聚焦画面
他会选择你，用甜言蜜语使你缴械投降，并以其翩翩风度来迷惑你。他的聪明才智和宏伟计划会令你感到快乐兴奋。他会给你带来一段美好时光，但你终将为此付出代价。他会面带微笑地欺骗你，他也会目露凶光让你恐惧不已。当他不再需要你的时候，他肯定会有不再需要你的时候，他就会抛弃你，带走你的无辜和骄傲。留下你独自悲伤、迷惑无助，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你会困惑不解：究竟发生了什么，究竟自己做错了什么。如果与之类似的另一个人出现了，你会再次敞开心扉吗？
——摘自一篇杂文，名为《监狱里的心理变态者》
问题依然悬而未决：“爱丽丝究竟是疯了或者单纯就是人品太差？”
长久以来，这个问题不仅困扰着心理学家和精神病医生，而且哲学家和神学家也无法给出答案。严格来说，心理变态者是精神出现了异常，还是完全清楚地意识到了自身行为但不遵守规则？
这个问题不只是关乎语义。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它具有无法估量的现实意义：对心理变态者的正确处理和控制应该是心理健康专家还是司法系统的职责？世界上任何地方的法官、社会工作者、律师、教师、心理健康工作者、医生、司法系统工作人员，以及一般民众——无论他们是否知道这个问题——都需要答案。
问题的分歧
对于多数人而言，有关这一问题的困惑和不解首先就源于“心理变态”一词本身。从字面上理解，它表示“心理疾病”（来自psyche，“心理”；以及pathos，“疾病”），在一些字典中仍然能找到这种含义。人们的困惑在于，媒体对这一术语的使用是将其等同于“丧失理智”或“疯狂”：“警方宣称有一名‘心理变态者’逍遥法外”，或者“杀害她的那个人一定是个‘心理变态者’”。
大多数治疗师和研究者不会这样使用该术语；他们知道不能用传统的心理疾病观来理解心理变态。心理变态者并没有失去判断力或是失去与现实的接触，他们也不会产生错觉、幻觉，或深感痛苦，而这是大多数其他心理疾病的特征。与心理疾病患者不同的是，心理变态者头脑清醒，很清楚自己在做什么以及为何这样做。他们的行为是选择的结果，他们是完全自由的。
因此，如果一个被确诊的精神分裂症患者违反了社会法则——比方说，执行“来自宇宙飞船中火星人”的命令而杀害了一名路人——我们会认为这个人不必承担责任，“因为他精神失常了”。但是如果一个被确诊的心理变态者违反了相同的社会法则，那么他会因为神志清醒而被判入狱。
尽管如此，对于一些暴力犯罪，尤其是在系列残害和谋杀案中，人们的一种常见反应是：“做这种事的人一定是疯了。”也许的确如此，但是从法律或精神病学角度来看，往往并非如此。
正如前文所述，许多连环杀人犯的确精神失常。例如，爱德华·盖恩，他犯下了一系列令人毛骨悚然、超乎寻常的罪行，为许多电影和书籍提供了人物素材，其中包括《惊魂记》《德州电锯杀人狂》和《沉默的羔羊》。盖恩杀人、分尸，甚至有时还会吃了受害者，并且用尸体的各个部位和皮肤做成一些怪异的东西——灯罩、衣服、面具。在对他的审讯中，控方和辩方的精神病医生一致认为盖恩患有精神病。诊断结果为慢性精神分裂症，因此他由于犯罪时神志不清，法官判他入院接受治疗。
然而，多数连环杀人犯与盖恩不同。他们会虐待、杀害和肢解受害人——这些骇人听闻的行为痛苦地考验着我们对“理智”含义的理解——但是在多数案件中，并没有证据表明他们神志不清、精神错乱或者患有精神病。在这些杀人狂中，许多人——仅举几例，如泰德·邦迪、约翰·韦恩·盖斯、亨利·李·卢卡斯——已经都被确诊为心理变态者，而这意味着根据现有的精神病学和司法标准，他们神志清醒。他们被关进大牢，某些情况下会被判处死刑。但是无论如何，要将精神病杀人犯和理智的变态杀人狂区分开来都不大容易。它源自历经几个世纪的科学辩论，有时这一辩论还与形而上学的讨论有关。
一些术语
