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从理论与现实的逼真程度来看，一个简单的假设，并不能涵盖社会的万象万物，因此基于这个假设的理论往往与千变万化的现实有着相当的出入，这时应该怎么使我们的理论更为准确地预测现实呢？科斯为此提供了一个解答。在我看来，科斯所谓假设的真实性（realistic）是指假设与现实的逼真程度，而非事实本身（truth），倡导假设的逼真程度可以使我们比较省力地找到预测出错的地方，在一个既有的分析框架——在有其他更基本假设的基础上的分析框架——里添加某些真实的假设可以使我们的预测更有力、更能与事实一致。就像加入空气阻力后，我们对羽毛的预测会更加准确一样。这也正是卡尔·波普所说的，对科学假说的竞争则以假设的逼真程度来衡量。
但是同时我们不可否认人类才智的创造力，几乎最伟大的自然科学成就都源自一些大胆而不真实的假设，比如说牛顿的经典力学：引力与质量成正比，而与距离的平方成反比，比如说爱因斯坦的质能方程，又比如经济学中的经济人的假设，这些假设在开始的时候被人认为是无稽之谈、荒谬之极，但后来的事实证明这些假设的预测力之强令人叹为观止。所以科斯说得没错，弗里德曼说得也没错，但弗氏说的“假设无关性”囊括了科斯所说的假设的真实性。
关于经济理论的主要使命问题，我觉得张五常本人提供了一种解答。他在《经济解释》中指出“科学不是求对，也不是求错；科学所求的是‘可能被事实推翻’！可能被事实推翻而没有被推翻，就算是被证实了（confirmed）”。科学不是为人们提供确定性的知识，科学所能提供给我们的只是无知的确定性。张五常对于科学本质和经济学本质的概括是切中肯綮、入木三分的，与弗氏的实证经济学如出一辙。但是，弗氏侧重于理论的“预测”力，而张五常却承袭科斯的传统，专注于经济“解释”，两者事实上是殊途同归的，因为两者终究都回答了一个“为什么”的问题，“解释”的任务显而易见，而“预测”并不是一种算命术，它必须建立在理论的基础上，理论首先必须和已经观察到的现实相一致，也就是说能够作出预测的理论首先必须能够“解释”观察到的现实，差别在于预测在事实之前，而“解释”在事实之后，拿“科学解释的假定——推理模式”的话来说，解释只不过是“倒写的预言”而已。
所以科斯的方法论并没有超越实证经济学，他所说的和所要我们做的是关注现实世界的约束条件，正是这些约束条件，才造就了我们这个纷繁复杂的社会，因此我们的目光应该落在发现约束条件之上。
经济学分析方法
解决了方法论上的疑问之后，我们就可以专注于经济学的分析方法了。经济学的分析框架极其简单——一个理性的人在给定约束条件下的效用最大化行为。林老师常说，掌握了这一点并且知行合一，那么你们都可以成为经济学家。因此到此似乎没什么可说的了。但是这里暗含着一个假设——偏好的稳定性，如果人的偏好每时每刻都在变，那么预测是无从做起的。所以在这里我们必须提起乔治·斯蒂格勒和加里·贝克尔，因为他们对经济学方法夯实和扩展作出了无与伦比的贡献。
经济学词典里，最容易受人攻击的两个词是“效用”和“偏好”，效用是个人消费商品或服务产生的满足感，而偏好则相当于利用各种商品和服务“生产”效用的“技术”。历史上曾经有过关于序数效用和基数效用之争，结果是以序数效用胜出，由此形成了个人间效用不可比的共识。对于偏好，也曾出现过很多经济学家在无法解释现象时，就把原因归结为个人偏好的改变，但这是一种“套套逻辑”，是没法作出预测的，是不可证伪的。乔治·斯蒂格勒和加里·贝克尔力图说明，偏好稳定的假设是可以接受并且优于偏好改变的假设，这一方面是出于当前经济学对偏好形成的研究有限，另一方面这里的偏好不是指与产品相联系的特殊爱好，而是具有一般意义的健康、欲望、肉体快乐、慈善与嫉妒，等等，因此假设偏好的稳定是有依据的，而且偏好的稳定为经济学分析奠定了基础，如果假设偏好不变，我们仍能够解释现象，而且也可以作出预测，那么这种方法就比较可取。他们采取例证的方法，说明了几个主要的貌似违背偏好稳定假设的现象——上瘾、习惯性行为、广告、赶时髦——事实上可以在偏好稳定的假设下得到合理解释。在这里我不再详细地说明他们具体的解释，因为这只是分析的技巧而已。我想强调的是假设偏好不变的另一个潜在的意义是突出了约束条件的重要性，虽然作者在文中并没有提到这一点，但是就比如在上瘾这个问题上，如果偏好相同，经济人采用效用最大化行为，那么花在音乐上的时间就取决于他们的禀赋，如果禀赋相同，则花在音乐上的时间应该是相同的；相反，如果他们花在音乐上的时间不同，则他们的禀赋肯定是不同的。这样我们就可以从关于偏好的争论中跳将出来，转而将目光专注于现实世界中的约束条件或禀赋。经济学家苦心构造的模型只是简化人的动机，让我们能够集中注意力来观察真实世界，这一点在科斯身上得到了集中体现。
