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心理学是心理学的一个分支，它主要探讨的问题是：别人怎样影响你的行为，而你又怎样影响他人的行为。简言之，社会心理学就是研究人与人相互作用的一门科学。心理学的这一分支内容很庞杂，范围涉及广泛，包括浪漫的爱情关系、集体行为，以及偏见、歧视、攻击行为等多种主题。这可能是很多非心理学家的人认为与自己个人生活最为相关的一个心理学研究领域。我们所有人大多数的清醒时间都在以不同方式与他人进行相互作用，所以我们自然想知道更多包含在我们的社会关系之中的心理学过程。而且，社会心理学包含大量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科学研究，其数量之多在心理学领域中也屈指可数。
本章所选取的四项研究以以下几种方式使心理学发生了明显的变化：（1）为人们提供了看待人类社会行为的全新视角；（2）激起新的研究浪潮，使人们或证实，或改变，或反对原有的研究结果；（3）引起了关于研究伦理的热烈争论，并最终促成了在本书前言中讨论的伦理守则。
第一项研究是心理学史上最为著名的研究之一：菲利普·津巴多的“斯坦福监狱实验”，这项研究产生了一些关于监禁心理学的惊人启示；第二项研究探讨了从众效应对行为的决定作用；第三项研究揭示了一个令人惊讶的现象，叫作“旁观者效应”，这种现象是指在危难时刻，旁观者越多，愿意伸出援手的人就越少；最后，我们所要接触的也许是心理学史上最闻名于世的研究（在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是名誉尽失的研究）——斯坦利·米尔格拉姆（Stanley Milgram）的“盲目服从权威的研究”。
研究37 斯坦福监狱实验
Zimbardo, P.G.(1972).The pathology of imprisonment.Society, 9(6), 4–8.
Haney, C., Banks, W.C., & Zimbardo, P.G.(1973).Interpersonal dynamics in a simulated prison.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riminology & Penology，1, 69–97.
你曾经被监禁过吗？先假设你我的回答都是“没有”。那你认识在监狱里待过的人吗？可能吧。无论如何，我们大多数人都对在监狱中生活所产生的心理效应知之甚少。你可能读过一些关于监狱的文章、故事或者小说，而且几乎可以肯定你曾经在电影或电视中看到过描述监狱生活的场景。基于这些了解，大多数人都可以确定监狱一定不是我们愿意卷入的地方！我们知道坐牢是一种可怕的经历，犯人会产生一些激烈反应，甚至是病态的行为。而且我们中的大多数人还认为那些被选作监狱工作人员的人，例如看守和狱警，可能拥有一些独特的人格特征。但是，行为科学家们如何系统地研究对于监狱工作人员和犯人来说，监狱经历所产生的心理和情绪效应呢？
正如大多数复杂的现实生活情境，研究监狱生活的心理学对于研究者来说是个挑战，因为使用的方法必须是相关研究。这就是说，我们可以观察监狱环境，访谈犯人和看守，在犯人释放后收集他们的信息，然后试图基于这些分析形成假设。但是我们不能科学地控制监狱环境，因而对于我们所观察到的行为的真正原因无法得到清晰有效的结论。是监狱改变了人们，还是在监狱中的人原本就是与常人“不一样”？一种绕过这个研究困境的方法可能是创建一个模拟的“科研监狱”，然后把人们分为“囚犯”和“看守”置于其中。听起来不可能吗？如果现在来做一项这样的研究可能会很困难，但是在30年前，著名的心理学家菲利普·津巴多和他的同事克雷格·哈尼（Craig Haney）、柯蒂斯·班克斯（Curtis Banks）、戴夫·杰夫（Dave Jaffe）在斯坦福大学进行了这样的研究（在本节开头列出的两篇文章就是关于他们研究的最早论述）。他们想创建一个模拟的监狱，其中由一些大学生随机分配扮演“看守”和“囚犯”。他们的“监狱”建在斯坦福大学校园里心理学系大楼的地下室（有关细节稍后会详述）。
理论假设
