言不由衷
虽然两个作者都说出了相同的话，但并不一样。一个是发自肺腑，另一个却是言不由衷。
——查尔斯·贝玑，“诚实的人”，《基本事实陈述》（1943）
心理变态者的受害者们在讲述故事时，如歌曲中的副歌一般反复问一个问题：“我怎么会这么蠢呢？我怎么就相信了这么不靠谱的骗人鬼话呢？”
如果受害者不反省自问，那么肯定会有人提出以下问题。“你究竟是怎么上当受骗的呢？”典型的回答是：“没办法！你不得不上当。当时它似乎是那么合情合理。”这个回答显而易见的——并且也在很大程度上有确实依据的——含义就是，如果当时我们身临其境，那么可能也会身陷其中。
很多人太过善良又太容易相信他人、受骗上当——他们早已是身边所有花言巧语者的目标。但是其他人又如何呢？令人悲哀的是，事实上我们都容易受骗上当。只有一小部分人极其老于世故，目光敏锐地洞悉了人类的本性。在他们面前，精通骗术、深谙此道的心理变态者可能无法得逞。甚至那些研究心理变态者的人也无法识破他们。正如我在前文所指出的那样，我和学生有时候也会受骗上当，即使我们警觉地知道自己可能是在与一名心理变态者打交道。
当然，并不是只有心理变态者才会病态性地谎话连篇。心理变态者与其他所有人的区别在于：他们在撒谎时相当从容自若，欺骗行径随处可见，并在行为处事时冷酷无情。
但是在心理变态者的言语中，还有其他东西同样让人困惑不解：他们所说的内容常常相互矛盾、不合逻辑，但总是逃脱了核查。近来对心理变态者言语行为的研究为我们提供了一些重要线索，它们有助于我们解开这一谜题，并了解心理变态者轻而易举地利用词语——还有公众——的神秘能力。但是首先，下面列举了一些案例来说明这一点，前三个来自在“心理变态核查表”上得分很高的服刑人员。
●当被问及是否曾有暴力犯罪时，一个因盗窃罪而入狱的男人回答说：“没有，但是我曾经不得不杀死一个人。”
●一个女人有一长串的诈骗、欺骗、撒谎、违约记录，在交给假释裁决团的一封信中，她在末尾写道：“我曾让很多人失望……做人要对得起自己的名声和良心。我说到做到。”
●一个男人因持械抢劫而被判入狱，在回应一名目击者的证词时他说：“他在撒谎。我当时不在那儿。我真应该早他妈的把他脑袋打烂。”
●一档小型电视节目报道了一个无耻的欺骗老年女性的行骗老手。主持人问道：“你认为对错的标准是什么？”他回答说：“我还是有道德标准的，不管你相不相信，我有道德标准。”对于主持人的问题“那么你的标准是什么呢”，他回答说：“问得好。我不是在转移话题，但的确问得好。”主持人继续问道：“事实上你不是在公文包里放着空白的律师权利表，带着它们到处走吗？”他回答道：“没有，我没有带着它们到处走，但在我的公文包里是有一些律师权利表，是的。”
●当泰德·邦迪被问及他服用哪种可卡因时，他回答说：“可卡因？我从来没有用过……我从来没有试过可卡因。我想我可能试过一次，什么感觉也没有。只是用鼻子吸了一点儿。我没有对它上瘾，它太贵了。我想如果我在街面上混，有足够多钱的话，我可能会上瘾。但是我只服用大麻。我做的一切就是……我爱抽大麻烟卷，当然还有酒。”
看看这些——不仅谎话连篇而且前后的话还自相矛盾，这令人非常困惑。有时候心理变态者似乎很难驾驭其语言，但是他们放出了前言不搭后语的烟幕弹，让人不知所云。
心理变态者有时候还会以奇怪的方式把词语放在一起。例如下面这段对话，它发生在一名记者与心理变态的连环杀人犯克利福德·奥尔森之间。“然后我就每年和她干。”“一年一次吗？”“不是。每年，从背后。”“哦。但是她已经死了！”“不，不。她只是昏过去了。”谈到自己的许多经历，奥尔森说：“我已经得到了很多解决良方，足够写五六本书了——足够写三部曲了。”他下定决心不做“替罪羊”，不论“事实如何变化”。
当然，我们说出的话不是自动从口中蹦出来的。它们是极其复杂的心理活动的最终产物。这提出了一种有趣的可能性，即心理变态者的心理过程，与他们的大多数行为一样，不怎么受调控，不受社会规范的制约。后面将会讨论这个问题，有证据表明心理变态者的大脑组织方式以及词语与情绪之间的联系不同于其他人。在下一章中，我会讨论与之相关的问题：为什么听者常常没有注意到心理变态者在言语上的怪异之处。
