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详细查看近期关于心理分析理论的主要学术著作，你会很容易地体验到安娜·弗洛伊德对她父亲的那些防御机制概念的综合、分析对你的持久影响。的确，你所看到的大多数的弗洛伊德的引证都与西格蒙德有关。但是，当讨论转向防御机制时，安娜·弗洛伊德在1946年出版的书及其各种修订本被认为是论述此话题的权威性著作。
Adams, H., Wright, L., & Lohr, B.(1996).Is homophobia associated with homosexual arousal? Journal of Abnormal Psychology，105(3), 440–445.
Cramer, P.(2003).Defense mechanisms and physiological reactivity to stress.Journal of Personality, 71, 221–2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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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31 习得性抑郁
Seligman, M.E.P., & Maier, S.F.(1967).Failure to escape traumatic shock.Journal of Experimental Psychology, 74，1-9
如果你和大多数人一样，你就会期望你的行为产生特定的结果。你的预期既会使你的行为朝着令人满意的结果迈进，又会尽量避免令人失望的结果。换句话说，你的行为至少部分由一种信念所决定，即你相信自己的行为会产生某种后果，而这种后果与行为有对应关系。
让我们设想一下，假如你不喜欢现在的工作，于是你开始着手准备换个工作。你与周围的熟人联系，翻阅你感兴趣的招聘广告，为获取新的技能参加业余培训，等等。所有这些行为都由你的信念所引发，即你的努力最终会给你带来好工作和幸福的生活。人际关系也是如此，如果你正处于一种不良的人际关系中，这种人际关系带有侮辱性或使你不愉快，你将希望采取必要的行动改变它或终止它，因为你期望成功地建立一种令人满意的人际关系。
所有这些都与能力和控制力有关。许多人相信自己有足够的能力，并能控制发生在他们身上的一切，至少在有些时候是这样，因为他们在过去曾对某些情况进行过控制并取得了成功。他们相信能够通过自己的努力而达到目标。如果一个人觉得自己缺乏能力和控制力，那么剩下的就只有无助和绝望了。如果你感到自己被一份不满意的工作所困扰，却又找不到另一份工作，或不能学习新技术来提高自己的职业水平，那么你将不太可能为改变工作而作出必要的努力。如果你太依赖某人，而你与他的关系已经破裂，又觉得无力去修复或结束它，那么你便只能无奈地处于这种关系中并忍受煎熬。
能力与控制的知觉对身心健康是非常重要的（参见研究20中兰格和罗丁关于养老院中老年人自制力的研究讨论）。想象一下，如果你突然发现自己不再有使生活发生改变的能力和控制力，在你身上发生的事情与你的行为无关，你将有何感受？你可能将感到无助和无望，并且放弃一切尝试。换句话说，你将变得抑郁。
马丁·塞里格曼（Martin Seligman）是非常著名和有影响力的行为心理学家。他认为，我们对能力和控制的知觉是从经验中习得的。他相信，当一个人控制特定事件的努力遭受多次失败后，他（或她）将停止这种尝试。如果这种情形出现得太过频繁，这个人就会把这种控制缺失的知觉泛化到所有的情景中，甚至泛化到实际上能控制的情况下。于是，他（或她）开始感到自己像一颗“命运的棋子”（pawn of fate）任人摆布，无助而抑郁，塞里格曼把这种抑郁的产生原因称为“习得性无助”（learned helplessness）。塞里格曼在宾夕法尼亚大学以狗为被试，通过一系列现在被视为经典的实验，发展了他的理论。我们下面将要讨论的这项研究由马丁·塞里格曼与史蒂文·梅尔（Steven Maier）共同完成，它被认为是对其理论有决定性作用的最早论据。
