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召唤：寻找正确的路径第二章 旅程的向导第三章 顺应改变第四章 应对心魔第五章 心灵暗夜第六章 灵性：福佑第七章 回归
·序·
在西方，抑郁症被称为“蓝色隐忧”，是以情绪低落为主要特征的一类心理疾病，轻者外表如常，内心有痛苦体验；稍重者可表现为情绪低落、愁眉苦脸，多伴有记忆力减退、失眠多梦等；重者会出现悲观厌世、绝望、自责自罪、幻觉妄想、食欲不振、体重锐减并伴有严重的自杀企图。随着现代社会各种压力、竞争的加剧，很多人成为抑郁症的受害者，由此给患者及其家庭和社会带来极大的困扰和负担。世界卫生组织（WHO）最新调查结果显示，全球抑郁症的发生率超过3%，发达国家约为6%。现有数据显示，中国抑郁症的发病率为3%～5%，而临床对该病的识别率和治疗率均较低，且由于各种原因，很多患者甚至不愿意让家人、朋友知道自己患有此病。在中国，身心疾病和心理障碍已成为多发病、常见病，神经精神疾病在疾病总负担中排名首位，约占疾病总负担的1/5，世界卫生组织推算，到2020年这一数字将上升至1/4。更为严重的是，抑郁症引发高自杀率，约15%的抑郁症患者死于自杀。2009年，世界卫生组织的一份报告指出，世界各地每年约有100万人自杀身亡，每天大约有3 000人自杀身亡，即每40秒有一人死亡，其中30%来自中国，自杀已是中国15～34岁青壮年人群死亡的首要原因，而青少年自杀、老年人自杀更是不容忽视的社会问题。
《抑郁症的非药物疗法》一书的作者詹姆斯·S.戈登教授，毕业于哈佛医学院，是精神病学家，曾任美国白宫补充和替代医学政策委员会主席，是世界知名的心身互动医学（Mind-body medicine）治疗抑郁症、焦虑和精神创伤的专家，他的工作曾被美国《每日秀》（The Today Show）、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星期日早报》（CBS Sunday Morning）、美国全国公共广播电台（National Public Radio）、《华盛顿邮报》（The Washington Post）、《今日美国》（USA Today）、《新闻周刊》（Newsweek）、《人物》（People）、美国医学新闻（American Medical News）、临床精神病学新闻（Clinical Psychiatry News）等多种媒体重点介绍过。40多年来，戈登教授一直致力于帮助抑郁症患者找到不使用抗抑郁药而走出抑郁阴影的途径。戈登教授认为，抑郁症并不是我们无法控制的疾病的终点，而是我们生活失去平衡的一个信号，即我们“被桎梏”了。他建议视抑郁症为帮助我们变得健康和快乐的旅途的起点，借此改变和改造我们以往的生活，不过分依赖百忧解（Prozac）等药物。
《抑郁症的非药物疗法》是一本简单、实用的抑郁症治疗指南，书中描述了走出抑郁的7站式旅程以及我们对自身生活加以控制，从而发现希望和快乐的步骤。该书旨在使每一位受抑郁症困扰的患者受益，从轻微的、临床症状不明显的抑郁症患者（如心境不佳）到各种抑郁重症患者（如有自杀企图或有明确的自杀计划）。借助作者本人多年的治疗病例，该书详细介绍了以下情绪康复疗法：食物和营养补充、中药、运动锻炼和舞蹈、心理疗法、冥想和意象导引以及精神锻炼和祈祷。此书在美国出版后，得到多位知名专家的好评，现译成中文出版，希望可以对中文读者有所裨益。读者也可以从书中领略东西方文化的差异以及由此产生的特色治疗理念。
戈登教授是全球知名的心身医学专家，曾受命任美国白宫补充和替代医学政策委员会主席多年。2002年，他与我均担任了在北京召开的第二届世界中西医结合大会的共同主席，他在开幕式上所作的对中国人民及中国传统医学热情洋溢的报告，受到与会中国医生的广泛好评；他早年经爱迪生-威斯利出版公司（Addison-Wesley）在美国及加拿大等国家出版的《古为今用的医学》（Manifesto for a New Medicine）一书也深入浅出，受到广大读者的赞誉，我于1997年7月出版的《中国中西医结合杂志》（Chinese Journal of Integrated Traditional and Western Medicine）上也作了推荐。我很荣幸受邀为本书的中文版写一段序言。
中国科学院院士
中国中西医结合学会名誉会长
陈可冀
2010年春节于北京
·前言·
