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芝加哥大学D.Gale Johnson年度讲座邀请了在世界银行工作多年的纽约大学发展经济学家Easterly做主讲。他是对Sachs的长期批评者。[28]他的主要观点是，就历史经验而言，发展经济学家对于各国经济发展的政策建议大都是无效的或是错的，各国的经济起飞的直接导因五花八门，各不相同，而经济学家对此仍然所知甚少。其中他也提到了中国安徽的一个小村庄农民的非法行为居然引发了整个国家十几亿人的经济改革和增长。
宏观与发展经济学家自然希望能从各国的不同经验中抽取出具有共性规律的东西，但是这首先需要对个体案例有充分了解。如何看待以中国现象为出发点的经济学研究？[29]这样的研究是否太国别化，丧失了理论的一般性？就此我曾经专门请教过贝克尔、卢卡斯、 麦尔森和Stokey，得到的回答惊人的一致：研究中国的问题很好，因为中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国家，其中的很多有趣的问题经济学家们都很希望理解却没有完全理解，而且对中国问题的研究也许还可以帮助我们思考其他国家的类似问题。
由此我想到，林老师数十年置身于中国本土，对于中国发展过程中的经济现象和经济政策有着敏锐透彻的把握和理解，而且林老师还与其他很多熟稔现代经济学研究方法并从事中国经济研究的同事一道，从各个层面一直不断反思和总结发展经济学主流理论和政策建议对于中国现实的解释力和适用性，同时在各种国际交流中也不断将中国经验与其他国家的发展经验做比较和综合，并提出了自己一以贯之的理论假说。[30]也正因为如此，与来自发达国家的各位前任首席经济学家相比，我觉得林老师对于主流理论假说的普适性和发展中国家经济结构和政策操作的国别制度特性之间的关系也许有着更为直观和深刻的认识。从提供政策建议的角度而言，“一切从经济现象本身出发而不是从现有理论出发”，这种务实谨慎的非教条主义的态度对于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而言也许非常重要。更何况，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也是近三十年来经济发展速度最快的国家，任何人都无法否认中国经验对于整个第三世界国家都具有极为重要的借鉴意义。[31]
当然，与研究发达国家问题相比，研究中国问题的瓶颈和困难也是明显的。对于很多从事定量数据研究的经济学家来说，他们都不否认中国问题的意义和趣味性，但是苦于没有理想的易得的数据存在，所以就无从下手。[32]而没有理想的数据就会容易使得经验研究的结论很难让审稿人信服，就很难发表到最好的杂志上。这些外生约束条件常常迫使一些研究者不得不放弃对中国问题的进一步探讨，特别是当研究面对比较紧的时间约束时。数据收集是一项长期的群体性的正外部性很强的工作：以规范的方法研究中国问题的人多了，对理想数据的需求也就多了，数据供给也就会更快地跟上，进而又能吸引到更多的研究者来着手研究中国的问题。但是这个挑战也是机遇，谁最先获得一个新的数据集，谁就占得了研究的先机。理论的发展永远会对数据的种类和质量不断提出新的要求，企图等待别人把所有数据都收集整理齐备了再着手做研究，未见得总是一件好事。令人欣喜的是，中国数据的整体种类和质量在近十年里都有着长足和快速的进步。我相信随着时间的推移，数据可得性问题对于中国研究的制约作用会越来越不重要。对于侧重于数理建模的定性研究来说，研究中国问题也同样常常面临着不少额外的挑战。比如就宏观经济学而言，有时候我们根据对中国现实制度的观察，对某些主流模型的假设作出修改，熟悉中国情形的学者相对比较容易接受，但是要说服那些只熟悉发达国家情况的审稿人，会变得非常费劲，他们就是坚持认为这种偏移性的假设不合理，而且显得是强加上去的（ad hoc）。从这一层意义上来讲，对于中国问题的实证研究，以数据说话，对于定性理论研究的国际化本身也有着很重要的辅助作用。