一名已被判有罪的连环杀人犯埃尔默·韦恩·亨利正在申请假释，他说自己是一名年长连环杀人犯的受害者，他曾与那人一起行凶，要不是这样，他自己一点儿错都不会犯。通过合谋，他们至少杀害了27名年轻男子和男孩。“我是被动的，”他申辩说，“我真的不想成为一个心理变态，也真的不想做一个杀人犯。我只是想做一个好公民。”
看看以下这段访谈者与亨利的对话。访谈者说：“你辩解说自己是一名连环杀手的受害者，但是根据犯罪记录，你就是连环杀人犯。”亨利回答道：“我不是。”“你不是连环杀人犯吗？”访谈者不相信地问道。而亨利回答说：“我不是连环杀人犯。”随后访谈者说：“你现在说自己不是连环杀人犯，但是你已经杀死了不少人。”亨利有些恼羞成怒而又自以为是地回答说：“好吧，是的，这是语义学上的问题。”
——摘自《48小时》中的片段，1991年5月8日
谁在掌控一切？
对于大多数人而言，大脑两侧具有不同的、专门化的功能。左半球擅长加工分析性的、连续性的信息，而它在理解和使用语言上起到了关键作用。右半球则作为一个整体，同时加工信息，它在空间关系、想象、情绪体验和音乐加工中起到重要作用。
大自然可能是为了提高效率，“安排”了大脑两侧具有不同的功能。例如，所有需要使用和理解语言的复杂心理运作都发生在大脑的一侧，这显然要比分散在两侧效率更高。如果是分散在两侧，那么信息就不得不在两个半球之间来回传输，而这会降低信息加工的速度并使犯错率升高。
此外，大脑的某些部位必须对任务进行整体调控。如果大脑的两侧存在竞争，那么由此产生的冲突就会降低信息加工的效率。例如，某些形式的阅读障碍和口吃就与这种情形有关：语言中心是双侧分布的——同时位于两个半球。两个半球之间的竞争导致了各种形式的语言理解和表达障碍。
新的实验证据表明，双侧语言加工同样也是心理变态者的特征。这使我不禁猜测，心理变态者之所以说话自相矛盾，部分原因就在于缺乏“一个有效的权威”——两个半球都试图表现自己，其结果就是语言前后不一、含义模糊不清。
当然，其他双侧语言加工者——一些口吃者、阅读障碍症患者以及左撇子——并没有像心理变态者那样信口雌黄、自相矛盾。显而易见，一定还有其他原因。
言之无物
大多数与心理变态者有过深交的人都会凭直觉感觉到他们与众不同。“他总是对我说他多么爱我，最初我相信了他，即使我发现他与我姐姐调情，”我们的一名心理变态被试的妻子这样说。她和她丈夫两人感情不和。“很长时间以后我才意识到，他根本就不在乎我。他每次打完我以后都会说，‘我真的很抱歉，亲爱的。你知道我爱你’，就像在背台词！”
治疗师们对此毫不惊讶，他们早就意识到了，心理变态者似乎知道词语的字面意思，但无法理解或欣赏其情绪价值或意义。看看以下这些内容，它们摘自治疗师对心理变态者的临床治疗记录：
●“他知道词语的字面意思，但不知道其内涵。”
●“在情绪意义上，他无法明白相互分享与相互理解的意义；他只知道词语的字面意思。”
●“他能够非常娴熟地使用语言，但它们对他而言并不意味着什么，只是毫无实质内容的形式而已……他那似乎良好的判断能力和社交感觉只停留在词语的表面。”
这些临床观察直指心理变态者神秘面纱背后的核心：他们的语言是二维的，缺乏情绪深度。
打个简单的比喻就能让人一目了然。心理变态者就像色盲患者，他们看到的世界都是灰色的，却学会了如何在五彩缤纷的世界中生活。他知道了示意“停”的信号灯位于交通指示灯的最上端。当心理变态者告诉你说，他看到红灯就停了下来，他的真正意思是他看到顶端的灯亮了就停了下来。他无法对各种事物的颜色发表议论，但是可能学会了各种方法以弥补这一不足，在某些情况下，甚至那些很熟悉他的人都不知道他无法看到颜色。
就如同色盲患者一样，心理变态者缺乏重要的经验因素——在这里是指情绪经验——但是已经学会了他人所使用的语言，来描述或模拟他们实际上并不能真正理解的那些经验。正如克莱克利所言：“他们可以学会如何使用一般词语……并且还可以学会恰当地表演出所有的情感哑剧……但是并未体会到情感本身。”
