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灵暗夜
在这段旅程的起初和随后的阶段，每一个人总会遇到这样一段时期：感觉自己被击垮了，垂头丧气，甚至感到绝望。这一章讲述的就是这样一段时期。本章内容将帮助你认识到你所感觉到的无望可能是你疗愈之旅中的一个阶段，而非你所害怕的那种永久性的状态。同时你也要明白，这种绝望实际上是一种更为急迫的“召唤”，它可以成为你人生的一个转折点，而不是终点。
一开始，我会让你承认自己怀有绝望情绪，还有因绝望而产生的自杀念头，我会谈到这样做的重要性。然后，我会鼓励你们当中每一个可能怀有这种感受的人朝“向导”伸出求援之手，向导可以在你经历这段艰难道路的时候，倾听发生在你身边的事，并且予以支持。
接着，我想要着重谈谈我们生命中那些最有可能隐约出现令人绝望的“黑暗之夜”，以及我的那些病人是如何从这个阶段中深刻地学习到一些道理，并且凭着勇气，优雅地度过了这个时期。此外，我要特别介绍我们开发出来的那些能够帮助你，又能够启发你的实用策略。
如果遭遇到“黑暗之夜”，大多数人会要求医生给自己开药，甚至是那些质疑服用抗抑郁药物是否明智的人。这点完全可以理解。所以，在疗愈之旅的这一阶段，我还会指引你们决定自己是否应该，并且何时应该求助于药理学抗抑郁药物。我还会给大家介绍一些在这种情况下（无论何时），我比较倾向于使用的一些保健药品。
我活不下去了
有时候，我们丧失希望或者绝望是因为发生的事情出人意料，而且具有明显的灾难性质：我们爱着的某个人突然死去，或者是自己被诊断出一种可怕的疾病，临近死亡。有时候，我们会觉得自己失去了用巨大痛苦换来的领地，向着下坡滑去。我们没有再一次试图去打破一种陈旧固执的习惯或模式，或者我们丢了一份可以帮助我们脱离贫困的工作。我们曾依赖着的伴侣、爱人、朋友或者“向导”已经令自己感到失望。
你可能会首先想到“我活不下去了”，或者“我死了也许会好些”。通常，这种念头只是一闪而过，就像是一个闪烁在我们视野边缘的标志。对于我们大多数人来说，这些是令人震惊且十分可怕的画面。我们有责任在肩，要让我们所关心的人过得更好，我们一直在设想一种更加美好的生活。
即使我们感觉十分不好，只要我们自己眨一眨眼睛，或是摇一摇头，这种迹象就会消退。几个星期或是几个月下来，在失望加剧的那些瞬间，或是极度寂寞的时候，这些想法又会重现。这样的画面也许会变得更加清晰，更为具体和生动。
艾丽斯是一个70岁的退休护士，她十分聪明、幽默、坚强，但是她的痛苦几年来几乎没有得到过缓解。她告诉我，“你一对别人说自己的这种感受，大家都会被吓坏，或是找来警察，这才是真正糟糕的地方。所以你只能什么都不说，进而感到更加的抑郁。”
不幸的是，很多医生和医学专家们都十分害怕谈论自杀。这些医生教导我们在首次拜访时就可以询问关于自杀的事情，但他们通常会给出隐晦（或者不易察觉的）信号，表示他们不愿意听到过多类似事情，不愿经常听到。当我们听到病人谈及他们的自杀念想时，我们要敞开胸怀，这样可以让病人们尽情倾诉。然而，很多医生都只是写张药方笺，而没有仔细倾听，耐心询问。
可以肯定的是，这些治疗和药物都是为了稳住病人，以降低那些会引起他们产生自杀念头的高度焦虑，从而将这些想法推回原处，压制下来，或者将它们赶出病人的脑海。但是，药物也会把这些念头，以及它们带给我们治疗者的令人困扰的挑战，通通推到医生的诊室门外。我想这是许多初级治疗师如此迅速，几乎是条件反射性地给病人们开抗抑郁药物的原因之一。一项重要调查指出，开一张药方平均只需3分钟。
说出自杀的念头
医生、治疗师和病人们，我们是时候该把这些绝望的黑暗瞬间，这些对死亡的可怕关注，从恐惧与羞愧中释放出来，将它们公布于众，与大家一起分享和讨论。就如艾丽斯很讽刺地观察到的那样，我们不必“非得把自杀看作一种社会方针”，但我们确实有必要将其视作一个可供探讨的正当话题，将它理解为，甚至尊其为人们已经做了的，或者有时候确实要做的一种选择，一种决定。
如果我们清楚地认识到我们的自杀想法和冲动，那么我们可能会发现它们是一种“召唤”，实际上，也是一种对改变的需求。只有当我们感觉自己已经无法控制事情的局面时，我们才会被推向自杀，比如，失去带来的空虚和寂寞，沉重的抑郁和忧愁，对当下生活的困扰和未来的无望感等。“我们对自己说，这一切必须有个了结！”并且，我们会想，至少这一次，死似乎是唯一可以改变的了。