经济学的分析方法开始时局限于对经济问题的研究，因为常识教导人们，每门学科都有其独特的研究领域，这种常识束缚着经济学的发展，直到加里·贝克尔《人类行为的经济分析》一书的问世。用经济学分析方法分析人类各种各样的行为，并获得成功的，古往今来恐怕无人能出加里·贝克尔其右了。正是他的这种不懈努力，才使得经济学独特的分析方法更为简洁有力，应用更为广泛。
首先，加里·贝克尔指出经济分析之所以成为一门学科，不在于其研究的对象，而在于研究的分析方法。而斥责经济学搞帝国主义的人，大多数没有搞清楚这个问题，他们是按照问题分类，经济问题、社会问题、政治问题，等等，每一类的问题领域对应着学术研究的每一块，对交叉学科的产生抱着迟疑的态度。这种思维根深蒂固，以至于大大限制了各种学科分析方法的适用范围。加里·贝克尔从这一步就开始与众不同，这让他眼界顿开并意识到，经济分析是一种统一的方法，适用于解释全部人类行为。
其次，他归纳了经济分析的核心所在。最大化行为、市场均衡和偏好的稳定构成了经济分析的核心。经济学比其他学科更强调最大化行为的假设，但经济学却不假设代理人自己要清醒地意识到自己的行为是最大化效用，因为自然选择的结果可以证明，最大化行为是合理的和最优的。[11]效用最大化的实现过程是偏好的满足，满足人们的偏好是通过市场来协调的，市场是通过价格机制来进行资源分配的，价格可以是货币价格，也可以是影子价格，显然生育一个孩子是没有货币价格的，但是我们可以用生育一个孩子的生活资料的费用来测量这个影子价格。事实上，影子价格的引入，反映了经济学家对价格机制的理解的深化，乔治·斯蒂格勒在他的《价格理论》中写到，从广泛的意义来看，价格是获得一件东西的条件，张五常认为万物都有“代价”，都是影子价格的意思。
偏好的稳定和最大化行为使得我们可以对人类的行为作出预测，而影子价格的引入，使经济学不再局限于市场和经济问题，我们可以对涉及人类选择的众多问题进行分析：法律、犯罪、婚姻、生育，等等。加里·贝克尔提炼了经济分析的方法，并将经济分析方法运用得淋漓尽致，极大地拓宽了经济学的分析范围。
总结两部分可知，当今主流经济学的哲学基础是证伪主义，而其独特的分析方法是假设偏好是稳定的，理性人在给定约束条件下最大化自己的效用，在这个基本框架下，我们的视界就不能局限于经济问题，而可以用经济分析方法来分析一切涉及选择的人类行为，当我们发现理论的预测与事实不一致的时候，我们要找到事实中存在的特殊的约束条件，归纳这种不一致产生的原因，从而形成一个新的假说，在此假说上建立新的理论，对现实有更强的预测力和解释力，这种理论与现实之间的动态关系就是“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之精义所在。
经济学的招式和境界
张五常谈到自己的经济学招式只有两招：一是理性人的最大化，二是需求曲线向右下倾斜。林老师也是两招：第一招和张五常是一样的，来源于亚当·斯密，第二招是预算约束。两人的侧重点不同，是因为他们对经济学的诉求不同。张五常的需求定律可能是想为经济学提供一个因果律。在自然界，因果律的存在是值得怀疑的，就像休莫所言，所谓的因果律只不过是时间和空间上接近的事物之间的偶然联系，“由力产生加速度”的判断中，在逻辑上，力是“因”，加速度是“果”，但事实上两者都是人臆造的概念，而所谓的因果性也只是在逻辑上成立，我们并不知道物体的运动是否存在一个因，但是因果律对于自然科学却是不可或缺的。经济学也是如此，我们必须至少有一个逻辑上的因果律，这样我们才可以作推理、作预测。张五常一再强调需求定律是无可置疑的“公理”的时候，我不得不怀疑他想说的是，所有商品或服务需求这个“果”都是缘于相对价格的变化这个“因”，这就像力产生加速度一样，我们需要努力的是寻求导致这个相对价格变化的约束条件。想到这一点，我觉得自己越来越佩服张五常，倘若论及哲学基础和逻辑性，恐怕无人能及他的《经济解释》。而林老师则关注预算约束，预算约束表明决策者所处的环境对他的选择的限制，也就是说他的选择集合。这些限制包括时间、自然资源、权力、能够动员的力量，等等，真正的无约束是令人难以想象的，不同时间、空间、发展阶段、文化、政治、社会中的人面对的约束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必须尤其注意一个决策主体所面临的约束条件。正是约束条件的改变，才导致相对价格的变化，林老师喜欢用外生变量和内生变量，相对价格永远是内生变量，外生变量才是最终的原因。张五常也关心约束条件，但喜欢敲打个体微观的案例，以小见大，而林老师关注的是发展中国家、转型中国家的经济，强调的是一国的要素禀赋对于一国发展战略的限制，前者追求理论的普遍意义，而后者担负更多的是儒家治国平天下的责任，这一点让后生晚辈更觉可敬可佩。