近来的实验室研究为这些临床观察提供了令人信服的证据。该研究的基础是，有证据表明对于正常人，中性词汇所传递的信息要少于带有情绪色彩的词汇，例如死亡一词除了字面含义，还具有情绪含义和令人不愉快的内涵。情绪性词汇比其他词汇更具有“冲击力”。
设想你正坐在一台电脑前，一组组字母在屏幕上闪现几分之一秒。你的头皮上贴着记录大脑反应的电极，它们连接着一台脑电图扫描仪，它会画出脑电活动的图形。在屏幕上一闪而过的字母组中，有些是从词典中找到的单词；有些并不组成单词，只是毫无意义的音节。例如，“TREE”组成了一个单词，而“RETE”则不是。你的任务是，一旦辨认出屏幕上的字母组是真正的单词，那么就尽快按下一个键。电脑会计算出你作出判断的时间；它还会分析在完成任务的过程中你大脑的反应。
比起中性词汇，你可能会对情绪性词汇作出更快的判断。例如，你——以及其他大多数人——在看到“死亡”一词时会比看到“纸张”一词更快地按键。词语的情绪内涵似乎给决策过程附加了一个“发光两极管”。与此同时，比起中性词汇，情绪性词汇激活了更大范围的脑反应，它反映了情绪性词汇包含着相对更大的信息量。
当女性访谈者请一名变态杀人犯解释自己的犯罪动机时，他反而开始绘声绘色地讲起了自己犯下的几起谋杀案，这些谋杀极其残忍，他也因此锒铛入狱。他的叙述生动形象却丝毫不带情感，就仿佛他正在描述一场篮球赛。最初访谈者试图不进行任何评价，仅对其描述表现出职业上的兴趣。然而，她的神情最终出卖了她的厌恶之情，他的话说了一半停了下来，说道：“是的，我想这实在是很糟糕。我真的觉得很恶心。我当时一定是失去理智了。”
与多数人一样，有时心理变态者的言谈举止仅仅是为了表达自己的震惊之情。然而，由于他们缺乏情感生活，因此他们无法凭借直觉意识到自己的言语对他人所产生的影响。他们可以利用对方的反应作为“提示卡”来提醒自己对方期待自己在该情景下的感受如何。
当我们让服刑人员完成这一任务时，非心理变态者表现出了正常的反应模式——比起中性词语，对情绪性词语的决定作得更快，出现了更大范围的脑激活——但是心理变态者却并非如此：他们对情绪性词语的反应就如同中性词语一样。这一重要发现为以下论点提供了有力的支持：对于心理变态者而言，词语不具有其他人眼中所看到的相同的情绪或感情色彩。我们随后进行的一些研究为该观点提供了进一步的支持，它们更加明确地表明，无论出于什么原因，心理变态者缺乏语言的一些“可感觉到的”成分。
发现这一缺陷具有深远意义，特别是考虑到心理变态者的社会交互作用——不受同理心或良心抑制的操纵、欺骗行为。对于大多数人而言，语言能够激发强烈的情绪体验。例如，“癌症”一词不仅激发了对一种疾病及其症状的临床描述，而且随之还会产生一种恐惧、理解或关注的情感，或许还会浮现出一些身患癌症后会如何地令人不安的想象。但是对于心理变态者来说，词语仅仅就是词语。
脑成像技术使我们能够获得关于心理变态者的情绪生活的一些振奋人心的新洞察。在精神病学家乔安妮·英翠特主持下，我们在纽约的西奈山与布朗克斯区医学中心进行了一项合作研究计划，近来我们开始制作心理变态者与正常人在完成各种任务时的大脑成像图。在先前的一项研究中（已经在生物精神病学学会年会和1993年5月在洛杉矶举行的美国精神病学会年会上做了报告），我们初步发现在加工情绪性词语时，心理变态者使用的大脑区域可能与正常人不同。如果这些研究结果可以得到重复验证，并且扩展到其他形式的情绪信息，那么它们可能表明，不仅是加工情绪材料时所使用的策略，而且在大脑加工的组织方式上，心理变态者都不同于其他人。无论是哪种情况，我们都将向揭开心理变态者的面纱迈进一大步。
