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论
自埃克曼完成表情的跨文化早期实验研究的三十年以来，埃克曼或独自，或与弗里森等其他研究者合作，继续进行他的研究工作。在这一系列的研究中，有很多引人注目的研究发现。埃克曼后来涉足的“表情的反馈理论”（facial feedback theory）便是一个例子。这一理论主张，你的面部表情实际上又把所有的表情信息反馈到大脑，以帮助你解释正在经历的情绪体验。埃克曼通过鉴别与上述六种基本情绪有关的面部肌肉活动来检验他的观点。他指导被试控制不同的面部肌肉来模仿各种情绪，在此过程中，埃克曼便能据此测量与特定情绪相对应的生理反应指标，这种特定情绪仅是由特定的面部表情所导致，而不是测量真正的情绪本身（Ekman，Levensen，& Friesen，1983）。
埃克曼还把自己的研究领域扩展到对欺骗的研究，他还探索面部表情与形体表情如何泄露说话者本人是否在撒谎的信息。他的发现表明，仅观察说话人的面部表情时，人们正确判断说话人在说谎的水平大约略微高于随机水平；然而，在主试允许被试观察某人的整个身体时，被试的正确判断率将大大提高。这表明，人的整个身体或许比单独的面部表情更能提供与某种心理状态相关的线索（参见1985年埃克曼对此问题所做的详细讨论）。近期，埃克曼将他宽泛的研究内容整合到名为《情感揭示：通过识别面部表情和情绪来提高沟通技巧与改善情感生活》（Emotions Revealed: Recognizing Faces & Feelings Improve Communication and Emotional Life）的著作中，该书可以使读者应用作者的成果来解读面部表情所表达的意思，从而帮助我们提高与的伴侣、孩子、同事甚至是陌生人的交流与互动（Ekman，2007）。
埃克曼和他的合作者已经在用面部表情进行的非言语交流的研究方面为我们提供了大量文献，并且他们在这方面的研究仍在继续。毋庸置疑，该领域的研究将持续到我们能够最终实现我们的研究目标，这一目标正如埃克曼和弗里森在1975年出版的一本书《摘下你的情绪面具》（Unmasking the Face）的书名所描绘的那样。
Bolte, S., & Poustka, F.(2003).The recognition of facial affect in autistic and schizophrenia subjects and their first-degree relatives.Psychological Medicine, 33, 907-9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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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23 观察你的情绪了吗
Ross, P.(2003, August 11).Mind readers.Scientific American, 289(3), 74-77.
这篇研究报告与本书中的其他研究相比不尽相同，但将之收录进来似乎很合适。如你所知，本书涉及那些意义非凡、改变心理学的传统研究。本节的研究也不例外，然而，或许你已注意到，该研究完成于近期。目前，有一类研究正以一种极具说服力的方式改变着心理学，这项研究正是它们的代表。这类研究涉及新兴的、具有高度技术性的方法，该方法可以通过无创的方式真正窥视你的大脑，“看见”大脑中正发生什么，以及大脑如何执行诸如情绪、思考和感受等功能。好吧，这也许并非货真价实的“读心术”，但如今心理学与神经科学的研究技术，其令人震惊的程度并不亚于“读心术”。
大多数人都听说过核磁共振成像（MRI），很多人也许还接受过扫描。与X光和CT扫描相比，MRI是一项重大进步，它不发出放射线，因此对人体无害，并且它能比CT扫描更清楚地显示软组织异常（它的图像通常是三维的，这对大脑结构的可视化尤其关键）。因此，如果你膝盖受伤，CT扫描未见任何明显损伤时，下一步就极有可能进行MRI扫描，以便确切查看是否发生了软骨或其他组织损伤，从而对症治疗。