抑郁不是一种疾病，不是一个病理过程的终点，而是标志着我们的生活失去了平衡，也就是说，我们陷入了桎梏。这是在给我们敲响警钟，我们该开始一段旅程了，一段完善自己、让自己变得快乐的旅程，一段让我们的生活有所改观的旅程。
本书讲述的就是这样一段旅程，书中详尽地呈现了这个旅程中遇到的挑战和收获。我将是这次旅程中的向导，引导那些饱受抑郁症折磨的人，一步一步地走出心中的重重阴霾。对于那些仅仅是不快乐、焦虑、迷茫的人，我也将陪着你们、协助你们，去寻求帮助自己、治愈自己的方法。
跟很多旅程一样，这一次旅程可以分成7个阶段。本书会提供工具和指南，让大家顺利地走完每一个阶段。书中还会分享一些故事，一些普普通通又不同凡响的男女老少的故事。他们已经同我一起完成了这个旅程，穿越并超越了抑郁和苦恼。你们也可以一样，从自己的经历中学到治愈方法，从中找到满足感、愉悦感。
我本人也患过抑郁症，并且持续了很长时间。从那时起我就计划写一本书，迄今已经逾四十年。在很多人的帮助下，我形成并且完善了抑郁症治疗的非药物模式。
自从离开美国国家心理健康研究所的这些年来，我已经将这种治疗模式实践到我的私人诊所中，并应用在好几百个抑郁症患者身上。他们涵盖了各个年龄段、各个阶层、各个种族。至于效果，相当的不可思议，我的病人和我都感到十分满意。1991年，我创办了“身·心疗法中心”，并担任主管。从那以后，全世界范围内成千上万忧郁、紧张不安的人接受了我的治疗。我和中心的同事们一起，为健康专业人士和医学院学生创立了突破性的方案，他们一直希望有更大的专业建树，同时获得更大的成就感。我们不仅帮助过患有癌症或其他慢性疾病的人，而且也帮助过那些焦虑不安、沮丧忧郁的人，我们的帮助让他们强烈地感觉到更健康、更乐观、更有活力，也更能掌控自己的生活了。此外，在科索沃、以色列、加沙地区，在“9·11”事件过后的纽约，在卡特里娜飓风过后的新奥尔良，我们让几千个由于战争和灾难变得消沉的人或者受到心灵创伤的人重新找到希望，并且在情绪上治愈了他们。
现在，我首次将这一治疗模式呈现给大家。这套摆脱桎梏的方案不能用来代替医生的诊疗，抑或是专业心理医生的疗程。但它是一种强大又便于学习应用的自助治疗模式，还能帮助你更好地与职业心理医生配合完成治疗。
本书将对当下十分流行的抑郁症的医疗模式以及普遍应用，甚至是蔓延的抗抑郁药物的使用发起挑战。这种狭隘的诊断和治疗模式主张的是，那些感到无助、绝望、不幸、渺茫的人得了一种病，就像是胰岛素依赖型糖尿病，需要的是药物治疗。我将给出充分的理由来说明这种模式为什么不合理，而且在很大程度上是不恰当的、效果有限的，还有一定的限制性。该模式通常会危害你的健康，包括生理上、情绪上、精神上。这种模式中的抗抑郁药物应尽量少用，在别无他法时，作为最后一招来使用。简单概括地说，就是不要把它们作为初级治疗方法。
我在此与大家分享的是一种更为新颖、更有希望、更为全面有效的治愈抑郁的模式。这里所说的抑郁既包括每年在1 600万～1 800万美国人中诊断出来的抑郁症，也包括我们当中更多的人所经历的那种长期的，轻度的不满、苦恼、忧虑。这是一种你现在可以立刻开始的模式，它可以满足你独特的个人需求，并且你很快就可以感受到一些成效。
这一模式将现代科学与世界上伟大的心理、精神传统结合起来。它利用我们每个人所拥有的非凡能力来让我们在生理上、情绪上、精神上，从痛苦和创伤中恢复过来，将恐惧转变为老师，还原并且更新我们的大脑、身体、思想和心灵。
这条道路实实在在，充满希望，并且很好适应。尝试过的人们已经学会了如何减轻压力，改善心情。他们的心态、生活规律、人际关系和生活都发生了极大的改变。在孤独、迷茫、失落中，他们发现了生活的意义，生活的目的，生活的平静安宁，还有爱和愉悦。他们从未感觉如此之好，从未如此之满足。
引言
除了吃药，还有别的方法吗？
如果你是我的病人，首先我会告诉你我们会在一起做些什么，如何去做。我也想要确定一下，你所期冀的我能否提供。最重要的是通过沟通，你觉得我可以帮你一步步地走出抑郁，摆脱无助和绝望。
在这一章里，我会说明我为什么把抑郁理解成为自我意识的演变过程的开始，而不是一种病理过程的可怕结点；如何把抑郁的迹象和征兆用来当作机遇，而不是把它们看作灾祸；为什么我会认为抑郁症患者和普通的不快乐、迷茫的人们都将得到更大的理解、完满和成就。
我会对这一段历经和跨越抑郁的旅程的7个步骤进行描述，这些步骤是我根据神话学家约瑟夫·坎贝尔关于世界上神话英雄的突破性研究改编而来的。这些步骤是我和我的病人们所经历过的，我将在本书的之后7章里面详细地进行介绍。
