝阳，生而知之，学而知之，困而知之，及其知，一也。就怕无心求知，只要有心，终能达到知之的境界。”
再过不到一个月，就是林老师的六十寿诞。在这个特别的日子里，回忆起林老师辛勤教导我们的每个日日夜夜、每个点点滴滴，我都难以抑制自己激动的心情，感激之情更是无以言表。师恩如山，弟子们今后唯有砥砺奋进，争取在学术生涯上有所建树，方能不负恩师之栽培，方能报师恩之万一！
漫谈学问之道
盛柳刚[9]
“夫子之文章，可得而闻也；夫子之言天道与性，不可得而闻也。”
——《论语·公冶长第五》
有幸成为林老师的学生，亲耳聆听林老师传道授业解惑已有数次，然学问之道，不可得而闻也。经济学之道，招式简单，然运用之妙，存乎一心，关键在于一以贯之，须假以时日，悟而得之。本文就是研习经济学方法论的一点心得。
一门学科的成长，往往与其独特方法论的提出有着密切的关系。经济学也是如此。爱德蒙·克莱里休·本特利（Edmund Clerihew Bentley）这样谈到经济学——曾经一度被称为政治经济学——的一位主要创立者约翰·斯图亚特·穆勒：凭着坚强的意志，克服了他那天生的温顺性格，写出了《政治经济学原理》。
经济学从宣告诞生的那一天起，就“对周围的人，抛弃了所有的友善”，在模型中，它假设人的行为动机是单纯而简单的，人为了自己的利益而为社会提供产品及服务。“我们不说自己需要的，而是说对他们有利的。”[10]在关于人的行为的动机和特征的研究中，历史上的经济学家们提出了众多的看法，乔治·斯蒂格勒在他的《价格理论》中总结了以下两点：第一，个人是理性的；第二，每个人追求的是效用最大化。一个理性的人表明了经济人比较变化万千的事物的能力，效用最大化表明了经济人的动机所在。于是在经济学家的眼里，社会万物万象都是一个理性的人在现实条件约束下行为的结果。因此经济学的分析框架是极其简单的，在这一方面，弗里德曼、加里·贝克尔、乔治·斯蒂格勒、科斯、张五常、林毅夫都是一脉相承的。但是现代经济学家对自利的理解已经不再局限于“对自己有利”，林老师常说：仁者以天地为一体，仁者之心纯乎天理之极而无一毫人欲之私，所以，仁者的选择不以自利的最大化为目标，而是以公利的最大化为目标，但是，不管常人还是仁者，在有选择时总是选择自己认为是最好的，表现为效用最大化的动机。
什么是科学？什么是实证经济学？
在分析经济学分析方法的形成之前，我们首先必须面对一个更为根本的问题，就是经济学理论的科学性。之所以说这是个更根本的问题，是因为经济学方法论在20世纪出现了重大的转变，这一转变直接滥觞于一场争论，以经济学家罗宾逊为主的英国经济学家主张前提假设必须真实，而以弗里德曼为主的实证经济学家认为经济学的前提假设无关紧要，只要理论的预测与实际一致，那么该假设就是可以接受的。这场争论的结局是实证经济学的兴起。这一争论更大的思想背景是当时哲学界关于“科学”的争论，即关于证实主义和证伪主义之争，了解这场争论有助于我们理解实证经济学的方法论。
19世纪关于“科学”和“非科学”的界限给出的答案是，两者的区别在于运用归纳的效力不同，科学以经验开始，通过观察和实验的加工，直到借助归纳法建立起一般规律。但是在证明归纳的正确性时，始终存在休谟所说的逻辑问题，举个哲学家们津津乐道的例子，太阳每天都从东边升起，这是基于经验归纳的不变的一般规律，但是我们无法从逻辑上得出明天太阳依旧会从东方升起的结论，因为根本不可能保证我们迄今所经历过的必然会和将来的保持一致，也就是说从特定的事例归纳到普遍的规律在思想上需要一种非逻辑的跳跃。因此无论单个事例有多少，通过归纳永远无法得出普遍的论断，但反过来只要有一个事实与理论相佐，我们就可以证明某些事情是假的。自19世纪进入20世纪，这种科学归纳的思想才逐步被打破，并逐渐被“科学解释的假定——推理模式”替代。而后的卡尔·波普则放弃了将归纳作为科学的基本原理，并论证科学与非科学的划界标准不是可证实性而是可证伪性，科学的方法不是归纳法而是演绎检验法，对科学假说的竞争则以假设的逼真程度来衡量。