在比较张五常和林老师的招式时，我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经济学是在西方哲学思想的基础上成长起来的，因此张五常为经济学方法论寻求一个西方哲学的解释是合情合理的，但林老师却喜欢从中国哲学的基础上来阐述经济学的方法论，尤其推崇《道德经》，这也许是从小受国学影响比较深的缘故。“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道”是生生不息，不是恒定不变的；“无”和“有”都是“道”的表现，当不断变动的自然、社会现象中“道”的作用还未为人们所认识时，即是“无”，当“道”的作用和自然、社会现象背后的“道”的作用所形成的规律被人们认识而可以用理论来描述时，这个理论就是“有”。理论是为了解释事物（现象），也是在特定的现象中“道”的作用的表现，但是“道”是生生不息的，自然和社会是不断在变动的，所以，“道可道，非常道”，任何理论都不是“道”本身，因此，必须用“常无”的心态来观察现象，并从现象中不断去提升出新的“有”的“常有”的努力，才能驾驭理论，而不成为理论的奴隶。反过来说，如果我们从理论出发，我们会发现现实往往是出人意料的，其原因在于，天下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理论，任何理论都是对特定现象或者特定范围内现象的解释，这个范围一般是由理论的假设限定的，而现实不是按照理论假设的方式运行的，因此如果我们从理论出发，就会误入歧途。林老师这种本土化的努力很令人兴奋也很令人担忧，兴奋自不用说，而担心的则是这种努力能否为现代经济学方法论提供一个完整的、一致的东方哲学基础。
招式耍得好不好，其实就是学问的境界。
当年王国维谈到做学问的境界，曾云：
古今之成大事业、大学问者，必经过三种之境界：“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此第一境也。“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此第二境也。“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此第三境也。
第一境界描绘了挑灯夜战、寒窗苦读，却不知路在何方的情形，想林老师在短短四年之内读完芝加哥大学的博士，此番苦工夫必然不浅，虽然林老师只是在言语间偶尔提及学习的辛苦，但光是那份每次都坐第一排第一座的恒心，也能感动得了每一位芝加哥大学的教授，也足以使我们学生汗颜。第二境界是持之以恒、孜孜不倦追求真知的过程。初入门径苦学而不得其要的现象相当普遍，此时难能可贵的是坚持不懈，想张五常在图书馆睡了一年半以便读书的典故，以及林老师最富“弹性”的睡眠时间，才知道高手过招时虽然貌似轻描淡写，但背后的苦功冰冻三尺绝非一日之寒。第三境界是刹那间的顿悟，禅宗讲顿悟，常常用“如桶底子脱了”的比喻，桶底子脱了，桶里的东西都掉出来了，而人顿悟了，则所有的问题都解决了，或者说所有的东西都融会贯通了起来。林老师讲到自己在资格考试前突然明白原来所学的东西都是一样的，这是一次顿悟，所有纷繁复杂的现象都一扫而空，只有简简单单的几招了。难怪张三丰在传授张无忌武功的时候，强调一个“忘”字，忘却复杂的招式，一剑在手，运用之妙，存乎一心。听师兄谈起，林老师对中国经济“活乱循环”的理解，以及后来关于“三位一体”经济体制形成的真知灼见，也源于一次去印度考察期间的顿悟。印度也有计委的事实让林老师跳出了“姓资”“姓社”思路的窠臼，从此一发而不可收，终成一套独一无二的对中国经济转型的完整理解。然则我们可以看到，若无前两个境界中的苦功，又岂能奢望天上掉下一块馅饼，一觉醒来就成为经济学家？林老师自己常提到的境界是“心如明镜”，以一种“常无”的心态面对这个纷纷扰扰的世界，什么现象拿到面前，用心一照，真相立现。心如明镜，不染一丝尘埃，是说心里不受先前理论的束缚，先看事实。儒家有云：物格而知致。先将事实弄清楚，我们就成功了一半，另一半需要我们用理论来解释现象；倘若我们从既有的理论出发，则无法做到心如明镜，也无法以一种“常无”的心态面对世界，这时候我们成功与否就取决于我们要解释的现象是否满足理论适用的范围，一旦理论的假设条件不满足，我们就会犯错误而不自知，这时我们就容易犯“空疏”的毛病。观察现象时，我们要全面观察事物，而不能只看事物的一面，或者分开看待事物的各个方面。若从一个方面给出一个解释，就犯了“支离”的毛病。解决“支离”的毛病，诀窍在于抓外生变量，当我们以为找到事物的原因时，我们一定要问，是什么产生了这个原因，追本溯源，直到找到一个真正的外生变量，这样很多原来似乎无法解释的变量，在我们的模型中都内生化了，因此都可以进行解释了。