这篇引言中，我会给大家概要地介绍一下本书中你将学到的途径和方法，生理和心理上的方式，例如，冥想和意象引导；瑜伽和其他锻炼方法；饮食、进补、草药；用言语、图画、动作进行自我表达；针灸和修行。我将说明你怎样才能利用它们来减轻压力，振奋精神，加强并活跃身体、思想和精神。
我还会谈到一些我对于现行抑郁症疾病理论的看法，并告诉你们我的一些临床经验和科学依据，也就是我把抗抑郁药物看作最后一招而不是首选方法的原因。此外，我将说明如何用本书中所提供的途径和方法来加强你的生理机能和心理机能，同时带给你极大的满足感，而不会像药物那样，带来不良后果，让人感觉不舒服，有时甚至是有害的副作用。
假如我们是在电话里聊天，我也许会建议你打电话给我的病人，这样你就可以了解到跟我配合治疗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况。在此，我先给大家介绍他们中的一位，特里萨，让大家了解一下我们的第一步是怎样的。她在本书描述的旅程中还会再次出现。
当你在看我和特里萨配合治疗的时候，你会发现，怎样才能把我所呈现的方法进行创新的、实用的利用，从而进行心情的转换。我想在开始这段旅程时，你还会感受到我带给你的一种如获至宝般的乐观精神和由衷的希望。
特里萨
“我是特里萨。”我接起电话时她说道。她的声音很甜，但有点粗，就像是未经过滤的蜂蜜。她说得很慢，重读每一个音节。“我想我得了抑郁症？”听起来像是在提问，而不是陈述。“我的治疗师和内科医生都说我该吃百忧解。还有别的办法吗？”
在这通电话之前，我第一次见到特里萨是4年前。那时她三十几岁，是一个维护妇女儿童权益的律师。她当时来找我是因为头痛、背痛和高血压。她曾经因为住得离她南部的家太远而感到忧虑，都市生活节奏太快，周围的人们似乎比气候更为冷漠，因而她来寻求帮助。她来做过针灸，做过背部推拿，还让我给了她一些饮食上的建议。她想要我教她做“冥想”，那样她就能“更成熟一些”，就不用在下班后喝酒了。
开始的一个月，我每周见她一次，之后的几个月中，是两三周一次，我把她想知道的东西都教给了她。特里萨和我谈到了她的不满和紧张。特里萨是黑人，当她还是孩子的时候，种族隔离在南方还未废除。她妈妈认为，只要女儿在礼貌和学习方面做到完美无缺，她就不会被歧视，就能促使她成功。现在特里萨要求自己处处完美，谈话中，她说的更多的是她作为一个爱人、一个律师的不足之处，这些缺点有些是真的，有些只是她的幻想；她很少提及她的好友，以及她在帮助受虐妇女方面所做的出色工作：像是处理她们在情绪上所受的伤害，整理出她们能够借助的法律手段。
6次治疗之后，特里萨的头痛和背部症状减轻了，血压下降了，她的焦虑也没有了。然而，我仍能感觉到她的悲伤，她仍觉得生活永远无法达到她所希望的那样。现在，听她说着这些，我回想起了，她是个好心、能力很强，也十分漂亮的女人，她的脸蛋就像她的声音一样甜美。她工作过于努力，去帮助每一个向她求助的人，而且她在那些操心劳碌的人或者是令人操心的男友身上浪费了过多的爱。
第二天早上，在我的办公室里，特里萨用手指了指自己的身体，她以前就很苗条，现在已经是骨瘦如柴了。“我瘦了，并且一晚上睡不到四五个小时”，她犹豫着，仿佛每一句话都是从她口中举起来的一块石头，“早上我醒来，感觉糟透了。”
工作中，特里萨变得无精打采，焦虑不安。她一直在拖延工作，不去打那些必要的电话，而是盯着窗户外看，或是在大厅间来回踱步，又或是坐在办公桌前抖动着脚。曾经的例行公事现在成了一种折磨。她很晚下班，她为自己未完成的工作而感到内疚，也因她要在第二天弥补这些而觉得焦虑。特里萨曾经常和朋友们去跳舞，现在她告诉朋友们她累了。在家的时候，她看看电视，吃的是速冻食品。有时，她喝的酒是按瓶算的，而不是论杯算。上个月，她越来越感觉到自己的绝望。
当我问及“一个月前发生了什么事”时，她说当时她结束了一段感情，这也许是她第一次感觉受了打击，因为她那时已经快40岁了，却没有爱人，也没有孩子。
另外，她千里之外的母亲由于关节炎变得行动不便，她的父亲也老花眼了，不再那么精力旺盛了。特里萨觉得她应该陪着他们，但她又不能这么做，这让她感到十分内疚。“你也知道，我肩负着整个组织的重任，”她沮丧地说，“每个女人的权益，除了我自己。”
我注意到了特里萨跟我倾诉的方式，每句话都在结尾时低落下来，还有她所说的痛苦。我记录下这些“迹象”——她那些感受的外在表现，还有“症状”——她在叙述时的内心感受和历程。她觉得自己一无是处，毫无价值。
当代的抑郁症
