犯罪：合乎逻辑的选择
如果犯罪是一种工作，那么心理变态者就是最佳人选。
在弗里茨·朗1931年的经典电影《凶手M》中，彼得·罗扮演了一个虐童狂/杀人犯，每当他冲动难耐时就会在大街上掠走那些不幸的受害者。警方无法找到凶手，于是黑帮成员与罪犯们就自己动手捉拿凶手。一旦发现谁是凶手，那些穷凶极恶、令人毛骨悚然的不法之徒和暴民就会把他带到废弃的酿酒厂，并在他们的地下法庭对其进行审讯和判罪。这部电影是生动刻画了“盗亦有道”的有力作品之一。
“盗亦有道”是真的吗？撕去普通囚犯的表面，你就会发现某种道德准则——虽然它并不一定符合主流社会的价值观，但无论如何，它是具有其自身规范和禁忌的一种道德准则。虽然就整体而言，这些罪犯并不认同某些社会规范和价值观，但是他们仍然会遵循自己所属组织——邻近区域、大家庭或黑帮团伙——所制定的行为规范。因此，成为罪犯并不意味着良知泯灭——或者甚至是缺乏足够的社会性。罪犯走上不法道路的方式各种各样，大多数情况下都是外部力量作用的结果：
●一些罪犯习得犯罪行为——在他们成长的家庭或环境中，犯罪行为在某种程度上是一种公认准则。例如，我们有一名被试，他的父亲是“职业”小偷，而母亲是妓女。从年幼时起，他就与父亲一起“开工了”。这种“亚文化罪犯”还有更加典型的代表，它们包括在欧洲某些地区普遍存在的黑手党家族和吉卜赛黑帮。
●一些犯罪可以在很大程度上理解为“暴力循环”的产物。有证据显示，早期曾遭受性虐待以及身体或情感虐待的个体常常在成年后犯下相同的罪行。这并不罕见，例如，人们常常发现虐童狂本身就曾经遭受过性虐待，或者殴打妻子的人曾在幼年时期目睹过家庭暴力。
●不过，还有一些人违法犯罪则是出于某种强烈的需要——例如，吸毒者或缺乏谋生技能或途径的人，钱财蒙蔽了他们的良知，他们出于绝望转而进行抢劫。我们的许多被试最初走上犯罪道路都是为了逃避破碎的、贫穷的，或虐待他们的家庭；他们从毒品中寻求安慰或解脱，然后通过犯罪来满足毒瘾。
其余一些人则因“激情犯罪”而沦为阶下囚。我们有个被试是名从未有过暴力记录的40岁男性，他在妻子的钱包里发现了避孕套后，与她发生了激烈的争吵，“失去了理智”，把她打成重伤。他被判入狱两年，但是他肯定能提前获得假释出狱。
对于很多这样的人而言，消极的社会因素——贫穷、家庭暴力、虐待儿童、缺乏父母关爱、经济压力、滥用酒精与毒品，仅列举这些就够了——促使甚至导致了他们的犯罪。的的确确，如果没有这些因素出现，他们中的许多人就不会走上犯罪道路。
但是有些人犯罪仅仅就是因为它回报丰厚、可以不劳而获，或者令人感到刺激。尽管这些人并非都是心理变态者，但是对于那些心理变态者而言，犯罪并不是消极社会因素的结果，而是一种人格体系，其运作不遵从社会规则和制度。我们的一项研究中有名女性被试，她是心理变态者的典型代表，在问及为何犯罪时，她回答说：“你想知道真相吗？就是为了好玩儿。”
与其他大多数罪犯不同的是，心理变态者不会对团体、组织或规则保持忠诚，他们不过就是想“出风头”。在案件侦破、瓦解黑帮或恐怖组织时，司法机关常常会利用这一点。比起普通罪犯，对心理变态者说下面这些话的效果要好得多：“放聪明点，保住你自己的小命；告诉我们还有哪些人，这样你就可以走了。”
泰伦斯·马里克的电影《穷山恶水》主要改编自查尔斯·斯塔克韦瑟及其女友科瑞尔·安·富盖特的杀人生涯，这是一部具有残酷现实意义的电影，充满着令人不寒而栗的幻想。电影虚构出了基特·卡拉瑟斯这一角色，他那令人难以抵抗的魅力和流利圆滑的语言简直太符合心理变态者的特征了，不过他对女友霍莉的爱情则太过投入、强烈而显得不真实。有人可能会被这部电影迷惑，把它当作好莱坞浪漫爱情的典范，认为心理变态者也有着一颗金子般的心。但是且慢，霍莉像隐藏在基特身后的影子，自始至终都是如此。只有在第二次观看时，真实的个案史才会突然显现出来：如果基特是导演心目中心理变态者的样子，那么霍莉则是一个心理变态真实的模样。霍莉由茜茜·斯派塞克扮演，她精彩演绎出了一个行尸走肉般的、真实的“异类”。