学问的境界问题，似乎是个累赘，也有溜须拍马之嫌，但是大道理容易懂，苦工夫恐怕只有少数人能下，林老师身体力行之言，可能比我们自己闷头读几本书有用得多。
上述内容是为了理清经济学分析方法的脉络，巩固我们对经济学的理解，这也是成为一个经济学大师的必要条件，然而要成为一个大师，还需要有独到的眼光。发现一个具有重大意义的现象，问一个好问题，有时候比创立一套理论更为重要，科斯很幸运，问了一个好问题。所以我们平时就要注意观察现实，分析现实，厚积而薄发。
千里之行，始于足下。成为一个经济学家，需要我们一步一个脚印地走下去。
林毅夫教授点评：
我的研究方法实际上是一纲两目，以最大化为纲，以限制条件和相对价格为目，限制条件决定了最大化的选择范围，相对价格决定了在可选择的范围内哪个选择可以达到最大化的目标。只有清晰地了解决策者作出选择时的限制条件，才不会陷入空疏；只有从最基本的外生、给定的限制条件出发来考虑决策者的选择，才不会支离；只有了解了各个被选择对象的属性，才能了解各个选择的相对成本或相对效益。做大学问的下手处，是了解最外生的给定限制条件，以及各个选择对象的属性。对于这几句，你可以从我对三位一体的计划体制和最优金融结构的论述中去体会。
如果我理解得对，张五常的需求定律是价格效应的另一种表述形式。相对价格提高（降低）时，价格效应（price effect）是负（正），但价格变动也必然会有收入效应（income effect）。所以，说相对价格提高，价格效应为负是对的，在绝大多数情况下，价格效应会大于收入效应，所以需求曲线一般向下，但是，说需求曲线必然向下则是有问题的，因为，在某些情况下收入效应可以大于价格效应，对于低收入者的吉芬商品，就是一例。
后记——经济学方法论对话诞生记
认识林老师是从读他的《中国的奇迹：发展战略与经济改革》一书开始的，在2000年的那个夏天，我远远未曾想到，三年之后我会成为林门弟子，更没有想到的是，我会成为与林老师关于经济学方法论的主要对话者。当时的我，只是深深地为这本书吸引和折服。一本经济学的好书，首先要关注宏大的问题，其次要提供逻辑自洽的经济解释，最后就是要提供丰富翔实的事实证据。《中国的奇迹：发展战略与经济改革》正是这样一本“三位一体”的好书，以全新的、一以贯之的理论阐释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经济体制以及1978年以来中国经济腾飞的内在逻辑。我不仅由衷地钦佩作者那深刻的洞察力和强大的逻辑力量，读起来更是一气呵成很是享受。以至于多年之后，我问起师母林老师写书时的情形，师母说用“疯狂”二字形容都不为过。那时候林老师和蔡昉、李周经常一讨论就是一天，非常兴奋，夜以继日，不知疲倦。林老师回忆起这本书，倒显得非常淡然，说，其实只要想通了故事的内在逻辑，寻找事实证据和写出来，都是水到渠成的事情。如果说林老师等人创立的北京大学双学位项目，是向万千非经济学专业的学生打开经济学之门的话，《中国的奇迹：发展战略与经济改革》一书，则是把我引上经济研究这条“岔路”的路引，所以当别人问起，我是林老师哪年的学生时，我心里想，当我合上那本书的时候，林老师已然是我的精神导师了。
林老师常说，“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以此来说明传授经济学方法的重要性。我想我比许多同学幸运的是，林老师不仅是我的精神导师，也是我进入经济研究的启蒙导师。这给了我一个难能可贵的机会，向林老师近距离地讨教经济学研究方法之道，这其中不乏茶余饭后的零散点拨，更重要的是以老师和学生对话的方式来探讨、释疑。大约是在2002年前后，林老师萌生了以对话形式代替传统授课方式的想法，以便更好地解答学生的疑问。与2001级师兄师姐们的第一次成功的对话，使《论经济发展战略》得以问世，反响非常热烈。然而关于经济学方法论的对话，我记得至少经历了三次，第一次是在2001级硕士班的“中国经济专题”研讨课上，其余的两次是在我们2002级硕士班的研讨课上，一次是学期伊始，一次在期末临近。关于方法论的对话，难度不在于林老师阐释自己的思想，而在于学生的提问要成体系，不然对话中的方法论就变得支离破碎杂乱无章。林老师让我们几个学生预先准备好问题，那学期我花了不少时间研读关于经济学方法论方面的书籍，不仅仅是为了对话，也是因为那时候的我正处于从政治学转向经济学的时期，迫切地需要掌握经济学研究方法的独到之处。课堂之下与林老师的书信往来，也使得我越来越清楚林老师的思想，于是一气呵成地写下了二十多个提问，以此为蓝本的提纲也最终让林老师满意。那次长达三四个小时的对话，最终成就了对话系列的第二本——《论经济学方法》。《漫谈学问之道》这篇习作就是那学期研读林老师方法论的点滴思考，林老师的批语也一字不差地予以保留。