理论假设
塞里格曼从一项有关学习的早期实验中获悉，狗在受到既不能控制也无法逃脱的电击一段时间后，即便逃离的机会唾手可得，也学不会逃走。你想一想，这在一个行为主义者看来是多么奇怪的事情。在实验室中，对狗的惩罚是电击，但这种电击不会对其构成伤害。然后，把狗放在一个“梭箱”（shuttle box）里，那是一个大箱子，由一块隔板分割为两部分。在箱子一边的地板上通电。狗感到箱子的一边有电流时，便只需越过隔板，跳到箱子的另一边即可避开电击。通常，狗和其他动物都能很快学会这种逃脱行为（不难看出其中的原因）。事实上，如果有一个信号（如一个闪光灯或一个蜂鸣器）警告狗电流即将来临，狗将学会在电击前跳过隔板而完全避开它。然而，在塞里格曼的实验中，在梭箱里的狗在经历无法逃脱的电击后，它们就学不会这种“逃脱—回避”（escape–avoidance）的行为了。
塞里格曼的理论认为，动物在学习控制不愉快刺激的过程中存在着某些因素，这些因素决定了它们后来的学习。换句话说，这些狗在先前的电击经历中已经懂得自己的行为不能改变电击结果。因此，当它们处于新的环境中时，即便它们有能力逃脱——做出控制行为——它们也会放弃。它们已习得了无助感。
为了检验该理论，塞里格曼和梅尔计划研究可控电击与不可控电击如何对后来学习回避电击产生影响。
方法
该研究是本书中几个用动物作被试的经典研究之一。而该研究所引起的关于动物研究的伦理问题，可能比其他几项研究都要多。为了检验一种心理学理论，就要让狗忍受令其痛苦的电击（虽然没有身体上的伤害）。这种做法在伦理上是否恰当，是每个研究者和心理学学习者必须面对的问题（这个问题我们将在讨论塞里格曼的研究结果后再进行论述）。
实验的被试是24只“杂交犬，它们肩高15~19英寸，体重25~29英磅”（P.2）。它们被分为3组，每组8只。一组是“可逃脱组”，另一组是“不可逃脱组”，第三组是“无束缚的控制组”。
可逃脱组的狗和不可逃脱组的狗均被单独安置并套上狗套，这种套子与巴甫洛夫设计的实验装置相似（参见研究9中对巴甫洛夫实验方法的论述）；虽然狗受到约束，但并不是完全不能移动。在狗头部的两边各有一个鞍垫（panel），以保持头部面朝正前方。狗可移动头部，以挤压两边的鞍垫。可逃脱组的狗受到电击后，它可以通过挤压头部两边的鞍垫终止电击。不可逃脱组的狗与可逃脱组的狗一一配对（这是一种称为“匹配”的实验程序），然后在同一时间给每一对狗施加完全相同的电击，但不可逃脱组的狗不能控制电击。无论这些狗做什么，电击都将持续，直到可逃脱组的狗挤压鞍垫终止电击为止。这样就能确保两组狗接受电击的时间和强度完全相同，其唯一不同的是一组狗有能力终止电击，而另一组却不能。8只控制组的狗在实验的这一阶段不接受任何电击。
可逃脱组的狗和不可逃脱组的狗在90秒的时间里均接受了64次电击。可逃脱组的狗很快学会了挤压旁边的鞍垫来终止电击（既为它们自己，又为不可逃脱组）。24小时以后，所有的狗被放入前面所述的梭箱中，箱子两边都安装有灯，当箱子一边的灯光熄灭时，电流将在10秒种后通过箱子的底部。如果狗在10秒内跳过隔板，它就能完全避免电击。如果不这样做，它将持续遭受电击，直到它跳过隔板，或直到60秒钟电击结束。每只狗在此梭箱中进行10次试验。
研究者根据以下指标对学习程度进行了测量：（a）从灯光熄灭到狗跳过隔板平均需要多长时间；（b）完全没有学会逃脱电击的狗在每组中所占的比率。另外，7天后不可逃脱组的狗在梭箱中再次接受10次额外测试，以评价该实验处理的持续效果。
结果
在64次电击的过程中，可逃脱组的狗用于挤压鞍垫并停止电击的时间迅速缩短；而不可逃脱组的挤压鞍垫行为在30次尝试后便完全停止。
图8—1表示了在梭箱中进行的全部实验中，三组狗逃脱所用的平均时间。记住，这个时间是指灯光熄灭到狗跳过隔板之间的时间。可以看出，不可逃脱组的狗与其他两组间的狗存在显著差异；但可逃脱组的狗与控制组的狗之间的差异无显著性。图8—2表示10次尝试中至少9次不能跳过隔板并避免电击的狗在每组中所占的比率。可逃脱组的狗与不可逃脱组的狗之间也存在非常显著的差异。不可逃脱组中有6只狗在9次甚至全部10次实验中完全失败。7天后，这6只狗被放入梭箱中再次进行测试；结果，6只狗中的5只没能在任何一次试验中逃脱电击。
