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我们做梦时，是不是模式一的完全运作状态？
老实说，我不知道。我不懂梦境的科学。当然，从某种程度上说，我们应该处于模式一，因为我们做梦时并没有什么目的，但从另一方面说，我们可以梦见我们在思考啊！
Q：艺术灵感或直觉，又是怎么一回事呢？
这是从模式一中冒出来的，但却是由企图所驱动的。因为模式二完全有能力带着意图在记忆里搜索，而即便我们停止搜索，有时也能自主地产生灵感和直觉，就像数学家亨利·庞加莱踏上公共汽车的台阶时，突然想到答案的情况。
Q：您说模式一一直在解释我们所经历的事情，那我们会不会讨厌偶然事件的发生？
确实，人生来讨厌一切不确定的事物。但说实话，我们其实认不清什么是偶然性。因为我们长期处在一个创造历史、解释我们周遭世界的过程之中，这就是模式一的伟大之处。至于模式二，则是让人类更有意识，并采用模式一的成果。
Q：心理病理学中遇到的挑战是两个模式的不平衡，也就是说当我们运用了过多的模式一或模式二，就会引发一些问题吗？
当然，如果我们长期地去自我批判，直到自己失能，那我们就是模式二使用太多，无法控制模式一了。模式一也会有病态的问题产生，比如强迫症。模式一能快速渗透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模式一不仅驱动我们去开车，也决定了我们的口头禅，决定了我们自己看待外界的视野，它是我们高度整合的记忆，也是我们所创造的历史。这一切都不是模式二处于主导地位的结果。
Q：有什么心理治疗技术能对模式一和模式二起到作用？
我感觉认知疗法完全是为了对模式一进行再教育，同时控制部分模式二主导的方法。但我知道的不多，也没有什么例子可以跟你分享。
Q：您关于探索法的著作指出“经济人”的描述是错误的，然而，民主是基于公民在选举中理性掂量后的支持和反对，真正在背后驱动我们政治信仰的是模式一还是模式二？
很明确是模式一。我们的政治信仰并不被事实依据左右。我们支持某个政治立场，是因为我们相信某些我们喜欢、给我们信心的人。情感广泛地笼罩着政治生活。我不确定的是一个理性人的幻想会不会处于民主的中心。想要民主运作，我们并不需要完全的理性。人们投票给对自己有利的人，这就够了。对于抽象的远虑，民主也无能为力。民主没有办法改变气候的恶化，模式一也无法回应这些遥远的威胁。当危害不够具象之时，大家情绪没有积聚到一定程度，我们就无法采取任何政治行动。这种时候，我们就得诉诸模式二，模式二的思维能居安思危地识破一些可怕的威胁，不可逆转的节点，哪怕它在当下的影响还不算大。
Q：在您的书《模式一/模式二：思维的两种速度》中提到“助推”的概念，指的是一种家长式督导的自由意志，能帮助人们做出正确的决定。这是一个可行的解决方法吗？它能和模式二的运作具有同样的结果吗？
这种家长式督导能督促人们自律，不做傻事，但又不限制人们的自由。在这种情况下，这个解决方案是可行并重要的。但对很多问题，它又是远远不够的。如果气候的剧变是真实的，“助推”这个方式并不能建立有效的社会和经济变革。然后我们又绕回到了模式一。
Q：您荣获了诺贝尔经济学奖，您支不支持设立诺贝尔心理学奖项，来促进这门学科的发展？
并没有。我认为心理学家想要在政治和社会上有影响力，首先得影响经济学家，这点他们已经办到了。萨科齐的福祉委员会，或者说“助推”的手段，都把心理学因素考虑进去，去减缓经济上的局限。诺贝尔心理学奖也无外乎是增加人类的幸福感，而得不到幸福的痛苦感，远远比在幸福上的锦上添花要来得重要。
Q：现今的心理学必须树立什么大目标吗？
我不觉得我们得给科学设立什么目标，没意义，因为我们不知道未来会发生什么。我们唯一能确定的是，至少在未来的20年里，心理学会主宰对大脑的研究。如今被那些课题所吸引的学生，将来他们就会成为主导这些课题研究的老师们。目前一切都没有定论。而且对大脑的研究很昂贵，需要耗费大部分的可支配预算，这一点，我的心理学同事们很不满，有人还凄苦地抱怨过。然而，这同时是心理学上所发生最令人兴奋的事了。技术决定了变化的方式，我们不仅不知道大脑中的图像让我们何去何从，更不知道未来科技的发展，正是这个未知的科技，将引领心理学走向前方，这个是毋庸置疑的。
助推
