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有一项研究发现，婴儿的睡眠与其客体概念的发展有关（Scher，Amir & Tirosh，2000）。这种关系是，在同年龄组（9个月）的婴儿中，客体永久性概念水平较高的婴儿比水平较低的婴儿睡眠状况要好。如果你不能确信，第二天早晨醒来你的财物依旧原封不动（没有消失），你可能也睡不安稳吧。
结论
随着对婴儿认知能力研究的方法不断推陈出新（例如注视偏好、习惯化—去习惯化技术的应用），皮亚杰的一些研究结果也受到了质疑（关于此类研究的更多信息，请参考本书的研究5，即范茨进行的研究；也见Craig & Dunn，2007）。事实上，围绕着他的认知发展理论，现在仍存在大量争论。这种争论是非常有益的，它所引发的研究将最终推动我们对认知能力的深入了解。
尽管仍有争论出现，但对所有相关的研究领域而言，皮亚杰的理论仍然处于基础地位，催生着各种新型研究。他的工作还在继续指导、启发着人们对儿童研究、教育方法及家教风格等方面的思考。皮亚杰的贡献无论在过去，还是现在都是不可估量的。
Aguilar, A., & Baillargeon, R.(1999).2.5-month-old infants′ reasoning about when objects should and should not be occluded.Cognitive Psychology, 39(2)，116-1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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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19 你的品德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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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是否思考过自己的道德水平与别人相比是怎样的？在生活中你对事物作出判断的道德准则到底是什么？如果你仔细思考一下这个问题，经验将告诉你，人们在思想和行为道德准则上存在很大的个体差异。道德准则一般被心理学家定义为：帮助人们判断对和错的态度和信念。个人的道德准则是由其文化背景的行为准则和规范所决定的，而这些准则、规范已为个体内化为自己的一部分。道德准则不是与生俱来的，也就是说，你不是刚出生就有道德准则。随着从童年走向青年，再到成人，你判断对错的标准也在不断发展。但是，这种道德观念从何而来？这种将一整套文化准则内化为个体自我意识一部分的过程又是怎样的呢？
在道德形成的研究历史上，两位最著名和最有影响力的人物可能就是让·皮亚杰（参考本书第18项研究）和劳伦斯·柯尔伯格（Lawrence Kohlberg，1927年~1987年）。柯尔伯格在芝加哥大学所做的研究综合并拓展了皮亚杰关于智力发展的很多观念，且重新激起了人们对该领域的研究兴趣。柯尔伯格关心的问题是：没有是非观念的婴儿是如何形成道德准则的？
基于皮亚杰的研究，柯尔伯格提出了自己的理论主张：人类所拥有的独一无二的道德判断能力是以一种可预测的方式在整个儿童时期形成起来的。而且，他相信，与皮亚杰的智力发展阶段相似，道德准则也存在某种可区分的、特定的发展阶段。正如柯尔伯格所解释的，“只有当儿童逐渐把这些价值观与他已理解的社会秩序以及他作为一个社会自我的目标联系起来时，他才能将父母及其文化背景的道德价值观内化为他自己的一部分”（Kohlberg，1964）。换言之，儿童必须达到某种智力发展阶段才有可能达到相应的道德发展水平。