图8—1 在梭箱中成功逃避所需的
（引自P.3）
图8—2 在梭箱中被试未成功习得逃避电击的百分比
（引自P.3）
讨论
因为可逃脱组的狗与不可逃脱组的狗之间唯一的不同是：狗能否主动终止电击。因此，塞里格曼和梅尔得出结论认为，一定是这种控制因素导致了两组狗在梭箱中学习逃脱电击时表现出明显不同。换句话说，可逃脱组的狗在梭箱中能正常学会新技能的原因是，它们在前一阶段已习得自己的行为与电击终止之间存在相关。因此，它们能主动地跳过隔板并逃脱电击。而不可逃脱组的狗在前一阶段的行为与电击的终止毫无干系。因此，在梭箱中它们并不认为自己的行为能终止电击，故不会主动尝试逃脱。正如塞里格曼和梅尔所预言的，它们习得了无助感。
偶然地，不可逃脱组的一只狗在梭箱中做了一次成功的逃脱。然而，在下一次试验中，它又恢复到无助状态。塞里格曼和梅尔对此的解释是，即便是在一次成功的经历之后，前一阶段的无效行为依旧阻止它们在新的情境（梭箱）中形成终止电击的新行为方式（跳过隔板）。
塞里格曼和梅尔在后继的实验中报告了另一些有趣的发现。在第二项研究中，首先将狗放置在可逃脱的情境下，在此情境下，狗可挤压鞍垫以终止电击，然后将其转移到不可逃脱的条件下，最后将狗放入梭箱中接受10次实验。处于不可逃脱条件下时，狗不断尝试挤压鞍垫，并没有像在第一项研究中的狗那么快地放弃了尝试。而且，它们在梭箱中都成功地学会了逃脱和回避电击。这表明，一旦动物习得了有效的行为，随后的失败经历不足以消除它们改变自己命运的动机。
后续研究
当然，塞里格曼也想做你可能已经在脑子里进行的事情：把这些研究结果应用于人类。在随后的研究中，他声称人类的抑郁发展与动物习得性无助的形成过程非常相似。在这两种情形下，他们（它们）都表现出被动、消极、坐以待毙、缺乏进取心、学习某些成功行为极为缓慢、体重减少和社会性退缩等行为。无助的狗和抑郁的人都认为从以往的特殊经历中习得自己的行为是徒劳的。无论狗做什么，它都无法逃脱电击；而人也有无法控制的事件，如爱人的去世、父母的粗暴、失业或严重的疾病（Seligman，1975）。
习得性无助导致的人类抑郁可以产生比抑郁本身更严重的后果。研究表明，许多老年人，像生活在养老院中的老人，由于各种原因而失去了对自己日常生活的控制力，他们的健康状况比那些能保持这种控制力的老人差，死亡的概率也更大。另外，一些研究也表明，不受人力控制的应激事件在诸如癌症这样的严重疾病的形成中起重要的作用。一项研究发现，在过去的几年中遭受丧偶、失业、失去威望等事件都将增加一个人的癌症患病概率（Horn & Picard，1979）。在医院里，医生和其他医务人员都希望病人能心平气和地配合医生，心甘情愿地把自己的命运交到这些医学权威的手中。病人认为他们想要尽快康复，就必须完全听从医生和护士的指导。一位著名的健康心理学家曾指出，做一名“好的住院病人”意味着病人必然是被动的，而且必须放弃所有控制力。这其实是为病人创造了一种习得性无助的境况，此后即使控制力有可能对继续康复起作用，这些病人也已丧失了使用控制力的能力（Taylor，1979）。
由芬克尔斯坦和雷米（Finkelstein & Ramey，1977）完成的一项引人注目的研究可作为习得性无助的进一步证据。研究者在所有婴儿床的上方架设旋转的可动装置（rotating mobiles）。有一组婴儿，其头枕着对压力敏感的（pressure-sensitive）特制枕头，以便他们可以通过转动头部来控制可动装置的旋转。另一组婴儿，其床的上方虽然有同样的可动装置，但它们被设定为随机旋转，不受婴儿的任何控制。可控制枕头组的婴儿每天有10分钟时间接触这种可动装置。经过两周，这组婴儿掌握了非常熟练的技术，通过转动自己的头使可动装置旋转。然而，更重要的发现接踵而来——后来实验者把不可控制枕头组的枕头全换成可控制的，并给予这组婴儿比第一组更多的学习时间，他们却全都无法学会控制可动装置。第一种情境下的经历已使这些婴儿了解到自己的行为是无效的，并且这种认识迁移到可控制的新情境下。对于可动装置，婴儿们已习得了无助。
近期应用
塞里格曼关于习得性无助的研究一直影响着当代的研究，并在许多领域引起争论。其他一些研究者致力于增加我们对个人控制力在生活事件中的重要性的认识，塞里格曼的观点与这些研究者的相吻合。