很多研究者、治疗师和作家将心理变态者与反社会者这两个术语相互通用。例如，在《沉默的羔羊》一书中，作者托马斯·哈里斯将汉尼拔·莱克特描写成“不折不扣的反社会者”，而剧作家则称他是“不折不扣的心理变态者”。
有时候人们会使用社会变态这一术语，这是因为比起心理变态，它不太容易与精神病或丧失理智相混淆。在其著作《鲜血淋漓》中，约瑟夫·温伯谈到科林·皮奇福克——一名英国强奸杀人犯时说道：“……很遗憾，出于对后者的误解，精神病医生在诊断报告中对他的描述没有使用‘反社会者’而是使用了‘心理变态者’。与案件相关的所有人似乎都把‘心理变态’一词和‘精神病患者’相混淆了。”
在许多案例中，对术语的选择反映了使用者如何看待本书中所描述的临床症状或疾病的起源与决定因素。因此，一些治疗师和研究者——与大多数社会学家和犯罪学家一样——认为症状完全是由社会因素和早期经验导致的，所以他们会更青睐社会变态一词，而另外一些人——包括本书作者在内——则认为心理因素、生理因素和遗传因素同样也影响了症状的形成，所以通常会使用心理变态一词。因此，对于同一个人，一名专家可能会将其诊断为反社会者，而另一名专家的诊断却是心理变态。
来看看下面这段发生在一名罪犯（O）与我的研究生（S）之间的对话：
S：“从对你进行评估的监狱精神病医生那儿，你获得了什么反馈信息吗？”
O：“她告诉我说我是个……不是反社会的人……而是一个心理变态的人。这太可笑了。她叫我不用担心，因为医生或者律师也可能会心理变态。我说，‘没错，我明白你的意思。如果你坐的飞机被劫持了，那么你宁愿旁边坐的是我，还是某个反社会的人，或是吓得屁滚尿流并且想要将我们都杀死的精神病人呢？’她几乎要从椅子上摔了下来。如果有人要对我进行诊断，我宁可是一个心理变态的人，而不是一个反社会的人。”
S：“它们不是一回事吗？”
O：“不，这可不一样。你想，反社会的人犯了错是因为他的生存环境出了问题。他可能会怨天尤人。但我不会，我的心里没有敌意。我就是这样的。没错，我想我就是个心理变态的人。”
通常人们认为，与“心理变态”或“反社会”的含义非常相似的一个术语是“反社会人格障碍”，在美国精神病学会出版的《精神疾病的诊断和统计手册》的第三版（DSM-Ⅲ；1980）及其修订版（DSM-Ⅲ-R；1987）中，都曾对它进行过阐述，这本书被当作精神疾病的“诊断圣经”，得到了广泛应用。反社会人格障碍的诊断标准主要包括一系列反社会行为和犯罪行为。当诊断标准最初公布的时候，治疗师们普遍感到很难对一些人格特点进行准确评估，例如同理心、自我中心主义、内疚感，等等。因此，如果治疗师们都能够毫无困难地，也就是客观地，对反社会行为进行评估，那么诊断结果就成立。
在过去10年中这导致的结果就是造成混淆不清的情况。许多治疗师错误地认为，“反社会人格障碍”和“心理变态”是同义词。如DSM-Ⅲ、DSM-Ⅳ和最近出版的DSM-Ⅴ所诊断的那样，“反社会人格障碍”主要是指一系列犯罪的、反社会的行为。多数罪犯都大大超过了这一诊断标准。另一方面，“心理变态”的界定则包括一系列的人格特点和违反社会规范的行为。大多数罪犯都不是心理变态者，而许多钻法律空子、逃脱了法律制裁的个体却是心理变态者。如果你有机会在自己的一生中，就心理变态者的问题向治疗师或咨询师请教的话，那么就请牢记这一点：请确信他或者她知道“反社会人格障碍”和“心理变态”的区别。
历史上的观点
最早对心理变态进行阐述的治疗师之一是菲利普·皮内尔，他是19世纪早期的一位法国精神病医生。他运用了“无谵妄性精神错乱”这一术语来描述一种行为模式，其特点是毫无悔恨之心、完全不受约束，他认为这种模式有别于通常所说的“恶行”。
皮内尔认为这种情况在道德上无所谓好坏，不过其他作者却认为这些患者“道德败坏”，是邪恶的化身。于是，一场跨越几代人的争论就此展开，有人认为心理变态者是“疯子”，有人认为他们是“坏蛋”甚至是恶魔，这两种观点不相上下。