在一本书中，戴安娜·唐斯解释了自己为何要枪杀3名亲生骨肉，她把自己与十几个男人之间的关系描述为毫无爱情可言，仅仅只是通过性来维持。在写给邮递员罗伯特·贝塔路西尼（“贝塔”）的信中，她写道自己“发誓永远爱他，永无止境地奉献，而且发誓我不会对世界上其他任何人这样。这是我与男人间的游戏。而我对贝塔投入得最深”。在枪杀了亲生骨肉之后，她又与贾森·雷丁发生了一段风流韵事，并写道，“但是贝塔已经成为过去，而现在我爱的人是贾森。不错，我曾写信给贝塔，告诉他我有多么爱他，他是世界上我唯一爱的人……他开始拒绝这些信件后，我就把它们写在笔记本上，每天晚上都要写一点，大多都是一两段话，最多一页。内容都差不多，只不过用词不同：‘我爱你，贝塔，你为什么不在这里，我需要你，你是我唯一的男人。’……我坐进满是热水和泡沫的浴缸中，调了一杯酒，写下对贝塔空洞的爱慕之辞……我思念着贝塔……几分钟之后贾森敲响了大门，当我飞下楼梯去迎接他时，我对贝塔的思念也随之飞走了”。对戴安娜而言，“空洞的爱慕之辞”让她备感骄傲，仿佛是为了某一特定目的而刻意使用它们。然而，与所有心理变态者一样，除了空洞无物，她的爱慕之辞毫无意义，因为她无法向他人传达自己真实的感受。
此前我曾经讨论过“内部语言”在良心的发展与运作中的作用。它是受情绪控制的思维、表象和内部对话，它对良心“猛咬一口”，解释了它为什么会强有力地控制行为，并且在我们做出违法行为时会心生内疚和悔恨之情。这是心理变态者无法理解的东西。对他们而言，良心只不过是对他人所制定的规则的一种理性觉知。他们缺乏遵守这些规则所需要的那些情感。问题在于，为什么会这样呢？
加拿大最臭名昭著、千夫所指的罪犯是克利福德·奥尔森，他是一名连环杀人犯，折磨杀害了11名男孩和女孩，于1982年1月被判终身监禁。这些是他一系列反社会和犯罪行为中最新犯下的、最卑鄙无耻的行径，而它们可以一直追溯到他的童年早期。尽管一些心理变态者的暴力性并不强，并且很少有人像他这样残忍，但是奥尔森是典型的心理变态者。
看看以下这些话，它们引自在他受审期间发表的一篇新闻报道：“他是个自吹自擂、欺凌弱小、谎话连篇、偷鸡摸狗之徒。他非常具有暴力性，为了鸡毛蒜皮的小事就会暴跳如雷。但是当他试图给人留下好印象时，他同样也会表现得魅力十足、花言巧语……奥尔森说起话来滔滔不绝……他实在是太能说了，他有口若悬河的天赋……他总是在撒弥天大谎……这个男人是个不折不扣的骗子……他总是想测试你的极限。他想看看你过了多久才会实在受不了了……他是个操纵者……奥尔森是个大嘴巴……过了一会儿我们就知道了，不要相信他所说的任何事，因为他撒的谎实在是太多了。”（法罗，1982）一名曾与奥尔森交谈过的记者说：“他说话很快，滔滔不绝……他从一个话题跳到另一个话题。他听上去能说会道，世故老练，就像一个骗子，试图证明自己多么有本事，多么重要。”（奥斯顿，1982）
这些认识他的人所说的话非常重要，因为它们提供了线索，让我们知道为什么他能够说服那些年轻的受害者们相信他，跟他走。它们同样还有助于解释为什么英联邦决定付给他100 000美元，让他说出7名受害者的尸体藏在何处。当然，在得知这笔支出后民怨沸腾。一些典型的新闻标题是：“杀人犯指出藏尸地点获得酬金”“向残害儿童的人支付藏尸费遭到众人鄙视”。
自从入狱后，多年以来奥尔森持续不断给受害者的家属写信，对谋杀他们的孩子进行评论，从而一直给他们带来悲痛。他从未对自己造成的伤害表现出一丁点的内疚或悔恨之情；相反，他不断抱怨新闻界、监狱系统和社会对自己不公平。在审判过程中，只要有人拍照，他都会把自己收拾整理一番并摆出姿势，他似乎认为自己是举足轻重的一介名流，而非犯下一系列暴行的罪犯。1982年1月15日，《温哥华太阳报》报道说：“连环杀人犯克利福德·奥尔森给太阳报的新闻组写了一封信，说他并不满意我们采用的那张照片……很快就会寄给我们他自己刚照的、更风度翩翩的照片。”（摘自R.奥斯顿于1982年1月15日，以及M.法罗于1982年1月14日在《温哥华太阳报》上撰写的文章。）
在撰写本书时，奥尔森已经给加拿大的一些司法部门写了信，希望能帮助他们成立一个项目，对自己进行研究。
贫瘠情绪之下
如果心理变态者的语言是双侧的——同时受大脑两边的控制——那么那些通常受一侧半球控制的大脑加工过程可能同样也是双侧控制的。实际上，尽管对于多数人而言，大脑右半球在情绪上起到了核心作用，但是近来有实验证据表明，心理变态者的两个大脑半球都不擅长进行情绪加工。为什么会这样还是一个未解之谜。然而一个有趣的推测是，控制心理变态者情绪的大脑加工过程是分裂的，没有聚焦，这导致了他们空洞肤浅的、毫无情绪色彩的生活。