萌生这样绝望的念头通常是由于我们见识浅薄，理解有限，我们观念和想象的范围极度狭窄。因为这种想法在抑郁过程中反复地出现，所以我们必须让这种驱使我们走向自我毁灭的煽动情绪平静下来，用全新的视角来看待它。
假如你可以运用你一直在学习的冥想技巧来应对这种绝望带来的可怕挑战，那么，你极可能发现：即使是最绝望的想法和压抑的感觉也与那些普通的想法和感觉没什么两样——它们也是会消退的。同样，如果你找到某个可以分享痛苦的人，那么他很可能也会帮助承受一些，跟你一起努力平复那种无法抑制的冲动和必然的感觉。
转折点而非终结点
古人知道，抑郁自然发展过程中会出现一个令人恐惧的绝望时期。希波克拉底派的医学家信奉“疗愈危机”说——一个人得了慢性疾病的时候处于这样一种境地：要么衰弱下去，走向死亡，要么成为一个转机，走向痊愈。现代的传统医学从业者，从美洲印第安的巫医到中国的中医，都很认同这一点。在“匿名戒酒互助社”中，在你开始起身反抗之前，必须“跌落谷底”，这是一种常见现象。用很流行的一句话说就是“黎明前的黑暗是最黑暗的”。中国有一句话叫做“危机既是一种机遇，也是一种危险”。
16世纪，一个西班牙的僧人——后被称为“十字约翰”，首次将这种危机描述为“心灵之黑夜”。这个词既精美又引起了共鸣，人们经历疗愈危机的时候遭遇到生理心理上的痛苦，这个词就给其增加了精神折磨和探索的严重性、尊贵感和神秘感。
正如我提到过的，疗愈之旅中“黑暗之夜”这个时期，跟第一阶段的“召唤”有类似特征。这两个阶段中，都有对压力和忧虑的迷惑和认可，让人感觉先前在理解和解决问题上所做的努力都非常失败。而且事实上，这样一种“黑暗之夜”也预示着疗愈之旅的开始，因此，这是一个不同的阶段，就如它的名字一样，它更为深刻，更为黑暗，而且充满着绝望。
但是，在“心灵之黑夜”这一阶段，仍然还深藏着一些希望。“黑暗之夜”在定义上受限，但它们是改变、进步的自然过程中的一部分，而且必然会带来更加光明的清晨。
实际上，许多原始社会——从太平洋印第安人到非洲的森林居民——都会有“黑暗之夜”，这样的经历成为其社会成员成长和疗愈的一部分。他们中的年轻人都会经历一个成人仪式，他们在一个仪式中会遇到部落里最为恐怖的事情：半夜，只身处于一个山洞中，一个地道中或是一个地下洞窟。有时候，就像处于古希腊的疗愈神庙一样，这样沉浸在黑暗中是治疗包括抑郁症在内的严重疾病过程中极为重要的一步。在许多社会中，预言师十分受关注，因为他们能够成功地在早年的生活中就预知到将来不可避免的“黑暗之夜”，危及生命的疾病，精神错乱，或是自杀性的绝望。
心理学家托马斯·摩尔指出，关于德墨忒尔和珀耳塞福涅的荷马史诗与这些“黑暗之夜”有特别的相关性。“黑暗之夜”的理想向导是赫卡特，她是一个女巫，巫医，也是月亮女神。只有赫卡特听到珀耳塞福涅的哭声，来到地狱找到她，还去寻找她母亲德墨忒尔，她正在天堂里心烦意乱地游荡着。赫卡特穿梭在绝望的女儿与焦急的母亲之间，传递消息，同时也在传达一种智慧：别离与孤独，黑暗与绝望都无法避免；只有当我们接受它们，并将它们当作生活的一部分，而不是与生活无关的东西，我们才能治愈自己，并且感到充实。
求助于向导和他人
我们中很少有人可以在没有指引的情况下，独自一人走出这些“黑暗之夜”。那些坚定、无畏、实事求是且忠诚的朋友可以帮上大忙，但我们还需要一位像赫卡特这样专业的“向导”，她备受尊敬，并且在这些黑暗中游刃有余。她的存在可以给我们安慰，让我们安心，给我们间歇的时间，还有我们迫切需要的建议。我们与她的联系，重新在我们与生活之间搭了一座桥梁，在这座桥上，她那时而温柔，时而尖锐，但总是很善解人意的话语和手势帮助我们走过这一段。
虽然求援的需求也许更为紧迫了，但处于绝望时，求援的基本原则还是跟我在“向导”这一章中讲述的一样。同样，选择对你有帮助的朋友和“向导”的方式也是一样。如果你处于绝望中，却没有“向导”，那么再看一遍第二章中的自我诊断处方，那里面我详细介绍并罗列了一个有潜力的向导的理想特征和必要特征。根据你的“内心向导”意象来帮助你做选择。如果你已经有了向导，那么现在是时候向他伸手求援了。
另外，还有一些组织和机构能够提供很大的帮助。它们不能作为一个专业“向导”或家人朋友的替代品，但是普遍来说，它们都容易找到，并且不收取任何费用。此外，一旦你陷入绝望，属于这些组织的人或者说它们的员工都是随时准备为你服务的。
另外，还有许多网络资源也大有帮助，特别是对于那些觉得电子邮件和即时信息用起来比较舒服的人，就像大部分年纪稍长的人会觉得用电话比较舒服。并且，在保密方面，网络资源比电话更为保密。
