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章所关注的话题是我们内心的动机和情绪体验。很多非心理学家对用科学的方法探索这些问题感到困难重重。人们普遍认为，情绪和动机只是偶尔发生的，我们不能对其进行完全的控制，而且它们是与生俱来的一种本能。然而，心理学家们一直对情绪的产生以及人的行为动机怀有浓厚的兴趣。情绪和动机对行为的产生具有强有力的影响，而且在这一领域已有大量的研究成果，它们帮助我们更深刻地理解情绪和动机这两种心理现象。
本章的第一项研究也许会令人感到惊讶，这是马斯特斯（Masters）和约翰逊（Johnson）在20世纪60年代开展的有关人类性反应的研究。该研究之所以被收录在此，是因为人类的性感受和性行为受到情绪的强烈影响，而且它们本身也被视为是强有力的动机力量；第二项研究极负盛名且引人注目，它考察情绪的外部表达——面部表情，并得出了人类所拥有的基本面部表情具有跨文化的一致性结论；第三项研究探讨了极端情绪或所谓的“应激状态”对人体健康的影响；第四项研究使我们有机会领略动机研究领域最著名的实验之一，它首次证明了一个被称为“认知失调”的心理现象的存在。
研究21 性动机
Masters, W.H., & Johnson, V.E.(1966).Human sexual response.Boston: Little, Brown.
你或许并不认同人类的性行为和心理有密切关系的说法。很多人可能从逻辑上把性行为的研究划入生物学或生理学的学科范畴。这些学科的确在很多方面与性行为研究有关，并且主要是研究动物的性行为。然而，就人类而言，性毫无疑问是一种心理事件。仔细想想，性吸引、性欲以及性功能等都主要取决于人的心理。如果你对此存有疑义，请考虑一下以下几个显而易见的事实：你知道大多数人发生性行为的原因不仅仅是为了繁衍后代，更多的是心理方面的。此外，人类是地球上唯一受性问题困扰的物种，这些问题有性欲的压抑、性高潮缺乏、阳痿、早泄、阴道痉挛等。它们通常都涉及心理方面的原因。
但是，在讨论该项研究之前，我们应该知道，行为带来的欢愉以及对性问题的成功治疗离不开我们对性行为运作方式的清晰而完整的认识，即与人类性反应有关的生理学知识。这正是马斯特斯和约翰逊准备研究的问题。
在20世纪60年代以前，对人类性行为最具权威的研究工作当数20世纪40年代末、50年代初由阿尔弗雷德·金西（Alfred Kinsey）对美国人所做的大规模调查。著名的《金西性学报告》（Kinsey Reports），包括《男性性行为》（Sexual Behavcior in the Human Male）（1948）及《女性性行为》（Sexual Behavior in the Human Female）（1953），向数千名美国男性和女性询问了他们的性行为和性态度，内容涉及性交频率、手淫习惯以及同性恋经历，等等。随着这些调查报告的陆续发表，我们忽然有了一种衡量自己性生活方式的标准。金西的研究报告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探索人类性行为的独特视角，直至今天，这些数据仍作为性行为的统计信息而为人们广泛引用。然而，虽然金西的研究是具有重大意义的，但是他的研究仅仅提供了人类性行为的内容，而在性行为的过程细节以及性困扰的处理方面留下了很大的空白。
于是，马斯特斯和约翰逊这两个名字已经成为人类性行为研究的同义词，并且为世界上数以万计的人们所熟知。20世纪60年代初，美国发生了一场现在被称为“性解放”的革命运动。剧烈的社会变革使人们能公开、坦率地对以前讳莫如深的性行为进行科学探索。直到20世纪60年代，根深蒂固的维多利亚式的价值观使人们对性遮遮掩掩，它成了不宜公开讨论的隐秘话题，更不用说加以研究了。所有这些都会使马斯特斯和约翰逊研究计划失去所有的社会支持和经济支持。但随着人们开始公开承认自己是具有性感受和性欲望的个体，社会不仅认可马斯特斯和约翰逊对此问题的研究，而且也需要这种研究。因此，原有的统计资料已不能满足人们的需要。人们开始乐于了解自己面对性刺激时的生理反应。
正是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马斯特斯和约翰逊始研究人类的性反应。他们的早期研究正是本文讨论的主题。尽管他们的研究工作是在30年前进行的，但它现在仍然是有关人类性反应的生理学知识的基础。