美国精神病协会的《精神疾病诊断和统计手册》（第4版）（DSM-Ⅳ）罗列了九条抑郁症的迹象和症状，下面表格中已作了总结，如果你符合了其中的五条，那么，你就会被诊断为重度抑郁症。特里萨的症状符合了九条中的八条，而且正如诊断中所要求的那样，这些症状已经持续了两周以上。自从感到压抑以来，两年多了，沮丧的感觉一直围绕着她，就像黑压压的乌云般笼罩着她的生活。因此，特里萨也可以说是患上了情绪低落型抑郁症，长期遭受着抑郁的困扰。
诊断重度抑郁症的标准
●主观性陈述（如感觉忧郁或空虚）或旁人的观察（如显得很悲伤）显示：几乎每天中的大部分时间都心情低落。
●几乎每天中的大部分时间里，对于所有的或者几乎所有的活动，都觉得兴趣和乐趣大大不如从前。
●几乎每一天里，不节食的前提下体重有明显下降，或是体重急剧增加，又或是胃口明显变好或变差。
●几乎每天都失眠或睡眠过度。
●几乎每天都精神亢奋或精神萎靡。
●几乎每天都觉得疲劳不堪或无精打采。
●几乎每天都感觉自己毫无价值，过多地或不恰当地感到内疚，这种内疚也许只是自己幻想出来的。
●几乎每天都无法思考，或者无法集中精力，变得犹豫不决。
●总是会想起死亡（不仅仅是害怕死亡），有自杀的意念但没有付诸行动，或者试图自杀，或设计一个具体的自杀方案。
抑郁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典型疾病。心脏病和癌症会让更多的人死去，但抑郁症已经成为美国乃至全世界范围内非致命性疾病中致残率最高的疾病。现在1 300万～1 400万的美国人正受到重度抑郁症的困扰，时间会持续几个星期或几个月不等。还有300万人会患上轻度抑郁症，这就意味着，无论在哪一年，我们的成年人群中有近10%的人会患上临床可诊断的抑郁症。一个被广泛引证的研究预测，每5个美国人中就会有一个在他一生中会经历一段抑郁症或轻郁症。还有一项更为不详的预测，那就是，全美国青少年中的1/5～1/4将会在他们20岁的时候经历一段重度抑郁时期。
还有，我们中不计其数的人将患有“轻微抑郁症”（九个症状中有两项符合），或是感觉“忧虑”，又或是出现一些被视作不快的体征（如痛苦、疲劳、困惑、失眠），这样的“不快乐”没有——目前为止还没有——达到临床诊断的门槛。
每年，美国单是被诊断为抑郁症患者的人所造成的在生产方面的损失，就可能达到500亿美元，但这个数据若是与由于工人不快乐、创新能力受阻或疲劳驾驶所造成的损失相比，很可能就相形见绌了。抑郁——还有那些也许永远不会被诊断出来的长期性的压抑和不快乐——会让我们中那些受其折磨的人更易于遇上其他慢性的，甚至是潜在致命性的麻烦，包括慢性疼痛、心脏病、酗酒、糖尿病和自杀。
世界范围内，这些数据都具有可比性。据世界卫生组织统计，抑郁是全球非致命性疾病的主要原因，占了年生产损失总量的12%，而且这个比例正在上升：1990—2000年，全世界由于抑郁造成的疾病增长了大约20%。
从压力到疾病
最早的时候，人们认为是几种因素的共同作用产生了我们现在所说的抑郁。其中一些因素被视作是“本质上”的，也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生来就有的：两千五百年前，我们的西医之父希波克拉底认为，如果一个小孩体内“黑胆汁”占支配地位的话，他一定是个忧郁的人，即我们现在说是抑郁的人。希腊人还知道，外界因素——饮食、气候、情感冲击，尤其是失去挚爱的人——能加剧抑郁，甚至会在任何人身上激发抑郁，包括那些具有更多“自信”和乐观本质的人。一些人也许更易于受到抑郁的攻击，但我们中任何一个人或者说所有的人，都会在压力特别大的情况下感觉到很抑郁。
希波克拉底和那些追随他的希腊医生对于抑郁症的描述是大家所公认的。忧郁（抑郁）的特征是极度的悲伤、绝望和毫无价值感，还包括消瘦、易怒、畏缩和自杀性的绝望。在这些描述中，抑郁往往与恐惧密切相关。他们认为，抑郁会导致或有助于引发抑郁，抑郁的人通常感觉很害怕，甚至是害怕一些很不可能发生的未来的灾祸，这些被称作“毫无理由的沮丧”。
在过去2 000年中的大部分历史时期，从公元2世纪的希腊医学家伽林到19世纪的法国人菲利普·比奈尔和德国人理查·冯·克拉夫特-埃宾，他们都认为抑郁的症状具有持续性。那些“毫无缘由”就变得抑郁，而且症状持续很长时间的人得到了更多的关注，并且被视作最有可能忧郁的人。那些由于某些原因，失去了什么或遇到了不幸而变得忧郁的人，则通常被认为是一般性的，而非病理上的悲伤或不开心。