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MRI就已经被运用于医疗领域，然而在过去40年间，这项技术发生了极大的演变。开发MRI成像技术的先驱是伊利诺伊大学的保罗·劳特布尔（Paul Lauterbur）和英国诺丁汉大学的彼得·曼斯菲尔德（Peter Mansfield）（Lauterbur，1973；Mansfield，2007）。鉴于在这项技术上的杰出工作，他们共同获得了2003年的诺贝尔医学奖。
图6—1 fMRI扫描舱（Juan Manuel Silva/Glow Images，Inc）
在此展示菲利普·罗斯（Philip Ross）的一篇早期研究报告，该报告探索了如何将MRI用于医学用途以外，比如，探测涉及人类思维、情绪、动机和行为的大脑结构。具体来说，罗斯进行了一项研究，探索MRI是否能判断人在说谎——它是否有可能成为一台高科技测谎仪！
运用MRI“读取”大脑的基础是，在扫描过程中的某一时刻，它能显示大脑的哪些部分正在运转。MRI的这一探测大脑功能运转而非仅作诊断工具的用途，被称为fMRI（功能性核磁共振成像，如图6—1所示）。换言之，当某人的大脑被MRI扫描时，研究者可以让他进行诸如回答问题、观看图片、阅读文段等活动。随后，研究者能准确地了解大脑中的哪些部分参与了上述活动。这是如何做到的呢？其实，MRI是通过探测大脑激活区周围血流中的氧含量和葡萄糖消耗量的变化，来了解大脑是如何工作的。研究者通过扫描仪的监视器，观察大脑中某些部分的活动变化，他们能大致看出大脑中哪些部分在完成任务时被激活了。从某种程度上说，这些脑区被“点亮”了。
理论假设
试着回答一下，当人讲真话或撒谎时（人人都会撒谎；有些人撒谎比别人多），真话和谎言是否“来自”大脑中不同的部分？个人感受显然不能帮助我们回答这一问题。你的大脑并未感到任何不同。但如果我们能观察大脑在讲真话和撒谎时的运转情况，看看针对每一项活动，哪些区域激活了，我们就能回答这个问题。
fMRI能做到这点，并且它比多导生理记录仪（即测谎仪）更胜一筹，因为多导生理记录仪主要测量除大脑以外的且由焦虑引起的身体反应，而人们产生焦虑可能出于各种各样的原因，不仅是由于撒谎。因此，科学上并不认为多导生理记录仪是有效的，法庭上也不允许其作为呈堂证据。fMRI脑成像并不从研究焦虑出发，而是揭示思考过程。
这篇文章的基本观点是，在扫描仪中对大脑进行观察，如果被试说了真话，其大脑的一个部分将“点亮”：这个部分负责真实内容的陈述。然而，如果此人撒谎，大脑中的两个部分将显现出来：一部分制造谎言，另一部分抑制被谎言所掩盖的真话。换句话说，谎言是掩盖真话的，否则它就无法存在，这两个过程处于大脑中的不同部分（见Langleben et al.，2002）。使用fMRI应当可以探测这些脑区。
方法
文中描述的这项关于说真话和撒谎的研究，是在被试和研究者都清楚哪些是真话、哪些是谎话的情况下进行的。换言之，这并非用fMRI来检查某个人——如被控犯罪或被质疑失德和行为不端者——是否撒谎的测试。这其实是一项用以检验理论的探索性研究（Langleben et al.，2002）。
方法非常简单。要求被试从三只信封中选择一个信封，每只信封内都装有梅花5扑克牌和20美元钞票（被试并不知道信封中的物品都是一样的）。随后，要求被试记住牌，并将牌和钱放回信封，将信封藏在他们的衣袋里。他们被告知，有一台“电脑”能分析人的想法，如果被试能在电脑前成功隐瞒自己所持有的牌，就能获得信封里的20美元（实际上，除了fMRI设备以外，并未使用所谓的电脑）。另一些被试拿到了红心2，他们被指示要说真话，不要隐瞒他们持有的牌。
随后，每名被试都被置于fMRI扫描仪中，可使用是/否按键。他们被问道：“你有这张牌吗？”被试并不知道研究者清楚他们持有哪一张牌（这一点无关紧要，因为被试“欺骗”研究者不是本研究的重点）。
结果
fMRI扫描的发现是清楚的。如你所见，在图6—2中，讲真话的被试只运用了一个脑区（前扣带回）。然而，在撒谎条件下，两个区域（前扣带回和背侧前额叶皮层）活动了起来。
研究意义
这些发现之所以意义重大，主要是基于两个原因。
图6—2 讲真话和撒谎被试的fMRI扫描结果
注：上图：讲真话（红心2）被试的脑扫描；下图：撒谎被试的脑扫描（梅花5）。
资料来源：见Langleben et al., 2002。