霍莉的性格具有两面性，它们是心理变态者重要人格特征的典型例子和放大表现。一方面，她情感贫乏且仅凭感觉行事。另一方面，她有时会做出极不合理的行为。在亲眼看见了父亲由于不赞同基特与自己交往而倒在其枪口之下后，这个15岁的年轻人打了基特一耳光。随后，她跌倒在椅子里抱怨自己头疼；后来基特放火烧掉了她家的房子以毁尸灭迹，而她随后竟还是与基特一起潜逃了，踏上了环游全国的杀人逍遥之旅。
在另外一个例子中，已经犯下好几宗杀人案的基特懒洋洋地用枪逼迫一对恐惧万分的夫妇下了车，把他们带到一块空地上。如往常那样，霍莉走到那个惊恐万分的女人身边。“嗨！”她若无其事地用自己孩童般的声音说。“你们想干什么？”那个女人问道，她绝望地预感到了随后会发生的事情。“哦，”霍莉回答说，“基特说他感觉自己像要爆炸了。我自己有时候也有这种感觉。你也会这样吗？”最后一幕就是基特将两人锁进了场地中间的地窖里。正打算要离开时，基特突然对着地窖门一通射击。“你认为我打中他们了吗？”他问道，就如同在黑暗中拍死那些苍蝇。
也许这部电影中有关心理变态者的最不易察觉的证据来自霍莉在片中的自述，它们的表达方式单调乏味，却直接从她与年轻女孩们之间的对话中传达出来。霍莉谈到了她和基特之间的爱情，但是女主演却成功向观众传递了这样一个信息：霍莉并没有真正体验到她所说的那些情感。如果世界上真有人“理解歌词但却不理解旋律”，那么茜茜·斯派塞克的角色就是这样一个例子，她使观众亲身体验到了这种怪异的感受，一种难以言状的不信任和毛骨悚然的感觉，许多人——无论门外汉或专业人士——在与心理变态者打过交道之后，都会提到这种感觉。
犯罪公式
就许多方面而言，很难看出通过怎样的方式，可以让一个心理变态者——他们缺乏内部控制、伦理道德观扭曲、麻木无情、不知悔改、以自我为中心，等等——能够在生活中成功地避免与社会产生冲突。当然，很多人的确可以做到这样，而且他们的犯罪行为包括了各种可能出现的类型，从小偷小摸、挪用资金到攻击他人、敲诈勒索、持械抢劫，从蓄意破坏、扰乱治安到绑架勒索、杀人放火，还有各种损害国家利益的犯罪行为，如投敌叛国、充当间谍、恐怖行动等。
尽管并非所有罪犯都是心理变态者，而且所有心理变态者也并不一定都沦为罪犯，但是心理变态者在囚犯中极具代表性，所占比例也非常高。
●平均而言，男女监狱中大约有20％的囚犯都是心理变态者。
●超过50％的重大案件都是心理变态者所为。
事实就是，心理变态者的人格结构令我们困惑不已。就如同大白鲨是自然界中的杀戮机器一样，心理变态者自然而然地承担起了罪犯的角色。他们时刻准备着充分利用任何出现的机会，同时他们又缺乏我们称之为良知的一种内部控制，这两者共同组成了犯罪的潜在公式。
因此，例如，当一个像杰弗里那样年轻的心理变态者向沙滩上一个毫无防备的妙龄女子投去令人陶醉的微笑时，他会不失时机地施展浑身解数，以寻求各种途径来攫取所有的温暖、性满足、住所、食物和金钱——一切都是以“爱”的名义。
一个年轻人到约翰·韦恩·盖斯的公司应聘工作，而他的年龄和类型正对盖斯的胃口，于是盖斯立刻胁迫这个男孩与自己进行性游戏。他一直没有停手，直至最后杀害了这个男孩，并将尸体掩埋在自家房子下面。
犹他州杀人犯加里·吉尔摩与女友发生了争执，于是他（与另外一名女性）开着车四处兜风，可是还是无法遏制满腔的怒火。他把车开进了一家加油站，把年轻的同伴独自留在一旁听音乐，自己却开枪杀死了遇见的第一个人。第二天他又重复了这样的行为。他轻描淡写地说，被自己枪杀的那两个人是在错误的时间出现在了错误的地方，刚好在他需要发泄的时候出现了。