理论假设
马斯特斯和约翰逊研究的最重要假设是：为了理解人类的性活动，我们必须研究人们对性刺激做出的真实反应，而不仅仅是人们自己报告或以为的性体验。
他们指出，该理论的目的之一是为了心理治疗，即帮助人们克服他们可能正在经历的性问题。马斯特斯和约翰逊对他们的这一目标做了如下描述：
有关人类性行为的理论基础，只有在解答了下面两个问题之后，才能真正建立起来。这两个问题是：当男性和女性对有效的性刺激作出反应时，他们的身体发生了什么样的反应？当男性和女性对有效的性刺激作出反应时，为什么他们会作出这样的反应？如果医学工作者要对性功能缺陷者进行治疗的话，他们必须对这些基本问题做出令人满意的解答（P.4）。
在这一研究目的的基础上，马斯特斯和约翰逊还指出，能够获得上述问题答案的唯一方法便是对男性和女性性反应的各个阶段进行直接、系统的观察和生理测量。
方法
被试
正如你想象的，这样一个研究课题所遇到的第一个困难就是寻找被试。该研究要求被试愿意在实验室里从事性活动，同时接受严密的观察和监控。研究者担心这样的要求会导致根本找不到愿意参加研究的被试，而且很难保证所找到的被试在统计学上能够代表人类这一总体。研究者担心的另一点是，陌生的实验室环境可能使自愿参加该研究的被试不能以他们通常的方式作出反应。
在他们研究的早期阶段，马斯特斯和约翰逊雇用卖淫者作为被试。做出这一决定的原因是由于他们推测来自于一般的和典型的生活方式的个体会拒绝参加该项研究。8名女性和3名男性卖淫者接受了近两年的全面研究。研究者们认为，从这最初的11名被试身上所获得的研究数据，对完善整个研究的研究方法和技术起了关键性的作用。
但是，这些被试对人类性反应的整体研究而言并不适宜。这是因为他们的生活方式和性经历与普通人还是相去甚远的。所以，研究者们深知，从这些被试身上所获得的任何结果不能确定无疑地推论到一般人群上去。因此，有必要获得一个更具代表性的研究样本。和他们最初的预测相反，研究者发现，寻找具有代表性的被试并不像他们先前想象的那么难。
通过与某大城市一个地区的一些学术、医疗机构的联系，马斯特斯和约翰逊找到了大量具有不同社会经济地位和教育水平的志愿者来参加这项研究。表6—1概括了最终被选为被试的志愿者在年龄、性别以及受教育水平等的人口学特征上的分布情况。所有的志愿者都接受了详细的访谈，以确定他们参加该研究的动机以及在性反应问题上与研究者沟通的能力。这些候选被试也都同意参加一次体检，以确定他们生殖能力的常态指标。
表6—1 被试的年龄、性别和文化程度等特征的分布情况
程序
为了仔细地研究人类性活动和性刺激过程中的生理反应，研究人员有必要设计出极为精密的观察测量方法，其中包括对脉搏、血压、呼吸频率等生理反应的标准化测量。此外，还要观察和记录特定的性反应。为此，“被试在各个时段的性活动将包括各种人工操纵和机械操纵，男性被试与其女伴以仰卧、跪式或最习惯的姿势进行自然的性交，女性被试则以仰卧或跪着的姿势进行人工操纵的性交”（P.21）。这就意味着，研究者不仅观察和测量被试以各种姿势进行的自然性交，而且还要观察和测量在人工或机械装置的帮助下所进行的手淫活动，这些机械装置是为对被试的反应进行清晰的记录而专门设计的。
这些由物理学家设计的特殊装置主要是由塑料制成的透明人造阴茎，这些人造阴茎可以帮助研究者进行真切的内部观察。人造阴茎可以根据女性感觉舒适与否来调整大小，而且在整个反应周期内完全由女性被试控制其在阴道中插入的深度和活动频率。
被试的适应和舒适感
不难想象，所有这些期望、观察和装置都可能会使很多被试产生实际的情绪困扰。马斯特斯和约翰逊也的确意识到了这一点。为了帮助被试在整个研究过程中始终处于舒适的状态，他们保证：
在研究开始之前，研究者先在私下里积极鼓励被试的性活动，然后被试的性活动在调查组成员在场的情况下继续进行，直到被试在实验环境中泰然处之。……只有当被试在他们的环境中感到很安全，而且相信自己能够完成研究任务的时候，研究人员才对他们的反应进行记录。这一训练阶段是为让被试对研究的单纯性和研究承诺的匿名方式建立信任感（P.22—23）。
有些被试只参与了一段时间的研究便退出了实验，而另一些被试则积极参加了长达数年的研究。在这项研究中，马斯特斯和约翰逊估计他们共观测了约10000个完整的性反应周期，其中女性和男性的数量之比是3∶1。换言之，“至少有7500个完整的性反应周期是由女性被试在各种研究程序中完成的。相反，男性被试的性高潮（射精）经历的研究数据至多仅为2500个”（P.15）。