就自己的研究兴趣而言，我深深地认同卢卡斯的判断，即宏观经济学最核心的问题就是经济的长期增长问题。这个动态过程在不同国家不同时间因为不同的宏观经济政策组合而呈现非常不同的特征。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对外开放与贸易政策、产业政策、教育政策、人口政策、就业政策，等等，理解这些经济政策的福利后果无疑是重要的。但是为什么不同国家的不同政府在不同的时间会有不同的经济政策？我觉得这才是更为根本的问题。关于内生经济政策的现有文献主要集中在发达民主国家，政策制定过程主要通过投票等民主过程实现。对于很多政府主导的发展中国家包括中国而言，政策形成和执行过程是怎样的？经济学家们并没有给出清楚的答案。现在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研究宏观经济政策单单考虑经济约束是不够的，必须同时考虑政治约束，政策执行的速度和效果在不同的制度条件下是可以非常不同的。我认为“华盛顿共识”忽略的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政治可行性约束，特别是对于一个像前苏联那样的大国，怎么可以像对待小国那样，企图按照少数知识精英的设计（很大程度上是制度的比较静态研究）一夜之间完全重塑甚至克隆整个政治和经济体制？怎么可以忽略地缘政治，忽略经济人的自利性反应，忽略过渡动态中的不确定性，忽略人们基于原有社会组织形式的社会共识和社会资本？凡此种种。因而我越来越认同近年来国际学术界从政治经济学角度探讨政治体制和宏观经济政策的研究。就此而言，对于宏观经济政策研究和理解的本身就脱离不了制度特性。理解包括中国在内的不同体制国家的内生经济政策制定和执行过程，我认为非常重要。[33]
当然，笼统地说制度重要并不能带来任何新的经济学见解。近年来，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纷纷从利益集团的博弈、社会集团的联盟形成、政府组织形式中的不完全契约的特点、有效信息流的传递等角度去正式模型化经济政策的形成和演化过程，大大加深了人们对于这些问题的理解。我相信，如果能够将中国这方面的组织形态所揭示的经济学洞见用数学模型有效地表达出来会有非常重要的理论意义。[34]
中国是一个迅速崛起的大国，有很多现象还没有被很好地理解。但这本身是否一定意味着我们需要一门相对独立的“中国经济学”？目前我个人的看法还是比较保守的，因为通常一个新的理论范式的诞生和得到正式承认需要一批享誉国际的学术大师做很多互补性的具有某些鲜明共性的研究工作，并且能在主流学界得到认可。[35]印度作为另一个崛起中的大国，也有很多重要的宏观和发展问题尚没有被很好地理解。印度裔经济学家的研究整体水平远远高于中国，甚至已经有不少诺贝尔奖级的大师[36]，其中有很多人也纷纷将从印度观察到的经济现象拿来研究，但是他们似乎都更加关注一个个具体问题本身，然后作出好的研究发表在顶尖杂志上，似乎也没有定出“印度经济学”的建立时刻表。[37]当然，对中国和印度的经济现象的重要性或者特殊性做比较，这本身合适与否，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但当下的中国似乎没有必要也没有实力举起“中国经济学”的学派大旗。不提“中国经济学”并不会影响对中国问题感兴趣的人去踏踏实实地以中国经验为出发点提出或者验证具有新见解的理论模型假说，“实至”方能“名归”。[38]
总而言之，我个人的基本观点就是：只要能够带来新的经济学洞见，不管这个现象是美国的、中国的，还是哥伦比亚的、坦桑尼亚的，都可以是一流经济学研究的素材。而中国作为全球化过程中迅速崛起的发展转型中的大经济体，从经济学的很多角度来看，很有可能带来新的经济学洞见的现象集合会更大一些，而且对这些现象本身的研究对整个人类福利的含义也会更大一些。[39]对中国问题的不同研究方法和成果也许可以作出优劣之分，但是对中国问题进行经济学研究本身绝不是二流学术。[40]
另外，作为一个中国人，我还觉得，如果有更多受过良好经济学训练的经济学子和学者都切实投入到与中国问题有关的规范严谨的研究中，那么不但会有效地促进中国乃至整个世界经济科学的进步，也会有利于整个中国社会的进步和中华民族的复兴。他们与那些在国际主流学界拼搏的研究其他问题的华人经济学家一样，都应该受到我们的尊重。
本体与常无：与林老师世界银行谈话后的思考
张红松[41]
记得2011年9月，我在世界银行和林老师讨论我最新的研究课题。在我大致介绍完我观察到的现象后，林老师让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忘掉现有的理论，尝试从经济中最基本的个体利益出发解释这一现象。这就引出了经济学研究的一个重要问题：在解释一个现象的时候，是应该从现有理论出发，还是应该从最基本的理性人假设出发？这篇感悟小文，正是源于这次讨论之后我的思考。