林老师向人介绍经济学方法论，总说非常简单，就一句话：一个理性的决策个体，在给定约束条件下，总是选择他自己认为最好的。然而，真实世界里，人们受到各种各样的限制，究竟哪一条约束是最重要的？决策个体最终的行为选择，易于观察，然而他面临的潜在选项以及它们的成本与收益却不得而知。所以，运用之妙，存乎一心。让我见识到林老师的深厚功力不是在课堂上，而是在一次饭局上。那是在北京大学西南门的一家叫“左岸”的饭店，饭桌上谈起市场上期刊刊号价格奇高的事情。林老师居然在几分钟内给出了一个漂亮的经济学解释。他说，政府要管理各类期刊，如果每篇文章都要审查，则成本很高；现在刊物出版需要政府审批给刊号，政府会限制刊号数量，因此每个刊号都能带来一笔垄断利润，也就是租金。这样每个期刊都会自动审查，以免出现问题受政府惩罚撤销刊号而失去利润。寥寥数语，就将政府与期刊社之间的博弈，以及最优的政府管制策略讲得清清楚楚。之前一直以为林老师对中国经济的诸多理论和研究，来自他对中国长时期的观察和思考，然而这次随机性的话题，却让我见识到林老师对经济问题的敏感，以及对方法论炉火纯青的运用。
从2002年进入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算起，作经济研究已十年有余，然而每每考虑问题，总是会想：我抓住了最重要的约束条件了吗？有没有忽略重要的选项与可能性？毕业后每次与林老师见面，林老师总是会问起研究作得如何，那个时候总是心中忐忑，就像在中心读书的时候向林老师交作业一般。所幸现在开始以学术为生，希望有机会写出得意文章，再交予林老师点评。
恩师的教诲 一生的坐标
陈斌开[12]
2004年，偶然的机会读到林老师《论经济学方法》的电子版，为其深刻的思想和完美的逻辑所折服，我放弃了管理学深造的机会，转而走上了经济学研究的道路。怀着朝圣般的心态，我2005年如愿进入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现国家发展研究院），师从林老师从事发展经济学的研究。时光荏苒，修习经济学至今已近八载，对经济学本身的理解也已发生很大变化，但是，林老师所诠释的经济学方法论却始终如一，指引着我所有的经济学思考。
在我看来，林老师经济学方法论中最核心的部分是对经济学“本体”——理性——的阐述，其余部分则都是围绕这个“本体”展开的。任何一个接触过经济学的人都知道“理性”在经济学中的地位，但并不是所有人都能真正了解“理性”的含义。我们经常可以看到有人以“理性”假设不可接受来批评经济学。这样的质疑对于经济学的初学者是可以理解的，但对于很多把经济学作为职业的人却是不可接受的。那么，理性到底是什么？一个常见的误解是，“理性就是自身利益的最大化”，这个答案让很多人提起经济学就义愤填膺，质问经济学家们怎么没有看到那么多利他主义行为？事实上，理性和自私之间没有必然的联系，把理性理解为自私完全是一种误导。
经济学研究人的选择行为，而不管该行为是利己还是利他。那么，理性是什么？理性是对人的选择行为的一种描述。也就是说，只要人作出了选择，它的行为就是理性的，这是经济学的起点。为什么经济学需要这样一个起点？其实答案很简单，就是为了建构经济学的理论体系。林老师对“理性”给出了精辟的定义，“理性是人在作决策的时候，在他所能选择的范围内作出他认为最好的选择”。请注意这个定义中的限定词，“人在作决策的时候”说明决策者的信息状态，当一个人对自己的行为追悔莫及的时候，他的行为是不理性的吗？不，那是因为他当时还不知道自己会“追悔莫及”。“在他所能选择的范围内”是对预算约束的限制，开奔驰当然是一个好的选择，却不在我的选择范围之内。另一个限定词——“他认为”是一个更为重要的限定，这纯粹取决于决策者的主观态度，当人们作出让人“不可理喻”的行为的时候，他的行为不理性吗？不，因为决策者自己不会觉得自己“不可理喻”。这一大段分析似乎都在为“理性”作辩护，那么经济学家为什么要这样做呢？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不得不从科学的起点谈起。
科学的起点是什么？我的回答是，相信凡事必有规律。那科学的目的又是什么？如果相信凡事必有规律，那科学的目的就在于找寻这些存在的规律，这就是我们经常说的“科学是为了追求真理”。但是，怎么判断是否找到了真正的规律呢？唯一的办法是到现实中去验证。我们可以利用这些规律不断地去作推断，如果这些推断和现实相违背，说明我们没有找到真正的规律；如果这些推断不违背现实，这个“规律”就被认为是暂时可以接受的。