结果
马斯特斯和约翰逊从该研究中发现了与人类性反应有关的极为有价值的信息。稍后我们将对这些发现的精华部分进行概括。不过，另一个值得人们牢记的方面是，他们从被试那里所得到的研究数据几乎适用于每一个人。当然，在人类整体中总会存在一些罕见的例外、异常或变态反应，但除了这些极个别的现象外，每个人对性刺激的生理反应都是极为相似的。这一事实致使马斯特斯和约翰逊的这一研究的价值无法估量。它为改善每个人的性生活提供了可能。当你读到他们早期的发现时，不应忘记，他们并未研究与人类性活动有关的态度、情绪、价值观、道德、偏好、适应性或喜恶。很明显，这些都是因人而异的，而且这种个体差异造就了人类性行为的极大的、甚至是不可思议的多样性。那就让我们见识一下马斯特斯和约翰逊的这些最具影响力的研究发现吧！
性反应周期
在研究了大约10000个性行为案例后，马斯特斯和约翰逊发现，人类的性反应可以分为四个阶段，并将其命名为“人类性反应周期”。这些阶段依次为兴奋期、持续期、高潮期和消退期（参见表6—2）。虽然两位心理学家在自己的著作中承认这些阶段是人为划分的，但这种划分使得对性反应的讨论变得更加容易和清晰。如今，学术界或专业领域在对人类性反应进行讨论时，无不参考这四个反应阶段。尽管男性和女性在性反应上存在一些差异（这一点我们将稍后加以讨论），但男性和女性在性行为中都要经历相同的四个阶段。
表6—2 性反应周期的四个阶段
性解剖学
马斯特斯和约翰逊对该项研究的伟大贡献之一便是揭开了人类性行为的神秘面纱。研究者试图纠正在性的解剖学知识方面存在的普遍误解，特别是对阴茎和阴道的分析。有史以来，男性最常见的性担忧便是阴茎的大小问题。马斯特斯和约翰逊研究了很多阴茎，且最终找到了该问题的科学答案。他们称这种困扰为“性器误解”（phallic fallacies）。男性通常为这两个问题而苦恼：（1）阴茎越大才越能满足女性的需求；（2）他们怀疑自己的阴茎太小。马斯特斯和约翰逊对他们在研究中测量到的阴茎平均大小进行了讨论，并表明上述想法是被误导的结果，而且解释了阴茎和阴道在两性性交过程中的机能。
研究者发现，在80名男性被试中，松弛状态下，阴茎长度的正常范围是从2.8英寸到4.3英寸，其平均长度大约为3英寸。在勃起状态下，阴茎长度的正常范围是从5.5英寸到近7英寸，其平均长度大约为6英寸。这些数字明显小于人们传统观念中所认为的大阴茎和小阴茎的长度。但更令人惊奇的是，当研究者测量勃起阴茎的长度时，他们发现松弛状态下较大的阴茎并不预示着它在勃起时也更大些。事实上，总体而言，他们发现松弛状态下较小的阴茎在性兴奋时比松弛状态下较大的阴茎有更大的变化幅度。看一看下面的平均数值，松弛状态下3英寸长的阴茎可以增加到6英寸，而松弛状态下4英寸长的阴茎只增加了大约2.5英寸并最终达到6.5英寸。为了进一步说明这一发现，马斯特斯和约翰逊报告了所观察到的在松弛状态和勃起状态下变化幅度最大和最小的阴茎。一位被试的阴茎在松弛状态下长度是2.8英寸，其勃起状态下的阴茎长度增加了3.3英寸，总长度达到了6.1英寸。另一名被试的阴茎在松弛状态下是4英寸，勃起时仅增加了2.1英寸，其最终长度同样也是6.1英寸。
比以上这些阴茎的测量更重要的是女性的性快感和性满足取决于阴茎大小的观念。正像他们书中的“对阴道的误解”一节所说明的那样，研究发现，以上这种观念是毫无根据的。在使用上述人造阴茎技术所做的观察中，他们得出结论，阴道是一种足以容纳大小不同阴茎的极富弹性的器官。“不管阴茎的大小如何，阴道总能在阴茎最初的几次抽动中使阴茎充满阴道”（P.194）。此外，他们发现，在性反应周期的持续阶段（见表6—2），阴道口的内壁膨胀起来，足以紧紧缠绕住任何大小的阴茎。因此，作者的结论是“显而易见，阴茎的大小在对女性的性刺激上通常只是个无足轻重的因素”（P.195）。
性反应上的两性差异
尽管男性和女性在性反应周期上存在很多相似之处，但马斯特斯和约翰逊也发现了一些重要的差异。他们发现的最著名且最具革新意义的差异涉及性反应周期的高潮阶段和消退阶段。高潮阶段过后，男性和女性都进入消退阶段，此时性紧张迅速降低，性器官还原为以前未唤醒的状态（这就是所谓的消肿）。马斯特斯和约翰逊发现，此时男性存在一个不应期，即在此期间，不管他所受到的性刺激的类型或数量如何，他在身体上都不能经历另一次性高潮。这一不应期可以持续几分钟，几个小时，或者甚至是一天，而且随着年龄的增长，不应期所持续的时间有不断延长的趋势。
