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部控制：缺失的部分
与贼亲吻时，请数数自己的牙。
——希伯来谚语
1984年的夏天埃莉丝邂逅了杰弗里，她永远也不会忘记这一天。当时她正和一些朋友在海滩上玩，这时她瞟见了他，立刻被他灿烂的笑容完全吸引住了。他径直走向她，要了她的电话号码，不知为什么，他的厚颜无耻竟然使她毫无戒备——她沉溺于他的微笑与没心没肺之中。第二天他给她打了电话，并且设法出现在了她工作的地方。然后故事就这样开始了……仅仅因为一个笑容。
那时她在一家日托中心工作。杰弗里开始在她工作间隙喝咖啡的时间去找她，然后是午餐时间、回家的公车上；每次只要她一走出办公楼，杰弗里就已经等候在那里了。杰弗里很少提及自己——只说自己是个漫画家，正在努力从事自己的创作。有时候他身上有大量现金，有时候却又身无分文，要用她的钱。他居无定所，所有的衣服也都是“借来的”。“他真有趣，是个乐天派。”埃莉丝心想。当所有一切都结束的时候，她意识到他的幽默既吸引了自己，也消除了自己的戒备。当他把她的生活搅得支离破碎的时候，她却被他的笑话逗得乐不可支，并在笑声中渐渐丧失了理智。
他滔滔不绝地描绘着自己的梦想、计划和蓝图，但事后证明这一切都只是毫无意义的空谈。每次当她问及他描述的某项计划时，他都会显得十分恼怒。“噢，你说那个！我正在从事的事业要宏伟得多，要宏伟得多。”
有一天他们正在吃午饭时，他却突然被捕了。第二天埃莉丝去监狱看望他。警察告诉她杰弗里在朋友家过夜，结果第二天把朋友的照相设备给卖了。她不相信他会这么做，但是法官却深信不疑。事实表明，由于犯下多起案件，警方正在通缉他。杰弗里锒铛入狱。
尽管身陷囹圄，但他却没有对埃莉丝放手。他每天至少给她写一次信，有时一天多达三次。他通篇都在述说着自己的杰出才能和宏伟蓝图，述说着关于她以及他们将要共同拥有的生活。他几乎要把埃莉丝淹没于鸿篇大论中——一位作者曾经用“言语呕吐”来形容类似情景。杰弗里宣称，一旦自己找到释放无穷精力的地方，他就会站在世界之巅，他能够做所有的事情，他会带给她应该享有的生活——他如此深爱着她。她完全被迷惑了，以至于当他在一封信的末尾让她“送些钱来”时，她也甘心奉上。
8个月后杰弗里出狱了。他径直去了埃莉丝家，重新开始迷惑她，可是她的室友们却丝毫不为所动。杰弗里与一名室友调情，并趁另一名室友熟睡时爬上了她的床。上床后，他把她按倒在床上，紧紧地抱着她，似乎很享受她无路可逃时惊恐万分的表情。不用说，杰弗里白天黑夜都赖在这儿，导致室友们无法再继续和埃莉丝生活在一起了。
很明显，他根本不想走，也不想找工作。不过，埃莉丝仍然坚持不懈地帮他找工作。第一次面试他成功了，可是工作第一天他就从收银机里偷走了所有的钱，并且整整5天杳无音讯。随后有朋友打电话告诉埃莉丝，杰弗里在吸毒。当他再次出现时，依旧神情轻松地夸夸其谈，她向他提出质问。可是他却拒不承认所有过错。最终她还是相信了他。她就像位于溜溜球的两端，在信任、怀疑、再次信任之间左右摇摆。
埃莉丝的父母这时介入了，在他们的坚持下她去看了心理医生——他们为埃莉丝和杰弗里之间的关系而担惊受怕。他们没有被他的魅力所迷惑，常常说起他那双“奇怪而空洞的眼睛”。然而心理医生却没有对此保持警惕。他认为杰弗里“乐观向上”“相当不错”。不知为什么，看医生却让埃莉丝幡然醒悟。她决定立刻与杰弗里分手。在大街上，她告诉他一切都结束了。杰弗里抓住了她的胳膊，凝视着她的双眼。“你知道，我永远也不会让你走的。”他坚持说道，而她突然间领悟到了父母所说的关于他的眼睛的话是什么意思。“我会永远和你在一起的，埃莉丝。”