津巴多在研究中验证的假设是，相对于你的内在性情和天性，周围的环境和情境会更强有力地影响你的行为。津巴多主张，尽管我们拥有某些特定的遗传或内在行为倾向，但是强大的环境会战胜这些内在倾向，并导致我们做出一些与平时的自己截然不同的行为。津巴多和他的同事们想要看看，如果把正常人置于一个对个人施加强大影响的情境中，即监狱中，会发生什么情况。
除了环境对我们的行为具有强大影响这一最初的信念以外，研究者们并没有建立其他特定的假设。为了检验情境力量的影响，他们将所有被试随机指派为“看守”或者“囚犯”。这种随机的指派会导致两种角色在模拟监狱环境中表现出显著不同的反应，例如，在交往方面的行为测量、在心境和病理学方面的情绪测量、对于自我的态度以及应对和适应这一新异情境的一些其他指标（Haney，Banks, & Zimbardo，1973）。
方法
设置
津巴多的目标是创设一个尽可能类似于监狱的情境。他请来一位曾坐过15年牢的前罪犯作为顾问。尽管在这项研究中监狱并不是真实的，而且研究中的被试都知道这一点，但是津巴多希望确保这个过程模拟了真实的监狱体验。
图10—1 “斯坦福监狱”的一个典型“牢房”
资料来源：菲利普·津巴多公司。
津巴多监督着一组工作人员将斯坦福大学心理学系大楼地下室的一些房间和走廊改造为一所“监狱”。由于研究计划持续两个星期，所以这所监狱需要好好建设。走廊的两头都拓宽了，实验室的房间成为监狱的牢房。为了增强真实感，单个牢房的门都在小窗上装了竖栏并配有单独的牢房号码（见图10—1）。沿着牢房的封闭走廊是“监狱院子”，囚犯被试可以从他们的牢房里出来到那里吃饭和活动。在走廊的尽头，是一间设计成单独囚禁的小黑屋，用来禁闭那些惹是生非、反抗和不尊重看守的，或者其他一些不合作的囚犯。浴室就在大厅里，但是守卫会把囚犯的眼睛蒙上把他们带过去，所以囚犯们并不知道他们的方位（Zimbardo，2007b）。“监狱”里装了一个隐藏的摄像机和内部通话系统，这样实验人员就可以保持对看守和囚犯行为的监督。
被试
如果你之前不熟悉这个研究，那么你接下来读到的内容可能会让你觉得很惊讶甚至是震惊。在你往下读的时候，试着把自己置于那些被试的心态。首先，研究者在位于斯坦福大学附近的加利福尼亚州帕洛阿尔托县的当地报纸上刊登广告，以每天15美元的报酬来招募志愿者参与有关监狱生活的实验研究（现在相应的被试报酬大概是每天75美元）。为了保证被试知情同意，研究者告诉这些志愿者该研究的大体性质，而且告诉他们在研究中可能会有一些违背他们个人隐私和公民权利的情况，他们获得的食物可能仅仅达到满足基本营养需要的最低限度。所有的志愿者都同意了以上各项条款。
研究者进行了大量的测试以排除有心理问题和犯罪前科的志愿者，最终从将近100名志愿者中选取了24名大学生。之后，通过投掷硬币的方式随机将这些人分成了“看守”和“囚犯”两组。要记得，津巴多在这个研究中的目标是将决定行为的内在人格因素和外部情境影响分离开来。所以，有必要确保这两组被试在开始的时候是尽可能同质的（Zimbardo，2005）。然后，没有任何的指导语、训练、或是对于接下来研究的准备，所有的被试都直接回到了自己的家。
研究程序
本研究的目标是观察、记录和分析囚犯和看守的行为。正如之前提到的，津巴多和他的同事们在寻找一些迹象，来说明这些年轻人所置身的情境和角色强度足以胜过他们每个人的人格特征和行为倾向。
“囚犯”：在初步筛选几天之后的一个星期天早上，分派到囚犯组的被试在自己家中被“突然袭击”，帕洛阿尔托警察局的一名（真正的）警官出人意料地敲响了被试的家门。所有的被试都以“抢劫罪”被逮捕，所有人都被搜查过、戴上手铐，被响着警笛、闪烁着警灯的警车迅速带离。所有囚犯都被登记在册、采集指纹，然后被蒙着眼睛关到单人牢房。之后，他们被告知将要被转移到“斯坦福县监狱”（也就是心理学系大楼地下室的那个模拟监狱）。
当这些囚犯到达监狱后，那些被分派充当守卫的被试对他们进行了搜身（见图10—2），脱光他们的衣服并用气雾喷雾器进行除虱。守卫们给每个“囚犯”发了以下物品：一件类似于罩衫的囚服，囚服上分别有四位数字的号码（这些号码将成为囚犯们在整个研究期间的代号）；橡胶拖鞋；需要一直套在头发上的尼龙袜（用来模拟大多数监狱中给囚犯剃光头的样子）；缠在脚踝上的加锁铁链（铁链并没有真的锁在什么东西上，只是为了提醒囚犯的身份）。津巴多指出，尽管这些程序与现实中的真实程序相比有所变化，但是这些程序背后的思想就是模拟羞辱、镇压，以及在真实监狱中囚犯的体验。这些囚犯每三个人被分在一个小囚室中，每人有一张简易床和一个薄床垫、一条毯子。三张简易床填满了整个空间，囚室里再没有空余的地方了。