有了这些想法，柯尔伯格便着手开发一种研究儿童道德判断能力的方法。从这些研究中，他创建了他那得到广泛认可的道德发展理论。
理论假设
柯尔伯格指出道德形成遵循一定的发展阶段，他在使用“阶段”这一概念时是非常严谨和准确的。我们很容易想到所有的能力发展都有不同阶段，但是，心理学家还是对那些随时间逐渐发生的变化（比如一个人的身高）与在不同阶段里差别很大的变化作了区分。因此，当柯尔伯格谈及“童年和青少年道德结构的发展阶段”时，他是指：（1）每个阶段都有一种独一无二的道德思维方式，而不是对成人道德概念理解的逐渐深化；（2）各阶段总是以固定的顺序出现，不可能跳过任何一个阶段，也绝对没有倒退的情况出现；（3）阶段具有优势性，即儿童理解所有处于他们现有道德阶段以下的道德判断，且至多只能对高于他们所处阶段以上一个阶段的道德问题有某种程度的理解。鼓励、教育和练习都不能使儿童向高于他们应有阶段的道德阶段发展。而且，儿童倾向于使用他们所达到的最高道德发展水平来对事物进行判断。隐含在这一道德发展阶段中的规则是：无论个体之间是否存在经验和文化上的差异，发展阶段是具有普遍性的，且它们以固定的顺序向前发展。
柯尔伯格相信，可以通过给不同年龄的儿童提供道德判断的机会来对其道德形成阶段理论加以探究。如果发现儿童做出道德决策的思维方式随年龄而有规律地发展，那么这将可以证明道德阶段论是基本正确的。
方法
柯尔伯格的研究方法相当简单。他向不同年龄的儿童提供10个假定的道德两难故事，每位儿童需接受两个小时的关于这些故事的访谈。研究者对访谈进行录音，以便对儿童所使用的道德推理方式进行进一步的分析。下面是柯尔伯格的两难故事中被引用次数最多的两则：
弟弟的难题。乔的爸爸许诺说，如果乔挣够了50美元，便可以拿这笔钱去野营。但后来他又改变了主意，让乔把所挣得的50美元都交给他。乔撒谎说只挣到了10美元，他把10美元交给了爸爸，拿另外的40美元去野营。临走之前，乔把挣钱和向爸爸撒谎的事告诉了他的弟弟阿里克斯。阿里克斯应该把事情的真相告诉他的爸爸吗（P.12）？
海因茨的难题。在欧洲，一位妇女因患有一种特殊的肿瘤而面临死亡。医生们认为只有一种药或许能挽救她的生命。那是她所在的镇上的一位药剂师最近研制的一种含镭的药物。这种药的成本昂贵，而且这位药剂师向购买者索要高出成本10倍的高价。他花了200美元制造“镭”，但在售出时，一小瓶就卖2000美元。这位病人的丈夫叫海因茨，他向他认识的所有人都借了钱，但在最后他也只能借到1000美元，仅仅够要价的一半。他向药剂师恳求说他的妻子快死了，求求他便宜一点卖给他或者允许他以后再支付另一半的钱。但药剂师却说：“不行，我研制该药的目的就是为了赚钱。”因此，海因茨绝望了，他闯进了药店，为他的妻子偷了治病的药。海因茨应该这样做吗（P.17）？
柯尔伯格最初的被试是居住在芝加哥郊区的72名男孩。这些男孩分属于3个年龄组，即10岁、13岁和16岁。每个年龄组中有一半被试来自社会经济条件中下的家庭，而另一半则来自社会经济条件中上的家庭。在两个小时的访谈中，这些孩子表达的道德观点从50到150个不等。
下面是柯尔伯格所引用的四名不同年龄的儿童面对道德两难处境时所作的反应：
丹尼（Danny），10岁，就“弟弟的难题”作出以下回答：“一方面，他应该告诉爸爸事情的真相，否则的话，他的爸爸或许会生他的气，甚至会打他的屁股。另一方面，也许他应保持沉默，否则他的哥哥会揍他。”（P.12）
唐（Don），13岁，就“海因茨难题”作出以下回答：“药剂师的错。他是不公道的，索要高价且不顾别人的死活。海因茨爱他的妻子，并想救她。我认为任何人都会这么做的。我相信他不会被关进监狱。法官会全面看待这场官司，并明白药剂师是在漫天要价。”（P.19）
安迪（Andy），13岁，就“弟弟的难题”作出以下回答：“如果我爸爸事后发现了真相，他将不会再信任我；（反之）我的哥哥将不再信任我，但如果我不说出真相，我不会觉得太糟。”（P.20）
