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论
琼斯和奇格勒（Jones & Ziger，2002）认为这些流行的应用对研究的推广不仅无效而且危险。他们指出：“将脑研究的结果作为一种‘权宜之计’，用来解决复杂系统的问题，这是不恰当的。”（P.355）他们进一步提出，当科学的脑与学习的研究得到谨慎的、正确的应用时，它才能够“对早期认知和社会性发展起到深入的、高质量的、多领域的干预作用”（P.355）。
Bennett, E.L.(1976).Cerebral effects of differential experience and training.In M.R .Rosenzweig & E.L.Bennett (Eds.), Neural mechanisms of learning and memory.Cambridge, MA: MIT P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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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3 人的本性是“天生的”吗
Bouchard, T., Lykken, D., McGue, M., Segal, N., & Tellegen, A.(1990).Sources of human psychological differences: The Minnesota study of twins reared apart.Science, 250, 223-229.
近来，在如何广义地看待人类行为这一问题上，心理学家的意见正发生着根本性的变化，本项研究正是这一变化的代表。倘若你想体会一下这种变化，可以对以下这个问题稍作思考：“你是怎样的一个人？”只需花一点儿时间思考一下自己的个性特征，即你的“人格特质”：你是易紧张激动还是平静放松？内向腼腆还是开朗大方？富于冒险精神还是追求舒适安逸？合群还是孤僻？对未来是乐观还是悲观？请思考一下这些问题以及其他你认为与之有关的问题。慢慢儿来……完成了吗？现在，请回答下面这个对本文而言非常重要的问题：“你为什么是这样的一个人？”换言之，是什么因素使你变成了现在的你？
一般而言，你会和大多数人一样，将此归结于父母对子女的教育以及他们灌输给子女的价值观、人生观和权衡轻重的原则等。你也许会认为这其中有兄弟姐妹、祖父母、叔叔阿姨以及在你的品格塑造方面起关键作用的同伴、老师和其他良师益友的影响；有些人还会想到生命中的一些重大转折，如生病，失去自己所爱的人，对大学、专业甚至是对特殊生命历程的选择，都有可能对一个人人格的塑造产生极大影响。以上这些只是众多影响因素中的一部分。然而，所有这些影响都具有一个共同的特征：那就是它们都是环境因素。几乎没有人会对“你为什么是这样的一个人”这个问题报以“我生来就是这样”、“这都是我的基因使然”的回答。
所有人都承认身高、发色、体型及眼睛的颜色等体态特征具有遗传性。且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认识到癌症、心脏病和高血压等许多疾病的发病倾向也有很明显的遗传成分。但几乎没有人会想到在人的心理品质中，基因也起着很重要的作用。说到这些，你一定会感到很奇怪，但在我们的“环境偏向”事实上的确有原因可循。
首先，在20世纪后半叶，心理学领域一直被一种叫行为主义的人性理论所统治。行为主义理论的基本主张是人的行为被环境因素所左右，其中包括引起人的行为的刺激和某种选择反应的结果。严格的行为主义者相信，人的内部心理活动不仅不能用科学的手段加以研究，而且这种研究对完整解释人类的行为无关而多余。行为主义的理论是否为大众文化所理解或接受其实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其对如今根深蒂固的大众信仰的现实影响，大家普遍认为，经验是人性塑造的基本因素或唯一因素。