图10—2 斯坦福监狱的“守卫”在对新来的“囚犯”搜身
资料来源：菲利普·津巴多公司。
“守卫”：与囚犯不同，守卫们不需要一直待在监狱里（毕竟他们没有被监禁），他们分为每组三个人，每组值8个小时班，不值班的时候他们仍然过自己的生活。他们领到了相同的监狱守卫制服、警棍（虽然不容许他们击打犯人）、反光墨镜（让他们看起来更有威慑力，而且外貌不太明显）。津巴多解释说他关于反光墨镜的想法来自保罗·纽曼（Paul Newman）在1967年主演的一部电影《铁窗喋血》（Cool Hamd Luke）（Zimbardo，2007）。这些守卫没有受过任何关于他们所扮演的角色的专门训练，而且仅仅被告知他们的责任是让囚犯们守规矩和维持监狱的秩序。
结果
这是心理学史上被最多探究、讨论和分析的研究之一。守卫们和囚犯们身上发生的人格和行为变化是如此地意义深刻且令人震惊。为了在有限的篇幅内总结那些复杂的研究发现，在表10—1中简要列出了被试的一些典型行为。在这里更笼统地描述了接下来的几天里“斯坦福监狱”中所发生的事情。
出乎任何人的预料，这些囚犯和守卫身上的真正特性和人格似乎很快就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他们被要求扮演的角色。在一天之内，“演戏”和现实生活之间界限就变得模糊，令人感到不安。正如津巴多在他的最初的研究中关于这些被试的描述（1972）：
大多数人真的变成了“囚犯”和“守卫”，不再能区分角色扮演和自我……在不到一周的时间里，监禁的体验（暂时地）破坏了一生的学习；人类的价值被搁置，自我概念受到挑战，人类本性中最底层、最丑陋的病态面显露出来。我们觉得非常恐怖，因为我们看到一些男孩们（守卫）把其他人当作是卑劣的动物一样对待并且乐于享受那些残忍的行为；而另一些男孩们（囚犯）变成了卑屈顺从、失去人性的机器人，他们只能想到逃跑、自己个人的生存，以及对守卫们越来越多的仇恨（P.4）。
要记得，这是一个由高水平的专业研究者开展的一项科学研究，而且它很快就有了自己的生命力。参与的被试们，尤其是那些扮演囚犯的被试，似乎忘记了他们是具有自由意志的大学生。他们随时可以直接退出研究，但是并没有这么做。在几天以后，许多被试申请假释或释放，但是当释放请求被驳回后，他们仅仅是沮丧而顺从地回到牢房。囚犯组的被试中有五个人的情绪崩溃和应激反应非常强烈，他们变得抑郁、无法清晰思考甚至绝食。因此，研究者不得不在研究开始的最初几天就让他们退出了研究（或更确切地说，是让他们离开了这个监狱）。
其中一些守卫开始折磨囚犯，显然他们很享受由自己的地位所带来的权力。有些守卫不那么严厉，并且努力去保持公平，但是他们也一直没有干涉那些残暴专横的守卫，而且更重要的是，他们也从未提示实验者其他守卫可能超过了其角色的分寸。甚至津巴多本人也时常忘记他在负责一项科学研究，而是发现自己不自觉地进入“监狱主管”的角色。
表10—1 “囚犯”们和“守卫”们在“斯坦福监狱”研究中的行为和反应
（Haney et al.，1973; Zimbardo，1972；Zimbardo，2005；Zimbardo，2007b.）
近期应用
如同米尔格莱姆关于服从的研究（详见研究40）一样，津巴多开展的监狱研究在这三十多年来产生了全面的社会影响和政治影响。即便这不是不可能，但是要脱离研究的政治属性来讨论津巴多的研究结果是一件困难的事情。在美国以及世界上其他大多数国家，监狱改革都是最受争议的热点话题之一。在历史上，针对囚犯的系统化虐待是有文件记录的，而且这一情况延续至今。从津巴多开展研究的那个年代到今天，美国关于监狱暴动、叛乱、反叛、绑架及谋杀的历史充满了大量与斯坦福大学地下室所发生的那些事件类似的事情。美国监狱和拘留所中囚犯的数量从20世纪80年代的50万左右增加到2006年的220万人，这进一步加剧了虐囚事件发生的潜在可能（Bureau of Justice Statistics，2007）。美国在监人员的数量位于世界之首。而且，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来，监狱的教育改造目标基本上被废弃了（尽管罪犯教养所的名称还在广泛使用），取而代之的是惩罚目标和将罪犯与公众隔离的目标（称为剥夺其能力）。在1998年，津巴多和哈尼分析了自从他们在斯坦福的研究以来，监狱系统是如何变化的。这里呈现的是津巴多关于他们分析结论的表述：