乔治（George），16岁，就“海因茨的难题”作出以下回答：“我不这样看，因为药剂师有权决定药的价格。我不能说海因茨确实是对的，尽管我猜想任何人都会为了妻子而这么做。他宁愿进监狱，也不愿看到他的妻子死去。在我看来，他有正当的理由这么做，但从法律的角度看，他是错的。至于究竟是对是错，我不能发表更多的意见。”（P.21）
基于这些陈述，柯尔伯格和他的同事界定了六个道德发展阶段并把孩子们的所有陈述分别归入其中某一个发展阶段。此外，被试作出道德判断的动机也有六种类型，它们与每个阶段一一对应。值得注意的是，柯尔伯格所描述的每个道德推理阶段都可以普遍适用于儿童可能面临的任何情境。尽管道德发展阶段无法预测一个儿童面对真实的两难处境时所采取的特定行动，但却能预测该儿童在决定一个行动所进行的推理过程。
结果
柯尔伯格把这六个发展阶段分成三种道德水平，具体参见表5—2。道德观念发展的早期被柯尔伯格称为“前道德水平”，该水平的特征是以自我为中心，看重个人利益。它包括最初的两个阶段：在第一阶段，儿童认识不到他人的利益，其道德行为是出于对不良行为将要受到惩罚的恐惧；在第二阶段，儿童开始意识到别人的利益和需要，但他们的道德行为是为了别人回报以同样的道德行为。这时，良好行为的本质是儿童为了满足自身需要而对情境施行的控制。
表5—2 柯尔伯格的道德发展六阶段
在道德发展到第二种水平时，习俗道德开始作为人际关系中个体角色认知的一部分发挥作用。在第三阶段，儿童的道德行为是为了达到他人对自己的期望并维持与他人之间的信任和忠诚的关系。按照柯尔伯格的观点，正是在此期间，黄金规则思维（golden rule thinking）开始出现，儿童开始关注其他人的感受；到了第四阶段，儿童开始意识到法律和秩序的存在，并表现出对法律和秩序的尊重。在此阶段的儿童从更大的社会系统的角度看待事物，并以行为是否遵纪守法为衡量好公民的尺度。他们对现有的社会秩序表示认同，并认为遵守法律的行为都是好的。
当一个人进入第三种水平时，他的道德判断开始超越现有的法律。在第五阶段，人们开始承认某些法律比另外一些法律好。现实中有合情不合法的事，也有合法不合情的事。处于此阶段的个体仍坚信，为了维护社会和谐，人们应该遵守律法，但他们也会通过特定的程序寻求对法律的修正。柯尔伯格声称，这一阶段的人在尝试整合道德和法律时将面临冲突。
最后，如果一个人达到了第六阶段，他或她的道德判断将建立在对普遍道德行为准则的信仰之上，当法律与道德准则相冲突时，个体将依据他/她的道德准则做出决策而不考虑法律。决定道德的将是个体内在的良心。柯尔伯格在本篇论文的研究以及以后的其他研究中均发现，只有极少数人能够完全达到第六阶段。他最后认为这种道德推理水平只能在具有道义感的伟大领导者身上发现，比如甘地、梭罗以及马丁·路德·金等。柯尔伯格认为：
道德的动机层面可以用被试在论证道德行为时所提到的动机加以界定。六种动机水平是彼此独立的，每一种动机都对应一种道德发展阶段，具体如下：（1）被他人惩罚；（2）对物品的占有或得到他人的奖励；（3）受到他人的谴责；（4）被公认的权威斥责并伴有罪恶感；（5）所在群体的尊重和不敬；（6）自我谴责。（P.13）
最后，柯尔伯格的道德阶段论至关重要的一点是：各种水平的道德推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发展的。为了验证这一观点，柯尔伯格将不同年龄儿童对两难问题的回答，按道德水平的发展阶段进行了分类。图5—2概括了这些发现。很明显，随着年龄的增长，儿童更多地使用高级阶段的道德推理来回答问题。其他的统计分析表明，学会使用每一阶段的道德推理能力对于更高一级道德阶段的发展而言是必不可少的。
图5—2 道德推理发展的年龄阶段
注：柯尔伯格解释，打*号的7岁组的数据来自12名附加被试。
资料来源：引自实验研究论文的第15页。
讨论
