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某种角度而言，后真相现象仿佛是在用人类的智慧去制造和升级愚蠢的形式。接着，我想提出三个导致当代愚蠢的因素，把它们加起来或许可以解释随处可见的胡扯现象，也坐实了我们所说的“后真相式愚蠢”。简单来说，我们可以把三个因素归结为自恋、盲目和自负，它们之间互相关联。接着，我会说一说这些元素是如何导致愚蠢后果的，最后，我会简洁地谈及后真相的发展历程，以及如何应对这种愚蠢的方法。
重复的激情
阿兰·罗杰对蠢话做了一个透彻的分析，他总结道，说蠢话并不是理智的匮乏，相反，是过度的逻辑造成的[71]。蠢话是不断地去推导同一个逻辑：“一分钱就是一分钱”“别白费口舌了，宗教就是宗教”“我不会比别人更蠢”……这就是赤裸裸的蠢话，坚持可笑的原则：A就是A，除了说之前说过的和想过的，就没有别的内容可以讲述了。这种人的状态停留在：我就说我所想到的事，我就想我说的话，这是我唯一的说话和思考的理由。如果我不认同某件事，那就去证明它是错的，或者它和我无关。所有“可以理解和领会”的东西我才会关心，这能体现出我的品味和爱好。质疑是一种冒犯，只有敌人才会不赞同我的观点。
“这是我的观点，我分享一下。”这是个可笑的蠢话范式，有意思的是“分享”这个词如今有令人失望的字面深意，现在的蠢话更容易，也更快速地被分享和关注。
在重复的蠢话中，理性就像一个陷阱似的，是个无谓的重复，完全为了满足自我，达到主观的胜利，来来回回地制造一些老生常谈。更进一步说，基于“A=A”同一论的反复陈述确实十分空洞，但是它具有述行语的特性。“我们不要再说了，犹太人就是犹太人”，这话的确很傻，没有任何论据，但是很准确，“事情就是这样的”“就这样，没别的了”。“我们始终聆听我们的客户”，同样是一句很有深意的蠢话[72]，然而，它却不是全然无效的，这样一句话能给人创造幻象，这家公司实际上是在“聆听客户的需求”，认真考虑客户的诉求，努力去满足他们。字面上的意思就足够表现这一切，但这种胡扯显示的只是断言的力量。实际上，这家公司当然没做什么实事，所有的事情都是有待完成的。
蠢话是原地打转和同一性的还原[73]，它们基本来源于个人的经历，“看到的东西”“经历的场所”“经历的事件”“当下的感受”，然后再用主观和真诚的态度去塑造可靠性。同时，蠢蛋们又开始傲慢和自满膨胀起来，他们知道自己在说什么，他们的话语找不到任何外部的支撑来作为导向、纠正，甚至更正他们的想法，他们唯一的信念就是把自己想说的话说出来。这并不是蠢人没有能力自圆其说，而是他们有确认偏见——这种磁场让他们在任何情况下都能坚持自我——帮助他们找到一些能为我所用的材料，忽视或小心翼翼地重新诠释与自己矛盾的论据[74]。
愚蠢、智力迟钝、自我满足和自恋仿佛是一体的，聚集起来常常造成直觉的胜利。我的意见和反应总是正确的，因为这是我的。那些看起来不够“真诚”和“可靠”的人，似乎不能让人信服。但正是这种人，才会关心真相是什么、追求准确、证明自己的严谨，我们也不容易去相信那些不会亲口说“打从心里说”的人，但也还是这些人才是辛辛苦苦把客观事实罗列出来并且思考事件逻辑的人。这就解释了我们为什么会支持和选举一个大家公认的骗子，只要他是“自己人”，这个愚蠢的同一律在全球范围上演着[75]。
我想再次强调，说蠢话和智商没什么关系[76]。在大势所趋之下，大家会变得越来越愚蠢，但智力水平却没有丝毫降低。相反，随着个人认知论[77]的建立，为了支撑一个愚蠢的体系，人类的智商潜力还被大大地开发了。个人认知论和信念没什么区别，认知是一种直觉，只要我们宣布了某件事，这件事就被默认是真实的，我们内心已经默默相信，如果我们用它来作为自己的“价值”，那就更加令人确信无疑了。
而我很蠢！
蠢人如果能自我感知到愚蠢，那也就不算真的愚蠢了。不过，低能就不同了，低能不具备发现自己是低能的心智。这是个相当可悲的认知死角，蠢话不蠢，说蠢话的人知道说蠢话能得到的利益，并且知道如何抵抗理性的反驳。