如果有人说泰德·邦迪是一个头脑空空的情绪机器人，他可能会愤慨不已。“老天，他说得太离谱了！”邦迪说道，“如果他们认为我没有情感生活，那他们就错了。大错特错。我的情感生活很真实，也很充实。”尽管如此，他的其余言论和对自己谋杀行为苍白无力的解释已经明白无误地表明，这种描述十分准确。与所有心理变态者一样，邦迪对自己的情感贫乏到何种程度的认识非常模糊。
许多人都被流行心理学所吸引，它们强调了对认识自我的探索——“触摸你的真实感受”。对于心理变态者而言，这种探索——就如同探寻圣杯——注定会徒劳无功。在最后的分析中，他们的自我形象更多是被界定为财富及其他成功和权力的有形标志，而不是爱、洞见和怜悯，这些对他们来说太虚无缥缈了，没有多少内在意义。
观察他们的手
某人在与你交谈时，观察他的手：它们是偶尔动一下还是不停地到处挥来挥去呢？手的姿势会有助于你理解他所说的话吗？一些手部动作的确如此，因为它们在直观上强调了说话者的语言——例如，在说“那条鱼真大”时把两只手分得很开，或者在描述一个人时用手比画出形态。
然而，大多数与语言相关的手势并没有向听者传递出多少信息或意义。“空洞的”手势称为轻拍，它们是微小快速的手部运动，只会发生在言语中或言语的短暂停顿中，不是“故事主线”的一部分。与其他姿势和身体动作一样，它们通常是说话者“表演”的一部分（我会在随后章节中对此进行深入探讨），或者反映了以文化为基础的交流风格。但是做出轻拍动作也可能是出于其他原因。例如，许多人会在打电话时做出这些手势。听者无法看到这些手势，那么说话者为什么会做出这些手势呢？
答案可能与以下事实有关：控制言语的大脑中心同样还控制着说话时做出的手势。以某种我们尚不清楚的方式——或许通过提高这些中心的整体活动性——轻拍似乎促进了言语：它们有助于我们将思维和情感诉诸语言。如果这听上去有点奇怪，那么就看看某人下次无法找到恰当语言表达时抓狂的手势。或者，在你说话时注意控制你的手不要有所动作，这时在你的说话中是不是会出现更多的犹豫、停顿和结巴呢？如果你会说两种语言，那么比起使用母语，你在使用第二种语言时很可能会出现更多的轻拍动作。在有些情况下，轻拍姿势出现的频率很高似乎反映出，在将思想和情感转换成语言上遇到了困难。
轻拍同样还告诉了我们隐藏在言语之下的“思维单元”或心理程序包的大小。一个思维单元可以大不相同，从小的、简单的、独立的——一个简单的想法或单词、一个短语、一句话——到更大的、更复杂的——各种想法、句子或完整的故事。组成较大思维单元的各种想法、词汇、短语和句子可能整合得较好，它们以某种有意义的、一致的或逻辑性的方式联系在一起，组成了一个脚本。轻拍似乎给这些思维单元进行着“注释”：轻拍的次数越多，单元就越小。
近来的证据表明，心理变态者比正常人使用的轻拍更多，尤其当他们谈到一般认为具有情绪性的东西时——例如，描述他们对家庭成员或者其他“所爱的人”的感情时。根据这一证据，我们可以推断出两点：
●如同一名游客使用高中水平的法语去问路一样，心理变态者难以将带有情绪色彩的想法诉诸语言，因为他们的感受是空洞贫乏的。在这一意义上，对于心理变态者而言，情绪就像第二种语言。
●心理变态者的思维和想法被组织成相当小的心理程序包，随时会被替代。撒谎的时候，这就成了一种明显的优势。正如心理学家保罗·埃克曼指出的那样，经验老到的撒谎者可以将想法、概念和语言拆分为基本的组成部分，然后再以各种方式将它们重新组合起来，他们几乎就像在玩拼字游戏。但是在这一过程中，心理变态者可能会破坏其整个脚本；如果他在处理较大的思维单元，那么它就可能会失去完整的结构或者变得不那么连贯和统一。正是出于这一原因，撒谎高手常常会使用一种简单的“真相框架”，它有助于大致记住自己所说过的话，并且确保自己的故事听上去连贯一致。“最高明的撒谎者会将谎言与真相编织在一起。”
支离破碎的真相
尽管心理变态者谎话连篇，但是他们却并非是我们想象中的撒谎高手。正如我先前讨论的那样，他们所说的话漏洞百出，到处自相矛盾。心理变态者可能会玩心理上的拼图游戏，但是他们有时候玩得很糟糕，因为他们无法将各个片段整合成一个连贯的整体；他们的真相框架支离破碎，是胡乱拼凑在一起的。