在柯尔伯格就他的研究结果所做的讨论中，他指出，这一新的概念体系阐明了儿童是如何主动地以一系列可预测的有序的阶段来对他周围的世界进行道德构建的。对儿童而言，这一过程不应被简单地视为成人通过口头解释和惩罚，将成人的道德准则同化和内化为儿童的一部分，而是一种儿童在与社会和文化环境的相互作用中发展起来的道德认知结构。按照这一观点，儿童不是在学习道德标准，而是在建构道德标准。这就意味着一个儿童在完成第一阶段和第二阶段的道德认知建构前，是根本无法理解和使用第三阶段的道德推理的。同理，一个人除非已经经历而且建构了前四个阶段的内在道德模式，否则他是不会使用属于第五阶段的基本人权的概念来解决道德两难问题的。稍后，我们将对柯尔伯格在该研究及其后续研究中所涉及的更深含义进行讨论。
批评意见及近期应用
自这一开创性研究以来的30年间，柯尔伯格对道德发展阶段论不断地拓展和修正的，同时也遭到了来自各方面的批评。其中最常被引用的一种批评是，即便柯尔伯格关于道德判断的观点是正确的，也并不意味着这些判断能被运用于道德行为。换言之，一个人心里想的和口头上说的或许不会反映在一个人的真实行动之中。很多研究已经证明，在道德判断和道德行为之间缺乏一致性。然而，另一些研究却发现二者之间确实存在关联。与此有关的一种有趣的研究方向认为，柯尔伯格在确定某人是否将依据他或她的道德判断而行动时，情境因素的重要性被大大低估了（参见Kurtines，1986）。该批评显然有一定的道理，柯尔伯格也承认他的理论只适用于道德判断。但柯尔伯格指出，情境力量或许有时会改变道德行为的事实，但这并不能否认柯尔伯格所描述的道德判断的发展进程。
另一种对柯尔伯格的工作的批评针对的是柯尔伯格道德推理六阶段的普遍适用性。这些批评者声称，柯尔伯格的六阶段论所提出的道德解释，只符合西方的个人主义社会。因此，它不适用于占世界人口大多数的非西方文化（参考本书研究28，Triandis关于不同文化之间的讨论）。为了捍卫柯尔伯格的道德发展阶段具有普遍性的观点，塞纳瑞（Snarey，1987）在27种不同的文化背景中完成了45项研究。在每项研究中，研究者都发现了他们的被试以相同顺序通过各阶段，没有颠倒现象的出现，而且第一阶段到第五阶段在被研究的所有文化中都普遍存在。不过有趣的是，在一些文化中（如中国台湾、巴布亚—新几内亚以及以色列等），某些道德判断无法纳入到柯尔伯格的六阶段中的任何一个中去，这些道德判断是建立在全社会的利益基础之上的。这种推理在美国被试中是无法找到的（参考本书研究28，Triandis关于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文化的研究）。
最后，第三方面的批评是基于这样的想法：柯尔伯格的道德发展阶段论或许不能同等地适用于男性和女性。对此提出质疑的代表人物是卡罗尔·吉利根（Carol Gilligan，1982）。她认为，女性和男性思考道德问题时所用的方式并不完全相同。她在自己的研究中发现，与男性相比，在做出道德决策的过程中，女性更多地谈论人际关系、对他人的责任、避免伤害别人以及人们之间保持联系的重要性。她把女性道德判断所依赖的基础叫作关怀定向（care orientation）。基于这种性别差异，吉利根认为，女性之所以在柯尔伯格的测验中得分偏低，是由于较低的道德发展阶段中涉及更多人际关系问题（如第三阶段，它主要建立在形成人与人之间信任和忠诚的关系的基础上）。另一方面，吉利根认为，男性是基于正义而作出判断的，而这更符合柯尔伯格所提出的高级发展阶段。她主张，这些道德取向并没有优劣之分，如果女性被判定为比男性处于更低的道德水平，那只是因为柯尔伯格的道德阶段论存在一种无意的性别偏见。
研究者大多无法为吉利根的观点提供证据。很多研究发现，使用柯尔伯格的研究方法并没有发现在道德推理上存在性别差异。对此，吉利根承认，尽管女性能够使用所有的水平进行道德推理，但在她们的现实生活中，她们不会作出相应的行为。相反，正如前面所讨论的，女性看重的是人际关系层面，这已经被研究所证实。一项研究表明，女孩愿意付出更多的努力去帮助另一个需要帮助的人，她们在关于移情的测验上倾向于获得更高的分数（参见Hoffman，1977年针对性别话题所作的全面讨论）。
