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能看见暗红的血从哈米的嘴里缓缓流出来，顺着床单流向她位于赫德身下的部分。我一动不动，也没有眨眼，但是随后赫德站起身来对我咧嘴笑了笑，他正在扣紧自己的深红色皮带。“她难道不是个甜地瓜吗？”他说道。他吹起口哨，开始把裤腿塞进红色的羊皮靴子中。哈米朝着墙蜷曲着……
——拉里·麦克默蒂，《原野铁汉》
多年以来我已经习惯了以下情境：餐桌上的朋友礼貌地问及我的工作，于是我简短地概括了一下心理变态者独特的人格特点。无一例外的是，餐桌上的某个人会突然看上去像是陷入了沉思，随后就会惊叫起来：“天哪——我觉得谁谁肯定是……”或者“你知道吗？我以前从来没有意识到过，但是你刚刚形容的那个人简直就是我姐夫。”
这些值得深思、令人不安的回答并不仅限于社交场合。读者们会打电话到实验室，向我形容自己的丈夫、孩子、老板，或者某个朋友，这些人令人费解的行为使他们多年来深陷于痛苦之中。
没有什么比这些现实生活中给我们带来失望或绝望的故事更加令人信服，它表明了我们是多么迫切地需要对心理变态进行辨别和反思。本章的三个故事开辟了一条捷径，它通往这门陌生而令人兴奋的学科，它传递出的一种独特感受是“这儿有些不对劲，但我却无能为力”。
其中一个案例来自监狱服刑人员，多数心理变态研究都是在那儿进行的（出于实践方面的原因，监狱中有许多心理变态者，而他们的诊断信息也是现成的）。
另外两个案例来自日常生活，因为不只是在监狱服刑人员中才找得到心理变态者。父母、孩子、配偶、恋人、同事，以及无处不在的不幸受害者们此刻都在试图解开心理变态者给他们带来的困惑和不解，并且努力找出他们行为背后的原因。有些人可能会从这些案例中发现，他们和那些折磨得你如同置身地狱的人之间存在着可怕的相似之处。
雷
20世纪60年代早期我获得心理学硕士学位后，找了份工作养家糊口，并为继续深造积攒学费。从未去过监狱的我受雇成为不列颠哥伦比亚监狱唯一的心理学家。
我并没有心理学的实际工作经验，对临床心理学或犯罪问题也没有什么特别的兴趣。在温哥华附近警戒级别最高的监狱中，关押着那些我只在媒体上听说过的各种罪犯。可以说，我对此完全一窍不通。
我就这么懵懵懂懂地开始工作了——没有任何培训，也没有指导老师告诉我监狱心理学家应该怎样开展工作。第一天我和监狱长以及其他管理人员见了面，他们都身穿制服，有些人甚至还佩带了枪支。监狱实行军事化管理，相应地依照规定，我也要穿上“制服”：蓝色男式运动上衣、灰色法兰绒裤子和黑皮鞋。我想说服监狱长我并不需要那些行头，但是他坚持认为，至少我得有一套由监狱服装店特别定制的衣服，于是我被带去量尺寸。
但做出来的衣服预示着这里并不像看上去那么井然有序：夹克的袖子太短，两条裤腿的长度相差太多让我显得十分滑稽，两只鞋子的大小也不一样。我觉得鞋子的问题尤其令人费解，因为给我量脚的服刑人员非常细心地在一张棕色纸上把它们勾画了出来。真令人难以想象，在我的连声抱怨中，他竟然还能做出两只大小完全不同的鞋子来。我只能猜测他是在向我传递某种信息。
我的第一个工作日就不太平。我看到了自己的办公室，它位于监狱顶层的一个巨大空间，与我所期望的那种私密的、有利于建立信任感的小房间大相径庭。我与这个机构的其他地方隔绝开来，必须穿过好几道带锁的大门才能到达自己的办公室。在我办公桌上方的墙上有一个极其显眼的红色按钮。一个完全不知道心理学家要在监狱里干什么的警卫——和我一样无知——告诉我这是报警按钮，但是就算按下它，也别指望救援人员能够及时赶到。