监狱采用惩罚和将罪犯隔离的内在模式，而不是其他一些可能会降低高累犯率的基本改造措施，这仍然是失败的社会实验。我们的分析显示，监狱的条件在我们研究之后的几十年里显著恶化，这是监狱政治化的后果。媒体的夸大其词让选民们担心犯罪，而政治家、检察官、地方检察官及其他一些官员则对犯罪采取强硬立场，以此来获取选民的支持（Zimbardo，2005）。
阅读到这里，你可能在思考津巴多的监狱研究与过去15年中美国参与的中东战争中发生的一些事件之间的可能联系。一些高度报道的事件，尤其是伊拉克阿布·格莱布监狱虐囚丑闻和关于古巴关塔那摩湾拘留营虐待拘留者的报道（参见Hooks & Mosher，2005；Keller，200），将“斯坦福监狱研究”重新带回公众关注的焦点。津巴多在其最近的著作《路西法效应：理解好人是如何变坏的》（The Lucifer Effect.Understanding How Good People Turn Evil，2007a）中，回顾了监狱研究并把他关于囚犯虐待的研究和评论从监狱拓展到人类罪恶这一更大的概念。我们不相信类似阿布格莱布监狱事件可能会真实地发生，不相信任何人，尤其是自由、民主社会中的公民可能会对其他人做出如此残酷的虐待。怎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呢？像津巴多一样的心理学家和其他社会科学家们试图帮助我们理解这种现象。正如一位研究这些虐待事件的作者指出：
新闻记者们在寻找一些社会科学研究来理解在伊拉克、阿富汗以及世界上的其他地方发生的虐待事件。这些报告不再强调少数的“烂苹果”，转而质疑对于那些最底层士兵的惩罚。津巴多（1972）的研究在这些报告中很引人注意。他不同意“烂苹果”理论，而是主张是装苹果的木桶坏了。津巴多批评布什政府的“领导失败”，他着重指出那些对囚犯的虐待性审讯手段和严厉待遇得到了布什政府最高级官员和军队官员“由上而下的授权”（Hooks & Mosher，2005，P.1632~1633）。
从来自伊拉克、阿富汗、关塔那摩的一份份报告当中，我们听闻并从图片细节中看到守卫和审讯官对囚犯实施的可怕的虐待和折磨。而在所有的报告中，这些守卫和审讯官们就像津巴多监狱实验中的被试们一样，并不是虐待成性的、残忍的人。他们在本质上就是普通人，可能和你我并没有什么不同，而他们却发生了戏剧性的转变。这可能最终源于所有罪恶中最强大的情境力量——战争。
结论
正如之前提到的，津巴多原计划进行两周的研究，但是他在第六天的时候就终止了实验，因为这个模拟的监狱情境太强大了，而且以惊人的方式变成了现实。实验人员和随机指派的大学生们不复存在，他们逐渐成为自己所扮演的角色，变成囚犯、守卫和监狱长。这些角色的力量是那么地强大，以至于个人身份消失了，被试甚至是实验人员都难以意识到在“斯坦福”监狱中的行为是多么危险。以下是津巴多对于他叫停研究的决定的表述：
我终止实验不仅仅是因为暴力的持续升级和“守卫们”与“囚犯们”的敌对恶化，……而且是由于我自己意识到我自己所经历到的个人的转变。……我自己变成了监狱的负责人，而研究负责人的功能被置于第二位。我开始像一位严厉的机构负责人一样说话、走路和行动，我更多地考虑“我的监狱”的安全，而忽视了作为一位心理学研究者应当照顾的年轻人的需要。在某种意义上，我认为关于这个情境的力量的最深刻的评估正是它改变我自己的程度（Zimbardo，2005，P.40；及Zimbardo，Maslach，& Haney，1999）。
Bureau of Justice Statistics (2007).Number of persons under correctional supervision.Retrieved February 4, 2008, from http://www.ojp.usdoj.gov/bjs/glance/tables/corr2tab.htm
Haney, C., Banks, W.C., & Zimbardo, P.G.(1973).Interpersonal dynamics in asimulated prison.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riminology & Penology，1, 69–97.