《十二金刚》是一部经典影片，它赞美了经久不衰的好莱坞神话：只要将心理变态者的内心世界呈现出来，你就会发现英雄的诞生。电影讲述了一群最粗鲁、暴力的罪犯面临着一个选择：要么志愿去完成一项自杀式任务，要么老死狱中。他们的任务是去攻占德军司令部所驻扎的一个城堡。不用说，十二金刚圆满地完成了任务。也不用说，他们被奉为英雄，这一结局显然满足了几代观众的要求。
《一切，除了我和你》的作者、精神病医生詹姆斯·韦斯则讲述了一个截然不同的故事。书中记载了埃利奥特·D.库克准将及其助手拉尔夫·宾上校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所作的一项调查。他们的工作开始于站点——位于科德角地区的爱德华兹营军队东海岸训练（拘留）中心，然后又回到了连队，以了解二千多名服刑人员在那儿的伤亡情况。
正如韦斯所评价的那样，它是一个讲述了一遍又一遍的“始终不变的伤感故事”。得知同伴即将奔赴战场，士兵自发去寻找补给却再也没有回来。或者是去偷食物的士兵偷来了一辆卡车，开着它四处兜风。这些人不太在乎战争中要保持的基本警惕性，而是更多追求短暂的满足，因此他们中弹的可能性要大得多——“当其他所有人都低下头时，彼得森……抬起了头，一名德国狙击手的子弹从正中穿过”——却没有完成一项经过周密计划的、巧妙的、出于良心的英雄任务。
经过好莱坞的润色加工后，《十二金刚》显得无可挑剔，但在现实生活中，正如韦斯所总结的那样，“通过战争得以转变（由心理变态者转变为英雄）的情况就算有也是很少见的。”（詹姆斯·韦斯，《精神疾病治疗杂志》第5期，1974年，第119页）
第二次世界大战使得这场辩论具有了前所未有的现实紧迫性——人们需要的不仅仅是猜测。首先，在士兵应征入伍时，迫切地需要确定并诊断出，哪些人会违反甚至破坏军队的严格管理制度，并在可能的情况下对其进行治疗，同时这一问题也引起了公众的广泛关注。然而，随着纳粹铁蹄的大肆破坏和毫无人性的种族灭绝计划被揭露出来，一个更为不祥的问题产生了。是什么原因导致了这种行为模式的形成？有些个体——令人可怕的是甚至某个掌控国家大权的人——的行为如何以及为何偏离了一些规则？而我们大多数人都已经接受了这些规则，以此来约束个体的本能冲动和想法。
许多作家都接受了这个挑战，其中哈维·克莱克利的影响最大。在1941年首次出版的经典著作《理性的面具》中，克莱克利呼吁人们关注一个在他看来很可怕却又遭到大众忽视的社会问题。他对自己的患者们进行了戏剧性的描写，并为普通大众提供了关于心理变态的第一手详尽资料。例如，在书中他披露了有关格里高利的案例笔记，这名年轻男子有一长串的被捕记录，要不是因为枪支出了故障，他早就把自己的母亲杀死了。
要用上几百页纸，才能恰当地描绘出这个年轻人的职业经历。他屡次出现反社会行为，但其行为背后并没有强烈的动机，他也无法从经验中吸取教训，不知道如何进行更好的调适、避免可以预见的大麻烦，这一切都让我感觉到他是心理变态人格的典型个案。我想他的行为很可能会一如从前，而我却不知道哪一种心理治疗方法可以有效地改变其行为，或者有助于他进行更好的调适。（第173—174页）
诸如“精明灵活的头脑”“风趣幽默的谈吐”“非凡出众的魅力”这类词语不时出现在克莱克利的案例记录中。他指出，被拘留或监禁的心理变态者会运用其高超的社交技巧，劝说法官相信他真的应该被送到精神病医院去。一旦进了医院，他就会被百般嫌弃——因为他的破坏性太强了——不久他就会运用自己的“天赋”从那儿脱身。
在其生动的临床描述中，对于心理变态者行为背后的含义，克莱克利还不时地写下了自己的相关思考。
心理变态者对那些被称为个人价值的基本事实和概念一无所知，根本无法理解这类东西。对于严肃的文学或艺术作品中所表达出的人性的悲惨、快乐或者挣扎，他根本不可能产生哪怕一丁点儿的兴趣。在现实生活中，他对这些东西也并不关心。他只对美丽和丑恶具有一些非常肤浅的感受，而善良、邪恶、爱、恐惧、幽默对他来说没有任何实际意义，也丝毫不能令其动容。除此之外，他也缺乏识别他人情绪的能力。尽管聪明过人，但他似乎就像色盲一样，对人类存在的这些方面视而不见。没有办法让他明白这一点，因为在其意识轨道中，根本就没有任何东西能让他将心比心。他可以一字不差地重复出来，能言善辩地说自己知道，但是没有办法让他明白，其实他并没有真正理解。