其次，遗传和生理因素对人类行为的影响不能直接观察到，这便是人们普遍接受用环境因素解释人类行为的又一个原因。人们常会说：“我成了一名作家，这是因为在我七年级时，我的写作老师曾给予我深深的启发和鼓励。”你记得这些影响的存在，它们是你亲眼所见的，是你过去生活中的一部分，还是你目前能够意识到的经验。我们很难意识到生理因素的影响，很少有人会说：“我成了一名作家，是因为在我的DNA中包含了一种基因，这种基因在我的身上得以表现，它使我先天就具备了妙笔生花的倾向。”基因的影响看不见，摸不着，甚至我们根本不知道它位于身体的哪个部位！
最后，很多人不愿接受基因在其人格塑造中起决定作用的观点，而宁愿相信真正起作用的是他们在生活中所作出的各种选择。因为前者带有宿命论的味道，而且无法体现人的“自由意志”。对那些可能会限制个体就生活中的一些结果作出决定的意志力的理论，很多人都很反感。因此，他们便趋向于回避和反对行为和人格的遗传学解释。事实上，完整的人格是通过遗传和经验的相互作用而塑造起来的，我们所要问的唯一的一个问题是：此二者中，哪个占了主导地位？或用媒体的惯用表达方式来说，便是：“人性是先天的还是后天的？”
本节我们将要探讨的是由托马斯·鲍查德（Thomas Bouchard）、大卫·莱肯（David Lykken）及其助手们在位于明尼阿波利斯市的明尼苏达大学所完成的论文。文章所涉及的是一项开始于1979年的研究，该研究意在检验基因在决定个人心理品质中所起作用的大小。人们试图用一种科学的方法将人的行为和人格中的遗传影响（先天）和环境影响（后天）加以分离，这便促使了该项研究的出现。但是，假定你们每个人都不是被收养的，且生长于基因赠予者（即父母）所营造的环境里，你们想想，此时要把遗传和环境因素分离开来就不那么简单了。举个例子，你可能和你父亲一样具有幽默感（绝无冒犯之意），这种幽默感是你从他那儿学到的（后天的）呢，还是你继承了他那载有“幽默感”的基因（先天的）？我们似乎无法找到一种系统的方法来把这两种因素分开，对吗？
然而，鲍查德和莱肯会回答“错！”他们发现有一种方法可以确定某种心理特征到底是由遗传因素还是由环境因素决定的，他们对这种方法颇有信心。
理论假设
这确实不难，你所要做的就是找到两个具有相同基因的人，从出生起就把他们分开，在两种截然不同的环境中把他们抚养成人。然后，你就可以假定，到他们成年时，他们的行为和人格的相同之处便是遗传因素所致。但研究者到底怎样才能找到两个一模一样的人呢（别说是“克隆”；我们还没到那一步）？即使我们能找到，要强迫他们进入完全相反的生存环境也很不道德，不是吗？正如你已经猜到的那样，研究者没必要这么做。社会已经为他们做好了这一切：同卵双胞胎实际上就具有完全一致的遗传结构。之所以称其为同卵双胞胎是因为他们始于同一个受精的卵子，简称受精卵，然后才分裂成为两个相同的胚胎。异卵双胞胎是两个不同的精子细胞使两个不同的卵子受精后的结果，所以把他们称为异卵双胞胎。异卵双胞胎和其他非双胞胎的兄弟姐妹一样，仅具有遗传的相似性。不幸的是，双胞胎弃婴被不同家庭所收养的情况时有发生。收养机构也会尽力把兄弟姐妹放在一起，特别是双胞胎，但更重要的是，要为他们找到一个好的家庭，尽管这有时会意味着分离。所以，随着时间的推移，数以千计的同卵、异卵双胞胎为不同的家庭所收养，他们在不同的、有时甚至是截然不同的环境下长大，而且他们通常都不知道自己还有个双胞胎的兄弟姐妹。
鲍查德和莱肯从1983年便开始鉴定、寻找这类双胞胎并将他们集中起来，他们最终找到了56对分开养育的同卵双胞胎（MZA）。这56对双胞胎来自美国等8个国家，他们同意参加为期一周的集中心理测验和生理测量。在进行进一步研究分析后，鲍查德等人于1990年完成了这篇研究报告（这项研究是在“双子城”之一的明尼阿波利斯市进行的，它无法不引起了人们的关注）。研究者将这些双胞胎与那些共同成长的同卵双胞胎（MZT）进行比较，得出了惊人的发现，在整个生物与行为科学领域引起了巨大的反响。
方法
被试