陷在同一律中，蠢蛋没有能力看到其他事物，也就是说，他无法察觉不同于自己的意见，尤其包括比自己懂更多的人[78]。这是心理学家所谓的达克效应，它是用把该理论记录下来的作者们的名字命名的[79]。一个缺乏能力的人，在某特定领域的表现很糟糕，但让当事人自己评定的话，他并不会发现自己的无能，而是会高估自己的表现。任何的专业度，其实都伴随着精细的认知，这是从长期的斗争、痛苦的工作和持久的质疑中获得的。真正的专家一方面对自己钻研的领域了如指掌，但同时也很清楚自己无知的事物和有待学习的领域，他们知道自己的局限性在哪里。研究表明，真正有能力的人会稍稍低估自己的能力；相反，蠢人一点都不知道该怎么做才可能降低自己蠢的程度。另外，他们更没有意识到自己的愚蠢，因为他们无从知晓。我们爱说“这正是某人的问题”，其实问题最后会变成别人的问题，是因为后知后觉的蠢人被愚蠢笼罩着，还把问题强加到周围的人，甚至更多的人身上。
这样说来，我们选择利用“可靠”和“真诚”的态度、主观的直觉认知，并不是出于纯粹的恶意，而是一个避免被揪出错误，掩饰自己愚蠢的方法，同时还可以保住自己不可侵犯的姿态，对企图揭短的大小发现置若罔闻。随后，大家的愚蠢都变得很难被发现和辨认，更糟糕的是，大家把自己的小聪明都放在了这里，智慧不再用来评估接收信息的质量和确认信念的正确性，而仅仅用来决定这些客观事实是否符合我们的偏好，并想尽办法来排除异己。愚蠢精神努力地捍卫自己，让自己显得不愚蠢，其他的事什么都没做。
这种有害的愚蠢特性会导致一定的后果。如我们所见，愚蠢隐藏得很好，不易被发现，而真正的傻瓜无法意识到自己是傻瓜，高估自己的能力，并且还势必贬低了聪明人的智慧，从而加强了自己的愚蠢指数。那些拥有真正信念和正确信息的人，唯有一件事情可以说，那就是真相。傻瓜却不一样，他们有一筐的蠢话可以讲，他们的错误可以千奇百怪。蠢人乐于在各种事件上发表意见，他们有财力、有精力这么做。显然，那些掌握可信方法、拥护真相的人们，没有时间去一一纠正这些蠢话，这就是我们所谓的“胡扯的不对称原则”[80]：形形色色胡扯的人大批量涌现出来，而有能力且有意愿去革除的人少之又少，为此必须要付出巨大的努力。
愚蠢的乔装
自恋和盲目造就了愚蠢，并且两者交融地把愚蠢蔓延开来。蠢人们过度自信，在这个大环境中，知识等同于直觉和真诚的传播态度，超越了任何形式的严谨和精确。概括地讲，这年头说话最大声、态度最确凿、最有激情的人，比说话内容多的人更能吸引到大家。
然而，愚蠢的呈现形式是不同的。这个领域的竞争很残酷，蠢人们得八仙过海让自己不同于别的蠢人，所以才会有非常混沌的现象出现。蠢人总想表现出智慧，蠢蛋们说话会信誓旦旦，如数家珍一般陈述自己的论点，似乎是通过异常深度的观察来得到的深思熟虑的结晶。蠢人的其中一项发明是空想逻辑，他们并不是为了达到某个结论而真正地思考，相反，他们从结论出发，绕回到推导结论的依据上做文章，这样就绝不会犯错。福楼拜曾经说过：“愚蠢老爱做总结。”他的同僚布瓦和贝居榭补充道，愚蠢是用合适的方法[81]触及结论。奇怪的是，这种现象很常见，后者竟然会被认作为小天才、哲学巨人或者神经科学专家。
伪科学披着科学的外衣无视科学，假新闻表现得如同被证实的确切信息，攻击“官方”新闻，“阴谋论”把自己伪装成严谨并令人忧心的调查，企图爆出真相，但其实却与真相背道而驰。愚蠢如果不借用自己的天敌——理性、认知和真相[82]的外衣，是无法存活和蔓延的。因此，愚蠢需要一些模仿天赋，也就是说，蠢人的“思路”必须跟真正的思想运作别无二致，只有这样包装才能保留和传播自己想出来的观点，让自己的人设贴近一个三观无法指摘的人、一个敢想敢说的挑战者、一个智者，或者三种形象的结合。说白了，这种行为不外乎是一种自负和附庸风雅。
蠢话的存在，依托于善于模仿的寄生状态，它能挖掘出人类理性所能达到的成果和期待，形成一种伪理性[83]。这个步骤需要一定的智慧形式，正像罗伯特·穆齐尔所指出的，“蠢话未必是缺乏智慧，而是在自以为能完成的任务面前放弃使用智慧”和“感情用事下各方意见的不和谐[84]”。当我们没有什么有意思的事情可以说的时候，大家就只能不幸地肤浅地去模仿那些有趣的事情，取之皮毛来胡扯一通。而如果这种行为在某个社群成为一种范式，那就是我们所说的“后真相”。
蠢和坏（或两者相连）
后真相来自个体现象的集合，这些个体的信念和行为与直觉情感驱动的认知紧密相连，这类愚蠢的特征是自我盲目，无法质疑自己或自省，还努力地去贴近理性、真实、合时宜的真相。从这个普遍性的观点出发，我们能发现胡扯的话、假新闻、阴谋论、“非主流事件”以及那些“不识时务”的交流，都是当代蠢话的表现，是传统老派蠢话的加剧版。这倒没有什么令人惊讶，大家有目共睹，除了显而易见的蠢蛋，后真相把自己掩饰在了一个绝妙的盒子里。