马斯特斯和约翰逊发现女性并没有明显的不应期，而且在有效的刺激下，女性能够在第一次性高潮后紧接着经历一次或多次性高潮，且不失去任何性唤醒的能力。和男性的情况不同，在性交过程中女性“能够使自己的性高潮体验持续相对更长的一段时间”（P.131）。
尽管对很多女性而言，这种多次性高潮的能力已不是什么新闻，但这并不广为人知。在马斯特斯和约翰逊的研究以前，人们普遍相信男性有更强的性高潮能力。因此，这一发现与马斯特斯和约翰逊的其他很多发现对人们所持有的男女性行为方面的文化和社会态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值得注意的是，尽管女性在生理上能够体验多次性高潮，但并非所有的女性都会去寻求或甚至渴望多次性高潮。事实上，很多女性从未体验过多次性高潮，但也非常满意自己的性生活。此外，很多体验过多次性高潮的女性称，一次性高潮就能使她们感到满足。就性行为的生理和情绪方面的满意度而言，个体之间的差异是相当大的。马斯特斯和约翰逊试图继续探讨性行为的生理反应的全部可能性。
批评
对马斯特斯和约翰逊早期研究的大部分批评主要是：（1）他们对性反应四个阶段的划分过于武断；（2）他们几乎没有讨论性行为的认知和情绪方面的内容。马斯特斯和约翰逊在他们的早期著作中对这些批判也都有过回应。
如前所述，两位作者已充分意识到他们对反应周期的划分纯粹是人为的，但这些划分有助于人们研究和解释人类性反应的复杂过程。多年来，其他的研究者提出了不同的阶段理论。例如，海伦·辛格·卡普兰（Helen Singer Kaplan，1974）提出了一个包括欲望、血管充血（生殖器的饥渴状态）和肌肉收缩（性高潮）的三阶段模型。这些阶段反映了卡普兰的信念，即在任何性刺激开始之前，对性反应的分析应该始于性欲的产生，而且她认为在兴奋期和持续期之间没有必要做明确的区分。她对性欲的强调引发了对马斯特斯和约翰逊早期研究的另一种主要批评意见，即他们的研究缺乏对性反应的心理因素的关注。
然而，马斯特斯和约翰逊再次明确指出，检测性行为的心理因素并不是他们此项研究的目标。不过他们相信，全面了解与性行为有关的生理知识对完满的性生活而言，绝对是一个先决条件。而且，他们后来还出版了涉及人类性行为的心理和情绪方面的著作，并在其中对这个问题作出了令人信服的论述。
最后，自马斯特斯和约翰逊的第一部著作问世以来的三十多年间，一直有研究者对他们把这些研究发现推论到所有人身上的可行性持有怀疑。例如，有研究发现一小部分女性也有不应期，在此期间，她们不能体验性高潮，此外也有一小部分男性能够体验多次性高潮，其间几乎不存在不应期。此外，虽然射精一向被认为是男性的专利，但最近研究发现，在某些情况下，一些女性性高潮时也会射精（参见Zaviacic于2002年对该研究的讨论）。
近期应用
在此，要想从每年参考马斯特斯和约翰逊早期研究的出版物中寻找具代表性的一部分，并将其罗列出来，这似乎是不可能的。这些出版物涉及的范围很广，从有关性的核心教科书（参见Hock，2007；McAnulty & Burnette，2004）到在心理学和性行为杂志中处于前沿的文章。
此外，如你所料，马斯特斯和约翰逊的模型过去和现在都饱受争议。目前，主要的争论点仍然围绕着性反应四阶段模型是否如研究者所认为的那样，适用于所有男性和女性。
有一项研究结合了基马斯特斯和约翰逊的开创性研究，针对女性性生活满意度，在全国范围内实施了问卷调查，被调查者为近1000名年龄在20~65岁之间的异性恋女性（Bancroft等，2003）。该研究的目的是调查女性性问题是否被视为与男性的相似，以及什么药物治疗能对女性有效。在这一方面，一些治疗勃起障碍的药物（例如伟哥、艾力达、西力士）已经对男性有明显疗效。该研究发现性反应的生理表现（唤起、阴道润滑、高潮）与被调查者的性烦恼之间并没有较高的相关：“总体上讲，与女性性生理反应障碍相比，在性交过程中缺乏幸福感和负性情绪体验会对女性的性困扰起到更加决定性的作用。虽然我们没有男性在此方面的直接对应数据，但我们可以预测该模式会有不同，对男性而言，生殖器的反应会更加重要。”（Bancroft et al.，2003，P.202）换言之，女性最普遍的性问题的解决方法远比一粒“粉色药片”复杂得多。