我的前任心理学家在办公室里留下了一个小型图书馆，其中有许多关于心理测试的书籍，例如《罗夏墨迹测验》（Rorschach Ink Blot Test）和《主题统觉测验》（Thematic Apperception Test）。我对这些测验略知一二但从未使用过，所以这些书——还有监狱里为数不多的让我觉得熟悉的一些东西——使我加倍感觉到，自己的日子不会好过。
在办公室里待了还不到一个小时，我的第一个“来访者”就来了。他是个又高又瘦、三十多岁的黑发男人。他周围的空气似乎都在颤动，他和我的眼神接触是如此直接而强烈，以至于我都怀疑自己以前是否真正注视过别人。那种注视冷漠无情——他并没有像大多数人那样只是短暂注视后就看向别处，从而使其注视不那么咄咄逼人。
还没等我开口进行自我介绍，这名服刑人员——我称其为“雷”——就首先说话了：“嘿，医生，最近怎么样？瞧，我有麻烦了。我需要你的帮助。我真的很想和你谈谈。”
出于渴望成为一名真正的心理治疗师，我让他谈谈是怎么回事。他的回答却是掏出了一把小刀在我面前挥舞，与此同时，他一直在微笑并保持着那种咄咄逼人的眼神。我的第一念头就是去按身后的那个红色按钮，但是这一切都在雷的眼皮底下，而我这样做的目的也就暴露无遗了。也许是因为我觉得他只是在试探我，或者也许是因为我知道，如果他真的想伤害我，就算按下按钮也于事无补，所以我就待在原地保持不动。
确定了我不会去按那个按钮后，他解释说自己并不是想用这把刀对付我，而是要对付另外一名服刑人员，那个人向自己的“被保护者”献媚。在监狱中，“被保护者”特指同性恋伙伴中处于被动的一方。尽管一下子没有明白他为什么要告诉我这个，但是我马上就猜到了，他是在试探我究竟是个什么样的监狱工作人员。如果我对管理部门只字不提这次事件，那么我就违反了监狱的一条严格制度，即要求工作人员对任何私藏武器者都要及时上报。另一方面，我知道如果我上报了这件事，那么他就会传话出去，说我不是一个为服刑人员着想的心理学家，这样我的工作开展起来就会更加困难。在随后的几次交谈中，他不止一次地述说着自己的“困扰”，而我对刀的事情则保持了沉默。让我大松一口气的是，他没有去捅那名服刑人员，但是很快我就发现，自己显然掉进了他的圈套：我使自己看上去像一个容易上当受骗的人，为了与服刑人员建立“专业的”融洽关系，会对明显违反监狱基本制度的行为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自从第一次会面后，雷就想方设法让我在监狱工作的8个月里苦不堪言。他不断地要求见我，无休止地企图利用我为他办事。有一次，他说服了我相信他可以成为一名好厨师——他觉得自己天生爱好烹饪，认为自己刑满释放后可以当厨师，他很想尝试自己的各种想法，希望改善监狱的饮食条件，等等——于是在我的支持下，他调出了机械车间（很明显之前他在那儿制作了那把刀）。令我没有想到的是，厨房里有白糖、土豆、水果以及其他可以制造酒精的原料。就在我举荐调动之后的几个月，监狱长餐桌下的地板发生了大爆炸。骚动平息以后，我们在地板下面发现了一个精心设计的酒精蒸馏装置。由于出现了故障，其中一个罐子爆炸了。在这个警戒级别最高的监狱里，出现一个蒸馏装置本来已经不寻常了，这么胆大妄为地把它放在监狱长的座位下面，更让许多人都大吃一惊。查出雷是这起事件幕后操作的核心人物之后，他被单独禁闭了一段时间。