我们需要仔细审视蠢话的表现和后果。我们看到蠢话侵犯了智慧领域，但其实只要不涉及侵蚀伦理道德，就无伤大雅。哲学家帕斯卡·恩格尔说：“愚蠢的罪行在于不尊重真相。”智力的缺失被诠释成道德的罪恶。更差的是，爱胡扯的“才子”们，总是号称他们尊重某些价值观，心系真相，在有理有据地思考，实际上，他们只是假模假样地凸显自己，滥竽充数地把自己标榜成聪明人，或者只是用极小的投入在社会上出出风头。反倒是一个智慧有限的人，能很好地尊重真相，并朝这个方向靠拢。然而，胡扯的人、冒充高雅的人、爱吹嘘的人，这些蠢蛋们却瞧不起真相，甚至还利用真相，他们关心的不是真相本身，而是对自己立场的关切。这些蠢话造成的危害不胜枚举，有假装新鲜事的陈词滥调，有大胆革新的天才想法和信仰。他们为了彰显德行而故意为之，为了向大家表现自己对某事的愤怒而愤怒，这就是所谓的当代道德浮夸[85]。
面对众说纷纭的说法与事件，蠢人立刻能表现出不满、拒绝、愤怒……仅仅是因为他们觉得应该这么做，这样做有用，能够在大众面前凸显自己的存在感，继而还能帮助自己找到自我定位，这种态度会演变成一种自我极端化。由于这类个体的数量增加，动机明显，所以时刻会让别人提高警惕，蠢话在这个环境中的竞争越来越激烈，导致蠢人们在往与众不同的极端发展。所以，这年头网上“喷”人、巫术、谣言、“冲突”、“造势”都需要争奇斗艳，才能得到公众的点击，而公众也变得越来越荒谬，不断地把愚昧发扬光大。
每个特定的蠢话，都能危害、殃及目标人群。除此之外，我们还得了解普遍围绕着大家的各种胡扯、假新闻、“非主流事件”、后真相现象造成的后果。从本质上说，它们并不会促生错误的信仰。以前，蠢话是大家传播谣言，大家不幸地信以为真。如今，蠢话动摇的是人们和真相之间的关系，扯断了人们的信心。大家变得什么都不信，也不追求接近真相的认知，这种危害比单纯地相信错误的东西更加恶劣。毕竟，错误的信念有朝一日还有被纠正的可能性。
愚蠢就这样颠覆着我们的生活，让我们无法乐观。因此，我们要记住后真相的存在，其背后是对真相的各种模仿。打个比方，假币在到达某个数量之前，对社会并没有多大危害，然而，当数量多到某一个临界值，当市面上只有假币在流通，那么它们就不再是无害的了。所以，我们面对的问题也是社会到底能够容忍多大程度的蠢话？在科技平台的推动下，蠢话能发展到什么程度？讽刺的是，我们的科技平台似乎是为了尽可能地挖掘、增加、散播蠢话而被构思出来的。
我们是否该鼓励年轻一代发扬“批判精神”，或者教会他们“解析信息”。要知道，他们多年后面对的问题和如今的问题截然不同，那时候的蠢话会把自己伪装得和“批判精神”十分相似，无法为它所造成的问题提供“解决方法”，当然也无从知晓它们到底造成了什么问题。不是吗？科学、媒体、法律这些认知权威机构能不能在这场斗争中担起重任呢？例如，提供更加透明的数据、更加清晰的交流、“核实事实”的机制、对恶意蠢话的散播者强加上有威慑力和限制力的法律？或许吧。我们得明白，后真相是以上每一项举措进展的阻碍，它会立刻把人带回信任缺失、普遍怀疑、冷漠无为的愚蠢机制中。
第三种方法是把蠢话和胡扯为我所用，也就是自己发明一套愚蠢和虚假，那就是讽刺和虚构作品。毕竟，后真相就是一种后虚幻。这时，大家不关心真相是什么，但同样也不去欣赏虚假内容了，虚幻作品就有了机会。为了不显得那么愚蠢，我们可能需要重拾人类的创造精神，稍稍突显一下我们的智慧，智慧终究是为智慧服务的，而不是去效忠愚蠢。
克里斯提安·莫海尔在2002年出版的第一本书中[86]，从资深人力资源人士转型为社会学家，提出了几个关于“荒诞决策”的事例。两艘邮船在平行的航线上行驶着，其中一艘船改变了航向，挡住另一艘，于是不可避免地被另一艘撞上了；一架飞机准备降落了，飞行员感觉起落架坏了没有放下来，不断地在上空盘旋，等待地面工作人员准备迫降，飞机因为燃料殆尽，坠落到地面上。
如何打败集体错误？
克劳迪·伯特
人类科学记者
过度的等级制度会致命……
所谓“准规则”，意图是在于提高决定的可靠性，在各种危机场合，让人们不得不采用。
这些准规则最有意思的一面是它们往往是违反直觉的。当我们站在机长或者飞行员——唯一操控飞机的人的立场上，如果有人问我们：“遇到危险的情况怎么办？”我们会不假思索地回答：“遇到危险，大家理应二话不说，坚决服从规则！”错！严格遵守等级制度便是一个风险，正像大韩航空的例子。20世纪90年代，大韩航空遭遇了一系列致命的飞行事故，所有的调查都指向一个因素：过度的等级制度。飞行员丝毫不采纳下属的意见，副驾驶员和维修工程师不敢纠正飞行员的错误等。