实际上，在2000年，由12名女科学家、研究人员和临床医生组成的研究队伍采用新的研究方法来探讨女性的性问题。她们认为男性和女性之间在性问题上不同之处多于相似之处，同时认为马斯特斯和约翰逊的四阶段模型在描述、解释和治疗女性的性问题上是无效的（参考Tiefer，2001）。这种关于女性性问题的新观点声称：“女性的阶段数并不恰好等同于马斯特斯和约翰逊模型。比如女性通常不能区分欲望和刺激，女性对生理刺激的关注比对主观唤醒要少。”（Tiefer，2001，P.93）研究人员指出马斯特斯和约翰逊的模型在很多方面将男性和女性的性反应等同看待，从而忽略了理解女性的性问题必需的重要因素。这其中包括性反应发生时间和女性的性反应模式的个体差异之间的关系。更独特的是，他们认为女性面临的性困扰需要建立一个分类系统，这个系统应包含文化、政治和经济背景（比如性教育或避孕措施的缺乏）、女性的伴侣和关系问题（如对虐待的恐惧、力量失衡和整体的不协调）、心理因素（比如以往的性创伤经历、抑郁和焦虑）以及医学因素（如激素失衡、性传播疾病和药物的副作用）等。
感谢马斯特斯和约翰逊所做的大量工作，使我们对包括人类性愉悦和性反应在内的生理过程的理解与前半个世纪相比，前进了一大步，但是仍有大量问题有待研究。毋庸置疑，在以马斯特斯和约翰逊开创性的工作为背景下，相关研究会继续进行，我们关于人类性反应的视野也会逐渐变宽。
结论
马斯特斯和约翰逊于1971年步入结婚殿堂。在接下来的二十多年里，他们作为一个小组，继续进行相关工作和发表文章。在1992年，由于在研究方向的分歧日趋增加及退休的原因，这对夫妇离婚了，约翰逊也随之退休了。马斯特斯一直担任着圣路易马斯特斯和约翰逊研究院的院长直到1994年退休。他于2001年2月16日死于帕金森症，享年85岁。
让我们回到本讨论的开头部分，马斯特斯和约翰逊研究的主要目的是要探讨性功能不全的问题，以便帮助人们解决它们。毫无疑问，他们达到了这一研究目的。几乎所有的性治疗，从勃起问题、性高潮缺乏到早泄、性唤醒困难等，都是建立在马斯特斯和约翰逊的研究的基础上的。马斯特斯和约翰逊为我们理解和研究人类性行为作出了难以估量的贡献。最近，人们对有关性知识的教科书进行调查后发现，和其他的研究者相比，马斯特斯和约翰逊的研究被引用的次数更多，所占篇幅也更多。除此之外，在《人类的性反应》（Human Scxual Response）一书出版后的数十年间，马斯特斯和约翰逊继续着他们的研究工作，并将其研究发现应用到帮助人们实现性生活和谐的实践当中。在他们的处女作问世4年后，他们又出版了《人类的性机能障碍》（Human Sexual Inadequacy）一书（1970），该书包括他们的早期研究，且直接将其成果应用于解决性问题上。我们可以从他们随后出版的一系列著作中发现他们不断前进的脚印，这些著作包括：《快乐的结合》（The Pleasure Bond，1970）、《同性恋观》（Homosexuality in Perspective，1979）、《人类的性行为》（Human Sexuality, 5/e，1995）、《危机：艾滋病时代的异性性行为》（Crisis: Heterosexual Behavior in the Age of AIDS,1988）、《马斯特斯和约翰逊论性与人类的爱情》（Masters and Johnson on Sex and Human Loving，1986）、《异性恋》（Heterosexuality，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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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aviacic, Milan (2002).Female urethral expulsions evoked by local digital stimulation of the g-spot: Differences in the response patterns.The Journal of Sex Research, 24, 311-18
研究22 我能读懂你的面部表情
Ekman, P., & Friesen, W.V.(1971).Constants across cultures in the face and emotion.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17，124-129.