《理性的面具》极大地影响了美国和加拿大的研究者，在过去三十余年里，它为大多数心理变态的科学研究提供了临床指导。大多数情况下，这类研究的目的是找出心理变态者“与众不同”的原因。我们现在已经掌握了一些重要线索，这在整本书中都会有所谈及。但是随着我们越来越多地了解到心理变态者的行为对社会所造成的破坏，现代研究就有了一个更为重要的目标——提出各种可靠的方法来识别这些人，从而最大限度地降低他们对他人的伤害。无论对于普通大众还是某一个体而言，这个任务都意义非凡。我的相关研究开始于20世纪60年代，那时我还在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的心理学系就读。在那儿，伴随着监狱中的工作经历，我对研究心理变态的兴趣日渐浓厚，这最终成为我一生的工作。不论在哪儿，只要一有机会我就想方设法地继续进行自己的研究。
识别“真正的心理变态者”
在监狱里开展研究工作存在一个问题，那就是服刑人员通常对外来者心存怀疑、不信任，尤其是对学者。我曾经得到过一位囚犯头目的帮助，他最终相信，我的研究不会对被试产生任何不良影响，反而会有助于了解犯罪行为。这名服刑人员以前是职业银行抢劫犯，后来成为我的发言人，他非常支持我的工作，公开宣称自愿参加我的研究。结果导致了志愿被试人数激增，可是人数实在太多了，导致随之而来的问题是：我怎样才能将“真正的”心理变态者从众多的志愿者中鉴别出来？
20世纪60年代的心理学家和精神病医生尚未就如何识别心理变态达成一致。分类问题是一个主要障碍。我们试图进行分类的对象是人，而不是苹果和橘子，并且我们所关注的识别特征是心理现象，它巧妙地隐藏于科学探察之眼的背后。
佛罗里达州的一个女人给他买了辆新车。
加利福尼亚州的一个女人给他买了辆房车。
天知道还有谁给他买了些什么。
一篇新闻报道描述了莱斯利·高尔在全国各地的行骗过程，这篇报道恰如其分地指出，人如其名，看他名字就知道：“登徒之辈”（编者注：“高尔”译自“Gall”，其可译作姓氏之外又有“厚颜无耻”之意）。
这个“甜心骗子”，正如一位受害者所称呼的那样，成功地捕获了一个又一个寡妇的欢心，从她们身上骗取了自己想要的一切，甚至更多。她们将自己的真心与支票双手奉给了他。“凭借着勇气、魅力，还有那一满箱的伪造身份证，高尔声称自己从老年妇女那儿偷走了成千上万美元，而这些人都是他在上流社会的舞会和社交俱乐部中认识的。”在调查其背景时，加利福尼亚州警方发现了他一长串的犯罪记录，全部都与诈骗、伪造和偷盗有关。
得知加利福尼亚州警方正在查看自己的犯罪记录，高尔要自己的律师给佛罗里达州警方写了一封信，宣称他愿意认罪，但作为交换，必须保证自己在加拿大监狱服刑。
“这件事情公布于众之后，”记者戴尔·布拉泽写道，“加利福尼亚州警方的电话响个不停，人们打来电话说，他们的母亲、姑妈或姨妈可能也牵涉到了高尔的案件中。他们摆出一副‘我想我知道那人长什么样’的嘴脸……天知道还会有多少受害者涌现出来。”
高尔如今正在佛罗里达州的一个监狱中服刑，刑期长达10年，但他将自己描绘成一个人道主义者。“我的确拿了她们的钱，但是她们也从我这儿得到了回报。”他说，“我满足了她们的需求。她们得到了关爱、感情、陪伴，对于有些人来说，她们甚至得到了爱情……有时候我们甚至整天都待在床上。”（摘自戴尔·布拉泽的文章，《多伦多之星》，1990年5月19日和1992年4月20日）