联邦调查局近来进行的一项研究表明，在那些杀害了正在执行公务的司法人员的罪犯中，有44％的人是心理变态者。（《因公殉职》，美国司法部联邦调查局统一犯罪统计部，1992年9月）
及时行乐
尽管深受新世纪哲学影响的学生可能会对亵渎神圣的法则感到战栗不安，但是如果我们认识到心理变态者是完全只顾及时行乐、无法放过得手的大好时机的人，那么我们就能够理解心理变态者的许多行为和动机了。正如一名在“心理变态核查表”上得分很高的服刑人员所说的那样：“一个男人会做些什么呢？她的臀部很漂亮。我按捺不住自己。”他被判强奸罪。另一名罪犯被警方抓捕归案则是因为他在电视节目中露了个脸，而受害人恰好正住在该节目播出的城市。做了五分钟的演员却换来了两年的牢狱生活！
在死刑即将执行前，加里·吉尔摩接受了《花花公子》的采访，他向我们充分展示了什么是及时行乐。在问及为什么尽管智商很高，却频频入狱时，吉尔摩回答道：
我逃脱过很多次，我并不是大奸大恶的人。我只是容易冲动。没有计划，也不思考。就像逃脱，并不需要有多聪明，你只要多动动脑子就可以了，但我却不想动脑子，我没有那么好的耐心，我也没有那么贪心。本来很多次我都可以逃脱的。哈，我也不太明白，可能老早以前我就不在乎了吧。
心理变态的暴力——冷血无情和“习以为常”
比起深陷犯罪泥沼，更让我们困惑不解的是，显然心理变态者无论男女都要比其他人更具有暴力性和攻击性。当然，罪犯有暴力行为并不罕见，但是心理变态者却格外引人注目。无论在监狱内外，他们表现出的暴力与攻击行为都是其他罪犯的两倍。
是的，这令人深感困惑，但并不令人意外。虽然大多数人都能够很好地控制自己，不对他人造成人身伤害，但是心理变态者通常并非如此。对他们而言，在自己感到愤怒、遭到拒绝或面对挫折时，暴力与威胁是行之有效的工具，他们几乎不去考虑受害者的痛苦和屈辱。暴力是一种麻木无情的工具——借以满足一种简单的需要（比如性）或者借以获得自己想要的东西——而心理变态者对事件的反应则更可能是漠不关心，是一种权力感、快感或自以为是的满足感，而不是对自己的破坏行为感到悔恨。当然，他们也没有什么东西可担心会失去的。
我们来比较一下心理变态者的反应与不得不依法执行死刑的司法人员的反应。电影中的虚构人物能够在晚餐前杀死10个坏蛋后，却仍然保持镇定自如——我脑海中浮现出了克林特·伊斯特伍德（《拨云见日》的主演）所扮演的“肮脏的哈利”卡拉汉——而大多数警察却深受执行枪决的困扰，许多人产生了情绪回现，或者饱受现在称之为创伤后应激障碍的折磨。这种后遗症令人精神衰弱，因此许多司法机构依据惯例规定，任何曾经开枪射击过的警务人员，无论对方是否丧命，都必须接受心理咨询。
这种心理咨询对于心理变态者来说纯粹就是浪费时间。即使是经验丰富、饱经历练的心理咨询师，当他们看到心理变态者对惨不忍睹事件的反应，或者听到心理变态者描述一桩暴力袭击事件若无其事得就像是在削苹果或者是将金鱼开肠破肚一样时，都会感到胆战心惊。
●向访谈者解释自己在狱中如何获得了“榔头史密斯”的绰号时，加里·吉尔摩举了一个很好的例子，他说明了心理变态者对暴力的滥用。吉尔摩的一个朋友勒罗伊在狱中遭到了抢劫和殴打。他传话给吉尔摩，说让他帮忙修理一下犯人比尔。“那天晚上我看见比尔坐着在看足球赛，”吉尔摩讲述着当天的情景，“于是我就拿起了一把榔头砸到了他头上，然后转身就走了……我把他砸得够呛！（大笑起来）……他们把我关了四个月的禁闭，把比尔送到波特兰（译者注：美国俄勒冈州最大的城市）做脑手术。不过比尔也太不是东西了。所以，对于你的问题，回答就是这家伙从此以后就给我起了个绰号‘榔头史密斯’。他给了我一个玩具榔头挂在链子上……”事实表明，吉尔摩后来宣称自己用榔头砸死了比尔，还承认使用暴力杀死了另外一个人。访谈者问他：“为什么你四处宣扬，告诉每个人你杀死了他们呢？你是想吹牛还是因为感到忏悔了呢？”