2000年伊始，公司新的管理者从这些调查中吸取教训，采用了一系列不同以往，并与韩国传统文化背道而驰的管理方式：交流沟通凌驾于等级制度之上；所有的晋升必须基于绩效，而不是年资；所有的员工必须接受人为因素相关培训；公司采用“不制裁错误”的原则。结果，大韩航空如今又跻身于世界上最可靠的航空公司之一。“不制裁错误”原则本身，与大众观念恰恰相反。一起事故一旦发生，到处都是同一个声音：“谁之过？”监管美国航空的联邦航空管理局和大韩航空、法国航空一样，鼓励航行的工作人员汇报每一处细小的错误，并且采取匿名的方式，不同的检测系统对错误拥有同样的处置权。这样，我们才能更好地认识到问题，并且能从容地规避问题。
一致性？值得怀疑！
另一个有悖常识的观察是关于群体内部决策。如果一个决策得到了一致通过，它会是正确的吗？并不是。经验让我们恐惧“虚假同感”，很多群体中的个体因为害怕成为小众，而不敢反驳他们的上级或领导人。
所以，一些程序应运而生，来考验所谓的“共识”。比如：每一个小组成员必须表达自己的观点，并且会有一个“魔鬼辩护者”来保卫少数人的观点……上述的准规则关乎所有的人类行为。在飞行员、手术医生、高山向导这些专业的培训中，设立人为因素培训的趋势一点都不令人惊讶，建立在技术教学之上的是人为因素理论、小组内部人员的互动实践、了解所有影响决定的因素。克里斯提安提出了这类培训的另一个优点，依托于美国退役军人卫生治理局的74个手术中心接受了这个培训，随后几年的手术死亡率降低了18%，34个没有接受该培训的手术中心死亡率只降低了7%。
读者可能会认为自己没有生活在这种“虚假同感”的风险环境中，感受不到以上这些事件和自己相关。那这里我们再举一个日常生活中的例子，一对夫妻在得克萨斯的家中接待自己已婚回家的孩子，树荫下温度为40摄氏度。大家都在喝冷饮，男主人大声喊道：“有人要去阿比林吃些东西吗？”（按美国人的标准，阿比林是“临近”的城市，来回170公里）大家都接受了。4小时后，大家回来都累坏了，倒在露台上热得不行，并对这顿午饭很失望。他们发现，其实他们之中没有一个人真的想要去阿比林，但大家都觉得另外三个人想去！大家并没有针对表面上的一致性，运用准规则对别人的想法心存怀疑。
为什么我们像傻子似的进行消费？
丹·艾瑞里访谈
美国麻省理工学院行为经济学讲坛教授
Q：您如何定义行为经济学？
在定义行为经济学之前，我们必须解释一下标准经济学。标准经济学建立在一系列简单的问题之上，例如，人们怎么在消费和投资的选择面前做出优化自己决定的行为？这个方法造就了“理性行为人”理论，不管是针对消费者还是生产者，这个理论可以推导出经济学主宰的政治结论：什么才是资源分配的最佳机制和选择？
行为经济学并不是从这个观点出发的，它的目标是描述人们如何在实际情况中采取行动。它不是去触及完美的理性，而是分析人们实际会发生的行为。
例如，我们从一个简单的问题开始说：为什么有人会肥胖？从标准经济学的角度，人们是非常警觉的消费者，在权衡食物的优势和成本之后，会去吃自己想要吃的东西。如果他们吃得太多，就变胖了，肥胖这个结果是出于自身的选择。
然而，按照行为经济学的解释就是其他原因了。很多人想要少吃一些来控制自己的体重，但是他们看着盘子里的食物难以抗拒，很多人想要瘦身却做不到，他们最后屈服于自己无法控制的诱惑。他们对自己的承诺做出的预估是错误的，比如节食减肥。这就是标准经济学和行为经济学的本质区别。
Q：行为经济学有什么主要的影响力？
首先，人的情感在消费行为中有最本质的作用力。我们的大部分行为是情感驱动，而不是理性。如果你发现自己遇到一只老虎，第一反应是逃跑，而不是思考自己用什么态度来应对。在日常生活中，我们也是这样的。
恐惧这种情绪是我们最好的行为指导者，它驱使我们在危险面前逃跑，情感同样会让我们在刺激和诱惑面前让步。大部分消费品的出现是用来激起人们情感反应。例如，美式甜甜圈（我们在食品店随处可见的美式甜点）的制作和呈现方式就是用大家喜欢的糖和奶油勾起食欲。商店的橱窗让产品变得更加吸引人，激起消费欲。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去超市，最后买的东西总是比计划的多，我们的购物欲被触手可及的美妙表现形式唤醒了。
面对这些商业企图，我们当然有自控的能力，但是自控是有限的，它会屈服于行为经济学所研究的心理机制。
想象一下，我们让一个巧克力爱好者做一个选择：您想要立刻得到半盒巧克力还是一周后得到一整盒巧克力？获取这个礼物并不需要付出任何代价，等待一周明显是更有利的，但绝大部分情况下，当事人会被巧克力吸引，在眼前的食物诱惑面前放弃略为长期的利益。