关于这种广泛影响的一个非常糟糕的例子是恐怖袭击引发的大面积恐慌和之后的“反恐战争”。2001年9月11日发生了对美国世贸中心和五角大楼的恐怖袭击。这些恐怖事件产生的心理上的影响在美国和全世界范围内蔓延。这些症状包括持续增长的焦虑、愤怒、紧张、酒精滥用、对外部事件控制感丧失以及无助感（CDC，2002）。事实上，恐怖分子的袭击目的之一就是让人们产生脆弱和无助感。一位临床心理学家对袭击后的影响作出如下总结：
恐怖主义威胁为焦虑和抑郁的出现营造了标准的心理氛围。心理学家称之为“预期焦虑”，就像谚语中描述的那样，一直在等待另外一只鞋掉下来。现在这个情况下即是等待恐怖分子的炸弹爆炸。加上“习得性无助”这个成分，即面对阻止恐怖主义，你意识到自己能做的很少或者什么也做不了，会使抑郁、易受伤害、控制感缺失进一步加剧。这些正好是自“9·11”袭击事件后，我们大家所感受到的状态。这些就是“新常态”和“9·11综合征”的特征（Braikery2002）。
有趣的是，近期的一个研究表明，间接地体验到创伤性事件，经过一段时间后，可能会有一些心理获益（Swickert等，2006）。尽管作者没有否认或轻视“9·11”事件目击者所经受的极度痛苦所带来的心理影响，但他们指出在一些个体身上存在着相反的结果，这些人被称为创伤后成长。研究者指出，以往的研究假定“当人们对自己、他人和将来的基本假设受到挑战时，会出现创伤后成长。作为对这个挑战的回应，心理受创伤的个体可能会试图从他们的经历中寻找意义。因此，有些人常会发现他们从创伤事件中获益”（P.566）。你可能会问，这种经历会产生哪些可能的益处？作者指出，另一个研究已经给出答案。在经历“9·11”事件后，个体的一系列积极特征都有所增强，其中包括感激、希望、仁慈、领导力、爱、灵性和团队合作。研究者说，那些间接目击了袭击的人在事件发生不久后报告了相似的获益，但这些影响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减弱。
结论
现在，我们再回到实验的伦理问题上。对我们中的大多数人而言，读到在心理学实验室中用动物，特别是把狗或其他常成为我们宠物的动物作为被试进行电击实验是很难接受的。在过去的许多年中，实验的伦理标准已得到发展，以确保实验者更人道地对待动物（参见本书前言中就该问题的论述）。然而，在科学领域内外，还有许多人认为这些标准是不够的。一些人提倡在心理学界、医学界和所有的科学界彻底取缔以动物为被试的研究。在此问题上，无论你的个人立场如何，你应该思考的问题是，这些研究的结果是否扩展了我们的知识，减轻了人类的痛苦，并提高了人们的生活质量，所有这些收益是否足以为其所用方法的合理性进行充分辩护？
就塞里格曼和梅尔的这项研究，请你自己思考一下以上这些问题。他们的研究创立了解释为什么有些人变得无助、无望和抑郁的理论。塞里格曼随后继续发展了一种被人们广泛接受的治疗抑郁的模式和方法。他的理论经过多年的不断完善和补充，现已能对在明确界定的条件下发生的抑郁进行更精确的治疗，比如爱人的死亡、重大的自然和人为灾难。
例如，通过塞里格曼的研究，我们现在了解到，如果个体学会把自己的控制力缺失归因于：（a）永久性的，而不是暂时性的；（b）自己的内在人格因素（而不是情境因素）；（c）渗透到他们生活中的许多方面（参见Abramson，Seligman, & Teasdale，1978），那么，个体最有可能变得抑郁。认识到这些后，治疗师和咨询师就能更好地理解、干预和治疗严重的抑郁症病人了。
这些知识能否表明在习得性无助的早期研究中采用的方法是合理的呢？这个棘手的问题就由你自己来决定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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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32 拥挤导致行为失常
Calhoun, J.B.(1962).Population density and social pathology.Scientific American, 206，139-148.