第一，它们证实了MRI扫描可能具有医学诊断之外的重要用途（它确实如此，很快会讨论到），并且也许能成为一架“傻瓜式”测谎仪，其结果最终可能被法庭承认，正如DNA证据在证明或证伪某些犯罪方面，已经变为一个可被接受的方法。
第二，这项研究扩宽了我们对于人类大脑那不可思议的特异性的认识。如果你直视一个人的大脑，它看起来不外乎是一团又软又稠的细胞和组织。但事实上，你的大脑高度特异化，它为具体的任务备有具体的区域。你的大脑拥有为数众多的特异性脑区，它们被“分派”了从面孔识别到说话、计划和问题解决等具体工作。在这项研究中，你看见了一个致力于讲真话的脑区和另一个致力于撒谎的脑区。
近期应用
自21世纪初这篇文章发表以来，心理学在“读脑”方面有何进展？我们如今能把fMRI用作测谎仪吗？fMRI还能让我们做别的什么事？就第二个问题而言，答案似乎是“可能”。一项研究发现，fMRI测谎比传统的生理多导测试显然更加可靠。不过，反对者指出，法律允许窥视大脑可能引起严肃的伦理学问题（Simpson，2008）。
另一项值得注意的重要研究，运用了和在此讨论过的玩牌研究相同的方法，但使用了数组真实的人类面孔（Bhatt等，2008）。向被试呈现数组面孔照片，随后在fMRI的扫描下，从他们刚才所看过的面孔照片中选出一些来呈现，要求他们或如实报告此前曾见过这些照片，或撒谎。结果与扑克牌实验基本相同。两个脑区在他们撒谎时被激活，但仅一个脑区在讲真话时被激活。
fMRI在“测谎仪”之外用途的一个例子和心因性疾病有关。在神经心理医学中，fMRI已经成为强大助力，它为精神分裂症患者脑中可能导致理性思维特征性缺失的脑区进行定位（Libby & Ragland, 2011）。这类定位信息或许能帮助研究者开发新疗法，以期应对精神分裂症这一最具毁灭性的疾病。神经心理学通过运用fMRI取得的另一项重大进步在于对自闭症谱系障碍个体脑功能认识的提升（Philipa et al., 2012）。这类障碍通常被清楚地标记为社交缺陷，即不能或难以与他人恰当地建立关系。一项针对自闭症患者的fMRI研究显示，负责社会化的脑区有异常活动，这一结果提示自闭症患者可能并非对社会化无能，而是对社交回避有一种偏好。该研究还揭示了当常规任务发生变化时，大脑如何进行反应调节，这也许能解释为什么与自闭症有关障碍患者在他们所遵循的习惯被改变后，会显得心烦意乱。
2012年，一项也许是最令人惊讶的fMRI结果出现了，它来自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加兰特fMRI实验室（Gallant fMRI Laboratory at U.C.Berkeley, California）。在fMRI扫描室中，给被试呈现电影片段。运用新的电脑软件，研究者得以重建扫描过程中被试所观看过画面的图片，图片虽然模糊却具有极为典型的特征。如图6—3所示，对照电影截图，你会发现这项技术和真正的读心术有多么接近。
图6—3 电影截图及其fMRI扫描下的重制图
注：左上和左下：AF archive/Alamy; 右上和右下：Vadym Drobot/Shutterstock。
结论
fMRI的效用——比如帮助我们明白大脑是如何工作的：它是否与测谎、心因性脑功能失调和脑损伤相联系，或者它是否能揭示个体或群体（例如男人和女人）的大脑是如何以不同方式进行连接的——在很大程度上尚未实现。但无论如何，在诸如MRI这类无创扫描技术之前，我们直接研究大脑的方法还局限于外科手术和尸体解剖。现在，神经学家可以运用fMRI和其他无创工具，比以往更加有效地研究、诊断、治愈脑部相关疾病，甚至还可能记录你的思想。这项技术究竟会被用于善意还是“邪恶”的用途，将取决于操控者的伦理观和价值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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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24 认知失调
Festinger, L., & Carlsmith, J.M.(1959).Cognitive consequences of forced compliance.Journal of Abnormal and Social Psychology, 58, 203-210.