吉尔摩：“（大笑起来）说实话，更想吹牛。”
●一名曾因诈骗入狱的罪犯，先前曾被监狱精神病学家诊断为心理变态者，他神态自若地告诉警方，自己在酒吧里刺伤了一个男人，因为那人拒绝给他让位子。他的解释是：他那时正在尽力让自己看上去不那么好惹，而受害人却在酒吧顾客面前拒绝了他。
1990年元旦那天，26岁的罗克珊·默里用12mm口径的猎枪杀死了与自己同床共枕了5年的丈夫。她告诉警方，虽然自己深爱着他，但不得不杀了他。法庭一致裁决，二级谋杀罪名不成立。
她的丈夫道格·默里（人称“酒鬼”）是一个“伪摩托车手”，“喜欢大马力的摩托车、软弱顺从的女人和狗——所有财产都必须在他牢牢掌控之下”。多年来，虽然他曾因一系列强奸、伤害罪而遭到指控，但最终都因缺乏目击证人而逃脱了惩罚。他以前结过几次婚，经常恐吓殴打妻子。在他令人毛骨悚然的变态行为中，“他曾经为遭受性虐待的儿童组建了一个家庭。他在精神和肉体上虐待那些孩子，就像对待大多数女人那样，他还经常拍一些暴露的照片以备后用”。
罗克珊抱怨他在14只狗身上的花费太大了，于是道格就把她拽到了拖车里，用手枪砸烂了她的脸，并当面枪杀了她的爱犬。“你也会有这种下场。”他对她说。他“似乎是性虐待狂，在性行为中完全掌控一切。随时随地，或者在一顿暴打之后，他都会要求进行口交。他强迫自己的女人们进行残忍的、花样百出的强奸游戏。他强迫她们玩俄国轮盘赌，每次枪膛里都有一颗子弹”。罗克珊最好的朋友说：“道格似乎具有多面性。有些面孔是好的，或者说他想伪装成好的，而有些面孔却是你能想到有多坏就有多坏。”
道格在追逐他自己的残忍游戏的过程中，似乎在不经意之间帮助陪审团理清头绪，补充完善了惨遭虐待、饱受惊吓的受害人在法庭为自己辩护时所遗漏的内容。（摘自肯·麦克奎因的文章，《温哥华太阳报》，1991年3月1日）
●一名在“心理变态核查表”上得分很高的服刑人员抢劫并杀害了一位老人，他却轻描淡写地这样描述事件的经过：“我当时正在到处乱翻，这时这个老家伙从楼梯上走了下来……呃……他开始大叫起来，他妈的叫个不停……所以我朝他，呃，脑袋砸了一下，他还不闭嘴。我就朝他喉咙猛砍了一下，他……好像……摇摇晃晃地朝后退了几步倒在了地上。他嘴里发出咕咕的声音，就像一只不能动弹的猪（大笑起来），他实在是太他妈的把我惹急了，所以我……呃……又朝他头上踢了几脚。这下他不作声了……那时候我也觉得很累了，所以就从冰箱里拿了一些啤酒，打开电视睡着了。直到警察把我叫醒（大笑起来）。”
比起因激烈的争吵，剧烈的情绪爆发，不可控制的激怒、愤怒或恐惧所引发的暴力行为，这种对暴力简单而冷静的表露则大不相同。新闻媒体中大量充斥着这种案例。然而大多数人都知道“情绪爆发”会怎么样，有时它会带来暴力后果，他们会被自己的行为吓坏。我在撰写本章时，一名从未有过犯罪前科的65岁男性被指控杀人未遂。在子女监护听证会上，他的情绪变得非常激动，用一把折叠小刀刺伤了前妻及其律师。当地一名精神病医生证实说，这名男子太过激动而完全失控了，“下意识地做出了该行为”，他事后甚至不记得自己做过什么。这名被自己吓坏了的男子最终获释。
即使被判入狱，我打赌他也会提前获得假释。正如犯罪学家指出的那样，如果家事争执或朋友、熟人之间的争吵引发了激烈情绪，那么发生凶杀案通常都只是“一瞬间的事”，案发者事后都会被自己的行为吓得目瞪口呆，悔恨不已，重蹈覆辙的可能性也不大。