这项研究所面临的第一个挑战就是要寻找那些早年分离、成长环境不同、成年后才相聚的同卵双胞胎。研究者要进行这项研究的消息以口头传播方式流传开来以后，找到了许多被试。双胞胎本人、朋友或家庭成员与明尼苏达双胞胎收养和研究中心（MICTAR）取得联系，该机构里从事各种社会公益事业的专业人员也在其中协助进行联系工作。有时，也会出现双胞胎之一与中心取得联系并寻求帮助的情况，他们希望找到自己的兄弟姐妹。所有的双胞胎在参加研究之前，均经过检测，以确保他们确实是同卵双胞胎。
程序
研究者想要在双胞胎来访的一周内获得足够多的资料。每一名被试完成将近50小时的测试，测试内容几乎涵盖你所能想到的每个维度。他们完成了4种人格特质量表、3种能力倾向和职业兴趣问卷以及两项智力测验。另外，被试还要填写一张家用物品清单（例如家用电器、望远镜、艺术真品和辞海等），以评估其家庭背景的相似性；一张家庭环境量表以测量他们对养父母教养方式的感受。他们还要进行个人生活史、精神病学以及性生活史等方面的访谈。每名被试的所有项目全部分开独立完成，以避免一对双胞胎间存在不经意的相互影响。
正如你所想到的，数小时的测验产生了数量巨大的信息资料。下面我们将讨论这其中最重要、最令人惊讶的结果。
结果
表1—1显示了分开养育的同卵双胞胎（MZA）在某些特征上的相似性，也包含了共同养育的同卵双胞胎（MZT）在该方面的测量结果。相似程度在该表中用相关系数或相关值“r”来表示。相关系数越大，其相似程度越高。在此，有这样一个逻辑假设：若个体的差异是由环境引起的，则在相同环境下成长起来并共同养育的同卵双胞胎与分开养育的同卵双胞胎相比，前者的个体特征应更相似。正如你所看到的，研究者所发现的并非如此。
将MZA双胞胎间每种特征的相关系数与MZT双胞胎间的相关系数相除，所得数值列在表1—1的最后一列，这列数值表示两类双胞胎在每种特征相似性上的差异。如果两个相关系数相同，则相除以后的结果是1.00；如果它们完全不同，则相除以后的结果会接近0.00。仔细观察表1—1第4列中的数据，就会发现MZA双胞胎和MZT双胞胎在每种特征上的相关系数惊人地相似，即其比值大多接近于1.00，没有低于0.70的。
分开养育的同卵双胞胎（MZA）与共同养育的
表1—1 同卵双胞胎（MZT）在某些特征上的相关系数（r）的比较*
*（选自Table 4，p.226）。
**1.00意味着MZA双胞胎之间的相关与MZT双胞胎之间相关极其相似。
讨论及研究发现的意义
这些结果表明，对于相当数量的人类特征而言，大多数差异似乎是由遗传因素（或“基因”）引起的。表1—1中的数据从两个重要方面证明了这一结果。其一是，具有完全相同的遗传特质的人（同卵双胞胎），即便分开抚养，且生活条件大相径庭，在他们长大成人以后，不仅在外表上极为相似，而且其基本心理和人格也惊人地一致。在本研究中，支持基因占主导地位的第二个论据是，在相同条件下养育的同卵双胞胎，环境对他们的影响似乎很小。鲍查德和莱肯将他们的发现表述如下：
到目前为止，在调查过的每一种行为特征——从反应时间到宗教信仰，个体差异中的重要部分都与遗传有关。这一事实今后不应再成为争论的焦点；现在是该考虑它的意义的时候了。
当然，对于鲍查德和莱肯的这一观点，仍然有人会提出疑议。我们将在下一部分对不同的观点进行讨论。然而，探讨本项研究及其研究者所作的类似研究的意义是绝对有必要的。本文所报告的遗传学发现以何种方式改变了心理学家，甚至改变了我们每个人对人性的看法？正如前面提到的，心理学界和西方文化被环境决定论的思想统治了近50年。过去，我们对于教育、犯罪和刑罚、心理治疗、技能和能力、兴趣、职业目标、社会行为等许多问题持环境决定论的解释，认为是人的经验而非基因塑造了其人格。很少有人会以“那个人生来就是这样”的想法来理解某人的行为。我们确信，人的行为模式是习得的，因为我们看到，父母的不同养育方式造成了孩子人格上的差异，积极的生活体验可以战胜消极的生活体验，不健康的无效行为可以得到消除。而“人格是先天的”这样的观点却诱使我们提出一系列以“何必”开头的问题：“何必努力成为好家长？”“何必去帮助那些穷困潦倒的人？”“何必努力提供高质量的教育？”等等。那么，鲍查德和莱肯便是第一个站出来，反对对其研究发现作这种解释的人。在这篇文章中，他们对自己那些具有煽动性的结论提出了以下三种解释。