如果你想到一些有趣的事，你的脸上会浮现出什么表情？再回想一下过去的伤感经历。你的面部表情会发生变化吗？答案是肯定的。毫无疑问，你能意识到特定的面部表情是与特定的情绪相对应的，而且在大多数情况下，你能通过某人的面部表情识别出他此时此刻的情绪情感。现在设想一下，如果一个人来自另一种文化背景，如罗马尼亚、苏门答腊，抑或蒙古，你还能借助他们的面部表情成功地识别他们的情绪状态吗？换句话说，你是否相信表现情绪的面部表情具有普遍性？大多数人相信他们能够辨认来自异域文化的人们的面部表情，但当他们考虑到异域文化与他们自身的文化差异悬殊时，又会变得犹豫不决起来。试想，不同文化在动作手势、个人空间、礼仪规范、宗教信仰以及态度等方面是多么不同。所有这些差异都会影响人的行为，因此，如果有任何人类特征（包括面部表情）在所有文化中是完全一样的话，那该是多么不可思议啊！
在面部表情研究领域，保罗·埃克曼（Paul Ekman）是站在最前沿的卓越研究者。他的这篇早期论文详细描述了他的研究工作，该研究旨在证明面部表情具有普遍性。尽管作者在论文的引言部分承认，先前的研究者已经发现了一些证据支持人的面部表情受到文化差异的影响，但他们认为这些证据是不充分的，不足以推翻他们的论断，即表达基本情绪的面部表情具有跨文化的一致性。
在开展该项研究的几年前，埃克曼和弗里森已经着手研究这方面的问题，他们向具有大学文化程度的阿根廷、巴西、智利、日本和美国被试呈现人脸部的照片。结果来自所有国家的被试都成功地识别出对应于某种情绪的面部表情。研究者把这一发现作为面部表情具有普遍性的证据。然而，正如埃克曼和弗里森他们自己所指出的，由于参加上述研究的被试都能够接触到像电影、杂志、电视等国际性的大众传媒，而这些传媒又充斥着面部表情，因此，他们欢迎各方面的人对他们的研究提出批评意见。只有找到一种从未接触过上述大众传媒的文化群体，才有可能证明面部表情具有跨文化的一致性。试想，在当今世界要想找到这样一种文化是多么困难（也许就根本不可能），即使在当时的1971年，要做到这点也很不容易。
埃克曼和弗里森来到了位于新几内亚东南部的高原为他们的研究寻找被试，在那里生活的弗尔族（Fore）人与世隔绝，其社会状态仍处于石器时代。很多当地居民几乎没有接触过西方或东方的现代文化。因此，除了自己的面部表情外，他们还没有接触过来自其他文化的表现情绪的面部表情。
理论假设
埃克曼和弗里森的研究所依据的理论假设是，对应于基本情绪的特定面部表情具有跨文化的一致性。埃克曼和弗里森用极为简洁的话对此进行陈述：
本文的目的是考察处于前文明时期的人们，尽管他们没有接触过任何的异域文明，他们依然能和来自西方文明和东方文明的人们一样，从相同的面部表情中识别出相同的情绪概念（P.125）。
方法
南弗尔族（the South Fore）是当地最与世隔绝的弗尔族分支。研究者从中选择的被试从未看过电影，不会说英语或洋泾浜英语（一种掺杂了当地语言的英语），从未为西方人工作过，并且也不住在西方人在当地的居住地内。共有189名成人和130名儿童被选为被试，他们都来自总人口为11000人的南弗尔族。对照组则选取了通过看电影、上教会学校等方式接触过西方文化的23名成人。
经反复尝试，研究者发现，让被试最有效地识别情绪的方法是给他们呈现三张印有不同面部表情的照片，同时读一段简短描述该情绪产生的情景或故事情节给被试听。每一段描述对应于其中一张照片。听完故事后，要求被试指出与某一故事情节最为匹配的面部表情。在故事的选择上，主试非常谨慎小心以确保每种情境只与一种情绪有关，而且它必须能为南弗尔族人所辨认。表6—3列出了由埃克曼和弗里森编制的六个故事。作者解释说，与恐惧有关的故事必须编得长些，以避免被试将它与惊奇或愤怒相混淆。
研究者用男人、女人、男孩、女孩共24人的40张照片，作为六种情绪表现的样片。这些照片经此前来自其他文化背景的被试使用已被证明是有效的。每张照片在被作为某种情绪的代表之前，至少须经来自东西方两种文明的被试中70%的人的判定。