然而，心理变态者的暴力行为缺乏正常的情绪“色彩”，各种日常事件都有可能诱发该行为。在新近的一项研究中，我们参考了警方的一些报告，这些报告描述了在最近部分男性罪犯的暴力伤害案件中，这些罪犯约有一半是心理变态者。心理变态者与普通罪犯在暴力犯罪方面存在以下几点主要区别：
●普通罪犯的暴力行为一般发生在家庭争吵或者激烈的情绪爆发中。但是，心理变态者的暴力行为通常发生在犯罪过程中、饮酒时，或者是出于报复或复仇。
●普通罪犯的受害者中有三分之二是女性家庭成员、朋友或熟人。但是，心理变态者的受害者中有三分之二是陌生男性。
一般而言，心理变态者的暴力行为多表现为麻木不仁、冷血无情，更加直接、简单，就像在做生意，不会表现出发自内心的痛苦，它的发生没有可以理解的诱发因素。它缺乏大多数人做出暴力行为时所伴随出现的“激烈反应”或强烈情绪。
也许心理变态者的暴力行为中最令人感到恐惧的是，它对城市中心的暴力性质活动产生了重要影响。持械抢劫、毒品交易、“街头混混”、强行乞讨、帮派活动、“拉帮结派”，以及对某些团体如同性恋进行有预谋的攻击，这些通常都是冷静地、不带情绪色彩地对陌生人或路边受害者使用了暴力。这一轮暴力犯罪新浪潮的模式之一就是心理变态者的凶残行为，影视作品已经对此进行了生动的刻画：“并不是针对谁”，他边说边干着暴力的勾当，沉溺于自我满足之中。正如一个15岁的女孩所说的那样，“如果我看到自己很想要的东西，我就把它拿过来。最糟糕的一次是，我用小刀威胁那个女孩，但是我从未伤害过任何人。我只不过是想要那些东西”。
一名被称为“午夜噩梦”的司机撞上了一辆汽车，撞死了一个母亲及其年幼的女儿。目击者报告说，司机“在事故发生后非常粗鲁，很不高兴。他关心的是自己要错过约会”。有名受害者是个伤势严重的两个月大的婴儿，而司机——没有证据显示他喝了酒或服用了毒品——听到婴儿的哭声时，竟然不停地说：“你就不能让这个可恶的小孩闭上嘴吗？”（《州报》报道，温哥华，1990年4月25日）
性暴力
冷漠自私的心理变态者为了达到个人目的而使用暴力手段的最佳例子就是强奸。当然，并非所有强奸犯都是心理变态者。一些强奸犯显然深受各种精神疾病和心理问题的困扰。而另外一些强奸犯则是深受某些文化和社会观念的影响，认为女性的地位更加卑微。尽管这些犯罪行为被整个社会所鄙视和不耻，并对受害人造成了严重的心灵创伤，但是比起心理变态者的罪行，他们的动机可能更容易理解。
也许一半的强奸累犯或系列强奸犯都是心理变态者。他们的行为是复杂因素混合的结果：不加抑制地表达出性冲动、性幻想，对权力、控制的渴望，感到受害人能够为自己带来快乐或满足。这种混合在约翰·奥顿身上得到了最佳表现，温哥华报纸称他为“纸袋强奸犯”（他在强奸儿童与女性时，头上总套着一个纸袋）。根据法庭精神病学家的诊断，他既是心理变态者——“缺乏良知、操纵性强、以自我为中心、不可信赖、缺乏爱的能力”——同时也是性虐待狂，“通过对受害人施加心理压力而获得性快感”。
虐妻的心理变态者
近年来，公众对家庭暴力的关注度有了迅速提高，而人们也日益对其无法容忍，结果导致了大量有关暴力犯罪的指控和判决。尽管虐妻的原因和动机非常复杂，涉及了大量的经济、社会和心理因素，但是有证据显示，在长期虐妻者中，心理变态者占据大多数。
在新近的一项研究中，我们将“心理变态核查表”应用于一群男性样本，他们要么是自愿要么是被迫接受了殴妻行为的治疗。我们发现该样本中的男性有25％是心理变态者，这一比例类似于服刑人员中的比例。我们并不知道没有参加殴妻治疗的心理变态者占多大比例，但是我猜测它不会低于这一比例。
如果屡次殴打妻子的男性中有很多人的确是心理变态者，那么这一发现对治疗具有重要价值。这是因为臭名昭著的是，心理变态者的行为极其难以改变（我会在随后章节中讨论这个问题）。殴妻治疗项目的资源通常非常有限，而许多治疗机构都有长长一串的候诊名单。比起其他人，心理变态者参加这些项目更多只不过是为了讨好法庭，而不是改变其行为，他们只会占用和浪费他人原本可以使用的资源。