“助推”这个词，也称为自由的温和专制主义，是由芝加哥大学经济学教授，2017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理查德·泰勒，与哈佛大学法律教授、曾任奥巴马政府信息和规划事务办公室主任的凯斯·桑斯坦共同提出来的。这一方法宣扬通过调整环境来刺激大众采取自己想要的行为，同时又让他们保留拒绝的自由。例如，我们给办公室的职员们注册了退休储蓄计划（他们可以撤销，但很少有人这么干），我们预先设定了打印机正反面打印（大家能去改设置，但人们不这么干），我们把楼梯漆成黑白色，这样人们能走得更快些（他们也可以脚步缓慢，但通常他们会加快脚步）。
约翰-弗朗斯瓦·马里昂
卡内曼和特沃斯基，
就如同蒙田和拉博埃西
丹尼尔·卡内曼写就了《模式一/模式二：思维的两种速度》，并在献词页上提及了阿莫斯·特沃斯基，这绝不是偶然。从开头的介绍到通篇的行文中，卡内曼无时无刻不对特沃斯基表示敬意。这对好朋友相遇在“1969年愉快的一天”。那时候，卡内曼35岁，在耶路撒冷的希伯来大学担任心理学教授，他邀请比他小三岁的同事阿莫斯在研讨会上发表意见。卡内曼写道：“他很聪明，口若悬河，很有魅力。他有说不完的诙谐玩笑话，引经据典的能力也卓尔不群。和他在一起绝不会感到无聊。”两人发现，尽管每天都泡在统计数据中，但他们没有办法预知自己所做实验的正确率。一些有经验的统计学者们调研过，发现他们犯过相同的错误。
30年来，他们共同研究人类的判断和决策，促进了心理学这个单项领域的蓬勃发展。这两人于1978年去了美国，分别在不同的大学任教。让我们来回顾一下他们辉煌的合作成果：1974年，他们在《科学》杂志中刊登了一篇关于“探索法”的文章，颇有反响；1979年，他们提出了期望值理论，解释了有多少经济参与者“对损失的厌恶”，从而对交易认知产生偏误；1980年，理查德·泰勒从他们的作品中得到启发，提出了行为经济学，主张我们要做以人为本的研究，是人，就会在决策中犯错，而不是我们所谓的“经济人”，脱离现实的个体；2008年，泰勒和凯斯·桑斯坦共同出版了畅销大作《助推》；2002年，丹尼尔·卡内曼凭借他的作品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这不愧是对1996年早逝的特沃斯基的一种慰藉。“非常走运，能和阿莫斯共事，直到我们天各一方，在地理上被阻隔。”丹尼尔·卡内曼写道，“比起我们各自闭门造车，我们共通的反应显然事半功倍，我们的作品不但多产，而且很有意思。”
约翰-弗朗斯瓦·马里昂
大脑中的愚蠢位置
皮埃尔·勒马奇
神经科医生和评论作家
当约翰-弗朗斯瓦·马里昂邀请我写这篇文章，谈谈关于愚蠢在大脑中的位置时，我承认，我热情高涨。我没有搞清楚来龙去脉就答应了下来。后来，我才意识到有一笔丰厚的报酬等着我，我还能在知名作家的著作中占有一席之地。挑战来了，我的座右铭是马克·吐温的话：“想出新办法的人，在他的新办法想出以前，人们总说他是异想天开。”一筹莫展的我突然发现自己像奥迪亚的电影《亡命的老舅们》似的，“蠢人什么都敢，正是这样我们才能认出他们”。
很快，我陷入失望中，事实上，没有一个所谓的神经科学实验室，能够把这个议题与我们日常存在的核心问题连接起来。我们得要创新性地来解读这个主题。我觉察到先前表现出来的浓厚兴趣非常有沟通力，这种跃跃欲试的态度，成了我在追逐真理中关键的行为标志！另外，我有一些神经科学方面的回忆录，与一些不错的读物可以作为探讨这个议题的基础。法国精神分析学家拉肯的浴室里，有一副令人受不了的画作，他还特地选用了超现实风格的滑帘，把画盖了起来，这是库尔贝一幅著名画作的复制品，展示的是女性裸露的躯体，雌性的性别特征赫然入目，也就是大家熟知的“世界的起源”。“现在我让你们瞧瞧一个神奇的东西。”精神分析学家拉肯开门见山地说，然后把画作在贵宾们面前揭开，李维·斯特劳斯、毕加索、玛格丽特·杜拉斯都曾经是拉肯的客人，而拉肯就躲在暗中，观察大家面对画作的隐秘神情……
因为女性骨盆的局限性，我们每个人都是过早来到世上的“早产儿”，理论上我们来到世界以前，至少还得在母体腹中多待15个月以上。因此，我们得过早承受“早熟”的压力，虽然其实我们长大后就不记得了。
我们的大脑进化得很快，它内部不断有斗争展开，也有一些切实的矛盾，所以我们做决定时常常会有困难……还经常会做出糟糕的决定。
大脑的南北战争