柯尔伯格早期对道德判断的发展所做的研究不断被许多学科领域的研究所引用。不出所料的是，目前在法律和犯罪审判领域有相当一部分研究使用了柯尔伯格的理论模型。一项基于柯尔伯格理论的研究调查了妇女在怀孕期间酗酒对其孩子道德发展的影响（Schonfeld，Mattson & Riley，2005）。怀孕期间酗酒抑制儿童智力发育已有十分明确的证据，这项研究也发现那些在出生前接触酒精的儿童和青少年的道德成熟度低于对比组。根据柯尔伯格关于道德发展的阶段理论，当那些“接触酒精”个体正处于关注将自己的损失最小化时的初级阶段（如第二阶段），而对照组的个体已经发展到了关注他人和社会规范的阶段（第三阶段）（P.550-551）。
另一项引用柯尔伯格理论进行的研究考察了儿童所提供的目击者证词的准确性（Bottoms等，2002）。一些3~6岁的儿童在母亲的陪同下参加一个游戏活动。一半儿童被告知不可以玩室内的某些玩具。然而，当研究者离开后，这些儿童的母亲就鼓动他们去玩那些“禁止”的玩具，但是告诉他们“要保密”。一段时间后，研究者开始询问他们是否玩过被禁止的玩具。结果表明，“对于年龄较大的儿童来说，被告知保守秘密的儿童比没被告知保守秘密的儿童隐藏了更多信息。而对于年龄较小的儿童来说，保密的要求对他们陈述的内容不会有什么显著的影响”（P.285）。很多时候，儿童被要求为成人违法或有害的行为保密。了解多大的儿童能够领会保密的含义并能保守秘密，对于在诉讼中儿童目击证词的使用可能起到重要作用（见本书中Loftus关于目击证词的研究）。
结论
在行为科学领域内针对柯尔伯格的研究工作所展开的对话和争论持续至今（例如，Goodwin & Garley，2010），且明显呈现出继续下去的迹象。该理论的最终价值和重要性有待于人们做出更清晰的界定。但不管怎样，极少有关于人类发展的概念能像柯尔伯格的道德发展阶段论那样，引发如此众多的研究、思考和争论。而该理论的社会价值似乎已在柯尔伯格1964年所做的一段陈述中有所显现：
尽管任何道德教育的概念都认识到，父母不可避免地会把自己的行为准则和道德判断强加于儿童，但把道德教育主要限定在激发儿童自身道德判断的产生和对行为的控制却是可能做到的。我已经发现，有些教师劝诫13岁的少年不要作弊时是这样说的：“因为你抄袭的那个人的回答或许是错的，并且这样做的话对你没有任何好处。”这些少年中的大多数人后来都能提出更好的不作弊的理由……儿童很可能会抛弃那些低于他们道德发展水平的道德推理，他们同样也无法同化那些远远超出其道德发展水平的道德推理（P.4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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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20 让你愉快的控制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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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力”这个概念在心理学中看似微不足道，但它却是一个能对人类所有的行为产生极为重要影响的因素。我们在这儿所谈论的控制力并不是指控制别人的那种能力，而是指你所拥有的控制你自己生活和事件的个人力量。这种能力与你对自我力量的感觉以及在各种情形下个人选择的有效性有关。人们大多认为自己至少能控制其个人的意愿。生活中，你做过不少选择，有好有坏，正是它们引领你成为今天的你。也许你未曾认真地思考过这些，事实上你在生活中所做的选择比你想到的要多得多，你每天都在选择或决定自己的行为。当你的控制力受到威胁的时候，你就会出现负面情绪（生气、狂怒、愤慨），并会以某种行为来反抗，以此来恢复你的个性自由。如果有人告诉你，你必须做某件事，你很有可能就会拒绝他，或是朝相反的方向去做，这已是太平常的事了。或者，反过来讲，如果我们禁止某人做某些事，他们反倒会觉得被禁止的活动比以前更有吸引力（还记得罗密欧和朱丽叶吗），这种反对任何限制我们的自由、阻止我们的愿望的倾向被称为“阻抗”（reactance）。