毫无疑问，心理变态者会影响这类治疗的效果。不过，也许把心理变态者送进这类治疗机构的最糟糕后果是，它会导致饱受暴力之苦的妻子产生虚假的安全感。“他已经接受了治疗，他现在应该变得好些了。”她会这样想，从而错过了结束这段暴力婚姻的良好时机。
法庭判决勒布朗先生伤害妻子的罪名成立，强令其接受殴妻心理治疗。他用亲切迷人的口吻把自己的伤害行为说成是一种非常微不足道的——当然甚至是不幸的——争执，自己只不过是与妻子争吵时怒火中烧罢了。尽管如此，警方在报告中指出，他把妻子的眼睛打青了，鼻梁也打折了，他曾经屡次殴打多名女性，而这只不过是最近发生的一次。在他首次接受治疗前的一次谈话中，他声称自己已经对问题有了认识，所需要的一切只不过是学习一些愤怒情绪的管理技巧。随后，他又目空一切地继续夸夸其谈，讲起了与家庭暴力有关的心理动机和理论，他最终的结论是治疗对自己不会有多大作用。尽管如此，他还是很乐意参加这些活动，因为这有助于使他人更加清楚地认识到他们自身所存在的问题。
在第一次治疗中，他漫不经心地谈到自己在越南当过伞兵，获得过哥伦比亚大学工商管理硕士学位，创建过几家成功的企业，但是对于细节他全部都一带而过。他说这是自己初次违法。治疗师指出他还曾被判犯有盗窃、诈骗、挪用公款罪时，他微笑着说所有的一切都只不过是些小误会。
他主宰了小组治疗，把大部分精力都花费在了对其他成员进行相当肤浅的“通俗心理学式的”分析之上。治疗师觉得他很有趣，而其他多数人则普遍对他在学识上的自以为是和攻击性的言语举止颇为不满。几次治疗之后，他退出了治疗小组。据报告称他离开了这座城市，这显然违背了法庭对他的判决。他宣称自己毕业于哥伦比亚大学，曾在越南服过兵役，而这些经证实都是一派胡言。
真正的考验：我们是否能够预测其行为？
在得克萨斯州的重大谋杀案件中，司法精神病学家、人称“死亡博士”的詹姆斯·格里格森反复证实说心理变态者必定会再次杀人。其结果就是，总会有人走上黄泉路。
格里格森的言之凿凿遭到了许多治疗师和政策制定者的质疑，他们相信我们无法对犯罪和暴力行为进行准确的预测。
真理总是位于两端之间的某个位置。即使一般人也明白，屡次犯罪或者具有暴力前科的人比其他人要更危险。了解某人过去的行为才能较好地预测他以后的行为，过去行为在最大程度上为犯罪司法系统的许多决策提供了依据。
近来至少有6项研究证据清晰地表明，如果我们根据“心理变态核查表”的界定，加之还知道某个体是否是心理变态，那么对犯罪与暴力行为的预测准确性将会大大提高。这些研究考察了联邦罪犯获释后的重新犯罪率（被判定有新的违法行为）。这些研究表明，平均而言：
●心理变态者的重新犯罪率是其他罪犯的两倍。
●心理变态者的暴力重新犯罪率是其他罪犯的三倍。
公众关心的一个问题就是性罪犯的假释。正如我先前所指出的那样，将心理变态者从性罪犯中区别出来非常重要。近来有一项研究考察了接受深度治疗后获释的罪犯，而它证实了这一区别对假释裁决团的重要性。几乎有三分之一的获释人员重新犯下了强奸罪。大多数情况下，强奸累犯在“心理变态核查表”上的得分都很高，此外，在获释之前就已经有证据表明，他们在听到有关暴力内容的描述时，会出现不正常的性唤起，这可以通过放置在阴茎周围的一种电子设备来进行测量。在预测哪些获释罪犯会再次出现强奸行为时，这两个变量——心理变态与不正常的唤起——的正确率是四分之三。
正是由于这类结果，犯罪司法系统对心理变态、再次犯罪和暴力之间的关系重新产生了兴趣。兴趣并不仅仅局限于即将获释的罪犯。例如，现在有几家司法精神病医院已经使用了“心理变态核查表”，以协助确定患者的安全等级。