经济学的目的在于找寻经济规律，并以事实作为辨别规律“真假”的唯一准则。既然经济学也满足“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那么任何一个经济理论都应该是可能被证伪的。事实上，与其说“理性”是一个假设，它更像一个限制，其目的在于能够得到可能被事实证伪的推论。假如我们没有理性的逻辑起点，对于任何难以理解的选择行为，我们永远都可以用一句话来解释，“他的行为是非理性的”。这样的解释是回避问题的一个很好的方式，但对于解释世界毫无用处，所以也就构不成理论。经济学要成为理论，我们必须有一个起点，在这个起点上构造的理论有可能被事实证伪，这个起点就是“理性”。由此看来，“理性”假设是为了让经济学更好地成为科学。概念的争论并不是目的，经济学的目的在于认识经济规律、解释经济现象，而这样的假设正是由这样的一个目的而设定的。有了这个基本的、共同的起点，我们就可以把有限的精力放到追寻有趣的经济规律中去，这是“理性”假设的真正魅力所在。
林老师对“经济学方法论”入木三分的阐述把我引进了经济学的大门，也改变了我的人生选择。命运眷顾，让我在人生最重要的阶段得遇恩师，过去数年，我有幸能近距离聆听到恩师的教诲。恩师的言行举止最好地诠释了“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的真诣，他不仅教授我经济学研究方法，更向我传授人生的道理。“桃李不言，下自成蹊。”在恩师身上，我看到了知识分子“以天下为己任”的责任感，我理解了“气度决定格局”的道理。“士不可不弘毅，任重而道远”，“让我们以110年来中国知识分子以及5000年来中国士人以天下为己任的普世关怀作为我们人生的追求。只要民族没有复兴，我们的责任就没有完成，只要天下还有贫穷的人，就是我们自己在贫穷中，只要天下还有苦难的人，就是我们自己在苦难中，这是我们北京大学人的胸怀，也是我们北京大学人的庄严承诺！”恩师的教诲已经融入我们的血液中，塑造了我们人生的坐标。
这本书深入浅出地为学子们阐述了经济学“方法论”，恩师也身体力行地向弟子们传授着人生的“方法论”。高山仰止，景行行止。
研究中国问题的经济学是二流学术吗
王勇[13]
近日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林毅夫教授正式被任命为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林老师是我在经济中心硕士论文委员会的主席，而且作为在芝加哥大学经济系就读的一名中国学生，我真的感到特别兴奋。[14]
林老师一贯认为中国的发展转型过程是人类一次伟大的社会自然实验，为经济学研究提供了异常丰富和宝贵的素材，甚至可以提供“改变、放松现有理论框架中基本暗含假设”的机会。[15]所以他非常鼓励我们这些经济中心的学生去研究与中国有关的问题。对此观点，就我所知，经济学家们的意见分歧非常明显，覆盖了从全力赞同到全盘否定的整个光谱。我自己对一般纯理论本身的兴趣依然浓烈，同时写的大部分论文都属于宏观经济学的范畴，特别是关于发展中国家的内生宏观经济政策的理论模型，所以有时会直接涉及中国问题。在如何看待研究中国问题的经济学这件事情上，我和很多中国经济学者和学子一样，都曾经有过迷茫，特别是在选择研究主题时，觉得很有必要想清楚，所以正好借此机会系统整理一下自己的想法，并求教于各位方家。
首先必须承认，即使撇开中国问题，对于不同经济学分支和学术选题的重要性，不同的经济学家向来有着不同的品位和偏好，这在某种程度上已属于艺术判断，学术界很少能达成非常广泛的共识。这一点我也感受颇深。芝加哥大学经济系的不同教授之间经常批评对方的研究，甚至非常尖刻，毫不留情。在三年级时，我曾一度拿着自己的论文去给系里的很多老师看，去听他们的意见（现在看来也许并不明智），老师们都比较热情，但是结果常常令人沮丧，听到了很多批评。后来Hansen教授对我说：“你不要指望这里所有的老师都会喜欢你的文章，在这里历史上最好的学生在最好的情况下也做不到这一点。一般情况下，只要能有超过两个老师真正欣赏你的论文，那就足够好了。”事实上，在2007年美国经济学年会期间，普林斯顿的Sims教授甚至当场公开猛烈批评质疑当届AEA主席萨金特和Ely讲座主讲教授Hansen两位教授关于稳健控制（robust control）的整个研究的价值。从这一角度来说，就选题本身而言，永远不可能有共识。何况，百家争鸣对学术来说本来就是好事。