Hooks, G., and Mosher, C.(2005).Outrages against personal dignity: Rationalizing abuse and torture in the war on terror.Social Forces, 83(4)，1627–1645.
Keller, A.S.(2006).Torture in Abu Ghraib (Iraq prisoner abuse scandal, 2004).Perspectives in Biology and Medicine, 49(4), 553–569.
Zimbardo, P.(2005).A situationist perspective on the psychology of evil: Understanding how good people are transformed into perpetrators.In A.Miller (Ed.), The social psychology of good and evil: Understanding our capacity for kindness and cruelty (pp.21–50).New York: Guilford.
Zimbardo, P.(2007a).The Lucifer Effect: Understanding how good people turn evil.New York: Random House.
Zimbardo, P.(2007b).“The Stanford Prison Experiment: A simulation study of the psychology of imprisonment conducted at Stanford University.” Retrieved June 2, 2007, from http://www.prisonexp.org
Zimbardo, P.G., Maslach, C., & Haney, C.(1999).Reflections on the Stanford Prison Experiment: Genesis, transformation, consequences.In T.Blass (Ed.), Obedience to authority: Current perspectives on the Milgram paradigm (pp.193–237).Mahwah, NJ: Erlbaum.
研究38 从众的力量
Asch, S.E.(1955).Opinions and social pressure.Scientific American，193, 31-35.
你觉得你是从众的人还是独立的人？我们大部分人更乐意别人认为自己是既从众又独立的，既不怪异、不叛逆，又有个性、有独立思考的能力。几十年以来，心理学家对从众这一概念始终非常感兴趣。如果你能想到心理学的研究不仅关注解释人类行为，而且更重要的是在于揭示其背后的原因，那么你也就理解为什么会这样了。人们愿意顺从他人的效应可以帮助我们理解人类行为的根源。
当心理学家谈到从众时，他们指的是当某一个体成为某个团体的成员时，其行为常追随团体的某种行为模式。通常，这种一个团体对其成员行为的不成文规定及约束被称为“社会规范”。认真思考一下，你或许会想起，在生活中有时你的行为与你的态度、信仰、道德并不同步或一致。很有可能，每当发生这种情况的时候，你正处于某一群体之中，群体中的每一个人都那样做，所以你也就跟随着那样做了。从众对于我们的行为而言是一种强大的力量，甚至可以说，这种力量在某些时候会使我们的行为偏离自身的内驱力，做出一些原本不可能做的事。所以，从众非常值得行为科学家投注兴趣并开展研究。然而，直到20世纪50年代初才有人对从众进行科学的研究，这个人就是所罗门·阿希（Solomon Asch）。他关于从众的系列实验为我们提供了有关从众行为的大量新信息，而且为未来的研究开辟了许多道路。
理论假设
假如，你与一群经常见到的人在一起，比如你的朋友或同事。他们正在讨论一些有争议的问题或政坛候选人。你很快发现，在这个群体中，其他人观点一致，而唯独你的观点与别人的恰恰相反。当他们询问你的意见时，你会怎么做呢？或是选择冒着被排斥的风险，不顾后果地坚持说出自己的真实想法；或是选择和群体保持一致，即使你并不同意这种观点；或者，如果有可能的话，你会完全回避这个问题。