近几十年来，拥挤对行为的影响始终令心理学家很感兴趣。可能你也注意到，当自己身处拥挤的人群中时，你的情绪和行为会有所变化。你变得孤单离群、不引人注目，或是想法儿抽身离开，抑或是变得易激惹和好攻击。
本章中这篇研究报告在题目中用了“人口密度”（population density）一词，而没有用“拥挤”（crowding）。这两个词看起来很相似，但心理学家对两者有明确的区分。人口密度被定义为一定空间内个体的数量。如果一间12×12英尺的房间内有20个人，这房间就被认为是人口密度很高。而拥挤则是由不同程度的密度造成的个体主观体验。如果你试图专心于一项困难的任务，而却与20个人待在这样一间屋子里，这时你可能感到太拥挤了；相反，如果你在上述同样的房间里与20位朋友聚会，你可能一点也不感到拥挤。
行为学家研究密度和拥挤效应的一种方法是，观察那些已经很拥挤的地方，如曼哈顿、墨西哥城、某些住宅区和监狱等。用这种方法进行研究的问题是，在这些地方除了人口密度外，还有许多其他因素也会影响行为。例如，如果我们发现在一个拥挤的贫民窟犯罪率很高，我们无法断言拥挤就是犯罪发生的原因，可能是贫穷，可能是吸毒率较高，也可能是所有这些及其他因素与拥挤因素共同导致了高犯罪率。
另一种研究拥挤的方法是让人类被试在高密度条件下待较短的一段时间，并研究他们的行为反应。如果是让被试长时间处于该状况则是不符合伦理的。尽管采用这种方法，研究者可以控制更多因素，并分离出拥挤这一因素对行为产生的影响，但这与现实中拥挤的生活环境相比，它还不是很真实，因为现实中的拥挤往往持续很长一段时间。然而，这两种研究方法都得到了关于拥挤的一些有趣的发现，我们稍后将在本文中对此进行讨论。
只为研究的需要而让人长时间处于拥挤环境中，这在伦理学上是不可行的（因为存在应激和其他潜在的损伤后果），因此研究者们使用了第三种方法来研究密度的影响：用动物作被试进行研究（参见前言部分关于动物研究的论述）。这类研究中最早最关键的系列研究之一是由约翰·B·卡尔霍恩（John B Calhoun，1917~1995）在20世纪60年代早期年进行的。卡尔霍恩让几组白鼠的数量增加到在狭小空间中正常数量的2倍（靠它们自己繁殖），然后观察它们在这一环境中存活16个月所表现出来的“社会”行为。
理论假设
卡尔霍恩特别想了解高人口密度对社会行为的影响。虽然把白鼠看作社会性动物对你来说似乎有点奇怪，但它们在自然环境中会以许多社会化的方式来互动。
在探讨卡尔霍恩的这项研究以前，有必要回顾他更早几年所做的一项研究。卡尔霍恩把一群白鼠关在一个1/4英亩的安全而封闭的户外空间内，给予它们充足的食物，理想的、受保护的筑巢空地，没有天敌，所有的疾病被控制在最低限度。换句话说，这是一个老鼠的天堂。卡尔霍恩早期的研究重点仅仅是研究在一个不存在控制过度繁殖的自然因素（例如掠夺者、疾病等）的环境中，白鼠的繁殖率为多少。27个月后，仅剩150只成年鼠。这很让人吃惊，因为在这样理想的环境中，考虑到成年鼠的低死亡率和通常的繁殖率，在这一段时间的累积下，卡尔霍恩应该看到5000只成年鼠才对。卡尔霍恩认识到，白鼠数量有限的原因在于幼鼠极高的死亡率。显然，在这150只白鼠中，繁殖行为和母性行为由于社会相互影响的压力而严重改变了，因此几乎没有幼鼠可活到成年。虽然150只白鼠生活在1/4英亩的区域内，看起来似乎不是特别拥挤，但这种拥挤程度已足以导致明显的行为变化。
这一发现促使卡尔霍恩在实验室中设计控制更严格、更易观察的实验条件，以便进一步研究在这样的高密度条件下，白鼠会发生什么样的行为变化。换句话说，他已经观察到了现象，而现在想弄清原因。
方法