日常生活中，我们一直处于这种窘境。比如大学生放弃复习去看电影，留下来复习和服从于自己的内心去看电影，这两个选择是失衡的。如果选择待在家中，付出的代价是发生在眼下的，而复习能得到的利益（考试成功的可能性更大）是假设性的、长线的。相反，如果去看电影，过程中的享受是可以立即兑现的，而这个决定的代价则是在遥远的将来。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当即做的选择会有悖于我们长期所想得到的东西。拖延症患者，一直在明日复明日地推迟今日必须做的事，对这个问题他们想必感同身受。
Q：有没有一种方法能主宰我们的情感，从而更好地掌握消费行为？
没有一个简单的办法可以让人去“控制”消费行为，但我们可以找到一些个人的窍门帮助我们更好地选择。几年前，我得了危及生命的重病，医生给了我一个让人很难忍受的治疗药物，注射这个药物能让我极度恶心几个小时。很多病人中途放弃注射了，甚至明知道这是生死攸关的事情却仍然放弃使用。我发明了一个小诀窍度过了这个考验，每次在做可怕的注射时，我允许自己看一部我钟爱的电影。这样一来，难受程度顿时减缓了许多，在心理上，我把电影作为我受罪的补偿和药物联系了起来。这招管用！疗程结束后，我的医生非常惊讶，我成了唯一坚持注射完整个疗程的病人。
这就是和自身弱点斗争的小手段。当我们想要去控制消费行为的时候，也应该发明类似的这种技巧。我们也可以求助于科技手段来帮助消费者控制自己的消费。美国电力公司提供了一种小灯泡，如果它亮红色，就说明家中运行的电子设备太多，超过了某个临界值，如此一来，用户用电量明显降低了。
最后，同样有一些政策的手段鼓励或阻止消费者消费、生产者生产某一些产品，目的是惩戒有污染性的产品，促进有社会责任的产品，鼓励大家储蓄并限制家庭的负债。控制个人行为与公共激励，这就是基于消费行为观察的行为经济学想要追求的方法。
约翰-弗朗斯瓦·道提埃 采编
富足的悖论
以下是一个关于市场营销的惊人案例。第一天，我们在橱窗中摆放了6种不同的果酱，晚上我们数一下卖掉多少罐。第二天，我们陈列24种，然后我们比较一下两天的营业额……令人惊讶的是摆放6种的那天的营业额高于摆放24种的那天！结论是：太多的选择会阻碍购买行为。
哥伦比亚大学教授、《选择的艺术》的作者席娜·伊加尔，曾使用控制模型做了一系列实验。书中提出了消费社会的悖论：不满情绪来自过多的选择。
在太多可能性面前，消费者会失能，这是我们每个人都能感受到的。在以往的公共电视年代，一共只有三个频道，观众尚能好好地看节目。如今，大家拿着遥控器，能花上一刻钟时间在上百个电视台间换来换去。太多的选择让人无法做决定，并会引起某种不满，因为找不到一个完美的节目。
太多选择不利于选择
我们常说，太多的信息会消灭信息。互联网使用者明白网上的海量信息资源会让人们在搜索一个简短信息时不知所措。我们越想要深入研究一个问题，越多的新信息通道会向我们打开，理解某个概念的过程变复杂了，当信息积聚起来，我们很容易在海量内容前迷失。这就是充盈社会的悖论。
以前食物是个珍贵的资源，很多人处于饥饿之中。如今，我们必须在各种各样的食物诱惑中懂得控制自己。信息世界也是如此，有上百万个可以点击的网站、上百个电视频道可以调控、图书馆里有几千本书可以翻阅，让人不知所措。
在市场营销领域，过于丰富同样不利于选择。在《选择的悖论：富足的文化如何让我们远离幸福》中，社会学家巴里·施瓦茨曾提出精神超负荷的现象。在食物、信息、娱乐充盈的社会中，我们面临的问题不再是寻觅资源，而是该懂得如何摒弃资源。
约翰-弗朗斯瓦·道提埃 采编
人类：什么都敢做的动物
劳伦·贝格
法国大学研究所高级成员，阿尔卑斯人类科学院院长
“我们喜欢奶牛，却仍会吃了它们。”
——阿兰·苏松《无头无尾》（1993年）
凡尔赛宫城堡的院子里，皇家礼炮轰鸣着。时间回到了1783年9月19日13点，在路易十六和他家族的见证下，一只鸭子、一只公鸡和一只绵羊从容地步入了航空史。这支动物军团在柳条编织的篮子里，挂在孟格菲兄弟研制的热气球上，升空到600米，在众人傻傻的欢呼中飞行了几公里。尽管因为气球破裂，缩短了这个划时代的飞行，这三个带毛的英雄降落在沃尔克松森林里，它们获得了太子的奖赏，并被收入了皇家动物园。在这群非自愿的飞行员完成升空探索的几周后，人类在更小的风险下，自己飞上了天。