或许我可以使用标准化的心理测试来找出那些心理变态的服刑人员，但是大多数这类测试都依赖于自我报告——例如，“我撒谎（1）很容易；（2）有点困难；（3）从不。”跟我打交道的这些服刑人员都十分精明，他们善于从测试和谈话中，猜测出精神病医生和心理学家的意图。一般来说，他们认为自己毫无理由要向监狱工作人员透露任何真正有意义的东西，但是很有必要去展现自己最好的一面，以获得假释、调换工作、参加某个培训的机会，诸如此类。除此之外，他们之中的心理变态者非常善于歪曲、捏造事实，以达到自己的目的。毫无疑问，印象管理是他们的强项。
因此，监狱记录中常常会详尽细致地写满服刑人员的人格特点，但令人尴尬而又奇怪的是，这些内容却与监狱中人人皆知的该罪犯并不一致。我想起了一份文档，心理学家使用了一连串自我报告测试后得出结论认为，一名冷酷无情的杀手实际上敏感细致、关心体贴他人，他需要的仅仅只是一个温暖的拥抱所给予的心理平等。由于盲目地使用人格测评，在过去的（现在仍然如此）随处可见的与心理变态相关的研究中，它们事实上与现实关联甚少。
一名服刑人员提供了一个极好的例证，说明了我为什么不愿意依赖心理测试。在一项研究计划中我对他进行了访谈，在访谈过程中提到了心理测试这一话题。他告诉我，他知道所有的心理测试，尤其是监狱心理学家最常用的自我报告测试“明尼苏达多相人格问卷”，即MMPI。后来我发现这位老兄的房间中有一整套MMPI的问题集、计分表、计分模板和说明册。通过运用这些材料以及自己的相关专业技能，他为其他服刑人员提供咨询服务——当然，这要收费。他会根据咨询者的情况和目的，判断出他将接受何种测试，然后教他如何回答问题。
“刚进监狱？你应该表现得有点不知所措，也许是抑郁和焦虑，不过不要表现得好像心理治疗已经无法解决你的问题了。等你假释期快到了再来找我吧，我们再来安排如何让你表现出明显的进步。”
即便没有这种“专业人士”的帮助，许多罪犯也能够毫不费力地伪造出心理测试的结果。最近，一名服刑人员参与了我的一项研究计划，他在狱中接受了三次MMPI测试，却得到了三份完全不同的诊断报告。每次测试的时间间隔大约为一年。第一份报告显示该男子患有精神病，第二份报告显示他完全正常，第三份报告则显示他有轻微的心理困扰。在我们的谈话中，他说那些心理学家和精神病医生都是“笨蛋”，完全相信他所说的一切。他说自己在第一次测试时伪装成精神病患者是为了转移到精神病患者牢房，因为他以为那儿的日子“好混”。当他发现自己不喜欢那儿时（“浑身臭虫的犯人太多了”），他设法接受了另一次MMPI测试，这一次结果显示他很正常，于是他又搬回了普通牢房。过了没多久，他又决定将自己假扮成焦虑、抑郁病人，结果MMPI测试显示他有轻微的心理问题，这样他就得到了一些安定药，然后他把这些药卖给了其他犯人。讽刺的是，监狱心理学家认为这三份测试结果都有效，它们都表明了该服刑人员所遭受的心理问题的类型和程度。
我决定在解决分类问题时不能仅仅依赖于自我报告。为了收集资料，我召集了一群熟知克莱克利工作的治疗师。通过长期的深度访谈，以及对文档的深入研究，他们将从服刑人员中识别出用于研究的心理变态者。我向这些“等级评定者”提供了一张克莱克利清单，清单上有关于心理变态者人格特征的描述，可以为他们的工作提供一个指导。结果，这些治疗师达成极高的一致，为数不多的分歧也通过讨论解决了。
尽管如此，其他研究者和治疗师一直不清楚我们是如何进行诊断的。因此，我和学生们花费了十几年的时间来改进和完善我们的方法，来从普通服刑人员中识别出心理变态者。我们开发出了一个极为可靠的诊断工具，任何治疗师或研究者都能够使用，并且它能够提供一份非常详尽的，关于心理变态的人格障碍报告。我们把这个工具称为“心理变态核查表”。这种工具是第一次出现，它广为人们接受，具有科学性，能够用于心理变态的测量和诊断。“心理变态核查表”如今已在世界各地广泛应用，以帮助治疗师和研究者明确地识别哪些人是真正的心理变态者，而哪些人只不过是违反了社会规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