在由三项研究组成的系列研究中，研究者将成年白鼠放入10×14英尺的实验空间里，实验空间被分成四个部分或围圈（pen）（见图8—3），它们之间有通道可让白鼠从圈1到圈2，从圈2到圈3，从圈3再到圈4，但圈1和圈4之间无法直接相通。因此，圈1和圈4就是“末端围圈”。如果一只白鼠想从圈1到圈4中去，它就不得不经过圈2和圈3，每部分的隔板是通电的，因此，白鼠很快便知道，它们不能爬过隔板。
图8—3 卡尔霍恩的拥挤研究中实验房间的安排示意图
这些围圈里有食物、水和供白鼠筑巢用的围篱。白鼠有足够的食物、水和筑巢用的材料。在房间的天花板上有一个观测窗，用于研究小组观察和记录白鼠的行为。
通过几年对白鼠的研究，卡尔霍恩知道，在正常情况下，这个特殊的白鼠种群是12只成年白鼠聚居在一起的。因此，观察室的大小是每个围圈能够容纳12只白鼠，共48只。白鼠被放进观察室后，允许自由繁殖，直至接近正常密度的2倍，达到80只。一旦白鼠的数量达到80只时，多余的幼年白鼠在断奶后将被转移，以使白鼠的数量保持恒定。
有了这种实验装置，剩下的所有工作就是要对这些处于拥挤环境中的动物观察一段时间，并记录他们的行为，这些观察持续了16个月。
结果
对于白鼠来说，实验中的种群密度水平并不极端。事实上，这种密度只是中等程度。如果还想增加白鼠的话，每个围圈大约还可增加20只，但事实并非如此。当雄白鼠成熟以后，它们像在自然环境中一样，为了社会地位而开始相互争斗。这种争斗发生在所有的围圈中，但每个围圈中的结果并不完全相同，因为两个末端围圈（1、4）只有一个进出口。因此，当这两个围圈中的一只雄性白鼠赢得了战争，处于统治地位时，它将捍卫它的地位和领土（整个围圈），其方法很简单，即守住唯一的那个入口，攻击任何其他胆敢冒险通过那个通道的雄鼠。于是，其他的雄鼠都被逐出，每个末端围圈中最终只剩下一只雄鼠，当然，那里并不是只有它自己，因为在四个围圈中雌鼠的分布较为平均。因此，围圈1和4的“统治者”们每只霸占8到12只雌鼠。而且这些雄鼠没有心存侥幸。为了防止外敌侵入，雄鼠直接睡在通道的入口处，并始终处于警戒状态。
偶尔，有些别的雄鼠也会进入末端围圈，但它们都处于从属地位，大部分时间都与雌鼠待在窝里睡觉，出去仅是为了觅食。它们不想与雌鼠交配，在这些围圈中的雌鼠基本上起着母亲的作用，它们筑建舒适的窝、养育和保护后代。换句话说，在末端围圈中生活的大部分白鼠相对正常，繁殖行为也很成功，幼鼠中有一半可存活到成年。
其余约60只左右的白鼠挤在中间的两个围圈中。因为这两个围圈都有中央供食和供水装置，因此，这些白鼠彼此间有很多相互接触的机会。在围圈2和3中的白鼠有一种行为现象，卡尔霍恩称之为“行为沉沦”（behavioral sink）。行为沉沦是“把超乎寻常数量的动物聚集在一起所产生的任何行为变化过程的结果。这个术语暗示着它本身对健康不利，这并非偶然，行为沉沦的确会使在一个集体内发生的所有形式的病理症状恶化”（P.144）。让我们看一看他所观察到的一些极端的、病理性的行为。
1.攻击
在野生环境中，正常雄鼠会为了维护自己在社会阶层中的统治地位与其他雄鼠进行争斗。这种争斗在本研究中的一些富有攻击性雄鼠身上也能看到。与它们在自然环境中所不同的是，在末端围圈中处于统治地位的雄鼠必须经常与其他雄鼠争斗以保持其地位，且一般常会是几只白鼠打群架。不过，研究者通过观察发现在中间围圈中最强的雄鼠是最正常的。然而，即使是这些白鼠有时也表现出“病理的症状，如发狂；攻击雌鼠、未成年鼠以及不太活跃的雄鼠；并表现出一种特殊的嗜好——一种鼠类的不正常行为——咬其他白鼠的尾巴”（P.146）。
2.服从