从这一天起，各种水生和陆生动物（鹌鹑、水母、猫、狗、猴子、鲵……）数以十计地被送往平流层，只是它们没有前辈们当年在法国的殊荣了。21世纪初，人们不仅要做科学研究，还要确保工业生产满足人类对食物的需求，消灭了无数动物。世界上每年有上亿动物在实验室中被使用[87]，700亿鸟类和哺乳动物被屠杀，上千亿的鱼被捕钓，送上人类的餐桌。为了扩大产量，人们不仅去探究科学的方法和发展机制复杂的畜牧业，还启用了一种心理机制，让我们无视或捍卫这种开发行为的后果。
如果说人类对其他物种造成的伤害，对我们本身的存在并没有太大影响，那我们只能说人类太冷漠和残酷了。人类对动物全面利用，而自己也承担着孟格菲气球破损的风险，把自己置于危险的境地。如今，一些作者面向大众出版了一些题目犀利的作品，写的是生态破坏、工业占地或密集的捕鱼业，尽管如此，大众仍然高枕无忧。我们人类这个物种有一种心理的力量，使我们在与其他物种的关系中表现出惊人的后知后觉，从而把我们置于危险的位置。
亨利四世是个“每周日都要喝鸡汤”的国王，他有个著名的财政大臣叙利，常常宣称的一句话是：“农耕和畜牧是法国的两个乳房。”我们不妨呼应一下他的田园情怀，人类在和动物相处的过程中，显示出的愚蠢有三个乳房：逻辑不一致、无知、合理化。
第一个乳房：逻辑不一致
托马斯·勒贝缇埃著有一本关于食肉动物的图书《食肉动物的智慧诈骗》，它带我们认识到人类行为的不一致以及假装单纯的困惑。“如果您用搅拌机碾碎几只小猫来玩，或在不用麻醉剂的情况下去阉割一条狗，或者把一匹马一辈子关在不见天日的狭小篱笆中，那么您将遭到虐待动物的审判，您将会坐两年的牢。那么为什么权威机构同意活杀公鸡，把母鸡放在狭小的笼子里关一辈子，每年要杀死上百万的兔子、羊和猪……”人类的这种双标特权来自长久的不一致性，一方面宣称“动物是有感知的生灵”，另一方面却指出“根据法律条款，动物服从于物权财产制度”（民法515-15条）。用兔子来说，它是法国最常见的家养宠物之一，但也是被食用最多的哺乳动物。如果我们不履行宠物主人的义务去喂养、照料兔子，给予符合其需求的生活环境，我们就会承担违法的风险，然而，法律却又同时允许在长期幽闭的恶劣环境中饲养兔子。
这种不一致性的背后是另一种形态的逻辑。事实上，动物的价值可能是工具型的，也可能是情感型的，这源自人类对某些物种的主观诠释。动物保护者的立场便说明了这种主观性：根据兽医的观察，反对动物实验的积极分子们，相比小白鼠，更抵制实验室用猿猴和狗来做实验。争取动物权利的其中一项斗争主张摒弃动物皮毛做的衣物，而其中三分之二的人承认自己穿过皮衣和皮鞋。这就是“人类中心论”，动物的价值完全根据人类的利益来定义，这是我们和其他动物之间形成物种等级的关键因素。
第二个乳房：无知
对“使用”和“消费”动物的人来说，无知是最柔缓的一个借口了。最近，马戏人安德烈-约瑟夫·布格里昂下决心不在表演中使用动物，他坦言：“对我来说，大象在不动的时候是它最轻松平衡的状态，这是它们很放松的时刻……我曾经却以为它们在被囚禁的时候才是最轻松的[88]。”人类对动物认知和感知能力的缺失，让动物从几个世纪以来都处在人类的从属地位，笛卡尔曾因为科学探索做过活体解剖，他在《方法论》的动物机器中表达过动物是没有知觉的。“它们会叫，但它们没有感觉。”马勒伯朗士在打他的狗时断言说。我们当然不能跟古代的哲学家们看齐，那已经是年代久远的蠢事了。2017年6月，华盛顿邮报公布了一版代表美国人的网上调查结果：7%的人（代表1600万人）认为可可牛奶来自栗色的奶牛。更糟糕的是，美国农业部显示，五个成年人中有一个不知道汉堡里的肉来自什么动物。加州达维斯大学的两个研究员，亚历山大·海斯和卡里·特里斯勒调访了11至12岁的孩子们，其中40%的人不知道汉堡里夹的是牛肉，30%的人不知道奶酪是牛奶做的。对食物的无知同样发生在大西洋的另一端，在对法国8至12岁孩子的调研中显示，40%的孩子不知道火腿这种食物是什么来历，三分之二的人讲不出牛排的来源。另外，很高比例的孩子们号称鱼是没有刺的。到底有多少白人认为奶牛在没有哺乳小牛的情况下，乳腺仍然会分泌奶汁？大家不妨猜一猜。