其次，在纯理论层面上，比如决定理论（decision theory）、博弈论与机制设计、契约理论，或者计量理论，等等，这些理论本身几乎是不带有任何明显的国别特点的，而且对经济学科具有工具性的重要意义。[16]但是有种观点认为只有这种研究才是一流的，而所有运用或者验证这些理论的应用研究都是二流的。依照这种观点，研究中国的问题就最多属于二流了。这是很强的个人偏好，我并不很认同，而且这显然也不是国际主流学界的主流观点，虽然学界的确有不少经济学家是这么认为的。[17]事实上，很多时候纯理论发展的灵感也是直接来源于各种现实观察与应用研究的启发和矫正，理论研究也因而能够不断保持生命力，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18]
真正的问题在于，在应用性研究中，研究中国问题是否意味着必然是二流学术。[19]有些观点认为，研究中国问题尚不是主流经济学，而主流经济学家极少有研究中国问题的，所以研究中国问题的学术是二流的。这种观点从实用主义角度来说颇被留美的中国青年学子接受，比如一个事实就是过去的15年间很少有哪个刚毕业的学术明星的求职论文是研究中国问题的。[20]坦率地说，我曾经或多或少也有类似的想法。但是，细细一想，以是否已经主流为标准来判断经济学研究的价值，这本身是站不住脚的。纵观经济思想史，太多的新学说都是在违背当时主流假设或者范式下作出的。不看具体研究的实质内容和方法以及其对现实的解释力强弱，单凭研究素材是否中国化，就武断地否定或贬低其研究价值，我认为是不符合经济学的科学精神的。从另一个角度来说，事实上，将经济学普遍原理应用到国别问题研究之中，或者从一些国别现象中提炼出有趣的经济学创见加以一般化，或者用国别的数据来验证已有理论，这些即使在目前最活跃的举世公认的大经济学家的研究中也屡见不鲜，像Acemoglu、Banerjee、Greif、Maskin、Murphy、Myerson、Shleifer、Townsend、Zingales，等等。[21]研究中国问题的论文在JPE、AER、QJE等国际最权威的经济学刊物上近年来也频频出现。
芝加哥大学的老师们特别强调好的研究不是炫耀数学技巧而是要能带来新的“经济学”见解。在我自己最感兴趣的宏观、发展和政治经济学领域里，公正地说，绝大多数的理论模型与微观纯理论相比都属于比较应用性的。我在国内开始作研究时所养成的习惯是直接在现有宏观经济模型上作拓展，然后根据得出的结论来反向界定模型的目标，虽然自我感觉这有利于增进自己对原有模型的理解，并积累了不少有用的建模技巧和写作心得，但是往往作出来的东西很难得到芝加哥大学老师们的好评，投稿也屡屡受挫。痛定思痛，我觉得这种研究进路通常容易出现两个最重要的问题：一是研究的目的性不突出，容易给读者（审稿人）一种做习题的感觉，而没有足够令人信服地说服读者为什么这个研究是重要的，是值得花时间去认真地看、认真地推导细节的。事实上，我早期投稿收到的审稿意见书显然说明有些审稿人根本就没看或者没看懂模型。意识到这个问题以后，我加强了对文章导言部分的投入，也意识到定量事实（quantitative motivating facts）的力量。应该说，我后来所收到的审稿意见书，基本上至少都赞同所研究的问题很重要而且是有趣的。但是，审稿意见书中的批评在很大程度上集中在：文章结论的经济学直觉传导机制被复杂的模型湮灭了，这就是我以前研究进路的第二个弊端。事实上，已发表的建模高手的很多有影响力的模型本身都是为最有效地阐述原作者所要强调的经济学机制而设计的，所以模型结构处处都是为了彰显他的机制。而我拓展模型以后所能得出的结论，也许根本就不需要依托原来的模型，或者说我自己所要强调的核心观点和传导机制并没有得到最直接有力的彰显和表达。事实上，更容易发生的情形是，对原模型的五个拓展方向中可能会有三个导致模型推导变得异常复杂而得不出任何有意义的结论，任何数值求解也会变得无的放矢。
当然，有很多很多一流的研究也都是在现有模型的基础上推进的，特别是纯理论模型，当然也包括不少漂亮的宏观经济学模型。这就涉及更深一层的经济学功底和建模能力了。这里面包括好几种不同的情况。其中一种情况是，建模高手是在经历了一个不断的搜索、试验、比较过程之后，才最终锁定现有文献中那个与自己的目标最接近的模型，然后加以必要的改造。这种痛苦的搜索过程蕴涵着建模者的经济学内功，但是在最后写出来的论文中，读者看到的只是成品，如果没有作过相关研究的话，是不容易读出这份艰辛的，更辨不出“a model”和“the model”的区别，还天真地误以为这只不过是在已有模型基础上随意地变动了一个假设而已。
当然还有很多经济学家，包括林毅夫老师，主张先在经济学逻辑上把传导机制想清楚，用文字语言表述出来，然后再用数学语言加以正式的表达。[22]就我个人的看法，能在借助数学推导之前就比较透彻地了解传导机制，这就要求该传导机制相对于研究者的思维能力来说逻辑必须足够简单。就我个人而言，这就意味着模型中的决策者必须足够少，信息结构和市场结构必须足够简单，内生变量必须足够少，动态特征必须足够简单。同时具备这些特征而又能表达“新”见解的任何经济学模型一定是可以发表在最顶尖杂志上的，因为其原创性。但我想能捕捉到这种研究良机相对而言是很不容易的，因为这种机制的结论与假设之间距离较短，所以相对更容易被前人发现并正式模型化过。如果没有的话，通常要么是因为比较幸运，要么是因为这种机制在现实中并没有被很多训练有素的经济学家观察到并真正关注、重视和认真思考过。[23]