刚刚从禁闭室里释放出来，雷就若无其事地出现在了我的办公室里，要求从厨房调到汽车车间——他真的觉得自己有技术，认为自己需要为出狱后的生活做准备，只要他有时间多实践一下，出去以后就能够开一家自己的店铺……虽然对他的上一次调动依然心有余悸，但是最终我还是向他妥协了。
不久之后，我决定离开监狱去攻读心理学博士学位。大约在我离开前的一个月，雷几乎说服了我去找自己当房屋承包商的父亲，给他提供一份工作来作为申请假释的部分条件。当我向一些监狱工作人员提起这些时，他们大笑不已。他们太了解雷了，都曾经被他洗心革面的想法和计划欺骗过，渐渐地他们已经习惯了对他报以怀疑的态度。不过都是成见吧？我当时是这么想的。但是事实表明，他们对雷的认识了解要比我深刻得多——尽管我是干这一行的。由于常年与雷这样的人打交道，他们已经具有了敏锐的洞察力。
雷凭借炉火纯青的骗人本事，不光是我，所有人都会上他的当。他可以不假思索地侃侃而谈，谎话连篇，有时候就连经验最丰富、最老到的监狱工作人员都会暂时放松警惕。当我遇见他时，他已经罪行累累（并且事实证明，他还将继续作恶多端）。他成人后的一半光阴都在监狱中度过，而且许多罪行都是暴力犯罪。然而他还是说服了我，以及那些比我经验更丰富的人，使我们都相信他会洗心革面，相信他对犯罪的兴趣已经完全被其他的爱好所代替——例如烹饪、机械，任何你能说出来的东西。他谎话连篇而毫不在乎，即便当我指出他的话与档案中的记载相互矛盾时，他也是面不改色心不跳。他会转换话题，轻描淡写地一带而过。当最终确信他不会成为父亲公司里的好职员后，我拒绝了他的请求，还被他遭到拒绝后穷凶极恶的样子吓得发抖。
离开监狱去上学之前，我还在为一辆1958年的福特汽车还贷款，而实际上我已经无法负担它了。那儿的一个长官，后来成为监狱长，想用他1950年的莫里斯小车换我的福特，并且替我还清贷款。我同意了，但是由于莫里斯的车况不佳，我把它送到监狱的汽车车间进行修理，这是监狱的一项优惠政策——雷还在那儿工作，这得感谢我（不过他从未感谢过我）。小车被粉刷一新，发动机和动力传动系统也都重新调试过了。
所有行李都放在了车顶上，孩子躺在后座的夹板床里，我和妻子向安大略出发了。我们离开温哥华后不久，第一个问题就出现了，发动机听上去有异响。随后，我们感到车子有些倾斜，而且冷却器过热。汽车修理工发现化油器的浮箱里有圆球在滚动，他还指出冷却器的一个孔显然被堵住了。这些问题轻而易举就解决了，但是接下来，当我们在下一个长长的山坡时第二个问题出现了，这次要严重得多。刹车踏板变得很松，随后干脆就掉到车板上了——没有刹车，而且还是在长长的山坡上。幸运的是，我们设法把车开到了服务站，在那儿我们发现刹车连接线被人切开了，这样就会慢慢发生断裂。也许当车被送去修理时，雷在汽车车间仅仅是一个巧合，但我毫不怀疑，监狱里的“传话筒”告诉了他这辆车的新主人是谁。
在大学里，我的博士论文打算写惩罚对人类学习和行为表现的影响。在进行项目研究时，我第一次接触到了心理变态的相关文献。我并不确定自己当时是否刻意想到了雷，但是机缘巧合，他又出现在了我的脑海里。
获得博士学位后，我的第一份工作是在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任教，那儿离我几年前曾经工作过的监狱不远。那个年代还没有电脑，在学生注册周里，我和几个同事坐在桌子后面，为排着长队的学生们注册秋季课程。就在我正忙着接待一名学生时，听到有人提及我的名字。“是的，就在黑尔博士在监狱工作的那段时间里，大概有一年多吧，我一直是他的助手。我替他完成所有的文字工作，充实了他的监狱生活。当然，他常常会和我说起那些棘手的案例。我们合作得很愉快。”是雷，他正站在旁边队伍的最前面。