几个世纪以来，人类对动物的认知都很贫乏，这个事实助长了人类的主导地位。动物认知行为学和神经科学的发展依然很难扭转这个局面。然而如今，专家认为“非人类的动物也拥有神经解剖学、神经化学、神经心理学所能解释的意识形态，并有能力实施有目的的行为”。（2012年，剑桥宣称）确实，讲述动物一点都不笨的作品有很多[89]，[90]。不过，这类认识单薄的传播，不足以纠正理性的偏差。人类盈利集团的职业就是饲养动物，出卖它们的产品，绞尽脑汁地创造自然清新的形象。例如，微笑的奶牛、迫不及待上桌的母鸡等。哲学家佛罗伦斯·布加[91]观察得出，动物的消失和动物肉的非肉身化，是养殖和屠杀现状细致委婉的工业表现手法。2013年哲学家马丁·吉伯尔[92]在《布列塔尼农民周报》中非常贴切地告知养殖者：产品必须“非动物化”，也就是切断人类对动物的情感，尽量展现最终的生鲜成品。卫斯理大学的斯考特·普鲁士在一本专业的肉食品杂志中，用同一个障眼法视角进行了诠释：让消费者得知羊排是从春天草地上蹦跳的可爱生灵解剖而来的，可能是把消费者变成素食主义者的最快方法。
还有一种值得提及的无知，是消费者会自行缩小摄入的肉食量。例如，数个研究表明，60%到90%自认为素食主义者的人，在接受调查的前几天都吃了肉。大部分关于素食主义的研究表明，至少三分之二自称素食者的人偶尔会吃鸡肉，80%的人会吃鱼肉。最终，那些目睹动物受难报道的人，在不知不觉中低估自己肉食的摄入量。有时，这些不愿意看到动物遭罪的人拒绝购买盒装红肉，但会增加禽类的消耗量，如此一来，被消费和真正受死动物的数量反而增加了（一头牛的肉量等同于221只鸡）。
对于选择不吃肉的人，结论还不止于此。尽管所谓无肉香肠的味道不比动物肉加工的香肠差，然而，当我们发问卷调查那些立场坚定吃素食香肠的人，若让他们感到其中有肉味，香肠会显得更好吃。另一项研究表明，对于吃能量棒的人来说，如果告诉他们能量棒是用大豆做的，他们心理上会觉得味道差了不少。
第三个乳房：合理化
相对于上述的普通型无知，我们要补充的是主动型无知，为了防止人们意识到消费行为和消耗动物（号称很克制）之间不一致而产生不愉悦，一个简便的方式是去改变消耗动物的表现方式。例如，认知失调论。举个例子，某调查显示，人们对某一型动物心智的定义和它们的可食用性直接相关：牛和猪的心理生活比猫、狮子、羚羊更为局限。另一个研究表示，人们对绵羊心理能力的评估取决于它们到底在田野中，还是在餐桌上，如果是后者的话，那么绵羊的心智会被低估。在第三项研究中（显而易见，人类简直是用乳头思考），我们简单地向参与者展示了新几内亚的某种动物——班氏树袋鼠。然后我们提供了几个信息。如：它是新几内亚居民消耗最多的肉类来源，或相反的信息，它没有任何被食用的记录。接着让参与者表达他们如何看待这类袋鼠受伤的这个事实，以及我们应不应该这样对待它们。结果是，在被告知袋鼠可食用的参与者中，人们对袋鼠的喜爱足以改变他们所认为的该动物的心智水平。动物竟能跟参与者的道德包袱结合在一起。
我们不认同各路知识分子把食肉认定为终极因论者（植物的存在是为了动物的利益，而畜生的存在是为了人类的利益——亚里士多德[93]）、缺乏同理心（我们看到……动物痛苦地死亡，但人类却无视动物的死亡。——奥古斯丁）、对动物情感温婉的拟人化（动物给我们它们的皮肉，来报答我们对它们的“照顾”）、对动物受难的否认（动物在有意识的情况下被处死，没有被冷不丁弄死的痛苦）、消耗肉食为了更高目标的追求（比如“喂饱人类”，针对癌症儿童的研究等），甚至为了人类存活（如果人类变成素食主义者，就活不成了）妖魔化素食主义（可能是愤世嫉俗，等同于纳粹分子）等。
米歇尔·奥迪亚德补充道，人类对动物什么都敢做，人类自己也意识到了这一点。不过，我们并没有因此发生灾难。人类物种中的一名丝毫不愚蠢，并被誉为哲学家的成员，最近号称：“如果我想的话，我就是素食主义者。”更妙的是，根据英国医学杂志出版的文章，10岁时智商高于平均值的孩子们，长大后更高概率会养成不吃肉的饮食习惯，这和他们的社会阶级、教育水平和收入都没有关系。那些拒绝吃动物肉的人们情商未必低，这和我们在其他研究中所得到认识相反。结论是，如果说食肉对我们祖先的大脑发展起到了作用，那也今非昔比了。
地球是悬浮在太空的一艘小船，而人类的一些行为对其他动物来说，并不是理所当然的。我们的认知在不断增加，渐渐也意识到了健康卫生和生态风险，相信会给机灵的人不少启发。
食肉高于理性
在法国，99%的兔子、95%的猪、82%的肉鸡、70%的蛋鸡是用工业的方法饲养的。很多情况下，生活环境和屠宰环境令人很不能接受（例如，根据动物屠宰使用手册，一半以上的动物在被屠杀流血时是有意识的）。先不用说杀鸡、填喂鹅、杀猪宰牛这些行为，我们首先质疑的是动物的集中饲养方法。从卫生的角度出发，肉类的食用造成了人类心血管和肥胖等疾病，食肉被世界卫生组织贴上的标签是“可能是人类的致癌基因”（制作转化过的肉类被证实是致癌物）。根据美国科学院院报，牛津大学研究员计算了人类如果吃素，致死率的降低范围会在6%到10%之间。