理论上说，大脑的运作是简单的。它有点像提香的画作“谨慎的寓言”。我们看到生命不同阶段的三个脑袋。画家画了一个老人，由他收养的儿子和孙子陪伴着，并配有一段文字写道：“过往告知现在，不要做任何会让未来羞愧的事。”我们的大脑是一部预见未来的机器，让我们适应不同的环境，随机应变地活下来。大脑前瞻性的部分捕捉和解码有意义的信息，然后与储存在脑中诸如回忆的认知进行对抗，再运作额前叶，采取最合适的应对态度。这部分恰恰是我们神经元这艘大船的船头，让我们先一步地思考，这也是让我们有别于动物以及原始的那些塌脑门人类的主要原因。这个功能让我们在面对多变的世界时，能做出最好的反应去保障自己的未来，这一切归功于所谓的“执行”功能。
这是我们脑中最理性、乖觉、有分寸的部分，是“阿波罗式”的，也是大脑“干涩”的一块区域。如果额前叶一直支配我们的行为，那么生活就会变得很无聊，电脑很快就能替代我们的智力。然而，狄俄尼索斯（俗称酒神）守卫的是隐蔽古老的那部分大脑，是一种快乐的回路，也就是由荷尔蒙支配那部分“湿润”的大脑，让我们有七情六欲。有时候，这部分大脑支配的行为像脱缰的野马，无法控制。人类和老鼠一样，会死于一些令人发狂的、成瘾的刺激中，感觉没有这些刺激，生活就毫无意义了。我不再过多地举例阐述了，大家无法反驳：超群的智力有时无法战胜一时的冲动，让大好前程毁于顷刻间，这种冲动可能是性欲和金钱，让人把持不住，促成了蠢事。
大脑的东西战争
另一个让我们大脑能力捉襟见肘的特性是表里不一。大脑有两个半球，互相连接：这两个半球是一对不和谐的双胞胎。左脑是个右派分子，保守、爱计算。它掌控着语言，探索半个世界，当然就是那右边的世界，也可以说是第二自我。右半脑是人的灵魂，显示出真正的本质，它并不关注左边看到了什么，它支配的行为有：大力地敲门，吃饭只吃盘子上右边的那部分食物，画画只在画纸的右半部分画，视野很狭窄。在任何偶然事件中，它总想找到一个站得住脚的理由，带着控制欲，企图去解释一切，坐稳自己的支配地位，直到有一天可能为了某些死板的机制，牺牲人类本身的利益。右半脑最有害处的地方，是不断地打击它的左半脑兄弟。打个比方，一只蝉能听得懂各种旋律，并能清楚地区分出发声者是谁，看起来涉猎很广，能一览大局，但其实它并不知道两个声节之间的联系。这岂不是自相矛盾？
蠢人有毒性，大家得提防蠢人
在能力上，我们大伙都是蠢人，只是有的人更蠢。额前叶管辖着我们的大脑，努力地压制冲突，只有人类成年的时候才能完全运作起来，对年轻人而言，处于任凭自己表露冲动和弱点的阶段，自然是小蠢蛋。懒散、不积极参加文化和社会生活的人，大脑很快会僵化，就算他们没有得阿尔茨海默症，也更容易变成老蠢蛋，大行家乔治·布拉森称之为“时间无痕”。①
智商水平并没有什么歧视色彩，愚蠢在诺贝尔奖得主、高等学院中，和在平民百姓中一样泛滥。在迈克尔·哈扎纳维希乌斯的经典电影《敬畏》中，我们见证了主人公，天才导演戈达尔从一个莫扎特式的天才，到变得自负、愚蠢的过程。电影取景于地中海岸边的一栋豪华别墅中，讲述的是1968年5月的故事，影片中，这位新潮的导演情绪激动，在戛纳电影节上言行不当。作为人民利益的捍卫者，这位革命派导演批评了自己的同伴在度假时晒得跟资产阶级似的一身黑回来，并跟他的朋友们说，自己要拍一部纯粹的作品，没有剧本、没有明星、没有特技，听得大家目瞪口呆。他的一位好友，煞面子地补充道：“也没有观众哦！”
意大利经济学家卡洛·玛丽亚·希波拉，在他用笔名一夜写成的著作中为大家解释了《人类愚蠢的基本定律》。他用简图的形式展现了愚蠢的极端危害：和蠢人发生的任何一次关联都可能导致灾难的发生！两个聪明人之间的交流让双方得益，而如果遇上坏人，可能会被偷了东西，但害处远没有蠢人大，蠢人会把你带入一个有毒的漩涡，让你与之携手，做出惊天动地的蠢事。
我们最好在走到这糟糕的一步前，就认清这些蠢人。这是一个棘手的操作！为了避免愚蠢的可怕后果，社会学家克里斯提安·摩赫尔在其作品中指出了荒诞决定的几个方向：建立一个互相尊重的专业团队，而不是一个臣服于某个首领的一群人，并废除等级结构。这样一来，没有人（至少少于50%的人）会质疑自己代表方决策质量的民主性。
那么，怎样才能万无一失，不踏入愚蠢的深渊呢？皮埃尔·贝雷警告说，“无论如何，我们都是蠢的”，但是能够常常自省自己蠢不蠢，已经是一个很好的标志了，自省和自我批评是比较高级的认知能力。波利斯·斯鲁尼克说，人越没有认知，就越会坚持己见。反过来也说得通：我们认知程度越高，就越有疑问。我们储存的记忆越多，脑中的元素越丰富，我们的行动就越谨慎和越有能力。电影《Zizi》的作者称：“每次我们发现有比自己更蠢的人时，就会感到很放心。”
蠢人的必要性：愚人颂