表6—3 埃克曼和弗里森的对应于六种情绪的故事
在正式的实验中，由一名研究人员和一名充当翻译的当地人组成一个主试小组，由充当翻译的当地人向被试解释任务，并把故事翻译成当地的语言讲给他们听。主试向每一位成人被试出示三张照片（其中一张是正确答案，其他两张是错误答案），然后告诉被试与正确的那张照片相匹配的故事情节，最后要求被试挑出那张印有与故事相匹配的表情的照片。儿童被试的实验程序与成人被试的完全一样，有所不同的是，主试只要求他们从两张照片中挑出正确的答案。给每个被试提供的照片多组，并且确保每张照片不会在比较中重复出现。
充当翻译的当地人都经过严格的训练，以使他们不会对被试施加任何影响。主试告诉他们没有绝对正确的反应，要求他们不要催促被试回答。此外，还教他们如何每次以同样的方式翻译同一个故事，如何使自己不对故事进行扩充或润饰。为了避免无意识的偏见，研究小组的西方研究人员不能观察被试，只负责对被试的回答进行录音。
请记住，所提供的照片中有西方人的面部表情。那么，弗尔族人是否能在甚至没见过西方人的情况下正确识别照片中的表情所传达的情绪呢？
结果
首先，埃克曼和弗里森分析被试的回答，看是否存在性别差异以及成人和儿童间的差异。结果发现：成年妇女对参加实验表现得更加迟疑，她们比成年男子更缺少与西方人的接触机会。但不管怎样，在正确识别照片所代表的情绪的能力上既不存在性别差异，也不存在成人与儿童之间的差异。
表6—4和表6—5分别显示了成人和儿童在识别六种情绪时正确反应的百分比。需要指出的是，研究者并未要求所有的被试识别所有的情绪照片，而且有些被试可能会被要求重复识别同一种情绪照片。因此，表中被试的数目并不等于参加实验的被试总数。被试除了在辨别恐惧和惊奇时的正确率稍低外，其他正确反应的百分比都达到了统计学上的显著水平。在辨别恐惧和惊奇时，出现了较多错误，甚至还有一组被试当故事情节描述的是恐惧情绪时，他们选择惊奇的次数竟占到了总次数的67%。
表6—4 成人正确识别照片所表现的情绪的百分比
表6—5 儿童正确识别照片所表现的情绪的百分比
将受西方文化影响的被试（即对照组被试）与未受西方文化影响的成人被试比较，他们在正确匹配照片与故事的比例上不存在显著差异。年龄稍大的儿童与年幼儿童之间也不存在显著差异。正如你在表6—5中所看到的，儿童的成绩似乎比成人要好，但埃克曼和弗里森把这一现象归因于儿童完成的是二选一的任务，而成人完成的则是三择一的任务。
讨论
根据所获数据，埃克曼和弗里森便毫不犹豫且非常自信地下结论说：“成人和儿童的研究结果都明确地支持了我们的假设，即特定的面部行为与特定的情绪之间存在普遍的联系。”（P.128）这一结论的基础是南弗尔族人没有机会掌握任何与西方人面部表情有关的知识，这样，除非面部表情具有普遍性，否则他们是无法进行正确识别的。
为了对埃克曼的研究结果进行复核（double-checking），研究者用录像机录下了当地人演示的同样六种面部表情。后来，他们把这些录像带放给美国大学生看，并要求他们对表情进行识别，他们都正确地识别了对应于每种情绪的面部表情。
上述两项研究的研究结果都否定了“与情绪相关的面部表情具有文化特异性”的观点，这种观点认为面部表情是一种与文化紧密相联的独特传统习俗体系，它对另一种文化的成员而言是不可理解的（P.128）。
和上述发现不一致的一个例外是，被试在识别恐惧和惊奇这两种面部表情时出现了混淆现象。埃克曼和弗里森在解释这一例外时承认，情绪的面部表现确实存在某种文化差异，但这并不足以否认几乎其他所有的面部表情都能被来自不同文化的人们正确识别。研究者推测恐惧和惊奇的混淆“也许是因为在该文化中，恐惧的事件几乎总是令人惊奇的，例如，邻村的一名充满敌意的成员突然出现；一场意想不到的招魂术或者巫师的表演，等等”（P.129）。
研究影响