与极端攻击行为相反，其他组的雄鼠忽略并避免为争霸主地位而起的战争。其中一组雄鼠是围圈中看起来最健康的白鼠组成，它们身体肥硕、皮毛完好，没有因争斗而常会出现的秃斑。然而，这些白鼠完全不适应社会环境。在围圈之间走动时，它们似乎处于睡眠状态或类似催眠的状态，它们无视其他白鼠的存在，反过来也被其他白鼠所忽视。它们对性活动一点儿也不感兴趣，即使面对发情的雌鼠也无动于衷。
另一组白鼠则极为活跃，并一直在搜寻发情的雌鼠。卡尔霍恩把它们称为“探索者”（prober）。它们常常被更强势的雄鼠攻击，但他们对争夺地位从不感兴趣。它们的性欲极强，其中相当一部分甚至以同类为食。
3.性偏差
这些探索者也不遵守自然的交配程序。通常情况下，雄鼠追逐发情的雌鼠，直到它逃进洞里，然后，雄鼠耐心地等待，甚至干脆在洞口跳起求婚舞。最后，雌鼠从洞里出来，进行交配。在卡尔霍恩的研究中，大部分进行性活动的雄白鼠遵守这一程序，但探索者例外。它们完全拒绝等待而直接跟着雌白鼠进洞。有时，洞内的窝中还有已死亡的幼鼠，研究者在随后的研究中发现，探索者正是由此开始蚕食同类。
某些特定雄鼠组被称为“泛性者”（the pansexual），因为它们不加分辨地试图与任何其他白鼠进行交配。它们以性为目的，接近其他的雄鼠、幼鼠以及没有发情的雌鼠。这是一个驯服的群体，常常受到更强势的成年雄鼠的攻击，但它们从不为争夺地位而打斗。
4.繁殖异常
白鼠有一种自然本性，那就是筑巢。在本研究中，研究者向白鼠不限量地提供小纸条作为筑巢的原材料。正常情况下，雌鼠非常主动地筑巢，以便为生产做准备。它们将材料集中并堆积起来，形成一个垫子的模样，然后将窝的中间部分做一个凹陷形以放置幼鼠。然而，行为改变的雌鼠丧失了一般的筑巢能力（或倾向），最初它们不能做出中间的凹陷，后来，随着时间的推移，它们收集的纸条越来越少，以至于最终幼鼠直接降生在覆盖着木屑的地板上。
当母鼠预感到存在危险时，它们也丧失了把幼鼠从一个地方转移到另一地方的能力。它们可能转移了一些幼鼠而忘了另一些，或在转移的过程中不小心把它们丢在了地上。通常，这些掉在地上的幼鼠或是被遗弃或是死去，随后被成年鼠吃掉。幼鼠的死亡率在中间两个围圈中最高，约在80%~96%之间。
除此之外，在中部围圈中的雌鼠发情时，它们会被大群的雄鼠追逐，直到它们最终不能逃脱为止。这些雌鼠在怀孕和生产过程中并发症发生率很高，并且它们变得极度不健康。
讨论
你可能会预计这些发现的必然延伸是将它们应用到处于高密度环境的人群中去。然而，由于接下来我们要讨论到的一些原因，卡尔霍恩没有得出任何这样的结论。事实上，他很少谈论自己的发现——可能的推测或逻辑是：他的结果本身已说明了一切。他只对一个明确的结果进行过评论：白鼠的自然及社会生存行为已被高密度的居住环境所产生的应激明显改变。另外，他提到通过进一步研究、改进方法和修改对结果的解释，他的研究以及其他类似的研究可以有助于我们理解人类在面对类似问题时的情形。
研究发现的意义
就像这本书里的许多研究一样，卡尔霍恩这项研究最重要的一个方面是它引发了许多相关的研究，关注高密度居住环境对人的影响。虽然在这里不可能详细复述所有的研究，但有些例子值得一提。对人来说，促使行为改变发生的环境之一就是特别拥挤的监狱。由国家法官协会资助的一项研究对每个囚犯平均只占50平方英尺[1]的监狱与不太拥挤的监狱进行比较研究。结果发现，前者的死亡率、杀人率、自杀率、生病的次数及惩戒的比率明显较高（McCain，Cox，& Paulus，1980）。但再提醒一下读者，请记住，除了拥挤因素以外，还可能有其他因素影响了这些行为（例如，参见研究37中有关津巴多监狱的内容）。
另一有趣的发现是，拥挤因素对问题解决能力会产生消极影响。有一项研究让人待在非常拥挤的小房间里（每人只有3平方英尺），或待在不太拥挤的较大房间内，并要求被试完成相当复杂的任务，如把不同的形状进行归类，同时给被试听故事，随后要对故事内容进行测试。在拥挤条件下，被试的成绩明显低于不拥挤条件下的被试（Evans，1979）。