问题总是有答案的。“愚蠢到底处于大脑的哪个位置？”答案是：在蠢以群分的那伙人的脑袋里到处都是。在人类进化的过程中，愚蠢的存在是必须的，不然这个缺陷早就在进化中消失了。与大家所认为的不同，愚蠢繁殖得比兔子还快。那么人类既然有局限性，又怎么能逃避自然的选择呢？我们得清楚地知道：蠢人虽然有危害，但是他们是社会存在的必要，社会宠爱他们，他们同时构成了社会的基石！
我们的大脑是社会的大脑。指出某人蠢，或给某人贴上蠢的标签，说明我们具有勘测愚蠢这个缺陷的能力，有时候愚蠢不易被发现，需要明察秋毫。我们发现愚蠢，我们无法容忍愚蠢，展现这种洞察力，即把自己置于“愚蠢者”之上的位置，是一种良好的自我感觉。一般来说，很少有志同道合的人会来反驳或肯定你，大伙儿都不想费脑，他们只把脑子当成你大脑的镜子用。他们和你紧紧团结，指着那个被指摘愚蠢的受害者，嘲笑他们。于是，你更确信自己是一个高级社群的领袖，能够慧眼辨认“愚蠢家族”。你的这项技能会迅速扩展到其他领域，大伙儿会听从你的话，相信你的建议，甚至服从于你。而那些可怜的被你判定为蠢蛋的人们，就只能自生自灭了。他们成了替罪羊，接受各种粗俗的冷言冷语。蠢蛋们敢不敢默默地歌颂布拉森，“复数对人类来说毫无意义，当四个人聚集起来，那就是一群笨蛋……”他们会不会冒着被告发污蔑的危险，把你和你亲友的照片挂在某一处墙上用钉子一阵猛戳来发泄？自大狂之王很想保住自己狂妄的皇冠，扩大势力，一统天下，他能理直气壮地支配那些把他推向皇位的大众，因为他们实在太蠢了。布拉森认为这种人几乎不会被赶下“皇位”。
一幅基于库尔贝画作之上，现代重新排序的作品被命名为“创造之后”，画的是性行为发生后的图像，一个新生命在“愚蠢”的结合后产生了。这幅画呼应了西斯廷教堂拱顶上的米开朗基罗关于创世纪的天顶画。上帝按照自己的样子创造了人类，并用食指指着他，而亚当做了同样的动作，指着他的创造者。米开朗基罗给了上帝一个大脑的形态，被世界上第一个人用食指指着。而亚当是在回答约翰-弗朗斯瓦·马里昂的问题吗？创造者和被创造者互相都认为对方是蠢蛋吗？阿尔贝·加缪在《西西弗的神话》中无情地写道：“人类是不自由的，万恶归罪于万能的上帝；或者说，我们人类是自由的万恶的，但上帝不是万能的。”这句话大家仁者见仁，自行解读吧！
以上这些人物和内心起伏饱含着我写下这篇文章的激情！虽然没有高段的科学研究，但对愚人的嘲笑给了我打开思索世界起源的钥匙，令我对蠢蛋们心存感激。
①最近的一篇文章，具有争议，文章指出，提前退休会增加15%患阿尔茨海默症的风险。
知其根本的愚蠢
伊夫-亚历山大·塔尔曼
自然科学博士，瑞士弗里堡圣米歇尔大学心理学教授
愚蠢、迟钝、傻……这类贬低别人及其行为的词不胜枚举。这些通常带有侮辱性的贬义词，早已是我们的日常词汇，它们的含义对我们来说清晰明朗，指的是智商的匮乏。那确切地说，什么是智商呢？这个问题很微妙，直觉上，大家都觉得自己明白其中的意思，实际却足以引起激烈的争论。我们脑海中都能浮现出一些绝顶聪明的名人做下的蠢事。这怎么可能呢？如果愚蠢不是智商的匮乏，难道还是智商的体现？
首先，我认为我们得清楚判断并区分智商低和愚蠢，这两个经常用错的近义词。如果一些行为会对当事人或其周遭的人，乃至于两者，造成一些不愉悦或者不良的后果，完全有害无益，那我们会想，为什么还会有人做这件事？如果说，此人因为缺乏思考、成熟度和判断力，而无法预见自己行为的后果，那就关乎愚蠢了，就像探索世界的孩童不计后果，对很多禁令跃跃欲试一样。
另一种情况是，人们对因果了如指掌，但仍然行使了某事。那我们是怎么知道他们其实很清楚呢？一种途径是这些人承认自己知道这件事的后果，坦诚地认为理应更好地克制行为。另一种途径则是当我们要求他们去分析其他人做下的类似事件，他们会有正确的结论，“太傻了，他们不该这么做啊”。也就是说，这类愚蠢并不是缺少思考和预见性。
更令人困惑的是，有些愚蠢的行为是由那些被公认的聪明人做出来的。他们可能是那群认知测试中IQ分值很高的人，也可能是大众公认的达人、取得过巨大成功的人（比如史蒂夫·乔布斯）、智慧结晶得到广大社会认可的人（比如爱因斯坦），或者拥有出色学历证书的人们。但这些聪明人也无法绝缘于愚蠢行为，避免愚蠢带来的灾难后果。想一想美国前总统比尔·克林顿和实习生莫妮卡·莱温斯基保持的“不正当关系”。人们能很聪明，甚至绝顶聪明，但有时还是会做特别愚蠢的事[26]。因此，“智”和“愚”两者其实并不是对立的，智商能为一个人定性，而愚蠢指的是大量的欠妥行径。
算法智能和理性