你是否有过必须说或做与自己意愿相反的事情的尴尬境遇？很有可能！每个人都会碰到这种情况。当你不得不这么做时，你真正的态度或观点会发生什么变化？还是没有什么变化？也许它的确没有发生变化。然而，研究发现，当你的行为和你的态度发生矛盾时，你的态度将有所改变，以与行为保持一致。例如，如果因实验要求而强迫一个人发表讲话，并支持一种与他原来的观点相悖的意见，那么他的真实态度也将渐渐转向他在讲话中所支持的观点。
20世纪50年代初，许多研究把这种观点的改变归结为：（a）该次演讲的心理演练复述（mentally rehearsing）；（b）从相反立场寻找论据的结果。这些早期的理论认为，在完成上述心理任务的过程中，被试让他们自己相信了他们在讲话中所持的观点和立场。为了做进一步的推论，对做出与自身所持观点相悖却令人信服的讲演的被试，研究者给予了金钱奖励。人们预测被试所得到的奖励越多，他自己的观点就越容易改变。这似乎很符合逻辑，不是吗？然而，这又一次证明常识不能很好地预测人类行为。这些研究发现，事实与人们预期的相反，即给被试的奖励越多，他们的态度改变得越少。从当时盛行的学习理论（操作性条件反射，强化理论等等）角度看，研究者很难对上述发现作出合理的解释。
不久之后，斯坦福大学的心理学家莱昂·费斯廷格（Leon Festinger）提出了颇具影响力且至今闻名于世的认知失调理论（cognitive dissonance），用该理论便可解释上述看似矛盾的研究发现。“认知”一词指的是一种心理过程，如思想、观念、知识单元、态度或信念等；“失调”的意思就是不协调（out of tune）。基于此，费斯廷格主张，同时经历两种或多种彼此间不协调的心理过程，就是认知失调。一旦出现了这种情况，它将导致不同程度的不适感和紧张感，其程度取决于该认知失调对你的重要程度。进而，这种不适感会促使你做出某种改变，以使它减弱。既然你不能改变你的行为（因为你已经这么做了，或是因为环境的压力太大），你只得改变你的态度。
费斯廷格创立这一理论的灵感来源于1934年印度发生的一场大地震。在这场地震后，可怕的谣言传遍整个印度。其内容是在此次地震灾区以外的地区将会有范围更广、震级更大的地震发生。这些谣传没有任何科学证据，但令费斯廷格不解的是，人们为什么会散布这种灾难性的、令人焦虑的谣传呢？不久，他恍然大悟：谣传不是用来增加焦虑的，而是用来为焦虑辩护的。也就是说，即便他们住在灾区外，这些人还是感到非常害怕。这就产生了认知失调，即虽然缺乏科学证据，但他们的这种害怕却无法调适。因此，他们散布这种谣传以证明他们的害怕是事出有因的，进而也就降低了他们的认知失调。他们使自己对世界的看法与自身的感受和行动相一致。
理论假设
费斯廷格的理论观点是：通常情况下，在我们的社会里，个人所公开表达的看法与其私下里的观点或信仰是相一致的。因此，如果你相信X，但你却公开主张非X，那么你将会体验到这种由认知失调引起的不适感。不过，如果你识别到自己之所以公开主张非X是由于某种不得已的原因，如压力、奖励或者惩罚，那么你的认知失调将大大降低或者消失。因此，关键在于你越将不一致的行为归因于自己的选择，你的认知失调就会越严重。
对你而言，降低这种令人不快的认知失调的方法之一是改变自己原有的观点，使之与自己的行为（即某种新主张）相一致。费斯廷格认为，当个体的认知失调很严重时，其态度和观点的改变幅度将是最大的。设想一下，假如某人给你一大笔钱，让你公开支持某种你原本反对的观点，而且你也同意这么做。再假设另外一个人向你提出同样的请求，但只给你一小笔钱，虽然这看起来完全不值得一做，但不管怎样，你还是答应了。那么，在哪种情况下，你的认知失调会更大呢？从逻辑上讲，在钱较少的情况下，你将经历更大的认知失调，这是因为你没有充足的理由为你那违背自己意愿的言行辩护。因此，根据费斯廷格的理论，在钱较少的情况下，你真正的观点将会有更大的改变。现在，让我们来看看费斯廷格和他的助手詹姆斯·卡尔史密斯（James Carlsmith）是如何设计实验来验证自己的认知失调理论的。
方法
假设你是一名大学生，正在学习一门心理学导论课。该课程的要求之一是你必须在这一学期中以被试身份参加三个小时的心理学实验。你查看了布告栏，那里贴着许多心理学教授和研究生正在进行的心理学研究，随后你在一个耗时两个小时的一项行为测量（measures of performance）的研究上签了名。这一研究由费斯廷格和卡尔史密斯主持，如许多心理学实验一样，该研究的真正目的对被试保密，因为如果被试知道了研究的真正目的，其反应将会出现偏差，进而使研究结果失效。实际的被试由71名正在学习心理学的低年级男生组成。
