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企业的老总兴冲冲地打电话给朋友说：“你知道××管理模式吗？我最近听了一个专家的课，觉得这个管理模式很好。这个管理模式是欧美最新的管理理论，是著名的管理学家提出来的，而且目前很多国外的大企业都流行使用这种管理模式。我想把它导入到现有的管理体系中，你觉得怎么样？”
朋友反问他说：“它对企业的发展有作用吗？”
先进的管理经验，只有和管理实践有机地结合的时候，才真正能够带动企业的发展，而不仅仅是先进、权威和流行。如果忽略了选择的核心标准，先进、权威和流行并不见得就对企业有用。如果抛弃了核心标准进行选择，当然无法实现最初的目标。
正像每一双设计精美的鞋子，虽然外观好看，但并不见得都适合自己的脚。自己穿起来，就不一定会像别人那样觉得舒服。
千万要记住一句话：“应该让鞋子去适应脚，而不应该让脚去适应鞋子。”所以，你要做的就是去选择一双适合自己脚的鞋子。
领导者做人智慧：
如果忽略了选择的核心标准，先进、权威和流行并不见得就对企业有用。
254.好人做到底
有人说，中国的文化就是面子文化，这话有点夸张，但也不无道理。从古到今，“面子”总是个大问题，绝不能含糊。
中国历史上有两个皇帝爱写诗，一个是隋炀帝，爱诗爱到别人的诗不能超过他，如果哪个大臣的诗有佳句，隋炀帝就觉得没面子，就嫉妒的要死，甚至要取作诗大臣的性命。另一个是清朝的乾隆皇帝，乾隆属于高产诗人，保留到现在的就有四万余首，但好的不多。
乾隆写诗需要有人给修改润色，用现在的话说，就是得找一个枪手。这个枪手叫沈德潜，乾隆的诗许多都是沈德潜的手笔。给皇帝改诗这活不好干，只能悄悄地干，绝不能让人知道，沈德潜自然明白，没有透露半点给“皇上改文章”的得意。由此挣来了逐年加薪的恩遇，死后谥美号，立祠堂祭祀。沈德潜虽然死了，但虚荣心却没有真的丢到长白山或者爪哇国去。无论如何，给皇帝改文章都是难得的荣耀，当时不敢说，却不想从此被湮灭掉，因此，沈德潜在自己的遗稿中，还是留下了表明自家荣耀的明确痕迹。
不想，沈德潜想传之后世的，恰是皇帝所格外忌惮的。沈德潜死后，乾隆借故从沈的家人那里，骗来了沈的遗稿，这下沈德潜露馅儿了。皇帝被气了个半死，公开发作不方便，找了一茬儿，“夺德潜赠官，罢祠削谥，仆其墓碑”，就差掘坟鞭尸了。沈德潜的悲剧在于，他想给自己留面子，却恰恰损了皇帝的面子，这是大错而特错啊！
领导者做人智慧：
给人面子，就要给到底，你不能给到一半，又拿了回去，其结果还不如不给。
255.不求有功，但求无过
对敌人，让他占点“小便宜”，是为了解除他的防备心理，为自己赢得发展的足够时间。你表现得越谦恭越低调，就越能满足他的虚荣心，让他以为你无意与他为敌，并且还软弱可欺。即使那些自以为很精明的敌人，也会因此而放松警惕。慷慨大度是让人分心的最有效的方法，选择性的给予往往可以击溃最顽固的敌手。
西晋时期的杜预，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个十分有名的人，他文才武略，懂天文，知地理，在当时知识领域和社会生活各方面都有杰出的贡献。结束汉末三国近百年分裂局面的伐吴之战，便是在他的建议和指挥之下进行的；他所撰写的《春秋左氏经传集解》是我国早期研究《左传》的最为重要的著作。由于他多方面的才能和贡献，当时人称他“杜武库”，称赞他无所不知，无所不能，晋武帝司马炎对他也格外器重。
就是这样一个杰出的人物，当他任荆州刺史时，却经常向京师洛阳的一些权贵馈赠各种礼品。有人不解，觉得他无求于这些人，为什么还要这样。他说：“我自然没有什么要求于他们的，我只怕他们加害于我。”