19世纪末20世纪初，那些著名的精神病学家关注的更多的是抑郁症的起因和症状。大致说来，他们分为两派：埃米尔·克雷珀林和追随他的人认为，抑郁症应该是大脑中病理性的，也许是遗传性的物理损伤的一种表现。相反，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和他的弟子们则是从成年抑郁症患者的早期生活经历中探索抑郁的起源，尤其是童年时期缺乏或是失去了关爱。
当我在1968年成为精神病实习医生的时候，这两派仍在争论着谁的观点更具理论高度。同时，大多数的治疗师都根据一种“粗略并现成的”分类将抑郁分成“反应性抑郁症”和“内源性抑郁症”。反应性抑郁是明确归因于一个人生活中的一些近期事件，比如，失去了爱人或是工作。也许这些过程十分痛苦，但往往只限定于一段时期内，并且可以用心理疗法（也叫“谈话疗法”）来治疗。内源性抑郁则相反，就像是希波克拉底所说的“忧郁”，没有起因。内源性抑郁更为严重，持续时间也要久得多，并且通常会表现在征兆性的生理现象中，比如，神情呆滞或胃口急剧下降，也可能会出现错觉或者幻觉。内源性抑郁症的患者被认为是药物治疗（抗抑郁药和抗精神病药）的很好的人选，有时还可以用电休克疗法。
这种反应性和内源性抑郁的区分方法很快就招来质疑。临床经验和研究显示，在大多数被诊断为内源性抑郁症的患者中，也存在着诱因，通常是失去了爱人或是工作。1980年，随着美国精神病协会的《精神疾病诊断和统计手册》（第3版）（DSM-Ⅲ）的发布，反应性抑郁和内源性抑郁的界线大大的模糊了，甚至连“抑郁”这个术语所涵盖的意义范围也成倍地扩大了。
现在，抑郁症的诊断不再根据其发生的原因或背景（失去爱人或工作），而是仅仅根据DSM症状。这样，在诊断时，大家就更容易达成共识。然而，这些症状的确切意思已不再那么明显，任何一个不快乐情绪持续两周以上的人，都将被列入抑郁症患者中。没有证据和研究表明这是正当合理的。他们就被等同于那些自残的、绝望的、被绑在床上的呆滞的病人。
一些重要研究开始表明，对于大多数抑郁症患者来说，简单的心理治疗介入法也很有效，甚至比药物更为有效。例如，认知行为疗法（CBT）可以帮助抑郁的人创建一种更为积极的，更为乐观向上的态度和思维方法。还有人际关系疗法（IPT），这种疗法关注的是出了问题的人际关系。然而，公众关注的，公共基金和私人资金资助的仍然还是药物研究和药物处方。
到了1994年，《精神疾病诊断和统计手册》（第4版）（DSM-Ⅳ）出现了，其中对抑郁症的判断标准与第3版中的几乎一致。这时，制药公司留意到这一快速增长的客户群，纷纷开始大规模地开展市场营销活动，推销他们那些叫作抗抑郁药的药物。很快，抑郁症是一种可以用药物来治愈的疾病这样一种观点，便被管理式医疗保健计划和其他保险公司认证了。
为了获利，这些制药公司就用回扣来利诱初级治疗的医生，让他们给那些抑郁的人开药，而不是采用心理治疗。再后来，政府批准了“直接面向消费者”的广告，杂志上光鲜亮丽的图片，还有电视上的画面，极力展现人们用药之后，眉头舒展了，笑容更美了。这样一来便促进了制药公司和医疗保险公司的发展。
现如今，我们的社会和医生，包括那些像我一样的专业精神病医生，只要一个人的情况符合任何抑郁症的诊断条件，他们就通常会把他当作是抑郁症病人，而这些诊断条件一直都在扩充。
无论是在专业文献中，还是在大众的说法中，抑郁症都经常与胰岛素依赖型糖尿病相提并论，它们都具有可预测的病理结果，有很强的遗传学基础，有明确的生物化学误差，还能在药理上找到显著的答案。糖尿病病人依靠胰岛素的注射来维持体内糖分的新陈代谢，因为他们的胰腺无法分泌足够的胰岛素。以此类推，抑郁症患者的大脑没法分泌出适当的化学物质（如神经递质血清素和去甲肾上腺素）来维持正常的情绪功能，所以需要抗抑郁药物的治疗。
这些含有选择性血清素再摄取抑制剂（SSRIs）的药物（如到目前为止应用最为广泛的百忧解）被认为是几乎每一个抑郁的人都应选择的治疗方法。2005年里，医生给那些被诊断为抑郁症的病人开出了大约1.89亿张抗抑郁药的药方，随着抑郁症定义范围持续不断地扩大，这些药还开给了很大一批有点儿内向、害羞、焦虑、痛苦、不快乐或者仅仅只是简单的心情不佳的人。今年，病人、保险公司、联邦政府及其纳税人，也就是说我们所有的人将支付大约120亿美元来为这些药物埋单。
目前，那些并不认为自己的抑郁需要用药物治疗的人通常被精神病医生、其他医生和公共卫生官员认为是讯息贫乏的、“顽固的”、自我毁灭的。而且，那些不愿意给病人开抗抑郁药的医生会被指控治疗不当或者更为严重的罪名。10年前，美国最为权威的卫生行政管理者之一，艾伦·莱什纳博士，届时任美国国家药物滥用研究所主任，曾在《纽约客》上说：“我相信，今天，1998年的今天，如果你拒绝给病人开SSRIs类的药物，那么你就该‘进监狱’。”