他们浪子回头了吗？
想想那些你打小就认识的亲戚朋友：害羞胆小的女友，外向合群的兄弟，滔滔不绝却言之无物的表兄，粗野、充满敌意、不友好的邻居。他们10岁时是什么样子呢？
虽然人会改变，有时候甚至发生巨大变化，但是许多人格特点和行为模式却在一生中保持稳定不变。例如，害怕自己影子的男孩长大成人后更有可能会胆怯、焦虑，而不是成为一名勇敢无畏的战士。这并不是说我们的人格和行为在人生早期就已经定型了，或者说成长、成熟和经验对我们成年后会成为什么样的人作用不大。而是说，我们与周围环境的互动方式存在一定程度的连续性。例如，在犯罪问题上，几项研究已经表明儿童时期的特点，如胆怯、好动和攻击性，是相当持久的，至少会持续到成年早期。
因此，我们就不会对成年心理变态者的反社会与犯罪行为是其最早在儿童期就表现出来的行为模式的延续这种说法感到惊讶。但是在另一方面却出现了有趣的现象：
●平均而言，直至40岁左右，心理变态者的犯罪行为持续处于较高水平，随后会急剧降低。
●非暴力罪犯的这一下降幅度比暴力罪犯要明显得多。
如何来解释许多心理变态者的反社会行为在中年以后会降低呢？目前已经提出了几种可能性：他们“精疲力竭”了；成熟了；厌倦了监狱生活和违反法律；发展出了反击司法系统的新策略；找到了知己；重构了人生观与世界观，诸如此类。
但是就此下结论说老年心理变态者对社会不再有多大威胁之前，我们要先思考一下：
●并非所有心理变态者都在步入中年之后不再犯罪，有些会一直违法犯罪，直至终老。
●犯罪行为的减少并不一定意味着人格发生了根本改变。
这两点非常重要。有些心理变态者仍然会违法犯罪，尤其是暴力罪犯，可能一直到老。此外有研究表明，有些罪犯的违法行为的确会随着年龄渐老而有所下降，但是他们仍然具有第3章中所描述的那些核心人格特质——也就是说，他们仍然以自我为中心、浅薄无知、善于操纵、麻木无情。只是区别在于，他们已经学会了通过某些方式来满足自身需要，而这些方式不再如以前那样具有反社会性。然而，这并不意味着他们的行为已经变得符合道德、符合伦理。
因此，如果一名女性的丈夫“改过自新”了，现正在设法逃脱法律的制裁，不再像以前那样总是欺骗她，并且对她表达出了爱意，那么她应该好好想想自己的丈夫是否“真正脱胎换骨”了，尤其当她经常不知道他在哪儿、打算干些什么的时候。如果这个男人是心理变态者，那么对于他的改变，我深表怀疑。
一名已确诊的心理变态者在35岁那年决定改变自己的生活，而她有着一长串的犯罪行为和暴力前科。她在狱中学习了许多课程，并在42岁获释后获得了咨询心理学的大学学位。她开始为流浪儿童提供服务，并在5年中没有任何犯罪指控。社区中有些人认为她成功了。然而，事实上她已经多次被开除，原因是挪用基金并威胁同事和督导。由于许多人担心遭到迫害，害怕公开其行为后会使自己及组织陷入尴尬，因此他们没有对她采取法律行动。有些认识她的人认为她是个有趣的女人，她过去的犯罪行为是不良社会环境与厄运的结果；其他人则认为她还和以前一模一样——麻木不仁、浅薄无知、善于操纵、以自我为中心——而唯一的区别在于，现在的她尽量避免再次触犯法律。
完美的分数
在本章结尾，我要简要介绍一名罪犯的情况，两名独立评审员一致认为他在“心理变态核查表”上的得分应该是最高的，而在200名重刑犯中没人会有如此之高的分数。
厄尔，40岁，因伤害罪被判入狱3年。两名评审员都觉得和他进行访谈非常有趣，甚至令人兴奋，因为他散发出的迷人魅力让他们惊讶不已。与此同时，他所说的内容以及说话时那种习以为常、满不在乎的态度令他们深感震撼和排斥。正如其中一名评审员所说：“这家伙深深吸引了我，但是他来自另外一个星球。他把我吓得屁滚尿流！”