请猜一猜，在拥挤环境中你的生理指标将会发生怎样的变化？有研究已显示，你的血压会升高，心率会加快。伴随着这些影响，你会感到其他人对你充满敌意。随着人口密度增加，你会感到时间过得越来越慢（Evans，1979）。
批评
卡尔霍恩对动物的研究结果已得到后继动物研究的支持（参见Marsden，1972）。然而，正如我们在本书的前面所提及的，把动物研究的结果推广到人类时必须特别小心。正如某些物质可能引起鼠类疾病，但对人类的身体健康毫无影响一样；影响鼠类社会行为的环境因素或许不能直接应用于人类，动物充其量只能代表人类的某些方面。有时，动物研究是非常有用的，它可揭示并引导对人进行更加明确的研究；另一些时候，它也可能通向一条死胡同。
1975年，研究者们在纽约城进行了一项研究，试图用人类被试来重复卡尔霍恩的一些研究结果（Freedman，Heshka，& Levy，1975）。对不同居住密度的地区，研究者分别收集了死亡率、生育率（出生率）、攻击行为（法院记录）、心理病理学（精神病院的病人数）等数据。分析所有数据后，研究者没有发现在人口密度和社会病理行为之间有任何显著相关。
虽然如此，在20世纪60年代初期，卡尔霍恩就把工作焦点集中在拥挤情境对人类心理和行为的影响上。因为这与人类相关，这一领域的研究持续至今。
近期应用
约翰·卡尔霍恩在1995年9月7日逝世，他给我们留下了一系列发人深省并具有历史意义的研究。卡尔霍恩在1962年的文章中所论述的各种社会问题与人类生存条件之间表现出愈发紧密的关系。因此，当科学家对攻击行为、不孕症、精神疾病或各种形式的社会冲突等问题进行进一步了解和干预研究时，常会参考卡尔霍恩关于拥挤和行为病理学的研究。
另一项有趣的研究引用了卡尔霍恩的观点，考察在驯养过程中动物行为的改变（Price，1999）。该研究者普莱斯（Price）认为，某些动物被驯化了，即宠物。这些动物经历了若干代遗传与发展的变化，从而改变了自己的行为，这样它们便能与人和平共处，分享同一生活空间。普莱斯的主要观点是，野生动物经过几个世纪的驯养，不得不适应人类的生活方式，虽然这种环境与它们原始的栖息地非常不同。这种生活方式通常包括在相当拥挤的条件下与同类的其他动物、其他种类的动物以及人类和平相处（至少大多数时间是如此）。作者认为，这是通过提高反应阈限的水平而达到的，即要想让一只驯养动物成为占领者和侵略者需要更强的外部刺激。换句话说，在一个相当小的空间中，狗、猫和人类都能够和谐相处，而未经驯养的野生动物间将会逃走和相互厮杀。
一个相关研究发现，与动物相比，人类对人口密度的反应可能存在着一个关键差异。在动物研究中，作为密度增长的直接后果，病理行为是呈线性增长的：一个数据增长，另一个相应跟着增长。然而，雷格兹（Regoeczi，2002）的研究发现，对人类而言，家庭人口密度对增加的社会退缩和攻击性行为的影响实际上是随着一个单独的家庭中人口的增加而降低的。但是，这种影响趋势只有在居住人数没有超过家庭中的房间数时才会出现；当远远超出这个数字时，反社会影响就会伴随着人口密度增加而显现出来。换句话说，当居住条件是5个人居住在一个3居室的公寓里或者7个人挤在一个4居室的屋里时，人们倾向于表现出更多的退缩或攻击性行为。这里有两个可能原因在起作用：也许是人口密度导致了病理行为；也许是那些退缩或攻击性程度高的人出于自愿或被排斥的缘故，而最终获得不大拥挤的居住环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