你在规定的时间来到实验室（这里的实验室就是一间有些椅子的空房间）。工作人员告诉你这个实验需要花费一个多小时的时间，因此必须做两个小时的打算。既然还有一些剩余时间，实验者会告诉你，一些心理系的人正在就作为被试的感受这一话题，访谈曾做过被试的大学生，而且让你参加完这项实验后也去接受访谈。随后实验者便给你布置了第一项任务。
你的面前放着一个装有12个线轴的托盘，主试要求你从托盘里拿出线轴放在桌上，然后再将线轴放回原处，并且如此循环往复。你要用一只手以你自己的速度完成任务。与此同时，实验者拿着秒表在旁观看并做记录。就这样，你必须反反复复做30分钟。然后，主试拿走托盘，又给了你一块钉有48个方栓的板，你的任务是按顺时针方向将每个方栓旋转90度，循环往复再做30分钟！如果你觉得这种活动太过枯燥，那这正是该研究所欲达到的效果。按费斯廷格和卡史密斯的话说：“该实验阶段的目的就是要使所有被试产生一种一致的消极体验。”（P.205）毫无疑问，你会承认这一目的已经达到了。完成了这些任务后，真正的实验才刚刚开始。
主试将被试随机分配到三种实验条件下。在控制条件下的被试完成上述任务后即被带进另一个房间，就自己对刚刚完成的实验任务的反应接受访谈。其余的被试接着进行下一步实验程序。完成了上述任务后，实验者与实验组的被试进行谈话，好像是要向他们解释该研究的目的。实验者对每位被试都说，他是A组的被试，他们这组在实验前没有得到与实验有关的任何信息。还有一个B组，对B组的被试，实验者会在实验前向他们传达这样的信息——这些实验任务是非常有趣的，而这一信息是由另一名大学生来传递的，他伪装成已完成了实验任务的被试。请记住，上述一切都是刻意布置的，为的是确保随后实验的关键部分真实可信。换句话说，这些解释仅仅是一种托辞。
然后实验者离开房间几分钟。而当他返回时，表情略显迟疑和困惑，并继续对被试说，那名向B组被试传递信息的大学生打电话来说他病了，但现在还有一名B组被试在外面等待，而他们这会儿又很难再找一个人填补这一空缺。然后，实验者很有礼貌地问被试是否愿意顶替这名大学生去向正在等候的B组被试传递信息。
实验者会给那些愿意提供这一帮助的一些被试，每人1美元作为酬谢，而给另一些愿意提供帮助的被试，每人20美元。被试同意参加下一步实验后，实验者便交给他一张纸，上面标有“B组”几个字，并写着这样一段话：“这项实验任务非常有趣，我从中获得了快乐，我很高兴，这是激动人心的，令人兴奋的。”然后实验者付给被试1美元或20美元，并将他带入一间房间和新来的“被试”在一起单独呆上两分钟。两分钟后，实验者回到这间房间，对被试说了些表示感谢的话，然后把被试带入访谈室，让他们谈谈对实验任务的真正看法。这一访谈与先前对控制组进行的访谈完全一样。
整个实验程序是否略显复杂？其实一点也不。说得简洁明了一些就是，共有三组被试，每组各有20人：一组被试因其就实验任务向后来的“被试”撒谎而得到1美元，另一组被试因此而得到20美元；控制组被试没有撒谎。
结果
研究结果以每名被试在最后访谈阶段所表达的对实验任务的真实感受作为测量指标。要求他们对该实验做如下评定：
1.这些实验任务是有趣且令人愉快的吗？以11点量表的形式进行评定：–5代表非常枯燥以及使人厌烦；+5代表非常有趣且令人愉快；0代表这些任务是中性的，即不枯燥也不有趣。
2.你对自己完成这些实验任务的能力了解了多少？以11点量表的形式进行评定：0代表毫无收获；10代表收获非常大。
3.你相信该实验及你所完成的实验任务是在测量某些重要的东西吗？以11点量表的形式进行评定：0代表没有什么科学价值；10代表科学价值非常大。
4.你是否还愿意参加另外一项与之类似的实验？以11点量表的形式进行评定：–5代表肯定不想参加；+5代表非常想参加；0代表中立的看法。
表6—6中列出了所有被试对每个问题所作回答的平均值。问题1和问题4是用以说明费斯廷格的认知失调理论的，其结果表明组间差异非常显著。相对于那些得到20美元及没有撒谎的被试而言，得到1美元的被试更喜欢这些实验任务；这与此前该领域的一些研究结论相反，而且也和我们大多数人用常识对结果所进行的预料相反。这一研究发现既反映在对第一题（直接问题）的回答上，也反映在获得1美元的被试身上，他们表示更愿意参加另一项类似的实验上（即对问题4的回答）。