众所周知，现代西方经济学已经形成了一套严密的研究体系，并积累了一大批优秀的理论文献。但一个重要的问题是，在我们试图理解一个现象的时候，是应该从现有理论出发，还是应该依据这个国家特定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现象，从最根本的理性人假设出发？这个问题，也即是林老师所谓的“本体”与“常无”的问题。根据我的理解，“本体”与“常无”的本质就是要理解经济学中哪些是普适的真理即“本体”，哪些是这些真理的具体应用即所谓理论。前者是研究经济问题必须遵循的原则和出发点，在任何经济、政治和社会条件下都成立。而后者则依赖于特定的经济、政治和社会环境。离开了特定的环境，这些理论可能失效，甚至误导经济学研究。在两个不同的经济体中观察到的相同现象，可能来源于不同的机制；而两个不同经济体中的不同经济现象，也可能来源于相同的机制。因为不同的经济、政治、制度和社会环境，都会让“理性人假设”这个“本体”产生不同的表现形式。而我们经济研究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要弄清这个“本体”在不同环境下的作用机制和表现形式，并通过改变经济、政治、制度和社会环境等环境条件来改进社会福利。而要达到这个目的，就不能囿于现有的文献，而应该带着“常无”的心态审视每一个特定的经济学问题。
对此，我在自己的研究中有切身的感受。举一个例子，在国际贸易理论中，为了解释为什么参与贸易的企业生产率较高，一个流行的理论是出口有利于提高企业生产力（所谓的learning by exporting）。发达国家的数据确实也支持这一结论：出口企业生产率较高。我在审查几个发展中国家的数据时，同样也发现了出口企业生产率相对较高的现象。我们能否用相同的理论来解释发生在发展中国家的这一类似现象呢？如果没有“常无”的心态，不对数据现象进行进一步的研究，我们很可能得出结论：根据现有的（基于发达国家的）理论，出口有利于提高生产率，所以发展中国家出口企业生产率高也是因为如此。但经过对数据的详细分析，我发现事实可能并非如此。数据显示，在发展中国家很多出口企业同时也是进口企业，这些企业从国外进口中间投入品和机器设备。由于发展中国家技术相对落后，这些进口的机器设备和高质量的中间投入品直接进入生产过程，可能大大提升企业的生产率。从这一点我推测可能发展中国家贸易带来的生产率收益主要并不来自出口，而是来自进口。计量分析的结果证实了我的猜测：用哥伦比亚的数据在计量分析中控制住出口后，进口则对生产率仍然有明显的促进作用；但控制进口后，出口的生产率效果大为减弱，甚至不显著。产生这种差别的原因，就在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有不同的技术基础、研发条件和专利制度保障。发达国家处于技术前沿，需要产品市场的收入来支持持续的研发，因此出口显得尤为重要；发展中国家技术落后，技术进步更依赖于引进技术，因此进口对生产率提升的作用更大。而企业这个“理性人”为了最大化利润，会合理地选择进口与否。这也成为我去年一篇文章的出发点[42]。如果没有“常无”的心态，拘泥于现有的理论，我们不仅会错误地解释经济现象，错失创新理论的机会，更严重的是错误的理论会误导对贸易政策的建议而导致严重的经济后果。
林老师对中国诸多经济现象之所以有如此精辟的解释，我想一方面正是得益于他“本体”与“常无”的思想方法，先“忘掉”现有的经济理论，深入分析中国经济发展的环境特点和经济中各个个体的利益最大化动机，然后从“理性人假设”这个最基本的“本体”出发来解释中国经济发展中的诸多制度形式，并提出了一系列自洽的契合中国经济环境的理论框架。其中的很多理论，尤其是最优产业结构和最优金融结构的概念，至今在西方仍是经济增长理论和产业组织领域亟待研究的重大课题。而对投资潮涌现象以及“三农”问题的研究，更是对中国的政策、农村发展乃至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产生了并正产生着巨大的影响。
当然，在我自己的研究中，我尚远不能达到“常无”的境界，还需继续努力。对于文献和理论，我现在更多采取批判地理解的态度，学习其分析的方法，而不囿于其具体的理论。把更多的精力集中在对经济环境条件的理解和对经济中不同主体的利益追求的分析上。我相信，“本体”与“常无”的思想方法，一定会对我以及众多和我一样开始独立经济学研究的同仁们带来巨大的影响。
在林老师六十大寿之际，谨以此文，感谢林老师多年来对我的教育和关怀，并祝林老师寿比南山，松柏同春！生日快乐！
经济学的传道者
易秋霖[43]