阿希想要了解从众的需要对我们的行为到底有多大影响力。虽然从众经常会涉及一些笼统模糊的概念，如认同他人的态度、伦理、道德和信仰体系等，但是，阿希选择了集中研究一种更加显而易见的从众类型——知觉从众，即人们倾向于在多大程度上遵照他人关于世界的知觉（所看、所听、所尝、所闻和所触）。阿希通过一个简单的视觉比较任务来检验从众行为，这样他就可以在一种受控制的实验情境中研究这一现象。
如果从众所具有的影响力真如阿希以及其他一些人所认为的那样强大的话，那么研究人员就可以通过让群体给个人施加压力来操纵一个人的行为，这就是阿希所从事的研究。他设计出一系列非常巧妙的实验，采用相似的方法来验证从众的力量。
方法
视觉材料由成对卡片组成，每对卡片的其中一张上画有三条不同长度的垂直线（称为比较线）；另外一张卡片上画有一条垂直线（称为标准线），其长度与前一张卡片中三条线中的一条等长（见图10—3）。接下来，便是实验的具体程序：假如你是自愿参加“视知觉研究”的一名被试，你到达了实验室，发现其他七名被试已经坐成一排。你坐在这一排的最后一个空位上。实验者呈现出一对卡片，要求你判断三条比较线中的哪一条与标准线的长度相等。你观察了一下卡片，并很快做出了正确的回答。从离你最远的那个被试开始，主试要求他们回答同样的问题。每个被试都给出了正确的答案，轮到你的时候，你也很清楚地给出了正确的答案。然后主试更换了卡片，又进行了同样的过程。毫无问题，你与其他成员一样，又一次给出了正确的答案。然而，在下一轮测试中，奇怪的事发生了——主试呈现卡片后，你立即想好了正确答案（毕竟，这并不困难），但是在其他被试回答这一问题时，他们却都选择了错误的答案，而且他们竟都选择了同样的错误线条。现在，轮到你作答了，你犹豫了，你简直不能相信眼前发生的一切。难道所有的人都瞎了眼吗？正确的答案是显而易见的，难道不是吗？你们到底是瞎了，还是疯了？现在你必须做一个决定。你是继续坚持你的观点（毕竟，正确的线条就在你的眼前），还是顺从其他人的意见？
图10—3 阿希线条判断任务卡片的一个例子
资料来源：引自P.32。
现在你可能已经意识到了，在实验室中的其他七个“被试”根本就不是真正的被试，而是实验者的助手。他们从开始就知晓实验内容，而且回答也是规定好的，当然，这也是从众研究的关键。那么，在这项研究中，真正的被试是如何回答的呢？
结果
每位被试测试数次，其中约有75%的人至少有一次与团体的不正确共识保持了一致。综合所有实验结果，被试服从于团体做出错误回答的次数约占1/3。为了确保线条的长度可以准确判断，主试要求控制组中的被试单独写下他们对线条比较问题的判断，这些被试的正确率为98%。
讨论与相关研究
在阿希的研究中，团体压力对从众行为的有力影响得到了清楚的体现。如果个体愿意服从于团体，那么他们对明显的错误有时也不具判断力，而这种影响力在现实生活中究竟有多大？团体在何时会发挥更强大的作用？问题在何种情况下会变得更模棱两可呢？从众效应是影响人类行为的一个重要因素，这个多年来人们一直反复思索的问题现在已得到了科学证实。
在心理学领域中，阿希的研究结果在两个方面显得极为重要和关键。首先，如前所述，他首次清楚而科学地证明了社会压力对从众行为的影响力；其次，或许也是更重要的，即这项早期研究引起了大量后续研究，其作用持续至今。自阿希的早期研究开始，该类研究的数量急剧增加，它们极大地丰富了我们对从众效应的了解，也使我们明白究竟是哪些因素决定了从众效应对人类行为的影响。下面是其中的一些研究发现。
1.社会支持。阿希在同样的实验上做了细微的变动，他对七名助手的回答进行改变，使其中一名助手在测试条件下给出正确的回答。在这种情况下，仅仅有5%的被试同意团体的一致性意见。很明显，你只需要一个同盟者就能“坚定立场”并抵抗从众效应的压力。这项研究发现还得到了后来几项研究的支持（例如，Morris & Miller，1975）。
2.团体的吸引力及成员的归属感。后来的一些研究证明，个体越为某一团体所吸引，对这一团体越有归属感，那么他就越有可能顺应该团体的态度与行为（参见Forsyth，1983）。如果你喜欢某一团体而且觉得自己是他们的一员（他们是你的参照群体），那么你顺应于该团体的倾向性将是非常强烈的。