我的助手！“噢，真的吗？”我打断了他口若悬河的讲话，以为他会感到很难堪。“嘿，医生，最近怎么样啊？”他面不改色心不跳地和我打了个招呼，随后又神情自若地继续回到刚才的谈话中，只是换了一个话题。事后，我查看了他的申请表，显然他此前的大学课程成绩单是伪造的。在选修的课程里，我所教授的课程他一门都没有注册。
也许最吸引我的是，即使在谎言被揭穿以后，雷依然保持着绝对的镇定自若——而我的同事显然上当了。在他的心理伪装下面，究竟是什么赋予了雷颠倒是非的力量，同时他明显不会为此良心不安而是毫不在意？结果就是，在随后的二三十年时间里我一直都在从事实证研究，以回答这一问题。
在多年后的今天，雷的故事看上去有些滑稽。从那以后，我所研究的几百个心理变态案例就没有那么可笑了。
我在监狱工作了几个月后，管理部门送来了一名服刑人员，要求为其假释听证做心理测试。他因为过失杀人而被判有期徒刑6年。我发现档案中没有完整的犯罪报告，于是要他说说具体的细节。他说，女朋友几个月大的女儿连续不停地哭闹了好几个小时，并且她闻起来臭极了，所以他很不情愿地给她换尿布。“她拉得我满手都是，于是我生气了。”他说道。他如此若无其事地描述自己的行为真令人感到可怕。“我拎起她的脚，然后把她往墙上撞去。”他一边说，一边还面带微笑（真令人难以置信）。他对自己可怕行为的轻描淡写让我深感震惊，我想起了自己年幼的女儿，因此毫不客气地把他赶出了办公室，再也不想见到他。
由于好奇这个人后来怎么样了，我最近又查看了一下他的监狱档案。我了解到他在我离开监狱一年后就获得了假释。后来他抢劫银行未遂，在警察的全速追击中丧命了。监狱精神病医生曾将他诊断为心理变态，建议不要给予假释。假释委员会不可能对专业人士的这一建议完全置之不理。但是那时候，心理变态的诊断程序还十分模糊并且准确性不高，而且该诊断对行为预测的含义尚不明确。正如我们看到的，现在情况已经大不一样了，任何假释委员会如果不考虑当今有关心理变态的知识和常见犯罪行为，那么所作出的决定都可能会导致灾难性的错误。
艾尔莎与丹
在经历了一次令人精疲力竭的离婚风波后，艾尔莎辞去教师工作去了伦敦。一年后她和丹在伦敦的一家自助洗衣店里相遇了，她曾经在附近见过丹，当他们最终开始搭上话时，艾尔莎有种似曾相识之感。他坦率而友好，很快他们就相谈甚欢。从一开始，她就觉得他很风趣。
艾尔莎一直孤零零一个人。天空阴沉沉的，还夹杂着雨雪，她已经看过了小镇的每一部电影和话剧，而在大西洋的东岸她谁也不认识。
“嗨，旅行者的孤独，”晚餐时丹同情地低声说道，“这是最糟糕的了。”
吃完甜品后，他尴尬地发现自己出门时忘了带钱包。艾尔莎很乐意付账，很乐意和他坐在那儿从头到尾看完一周前已经看过的连场电影。在酒吧里，几杯酒下肚后，丹告诉艾尔莎自己是联合国的翻译，他环游过世界，目前他正在休假。
那一周他们见了四次面，接下来的一周见了五次面。丹告诉艾尔莎，他住在汉普斯蒂德一处公寓的顶层，但不久之后就会搬来和她一起住。让艾尔莎感到吃惊的是，自己很喜欢这样的安排。这并不符合她的本性，她甚至都不知道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但是在长期孤独寂寞的生活之后，她过上了快乐的日子。