最后，对于那些绝望的青少年，以及他们同样绝望的父母，还有“逃跑小屋”。这些针对孩子的机构十分棒，我跟它们共事了很多年，它们不仅仅是收留那些无家可归的孩子和问题少年，它们擅长的是帮助家长和孩子解决掉那种持续的失望感，包括处理一些争吵。这种争吵可能会促使青少年产生自杀的退缩行为，或是直接离家出走。
从你的想象中得到协助
做好准备，向你的想象和直觉寻求指引。先做几次深呼吸，让你的腹部放松下来，在椅子上放松一会儿。现在想象自己正在寻求一种或多种让你觉得最舒服、最恰当的方法，打一个热心电话，坐在电脑前，或者是向某人征求建议。尽量让每个画面展开一两分钟。
在这个过程中，把你想到的东西记下来。比如，你看到自己在做什么，做每个动作时感觉如何？如果有一个动作能让你感觉很满足，感觉收获颇丰，即使它只是闪过了一下，你也要抓住这种指引，并照着做。如果你没法找到一个联系的画面，因而感到沮丧，那么过会儿再试，也可以第二天再试，或者在你觉得自己特别需要并且感觉自己放松的时候。
当然，此外，在你感觉需要联系的任何时候，不管你是否有一个指引的意象，你都可以用一种感觉适合自己的方法来帮助自己。肯定会有某个人，或是某些人是为你而存在的。
一生中的“黑暗之夜”
虽然“黑暗之夜”随时都会出现，似乎凶兆连连。但是我着重要讲的是我们人生当中三个十分普遍的阶段，另外，我还会主要地讲一些你可以用来安全明智地度过这些阶段的观点和策略。
●青春期，荷尔蒙分泌旺盛的青少年局促不安，十分脆弱地处于父母的命令和同龄人的期待之间，处于对青春的极度渴望，青春期的理想主义和成人现实中那些可怕的不确定之间。
●中年期，尤其是中年后期，我们会遇到事业和家庭上的瓶颈，而这两者曾经肯定了我们的存在，并一直支撑着我们。我们还会觉得自己没有希望成为我们曾经想要变成的那个人，那个样子。
●老年期，我们的生理机能和心理机能都在衰退，我们离死亡更近一步了，人生中最大损失的时刻近了，离那个我们好多人都相信的永无终结的夜晚更近了。
青春期：苏菲的选择
自杀像个幽灵般盘旋在现代美国青少年以及关心他们的家长和专家的周围。在过去的50年中，试图自杀和自杀成功的年轻人的数量以惊人的速度增长。不久前的一项权威调查显示，1/5的高中生曾经认真地想过要自杀，1/10的人曾经试图自杀。他们中越来越多的人最终自杀成功，无论是自己精心设计的，还是通过意外事故。现在，自杀已经成为15～44岁的人的首要死亡原因，并且是大学生的第二大死因。
因而，苏菲的妈妈，简，为什么会如此惊恐地打电话给我，也就不难明白了。苏菲当时16岁，在进行了第二次自杀行为（或试图自杀，这一点没人能十分肯定）之后，她被关进当地医院的精神病病房，那时她刚出院。几个月前，苏菲不断地割自己的手腕，虽然剃刀的刀伤没有危及她的生命，但伤口有血流出，而且比较严重。在简给我打电话的几天前，苏菲吃了很多药，足以危及生命，但她当时是在一个满是人的地方。苏菲的行为没有坚决到让自己非死不可，但她确确实实是在向所有关心她的人发出一种强大的讯号：她很绝望。
苏菲第一次来见我时，穿着一身装饰精美的长裙，身材高挑，十分迷人。她一来就令人印象深刻，她很快就显得烦躁，似乎不想加入到这次会面中，也不愿意坐在椅子上。谈话一开始，她就用一种很挑衅的高傲宣布，她已经被诊断患有“重度抑郁症”和“双相情感障碍”（躁郁症）。医生开给她的抗抑郁药物多方面地使她感到“烦躁”，“不真实”并且“变笨了”。她之前简单地服用了一些抗狂躁药，一种用于治疗交替性狂躁和抑郁的标准药物，这种交替性狂躁和抑郁就是双相情感障碍。她说，这种药“让我觉得像液铅！”
在她总结完医生给她误开药之后，苏菲在我办公室安静地坐了下来。她摆出一副下定决心要跟我争论的姿态，因为她以为处理青少年问题的人，还有很多家长，都太自以为是。她的上半身保持不动，但她的膝盖上下抖动，显示出她内心的焦虑。她用简短的话语回答我的问题，仿佛她现在是被押上法庭，说的都是“是”或“否”。她说“几天前”她觉得自己“想要去死”，但她现在不这么想。
她的妈妈，简，十分细心周到，她说，苏菲在婴儿时期就很快达到了身心发育的标准线。两岁以后，她就在智力上显得很超群，富有创造力且十分聪明但也有点“倔强”。弟弟们出生后，她似乎变得有点好斗了。最近几年来，她好像变得不像是家中的成员。她大多数时候都自己吃饭，把她楼上的卧室当作她未建成的堡垒，房间里满是她成堆的脏衣服和书。