韩愈说：“古之学者必有师。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
教授学业、解答疑惑，是教师的职责，是学生对教师的要求，多数教师也都能够满足此要求。但是，作为一名优秀教师，尤其是一名优秀大学教师，除了应该授业解惑，更应该向学生传授“道”——做学问的方法论。向学生传道，是为师者的更高境界。
林毅夫教授就是一位经济学的传道者。
2005年年初，我进入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博士后流动站从事博士后研究，指导老师是林毅夫教授。与林老师初次见面时，他对我说：“我下学期每周有两门课，你来听吧。”
3月5日晚上是林老师“高级发展经济学”的第一课。晚上7点开课后，林老师首先就经济学的一个基本问题谈了自己的看法。他说：“经济学有一个基本假设：人是理性的，当面临选择时，都会在给定的约束条件下，作出他认为是最好的选择。所有经济学理论抽象到最后就只剩下一点：人的理性。这一点是经济学的‘体’，不能放弃，其余都是‘用’，都是可以改变的。经济学家应该处理好‘体’与‘用’的关系。”
随后，林老师引用老子、孔子、孟子、释迦牟尼等几位先哲的思想进行解释。他在黑板上写下了老子的一段话：
“天下有始，以为天下母。既得其母，以知其子。既知其子，复守其母，没身不殆。”（《道德经》）
这段话的原意是：宇宙间的万事万物有一个统一的、共同的起始。这个起始，就是产生万事万物的本根。如果认识并掌握了这个本根，就可以理解由此而产生的万事万物。认识了万事万物以后，还要再回到这个本根以认识新的事物，这样终生不会有危险。
林老师用这段话来解释经济学的“体”。他说，“人的理性”就是经济学的“体”，是所有经济现象最后的根源，把握了这个“体”，就可以找到经济现象背后的原因。但是，每次观察现象时，都要重新回到经济学的“本体”来观察。
对于“体”与“用”的关系，林老师仍然用这些先哲的话来解释，其中有：
“前识者，道之华而愚之始。是以大丈夫处其厚，不居其薄；处其实，不居其华。”（《道德经》）
这句话的意思是：先前所认识的现象，是“道”在一定状况下的表现，如果把“道”的表现当做“道”本身，这将会是愚笨的开始。所以，有作为的人，要抓住事物背后厚重、实在的“道”，而不执著于肤浅的表现形式。
“毋意，毋必，毋固，毋我。”（《论语·子罕篇》）
这句话中的“毋意”，就是不凭空揣测未来一定会怎样，“毋必”就是不要坚持现在一定要怎样，“毋固”就是不要故步自封，坚持按过去的经验不变。能做到上述三者的前提是“毋我”，就是不能把小我的利益作为考量的前提。孔子所以强调毋我是因为儒家追求的“仁”是“大我”。
林老师认为，老子、释迦牟尼、孔子都是从他们自己哲学的本体出发，根据不同的状况而有不同的表述。老子的本体是“顺乎自然”，释迦牟尼的本体是“空”，孔子的本体是“仁”。孔子谈“仁”二十多次，每次的说法都有所不同，原因是具体的状况不一样，所以，仁的表现也就不一样。在经济学上也应该是这样，我们不必固执地坚持已有的各种经济学理论。他说，我们应该坚持的是经济学的“体”，各种理论只是“用”，对已有的理论我们应该抱着“常无”的心态，“只有‘常无’的人才能真正了解现象、解释现象”。
这堂课一直上到晚上11：40，中途仅休息了十多分钟。四个多小时中，林老师都是在用老子、孟子、孔子、释迦牟尼的思想说明在学习经济学、研究经济问题时应该如何处理好经济学的“体”与“用”的关系。整个黑板上除了这几位先哲的话再无其他。
林老师关于经济学“体”与“用”的关系的思想，涉及经济学理论的创立与发展的规律，所以，林老师分析这种关系其实就是在给我们传授他的经济学方法论。
方法论不同于各种具体的方法。具体的方法是指如何收集数据、整理数据，如何作统计分析，等等。这些具体方法可能仅与经济学研究的某一个领域、某一个阶段有关系，不具有普遍意义。而方法论则研究更一般、更普遍、更具有根本性意义的问题：经济学理论的发展规律是什么？如何才能够创立新理论？如何对待已有理论？这些问题是经济学的所有研究都必然会涉及的。经济学方法论问题就是经济哲学的问题，这就如同科学哲学（Philosophy of Science）又被称为科学方法论（Methodology of Science）一样，科学哲学研究的是科学理论的发展规律，与此相似，经济哲学或者说经济学方法论研究的是经济学理论的发展规律。
林老师也说过，他讲授的方法论不同于各种具体的方法。他说，方法论与方法的区别就像是“道”与“术”的区别，“我给你们讲的是‘道’而非‘术’”。