抑郁不是一种疾病
事实上，不管是重度抑郁还是轻度抑郁，都没有很好的证据表明抑郁是一种跟胰岛素依赖型糖尿病一样的疾病。在对那些抑郁症病人的脑袋进行的尸检中，并没有相一致的病理发现。遗传关联确实存在，但几乎不可能成为压倒性的因素，而且比起大多数的因素来说，有关它的研究都显得更有疑问。同时，50年的努力和研究并没有在抑郁症患者脑中、脊髓液中或者是血液中发现相一致的生化异常。
虽然，一些研究的确表明，抑郁和低血清素之间有所关联，但是仍然没有证据表明低血清素，或者是其他神经递质或它们的分解产物水平低的大多数人都患有抑郁症，反之亦然。神经递质水平上的这些变化是抑郁的原因，或是抑郁导致了这些变化，又或是这些变化与抑郁之间有些什么确切的关联，这些都尚不明确。实际上，近期研究表明，压力和压力荷尔蒙更有可能是抑郁和观察到的神经递质水平变化的原因。在任何一个病例中，都没有临床测试来准确描述那些神经递质水平较低的人或哪一种物质可能水平低一些，事实上，也没有准确描述哪些人对哪些抗抑郁药物反响最好。
而且，极少有证据表明，那些几乎是普及全球的抗抑郁药物比起我将在之后的章节中讨论到的各种各样的方法来，显得更为有效。实际上，如果你仔细看看这些研究就会发现，抗抑郁药物也许仅仅只是比安慰剂要稍微有效一点点，安慰剂这种糖丸，在大多数科学研究中都会用来与抗抑郁药物进行比较。
另一方面，越来越多的数据表明，服用甚至是停止服用这些抗抑郁药物，都会产生令人身体不适的、有害健康的，又或是潜在致残的副作用。关于SSRIs这一类本应该更安全、更新式的抗抑郁药物，也出现大量的数据表明服药后确实存在着自杀风险。最后，虽然抗抑郁药物的确能使抑郁症患者得到放松，他们不再那么焦虑，不再因为一些不开心的事而忧心忡忡，但很多人都反映说，他们的感觉范围大大地“受限”了，或者说他们感觉自己“麻木”了。
抗抑郁药物的原理和局限
接下来，我要谈的是我们所知道的（也是你们很想知道的）关于抑郁症的病理和对它治疗方法的批判性综述，同时也有关于抗抑郁药物所允诺的疗效，及其真实存在的局限与危害的概述。这一点十分重要，你可以据此来考虑自己是否要服用，或是继续服用抗抑郁药物。在本书末尾的注释部分，你会看到我的判断和结论的大量科学依据，你也可以与你正在配合治疗的医生、精神病医师，或任何别的治疗师分享这些信息。
我对于抗抑郁药物的使用是持批判态度的，另外，对于使用此类药物的依据，我也不赞同。如果你正在服用此类药物，即使你完完全全地被我说服了，“你也不应该仅仅是停止服药”，因为停药很可能会有危害，同时会让你有所不适，所以，应该在医嘱下慢慢地摆脱药物。最理想的情况是，你应该在摆脱药物的过程中，使用一些我建议的方法，来缓解这个过程中常伴有的情绪上和生理上的痛苦。
我不是说你“绝不该”使用抗抑郁药物，在我看来，只能“偶尔”服用，而且一般是在一小段时期内服用，在一些偶尔的危及生命的紧急状况下服用，或是当所有别的潜在危害更小的方法都试过了，但收效甚微时再服药。
最后，如果你正在服用抗抑郁类的药物，那么你可以一边继续服药，一边进行我在本书中介绍的疗愈之旅。一部分跟我配合治疗的病人就是这么做的，他们在作好停药准备前一直在服药。
基因和心情
精神病学的标准教科书上说，同样是一出生就被分离开，同卵双生的双胞胎一起患上抑郁症（或是经历抑郁）的可能性比异卵双生的双胞胎要大得多，前者是30%～35%，后者则是2%～5%。这是一种久负盛名的方法，用于集中研究抑郁的遗传学因素，并从中提取出环境因素的影响。很多科学家都得出结论，抑郁症确实有基因上的因素，这是一种与其他疾病共有的特征。
我赞同这些数据，但是，就跟别的批评家一样，我不赞同这些结论的确定性。
与其他许多精神病学家一样，我认为基因因素更像是一种倾向。这一点是说得通的，比如，有些人显得更为害羞或者胆小一点，更可能因为失去而受打击，或者比别人更容易心灵受创，就像有些人更易发怒、冲动，或者更外向、聪明、强壮一些，抑或是更具音乐天赋、艺术天赋。这些特性并不能构成一种疾病。我们这样的倾向只是一种本质上的开端，随后的发展过程，包括你和父母以及其他人，还有我们所居住的环境之间的关系，将会很大程度上决定这些倾向和趋势会怎样显现出来，显现的频率如何，显现的显著程度如何。