苏菲说话的时候很有生气，但很有保护性。她坚定地认为妈妈“看不起”她，“完全就是一个骗子”。她爸爸“很没希望”，弟弟们“很烦人”，但这些不是十分重要。她无法更进一步地解释，也不想解释，但她向我保证，这些都“非常显而易见”。
苏菲和简都认为，最近尝试的一种家庭治疗法具有“灾难性”。苏菲和弟弟们扯着嗓子争吵，直到弟弟们哭起来为止。苏菲的爸爸对每个人都发火，而简则缄默地痛苦着。
简说苏菲偶尔会在学业上取得优异的成绩，但通常都是一个“差生”。苏菲也承认，她有时会逃掉一些她认为“无聊”的课。她现有的心理治疗师“人很好，但不是十分有帮助”，她本该“明显”感觉到好一些的。
当我问她是否有我可以帮得上忙的地方时，她沉思了一会儿，我发现这个问题至关重要，它是找到治疗纽带和穿越“黑暗之夜”的道路的必要基础。过了一会儿，她说她想要做一些有关她“健康”的事，尤其是她的体重。我告诉她说，我会做一些治疗，冥想和针灸，而且我还会教她一些事情来帮助自己。她点点头。当她被问及时，她说她“愿意”下次来找我。
几天后，苏菲的妈妈坐在候诊室，苏菲独自来见我。她声称自己对家人和学校十分冷漠，并说对于有关“青少年情绪”之类的问题感到“厌烦”。只有在我们谈及政治、诗歌、老师自以为是的小心眼或是她的体重的时候，她才变得神采奕奕，但很短暂。
孩子的绝望有家庭因素
每当我试图从她那儿挖掘一些信息和感受时，我有好几次都在想，也许我跟她们母女俩一起聊聊会更有意义。仿佛有这么一个神秘的地方，那里满是纷争，还有千丝万缕的联结，了解了这些信息，也许就能挽救苏菲了。为什么苏菲会认定这样一个细心的妈妈完全是假装出来的？为什么她觉得妈妈恶心透了，觉得她受够了自己的生活，并两次试图自杀？
现如今，满是积极的诊断和生物解释，在这样一个时代里，越来越多的孩子孤立于家庭和他们的生活环境之外。这是大势所趋，我们应该理解他们并把他们治好。孩子表现出一些症状，那么他便有问题了。我们要定义这些问题，然后对症下药。这样就用一种狭义的医学形式概括了对个人治疗的精神分析偏见，而且忽略了很多来自于几十年家庭整体治疗的有用信息，还忽略了在量上大得多的人类学意义，这些意义告诉我们，家庭和家庭的文化观念塑造了孩子的性格，而且，家人的介入能够恢复孩子和家庭之间失去的平衡。
对我们三人进行谈话的提议，苏菲和她妈妈都表现得不是很热情，但她们不得不承认这个提议言之有理。在家里，她们俩之间的关系曾最为亲密，而现在则是冲突最多的。简很关心苏菲的生活保障和她的生存。苏菲也承认，如果敞开心扉，她妈妈可以成为她最好的盟友，带给她任何她所期望的改变。此外，我的提议似乎“并无坏处”，只是倾诉和倾听，没有任何分析或解说，也没有争吵。甚至，只是这样待在彼此身边，关注着彼此。也许，没有苏菲的爸爸和弟弟们在场，她们至少能够说说话。
我问简和苏菲，她们分别想要什么，并要求她们在对方说话的时候静静聆听。在我的帮助下——我的手就像交警那样举上举下，一会儿示意苏菲，一会儿示意简，她们确实开始聊天，也开始彼此倾听。
苏菲对很多事情都很清楚，她不想吃药，她不想被诊断为或被告知自己疯了或是得有抑郁症，她不想不断地和她爸爸争吵，她不想待在现在的学校继续念书。另外，她特别强调，她不想再在家里待下去了。她觉得自己困在了一个“令她抓狂”的家庭里。她变得有自杀倾向，似乎是因为她觉得自己实在是“没有别的地方可以去”。
简说，她想要苏菲感觉好一些，不要再伤害自己，不要再这么大吼大叫，可以发挥她在学业上的潜能。她想要苏菲知道，作为一个母亲，她感觉到很失望，因为她所说所做的好像都毫无作用。
这个疗程结束的时候，苏菲说的是完整而生动的句子，膝盖也消停了。当我问苏菲怎么看这些变化时，她仍然十分吝惜地说，“假如”她觉得好一些了，那么都是因为这一次她妈妈在关注她，确确实实地在听她说话。
当年轻人遇到真诚和爱，他们的恢复力和原谅他人继续前进的能力就会十分强大，并且充满希望。我曾经每天都会看见这种惊人的转变，那是几年前，那时我接触的是离家出走的孩子和他们的家长，甚至只是父母短短几分钟的尊重与关注就能给面临绝望的青少年带来令人惊讶的安心和希望，让他们恢复平静，看起来头脑清楚。20世纪中期，我创办并指导了一个针对离家出走的孩子的项目，那时每年就有100万的青少年离家出走。他们出走的原因通常是，他们觉得在家的时候，无法做自己，没法很快变得独立。苏菲也因为如此，觉得无法离开家又待不下去，因而迫使自己选择了一条永久的出路。现在，妈妈对她的关怀让她产生新的真实（虽然仍不清晰）的可能和希望。
