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吉诺维斯谋杀事件发生之后，达利和拉特内分析了旁观者的反应。他们提出的理论是：正是由于观看事件的目击证人太多而降低了任何一个个体提供帮助的意愿。他们决定用实验的方法来验证这一理论。
理论假设
常识可能会告诉你，在一件突发事件发生时，在场的旁观者数量越多，他们干预的可能性就越大。达利和拉特内却提出了相反的假设：他们认为没有人前去帮助凯蒂·吉诺维斯的原因是存在一种被他们称为“责任扩散”的现象。也就是说，在突发事件中，旁观者越多，人们心里的某种想法就越强烈，即“有人会去帮助他（或她）的，我就不必去了。”你是否曾在繁忙的街道上看见过车祸，或者当车祸发生不久你恰好到达了出事地点？你很可能驾车驶离现场，并认为现在一定已经有人叫了警察或救护车，所以你不觉得自己有责任也这样做。但是，想象一下，假设你在荒郊野外，周围没有其他人，你遇到了同样的事件，此时你会有不同的反应吗？我们中的大多数人会回答“是的”。
责任扩散的概念是本项研究的理论基础。研究的挑战在于在一个可控的实验室情境中重新创设类似吉诺维斯事件情境，这样就可以操纵和系统检验各种变量。达利和拉特内精心设计了一系列实验来验证其理论观点。
方法
很显然，研究者不可能为了进行实验而重新创设一种与凯蒂·吉诺维斯谋杀案完全相同的情境。因此他们必须设计另一种与真实的突发事件非常相似的情境以便观察旁观者的干预行为。在这个实验中，达利和拉特内告诉纽约大学选修心理学课程的学生，他们两人对一些与大学生有关的话题非常感兴趣，想了解大学生是如何在激烈的竞争中适应大学生活、城市环境以及他们正面临着什么样的个人问题。他们要求学生坦诚地与其他学生讨论自己的问题，但为了避免难堪和不愉快情况的发生，学生们单独待在相互隔离的房间里，彼此之间通过内部通信联络系统进行交谈。研究者还告诉他们，这种内部装置每次仅允许一名学生讲话。每位学生有两分钟的讲话时间，之后下一位同学的麦克风就会开启。
所有这些隐藏了真实实验目的的设计，是为了能够从被试那里获得真实、自然的行为反应。这其中最主要的方法就是把这些参与研究的学生分在三种不同的实验条件下。第一组的被试相信他们仅仅能与另外一个人交谈；第二组的被试相信他们可以通过内部通信系统与另外两个人交谈；第三组的被试被告知，他们可以与线上的另外五个人交谈。事实上，每个被试都是独自一个人，他们从“内部通话系统”中听到的其他的声音都是事先准备好的录音。
现在，实验组的人数已安排好了，接下来就是要设计一些突发事件。研究人员决定非常逼真地设计一个被人们普遍认为是突发事件的癫痫发作场景。当被试们与其他“学生”在内部通信系统开始讲话时，被试听到的第一个说话者是男性，他提到他的困难主要集中在学习和适应纽约的生活氛围方面，然后他又尴尬地补充说，自己有时候也会发作严重的癫痫，特别是在压力过大的时候。然后，便轮到下一个学生讲话。在第一组中，被试听完第一个学生的谈话后，就立即开始讲话。而在其他两种条件下，被试在讲话之前会听到一个或多个其他学生的说话声。被试说完后，又轮到第一个学生。这时候突发事件发生了。第一个学生一开始声音很正常，不久癫痫开始发作（记住，这完全是录音机里发出的声音）。达利和拉特内在后来的报告中引用了“癫痫发作”的全部内容：
“我、我……想，我需要……有……如果有人……能给我一点给我一点帮助的话……因为我……现在真的有麻烦，如……果有人能帮助……我的话，那……太感激……了。我的癫痫就要发作……我需……要一些……帮助，如果有人愿意帮助我……（哽咽声）我要死了，帮……助癫痫……（哽咽，然后就无声了）。”（pp.95–96）
对于被试来说，这很显然是一个突发事件。毫无疑问，那名“学生”正处在危难之中，需要立即得到帮助。为了分析被试的反应，达利和拉特内测量了每一种实验条件下被试帮助危难学生的百分率（帮助行为指的是离开小房间，通知实验者有学生癫痫发作）。他们还测量了被试对突发事件的反应时间和提供帮助所花的时间。研究者给被试4分钟的时间作反应，之后实验停止，研究者询问被试相关情况。
结果