那是不是我们定义智商的方式不够全面呢？多伦多大学优秀的心理学教授基斯·斯塔诺维克[27]对此进行了深刻的思考。他定义了几个层级的智力水平（有别于豪渥德·加德内所描绘的智力不同表现形式：语言能力、逻辑数学能力、运动能力、个人能力等）。
智力的一方面是算法智能，它指对事物的理解和对逻辑思维的整合。更确切地说，可以用现在的智力测试来衡量的能力指标，即著名的韦氏成人/儿童智力量表。这个测评工具和测评结果受到了不少指摘，它能完成的任务是考评各学制学生的智力和能力，为设定学习项目的难度提供合理的依据[28]。算法智能测定得非常精确，并有心理测量的属性。相比其他形式的测评数据，韦氏测评的答案客观准确，容易打分。然而，在实际生活中，大家走出校门后，情形却是很不同的。我们所遇到的困境，很少能找到标准答案解决。我们是否要接受一个海外的职业晋升机会？结婚是不是更好的状态？买一辆雷诺或雪铁龙车是不是更优的选择？没有一张Excel数据表能给以上的问题提供“正确答案”。
这就是为什么斯塔诺维克教授定义了另一种智力水平：理性。它指我们为了达到目的，结合实际情况调整我们的期待，从而做出决定的能力。斯塔诺维克教授和他的同事们制订了测评理性程度的测试[29]，这无关于理解力，而是意向性。它不是去理解一个情景中某种有后果的行动，想象一下吸烟的人，他们明知道香烟的危害，却还不顾一切地抽烟。从这个层面来定义智力水平是与先前所述互为矛盾的观点，也就是说，标准测试中IQ特别高的人，也能做很蠢的事，有害无益。
斯塔诺维克教授的第二个有趣的研究领域是个人的高潜能智商。这个概念在近年的不少出版物中被传播开来，在某种特别的运作下，它让人们更高效地辨明自我。然而，高潜能智商并不一定能造就生活的赢家，因为它并没有迎难而上地去适应社会和职场。理性给予这个概念十分贴切的解释：高潜力只关于算法智能，并不能预知日常生活中的决定是否识时务、合时宜。正如驾驶一辆强力好车，这和驾驶员驾驶的能力与行程的终点没有任何关系。
我们能顺理成章地认为一个很聪明的人也会做蠢事。那么一个新问题来了：他们为什么要做蠢事？很多情况是缺乏情绪控制。也就是说，情绪笼罩上来，暂时掩盖了思考的能力。这是很有意思的理论。不过，有些情况下，愚蠢的行为是在冷静中做出来的，并没有强烈的情感驱使。举个例子，两个学生夜间潜入学校，一到室内就喷空了两个灭火器。次日早上，这两人被逮捕后，承认这个行为很蠢，没有带来任何好处，但造成了有害的后果。他们的行径明显是不理性的，这是种莫名的无聊，而不是其他激动的情绪，他们既没有想报复老师，也没有想设法取消次日早上的课程……
有些愚蠢的行为是由那些被公认的聪明人做出来的。
自我豁免、免责和乐观的偏误
为什么大家会感情用事地做愚蠢决定？对此问题的另一个解释，就是认知偏误。如今，认知心理学在这个领域的探索成果颇丰，其代表就是2002年丹尼尔·卡内曼的著作，他是唯一一个获得诺贝尔奖的心理学家。认知偏误是大脑系统产生的思考错误，比如视觉幻象，我们知道它不是真的，但每次还是会当真。因果认识的偏误是我们把仅仅有关联的事件看成因果关系，比如当我们发现自己烦躁的时候，家里的猫会来到我们膝盖处，发出呼噜噜的声音，于是我们就推断猫能“感受”到我们的精神状态，并做出回应。因为小动物能远远地感受到我们的内在情感，用它的存在来安慰人，却忽略了在我们精神抖擞、状态极好的时候，猫也会向自己走来。
导致愚蠢行为的另一个认知偏误和乐观[30]有关。当事件和我们切身相关的时候，我们就会过度乐观。我们倾向于认为自己的开车技术比平均水平高，得病的风险比别人低，离婚的概率比官方统计数据低。我们似乎是生活在别处，与大家是不一样的。美国心理学家丹尼尔·托德·基尔伯讽刺地说：“如果您和大部分人一样，那就说明您就压根没有意识到自己和大部分人一样。”上述的两个学生闯进学校时，他们相信自己不会被抓到。当他们在清醒的情况下，也知道因为被逮捕风险高，而劝阻别人不要干这种事。
这种自行豁免的情绪，来自自我乐观的认知偏误，被免责的侥幸心理加强了，毕竟我们在生活中做过不少相似的事件而并没有产生恶劣后果。仔细想想，我们违反过不少规则，却没有付出多少代价。有多少超速驾驶、上班迟到、小小的谎言逃过了惩罚？应该是大部分吧！正因为违规没怎么被惩罚，大脑便因此解读为这些行为没有什么风险，甚至没有任何风险——这是一个很有逻辑的预设，不巧的是，随后我们便因为做的蠢事，造成了后果而被抓了起来。