在我与苏菲和她妈妈见面之后的几个星期中，我用针灸给苏菲进行了治疗，并让她自己做一些治疗。对于满心狐疑的苏菲而言，每一次针灸治疗都“相当有趣”。她不得不承认“这的确让我放松下来”，并且“当你把针插进去之后，我会回忆起我的小狗的美好画面”。我药方笺里的每一条都是一项不错的挑战，如少吃含糖和咖啡因的食物；少喝酒；吃点补品；写下自己的治疗日记；长时间散步。这些简单的指令正好针对了她所关心的东西，她的肥胖和她的焦虑，给她提供了自我表达的机会，还鼓励她多去户外活动，过健康的生活。这些建议并没有以任何方式来隐射她有病或是有缺陷，并可以让她撇开自己和父母的冲突之后重新定义自己。
在我们的第四次三人谈话中，大大地出乎苏菲意料的是，简同意了苏菲的请求，她觉得女儿需要去寄宿学校上学。
在多年来毫无结果的争吵后，这种惊喜十分明显。但仍然存在着一些重要的实际问题和经济问题：苏菲的学业记录不是很好，如何才能被录取；如果她现在就去私立学校的话，她上大学的钱就没有那么多了，另外还要说服她爸爸。然而，这一切仍然还是有可能的。
她们第六次来的时候，简突然间变得十分困扰，就如苏菲自杀时那样，这样的她让苏菲和我都惊呆了，还有她的“自白”。她说：“我从来都不认为你疯了，或是受到深深的烦扰。我也不认为你跟你爸爸之间的冲突中，大多数时候是你的错。”简告诉我们，她做出了一个“神志清醒的选择”，以此来维持她与丈夫间的和平。因此她曾不顾自己的真实想法和感受，决定和丈夫站在同一边，反对苏菲，她同意丈夫对苏菲的评价——性格存在缺陷，并患有严重的精神病，而且她将丈夫的指令当作自己的那样执行着。
苏菲十分生气，但同时也感觉到释怀。她大声谩骂了一会儿之后，身体就放松了下来，表情也变得柔和，仿佛整个世界就此温暖明亮。她就这么好好地待着。至少在这件最为关键的事情上，她的妈妈是个十足的骗子和伪君子。所以也难怪苏菲会如此的抓狂，感觉如此绝望。
接下来的几个星期里，苏菲和她妈妈一点一滴地积累着对彼此的好感，因而之前的委屈和相互间的不信任在慢慢减退。她们一起办理了退学手续，一起解决了财务表格的问题，一起与苏菲的爸爸谈话，就这样她们的关系焕然一新，感情也增进不少。虽然在钱的问题上还有过激烈的争吵，因为苏菲的爸爸不想从她的大学学费中拿出那么多钱来让她上高中，但是，简现在考虑的是女儿的需求，所以苏菲获得了胜利，并将她的进攻性和叛逆性转移到学习上。在入学面试中，苏菲一改平日备受打击的样子，表现得十分流畅，十分有魄力。
苏菲走之前的几个月里，他们一定也争吵过。但争吵的性质变得不一样，不再那么绝望，而只是普通的争论，比如，有关宵禁和喝酒的争论，要带多少衣服，具体带哪些衣服，要不要带一些生活必需品，要不要带一个宿舍用的冰箱等。简的坦诚搭了一座桥，让苏菲可以通过这座桥来靠近她，也成为她们俩之间互相协作和持续信任的基础。再也没有自杀念头的威胁，也就没必要继续冥想治疗法。
四个月后，苏菲离开家去寄宿学校就读，没有了跟爸妈无休止的争吵，她开始好好发挥她的聪明才智。她很喜欢学校的生活，也喜欢学业上的挑战。她交到一些朋友，感觉到一种充分的自力更生，而不是一种无能为力，愤怒的固执己见。当然，当苏菲遇到她的心魔时，挑战就蹦出来。她的完美主义使得她在做作业和考试的时候，动作缓慢，战战兢兢，仿佛这些都是凶猛的野兽，也让她极其怀疑自己的正直和诚实度。但是，她还是开朗许多，变得平易近人，专心地投入到她的生活和学习中，也许有时候会感到自己被打垮了，但绝没有绝望的感觉。无论在电话里还是在家里，苏菲都开始信赖妈妈。她越来越不会像以前那样，一旦和爸爸弟弟们发生争执就会犯病，或者因此而泄气。她已然走出了绝望的“黑暗之夜”。
苏菲和简的故事虽然不是与珀尔塞福涅和德墨忒耳完全一样，但是，苏菲曾长期地生活在顽固的沉默中，在一个地狱中，里面满是痛苦、剃刀、药片，将她拉向死亡。在还未揭开自己的骗局，也没能缓解女儿的压力的情况下，简曾经四处找寻方法都未果。因而我就成了赫卡特的替身，在苏菲发出歇斯底里的叫声时，她需要有人聆听，有人诠释，这时，我就是她和她妈妈之间的纽带。简必须去面对她对丈夫的惧怕，必须承认，而且要停止抱怨，还有那种懦弱的行为，正是这些导致了她与女儿间关系的恶化。另外，她们两个都要跨过认知上的无力感，穿越记忆中失去的种种和持续不断的痛苦，然后到达真理，这些真理给予了她们新生活，让她们更真诚、更完整、更明智地与彼此相处。