1.显然，智力主要是由遗传因素决定的（智力差异中的70%都可以归因于遗传的影响）。然而，正如作者所明确阐述的：
这些发现并不意味着像IQ这样的特质是不能提高的……一项覆盖了14个国家的调查表明，近年来IQ测验的平均成绩已有所提高。因此，目前的发现并没有规定和限制IQ成绩在理想环境中的提高（P.227）。
从根本上讲，他的意思是，虽然IQ差异中的70%要归因于先天基因的不同，但仍有30%可归因于环境的影响。这些影响包括许多我们众所周知的因素，例如教育、家庭环境、毒品和社会经济地位等。
2.鲍查德和莱肯研究的基本假设是，人的特性是由遗传和环境的综合影响决定的。所以，当环境因素影响较小时，其差异更多地来自遗传，反之亦然：一方面，对某些特性而言，如果环境因素对其影响较大，则遗传的影响就较小，例如，在美国，大多数儿童都有机会学习骑自行车，这就意味着对所有儿童而言，环境的作用几乎是很相近的，所以在骑车能力方面的差异主要受遗传因素的影响；另一方面，在美国，人们在食物偏好上的不同，似乎受环境因素的影响较多，因为在童年和整个人生中，各人所接触的食物或口味有很大不同，因此，几乎没有给遗传因素留有发挥其作用的余地。在此，研究者提出了一个很有意思的观点，即他们认为人格更像是骑自行车，而不像是对食物的偏好。
实际上，作者的意思是，在孩子长大成人的过程中，家庭环境对他的影响与他所继承的基因相比，其作用是很小的。而大多数家长不愿意听信这些，这是可以理解的。他们努力扮演好父母的角色，并使孩子快乐成长，让他们成为一名好公民。而唯一能从这些研究结果中得到安慰的是那些在抚养子女方面已经黔驴技穷的家长，这样的研究结果能使他们少一些自责！然而，鲍查德和莱肯很快又指出，基因不是决定命运的必然因素，那些极富奉献精神的父母仍能从正面影响他们的子女，即使他们在总体变异中所占的百分比很少。
3.鲍查德和莱肯提到的最有趣的一点是，并非环境影响人的特性。恰恰相反，是人的特性影响着环境。也就是说，实际上是人的遗传倾向塑造着周围环境！有这样一个例子可以说明这种理论：有些人比其他人更具有丰富的情感，人们常认为这是前者的父母对孩子比后者的父母更亲切慈爱的结果。换言之，情感丰富的孩子来自富于情感的环境。每当对这种假设进行研究时，总能发现这种说法是正确的。的确，情感丰富的孩子从他们父母那儿得到了更多的爱。然而，鲍查德和莱肯认为，事实上，“感情丰富性”方面的差异是由遗传决定的，所以有些孩子一出生就比别的孩子情感更丰富。与别的孩子相比，他们这种与生俱来的行为倾向，使其能够对父母的爱作出更主动的反应，这在某种意义上就强化了其父母的行为。正是这种反应引起了父母充满爱心的行为。研究者强调，即便遗传不是决定人的绝大部分特性的因素，但它也在许多人类特性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他们这样认为：
导致绝大多数心理差异的直接原因可能包含着通过经验而习得的东西，这一点也是极端的环境论者所坚信的。然而，有效的经验在很大程度上是人们自我选择的结果，而这种选择又为遗传的恒定压力所引导（P.228）。
批评及相关研究
正如你所想象的，人们以鲍查德和莱肯所得的双胞胎数据资料为基础，完成了大量的相关研究。这些研究结果仍表明，基因对许多人格特征和行为的影响是很大的。通过双胞胎研究，我们需要对一些过去在很大程度上或完全归因于环境的特性进行重新评价，正如双胞胎研究所揭示的，遗传因素不仅是变化的重要因素，而且其作用比我们以前所预料的还要显著。