最近，有一项里程碑式的研究，是关于5HTT基因上的变异的。该基因控制着血清素的活性，并被广泛地假定为与抑郁症相关。这项研究证实了基因、环境与抑郁症之间的关系的复杂性。那些5HTT基因有两个变体的人，确实比那些三个变体的人更加容易抑郁，但前提条件是“他们经历了许多压力很大的事情”，特别是一些经济上的挫折。然而，并没有证据表明这个基因的变体对于抑郁症的全面发生有直接影响。
我们的基因组成也许会导致我们更易受抑郁症的侵害，但是这种影响很可能比大家普遍认为的要小得多。更为重要的是，遗传素质也许可以用药物来改变，但也可以不用它们来进行很好的改造，我们可以用别的方法，比如社会变迁，提高就业质量和就业保障，也可以采用本书中介绍的一系列方式方法来进行改变。
早期苦恼，之后抑郁以及大脑变化
有关动物和人类的婴幼儿的早期生活经历（尤其是重大的精神创伤）对于大脑及其后期成长影响的文献越来越多了，其重要性也日益彰显，其中最具影响力的发现之一，就是海马体中细胞损失的孩子，会在之后的生活中更易患上抑郁症。这一研究结果证实了几十年来的理论和观察研究，即早期的失落和忧郁很容易使我们在之后的生活中变得抑郁。关于这几十年来的研究，我将在第二章中进行说明。
此外，成年生活中的抑郁时期通常也会伴有大脑功能的变化。在患有抑郁症的期间，正电子放射断层造影术（PET）扫描和核磁共振扫描（MRI）可以显示出葡萄糖（我们的基本大脑食物）代谢上的变化，和一些大脑皮层区域中、边缘区域或情感区域中的血液流动上的变化。有趣的是，当非抑郁症患者读到一些令他回忆起悲伤时期的经历时，大脑也会产生同样的变化。
对一些长期抑郁的人进行尸体解剖后，会发现他们的海马体体积变小了，前额叶上的神经胶质细胞的数量也减少了。大脑变化和抑郁之间的这种关联，看起来似乎很真切，但并不意味着抑郁就是一种疾病，而且也绝不是说药物就是抑郁的合理治疗方法。
格莱兹那·拉齐考斯科和她同事的一项研究，是疾病理论的提倡者所做的最引人注目、被引用频率最高的研究之一。这项研究表明，12个大脑神经胶质细胞变化的人中，7人是自杀身亡的。结果显示，这些人曾经历过长期的治疗，有时还服用过抗精神病药，也有服用过抗抑郁药。所以，他们的抑郁症是否是大脑损伤的结果，或者说抑郁症是否导致了大脑损伤，抑或是大脑损伤是否可能是由长期用药引起的，要知道这些是不可能的。此外，通过这个对长期大量服药的悲惨抑郁症患者的小小研究，我们也不可能得出一些有关绝大多数抑郁症患者的一般结论。
最后，要知道，抑郁也许会引起大脑功能和结构上的变化，反之也是可能的。这一点极为重要。近几年来，科学家发现，甚至是我们成年人的大脑都有很强的再生能力和生长能力，也就是“神经重建性”，而且本书介绍的一些简单的非药物方法，可以促进这个过程的完成。例如，心理治疗可以多方面地改善大脑功能，并与心情的改善密切相关。锻炼可以刺激海马体中新脑细胞的生长，这一点至少在动物中已经是被证实了的。冥想不仅能够改变大脑功能，减少与不快乐相关的中枢神经的活动，增加其他与关爱、同情和快乐密切相关的中枢神经的活动，而且还能够改变我们大脑的解剖学构造。最近的一项杰出研究表明，有规律做冥想的人的大脑皮层会显著变厚。
治疗抑郁的药物？
抑郁症的药物治疗史十分了不起，很有启迪作用，但同时也非常令人不安。20世纪50年代初期，内科医生注意到异烟酰异丙肼这种曾一直被用于治疗肺结核的药物，可以大大改善一些病人的心情。异烟酰异丙肼是一种单胺氧化酶抑制剂（MAOIs），它可以用单胺氧化酶（MAO）来防止神经递质（包括血清素、多巴胺和去甲肾上腺素）发生故障，从而延长并扩大其对与之相连的脑细胞的作用。这样一来就导致了一类抗抑郁药物的发展，叫作单胺氧化酶抑制剂（MAIOs），这类药物至今仍有人服用，特别是一些重度抑郁症病人，或是那些所谓的非典型性抑郁症患者。这些药物似乎确实能够改善心情，但是，副作用非常大，它们会与含有酪氨的食物相互作用，而这一作用十分危险，会引起高血压（酪氨是一种由氨基酸衍生而来的单胺化合物，存在于过期的奶酪和巧克力、加工过的肉类，还有酒精类饮料中）。
对单胺氧化酶抑制剂类药物（MAIOs）的观察研究，为“生物胺假说”的发展铺平了道路。根据生物胺假说这一理论，抑郁症是由神经递质（如多巴胺、去甲肾上腺素、血清素）水平反常过低而引起的。这些神经递质含有一个叫作氨基的分子团，其中，氮原子与其他三个原子相连。
1957年，科学家发现了丙咪嗪，其商标名为“妥富脑”。它似乎可以增加大脑中神经细胞连接处的含氨基血清素、去甲肾上腺素和多巴胺的含量，可能是通过抑制它们的重吸收或提升活性。丙咪嗪是三环的化学结构，因此它和它的后续药物（其中最广为人知的是阿米替林，商标名为“盐酸阿米替林”）都被称为三环类抗抑郁药物。这类药物对抑郁症的疗效曾被广泛研究记载过。它们的副作用很大，比如，可能会危及生命的不规则心跳，尿潴留，极其不适的口干。虽然服用该类药物过量就等于是自杀，但是，这些药物在30年间都用于治疗抑郁症。