如果我们对控制个人环境的需要与人类本性同样重要，倘若你丧失了控制力，且再也无法将它找回来，你认为结果会怎样？你很可能会经历以焦虑、气愤、狂怒、沮丧、无助甚至是以生理疾病为形式的压抑状态。研究表明，当人们处在压力情境中时，如果他们相信自己对这一应激事件能够有所控制，那么压力情境的负面影响就会减少。例如，在拥挤的电梯里，有人愿意站在靠近控制板的地方，那样他们会觉得电梯不那么挤，也不感到焦虑。不管他们是否掌控“逃跑”，他们认为自己比这个环境中的其他人更具有控制力（Rodin，Solomon，& Metcalf，1979）。另外一项众所周知的研究表明，当人们发现他有能力控制住一种紧张情况时，那他的压力会减少很多（参考Glass & Singer，1972）。例如，让被试暴露于突然的强噪音中，然后要他们完成问题解决的任务。其中一组被试不能控制噪音，而主试告诉另一组被试，他们可以在任何时候按压按扭以停止噪音。然后，又嘱咐他们如果可以不按压的话就尽量别按压。没有控制力的那组被试任务完成情况明显要比那些相信自己可以对噪音进行控制的被试差得多。另外，在后一组中实际上没有被试按压过按扭，所以他们暴露于噪音的时间与无控制力的那组被试一样多。
所有这些归结起来就是，当我们拥有控制力时，我们便是更快乐和更有成就的人。不幸的是，在我们的社会中，许多人都会经历这样一个阶段，他们丧失了这种控制力量，连对自己的生活做出最简单的选择也会受到限制，这个生活阶段就叫作“老年”。我们许多人都曾听说过或直接接触过健康状况突然恶化的老年人，他们对退休和疗养院都十分警惕，因为这时他已经被当作一个老年人了。许多疾病如结肠炎、心脏病以及抑郁症等都与在疾病发生之前所产生的无助感、失控感密切相关。老年人进入疗养院后，他们必须忍受的最困难的转变之一就是，放弃对自己日常生活的控制力，这便影响了个人对自己命运的选择。在我们思考这个研究之前，兰格和罗丁一直在研究控制力的问题，他们决定把这些观点放进真正的养老院环境里来进行检验。
理论假设
如果一个人在生活中丧失了对自己负责的能力，往往会引起他的不快，并危害他的身体状况，那么提高人的控制力量就会有截然相反的结果。兰格和罗丁想通过增进一组疗养院老人对自己负责的能力和选择权，来直接验证上述理论观点。以前人的文献和自己的前期研究为基础，他们预测如果给病人以控制感，将明显提高他们的心理警惕性、活动水平、生活满意度以及其他可测量的行为和态度。
方法
被试
兰格和罗丁与康涅狄格州的一个名叫阿登屋（Ardn House）的养老院进行合作。这个疗养院被康涅狄格州评为这个地区最好的疗养单位之一，它能提供高质量的医疗服务、娱乐设施和居住条件。该养老院共四层，规模大而又现代化。总体而言，这个疗养院里的老人身心健康状况相近，有相似的社会经济背景。新成员进入疗养院后，就被安排在一间基本设施齐全的房间里。因而，整个疗养院里，老人的基本状况大体而言是相同的。随机挑选两层楼，让住在这两层楼里的老人分别接受两种实验处理。四楼的老人（8男，39女）接受了“责任感提升”的训练，二楼的老人则作为对照组（9男，35女）。91名被试的年龄跨度为65岁到90岁。
过程
疗养院的管理人员同意辅助研究人员在两种实验条件下进行工作。管理人员是一名33岁的男性，他性格外向、友好，每天都要与老人们打交道。他给那两层楼的老人开了个会，告诉他们一些有关疗养院的新信息。他把两条信息分别传递给了这些老人，表示疗养院会把他们的生活安排得尽可能舒适而令人满意，还说明了他们能够享受的几种服务。但两组被试得到的信息是有重要差别的。