例如，明尼苏达大学的研究小组发现，基因不仅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人们对职业的选择，甚至当各种职业所要求的生理条件保持恒定时，在人们的工作满意度和职业道德方面大约有30%的变化缘于遗传因素（Arvey et al.，1989；Arvery et al.，1994）。另有一项研究对同卵双胞胎和异卵双胞胎进行比较，这些双胞胎中，既有共同抚养的，也有分开抚养的，研究者把研究内容更直接地指向一些影响人一生的、稳定的人格特质（Bouchard，1994，Loehlin，1992）。这些研究和其他一些研究的结果表明，人们在外倾—内倾（开朗大方或腼腆内向）、神经质（承受高度焦虑或具有偏激的感情反应的倾向）和自觉性（个人的干练、负责任和考虑问题的全面程度）等特性上的变异可以更多地（65%）以遗传差异而非环境因素来解释。
当然在科学界，并非所有人都愿意从表面意义上接受这些研究结果。对鲍查德和莱肯研究的批评意见体现在多个方面（见Billings et al.，1992）。有些评论家声称，这些研究者并没有尽可能完整地公布他们的研究数据，因此，不能孤立地对他们的研究结果进行评价。他们还认为，有很多研究报告表明鲍查德和莱肯没能考虑到的一些环境因素对双胞胎确实有重大影响。
此外，一些研究者对双生子研究的“相同环境假设”（equal environment assumption）方面提出了批评（例如Joseph，2002）。这些争论认为鲍查德和莱肯有关遗传影响的许多结论都源于这样一个假设：共同抚养的同卵双生子和异卵双生子的生长环境是相同的。这些批评家认为这个假设是无效的，与同卵双生子相比，异卵双生子受到的对待是非常不同的。他们对使用双生子这种研究方法去研究基因影响因素提出了质疑。然而，也有一些文章反对这种批评，并且支持“相同环境假设”（例如，Kendler et al.，1993）。
近期应用
在1999年，鲍查德评价了明尼苏达双胞胎研究档案上所有有关“先天—后天”的研究证据（Bouchard，1999）。他总结道，从整体上看，在人格中40%的变异和智力中，50%的变异都以遗传为基础。他又反复强调了前面已经讨论过的观点，即基因驱使你对环境作出选择，或驱使你回避某种特定的环境和行为。
在明尼苏达双胞胎中心进行的研究至今仍很活跃。其中有些饶有趣味的新研究已将人的复杂特性和行为，比如爱情、离婚和死亡等作为研究对象，而以前很少有人会认为这些特性受到遗传的影响（见明尼苏达双胞胎家庭研究，2007）。他们还将“坠入爱河”的人们作为研究对象，研究人们对梦中情人或白马王子的选择是否也同样受遗传的预先安排。结果发现，事实并非如此！然而，研究者们确实发现了一种与离婚有关的基因，以及一种与死亡年龄有关的基因。
最后，鲍查德和莱肯的研究被应用到人类克隆问题的哲学讨论上（见Agar，2003）。如果一个人被成功地克隆了，问题是，正如你可能会想到的，他或她的基本特质，比如独特的人格，在多大程度上会被传递到克隆体上？那些反对克隆的普遍论据是，担心人类的身份可能会因此被改变、贬低或者丢失。另一方面，双生子研究的结果，诸如鲍查德和莱肯的观点，表明“在某种情况下，克隆人从某种程度来说是生命的延续……然而……通过克隆延续生命必须有助于防止对克隆技术的滥用，而不仅仅是许不许可的问题（Agar，2003，P.9）。另一项独立研究探讨了同卵双生子和克隆问题（Prainsack & Spector，2006），研究者发现，同卵双生子很少考虑自己作为同卵双生子在实际生活经历中的遗传因素。此外，从个人视角来看，虽然他们认为克隆人是一种不自然的或不道德的观点，但是更需要关注有关人类克隆的伦理上的根本原因。当然，这更像是哲学上的讨论，而不是基因的讨论，但是它产生的有趣结论，丰富了我们的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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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4 小心视崖
Gibson, E.J., & Walk, R.D.(1960).The “visual cliff.” Scientific American, 202(4), 67-71.