对如此之多的想要自杀或试图自杀的年轻人来说，情况亦是如此。大家都应该了解到，他们心情上的压抑灰暗，以及生活中的困扰都并非是永久性的。他们需要的是有人能让他们将痛苦表达出来，也正是这些痛苦将他们推向死亡。我们成年人需要背负并且尊重那种痛苦，也许还要像简那样坦白自己心中的恐惧，他们害怕我们的评论，害怕我们与他们保持距离，害怕我们强迫他们。
反过来，我们也应该动用家庭、社会、文化的力量来搞清楚这一点：这些接近成年的人真正需要的是改变和成长是一种终结，但不是生命的终结，而是终结那种极其折磨人，而且看起来显然是无药可救的桎梏。我们的任务就是要在这些年轻人经历黑暗、困惑、绝望的时候，给他们构建一条痛苦的道路，使之成形。然后，他们很可能会像苏菲那样，向疗愈之旅的其余步骤迈进，远离那种自杀性的绝望，走向光明。
为我们的孩子掌灯
我写下的这些注解都是给成人看的，因为成人关注这些的可能性较大，但如果你把这些东西，或是整本书都与你所关心的孩子分享的话，这将会是一个很棒的主意。实际上，当青少年在经历绝望的“黑暗之夜”的时候，让他们以合作者的身份参与其中，就会让事情变得容易得多，也显得十分尊重他们。我来详细解释一下。
1. 无论他们承认与否，年轻人想要让自己好受一些。我们应该让自己与这种希望和可能性联合起来。
2. 像苏菲这样的青少年也许会因为之前的经历就觉得无路可走。但他们仍然还是一直努力着，努力让自己以一种全新的，更为广阔的视角看待自己的情况，努力让自己不再用过去那种失败的观点和处理方式，而是另寻他法。
3. 寻求富有同情心并且公正无私的“外界”帮助十分有益。比如，找一个“向导”，他能够同时帮助孩子和她的家人，让他们持有更为广阔的视角，并且开发别的选择。
4. 一开始，必须要弄清楚孩子为什么会觉得如此无助和无望，可以通过仔细聆听她的观点来实现这一点。仅仅是急于禁止她的行为或者给她开药只会让她觉得自己被贬低了，并很容易引起孩子的焦虑，而且无论如何，这么做都不可能有效果。
5. 这项工作必须是合作性的，孩子自己也应该参与其中。我通常会把我的工作描述给他们听，爱惹事儿，狂爱甜食的多米尼克，脾气火暴，张皇失措的杰尼，还有苏菲亦是如此。这好比是一个实验，在这个实验中，他们是主要观察者，这样一来，就变得有趣多了，也富有挑战性。这么做的话就是对他们的自我帮助能力表示尊重，也让他们感觉到自己在掌控局面，此时他们也许已经感到无能为力，或是深受伤害。我不仅仅只与青少年这么做，跟四五岁的孩子也是如此。
6. 一般来说，比起成人，孩子拥有更强大的能力去使用我在此书中提及的方法，享受其中并从中获益。由于年轻的大脑所具备的学习和应变能力，以及他们无拘无束的想象力，大部分孩子都很容易就能有效运用精神和身体上的方法，如软腹操和指导性意象，会喜欢并学习那些对话和图画（后者将在后面进行讨论），能够自由地进行自我表达，并将他们躁动的精力用到运动、舞蹈、表达性冥想中去。
7. 就像简那样，父母和我们这些职业配合孩子治疗的人要去想一想，我们的观念和行为是怎样排除我们所在意的人的选择的。就如简所做的那样，一旦我们看到什么东西不顺“我们”的意，我们就会指正“他们”，并帮他们找到正确的方法。
8. 我们的目标不该是我们想象中的孩子行为上的一些改善，而该是能让他们从绝望的困境中脱身的一种行之有效、收获颇丰的方法。孩子的目标不该是达到成人的期望，而该是在他们自己的生活道路中继续往下走。
9. 这个过程很费时，也需要耐心。但从我的经验来看，这个时间比我们所害怕的要短得多，实际上，比专家预计的时间都要短得多。
中年后期：玛德琳最黑暗的时刻
如果步入中年后再一次陷入绝望，那么较之前几个年龄段我们也许会感觉更加沮丧。研究表明，这种现象也许只是一小部分，因为绝望的第二阶段和随后的阶段似乎来得更迅速一些，而且没有那么多诱因。还可能是因为在人生的后期阶段，我们也许会感觉到一种日积月累的脆弱。谈话疗法、自我保健、药物治疗、运动锻炼之类的策略之前都很管用，现在似乎只能起到暂时的修补作用。绝望也许会对我们构成威胁，而且有时候，自杀几乎开始显得是一种明智的做法。
精神分析学家埃里克·艾瑞克森（Erik H. Erikson）对生命周期的所有阶段进行了十分有说服力的描述，他说中年和中年后期的中心任务是在面临停滞的状态下保持生产力。生产力包括持续的创造力，并将我们自己以及我们在职业和技能中，在我们的生命期限中所学到的东西与更广阔的世界分享，特别是与那些年轻人，我们的和别人的孩子、孙子们分享。艾瑞克森还描述了“停滞”，它与桎梏极为相似，但更为黑暗，更为密集，也更加有韧性。