几天后她搬到了另一个公寓——而杰弗里开始跟踪她。
消息传到了她的耳边——如果她再不见他，他就要自杀，直到见到她为止。但是随后传言就变了。杰弗里不打算自杀了，他要杀了埃莉丝。很快他就找到了她，砸坏了住所的大门，揪住了她的头发。幸运的是，她哥哥提前下班过来看看，及时走了进来。看到她的哥哥，杰弗里立刻平静了下来。他微笑着打了个招呼，然后离开了公寓。
一切到此结束了，暴风雨过去了。他再也没有回来过。几年之后，埃莉丝听说杰弗里被捕了，主要是由于抢劫、敲诈以及伤害他人等罪行。他进了监狱，出狱后在渔船上工作了一阵子。她最后听到的消息是，他又进了监狱，面临长期服刑。常常令她困惑不解的是，自己为什么会一开始就对他如此信任。
对此她百思不得其解，先前几乎完全沉溺于杰弗里的魅力而随后却又深受其暴怒之苦的记忆一直缠绕着她，很长一段时间里，她都对遇到的男人满怀戒心。
埃莉丝是我昔日的学生，现在她已经从个人经历和专业训练中掌握了很多关于心理变态的知识。但是她始终难以理解，像杰弗里那样的人为什么能够轻而易举地闯入别人的生活，然后又全身而退。“对他而言，”她说道，“行为法则不过是铅笔写的一纸空文，而他有一块巨大的橡皮擦。”
自从《沉默的羔羊》书籍和电影问世以后，记者和电视节目主持人一直在问我，那个令人恐惧的主角“食人魔”汉尼拔·莱克特，既是一个出色的心理治疗师，又是一个吃人肉的杀人犯的人物设定，他是否为我们精准地呈现了一幅心理变态者画像。
显然，正如小说和电影所描述的那样，莱克特具有很多心理变态者的特征。他以自我为中心、狂妄自大、冷酷无情、善于操纵、不知悔改。但他似乎又不仅仅只是有点疯狂。电影中被称为“水牛比尔”的连环杀人犯是个异装癖，他会剥下女性受害者的皮，而他与莱克特一样，都与现实生活中的心理变态连环杀人犯爱德华·盖伊有几分类似。想到这一点，莱克特的疯狂行径就不值得我们大惊小怪了。
关押莱克特的那所精神病罪犯监狱的院长这样说道：“噢，他简直就是个魔鬼，一个彻头彻尾的心理变态。要活捉这种人可真不容易。”
当然，这种论断很不准确，但它反映了人们的一般假设，即所有的心理变态者都是恐怖的连环杀人犯，以折磨、伤害他人为乐。如果莱克特是一名心理变态者，那么他绝对称不上是个典型代表。如果确有其人的话——毕竟他只是虚构的人物——那么他只代表了一部分特殊的心理变态。连环杀人犯是极其罕见的，在北美大约不过100人。相较之下，北美的心理变态者多达200万～300万。即使所有的连环杀人犯都是心理变态者，这就意味着剩下的心理变态者并不是连环杀人犯。
换言之，一些对心理变态者的描写关注于如莱克特这样的古怪的、虐待狂一样的杀人狂，结果极大地扭曲了公众对心理变态的印象。大多数情况下，心理变态者违反法律是出于以自我为中心、荒诞的念头，以及要即刻满足一些常见的需求，而并非是为了满足怪异的权力需要和垂涎三尺的性饥渴。
违背社会规则
我们的社会制定了很多规则，一些是以法律的形式，而另一些（包括是非观念等）则是以约定俗成的形式。它们都保护着个体的权益，强化了社会结构。害怕遭受惩罚当然有助于我们遵纪守法，不过大家遵守规则还出于其他一些原因：
●可能被逮捕的理性判断
●有关善恶的哲学与伦理学观点
●赞同我们的社会需要合作与和谐
●能够考虑和感受他人的情感、权利、需要与幸福