在心理学界，人们常常提起一则有关S.B.先生（为了保护他的隐私，用字母代替真名）的趣事。S.B.天生看不见东西，直到他52岁时，一种新出现的先进手术（即现在已很普遍的角膜移植术）才使他恢复了视力。虽然S.B.获得了视力，但并不意味着他自动地获得了和我们正常人一样的视知觉能力。这一点在手术后不久，他的视力还没完全恢复的时候，就变得十分明显。当S.B.从医院的窗户向外望时，他十分好奇地发现楼下的地面上一些小东西在移动着，于是他爬到窗边，想探下身子看个究竟。幸亏医院的工作人员及时阻止了他的行动。他当时住在四楼，下面移动着的小东西是汽车！尽管S.B.现在能够看见东西，但他不能知觉深度。
实验心理学家感兴趣的领域之一是我们用视觉感知和解释周围世界的能力。由此产生了一个重要的问题——这种能力是天生的还是后天习得的——先天—后天的问题再一次被讨论。许多心理学家认为，我们最重要的视觉能力就是深度知觉。你可以想象一下，一个人如果没有深度知觉能力，其生存将变得多么困难和痛苦。你会撞上东西、不能判断猛兽离你有多远，或者会从悬崖上掉下来。因此，从逻辑上可以假设人对深度的知觉能力是一种天生存在的机制，是不需要经验来发展的。然而，正像埃里阿诺·吉布森（Eleanor Gibson）和理查德·沃克（Richard Walk）在他们文章中写到的那样：“婴儿在爬行和蹒跚学步阶段，很容易从或高或低的地方跌下来。大人们必须很警惕，以防止婴儿爬到儿童床的床栏边或楼梯口。当婴儿的肌肉协调能力成熟后，他们开始能自己避免跌落。通常人们认为，孩子是从经验中学会认识容易摔跤的地方的，即从有过自己跌落和受伤的经验中学习”（P.64）。
在实验室里，研究者欲科学地研究深度视知觉能力。为此，他们构思并设计出了一种叫作“视崖”的实验装置。
理论假设
如果你想找到动物或人在发展过程中获得深度知觉的关键点，一种方法是把他们放在悬崖边上，看他们能否让自己不掉下去。这个建议十分可笑，因为从伦理上说，这可能伤害到无法知觉深度（特别是高度）的被试。“视崖”则解决了这个问题，因为它能造成视觉上的视崖，而实际上并没有真正的悬崖存在。他们是如何做的，我们将在后面详细介绍。这种装置的重要意义在于，可以把婴儿或小动物放在视崖上，观察他们是否能知觉到这种悬崖并进行躲避。如果他们不能这样做，而从“悬崖”上跌下来，他们也并没有真正落下的危险。
吉布森和沃克在这篇文章中持有“先天论”的观点，他们相信深度知觉和避免从高处跌落的能力是自动生成的，是我们生理机制的一部分，因此它们不是经验的产物。经验主义者则持相反的观点，认为这种能力是习得的。吉布森和沃克的视崖允许他们提出这样的问题：人或动物在发展的哪个阶段才能对深度和高度刺激作出有效的反应？对不同种类和生存环境不同的动物，这种反应出现的时间是否相同？
方法
视崖装置的组成：一张4英尺[1]高的桌子，顶部是一块透明的厚玻璃（见图1—6和图1—7）。
图1—6 吉布森和沃克的视崖
图1—7 视崖测试情景
资料来源：引自Mark Richards/Pohto Edit Inc.。
桌子的一半（浅滩）是用红白格图案组成的结实桌面。另一半是同样的图案，但它在桌子下面的地板上（深渊）。因此，从浅滩边上看，图案好像直接落到了地面，但实际上一块玻璃覆盖着整个桌面。在浅滩和深渊的中间是一块1英尺宽的中间板。使用这种装置对婴儿施测的过程十分简单。
这项研究的被试是36名年龄在6到14个月之间的婴儿。这些婴儿的母亲也参加了实验。每个婴儿都被放在视崖的中间板上，先让母亲在深的一侧呼唤自己的孩子，然后再在浅的一侧呼唤自己的孩子。
为了比较人类与小动物的深度知觉能力，对其他种类的动物也进行了视崖实验（当然没有母亲的召唤）。这些动物被放在视崖的中间“地带”，观察它们是否能区别浅滩和深渊，以避免摔下“悬崖”。你可以想象一下，将许多种小动物汇集到康奈尔大学的心理实验室做实验，是一个多么独特而有趣的情景。这些动物包括小鸡、小海龟、小老鼠、小绵羊、小山羊、小猪、小猫和小狗。有人可能会问：“这些动物是否是同一天接受测试的？”