中年期，尤其是中年后期，我们会遭遇到，至少是察觉到生命的极限。我们也许会发现自己体力不支，对性不再狂热，也丧失掉青春期的希望和想象。父母和朋友去世或残疾，孩子走向了更为广阔的世界。这样的孤独和失去会在我们关注它们时像一个沙漠般伸展开来。新鲜的点子也许不再那么忠实如一地出现了。别人的名字也开始慢慢消散了。
比起很多人来，当玛德琳面临这个阶段的失落和挑战时，可求助资源要更少一些，希望也少一些。前十年的大多数时间里，我每隔一个月或两个月就见她一次。第一次来找我时，她患有腰痛、肠易激综合征，并且十分焦虑和绝望。她丈夫多年前就去世了，留下她一个人，而且没有孩子，她没能找到另一种长久而又令人愉悦的关系。虽然她是一个很棒的作家和语言学家，而且一直很喜欢旅行，但于她而言，全世界都曾变得沉闷无趣，生活成了一种折磨。她似乎总是不得不十分努力地去维护一种小范围的家庭支持，去交朋友，去从工作中获取利益。
不满和伤痛，担忧和痛苦，使她额头布满皱纹，身体器官也出现了问题。她因为腰和肠的问题在服用止痛药、消炎药和抗痉挛药，同时她服用抗抑郁药物也已经6个月了。第一种药曾让她几个星期里觉得“情绪有一点点好转”，但让她的肠的问题加剧了，还使她变得更焦虑了，而且失眠。第二种药会损伤她的肝。通过节食和锻炼、针灸疗法、中草药和冥想疗法，玛德琳的腰痛和肠易激综合征都好转了。她停止服用当时在服的SSRI类药物，别的药物也停用了。她试着放松，并且去关注她的人际关系，而不是为之束缚或被其压垮，这样的冥想治疗帮助她开始摆脱家庭的不幸。当玛德琳开始欣赏自己在与老板们的纷争中所担当的角色，还有她为他们工作时的技能时，她看起来更加实际了，而且感觉也没那么易怒了。玛德琳在新工作上的成功给了她满足感，同时让她重拾起社交生活。她一个人生活，常常觉得很孤独，她很有才华，但不能在工作上得以施展，她并不是真正的开心或满足，但就如她说的那样，她确信她“还可以”。
“我不能一直这样”
然后，随着她60岁生日的临近，她不那么信之凿凿。那个满满的杯子已经半空了。几年前的一天，她说：“我的父母和兄弟姐妹都得了抑郁症，无论我在做什么，大部分时候我也是抑郁的。我有99%的时间是孤独的。我知道，在外人看来情况没那么糟糕，我绝对没那么不正常，而且意识清醒。但是，我仍然很困惑，还会自己阻碍到自己。我感觉到自己必须去做些什么才能得到回应。最关键的是，我觉得十分孤单，令人可怕的孤单。没有家人朋友的支持。”她总结道，“我要服药，无论它们是多么的糟糕。”她十分失望地要求道，就像是在挑战着什么。“或者，”她犹豫地接着说，“听一听一些教诲。我不能让自己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一直这样下去了。”说出最后这句话时，玛德琳瘫坐在椅子上，她的下巴痛苦并且很具挑战性地抬着，屋子里满是她的需求和绝望。
我不得不说，情况看起来很糟糕。虽然玛德琳没那么依赖她的家人，但他们的冷漠仍强大到令她心寒失望。只要可以，她确实需要做一些有明显局限性并带有遗憾的事情。她是一个无法独立的女人，单身，60岁，而且她的家族病史让她的未来一片阴暗。
我就这么和玛德琳坐着。当然没有教诲，甚至没说什么话，因为我感受得到她现在的处境有多难，她的孤独，她一辈子的伤痛，就像一把刀子慢慢地划过皮肤。我心中渐渐产生了怜悯、血缘、尊重之情。
我一边想着，我是不是逼得过紧，但我相信并能感觉出来，这么做是正确并且十分有必要的，同时我也显得很尊重她。我告诉她，感觉无法振奋精神时，其实已经进入一个更深层次的阶段，借此阶段我们可以释放自己，去发掘那些内心深处的想法和感受，正是这些想法将我们的心灵和思想与过去联结起来。我让她作全程的“动态静心”。几年前，我每天都做这个：先做15分钟快速的深呼吸，接着是15分钟的情绪宣泄（大声喊出自己的感受，让身体随着这些感受而动，猛拍枕头），再是10分钟的上下跳动，10分钟的沉默，但仍要很专心，最后是10分钟的舞蹈。
等着玛德琳考虑我的建议的时候，我想象她正处于一群大草原印第安人中间，他们在旷野中不断探寻，终于慢慢认识到了自己思想和心灵的粗野。
“对于一个十分沮丧的人来说，”玛德琳停顿了一下，措辞十分谨慎，“这个并不简单。”
“是的。”我表示赞同地说道，“我们先看看效果。如果需要更多别的，比如，我们也会使用一些生物方法。”
两个星期之后，玛德琳回来了：“我每天都做动态静心，简直痛苦至极。”隐忍了多年的情绪一起涌来，就像一锅浓稠又散发恶臭的汤。“在宣泄阶段，‘愤怒’‘伤心’‘痛苦’‘孤独’‘没朋友’‘害怕’‘累’这些词不断出现。我受不了了！我的痛苦从未如此清晰，我每天跌跌撞撞，就像一头公牛在一家瓷器商店里那样。”