日常生活中，自我豁免和免责的情感是愚蠢行为的核心原因。我们中有几个人能过上完全健康的生活？每天饮食特别平衡（不太甜、不太油、不太咸，每天五份蔬果），并且保持足够的体育运动？如果说您办不到，那么您可能落入了自我乐观的偏误之中，做不到严格控制自己的饮食和生活，却盲目地觉得自己不会和其他人一样生病。另外，您暂时还没有发现不良卫生习惯带来的任何不良后果，即使知道这些后果，还是幻想着自己有美好的命运，不会有事的。
认知偏误和智力密不可分。认知偏误可以让人节省思考的工夫，并在紧急情况下快速做决定。调查显示，聪明的人，也就是IQ高的人，并不能在各种规避偏误的测试里取得成功。高智商并不能预防偏误，也不能预防愚蠢的决定。
是愚蠢还是创造性？
我们会不会在部分偏误中做一些愚蠢的决定呢？别忘了愚蠢行为的另一个特征：违规性。如果上述的两个夜闯学校的学生是去打扫走廊，那就没有人会说他们愚蠢，而只是行为不合时宜，但不蠢，毕竟他们是奔着一个建设性的结果而去的。相反，去喷空灭火器是另一回事，这事没有一丁点儿建设性。两个学生知道自己不应该干这事，只是为了当下给自己制造一点小刺激。
做不该做的事，常常是愚蠢的源头，但有时也是创造的伊始。正是因为不走寻常路，另辟蹊径，才造就了新发现。我们得承认很多愚蠢的行为很可悲，却也很有创造力。创新精神和我们平时所说的疯狂并不遥远，只是我们有时无法一下子辨明行为和决策的意义。这篇文章中所说的愚蠢，可能孕育着造福世界的发现和发明。这种打破常规的倾向，带着勇于探险的乐观，促进了进步和发现……愚蠢和创新，可能是同一件事的两个方面，共同点是跳出常规的思维，脱离了标准的路径。
愚蠢比它显示在我们面前的表象更微妙。它不局限于智商的匮乏，也不是智力运行中应对各种诱惑下的措手不及。
为什么聪明人常常会有愚蠢的言行？
布里吉特·阿塞瑞达
哲学与心理学荣誉教授
所有民主社会的教育似乎都忽略了认知中的一个关键因素：如果不加手段地滥用批判性思维，人就会变得幼稚。没错，疑惑确实是探索过程中的美好品质，但它也会造成认知的空洞虚无，而并非是精神上的自主。
——杰拉德·布罗奈《幼稚的民主》
那些看起来很聪明的人，在表达时常会令人感到震惊。他们语出惊人，总是提出一些毫无根据的想法或怪诞的理论。
的确，对于聪明我们没有统一的定义。原因是这个词代表着各种各样的能力。纵观历史，在各种不同领域，如科学、技术、艺术、哲学等，有形形色色的聪明人。
我们普遍把聪明理解为“推理思考、规划、解决问题的能力，能进行抽象思维，理解复杂的概念，快速学习吸收经验”，63项研究[31]的荟萃分析总结，聪明人比普通人更不倾向于相信其他人和事。
当智商超群的人相信的事物与大家背道而驰时，他们正确并取得成功的概率更大。
想要定义绝顶聪明，我们不妨回顾一下那些在各自时代特立独行、脱颖而出的个体们，他们并不满足于随波逐流，如：伽利略、达尔文、爱因斯坦，还有康德、笛卡尔，他们跟当时的人们想得完全不一样。他们曾质疑主流的思想和大家对事物过于简化的理解。他们所体现出来的聪慧，伴随着批判的思想、用智慧“抵制”主流和上层思想的灌输，以及各种形式的教条主义。
然而，加州大学的心理学副教授西斯·巴特莱特，在一篇文章中对以下这个令人费解的现象提出了疑问：聪明人也会做些很傻的事情，并相信一些蠢事。她写道：“尽管智慧常和批判精神联合在一起，但批判精神本身并不是智慧。”批判精神是让我们根据不同事物，进行理性思维的认知能力汇总，这种能力会在适当的时候被调动起来。批判思维者是思维灵活的人，他们需要理论依据来支撑他们所坚信的东西，并能识破一些谬误的表象。批判思维意味着征服形形色色认知的预判，如后视偏差、确认偏误。
说起来，我们不难理解为什么那些特别聪明的人能相信一些怪事。社会学家杰拉德·罗莱最近在纪录片《心灵相吸法则》[32]中接受托马斯·杜朗德的采访，说自己很早就是千禧年的信徒，“我们不是疯子，但也会相信一些疯狂的东西”。他补充说这其实是“一系列的巧合”“一串小事的后果”让他去质疑疯狂的信念。
但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能抓住这个机会。
吉米·卡特和他写给外星人的信
美国总统吉米·卡特在竞选总统时宣称：“如果我能担任美国总统，我将把我国所有对不明飞行物的观察信息向公众和科学界开放。”他还补充了一句令人惊讶的话，正巧落在了“确认偏误”上：“我相信不明飞行物是存在的，因为我曾看见过一个。”