请注意，这项研究的目的是检测深度知觉是后天习得的还是天生的。这个实验方法之所以巧妙，是因为可以回答或至少开始回答这个问题。毕竟，我们无法向婴儿或小动物询问他们是否知觉到深度，而且就像上面提到过的那样，他们也不能在真正的悬崖上进行试验。心理学上很多问题是随着新的实验方法的进步而得到答案的。吉布森和沃克早期研究的结果在这方面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案例。
结果和讨论
在研究中，9名婴儿拒绝离开中间板。虽然研究者没有解释这个问题，但这可能是因为婴儿太过固执。当另外27位母亲在浅的一侧呼唤她们的孩子时，所有的孩子都爬下中央板并穿过玻璃。然而只有3名婴儿，当母亲在深的一侧呼唤他们时，极为犹豫地爬过视崖的边缘。当母亲从视崖的深渊一侧呼唤孩子时，大部分婴儿拒绝穿过视崖，他们远离母亲爬向浅的一侧；或因不能够到母亲那里而大哭起来。婴儿已经意识到视崖深度的存在，这一点几乎是毫无疑问的。“通常他们能透过深的一侧玻璃注视下面的深渊，然后再爬向浅滩。一些婴儿用手拍打玻璃，虽然这种触觉使他们确信玻璃的坚固，但还是拒绝爬过去”（P.64）。
这些研究结果能证明人类知觉深度的能力是天生的而不是后天习得的吗？明显不能！因为在这项研究中，所有婴儿至少已经有了六个月的生活经历，在这段时间内，他们可能通过尝试错误而学会了知觉深度。然而，六个月以下的婴儿由于不具备自主运动的能力，所以不能接受实验。这也是吉布森和沃克用各种动物作为实验参照的原因。众所周知，大部分非人类的动物获得自主运动的能力比人类婴儿要早得多。动物测试的结果很有趣——不同种类动物知觉深度能力的发展与它们的生存需要有关。
例如，小鸡出壳后，就必须马上开始自己觅食。当研究者把出生不足24小时的小鸡放在视崖上接受测试时，它们从不会犯跌下深渊的错误。
小山羊和小绵羊在出生后很快就可以站立、行走。从能站立的那一刻起，它们对视崖的反应和小鸡一样准确而可预测，一次错误也没有。当研究者把一只出生仅一天的小山羊放在深渊的一侧玻璃板上时，它变得惊恐呆滞，表现出防御性姿态。随后，如果把它推向浅滩的一侧，它则变得轻松自在，并跳向看似坚实的表面。这说明视觉起着完全的控制作用，动物虽然能感觉到在深渊一侧的上面有坚实的玻璃，但这种感觉没能影响它们的反应。
而对于小老鼠则是另一回事了。它们对浅滩没有表现出明显的偏好。你认为这种差异为什么会存在呢？在你得出“小老鼠比较愚蠢”这样的结论以前，先来看看吉布森和沃克的解释：小老鼠对视觉依赖性不大。实际上，它们的视觉系统不够发达。因为它们属于夜间活动的动物，在黑暗中靠鼻子上坚硬的触须帮助其四处活动，靠嗅觉感知食物的方位。所以，当一只小老鼠被放在中间地带时，它不会被视崖所欺骗，因为它不是用视觉来决定走哪条路的。对小老鼠的触须而言，深侧和浅侧的玻璃在感觉上没有区别，所以小老鼠离开中间地带走向深侧的概率与浅侧是相同的。
你可能会猜测，小猫也有同样的结果。它们主要在夜间活动，而且也有触须。然而，猫是食肉动物，不像老鼠一样是食腐动物。因而它们更加依赖视觉。相应地，自从它们能自主运动起（约在出生后4周），小猫便具有极好的深度知觉能力。
尽管有时这篇研究文章（特别是讨论部分）听起来好像是给孩子讲的动物故事，但还要说明的是，各种动物中在视崖上成绩最差的是海龟。研究者选择的海龟是水栖类动物，因为研究者猜测由于海龟自然生活的环境是水，它们可能更喜欢深的一侧。然而，事实证明，聪明的海龟知道它们并不是真的在水里，它们中的76%都爬到浅的一侧。但是也有24%的小海龟“越过边界”。“数量相对较多的小海龟选择了深侧，这一事实可能表明这种海龟的深度知觉能力比其他动物要差，也可能是它的自然生活环境使它较少‘害怕’跌落的状态”（P.67）。很明显，如果你生活在水中，在防止跌落方面，深度知觉能力对于个体生存的价值将会减小。