我想，正是在后者的意义上，林老师倡导中国学子多研究中国问题。他认为，中国改革开放的发展实践中有很多重要的经济现象未曾被现有理论预见过，甚至常常与现有主流理论预测相矛盾，而绝大多数训练有素的外国经济学家对于发生在中国的事情又恰好不甚了解，没有清晰的直觉经验，所以受过良好经济学训练的中国学子具有“近水楼台先得月”之便。[24]
那么中国发展经验的很多方面是否真的具有这种特殊性从而可以为我们的应用理论研究提供新的洞见？[25]我觉得，在很大程度上，经济学中的经验研究和理论研究都已经给出了肯定的回答。比如，渐进改革仍能保持高增长，乡镇企业的一度兴起，“双轨制”，这些制度创新都是中国之外所没有观察到的，这方面有不少研究论文发表在最顶尖的杂志上，经济学家们对这些问题的认识也随之经历了一个群体性的转变。在很多国际定量比较研究中，我们发现中国的数据点经常是一个异常值（outlier）而被研究者排除。比如在作宏观研究时，如果真的用中国数据去严肃地验证主流模型，校准的结果常常不太理想。
但这绝不是说，中国所有重要的经济现象就一定都很特殊，都需要新模型方能解释。有时候，也许“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如果我们把中国放置在一个更加纵横开阔的国际历史维度里，我们会发现，很多时候中国有些现象和经验虽然比较突出而且被国内外媒体经常报道，但是却并不独特。比如GDP的持续高速增长，这个宏观变量的时序特征本身并不是中国所特有的，Rodrik等（2005）考察了20世纪世界各国的GDP动态就探测到了79个经济加速的例子。至于推动中国经济起步和增长的深层次制度原因，似乎就不那么显然了。顺便说一句，我比较认同North的观点，即经济生产要素的积累和生产率的提高是经济增长的特征本身而不是经济增长的根本原因。钱颖一教授认为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取得的经济成就令国人鼓舞，但归根结底，其微观原因没有什么特殊性，无非是引入了各种竞争机制，个体的激励机制与经济效率更加一致了，还有，经济开放了。他还认为，中国大陆地区1978年起的经济增长，与日本1950年、中国台湾地区1958年、韩国1962年起的经济加速相比，时序特征上没有什么不同。但是，他也同时认为中国的改革过程非常复杂，作为迅速崛起的开放大国，中国未来30年的发展充满不确定性，有其特殊性的一面。[26]
在我看来，林老师的观点与钱颖一教授的观点并不矛盾。因为他们所指的特殊与否的对象是不同的。坚守理性原则的经济学家对于任何经济现象的解释最后都会归结到理性主体在特定的信息和资源约束下的优化行为，变化的只是某些假设而已，这是经济学的基本原理，所以这本身当然没有什么特殊性。从逻辑学的角度，任何正确的命题都是同义反复。好的命题的价值只是在于有效提高人们的思维速度，并加深对相关事物普遍规律的理解。我所理解的特殊性，是指某组现象的共存与现有主流理论的预测或者经济学界的主流看法或先验信念不一致，而该理论或信念本身却被很多其他的经验事实支持。有时候单个现象本身，比如中国1978年后GDP的增长，似乎只是79个经济加速实例中的一例，谈不上有什么特殊性，但是如果将之与其他一组现象放在一起，它们的共存性也许经济学家们在加以严肃研究之前并未很好地理解，比如经济增长与渐进改革的共存性。又比如，中国20世纪90年代初邓小平南方讲话以后经济的增长伴随着很高的贸易开放度，而印度1990年国际收支危机引发市场化改革以后，经济的增长却没有伴随很高的外贸依存度（与亚洲“四小龙”当年的发展模式也都很不一样），为什么？又比如，如果按照制度指标做国际排序，中国的法治、民主、产权保护等都排得非常靠后，但为什么会吸引到那么多的FDI？为什么人均FDI在2005年竟是民主国家印度的9倍？另外，究竟是什么内在机制导致同样是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各级政府采取的政策与经济效率在改革开放以后会变得更加一致，而且政府始终扮演着推动和支持改革的角色？从这个角度上说，我想很少会有经济学家否认中国改革发展过程中的很多问题的确具有特殊性的一面，或者说还没有被主流学界完全理解清楚的一面。[2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