然而，玛德琳的确感到精力旺盛，稍稍地松懈了她惯有的那种愤怒、受害的姿态。“在我拍枕头和大喊的时候，我更清楚地看到了别人是什么样的，亲戚、老板、同事。并且，我还发现了做些什么会让自己惹上麻烦。”早上做完动态静心之后，她觉得“很想去散步，对别人也更感兴趣，甚至会打算给某人打电话”，但她仍然“不知道自己还能这样忍受多久”。失去爱人和孤独落寞的痛苦是如此之尖锐，向别人伸手求援是如此之难，当她尝试靠近别人却被忽视或拒绝时，她伤得如此之深。
“尊重是我应得的”
玛德琳过了一周后回到这里。这一次她说的话显得更加愤怒。这些话语态度明确，充满力量。她的伤痛变得更加明确，但对发生在她身上的事，她担负起了多得多的责任。人们不再是“残忍”的，他们现在已然“惹怒”了她。她告诉我，一个跟她年纪相仿的朋友也很孤单，并觉得“糟糕透顶”。令人惊讶的是，在玛德琳和我看来，这件事给赋予她希望。但也使她的感觉变得更糟，因为她无法处理好她的孤独感，她生活中缺少爱，还有她的未来等问题。“这个女人就跟她一样，独自一人，没有丈夫，60岁了，而且并不富裕。”玛德琳开始意识到，她的观点是如何构成她的感受，她离自己想要成为的样子还有多远。她说她会继续做动态静心，但她坚持需要“一些别的，或是更多东西，一种生理学方法”。
玛德琳的要求显得很合理，她已经靠自己做了这么多，学了这么多，并打算继续下去，更深一步推进。何不看看补充剂能否给予她所要求的生理学方法，并帮助她更容易地走出这一段黑暗时光。我给她开了名为SAMe的抗抑郁药，这种补充剂能让我们的身体产生几种神经递质的量更多一些，其中包括血清素、多巴胺、去甲肾上腺素（稍后我会详细介绍SAMe）。我建议的用量是早上400毫克，午饭时200毫克，这样的量很快就会让她精神振奋，并且不会产生不舒服的副作用。
一周后，玛德琳的生活状况还是一样，仍然会有绝望的感觉，但是她的态度有所转变。“我觉得自己不再那么反应过激，也不再那么失控。生理上，我觉得不那么难过了。我的意思是我的身体有了一些活力。我知道动态静心让我精力旺盛，我们所谈的这一切给了我更多的前景和希望，但我认为也有SAMe的作用，而且这些药没有任何副作用。就算只是某种安慰剂效应，我也打算继续服用。这么多年来你一直在谈论的冥想这个观念，我现在开始理解了。”
不久后的一个早晨，到动态静心的宣泄部分时，玛德琳发现自己喊出了一句令她惊讶的话——“尊重是我应得的。”然后，“那就意味着我应该尊重自己”。“这些让我很震惊。”玛德琳说，“这是所有自我帮助的书告诉你的那种事情，但不是来自某人的说教，它来自内心的我。”
玛德琳开始觉得自己好了许多，向他人求援也更为坦然。以前，她觉得她的生活中“没有人”能让她坦诚相对，现在，当她“进入到一个黑洞”时，她“稍稍抬起头”，就会发现有“四五个”女人，她们愿意倾听她，分享她们自己的经历，她们的失望和沮丧，还有她们的幽默和希望，她们可以在电话里，或通过电子邮件或在教堂里实现这一切。玛德琳觉得似乎她“正在重新回到人类中来”。
接下来的几个星期里，玛德琳在工作上说话更大声，毫无顾虑：“当事情变得混乱到无计可施时，我拒绝承担过失。”她开始关注招聘广告，想要找一份让她觉得自己受欢迎的工作，让她更好地发挥自己的才能，尤其是能让她帮助那些需要技能的年轻人，将她的技能与他们分享。一个月后，在一个繁荣的房地产市场，她把公寓卖掉，然后恐慌也随之消失。“我也许从未像现在这样畅快过。”她急促地呼吸着，大喊着，手舞足蹈，然后平静下来。两周后，她就买了另外一处更为舒适但没那么贵的住处。
在玛德琳进一步摆脱家庭束缚之前，一次“可预见灾祸”的回家探亲让玛德琳的情绪糟糕了好几天。“这样，我就能更轻松地重新开始。”她说，要是前几年，这“也许会击垮我”。她很惊讶、很高兴地发现“我更会处理事情了。”“很好！”我兴奋地说。玛德琳已经欣然坚定地走过了她最深的伤痛和最黑暗的恐惧，现在比起我认识她时，她显得没那么负担沉重，变得更宽宏大量、更满足，也更开心。她正在从毕生的受害和愤恨中走出来，对今后的生活提出要求，她用她的不屈不挠和勇气感动了我。现在，她将在面临今后生活中的困难时大踏步前进，她其实也是在提醒我和我们所有人要这么做。“大踏步前进”，这是一个向前行进的多么好的一个词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