3.团体的规模。首先，阿希和其他研究人员的研究都证明，从众的倾向性随团体规模的增加而提高。然而，进一步的研究发现，这种联系并非如此简单。确实，从众的倾向性随团体规模的增加而提高，但这仅限于人员数量为6到7人的团体。当其规模超出这个数字时，从众效应的水平不再增高，甚至在某种程度上有所降低。这一现象在图10—4中以图解的方式呈现出来了。阿希认为，这可能是由于随着团体成员数量的增多，人们可能会开始怀疑其他成员是有目的地合起伙来影响他人的行为，作为回应，他们开始抵抗这种显而易见的压力。
图10—4 团体规模与服从的关系
注：引自P.35数据。
4.性别。你认为男人和女人在从众的倾向性和自发性方面会有不同吗？继阿希的工作之后，有早期研究指出，女人似乎比男人更愿意从众。这种性别差异成为一种强有力的证据，频繁地出现在心理学文献之中。然而，近期的研究对这个结果提出了质疑。现在看来，许多早期研究（多由男性实施）无意中创造的一些实验条件，在当时对于男性比对于女性来说更熟悉、更舒适。心理学家明白，当人们处于那些不知如何表现才恰如其分的情境中，会表现出更多的从众倾向。因此，关于女性有较强从众倾向的结论也许只是一种系统误差，由方法上微小（且无意识）的偏差所致。在更好的控制条件下进行的一些研究并未发现从众行为有性别差异（关于性别问题的讨论参见Sistrunk & McDavid，1971）。
有关从众问题的研究还涉及其他众多领域，其中包括文化影响、在做出与从众相关的决定时的信息总量、社会规范、个人隐私，等等。
批评
阿希对从众效应的研究工作得到了广泛的支持和认可，此外该研究也在多种条件下被重复进行。对于这项研究的质疑则关注阿希的研究发现能否推广到实验室以外的现实生活中。换句话说，被试在实验室里对一些线条的回答与现实生活中的从众行为是否存在显著相关呢？这是对于所有在实验室控制条件下研究人类行为实验的效度的质疑。这种质疑的理由是：“也许被试可以在线段长度这种并不重要的琐事上与团体成员保持一致。但是，在现实生活中，特别是在重要事情上，他们不会那么轻易地表现出从众行为。”然而，虽然现实生活中的从众事件更有意义，但现实群体在从众事件上给予个体的压力也会相应增加。
近期应用
我们从以下这项研究中可以看出，阿希的工作对有关重大社会问题的研究依旧产生着重要影响。该文调查的是年轻人卷入不安全的性行为的原因（Cerwonka，Isbell & Hansen，2000）。大约有400名年龄在18~29岁之间的学生接受了不同方式的测验评估。测验内容包括AIDS/HIV高风险性行为知识（例如未使用安全套、多位性伙伴、酒精和其他药物滥用以及性经历等）。研究显示，众多因素能预测高风险性行为，其中包括基于同辈群体压力的从众。可以看出，对于从众如何影响人们选择性行为的理解可能成为我们对抗HIV持续传播的颇具价值的工具。
另一项引人关注的研究与阿希1955年发表的文章一脉相承，该研究考察为什么男性比女性更少寻求帮助，即使他们急需得到帮助（Mansfield等，2003）。这篇文章以下面这个（老）笑话引出：“为什么摩西用了40年时间在沙漠中徘徊，因为他不愿意问路（P.93）”。这个笑话之所以有趣，是因为它触及有关男性和寻求帮助行为的刻板印象。当然，不问路通常不会造成严重的问题，但是男性也倾向于拒绝寻求医疗和心理健康救助，这可能是危险的，甚至是致命的。作者指出，阻止男性寻求帮助的一个主要因素就是从众。“在需要帮助的情境中，男性可能会不愿意寻求帮助，如果他们认为这样做会受到羞辱……如果一个男性在生活中非常钦佩对寻求帮助持不赞成或者贬低观点的人，那么他自己就不太可能寻求帮助”（P.101）。
最后提到的一点是，文化在从众中起着特殊的重要作用（Bond & Smith，1996）。在具有集体主义文化的国家，比如日本、印度，所进行的从众研究发现，人们的从众行为都远远多于具有个人主义文化的国家的人民，如美国（参见研究28中川迪斯对集体主义和个人主义文化的研究）。这些发现再次证明心理学研究决不能忽视文化对人类行为的实际影响。
Bond, R., & Smith, P.(1996).Culture and conformity: A preferencemeta-analysis of studies using Ash’s line- judgment task.Psychological Bulletin，119 (1)，111-137.