以经济学之道开始第一课，用老子、孔子、孟子、释迦牟尼的思想来解释经济学研究之“道”，出乎我的意料，既让我惊奇，又让我惊喜。
在此后的课堂上，林老师不仅向我们耐心细致地讲授各种经济学理论，包括他自己的经济学理论，解答我们提出的各种问题，而且有意识地向我们传授经济学之“道”——他的经济学方法论。
林老师为何如此重视经济学之“道”？我想，原因在于他对自己的弟子寄予了厚望。
在第一堂课上，林老师对我们说过经济学教授、经济学家和经济学大师的不同：经济学教授只要将现有的理论整理好向学生讲清楚就可以了；经济学家必须能找出经济现象背后的逻辑，构建理论来解释现象；经济学大师则必须创立自己的经济学理论体系，解释发生于一个时代的各种现象。林老师曾经在课堂上对学生说：“我希望你们能成为经济学大师。”
而要创立自己的理论体系，成为大师，自己首先必须知道理论体系是如何创立的，必须正确地对待前人已有的理论，必须知道已有理论中什么是可以坚持的，什么是可以抛弃的。而这些正是经济学之“道”。
林老师是传“道”者，也是“道”的实践者。
林老师常对我们说：研究经济问题要实事求是，不要从已有的理论出发，而要从现实问题出发；不要不加分析地用国外的理论来解释中国的经济现象，在国外成立的理论在中国不一定成立。这与他的“理论只是‘用’，不必固守已有理论”的思想是一致的。
无疑，林老师已经取得了很大成功：他创立了自己的理论体系，并以此解释了中国计划经济的形成及改革开放后中国经济的转型与发展；他的经济学理论为发展中国家制定经济发展战略提供了理论依据，并受到国际学术界的重视；他成为第一位来自欧美以外国家的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
林老师为何能够取得成功？
从他的“道”中我们可以找到答案。
经济学之道——从“刻舟求剑”谈起
皮建才[44]
在正式开篇之前，我先讲一下“刻舟求剑”的故事。战国时有个楚国人乘船渡江，一不小心把佩带的剑掉到了江里。他急忙在船沿上刻了个记号，说：“我的剑就是从这儿掉下去的。”船靠岸以后，这个人顺着船沿上刻的记号下水去找剑，结果找了半天也没有找到。船已经走了很远，而剑还在原来的地方，用“刻舟求剑”的方法当然找不到剑。这个出自《吕氏春秋·察今》的故事可以说是家喻户晓妇孺皆知，但是最先把这个故事的精神用到经济学方法论上的却是林老师。林老师在《学问之道》中指出（见《论经济学方法》，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从本质上讲，任何理论都是一种“刻舟”的行为，在给定前提不变的情况下，理论是可以“求剑”（解释和预测现象）的，但是社会是像流水般变动不居的，所以任何理论都不是“永恒”的真理。当然，不“永恒”只是相对意义上的不“永恒”，当主要约束条件几乎保持不变时，“普遍正确的原理”还是会存在的，这是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哈耶克的老师米塞斯在经济学方法论上所持有的观点，但是这种观点跟林老师的精神实质并不冲突。
林老师一向认为，经济学的本体就是“理性”，经济理论就是理性在不同约束条件下的表现形式和体现形式，好的理论在于找到问题背后的决策者是谁、决策者的目标函数是什么、决策者面临的约束条件是什么。套用“刻舟求剑”这个故事来说就是，在水流的速度可以忽略不计的前提下，任何经济理论都是约束条件意义上的“刻舟”，如果碰巧“舟”没有动（抓住了主要约束条件）的话，那么“求剑”（解释和预测现象）就很有可能成功；但是如果“舟”已经动了（主要约束条件已经变了）的话，“求剑”（解释和预测现象）就很难成功。聪明的人会在相对而言不动的船上“刻”记号，而愚蠢的人则会在相对而言动了的船上“刻”记号。
我在这里要问的一个问题是：经济学为什么需要“刻舟求剑”？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先讲一个在经济学圈内广泛流传的笑话。克林顿和叶利钦在首脑会谈的间歇闲聊，叶利钦对克林顿说：“你知道吗？我遇到了一个麻烦。我有一百个卫兵，但其中有一个是叛徒而我却无法确认他到底是谁。”听罢，克林顿说：“这算不了什么。让我苦恼的是我有一百个经济学家，而他们当中只有一人讲的是事实，但每一次都不是同一个人。”这个笑话告诉我们，每个经济学家都是从不同的约束条件出发进行“刻舟”的，但“一百”个经济学家中只有“一”个“刻”对了记号（抓住了主要约束条件从而认清了事实）。仔细思考，我们就可以发现，正是经济学的社会科学性质决定了经济学需要“刻舟求剑”，如果经济学能像自然科学那样具有几乎不会发生变化的约束条件，那么经济学也就用不着“刻舟求剑”了。