由于他对封建官场有清醒的认识，预防在前，那些权贵倒也没有对他进行过什么诬陷，他得以平安度过一生。
领导者做人智慧：
慷慨大度是让人分心的最有效的方法，选择性的给予往往可以击溃最顽固的敌手。
256.给对方以特殊的声誉
17世纪初，欧洲很多科学家都面临资金短缺、生活困顿的处境，伽利略也不例外。所以，他经常把自己的发现和发明当作礼物送给那些赞助者，希望从他们那里得到资助，以继续从事研究。
1610年，他又有了一个重大的发现——发现了木星周围的卫星。这一次，他把这个发现呈献给了麦迪西家族。他在寇西默二世登基的同时，宣布从望远镜中看见一颗明亮的星星（木星），木星有四颗卫星，代表了寇西默与其三个兄弟。而卫星环绕木星运行，就如同这4个儿子围绕着他们的父亲——王朝的创建者寇西默一世一样。之后，伽利略还委托别人制造了一枚徽章，徽章上刻着这样的图案：天神朱比特坐在云端上，四颗星星围绕着他。他把这颗徽章献给寇西默二世，象征着他和天上所有星星的关系。
寇西默二世得到了荣耀，非常高兴，于是任命伽利略为其宫廷哲学家和数学家，并给予全薪。对于一个科学家而言，这是伽利略人生中最辉煌的岁月。他四处乞求赞助的日子结束了，从此可以全身心投入到他的科学研究中去。
那些居于高位的贵族其实并不关心科学研究，他们更关心的是自己的声誉和荣耀，他们比平常人更希望自己看起来显赫出众。伽利略把他们的名字和宇宙中的星星联系起来，极大地满足了他们的虚荣心，用让他们占了个“小便宜”这样一个策略，为自己赢得了更多的支持。
领导者做人智慧：
知道对方最关心的是什么，然后想办法提供给他，我们便顺其自然地得到了自己想要的东西。
257.宽严相济
过分的宽大仁慈容易使人误以为软弱，从而让人得寸进尺，变本加厉；过分的威猛严厉容易导致残暴，从而引起强烈的反抗，法纪大乱。所以，宽与猛互相补充调节，可以避免走极端，造成不良的后果，让人们心服口服地遵纪守法。
作为领导者对待下属要宽容一点，要允许别人犯错误。做领导的，如果能宽恕下属的一些小错误，下属往往会加倍努力，做得更好，并寻找机会证明自己的能力。
这是宽的方面。在大多数情况下，这种做法都是有效的。当然，如果遇到不好驾驭的下属，光是用宽就不够了，一味地宽，无疑等于放纵。这时，就要讲究一些策略了。
曾国藩曾经向人传授管理强悍部将的经验，他举了一个例子。
李世忠是投诚过来的湘军将领，因战功显赫而官到一品，为人暴戾险诈，难以驯服，其部下也经常为非作歹。那么曾国藩是怎样对待这样的部将的呢？他用的是“二宽二严”之法，也就是两个方面宽容，两个方面严格。
在宽容方面，一是在金钱上对李世忠慷慨大方，绝不计较，资金充裕时动辄拨给他几十万上百万，视金银如粪土；资金困窘时宁可自己受穷也要对他解囊相与。二是不与他争功，打了胜仗以后多归功于他，有保荐的机会也优先照顾他。
在严格方面，一是与其保持距离，尽量少打交道，不与其攀交情，避免频繁往来，来往的书信简明扼要，一句话不多说。二是明辨是非，凡是李部手下与百姓争斗而告上来的，一律分清是非曲直，绝不袒护，要求李严加惩治。
曾国藩自己总结说：“宽者，利也，名也；严者，礼也，义也。四才兼全，而手下又有强兵，则无不可相处之悍将矣。”
可见，领导者为人治事，是宽是严，并无一定之法，这完全取决于不同的情势和对象，正所谓运用之妙，存乎一心了。
领导者做人智慧：
宽与猛互相补充调节，可以避免走极端，造成不良的后果，让人们心服口服地遵纪守法。
258.勿随意乱点头，或乱摇头
