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正如我所相信的那样，我们的社会正在变得日益容忍，并在某些情况下实际上欣赏“心理变态核查表”中所列出的那些特点——例如冲动、不负责任、不知悔改等——那么我们的学校可能就会演变成一个小型的“面具社会”，在那里真正的心理变态者可以隐藏起来，追求其破坏性的、满足自我的生活方式，并且危及正常的学生群体。真正令人担忧的是那20个加拿大少年保持沉默背后的含义，他们知道发生了凶杀案，知道凶手的身份，但是，无论出于什么原因，他们没有告诉任何人。他们的行为表明，我们的社会不仅对变态人格感到好奇，而且越来越容忍它。更令人害怕的是，对于那些在不良家庭或恶劣环境中长大的孩子，这些“很酷”却邪恶的心理变态者很有可能会成为他们扭曲的榜样，而在不良家庭或恶劣环境中，人们毫不在意诚实、公平，根本不关心他人的幸福。
“我都做了些什么？”
很难想象，每位心理变态者的父母都会近乎绝望地提出以下问题：“作为一个父亲/母亲，我到底做错了什么，我的孩子才会变成这样？”
答案是，也许他们毫无过错。对那些零零星星的资料进行总结之后，我们并不知道为什么有人会成为心理变态者，但是眼前的证据使我们无法相信普遍认同的观点，即父母的行为应该为人格障碍承担唯一的或者甚至是主要的责任。但这并不意味着父母和环境完全与之无关。教养行为也许不是人格障碍的主要因素，但是它却与症状的发展和表现形式有很大关系。毫无疑问，不良教养方式和恶劣的社会与物质环境会极大地恶化潜在的问题，并且它们在塑造儿童行为模式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这些力量的复杂交互作用有助于我们发现，为什么只有少数心理变态者会成为连环杀人犯，而大部分心理变态者终其一生也只是“普通的”罪犯、名声不佳的商人，或者合法的掠夺者。
虽然心理变态的根源仍然模糊不清，但对它的诊断精确性已经有了提高，相关研究也在不断增加，这些都使我们可以开始寻求各种更好的方式来应对身边的心理变态者。这就是本书最后几章的主题。
1981年，在加利福尼亚的米尔皮塔斯市，一个男孩在班上杀死了一名14岁的女孩，随后的3天里，13名少年全都对此事保持了沉默。那段时间里，这些少年还到山谷中去查看了尸体。1987年上映的电影《大河边缘》就改编自这一真实案件，它把这些孩子们描述成“空白的一代”。对于任何熟悉当前某些青少年交流方式的人来说，这一描述令人警觉却又熟悉。这部构思巧妙的电影非比寻常地启发了我们，使我们认识到，青少年无法无天的亚文化可以有各种形式的伪装。
这些孩子身处的世界是一个白人劳动阶层，而各种电影很少对这种环境进行现实的刻画。在那里，孩子们受电视暴力的影响建立了一个地下秘密组织，而他们的父母整日里为了生计奔波忙碌，根本顾不上家庭生活。电影中的父母们饱受日常生活之苦，精疲力竭，痛苦不堪，他们最多只能在孩子们进进出出房子时对他们大叫“是你吗？”，然后埋头做自己的事。
这部电影中最令人震撼的情景之一是，一名老师还愿意去关注这些孩子，他试图揭开这些孩子“很酷的”、冷嘲热讽式的面具。他先是询问，随后实际上几乎是在乞求同学们告诉自己，他们对同班同学的惨死有何感受。只有班上的“书呆子”愿意承认自己在乎，其他人则对这个问题感到困惑不解。老师几乎要绝望了，为了找到证据表明自己与学生的交流还是有意义的，他找到其中一个名叫克拉瑞莎的女孩，她是最终告诉老师这起谋杀案的学生之一，他问这个女孩：“说说看，加米对你来说意味着什么……”这个女孩甚至回答时，语气平静、眼神空洞。导演留给观众的是，这个女孩要么是麻木不仁，要么就是拒绝向老师吐露自己的感受。
这些学生毫无同理心，没有丝毫同情，甚至没有感觉到失去了什么，这使老师大为愤怒：“她死了，而这个班上没有一个人感到难过——它给了我们一个变得高尚的机会，而这个班上没有一个人为她的死而真正感到难过。因为如果我们感到难过，我们就不会待在这儿了，我们就会在大街上没日没夜地追捕杀害她的那个家伙。”
老师的爆发换来的反应是什么呢？令人寒心的鸦雀无声。
它只不过是一部电影，的确如此。在《大河边缘》所刻画的那个社会中，人们感情贫乏、冲动、不负责任、自吹自擂、只顾满足自我，但令人害怕的是，那个社会正在变成现实。正如罗伯特·林德纳于1944年所说的那样，前人认为心理变态者“闪耀着个人自由的火花”，而时至今日，我们的大街小巷、我们的学校，甚至我们的家庭都可能在给心理变态者提供机会，使他们混迹于人群之中从而不被发现、不被诊断出来，并且还受到积极鼓励。我希望，本书能够引起社会对这一可能性的关注，如果将儿童心理变态者随意释放出来，这个令人可怕的后果就有可能会出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