Cerwonka, E., Isbell, T., & Hansen, C.(2000).Psychosocial factors as predictors of unsafe sexual practices among young adults.Aids Education and Prevention，12(2)，141-153.
Forsyth, D.(1983).An introduction to group dynamics.Pacific Grove, CA: Brooks/Cole.
Mansfield, A., Addis, M., & Mahalik, J., (2003).Why won’t he go to the doctor? The psychology of men’s help-seeking.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en’s Health, 2, 93-109.
Morris, W., & Miller, R.(1975).The effects of consensus-breaking and consensus-preempting partners on reduction in conformity.Journal of Experimental Social Psychology，11, 215-223.
Sistrunk, F., & McDavid, J.(1971).Sex variable in conforming behavior.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17, 200-207.
研究39 你会伸出援手吗
Darley, J.M., & Latané, B.(1968).Bystander intervention in emergencies: Diffusion of responsibility.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8, 377-383.
在心理学研究的历史上，最有影响的事件之一并不是某项研究，而是由美国新闻媒体所报道的一则发生在纽约市的暴力悲剧事件。1964年的一天，一位年轻女士凯蒂·吉诺维斯（Kitty Genovese）在她经营的曼哈顿酒吧营业结束后返回公寓，她的公寓在皇后大街的一个安静的中产阶层居住区内。当她下车朝公寓方向走去的时候，她遭到一个持刀男人的恶意袭击。那男人刺了她好几刀，她大声喊救命。一个邻居从窗口大声警告那男人：“放开这个女孩”，歹徒正欲图逃走，但后来他又返回来将吉诺维斯击倒在地，并继续刺杀她。袭击仍在继续，女孩一直呼救直到最后有人报警。警察接到报警后两分钟便赶到了现场，但吉诺维斯当时已经死了，袭击者也不知去向。袭击行为持续了35分钟。警察在调查这一事件中发现，公寓周围共有38个人目睹了这一袭击事件，但最终只有一人报了警。一对夫妇（他们说他们以为已经有人报了警）把两把椅子移到窗前去观看这一暴力事件。杀害吉诺维斯的人温斯顿·莫斯利（Winston Moseley），现年将近70岁，至今被关押在位于纽约北部戒备最森严的监狱里。在他47年的牢狱生涯中，他提请的14次假释都被否决了。在最近的2011年假释听证上，他的假释再一次被否决，直到2013年他才能再次提请假释。
如果有一个人能早些向吉诺维斯伸出援手的话，她也许就能幸免于难。这看上去似乎是邻居们漠不关心，没有试着阻止这场暴力事件，这令纽约市民和全体美国人感到震惊。人们想知道这其中的原因，同时他们谴责居住在大城市里的人们情感淡漠，谴责皇后大街的居民们，谴责人类的本性。
吉诺维斯的悲剧激发了心理学家的研究兴趣。作为科学家，他们不打算谴责谁，而是试图理解阻止所有的人对受害人伸出援助之手的心理因素。在心理学研究领域中有一个概念，行为科学家称之为“亲社会行为”，或者说是产生积极社会后果的行为。这个研究领域的内容包括利他、合作、抵御诱惑以及帮助行为。如果你目睹了某人需要帮助的紧急情境，有许多因素会影响你做出挺身而出并提供帮助的决定。纽约大学的约翰·达利（John Darley）和哥伦比亚的比勃·拉特内（Bibb Latané）就是两位研究这些影响因素的社会心理学家。他们把这种在突发事件中的帮助他人行为称为“旁观者干预”行为（而在吉诺维斯的案件则叫未干预行为）。
你曾经遭遇过真实的突发事件吗？与你在电视中看到的、报纸中读到的相反，突发事件并不常见。达利和拉特内估计，平均每个人一生中遇到的突发事件不多于六件。这既是好事，也不是好事，好的原因显而易见，不好的原因是因为当你发现自己正面对一个突发事件，而你又必须做出决定时，你却没有任何可利用的经验。社会要求我们在遇到突发事件时要伸出援手，但通常的情况就像著名的吉诺维斯事件那样，我们没有这么去做。是因为我们经历那样的事件太少，以致使我们只是不知道该做什么？是因为居住在城市里的人感情冷漠吗？或者是因为人的本性本身就是冷漠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