有一年，宋太祖指派大臣宋白主持科举考试，宋白从中受贿，在选拔名单上作弊，但又怕引起众怒，就先把名单交宋太祖过目，企图借“圣威”服众。谁料宋太祖不仅不看，反对宋白说：“举世汝当自决。我派你主持科举考试，你就要负起责任，我不知内情，怎知名单公否？到时有非议，我拿你的头谢众。”结果吓得宋白连夜秉公公布了选拔名单。
宋太祖的做法颇有高明之处。首先他对科考内情不知就是不知，不假充大头虾子——随意乱点头，或乱摇头，暗画圈。其次，他不圈不是不管，而是明确职责，责令下面“自决”，不是随你怎么办就怎么办，而是严明纪律。如有非议，严惩不贷。
领导者身居高位，握有重权，必须懂得越权的危害，一是有害于工作的正常秩序；二是有害于调动下属的积极性；三是有害于团结；四是有害于本职工作的完成。
宋白后来之所以秉公办理事情，并不是清正廉明，而是畏惧“越权”的严重后果，对领导者来说，怎样克服“越权”问题呢？
一是要克服权力欲。封建权力意识，在一些领导者那里时有表现。他们认为权力到手，便可主宰一切，有了权力就有了权威、权势，就可以为所欲为。于是把人、财、物等权力集中于一人之身，主观、专断，建立自己的小天下。这种封建残余思想是极其有害的，不消除不足以确立正确的权力观。
二是要增强自我角色意识。每个人在生活中都扮演不同的角色。在孩子面前是家长，在家长面前是晚辈；在上级面前是下级，在下级面前是领导。这样按客观实际认识自己，才有自知之明，才能把自己放到适当的位置，这才是高明的、受人尊敬的领导者。凡是当权时盛气凌人、高高在上、不可一世，把权力当成私有专利的领导者，在台上时背后有人骂，下台后更没人理。
在领导岗位上，“越权”是大忌。领导者既要行使好手中的权力，又要把握好原则，才能处事通达。
领导者做人智慧：
领导者身居高位，握有重权，必须懂得越权的危害。
259.良弓难张，良马难乘
在现实生活中，那些惟命是从的人往往鲜有主见，缺少才能。而那些不把领导者的“尊严”放在心上、不太听话、敢于提出自己主张的人，往往是恃才傲物、富有才华之士。这就是古人所说的“良弓难张，然可以及高入深；良马难乘，然可以任重致远；良才难令，然可以致君见尊”的道理。好弓虽然很难拉开，但用它射出的箭却可以既射得高又进得深；好马虽然难以驾驭，但却可以驮重物走得很远；优秀的人才虽然难以领导，但却可以帮助你成就大业。
俗话说“艺高人胆大”。技艺超人，学识渊博的贤能之士，因其看事透彻，具有远见卓识，说话办事自有其独到之处，有时甚至态度生硬，口吐“狂”言，这种“狂”，不是无知，倒常常是能力的外露，是自信的表现，不仅不可怕，而且从一定意义上说甚至是可贵的，对此必须正确对待。闲居隆中的诸葛亮，虽“躬耕陇亩”，但常论晏婴，自比管仲，高唱“大梦谁先觉，平生我自知”。就是桃园三兄弟三顾茅庐，也是雪天跑空路，两次都吃了闭门羹。可见其“狂傲”到了何种地步。假使刘备当年以其不太“顺服”而不予重用，三分天下有其一的历史可能就要改写了。
今天的领导者应该学习他们那种宽广的胸怀，以事业兴衰为重，将个人的所谓“尊严”、“面子”的私心置之度外，只有这样，才能正确对待那些不太顺从却很有才华的人才。也只有这样，领导者才能赢得真正的“尊严”。当然，对于恃才傲物者也应具体分析，如果是桀骜不驯，故弄玄虚，则应拒之门外；如果是居功自傲，目空一切，则应设法挫其傲气，使之认识到“天外有天”；如果是确有真才，甚至是高才，则应不计较其傲态，礼待有加，委以重任。
识人惟顺的错误在于并不是所有顺从的人都能适应组织的岗位，领导这样做的结果不仅是失去选拔优秀人才的机会，而且会使属下变得唯唯诺诺，惟命是从，缺乏创造力，这对于组织长期的健康发展有百害而无一利。
领导者做人智慧：
那些惟命是从的人往往鲜有主见，缺少才能。而那些不太听话、敢于提出自己主张的人，往往是恃才傲物、富有才华之士。
260.实干兴邦，空谈误国