社会经济现象总是错综复杂的，一个事物背后的约束条件可能有成千上万个，那么我们怎样才能抓住主要的约束条件（在“舟”上“刻”下正确的记号）呢？要知道，这正是经济学的学问之道。林老师在课堂上给我们讲了一个中国禅宗的创始人六祖慧能的故事。慧能自幼丧父，家境贫寒，靠砍柴和卖柴奉养老母，有一次卖柴途经某寺时，闻经（《金刚经》）开悟，后入门求佛，并最终成为一代宗师。林老师给我们讲这个故事就是要说明，悟性是非常重要的。要从一个现象背后成千上万个约束条件中找出主要的约束条件，没有一定的悟性恐怕是很难做到的。从学经济学的第一堂课起，启蒙老师就告诉我们经济学最重要的是思想，而不是什么技术。但是，经济学的思想是从哪里来的呢？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吗？当然不是。经济学的思想是从一个人的悟性来的。什么样的人才能有好的悟性呢？悟性不是“闭门造车”就能培养出来的，很难想象一个“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的人能够识别出一个具体事物背后的主要约束条件，恐怕就连具体事物本身是什么他都搞不清楚。一个能对具体事物有良好悟性的人，必定具有“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的好奇心和责任心，必定具有“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大胸襟和宽胸怀，因为没有对事物的关心就不会弄清楚事物的来龙去脉，没有对国家的忧虑就不会弄清楚事物在全局中的准确位置。
林老师很早就指出（见《本土化、规范化、国际化——贺〈经济研究〉创刊40周年》，《经济研究》1995年第10期），中国学者在本土化方面可以比较容易地熟悉中国国情从而发挥自己的比较优势，所谓“近水楼台先得月，向阳花木易为春”。但这只是表明了中国学者具有的潜在优势，能不能把这个潜在优势变成现实的优势还依赖于我们能不能做到规范化和国际化，但能不能做到规范化和国际化在很大程度上只是形式上的要求，能不能真正在理论上有所突破和创新，还需要我们拥有“常无”（老子所讲的“常无，欲以观其妙”）的心态。经济学里经常讲的一个笑话是：一个醉汉在门前台阶上丢失了钥匙，却在路灯下寻找，因为路灯下是唯一有光亮的地方。要是我们没有“常无”的心态，老是想在有光亮的地方寻找丢失的钥匙（套用现有的西方经济学理论来解释具有不同约束条件的中国的事实），那么我们不仅可能失去理论创新的机会，而且还有可能提出错误的政策建议从而给国家和社会带来意想不到的危害（用林老师讲的笑话来说就是一不小心成了美国国防部的“秘密武器”）。聂辉华博士在他的博客里所讲的“学经济学要么就学精，要么就别学，学个半拉子最害人”表明的就是这样的道理。我们绝对不能做世界著名经济学家杰弗里·萨克斯笔下的那个出“馊主意”的牧师。一个农夫的鸡快要死了，当地的牧师给出了一个又一个“药方”，包括祈祷、服药、咒语，直到农夫的鸡全部死掉了，牧师却说：“太不幸了，我还有很多好主意呢。”（见《贫穷的终结——我们时代的经济可能》，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
我说了那么多，无非是想要表明经济学要怎样“刻舟”才能达到“求剑”的效果。但是，人终究是异质的，不可能每个人对真实世界都具有跟六祖慧能对佛法世界一样的悟性。在这种情况下，我们首先需要做的或许不是如何培养好自己的经济学悟性，而是如何培养好自己的数学建模能力，以退为进。当经济学博士面临学术上的生存压力的时候，他们自然会选择那些最能使他们生存下来的技巧，而良好的数学建模能力正是这些技巧中最大的技巧，现实会逼着想要做学问的经济学博士做理性的选择。首先培养数学建模能力的方式是不是会让研习者泯灭了经济学的悟性，这是一个在学术圈内争议很大的话题。张五常教授就经常说，如果是这样（指“数学优先”）的话他就不会选择经济学做职业。但我认为，即使是这样，经济学研习者也不要忘记了他们的最终任务是学会如何正确地“刻舟求剑”，而不是在“虚无缥缈”的数学模型里自我陶醉。