19世纪及20世纪初期的经济学界，也都把他们的注意力集中在经济理论的前提上，并且不断地告诫他们的读者，对经济预言的检验最多不过是一种冒险的事情。20世纪三四十年代，以罗宾逊为主的英国剑桥学派认为完全竞争的假说不是真实的，因此用垄断竞争来替代它，但得出的结论与完全竞争下大同小异，但是建立在完全竞争基础上的理论要简单得多。针对他们的“假设必须真实”的主张，弗里德曼专门写了《实证经济学方法论》，在文中他提出了实证经济学方法论的目的和三条原则：实证经济学的目的是发展一套有效的理论，该理论能够对未观察的事实作出准确的预测；作为理论，首先它的逻辑必须自洽；其次，理论的有效性必须视其所作的预测跟现实的差距而定；最后，对于竞争性理论的评判准则，则是假设越简单越好，预测力越强越好。在他的《价格理论》中也提到，理论抽象的合法性和正当性，最终必然依赖于由它发出的光和由它产生的预见力。由此可见，理论的假设就不需要是“正确的”，这是弗里德曼在其方法论上的“惊险的一跃”。弗氏最著名的“永久收入”假说就是其实证经济学方法论的最好体现，这是一个虚拟的简单的假设，但它的解释力和预测力远远优于凯恩斯对消费函数的传统研究。弗氏提出的“假设的无关性”——假设未必是真实的——一方面为经济学已有的成果提供了方法论上的解释，如完全竞争也是个不真实的假设，但是可以很好地解释、预测经济中绝大多数情况下，价格变化对供给和需求的影响，以及供需变化对价格变化的影响。如果按照证实主义的方法论，这个假设是不真实的，因此是没有意义的。另一方面，它很大程度上解放了经济学家的思维和创造力，人们不仅可以从现实中寻求真实的假设，还可以发挥自己的创造力，像物理学家那样，大胆假设，小心求证。
现在主流的经济学家基本上接受了实证经济学的方法论，只有科斯研究真实世界的经济学方法论在表面上是超越实证经济学的，但事实上是一致的。科斯强调经济学理论必须做到：（1）前提性假设必须是真实而又易于处理的；（2）主要使命是发现世界自身的逻辑从而增加我们的理解，而不是预言和检验理论。
科斯在强调自己寻求假设的时候必须是真实的，但他并没有抛弃老祖宗的一切，反而强调与传统理论的融合以便易于处理新的问题。我觉得科斯的做法，从两个角度来看，与实证经济学方法论是一致的：
第一，如果我们从理论和实践的动态关系来看，两者事实上是一致的，只是阶段不同，侧重点也就不同。弗里德曼提出检验理论的原则是预言和现实是否一致，但他并没有提到如何找到简单但有很强的预测力的假说，而科斯的工作恰恰实践着如何去找到这样的假说。按照实证经济学的观点，只要有一个事实与理论的预测不一致，那么我们理论的假说就有问题，有可能我们的假说忽略了某些重要的东西，比如说伽利略的落体试验，公式s=1/2gt2可以准确预测铁球的降落，但如果用来预测一根羽毛的降落，恐怕会贻笑大方，因为我们这时忽略了空气阻力，空气阻力相对于铁球来说无足轻重，但是对于羽毛来说却是至关重要的。同样，如果我们的视角在于“看不见的手”，或者在于市场和价格机制如何调配资源，那我们假设交易成本为零也是合理的，毕竟理解市场和价格调配资源的机制比理解企业和契约更为重要；而科斯看到了企业存在于市场之中，就像看到羽毛飘浮在空中一样，于是他说我们忽略了另一个约束条件，就是交易成本不为零，就像说空气阻力不为零一样。他看到新古典经济学预测得与事实不符，也许在他之前有很多人看到了这个不一致，但是只有他努力去探索为什么不一致。这个探索事实上就是在继续弗里德曼所说的当预言与事实不一致时我们需要做的事情。我们在引述科学哲学的基本观点时说，证实一个理论是不可能的，但要证伪一个理论，只需要一个事实。因此科斯的案例调查法事实上正实践着这种哲学思想。当我们发现理论的预测与某个事实不一致时，我们需要特别关注这个事实，对照事实中存在的约束条件，来修正我们的理论假说，或者提出另一个假说。林老师通过对转型经济的研究，发现传统的新古典经济对转型经济的预测屡屡失手，通过对转型国家的政府和企业关系的考察，林老师提出了一个新的概念——“企业的自生能力”，新古典经济学中隐含着企业具有自生能力的假设，放弃了这个假设之后，我们可以在理论上解释中国“三位一体”的计划体制，以及改革过程中出现的“活乱循环”，并预测改革过程中会出现的新问题、新情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