表6—6 每种实验条件下的被试对访谈问题回答的平均评定值
*与费斯廷格和卡史密斯的研究假设有关的问题（引自P.207）
讨论
用费斯廷格的话说，认知失调理论主张如下。
1.如果一个人被别人劝说做了某种和他原来的观点相反的事或说了某些与他的真实观点的话，他将会产生一种改变原有观点的倾向以使之与刚刚做过的事或说过的话相一致。
2.引起撒谎行为的压力越大，则改变原有观点的倾向将越弱（P.209—210）。
费斯廷格和卡尔史密斯的研究发现显然支持了这一理论。费斯廷格对此的解释是：当人们从事某种与态度不符的行为（撒谎）时，如果他们有这样做的充分理由（20美元），他们将体验到较少的认知失调，因此他们改变观点的动机并不强烈。相反，如果他们的理由并不充分（1美元），他们的认知失调将比较严重。因此，为了减少认知失调所引起的不适感，他们对原有的观点将作出较大的调整。
该理论可以用图解的形式表述如下：
与态度不符的行为→解释该行为的理由充足→轻微认知失调→态度改变较小
与态度不符的行为→解释该行为的理由不充足→严重认知失调→态度改变较大
质疑与批评
费斯廷格预料到，许多早期理论会受到这一新观点的威胁，它们的支持者会试图批评这一新的研究结论，并提出他们自己对这一研究结果的解释（诸如我们在本章开头所提到的心理演练及寻找论据等）。为了反击这些批评意见，该研究对实验组被试撒谎的实验片段进行了录音，并且由两个并不知情的评定者各自单独进行评定。统计结果显示，两组被试（1美元组和20美元组）在撒谎的内容或说服力方面不存在显著差异。因此，唯一剩下的对该研究结果的明确解释，便是费斯廷格的认知失调。
自从费斯廷格和卡尔史密斯提出认知失调理论以来，许多其他研究者对该理论进行了修正，但并不否定该理论。库珀和法齐奥对各种修改意见进行了总结（Cooper & Fazio，1984），他们还提出了由认知失调所引起的态度改变必须经过4个必要的步骤。
第一步，这种与态度不符的行为必须导致你不乐于接受的消极结果。在费斯廷格和卡尔史密斯的实验中，被试不得不向“新来的被试”撒谎，以说服他们参加一个令人厌烦的实验，这就导致了所需的消极结果。这也就是为什么当你恭维某人的穿着，而实际上你根本无法忍受他的穿着时，你对他的穿着的态度没有改变的原因。
第二步，个人必须对消极结果承担责任。这通常涉及是否有选择权的问题。如果与态度不符的行为是你自己的选择，且导致了消极结果，那么你将体验到认知失调。但如果有人强迫你这样做，你将不会感到自己对此有责任，因而也就不会产生认知失调。尽管费斯廷格和卡尔史密斯在论文的标题中使用了“强迫服从”（forced compliance）一词，但实际上被试仍相信其行为是自愿的。
第三步，研究表明，生理唤起（physiological arousal）也是认知失调过程中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费斯廷格认为，失调是一种促使我们改变态度的令人不适的紧张状态。的确，有研究已经证明，当被试通过与态度不符的方式自主行事时，他们体验到了生理上的唤起。尽管费斯廷格和卡尔史密斯没有测量被试的生理唤起，但可以肯定地说，生理唤醒是存在的。
第四步，个体必须意识到自己所体验到的唤醒是由自己所做的与态度不符的行为引起的。在费斯廷格和卡尔史密斯的研究中，被试可以轻易体验到的不适感可以明确地归结为他们向新来的被试撒谎所引起的。
费斯廷格和卡尔史密斯的认知失调理论已经成为被人广泛接受且经得起检验的心理学研究成果。大多数心理学家都认为，有两个基本过程足可以使我们改变自己原有的观点和态度：其一是劝说，即其他人不遗余力地说服你改变自己的观点；其二就是认知失调。
近期应用
费斯汀格和卡尔史密斯的研究理论和结果不断得到社会科学研究领域的支持和肯定。一项有趣的研究发现，仅仅是由于观察到你喜欢或是尊敬的人做出与你的态度不一致的行为，你就会体验到认知失调，并改变你自己的态度，完全不需要亲身参与（Norton et al., 2003）。作者把这个过程称为替代性失调（vicarious dissonance）。在这项研究中，大学生在一个有争议的问题上听到一些与他们态度相反的演讲（关于增加大学学费的问题）。其中一些大学生，听到的关于支持增加大学学费的言论是来自于他们自己学校（“内群体”），另外一些人听到的言论是来自于其他大学中的学生（“外群体”）。当内群体成员提出此言论时，被试感到认知失调，而在增加学费的问题上的相反态度有所减弱。另一个研究结果更有力地显示出替代性失调，研究者发现被试根本不必亲耳听到某些言论，只简单地了解到内群体成员同意发表支持学费增加的演讲，就会产生失调，进而引起态度改变。