[1] 王勇，现为香港科技大学经济系助理教授，2003年硕士毕业于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2009年获芝加哥大学经济系博士学位。目前通讯地址：Department of Economics，HKUST，Clear Water Bay，Kowloon，Hong Kong，电子信箱： yongwang@ust.hk，电话： （852）-23587625。本文写于博士二年级并发表于复旦大学主办的《世界经济文汇》2005年第6期。林毅夫老师让我为“与林老师对话”系列丛书写一篇书评，作为学生自然倍感荣幸又有些惶恐。既然我自己还是学生，写“读后感”更为合适，所以将读者也就自然定位在国内对林老师发展经济学的学术观点已有基本了解的经济学学生，并主要侧重于我对林老师在书中所提到的研究方法的个人主观感悟而非对其具体学术观点的理解，既是一种自我总结，也希望能够抛砖引玉。在写作过程中，我的很多同学和好朋友都阅读了初稿并提出了中肯的建议和善意的批评，使我自己成为这篇文章最早也是最大的受益者（如果说有受益者的话）。我要真诚地感谢他们：白金辉、陈志俊、胡伟俊、赵莹、李志赟、陆铭、柯荣住、黄毅、王鹏飞、黄卓、何英华、李韶瑾、李荻和柴桦，并感谢郭凯提供的帮助。我祈祷本文的观点不要太具误导性，尽管也许在所难免，希望大家能够原谅。所有文责由我本人承担。
[2] 芝加哥大学的价格理论传统的另一项重要内涵是对实证计量分析的重视，有兴趣的读者可以浏览新近由Steven Levitt 教授担任主任的芝加哥大学价格理论促进会（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Initiative on Chicago Price Theory）的网页说明：http：//pricetheory.uchicago.edu/。
[3] 值得一提的是，好像有不少同学都有一个误解，以为经济学直觉是天生不可培养的，事实上Becker教授曾指出：“经济学直觉也需要不断学习才能获得。”林老师对此也很赞同。还有一种观点认为数学弱的人经济学直觉才会好，似乎也是过于片面和极端了。建议大家不妨读一读大师迪克希特（Dixit）教授最近为庆祝MIT的老师萨缪尔森教授90大寿的文集Paul A.Samuelson，The Economics Wunderkind而撰写的一些心得体会。
[4] 顺便说一句，我认为称“凯恩斯创立了现代宏观经济学”是完全不正确的说法。费雪才是真正的现代宏观经济学的创始人，当然那是古典宏观经济学。
[5] 我猜测其中有一些不同意的经济学家主要是担心当前中国经济学界“规范化”问题要比“本土化”更迫切、更严重，甚至觉得目前强调“本土化”会影响“规范化”和“国际化”。在交流时柯荣住兄提到研究中国问题要注意“local experience，universal sense”，我很认同，这也是我所理解的林老师所说的“本土化”与“国际化”的关系。另一部分经济学家对中国经济发展的前景的看法则不像林老师那么乐观。
[6] 这里所说的主流意识不仅包含主流经济学意识，也包含独立知识分子就必须“只能批评政府经济政策”而不能“支持政府的任何一项经济政策”的“潜主流”意识。
[7] 这位年逾八旬但仍十分高产的和蔼可亲的教授主张建模的时候要“KISS”，就是keep it sophisticatedly simple。这位创立了Journal of Econometrics的教授很有幽默感，列参考文献时喜欢逆向字母排列以使得他自己的名字变成第一个，并在母亲节的时候发明了BMOM方法（Beyesian Method of Moments）。
[8] 徐朝阳，2004—2009年师从林毅夫教授攻读经济学博士学位，现任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经济贸易学院副教授。本文写于2012年9月下旬，完成初稿后，林毅夫教授曾提出过宝贵的修改意见。
[9] 盛柳刚，现为香港中文大学经济系助理教授，香港亚太研究所经济研究中心贸易与发展研究计划主任，2003—2005年间师从林毅夫教授获硕士学位。通讯地址：香港中文大学经济系，香港新界沙田，电子信箱：lsheng@cuhk.edu.hk，电话：852-3943-8231。本文写于2003年，后记完成于2012年9月。
[10] 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分析》（上卷），商务印书馆1972年版，第14页。
[11] Armen A.，Alchian，1950，“Uncertainty，Evolution，and Economic Theory”，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Vol.58，No.3，pp.211—221.