同时，对于生物胺假说的研究还在进行着。往这个方向探究的科学家们在一些（极少一部分）抑郁症病人的血液、尿液、脊髓液和大脑（尸检）中，发现神经递质的化学损坏产物，代谢产物的量均低于正常水平。他们还观察到，一些抑郁的人在经过抗抑郁药物的治疗，病情好转之后，如果他们无法在饮食中摄取到色氨酸（血清素的前体物质或基础材料），就会再一次变得抑郁。这些研究发现与对单胺氧化酶抑制剂类（MAIOs）和三环类药物的观察研究相吻合，它们可以提高神经递质的水平，也似乎可以改善心情。
20世纪70年代，SSRIs得以广泛推广。这类药物通过抑制分泌血清素的神经细胞对其的重吸收，使得有更多的血清素可以供给细胞间传递。氟苯氧丙胺（百忧解）不是这类药物中的第一种，却很快变得最广为人知，并且是应用最为广泛的一种。2000年，它在美国的年销售总额达30亿美元。SSRIs被认为是更为有效的药物，厂商也这么积极推广，而且由于SSRIs只针对一种胺类——血清素，因而其副作用比三环类药物的小，也没有那么大的自杀性风险。
这条思路讲得通，但其前景并未实现。没有证据证明SSRIs或盐酸文法拉辛（郁复伸）这一类影响去甲肾上腺素重吸收的药物，又或是作用于血清素重吸收的SSRIs比三环类药物更为有效。
随着科技的发展，药物对神经递质的作用似乎变得次要了。长期以来的观察研究发现，抗抑郁药物可以快速提高大脑神经递质的水平，但却需要几个星期来减缓抑郁症状。现在，更具可能性的是，这些药物对大脑生理学和解剖学上的其他方面作用更大，尤其是它们能够抑制压力荷尔蒙的损伤性影响，还能够促进海马体和大脑皮层这些与压力调节相关的区域中细胞的生长。这就表明，直接作用于压力的方法也可以影响大脑皮层功能，并且促进海马体中细胞的生长。此外，这些方法毫无副作用。所以比起药物，本书中介绍的方法也许会是更为有效，也更为健康的选择。
SSRIs的副作用
虽然，SSRIs选择性地作用于血清素（而不是多巴胺或去甲肾上腺素）的代谢，但其后果却并非是选择性的。由于血清素广泛分布于人体内，比如，它最大的“产地”不是大脑，而是胃肠道，因此，其副作用影响的范围也很广。研究发现，服用百忧解的人中，50%的人肠胃有问题，20%的人服药会头痛，15%的人发现自己越来越神经紧张，焦虑不安（这一点在对此类药物的最早期的研究中就被注意到了），很多人都意想不到地体重大大增加，很大比例（在一项重要研究中是受试人员的60%，另一项中是70%）的人经历过各种各样的性功能障碍。事实上，在SSRIs审批的短期（4～8周）研究中，该研究中的抑郁症患者有将近40%的人甚至在该研究得出结论之前就停止服药了。
长期服用SSRIs的更为惊人的副作用正在显现中。一项关于服用该类药物患者的研究证据充分表明，这些人大脑皮层的前额叶功能退化。此外，还有研究显示，久而久之，SSRIs的确可以增加一种至关重要的神经递质——血清素，但其代价是消耗另一种神经递质——多巴胺。这种毫无疑问的“非选择性”效应，也许可以很好地解释为什么有些人服用了这类药物后，会产生行动失调（就像是帕金森病的症状），以及由于多巴胺耗尽而产生的后果严重的神经病学状况。
长期服用，甚至是终生服用SSRIs（这一点已经越来越常见），完全有可能导致更加吓人的、不可预测的，而且是目前为止未被察觉到的问题。医学界用了30年才意识到，曾广泛并粗心地开具的减肥药——芬芬中所含有的氟苯丙胺，就像SSRIs一样，是一种增加血清素的药物，有可能会对心脏瓣膜造成致命性的损伤。
停止服用SSRIs也会使人不舒服，还可能会很危险。“停药综合征”是制药厂商最常用的术语，用于否认或含蓄地表述停药的危险性。与之相同，SSRIs很容易使人在心理上和生理上都产生依赖性。医生和病人们都很清楚这一点。通常，服用SSRIs的人必须增加剂量来维持一定的药效，这就是药物的惯性，或者必须经常增加其他药物，或是换成其他药物。一旦停药，他们就会常常出现严重的停药反应。其中氟苯哌苯醚（帕罗西汀）最为剧烈、最为危险，因为它在体内消耗得很快。停药反应包括焦虑、易怒、腹泻、体虚、发汗、头痛、身体和情绪上的一系列苦恼，还有加剧的抑郁和绝望，就像是我们在吸食海洛因和可卡因成瘾者的戒毒档案中看到的那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