吉布森和沃克指出，他们所有的观察结果和进化论完全一致。也就是说，所有种类的动物，如果它们要生存，就必须在能够独立行动时发展感知深度的能力。对人类来说，这种能力到6个月左右才会出现，但是对于鸡、羊来说，这种能力几乎是一出生（一天之内）就出现了；而对于老鼠、猫和狗来说，大约在4周时出现这种能力。因此，作者得出结论：这种能力是天生的。因为如果通过尝试错误而获得这种能力可能会带来过多潜在的、致命的危险。
那么，如果说我们在生理上已经具备了足够的能力，为什么仍有那么多儿童会摔跤呢？吉布森和沃克解释说，这是因为婴儿的深度知觉能力比他们的行动技能成熟得早。实验中，许多婴儿在中间带转身时，会借助深侧玻璃来转换支撑点，当他们开始转向浅侧并爬向母亲时，有的甚至倒在深的一侧。如果那儿没有玻璃，一些婴儿会真的摔下悬崖。
批评与后续研究
对于研究者所得结论，批评得最多的一点是它们是否能证明人类天生具备深度知觉。前面已经提到，当婴儿在视崖上接受测试时，他们已经学会了避免这种情况。后来，有研究把年龄在2到5个月之间更小的婴儿放在视崖深侧的玻璃上，这时所有的婴儿都表现出心率变慢。这种心率变慢是感兴趣的信号，而不是恐惧的信号，恐惧应伴随着心率加快（Campos et al.，1978）。这表明这些婴儿还没有习得对落差的恐惧，稍后他们将学会这种规避行为。这些发现与吉布森和沃克的结论恰恰相反。
然而，应该注意到，对于我们什么时候开始能感知深度这一问题，学术界仍在继续争论（先天论者对经验论者），许多为寻找这一问题答案的研究都使用了吉布森和沃克的视崖装置。此外，另一使用视崖的相关研究得到了一些有趣的结果。
由索兹等人（Sorce et al.，1985）进行的研究是个很好的例子。他们把1岁的婴儿放在视崖上，落差不深也不浅，大约30英寸[2]。当婴儿爬向视崖时，他会停下来往下看。在另一边，与吉布森和沃克的研究一样，母亲在那里等待。有时母亲根据指令在脸上做出害怕的表情，有时则看起来兴高采烈和兴趣盎然。当婴儿看到母亲害怕的表情时，他们会拒绝再向前爬。然而，当看到母亲高兴的表情时，大部分婴儿会再次检查悬崖并爬过去。当落差被变得很浅时，婴儿不再观察母亲的表情而径直向前爬。婴儿这种通过非语言交流以改变行为的方式叫作“社会参照”。
近期应用
吉布森和沃克发明的视崖装置，在如今研究人类发展、认知、情绪甚至心理健康等方面都发挥着重要的影响。
伯杰和爱波勒（Berger & Adolph，2003）最近的一项研究引用了吉布森和沃克的早期研究，他们关注初学走路的儿童是如何分析深度特征，特别是在过桥任务中。研究者哄着年龄较小的初学走路的儿童（16个月），走过不同宽度的桥，一些桥有扶手，而另一些没有。研究者发现，婴儿显然更有可能从较宽的桥穿过，而不是较窄的（16个月的婴儿非常聪明）。然而，更有趣的是，研究者发现，如果在有扶手的情况下，婴儿更有可能试着从窄的桥穿过。“在迈上桥之前，婴儿会试探桥和扶手，并且设计出另外的过桥策略的婴儿，更有可能成功穿过桥。”这些对传统的工具概念化提出了挑战：婴儿使用扶手作为保持平衡的手段，并执行在没有扶手的情况下不可能完成的目标导向任务”（P.594）。
如何使用技术性视崖的思想来帮助恐高症（一种非理性的恐惧高度）的人？在人群中，恐高症的流行率是1/20。假设你是一名治疗师，如果你想让恐高症患者“直面他们对于高度的恐惧”的话，你也许不会有太多客户了。为什么？因为他们实在太恐惧了！当一个人确实患有某种恐惧症，他会不惜一切地去避免接触害怕对象或情境。结合吉布森和沃克的一项研究发现，能引起恐高症者害怕的虚拟跌落，其治疗效果对患者的作用很小。研究提示我们考虑更有效、更便捷的治疗手段，来减少非理性的恐惧（Coelho et al.，200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