[12] 陈斌开，2004—2009年师从林毅夫教授攻读经济学博士学位，现任中央财经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本文写于2012年9月20日。
[13] 王勇，现为香港科技大学经济系助理教授。2003年硕士毕业于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2009年获芝加哥大学经济系博士学位。目前的通讯地址：Department of Economics，HKUST，Clear Water Bay，Kowloon，Hong Kong，电子信箱：yongwang@ust.hk，电话：（852）-23587625。本文初稿写于2008年2月并发表于复旦大学《世界经济文汇》2008年第3期。从很多意义上来说，这个问题只能由历史方能作出最权威和最公正的回答。我对作出这个重要但又充满争议的问题的认识难免粗浅，是不具备发言资格的，但本文的目的是抱着学习的态度勇于暴露一己拙见以求换取众人指教。非常感谢林毅夫教授、魏尚进教授、周林教授、邹恒甫教授、谢丹阳教授、王城教授、张俊富教授、杨桓兴教授、方汉明教授、钱颖一教授、鞠建东教授、韦森教授、龚强教授、章奇、李志赟、胡伟俊、刘臻等人对我的指点、评论、忠告、鼓励和帮助。特别要感谢《文汇》编辑部张军教授和陆铭教授详细认真的评论意见和热情帮助，以及章元教授、陈钊教授、王永钦教授等编辑的支持。这个学习过程让我受益终身。我还要由衷感谢其中几位老师对我此时偏离纯学术写作的善意批评，恳请老师们原谅。希望本文，尤其是各位老师的评论，能对更多的读者产生正外部性，能激发更多的思考，并恳请读者切勿对各位教授的观点作断章取义的理解。一切文责由我独自承担。
[14] 我在芝加哥大学的很多同班同学都读到了英国《经济学家》杂志的相关报道，觉得林老师的人生经历要比中国的经济增长还要神奇。我想，也许这段传奇故事本身就说明了目标、约束、选择这些经济学基本概念对于整个人生的意义吧。
[15] 林毅夫教授评注：像交易费用为零、信息充分、信息对称那样在原来的新古典经济学中存在的暗含假设。
[16] 陆铭教授评注：我想，有可能纯理论的研究本身往往就是由应用研究（或现实问题）推动的，而在这类的纯理论研究中，制度可能就不是中性的，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把一些“制度中性”的理论拿来用的时候，往往才会发现，其实，有些看似“制度中性”的理论的假设，其实就是一种制度。
[17] 周林教授评注：I agree with you that one can be a first-rate economist whether one studies pure theory，or applied theory，or one studies empirical issues.（By the way，there is a distinction between an academic economist and a professional economist.This distinction is quite blurred among general public，particularly in China.A person can be a good economist in one sense but not in the other sense.Or can be good in both.Or neither.Greenspan，for example，is a pretty good p-economist，but not much of an a-economist.Bernanke，on the other hand，has yet to prove that he is a good p-economist.） Justin is a first-rate academic economist，which he demonstrates through his scholarly work.The fact that he was appointed the chief economist of the World Bank is a consequence of it。
[18] 不过我同时也认为，基于纯粹逻辑演绎的理论进展，包括很多规范性（normative）的研究，有时候虽然也许一时无法直接用数据检验，但是它本身也有可能会给我们直接带来很多重要的经济学洞见。有很多隐性假设的重要性和很多经济力量的传导机制就是在这个推理的过程中慢慢暴露出来的。所以，如果将所有没有直接从现象出发的纯理论研究不分青红皂白笼统地贬为缺乏洞见的智力游戏，同样也是不公平的。
[19] 张俊富教授评注：In short，my answer to the question is no.First-rate research is done by first-rate economists；and these economists can be studying any economy.Currently，most of them appear to study the US economy because most of them live in the US and are more familiar with this economy.The most fundamental questions in economics are mostly not county-specific.The economists with the highest aspirations will always aim to solve the most fundamental questions and do not care about where their inspirations or empirical evidence come fr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