抱着这个信念，卡特总统于1977年9月5日把一封给外星人的信放在旅行者1号探测器中寄往太空。信中对探测器和地球做了简单的介绍之后，卡特写道：“这是来自遥远小行星的礼物，一个关于我们声音、科学、图像、音乐、思维和情感的见证。当下，我们能好好地存活于我们的时代，有朝一日将登陆您的星球。我希望有一天，我们攻克了面临的难题，与您能共创银河系的文明。这段记录代表着我们的希冀和决心，同时也是我们在这个庞大、神奇的宇宙中的美好愿望。”
吉米·卡特著有许多政治文学的作品，是2002年诺贝尔和平奖的得主，他竟然如此天真地给太空发消息，要知道，这些讯息在4万年之内，到不了任何一个可能有文明的星球，即使到达我们也无从得知，况且探测器在2025年就不再为我们传递信息了。这封信，只是一个幻想而已。
但卡特不是唯一一个向天外发送消息的人。2017年11月19日，《科学》杂志宣布：一群SETI（搜索地外文明计划）的宇航员发送了一则无线电信息到离我们最近的恒星星系，信息中包含着我们太阳系星球的种种：DNA的结构、人类的画像、地球和地球上生灵的其他相关信息，这个星系可能也会有生命体适宜居住的行星，我们可能在25年内就得到回复，这已经算特别理想的距离了，我们必须得承认的是，这绝不是一件只争朝夕的事。
权威方表示，“能够接受并理解我们人类发送信息的文明，是在科技层面势必比我们更历史悠久和先进的存在”。令人惊讶的是，科学界诸如物理学家斯蒂芬·霍金，或宇航员丹·韦特希默——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SETI研究员，都对人类和外太空交流的这种态度持保留意见。丹·韦特希默指出：“这好比在不知道丛林里有没有老虎、狮子、熊以及其他危险动物的情况下，就对着森林呼喊。”
这也是我们困惑、不知所措的地方……
另外，聪明绝顶的人也可能在他们自己的信仰下变得盲目，以至于放弃了批判的自由，甚至牺牲自己的福祉和生命。
史蒂夫·乔布斯：天才的幻想家，信仰的盲从者
乔布斯被称为“iGod”，他是高科技的神人，常常有“神奇的想法”，神奇到把世界按照他的意愿折叠起来。他实现了这些天才的想法，硕果累累，却没有战胜癌症。
丹尼尔·伊克比亚和沃尔特·艾萨克森为乔布斯写下了自传，他们见证了乔布斯创造的各种成就，认为这人非常聪明，简直是天才。丹尼尔·伊克比亚是记者，也是《史蒂夫·乔布斯的四种生活：史蒂夫·乔布斯自传》的作者，他这样写道：“作为一名完美主义者，乔布斯受尽折磨，他身体里住着天才，同时与生俱来地被美神眷顾，他能做很宏伟的梦，并天赋异禀，把自己的梦想分享给别人……他不是一个CEO，而是一个追逐永恒圣杯、真实的艺术家，一个力图改变世界的唯美主义者……”
沃尔特·艾萨克森是作者，撰写过爱因斯坦、亨利·基辛格、本杰明·富兰克林传记，在史蒂夫·乔布斯的自传上题名了那句在苹果广告上的话：“疯狂到相信自己足以改变世界的人，真的做到了。”
乔布斯的生父是叙利亚人，生母是美国人。生母生下乔布斯时是个单身的学生，她为孩子找到了姓乔布斯的养父养母，收养条件是得让这个孩子接受高等教育。乔布斯夫妇是诚实谦卑的人，他们信守了诺言，把家搬到了离硅谷不远的地方。乔布斯深受印度和佛教的吸引，度过了嬉皮的青少年阶段后，他和他的一个朋友到印度待了一段时间，随后回到美国接受了高等教育，但三个月后就放弃了。接着，他作为一名自由的学生，开始学书法，从中强化了他的审美意识。他曾在一个果园里待了一整个夏天，当时只有苹果吃。然后他和一个叫斯蒂夫·沃兹尼亚克的朋友共同创建了苹果公司，25岁时成了美国最年轻的百万富翁。他身边聚集了才思丰富的天才们，用他的个人魅力把他们的才情激发到极致。他用天才概念造就了第一代苹果机、第二代苹果机、iMac、iPod、iTunes、iPhone、iPad，还买下皮克斯。他的人生经历中困难重重，他都一一攻克了，除了最后一个：胰腺癌。
乔布斯于2003年10月被诊断出胰腺上的恶性肿瘤，医生们激动地发现这个肿瘤尚可开刀切除，但乔布斯拒绝手术。他是佛教信徒和素食主义者，他对医学持有怀疑态度，他坚信一些古怪的非主流治疗方法。他咨询了一些江湖医生、自然疗法大师、针灸师，尝试过吞食植物胶囊、喝果汁、长时间地斋戒。2004年，新的诊断表明，他的蒲公英色拉对癌细胞并没有起作用，肿瘤扩散到了胰腺之外。届时他才接受了手术，但为时已晚。2009年4月，他在卫理公会大学医院孟菲斯移植学院做了肝脏移植手术，接着继续为苹果工作，直到2011年9月死亡，享年56岁。