学会使自己的行为符合社会规范和法则，这称为“社会化”，它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就实践水平而言，它教会儿童“如何去做”。在该过程中，社会化——通过父母养育、学校教育、社会经验、宗教训练等——有助于形成一种信仰、态度与个人价值体系，它决定了我们如何与周围的世界相互作用。社会化同样还有利于“良心”的形成，它是一种讨厌的内部声音，有助于我们控制自己的怒火，而在情绪失控时会使我们感到内疚不安。这种内部声音与内化了的社会规范和法则协同运作，其功能就如同一个“内部警察”，即使在没有许多外部控制的情况下，如法律、他人对自己的期望、现实中的警察，它也会管理控制着我们的行为。毫不夸张地说，正是我们的内部控制使得社会能够正常运行。与之相比，心理变态者完全置社会规则于不顾，而普通民众集体对他们的行为深感惊讶和困惑，这表明我们实际上已经完全被“内部警察”所控制了。
然而，对于如杰弗里这样的心理变态者而言，通常有助于良心的形成的社会经验从未起到过掌控作用。这种人的内心缺乏一种声音去指导他们，他们知晓社会规则，却只是选择性地遵从，不顾对他人造成多大影响。他们几乎毫不压抑自己的愤怒之情，而越轨行为也不会引起他们的内疚。没有了唠唠叨叨的良心，他们毫无顾忌地满足自己的需要与欲望，肆无忌惮地做自己想做的事情。任何反社会的行为，小到小偷小摸，大到血淋淋的凶杀，都有可能发生。
我们并不知道为何心理变态者的良心——如果他们还有的话——会如此脆弱。不过，我们可以进行一些合理的猜测：
●心理变态者缺乏体验情绪反应——恐惧与焦虑——的能力，而这种情绪反应是良心的主要来源。
在多数人身上，童年早期的惩罚会导致社会禁忌与焦虑感受之间持续一生的联系。惩罚所引发的焦虑有助于形成压抑行为。事实上，焦虑甚至有助于产生压抑行为念头：“我想拿走这些钱，但是很快就打消了这个念头。”
但是对于心理变态者来说，社会禁止的行为与焦虑之间的联系脆弱无力，可能遭受惩罚的威胁也无法阻止他们。也许正是出于这一原因，杰弗里的被捕与入狱记录看上去就像一名健忘症患者的犯罪记录：任何惩罚都毫无作用，无法使其停止满足自己的冲动。
心理变态者非常擅长聚精会神于最吸引自己的东西，对其他东西全然不顾。一些治疗师将该过程类比为窄射线探照灯，它每次只聚焦于一个东西。还有些治疗师认为，它类似于猎食者在捕食猎物时的全神贯注。
这种注意力高度集中的特殊能力可能是好事，也可能不是，它取决于具体情境。例如，明星运动员们通常都在很大程度上将自己的成功归功于专注的力量。如果击球手的视线离开了球去看一只飞过的小鸟，或者在队友大喊自己的名字时暂时走神了，那么他就不大可能提高自己的击球率。
另一方面，许多情境相当复杂，要求我们同时关注好几件事情。如果我们只关注自己最感兴趣的东西，那么就可能会忽视其他一些重要东西，例如一个危险信号。心理变态者常常正是如此：他们太过关注获得的奖赏与自己的快乐，而忽视了危险警告的信号。
例如，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一些心理变态者由于勇敢无畏地充当战斗飞行员而获得了尊敬，他们对目标坚持不懈，就如同蚂蚁搬食。不过，这些飞行员常常无法注意到一些平淡无奇的细节，如燃料供给、高度、地点，以及其他飞机的位置。有时候他们成为英雄，然而更普遍的情况却是他们丢了性命，或者成为他人眼中的机会主义者、特立独行者，或是飙车党，不值得信赖的人——他们只会关心自己。
●心理变态者的“内部语言”缺乏情绪冲击力。
良心不仅取决于设想后果的能力，而且还取决于“为他人设身处地着想”的能力。例如，苏联心理学家A.R.鲁利亚就指出内部语言——内部的声音——在调节行为上起到了关键作用。
但是心理变态者在自言自语时，他们只不过是在“照本宣科”。当杰弗里试图强奸埃莉丝的室友时，他可能也曾想过，“他妈的，如果我这样干了，可能会为此付出代价。我也许会感染艾滋病，她可能会怀孕，或者埃莉丝会杀了我”。但是即使这些念头的确曾在他脑海中一闪而过，它们所引发的情绪反应也不过等同于他想到“今晚我要看球赛”时的情绪反应。因此，他从未严肃认真地思考过只顾自我满足的行为会对相关人群，包括他自己所造成的后果。