颇具吸引力的另一项研究在另一个完全不同的领域使用了认知失调理论，它解释了为什么吸烟者在明知吸烟有害健康（几乎每个人都知道）的情况下仍不能戒烟的原因（Peretti-Watel等人，2007）。如果你吸烟，并且知道吸烟的危害，但却感觉无法戒掉，那你一定有过认知失调的经历。因为这不是一个令人愉快的状态，因此，你会制定一个减轻你不适感的策略。在2007年的研究中，研究人员发现吸烟者经常沿着这样的思路来表达一种“自我豁免”的信念，比如“吸烟有害健康，但我除外，因为我不经常吸烟”或者“我吸烟是为了保护自己远离疾病”。研究人员建议：“未来的控烟信息上，应该有专门针对那些降低吸烟者的认知失调和抑制他们戒烟意愿的自我免疫信念的干预措施。”（P.307）。
加州大学圣克鲁兹分校的心理学家艾略特·阿伦森（Elliot Aronson）完成了一项以费斯廷格的认知失调理论为基础的重要研究，该研究的目的是改变学生的危险性行为（Shea，1997）。研究者要求热衷于性行为的学生就“使用避孕套能减少感染艾滋病的概率”为主题，做一段宣传录像。做完录像后，其中一半的学生被分为多个小组，研究者鼓励他们就“为什么大学生不必使用避孕套”的问题展开讨论，并透露他们自己不使用避孕套的经历。换言之，这些被试不得不承认他们并不总是坚持刚刚自己在录像中所宣扬的立场。这样，他们便不得不面对自己的言行不一。参与录像制作的另一半学生没有参与后面的讨论。当研究者给所有学生一个购买避孕套的机会时，与未参与讨论的学生相比，自相矛盾组的学生购买避孕套的人数更多。更重要的是，3个月后，当被试就他们的性生活接受访谈时，92%的自相矛盾组的学生声称他们在性交时一直使用避孕套；而在未参与讨论组，只有55%的学生声称自己一直使用避孕套。这是一个认知失调起作用的典型例子。
结论
当你不得不面对自己的言行不一的情况时，通常都会体验到认知失调，这将促使你改变自己的行为或观念来使自己的言行保持协调一致。阿伦森坚信：认知失调在改变现实行为方面具有重要作用。他解释说：“我们大多数人经常会有言行不一的时候，这是因为我们会对这样的行为熟视无睹。但是如果有人站出来，而且迫使你正视它，你可能就不会再对其置之不理了。”（Shea，1997，P.A15）
Cooper, J., & Fazio, R.(1984).A new look at dissonance theory.In L.Berkowitz (Ed.), Advances in experimental social psychology.New York: Academic Press.
Norton, M.I., Monin, B., Cooper, J., & Hogg, M.A.(2003).Vicarious dissonance: Attitude change from the inconsistency of others.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85, 47-62.
Peretti-Watel, P., Halfen, S., & Gremy, I.(2007).Risk denial about smoking hazards and readiness to quit among French smokers: An exploratory study.Addictive Behaviors, 32, 377-383.
Shea, C.(1997).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sychologist investigates new approaches to changing human behavior.Chronicle of Higher Education, 43(41), A1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