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中，对于我们各级领导干部来说，应当少讲空话，注重实干。然而，眼下我们少数领导干部却沾染了只说空话、套话的不良习气。对于这些干部，群众说他们是患了“空谈症”。
患上这种“空谈症”的人，有的高高在上，不调查，不研究，制订目标时豪言壮语，气吞山河，听起来似乎决心很大，道理很多，但是有唱功，没有做功，嘴行千里，屁股仍在屋时。时间一年年过去，本单位、本地区的面貌依然故我，变化甚微；有的不是学先进，争上游，而是习惯坐在办公室里，颐指气使，“茶杯一端，说话无边；香烟一点，专说人短”。处理问题“踢足球”；“办起来事来”打排球，有的“不当战斗员，只当裁判员，只吹哨不上场”，别人在前面干，干好了他说“早该如此”，干错了他说“意料中事”。凡此种种，这些人虽没贪污受贿，作奸犯科，然而他们的官僚主义作风却涣散了别人的斗志，污染了周围的风气，贻误了社会主义事业。
空谈，也叫清谈，历来就是我国士大夫中存在的一种不良习气。空谈误国事，在历史上屡见不鲜。“实干兴邦，空谈误国”，这是中华民族历史经验的科学总结。现在我们的各级领导干部，是实现新世纪宏伟目标的带头人，若老是空谈，既谈不出效益，谈不走贫困，谈不好治安，谈不出现代化，也谈不来真正的威信。有人患上了“空谈症”，这是形式主认、官僚主义在他们头脑中作怪，其要害是“脱离群众，做官做老爷”。
领导者做人智慧：
空谈既谈不出效益，谈不走贫困，谈不好治安，谈不出现代化，也谈不来真正的威信。
261.没有绝对的诚实
不管是有意的还是无心的，有人似乎为表明自己的清白，说：“我从不说假话。”其实这本身就是一句假话，世界上没有不说假话的人，这是因为假话也有它的用处。假话说得好，会产生比真话还好的效应。
为了使人们的生活充满美好的希望，减少人们现实中的痛苦，使人们不会因绝望而沉沦，假话的作用尤为重要。
英国人劳比生性十分耿直，他憎恶在人际交往中说任何假话，无论出于善意还是恶意。但他的耿直并没有使他获得鲜花和赞美。他在50年生命旅途中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并终于有所醒悟。他痛苦地发现一味地追求耿直讲真话，竟使自己找不到一个可以倾心交谈的人，最终以至于连妻子和儿女也离他远去。劳比只能把自己的一生感悟写在日记上，并讲给自己听。劳比回顾了不说假话的自己，生活中处处碰壁的尴尬。他这样说：“我到现在才相信，人与人相处是没有绝对的诚实的。有时候，假话和假象更能促进友情和爱情。”
许多人都有过与劳比同样的经历。人与人之间应该坦诚相待，这是社会倡导的美好品德。但是，凡事都有两面性，在许多时候，那些一味坦诚而不知灵活变通的人常常会碰得头破血流。劳比不是政治家，也不再需要自幻，所以他能够十分坦率地说出长期以来，许多人都羞于启齿的隐秘：很多时候，交际并不需要真实。
一位涉世未深的青年，也曾经向他的老师倾诉和劳比一样的苦衷。他从小受到做人要诚实的教育熏陶，可是走上社会之后，却经常因为不说假话只说真话屡遭白眼。他希望老师能帮助他找出原因。这样的问题绝不是几句话所能说清楚的，老师考虑再三，只给年轻人说了两件事：“当我的父亲与我探讨家庭大计时，我决不会说假话；而当我的母亲因病重将不久于人世时，我会对她说：‘没关系，医生说你马上就会好的。’这就是说真话和说假话时的区别。”
领导者做人智慧：
人与人相处是没有绝对的诚实的。有时候，假话和假象更能促进友情和爱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