●心理变态者在心理上“勾画”出其行为后果的能力欠佳。
具体的奖赏与模糊的后果间的对抗——显然奖赏是更有力的竞争者。而内心设想的可能会对受害者造成的后果显得尤其微不足道。因此，在杰弗里眼里埃莉丝并不是伴侣，只不过是一种“消遣”——一个提供住所、衣物、食物、金钱、消遣和性满足的人。他甚至根本从未想过自己的行为会对她造成什么样的后果。当他清楚地知道，自己再也无法从与她的交往中捞得好处时，他会毫不犹豫地瞄准下一个目标。
他们有所选择
当然，心理变态者也并未完全无视维持社会运作的各种规则与禁忌。毕竟，他们也不是机器人，只会盲目地对短暂的需要、冲动和机会作出反应。只不过，他们比我们更加随心所欲地挑拣、选择那些自己乐于遵从的规则和制度。
对于大多数人来说，仅仅出于对预期惩罚的恐惧都会起到控制我们行为的作用。在某种程度上，自我价值问题在我们的内心摇摆不定。结果就是，我们不停地试图向自己和他人证明我们是正常人：诚实可信、值得信赖、聪明能干。
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心理变态者在对情境进行评估时想的是——他可以从中得到什么好处、付出多少代价——却没有一般人通常会有的焦虑、怀疑，以及担心遭到鄙视、给他人带来痛苦、未来计划受到破坏等。简而言之，在将愿望付诸行动时，有良心的人会想到各种可能的结果。对于那些社会化良好的人，要像心理变态者那样去想象世界几乎是不可能的。
我在西温哥华经常沿着海堤边的铁轨慢跑，这条铁轨一天只有几列火车通过。大约一年前的一天，禁止车辆通过的信号灯亮了，车辆都停下来等待。我刚好跑完步在旁边休息。很快我就意识到，虽然信号灯还在继续闪，但是它已经出现了故障，并没有火车驶来。然而，即使大多数车辆都已经开始挪动了，等在最前面的那辆车却一直原地未动。十分钟后我离开时，信号灯还在不停闪动，而第一辆车仍然还未发动。
我们可以把这辆车的司机与心理变态者视为分别位于内部控制这条线的两端。前者将规则奉为神明，而后者则对它们全然不顾。一个是被动地服从绝对权威的内部声音所发出的命令“不行”；而另一个则是“管他呢”。
对于那些内心想法与外部社会相互矛盾的人来说，这种内部声音让他们感到痛苦困扰。正如在1968年的法国学生抗议中有人在墙上的涂鸦之作，“我们每个人的内心都有一个沉睡的警察。必须杀死他”。
心理变态的写照
圆滑世故的行骗老手和冷血无情的杀人狂魔丝毫不受社会和良心的约束，而普通大众对他们的疯狂着迷也是前所未有。《盗亦有道》《苦难》《午夜惊兆》《与敌共眠》《烈日营救》《爱情、谎言与谋杀》《微不足道的牺牲》《恐怖角》《以孩子的名义》，以及尤其令人惊悚的《沉默的羔羊》，它们只不过是至今为止最受欢迎的电影中的一小部分。如今，再现真实犯罪案件的栏目是主流电视节目之一，例如“真实再现”“现场报道”，以及“美国最高通缉犯”等。
1991年2月10日，布鲁斯·韦伯在《纽约时报》上发表了一篇文章，题目为“讨好潜伏在深处的心理变态者”，他提醒我们，讲故事的人着迷于“完全扭曲的心灵”屡见不鲜：“从伊阿古到诺曼·贝茨，杰基尔博士到哈里·莱姆，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的亨伯特·亨伯特到大卫·林奇的利兰·帕尔默/鲍勃，在书本、舞台、屏幕上，人们一遍又一遍地通过虚构揭示出恶行背后的逻辑。如果想象力枯竭了，作家和演员们就从冷酷的现实中寻求灵感：比如说开膛手杰克、莉琪·波登、迪克与佩里、加里·吉尔摩、查尔斯·曼森。”