想想先前引用的一名服刑人员的话，他说自己从未有过暴力行为，但是曾经被迫杀过人。我们认为这句话自相矛盾，因为它是一个单独的思维单元。然而，这名囚犯可能处理的是两个独立的思维单元：“我从未有过暴力犯罪行为”，此外，“我曾经杀过人”。我们多数人能够把各种想法综合起来，使它们在某种隐含的问题上保持一致，但是心理变态者似乎难以做到这一点。这有助于解释在他们的言语中为何会经常出现以下特点，即极其不连贯、自相矛盾。他们对词语的歪曲理解（对单词的基本组成部分以新的方式重新进行组合，这些组合方式在他们看来似乎合情合理，但在其他人眼里却非常怪异）也可以归结到这一点。
这种情景就类似于在电影中，上一幕是阴云密布——观众预期随后几分钟里同样也会如此——但下一幕却是阳光灿烂。显然这些场景发生在不同的日子，导演在剪辑时却没有考虑到这个。一些观众——就像有些心理变态者一样——可能没有注意到这种不协调，尤其当他们全身心地投入到电影中时。
心理变态者的语言运用方式中，另一个问题就是：他们的“心理程序包”不仅不大而且还是二维的，缺乏情绪意义。对于多数人而言，对词语的使用取决于书面意思及其情绪含义。但是心理变态者不需要进行这种选择。他们的词语选择不受情绪性的束缚，能够以那些在我们看上去很奇怪的方式进行使用。
例如，一名心理变态者刚暴打了一个女人，然后对她说“我爱你”或者对其他人说“我必须把她揍一顿，这样她才会听话，但是她知道我爱她”。他不会觉得这样说有任何不妥之处。对于大多数人而言，这两件事（声称爱她和殴打她）在逻辑、感情上是相互矛盾的。
下面我们来看看一个男人，他在“心理变态核查表”上的得分很高，因诈骗和盗窃而服刑3年，他哄骗自己寡居的母亲用房子抵押了25 000美元，然后偷了这些钱。最后她母亲用做售货员的微薄收入来偿还这笔债务。他的话令人备感怪异：“我的母亲是个伟大的人，但是我很为她担心。她的工作太辛苦了。我真的很关心她，我打算让她过得轻松点。”当被问及他从她那儿偷走的那笔钱时，他回答说：“我已经把一部分钱藏起来了，我出去以后就可以好好享受一下了！”他口口声声说自己关心母亲，但是根据档案记录，他对她的所作所为，还有他的花钱计划都表明根本不是这么一回事儿。在明确向他指出这一点后，他说：“嗯，是的，我爱我的母亲，但是她太老了，如果我不照顾好自己，谁来照顾我呢？”
我刚才说到哪儿了？
现在看来，心理变态者的沟通交流有时候略微有些奇怪，有一种“脱离轨道”的倾向。换言之，他们频繁地变换话题，说话跑题，无法以一种简单明确的方式将短语与句子连接起来。故事的轮廓虽然有些不连贯，但是在日常谈话中还可以接受。例如，女性访谈者请我们的一名男性心理变态者描述一件引发强烈情绪反应的事件，他的回答如下：
嗯，这可不大容易。说起来太多了。我记得有一次——呃——我闯了红灯，街上没有车子，是吧？所以这有什么大不了的呢？警察无缘无故地开始和我争论起来，他真的把我惹毛了。我并没有真的闯红灯。可能当时还是黄灯……所以他——呃——到底要干吗呢？警察的问题就在于他们——呃——大多数都手握权力。他们太霸道了，是吧？我这个人并不霸道。我是一个很有爱心的人。你认为呢？我是说，如果我不是在坐牢……比方说我们在晚会上相遇了——呃——我约你出去，我打赌你会答应，是吧？
在陈述的过程中，伴随着大量的手部动作和夸张的面部表情——这种戏剧性的表现使我们的访谈者无法看清当时的情形。尽管如此，访谈录像清晰地向每个人表明——包括我们尴尬不已的访谈者——这个男人不仅跑题了，而且引诱她陷入了调情的圈套中。
令心理变态者臭名昭著的是，他们对于提出的问题要么避而不答，要么环顾左右而言他。例如，在我们的研究中，当一名心理变态者被问及情绪的上下起伏是否较大时，他回答说：“呃——上下起伏？——嗯，你知道——有些人说他们总是感到神经紧张，而有时候却似乎又相当平静。我想他们的情绪上下起伏比较大。我记得有一次——呃——我的心情很沮丧——我的好朋友来了，我们就看电视节目——呃——我们打了一个赌，他赢了——我的感觉真是糟透了。”