埃克曼和弗里森的研究科学地证实了人们对面部表情具有普遍性的猜测，然而，你或许仍会产生这样的疑问：“这一研究的意义何在？”关于这一问题的答案，我们也许可以在心理学有关人类行为的先天—后天争论（人类行为究竟是先天性的还是后天习得的）中找到。由于该研究中所涉及的六种情绪的面部表情几乎不受文化差异的影响，我们也许可以下结论说这些情绪应该是先天性的。也就是说，人在出生时这些情绪就已在生物学意义上形成了。
行为学家对于表情具有普遍性的观点颇感兴趣的另一个原因在于它已涉足了人类的进化问题。1872年，达尔文出版了他的经典著作《人类和动物的表情》（The Expression of Emotion in Man and Animals）。他认为，面部表情是一种适应机制，它有助于动物适应它们的环境进而提高其生存能力。从这一观点可以作进一步的推论，如果某些特定的信息能通过面部表情在动物的某个种系中或种系之间进行交流，那么，这将增加物种的生存概率。例如，恐惧的表情是一种无声的警告，它预示着食肉动物的出现将会带来的危险；愤怒的表情可对地位低下的同类成员发出警告，要求它们从自己的身边走开；厌恶的表情所传递的信息是：“你做什么都行，就是千万不要吃它！”从而避免了一次潜在的食物中毒。然而，如果这些表情在所有的个体间不存在普遍性，那么它们对动物将毫无作用。虽然这些面部表情对提高人类的生存能力已不那么重要，但这些表情具有普遍性的事实却表明，我们是从处于进化进程中的祖先那里继承了这些表情的，它们帮助我们达到了现在所处的进化高度。
另一项引人注目的研究证明了人类面部表情曾经具有的生存价值。研究者（Hansen & Hansen，1988）推测，如果某些诸如愤怒等的面部表情能够对迫近的危险起报警作用，那么它们相对于其他不具威胁性的面部表情（如愉快等）应更易被人们所辨别。为了检验这一假设，他们向被试出示一些照片，这些照片上的人们具有各不相同的面部表情。在某些照片中，除了一人的表情是愤怒的以外，其余人的表情都是愉快的；而另一些照片则相反，即只有一人表情是愉快的，其余人的表情都是愤怒的。被试的任务是找出照片中那个具有不同表情的人。被试从很多愤怒表情中寻找愉快表情所需的平均时间，显著长于从很多愉快表情中寻找愤怒表情。此外，随着照片中的人数的增加，被试寻找表情愉快的人所花费的时间也相应增加，但寻找愤怒表情的人的时间却没有显著增加。这一发现以及其他类似的研究发现都表明，人类也许天生就对这类能提供生存信息的表情比较敏感，因为这种表情所传递的信息与存活息息相关。
近期应用
来自其他领域的许多研究也借助埃克曼的早期发现，努力加深我们对存在发育或学习缺陷的儿童和成人的了解。其中一项研究发现，被诊断为自闭症（一种广泛性发育障碍，特征为语言缺陷、社会退缩和重复自我刺激的行为）的儿童对基本情绪的面孔识别存在困难（Bolte & Poustka，2003）。这种困难在不只有一个自闭症儿童的家庭中更明显，这也许可以解释为什么自闭症个体对其他人的情绪反应的解释存在困难。
然而，埃克曼研究的影响不仅限于对人类。他1971年的这项研究被一篇关于农场动物情绪的文章（Desire，Boissy，& Veissier，2002）引用。这些研究者认为，农场动物所产生的效益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它们对周围环境的情绪反应。当某一动物与周围环境和谐相处时，效益实现最大化；但是“如果个体感觉到任何显著的不和谐，都会导致由于负性情绪体验带来的效益降低”（P.165）。
另外一项引用了埃克曼1971年文章的研究致力于探讨特殊面部特征——眉毛——对面孔再认的影响（Sadr，Jarudi，& Sinha，2003）。先前的研究更多是对眼睛、嘴进行的，而这些研究者发现，眉毛可能比眼睛的作用更重要。作者提到“在熟悉面孔中缺少眉毛会导致显著的再认障碍”。实际上，缺少眉毛比缺少眼睛更能显著地引起面孔再认的困难（P.285）。所以，如果你需要有效的伪装，一定要把你的眉毛遮起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