厄尔来自一个安稳的工薪家庭，在四个孩子中排行第三。他在童年时期就表现出了社会适应不良：上幼儿园时，因为老师强令其坐回座位，他用叉子将老师刺伤；10岁时，他就为年轻女孩“拉皮条”（包括自己12岁的姐姐），以满足比他年长的朋友的性欲；13岁时，他被指控偷父母的钱并在支票上伪造他们的签名。“是的，我在少管所待了几个月，但是我他妈的本来不应该待那么久的。”
自此以后，厄尔几乎无恶不作，大多都是针对他人。在其犯罪记录中，他曾被指控犯有抢劫、交通肇事、伤害、偷窃、诈骗、非法拘禁、“拉皮条”，以及杀人未遂等罪行。然而，令人惊讶的是，他几乎没在监狱待多久。许多情况下，指控都撤销了，因为受害人拒绝作证，而另外一些则是由于缺乏证据或者厄尔能够为其行为提供令人信服的解释。即使指控成立，通常他也会想方设法提前获得假释，他在监狱中的表现似乎令人费解。
一份心理学报告的开头这样描述他：“关于厄尔，最突出的一点就是他对绝对权力的痴迷……他衡量人的唯一标准就是他们是否服从自己的意愿，或者是否能够接受自己的管制或操纵，听从他的吩咐。他利用他人和环境的野心不断膨胀。”另外一份监狱文档描述了他在寻求权力、控制他人的同时，是如何与其他囚犯和狱警都友好相处的，他们都对他既怕又敬。他非常善于运用威胁、恐吓、拳头、贿赂和毒品，他还“不时地告发其他囚犯，以换取自保并获得特权。监狱条例对他毫无意义，除非他自己能从中得到好处”。
他与女性的关系也如其他行为一样地肤浅和掠夺成性。他声称自己曾经与好几百名女性同居过，从几天到几周不等，多年来与自己发生过性关系的人也多得数不胜数。当被问及他有多少个孩子时，厄尔回答说：“我不太清楚。我猜应该不少吧。有人声称孩子是我的，但我会说，‘去你妈的！我怎么知道这是我的？’”他经常恐吓、骚扰那些与自己同居的女人，性虐待她们的亲生女儿，强奸她们的女友。他还把他的性虐癖带进了监狱，在那儿他的“攻击同性恋倾向”广为人知。
厄尔的人格中最显著的特点就是妄自尊大。在他的文档记录中，随处可见他浮夸自大的人际交往方式。一名评估者这样写道：“如果不是由于对他的极度害怕，我会当面嘲笑他恬不知耻的自我吹嘘。”正如厄尔所言：“常常有人告诉我，我是多么伟大，没有什么事是我做不到的——有时候我想他们只是在损我，但是做人就该相信自己，不是吗？当我审视自己时，我喜欢我眼中的自己。”
几年前我们对他进行访谈时，法庭正在考虑是否将他假释。在递交给裁决团的申请中他这样说道：“我已经成熟了不少，在监狱中看不到自己的未来。我在很多方面可以回报社会，我已经对自己的优缺点都进行了认真仔细的分析。我的目标是做一个好公民，过着朴素的生活，和一个好女人相亲相爱。我相信自己已经变得更加诚实和值得信赖。对我而言，名誉是非常神圣的。”访谈者的评论是：“颇具讽刺意味的是，事实上众所周知，厄尔是个臭名昭著的大话精，有十几个化名，我可都记着呢。”
令人惊讶的是，监狱心理学家和精神病医生却认为厄尔目前在监狱中的表现已经有所进步，在与他达成协议后，他们认为他可以获得假释。但是，正如我的一位访谈者所言，“即使他对我讲的那些话能有一半是真的，也永远不应该把他放出来”。厄尔清楚地知道我们的评估是严格保密的，是一项研究的组成部分，无论从法律还是伦理上讲，都不允许我们将研究结果公布给权威机构，除非他的实际行为威胁到了自己或他人。因此，比起准备申请假释，在我们面前他袒露了更多。最后的结果是，厄尔的假释申请遭到了拒绝，他开始指责我们的访谈者辜负了他的信任。由于害怕遭到厄尔监狱外朋友的报复，访谈者离开了，去欧洲做延期旅行，现在英国工作。厄尔最近已经获释，而我的访谈者近期不打算回加拿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