“责任感提升”组（4楼的老人）得到的信息是，他们有照顾自己的责任，并有权决定如何安排自己的时间。他的具体说明是这样的：
你们可以决定自己房间的设施布置——无论你是希望它就像现在这样，还是希望工作人员帮你再重新布置一下……你有责任让我们知道你的意见，告诉我们你想做什么样的改变，告诉我们你所希望的事情。另外，我想利用这个机会送给你们每人一个由阿登屋疗养院准备的礼物（工作人员拿着装满小植物的盒子来到老人面前。所有老人要做两个决定：第一，他们是否想要植物；第二，选择一种自己喜欢的植物。结果，所有的老人都给自己选了一种植物）。这些植物是你们的了，请你们自己照顾好自己的植物。
最后还有一件事我想通知你们，那就是下周四、周五的晚上我们将各放映一场电影。如果你想看的话，请在两天之中选择一天（P.194）。
对控制组（2楼的老人）说，疗养院多么希望使他们的生活更充实、更有趣。他的说明如下：
我们希望你们的房间能尽可能地舒适，并且我们也已尽力为你们作了这样的安排。我们希望你们在这儿能感到高兴，我们的责任就是给你创造一个幸福的家，让你能为它而感到自豪，我们将尽全力在各个方面帮助你们。
另外，我想利用这个机会送给你们每人一个由阿登屋疗养院准备的礼物（护士拿着装小植物的盒子走了一圈，发给每位老人一棵植物）。这些植物就是你们的了，护士会每天替你们给植物浇水照顾它们。
最后还有一件事我要通知你们，那就是下周四、周五的晚上我们将各放映一场电影。稍后将会通知你们安排哪一天去看（P.194）。
三天之后，这名管理人员到每位老人的房间里又去了一次，并重复了同样的信息。
不难看出，这两种信息之间存在着重要的差异：实验组的被试（四楼的老人）在生活中有进行选择的机会，用多种方法调节自己的生活；而对于控制组的被试（二楼的老人）而言，虽然其他因素与实验组基本相同，但他们收到的信息是，将由疗养院来代他们做出大部分决策。这一实验过程持续了三个星期（应该注意的是，四楼老人所拥有的控制力水平，是所有居住在这个疗养院中的人都能获得的。在这个实验中，研究者只是对实验组重申他们所拥有的这一控制力，并使他们更清楚这一点）。
测验结果
在这项研究中，研究者运用了数种测量方法（因变量）来了解不同的责任状态是否会产生不同的结果。他们运用两份问卷进行了两次施测，一次是在管理员召开会议前的一周，另一次是在召开会议的三周后。其中一份问卷由老人们填写，主要内容涉及对自己控制力的评估，及在疗养院生活的快乐程度和活动水平。另一份问卷由各层楼的护士（她们并不清楚研究者在进行实验）填写，问卷要求她们用10点量表评估老人们在快乐、机敏、依赖、社交、活力等方面的水平，并记录下他们的饮食和睡眠习惯。另外，还有两个测验测量的是老人的实际行为表现：其中一项记录的是老人在第二周出席电影观摩的情况；另一项以竞赛活动的形式出现，研究者让老人们猜测在一个大坛子里共有多少粒果冻豆，想参加的人只需在一张纸条上写下他们的名字和猜测结果，并将纸条放入坛子旁边的一个盒子里即可。
结果
表5—3展示了两份问卷的调查结果。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出，两组被试的差异是非常明显的，其结果支持了兰格和罗丁的预测，即选择的机会和个人的控制力能产生积极的作用。责任感提升的那组被试报告说他们觉得自己比对照组的被试更快乐，更富有活力，而且访谈者对他们机敏程度的评定也高于对照组的评定，所有这些差异在统计上都具有显著性。更显著的差异可从护士的评定结果中看出。记住，护士对老人进行评定时对实验一无所知，这样做是为防止她们在评定时产生偏见。他们证实，责任感提升组的被试在三个星期的实验过程后，其情况有显著的提高。与此同时，可以看出对照组的总体情况有所下降。事实上，“实验组中93%的被试（一人除外）的状况都得到了提高，而对照组却只有21%的被试（6名被试）的状况向积极方面变化”（P.196）。四楼的老人与别人的接触增多，与各类工作人员长时间地交谈。另一方面，责任感提升组的被试几乎很少从事一些被动性的活动，如仅在一旁观看工作人员的工作。