另一个不合理的事情，肉类的生产大规模浪费了资源。每生产1公斤牛肉，需要25公斤的植物饲料（每公斤鸡肉需要4.4公斤，猪肉需要9.4公斤）。联合国粮食和农业组织估算，每制造1卡路里肉类，需要消耗4至11个卡路里的植物，这一农业资源不可持续的使用，正是“蛋白质工厂不为人知的一面”，也是最近被美国科学院院报曝光的事实。其中提出了生产谷饲牛肉、猪肉、奶制品、禽类、蛋类的植物替代品，能让每公顷农地多产出2至20倍的蛋白质，结合美国农业部的数据，作者预计节省出的能源能多养活3.5亿人。
另外，养殖业对环境也造成了压力。它是砍伐森林的一个主要原因，是造成人类温室效应的罪魁祸首（总计14.5%的排放，相比之下，交通排放仅仅为13%，据联合国粮食和农业组织报道）。大卫·罗伯逊，《大肉经济学》的作者指出：“生产动物蛋白质，需要多100倍的水，多11倍的石油资源，以及多5倍的土地。”最后，集中营模式的饲养被认为是传播疾病的一个因素，在某些国家，居民们食用打过预防针的动物肉，会导致人们对抗生素的敏感度降低，从而降低了卫生安全。
劳伦·贝格
我们该如何抵制蠢蛋？
艾玛努埃尔·皮克
精神分析治疗师，校园抑郁症中心创始人
蠢是一个高于一切的定性用语，因为我们无法抵制一个不够格的敌人。
我们在常用语“蠢货”中，能够感受到说话人满腔的愤怒，它和近义词“笨蛋”不一样，“笨蛋”带有一些亲昵的好感，尽管也有侮辱的意味。法语中，蠢蛋和笨蛋都有表示女性的阴性形式，不过除了一些特定的语言环境，我们更愿意用阳性形式的“蠢货”和“笨蛋”①。
蠢货这个词常常会引起仇恨和暴力。它有一种凌驾于法律法规之上的特殊“易燃性”。客观地说，这是错误的。然而，蠢货的暴力面只有在面对愤怒难以自控时，或者愚不可及的对话者表现出自己优越感的时候，才会显示出来。不管蠢货有没有引起暴力，蠢货的形象都被巩固了。蠢货的存在，让受害者们争先恐后地恨不得烧死他们，不过也有人面对蠢货处于一种被震惊的缄默中。面对比自己更蠢的人，蠢货会很虚伪地避开，却暗暗和这群他们看不起的人沆瀣一气，继续自己的所言所行。就这样，这些人一直蠢下去，他们会觉得自己是胜利者，我们已经不能指望他们有点自知之明，停止蠢笨的行为了。
如果蠢货的受害者们勇敢地站出来，是能起到一些作用的。
但不幸的是，蠢货的言行会在没有他们愚蠢的那群人心中留下抹不去的烙印，尤其是针对一群容易受影响的人。如果他们也能蠢出一定的境界，那反倒是一件好事，因为蠢货一旦发现自己的行为并没有任何好处，就马上会停止自己的行为，也就是说，当蠢的力度和影响造成的后果是“无益”的，或是每况愈下的，尤其不能再掳获人心了，那么蠢人们可能就会停止愚蠢，这就不失为一件积极的事了。
接下去我们会列举一些准成年人的案例，因为尽早遏制愚蠢是重中之重。
蠢货这个词常常会引起仇恨和暴力。
粗暴的蠢货
一些人喜欢用同伴们对自己的畏惧来积聚人气，他们追求并陶醉于这种优越感。小学、初中、高中总会有受罪的羔羊们对这群人的暴力和居高临下的姿态惊慌失措。这类事件在急剧增加和扩大，这类蠢货会嘲笑自己选择的受害者，特别是用一些他自己喜爱的侮辱性语言，同时他还会强调和对话者保持这种互动是看得起对方。然后，羞辱他、推搡他，或者嘲笑、侮辱、推搡三者同时进行，最后，为什么不把他逼到自杀境地呢？这是在公共场合，不管是真实还是网络世界，把所谓的人气建立在大家的恐惧之上的典型行径。
当他们发现并没有给自己接触的人造成多大的负面影响时，就会变本加厉。他们想要在同伴中获得一种权威感，这种感觉和别人的敬畏与恐惧混在一起，合二为一。
我们来看一些例子。默德，8岁，小学三年级，很喜欢踢足球。他在班里和一群小伙伴们一起玩，但总是被五年级的高个子艾格尔（蠢货）欺负。艾格尔很强壮，他特别喜欢在踢足球的时候绊倒三年级的孩子们，尤其是默德，照他的话来说，默德是三年级里最弱的孩子，甚至还不如二年级的小朋友。
艾格尔的伎俩是悄悄地出现在默德身后，架住他的胳肢窝，用腿上的一系列复杂动作绊倒他，让他重重地摔在比赛的操场上。默德说，一场课间休息，他大约会被绊倒三次，每天加起来有十次，他已经受不了了，但他不知道该怎么阻止艾格尔，他也不想因为怕摔而放弃他钟爱的足球运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