问题是，为什么？我们如何解释，良知泯灭的人格能够如此可怕地操纵我们集体的想象力？“显而易见，邪恶是诱人的。”韦伯写道，“这并不仅仅只对于那些小说家来说是如此。从无伤大雅的粗暴行为到邪恶的违法犯罪，显然公众都想了解不良行径的表现。这也提供了一种途径来解释为什么心理变态者，作为行径邪恶却又不知悔改者的化身，在公众的意识中占据了如此牢固的地位。
韦伯的这一想法与司法精神病学家罗纳德·马克曼的看法不谋而合，前者（与多米尼克·博斯科合作）撰写了《与魔鬼同行》一书，书中介绍了马克曼对杀人犯的专业研究。这位精神病专家提出，作为观众，我们认同心理变态者，在毫无内部控制的情绪下释放出我们对生活的幻想。“他们内心的某些东西也正是我们内心所具有的，它使我们为之陶醉，并吸引我们去发现那种东西到底是什么。”马克曼写道。韦伯在访谈中甚至说得更直白：“在这身皮囊之下，我们大家都是心理变态者。”
纽约西奈山医学中心的精神病学家乔安妮·英崔特开设了一门课程，名为“现实与电影中的心理变态者”，她在课堂上解释了电影是如何发展成为现实认同，即将观看电影从一种普通寻常的好奇上升到了受情绪控制的偷窥狂行为。她说：“电影使我们轻而易举地堕落到了偷窥的邪恶快乐之中。光线昏暗的房间瓦解了我们意识的道德世界，使我们能够关注于一种不受超我（良心）束缚的内部状态。在黑暗包围中，在意识恍惚中，我们享受着攻击的快乐和性的满足，而不必为此付出代价。”
对于那些心理健康的人来说，这些观影体验可能颇为有益，提醒他们心理变态者所造成的威胁和破坏。另一方面，对于那些尚未形成良好的内部标准，或者患有严重心理疾病，或者与主流社会格格不入的人来说，这些体验可能为他们提供有力的角色示范。
毫无缘由的反叛
1944年，精神分析师罗伯特·林德纳发表了犯罪心理变态学的一项经典研究：《毫无缘由的反叛》。林德纳认为心理变态是一种瘟疫、一种可怕的力量，人们远未认识到其潜在的破坏性。他从心理变态者与社会的关系角度，将其描述如下：
心理变态者是违反现行制度与法规的反叛者、异教徒……是毫无缘由的反叛者，是不喊口号的鼓动者，是毫无纲领的革命者；换而言之，其反叛目的在于满足私欲，他无法为了他人而奔走。他的一切努力，无论其伪装程度如何，都只不过代表了满足其即刻欲望和需要的企图。（第2页）
文化可能在不断改变，而心理变态者的“反叛”则一如既往。早在20世纪40年代中期，林德纳就已经指出，通常在社会边缘可以发现那些心理变态者，在那儿他们“闪耀着个人自由的灿烂火花，那儿没有社会组织的检查和羁绊，无论在生理或心理意义上都毫无束缚”。（第13页）
如今，在我们身边心理变态者几乎无处不在，因此我们得扪心自问就显得尤为重要。譬如为什么我们对电影、电视以及充斥市场的大量书籍和杂志中的心理变态者的好奇心日渐浓厚？为什么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从事暴力犯罪？我们的社会到底出了什么问题，才会让一位专家这样说道：
你们今天所看到的年轻罪犯对受害人冷漠无情，更有可能伤害和杀死他人。在年轻罪犯中，对受害人缺乏同理心只是让整个社会备感苦恼的问题的表象之一。心理变态者的普遍立场在如今已是司空见惯，认为我们应该为他人幸福负责的观念已经日渐淡薄。
是否在不知不觉中，我们已使不断进步的社会成了心理变态者滋生的温床，甚至是“培育杀人狂的沃土”？正如报纸告诉我们的那样，该问题正在变得日益迫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