表5—3 问卷调查结果一览表
对行为的测量结果，进一步支持了控制力的积极作用。很明显，实验组中有较多被试出席了电影观摩。而在此前一个月，研究人员也放映过一场电影，但当时这种差异却并未显现出来。此外，虽然猜果冻豆比赛对于科学研究来说，似乎有点可笑，然而我们所得到的结果却非常有趣：有10位四楼的老人参与了这项游戏，但是二楼却只有1位老人参与了该游戏。
讨论
根据他们的研究，并结合其他人的早期研究，兰格和罗丁指出，对于一个被迫放弃控制力与自我决策权的人，如果我们给他一种较强的自我责任感，那么他的生活质量便会提高，生活态度会变得越发积极。对于这项研究的实际应用价值，作者简洁明了地指出：
为了改变那些真正减少老年人责任感或使老年人感到责任感降低的环境因素，我们可以建立也应该建立一些机制。而且，这项研究以及大量的文献资料显示，衰老和机敏性的降低不总是因年老而导致的不可避免的结果。事实上，研究表明，通过让老年人重新获得决策权和胜任感，一些因年老而引起的消极因素是可以被延缓、逆转或者防止的（P.197）。
研究发现的意义和后续研究
这些研究者在同一个疗养院，用同样的被试所做的后续研究也许能为这项研究结果的重要性提供最好的证明（Rodin & Langer，1977）。第一项研究结束的18个月之后，兰格和罗丁又返回阿登屋疗养院作进一步的跟踪调查，以了解责任感提升条件是否存在长期效应。对于依旧住在该养老院的老人，由养老院的医生和护士对他们进行评估。此外，该文的作者之一（J.罗丁）与这些老人作了一次有关心理学和衰老的特殊讲座。对参加这次讲座的上次实验的被试人数进行了记录，并记录了提问的问题类型和频率。
护士对老人们的评估结果显示，责任感提升组的情况仍明显优于对照组。实验组的总平均数（把所有评定结果加起来，再计算平均分）是352.33，而对照组是262.00（统计差异极为显著）。从医生那里得到的健康评定值也表明，实验组的整体健康状况有所上升，而控制组则有轻微的下降。虽然在参加讲座的人数方面，两组没有显著差异，但大多数问题是由责任感提升组提出的，且其内容大多与自由和独立有关。在所有的研究结果中，最重要的发现也许是，在这18个月的间隔当中，有30%的对照组被试离开了人世，而在实验组中这个比例仅为15%。
对本项研究的一个重要批评意见，是由兰格和罗丁他们自己提出的。无论在何种情境下，只要涉及被试的身心健康，研究者都应从伦理道德的角度，十分慎重地对待干预的后果。我们在实验中使老年人重新获得了各类控制力，而在实验结束后，他们又失去了这些能力，这是危险而不道德的。在舒尔兹（Schulz，1976）的一项研究中，研究者让疗养院中的老人在大学生采访期间拥有程度水平不等的自主权。那些自主水平最高的人，无论在什么时候接受访问，无论被访问多久，都明显地表现出功能上的提高，这与兰格和罗丁的发现完全一致。然而，研究结束后，大学生们不再继续拜访老人（这里的部分原因是由于研究人员的疏忽）。这就导致了实验组比那些从未经历过控制力增加的被试衰老得更快。在兰格和罗丁的研究中，这个现象没有出现，因为老人对日常生活决策的总体控制感已经培养出来了，所以这一积极的变化能持续产生积极的结果。
近期应用
正如我们在前面所提到的，在人丰富多彩的一生中，个人的力量和控制力是一个非常关键的因素。这种潜力丧失之后，人也就进入了老年。兰格和罗丁的研究以及朱迪斯·罗丁（参见Rodin，1986）的一系列后续研究都清楚地说明了，人所拥有的控制力越多，其老年化过程就越快乐、越健康、越平稳。今天，养老院、国家养老机构认证部、医院以及其他一些机构都意识到了这一点，他们对老年人不断给予鼓励，并增加他们进行自我选择的机会、提高个人的力量和控制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