不过，有些细节丹从未解释或者提起过，艾尔莎也把它们忘得一干二净。他从来没有邀请过她去自己家里做客，艾尔莎也从来没有见过他的朋友。一天晚上，他带回了一个装满录像带的纸箱子——用塑料包裹着，直接从工厂送过来的，还没拆封，几天以后它们不见了。有一次艾尔莎回家后发现墙角堆着三台电视机。“一个朋友放在这儿的。”除此之外他什么也没有说。当艾尔莎想知道更多时，丹只是耸了耸肩。
当丹第一次没有在约定地点出现时，艾尔莎有些担心他是不是发生了交通事故——他总是在街区中心横冲直撞。
丹离开了三天，当艾尔莎在上午十点左右回来时，看见他正躺在床上熟睡。发臭的香水气味和发酵的啤酒味几乎令她作呕，她对他生活的担心已经被某种自己身上从未出现过的新东西所代替：可怕的、疯狂的、不可控制的嫉妒。“你都去哪儿了？”艾尔莎大叫起来，“我一直都在担心你。你到哪儿去了？”
丹醒了，看上去很不耐烦。“别问我这些，”他厉声说，“我不会回答的。”
“什么？”
“我去了哪儿，我干了些什么，我和谁在一起——这些都不关你的事，艾尔莎，不要再问了。”
他看上去就像变了个人。但是随后，他似乎清醒了过来，把瞌睡赶跑后，用双臂抱住了艾尔莎。“我知道这样伤害了你，”他又像以前那样温柔地说道，“但是嫉妒就像流感，等着它过去吧。你会战胜它的，亲爱的，你会的。”就像母猫舔舐小猫一样，他又重新获得了艾尔莎的信任。不过艾尔莎还是觉得他关于嫉妒的说法很奇怪。这使艾尔莎确信他从未感受过被人背叛的痛苦。
一天晚上，艾尔莎轻声问丹是否能去街角给自己买一支冰激凌。他没有回答，但是当艾尔莎抬起头时，却发现丹正狂怒地盯着自己。“你总是能得到你想要的一切，是不是？”他以一种陌生的、嘲讽的口气说，“不管小艾尔莎想要什么不起眼的东西，总会有人跳起来跑出去帮她买，是不是？”
“你在开玩笑吧？我不是那样的人。你在说什么啊？”
丹从椅子上站起来走了出去。从此以后艾尔莎就再也没有见过他了。
双胞胎
在双胞胎女儿30岁生日那天，海伦和史蒂夫百感交集地回首往事。只要一想到爱丽丝那些不可预测的、破坏性的、通常要赔上不少钱的行为，每次一想到阿里尔取得的成就时油然而生的骄傲自豪感就会大打折扣。虽然她们是异卵双胞胎，但是相貌却天生就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尽管如此，她们的性格却像白天与黑夜一样截然不同——也许更贴切的比喻应该是天堂和地狱。
这30年来，她们之间的区别日益明显。阿里尔上周打电话来通报了一个好消息——资深合伙人明确地告诉她，如果她能够继续保持现在的状态，不出四五年，她肯定就会跻身资深合伙人之列。爱丽丝——应该说是爱丽丝的房东——打来的电话就不那么令人高兴了。爱丽丝和另外一个中途住店的房客半夜出去了，已经两天不见踪影。上次类似事情发生时，爱丽丝出现在了阿拉斯加，饥肠辘辘，身无分文。在此之前，她的父母已经记不清给她汇了多少次款并且安排她乘飞机回家。
尽管阿里尔在成长过程中也曾经遇到过类似问题，但它们大都还算正常。如果要求没有获得满足，她就会变得喜怒无常、郁郁寡欢，青少年时期更是如此。高一那年她就抽烟、吸食大麻；大学二年级那年她退学了，因为她担心缺乏人生方向就意味着没有发展潜力。然而，就在那一年的工作中，阿里尔决定去法学院读书，并且从那以后就一帆风顺。她专心学习，乐在其中，而且雄心勃勃。她在学校的《法律评论》期刊社担任编辑，以优异的成绩毕业，并在第一次面试后就确定了自己以后要从事的职业。