听者有时候还会无法理解心理变态者说的某些话。“我在酒吧遇到了这些家伙。一个家伙是商人，另一个是拉皮条的。他们开始和我争吵起来，我就把他打了出去。”我们的一名心理变态者说。但是被“打出去”的是商人还是皮条客呢？
当然，在正常人的沟通交流中，出现细小的中断也很司空见惯。在许多情况下，它们只不过代表了粗心大意或者偶尔的心不在焉。但是在心理变态者的谈话中，中断出现的频率更多、程度更加严重，它可能显示出，心理活动的组织——而并非其内容——赖以进行的一种内在条件存在缺陷。出现异常的是他们将词汇和句子连接起来的方式，而不是他们实际上所说的内容。相比较而言，精神分裂症患者的言语方式以及内容都非常奇特怪异。例如，我们的一名男性心理变态受访者后来被诊断为精神分裂症患者，当被问及“你的情绪上下起伏较大吗”，他的回答如下：
我不过是一个——相信——呃——生命是如此短暂，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的日子也不长，所以——所以我们都会在某个时刻死去，所以——呃——你——我们死后会去一个全新的世界，而我们在这个世界的所有问题都会得到解决，然后我们又会有一系列新的问题，还有各种前所未有的快乐——不管它们是什么——呃——我无法理解这种东西。
这种回答不仅在方式与内容上都很怪异，并且让人无法理解。心理变态者对相同问题的回答，正如上文所引，尽管文不对题并且怪异，但是我们可以把它解释为一种刻意回避或者能说会道的表现。比起精神病患者的回答，从心理变态者的回答中我们更容易推断出某种意思。
众所周知，心理变态者常常会在需要的时候惟妙惟肖地诈病——伪装成精神病患者。例如，一名我前文提到过的心理变态者成功地转入了精神病房——然后又出来了——他在一个被广为使用的心理测验中伪装了自己对问题的回答。
几年以前，一部有关心理变态连环杀人犯的好莱坞特色电影聘请我去做顾问。制片方非常重视准确性，已经尽其所能地对人物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但是有一天，剧作家近乎绝望地给我打了个电话。“我怎样才能使笔下的人物更吸引人呢？”他问道，“我试图钻进他的脑子，试图以某种观众感兴趣的方式猜出他的动机、欲望和烦恼，但是我却一无所获。这些家伙（故事中的两名心理变态者）实在是太像了，在表面之下似乎没有多少有趣的东西。”
在某种意义上，这位剧作家一语中的：正如电影和故事中所刻画的那样，心理变态者的确具有两面性，他们没有深刻的情感，复杂而令人困惑的动机、冲突和心理困惑，这些东西会使普通大众变得有趣，让人与人之间变得不同。无一例外地，心理变态者被描述为如同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尽管人们花费了大量力气，想对他们的所作所为——在《沉默的羔羊》中，汉尼拔·莱克特那傲慢自大的博学多才令众人折服——进行逼真生动、符合逻辑的描述，但是对于他们为何犯罪，我们仍然知之甚少。
在某种程度上，这些媒体的描述也许反映了现实。实际上，所有对心理变态者内心世界的窥探都一无所获。这些人所信奉的人生哲学通常陈腐平庸，并且完全缺乏那些使正常成人的生活变得丰富多彩的细节。
特里·甘尼撰写了一本有关查尔斯·哈彻的书，后者至少杀害了16个人，因为这让他感到很刺激，在书中作者特别有力地揭示了心理变态者是多么善于操纵经验丰富的精神病学家和心理学家。被指控谋杀一名6岁男孩后，他往返穿梭于法庭和司法精神病医院之间。法庭指定的心理学家认为哈彻没有能力接受审判，但是医院的精神病学家却认为他能够接受审判。于是他就这样不停地来来去去。经过了一系列似乎永无止境而又相互矛盾的精神病评估后，哈彻对这种游戏感到厌倦了，转而把自己的聪明才智运用到了战胜律师和法庭上。