很多人向他的自传作者和亲朋好友们询问他性格的双重性。他是足以撬动世界的天才发明家，但却没有能力让自己不做自取灭亡的蠢事。是不是因为被亲生父母抛弃，乔布斯才进行深奥的科学探究来填补内心的空虚？7岁时，乔布斯曾跟一个小女孩说了自己的身世，小女孩问他：“那么，你的亲生父母不爱你吗？”养父母心思很细腻，一直为此安慰他。20世纪70年代，硅谷处在反正统文化的嬉皮风影响下，这让乔布斯下定决心去别处看看，也就是印度，去寻找“启蒙”。
四分之一的欧洲人相信地球在宇宙的中央，其他行星都围着地球转。
“伽利略错了，教会是对的”
虽说非理性的信仰对信徒们来说很危险，但事实却未必如此。有时候即使自己不信，也能通过自己的聪明才智，用建议和劝诱的形式来影响他人，说服别人。在纪录片《心灵相吸法则》中，亨利·布罗什说道：“四分之一的欧洲人相信地球在宇宙的中央，其他行星都围着地球转。”
2010年11月6日，距离芝加哥150公里的印第安纳南本德花园酒店里，聚集了10位号称专家的演讲人，举办了一场自称为科学大会的活动，名曰“伽利略错了，教会是对的”。他们想要证明地心理论，即太阳绕着地球转，而自从哥白尼、伽利略、开普勒、牛顿开始，科学就证明了日心说——地球和其他行星是绕着太阳转的。该活动的副标题非常有煽动性：天主教的“第一场”地心说年会。罗伯特·桑杰尼博士开场说：“地心主义，人们都知道，但人们就是藏着不说。”他的论调重新回到了阴谋论之说。活动的其他参与者有罗伯特·伯莱特博士、约翰·沙尔扎博士，他们都发表了颠覆性的学说：《科学为证：地球是宇宙的中心》《地心体制简介》，甚至有《科学实验证明：地球静止在宇宙中心》。这些人具有威望的资历，如博士、教授……这着实令人费解。例如，罗伯特·伯莱特是这次大会的联合主办者，拥有广义相对论的博士学位；罗伯特·桑杰尼是国际天主护教会的主席，并且是神学、科学、文化、政治相关的多本著作、多篇文章的作者，他在不同机构教了数年的物理和数学。他提出阿尔伯特·爱因斯坦、恩斯特·马赫、爱德文·哈勃、弗雷德·霍伊尔和其他很多物理学家都能证实《圣经》中所说的，太阳和其他行星绕着地球转行，地球恒定不动地在宇宙中，给人类不偏不倚处于万物中心的希冀，而所谓的科学，和我们现在所说的根本不是一回事。
然而科学的每一次新发现，都给地心说无法立足提供了新的论据。信徒们只能拿《圣经》来说事，面对每一个科学论据，他们都说：“《圣经》上明明说……”
伽利略可谓是现代科学的奠基人，他给哥白尼的日心说提供了最早的论据，却被天主教会认定是对天主教的亵渎，被判终身监禁。直到1992年，教会才为伽利略平反。
逝水如斯，哥白尼的科学主张早已站稳了脚跟，真相被公布于世，大家对日心说的信仰战胜了非理性的地心说。这是一批学者历经苦难争取而来的。但如今却仍有一些顽固的人，企图操纵人们的思维，灌输给大家一些令人费解的理论，这无疑是一场针对愚昧主义的战斗。
用什么来对抗愚昧主义？
提高智商是不太可能的，不过，我们能技巧性地发展我们的批判精神。不是所有的信念都是愚蠢、荒诞或危险的。其中一些信念具有建设性，比如相信自己的能力、自己的价值、生活或其他的东西。
我们被危险的信念所影响，以至于失去理智，完全是因为我们想不惜一切代价找到生命的意义。如果别人给我们传达的解释与我们看到的世界相符，那我们就不用再自己寻找了，就“拿来主义”地采用了。
非理性信念的最大力量，来自它与我们直觉上的期待相符。从古至今，很多人坚信稀奇古怪的事，也有很多人坚持不懈地与此斗争着，这形成了一种平衡。随着时间的推移，并没有发生什么变化。我们就一直在这种此消彼长的平衡中为理性而战。
不管一个人如何聪明，教育程度如何高，或者有何等卓越的批判精神，世上没有一个人能逃过一些蠢事，从本质上来说，是因为谁也无法逃脱偶然性的发生。追寻偶然背后的宿命、阴谋或企图，不管是好是坏，是普世的行为偏差。“有二必有三”“无风不起浪”“好景不长”等语句，表达了我们内心诠释因果的需求，伟大的学者也难以幸免。爱因斯坦给别人写信，写到妻子米列娃和儿子的疾病时说：“这是报应，报应我不假思索地完成了人生中最重要的事，与一位精神和身体上低一等的人生了孩子。”[33]爱因斯坦的母亲曾经反对儿子和跛脚的米列娃在一起，预言他们的后代会受到影响。由此看来相对论之父的视角也并没有特别高段。爱因斯坦的两位传记作者罗杰·海菲尔德和保尔·卡特说：“爱因斯坦是一个高智商和低情商集于一身的人，他在自己的生活中，给周遭的人带来了很多失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