对于爱丽丝，则总是“什么地方有点儿不对劲”。两个小女孩都很漂亮，但是海伦惊讶地发现，爱丽丝三四岁时就知道如何利用自己漂亮的外表和小女孩的机灵来达到目的。海伦甚至觉得爱丽丝好像知道怎么去卖弄风骚——只要周围有男人她就会装腔作势——尽管对自己的小女儿有这种看法让她觉得十分内疚。当大家发现表兄送给孩子们的小猫被勒死在花园里时，海伦的内疚感就更深重了。阿里尔显然心都要碎了，爱丽丝的眼泪则看上去像是挤出来的。尽管她努力让自己不要这样想，但是海伦就觉得小猫的死和爱丽丝有关。
姐妹俩会打架，但是同样，也有“什么地方不对劲”，两个孩子打架的方式不一样。阿里尔总是防守者，而爱丽丝则总是挑衅者，毁坏姐姐的东西似乎能让她获得特殊的快感。当爱丽丝17岁离开家时，全家人都大大松了一口气——至少现在阿里尔可以过上太平日子了。然而，事实很快表明，爱丽丝搬出去是因为吸毒。现在她不仅是行为出人意料、处事冲动、依靠乱发脾气来达到目的了——她已经成了瘾君子，为了满足毒瘾她想尽了一切办法，包括偷窃和卖淫。保释和治疗计划——一家位于新汉普郡的三星期收费10 000美元的昂贵诊所——不断榨取着海伦和史蒂夫的钱财。“我真高兴家里马上就有人能够付得起钱了。”听到阿里尔的好消息时史蒂夫说。一直以来他都很担心，自己到底还能为爱丽丝收拾残局多久。事实上，他曾经认真地思考过将爱丽丝保释出狱是否明智。毕竟，难道不应该是她自己去面对其行为的后果，而不是他或者海伦吗？
海伦始终坚持一点：只要支付了保释金，她的孩子就不会在监狱里过夜（爱丽丝已经在监狱度过了好几个夜晚，但是海伦宁可忘记它）。这成了一个关乎责任的问题：海伦深信不疑的是，这都是因为她和史蒂夫在抚养爱丽丝的过程中做错了什么，尽管在30年的深刻自我反省中，她始终找不出他们究竟做错了什么。不过，也许是潜意识作怪——可能是当医生告知她会生下双胞胎时，她并没有感到特别兴奋。也许是她在不知不觉中忽视了爱丽丝，毕竟她一出生就比阿里尔要更强健。也可能是她和史蒂夫引发了双重人格综合征，因为他们坚持从不让女儿们穿得像双胞胎，让她们去不同的舞蹈学校和夏令营。
可能是……但是海伦对此心存怀疑。难道天下父母不是都会犯错吗？难道天下父母不都是无意间更偏爱某个孩子吗，即使只是暂时的？难道天下父母不都是伴随着生活中的各种偶然而心情起伏，为孩子而感到高兴吗？事实的确如此——但是并非天下所有父母都为爱丽丝这样的孩子而寝食难安。在女儿们的童年时期，为了寻求答案，海伦曾经密切观察过其他家庭，但是她发现许多粗心大意并且偏心的父母却有着情绪稳定、调适良好的孩子。她知道，那些公然打骂孩子的父母通常会培养出麻烦不断的孩子，但是海伦确信，不管自己与丈夫犯了什么错，也绝对不会是那种家长。
所以，女儿们30岁的生日让海伦和史蒂夫百感交集——感谢上苍的是，孩子们看上去身体都很健康，他们为阿里尔在工作中寻找到了安全和满足感而备感欣慰，但是长久以来的一块心病还是爱丽丝的不知所踪和幸福安宁。不过，当这对结婚已久的夫妻为女儿们并未出席的庆生会而干杯时，也许他们最大的感受就是沮丧，因为这一年什么也没有改变。这是20世纪——他们应该知道如何解决问题。你可以通过吃药来治疗抑郁，通过治疗来控制恐惧症，但是这么多年以来，爱丽丝已经看过了许多医生、精神病学家、心理学家、治疗咨询师以及社会工作者，而他们中没有一个人能够对她的问题给出解释或解决之道，甚至没有人可以确定她是否患有心理疾病。30年过去了，海伦和史蒂夫隔桌相望，伤心地问道：“她究竟是疯了？或者单纯就是人品太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