尽管如此，本章所显示的证据表明，有时候治疗师无法评估心理变态者的神志是否清醒，其原因并不仅仅是因为后者高超的操纵技巧。如果在访谈过程中，心理变态者的话语前后矛盾、避而不答，或者前言不搭后语，那么在作出判断时即使是警觉的治疗师也会受到影响。例如，对约翰·韦恩·盖斯的审判中，精神病学家们就提出了相互矛盾的证词，他是芝加哥的一名商人和连环杀人犯，却会在患病儿童面前扮演成高跷小丑。原告方专家认为他是个神志清醒的心理变态者，而被告方专家却说他是个失去理智的疯子。一名心理学家说他是心理变态者或者具有性变态的反社会人格，并且在访谈中，盖斯的话里到处都是自相矛盾、避而不答、自圆其说之处和各种借口。一名精神病学家指出，盖斯就是个话痨。在交叉测试中，有人向这名精神病学家提出了一个问题：“盖斯的口若悬河是否表明其言语并不缺乏关联性，而精神分裂症患者的特点之一就是言语缺乏关联性。‘一方面盖斯先生说他杀死了某个人，而另一方面他又说自己没有，这不正是言语缺乏关联性的表现吗？’”这位精神病学家的回答是：“我认为他是在撒谎。我想他之所以不记得自己以前说过的话，是因为他在撒谎。”陪审团驳回了盖斯的精神病请求，建议判处死刑。
盖斯的言语缺乏关联性、前后自相矛盾、谎话连篇，这些可能只不过反映出他心不在焉、不关心听者是否能明白，或者只是他故意迷惑听者的一种策略。然而，根据本章所显示的内容，它们同样还可能是由于他在心理事件的连贯性以及语言的自我调控方面存在缺陷，甚至是紊乱的：心理拼字游戏缺乏一个完整的脚本。
由此产生了一个重要问题：如果心理变态者的语言只是有时候听上去很怪异，那么他们为什么看上去如此值得信赖、能够如此轻而易举地将我们欺骗，玩弄于股掌之间呢？我们为什么无法发现他们所说的话前后不一呢？简明扼要的回答是，我们很难看透其正常人的面具：对于一般旁观者而言，他们言语中的怪异之处常常显得太微不足道了，因此很难被我们发现。并且他们都伪装得很好，不仅是他们所说的话，还有他们的表达方式以及他们在说话时按下的情绪按钮都欺骗了我们。
近来我在加利福尼亚大学进行了一次演讲，听众中有一名语言学家提出，在某些方面心理变态者就像技巧高超的故事讲述者。他们都运用了夸张的肢体语言和情节上的回转起伏，以此来吸引听者，“使他们身临其境”。对于许多听者而言，表演至少与故事同样重要。这名语言学家提出，就这种意义而言，心理变态者是不错的故事讲述者。即便如此，比起心理变态者使用的脚本，故事讲述者的脚本通常要更加连贯一致和富有逻辑性。此外，故事讲述者的目的是娱乐和教育，而心理变态者的目的则只有权力和自我满足。
这是否表明他们疯了呢？
自相矛盾，前后不一！情感贫乏！我敢肯定，此刻你会为一个纠缠不清的问题备感困惑：这些人的神志还清醒吗？我们是否又回到了以前关于“疯子与恶棍”的争论之中呢？
在佛罗里达州举办的一次精神病会议上，我对心理变态和语言的有关问题作了一个报告，报告结束后一名司法精神病学家走到我面前说：“你的研究隐含着心理变态者存在精神疾病的可能，就像我们以前认为的那样，也许他们不用对自己的行为负责。迄今为止，对许多杀人犯来说，心理变态诊断一直都是‘死亡之吻’。而现在对他们来说，它是不是变成了‘生命之吻’呢？”
真是一个有趣的问题。正如我先前所说，心理变态者的确符合当前法律和精神病学对神志清醒的判断标准。他们了解社会规范以及对错的一般含义。他们能够控制自己的行为，也知道自身行为的潜在后果。他们的问题在于，这些认识都无法阻止他们做出反社会行为。
尽管如此，一些观察者还是争辩说，心理变态者在一些心理与情绪机制上存在某种缺陷，而这些机制负责将他们对规范的认识转换为社会可以接受的行为。这些观察者继续争辩说，如果他们没有形成一种良知，无法体验到内疚和悔恨感，难以控制自己的行为及其对他人造成的影响，那么与我们其他人相比，他们当然非常明显地处于劣势。他们理解游戏的字面规则，却不知道情绪规则。这是对“道德非理性论”的新瓶装旧酒，它可能具有某种理论上的意义，但是与对犯罪责任的实际决策无关。在我看来，心理变态者当然再清楚不过地知道自己正在干什么，也应该为自己的行为负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