这项研究的结果对研究者的假设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随着被试认为共同在场人数数量的增加，能够迅速向研究者报告癫痫发作的人数百分比大大减少（见图10—5）。而在所有最终提供帮助的人中间，时间拖延总量也随旁观者人数的增加而增加。第一组被试平均的反应时间不到一分钟，而第三组被试的平均反应时间却超过了三分钟。报告突发事件的被试总人数在各组间也有显著的变化。在四分钟内，第一组被试百分之百地报告了突发事件，第二组被试中只有85%的人报告，而第三组被试中只有60%的人作了报告。
图10—5 在当事人癫痫发作时，各种实验条件下迅速提供帮助的被试人数
资料来源：引自P.380数据。
讨论
就像凯蒂·吉诺维斯谋杀案这一现实生活事件一样，你也许会认为这项研究中的被试对癫痫发作者非常冷漠、令人心寒。然而达利和拉特内很快指出，第二组和第三组被试（或吉诺维斯的邻居们）实际上并不是这样的。所有的被试都报告了在事件发生时，他们感到极度的焦虑和不适，还有人出现了紧张的躯体症状（如手发抖、掌心出汗）。研究者得出的结论是，被试行为结果的不同一定与被试认为的在场人数的不同有关。别人的在场改变了你的行为，这就是大家所知道的“社会影响”心理学原理的作用。很显然，社会影响在本研究中扮演着一个重要的角色。但是，我们仍然有疑惑，为什么其他人的在场会对我们有如此巨大的影响？
达利和拉特内声称已有证据支持他们的“责任扩散”理论。随着团体内人数的增多，被试在突发事件中采取行动的个人责任就减少了。对于第二组和第三组的被试来说，他们很可能会认为有人已经解决了这个问题。此外，当其他人在场的时候，人们不仅仅感觉到责任的分散，而且会觉得如果不提供帮助所带来的内疚和良心责备也更少一些。在我们的文化中，帮助别人是积极的行为，拒绝或不肯帮助别人会带来羞愧感。如果在突发事件中只有你一个人在场，那么你不提供帮助所要承担的后果要比有其他人在场时大得多。
对这类社会影响的另一种解释是心理学家称之为“评价恐惧”的现象。达利和拉特内认为，当别人在场时，我们没有去帮助当事人的部分原因是我们害怕难堪或被嘲笑。设想一下，如果你有帮助别人的愿望，而别人并不需要或不想让你帮助时，你将感到多么尴尬。我记得在我年轻的时候，有一次我与一帮朋友在邻居家的游泳池内游泳，当我正准备从跳板上跳水时，我看见邻居13岁的女儿正躺在泳池的底部，我看了一下四周，似乎没有一个人意识到这个显而易见的紧急状况。她是溺水了还是在开玩笑？我无法确定。正当我准备大声呼喊并跳下去营救时，她懒洋洋地游出了水面。因为担心自己出错、害怕过度反应的尴尬，我犹豫了整整30秒。我们许多人都经历过这类事情。问题是这些经历教给我们的是一种错误的东西：帮助他人的行为很可能使你看上去很愚蠢。
研究发现的意义
由于本项研究以及一些其他研究，达利和拉特内在助人行为和旁观者干预领域内成了开创性的研究者。他们早期的大量研究收录在他们的著作《反应冷漠的旁观者——他为何不帮助？》（The Unresponsive Bystander：Why Doesn’t He Help）一书中（Latané和Darley，1970）。在该书中，他们所描绘的助人行为模型在被有关助人研究的心理学文献广泛认可。他们提出大多数人介入某一突发事件前一般要经历5个步骤。
1.你——一个潜在的帮助者——必须首先意识到某一紧急事件正在发生。在本章的研究中，紧急情况的产生是毫无疑问的。但在真实的生活中，你也许行色匆匆或将注意力集中在另一件事上，可能完全没有注意到紧急情况的发生。
2.你必须对情境作出判断，即某个人是否需要帮助。在这一点上，害怕难堪的心理发挥着作用。在本研究中，情境是清晰的，需要帮助也是非常明确的。然而，在现实中，大部分潜在的突发事件具有某种程度的不确定性和模糊性，如我在游泳池游泳的那个例子。或者想象一下，你看见一个人正步履蹒跚地穿过繁忙的人行道，你会想他是病了，心脏病发作，还是喝醉了？你对情境的判断会影响你对是否介入此事的决定。在吉诺维斯事件中，许多没有提供帮助的人声称，他们都以为这是情侣间的争吵而不想介入其中。
3.你必须承担个人的责任。如果在突发事件中，你是唯一的旁观者，那么你会立即承担这种责任。然而，如果有其他人在场，你也许会让他们替你承担责任。这一步是本项实验所关注的重点。在突发事件中，在场的人越多，责任扩散就越严重，也就越有可能发生无人提供帮助的情况。
4.如果你承担了责任，那么你必须决定你该采取什么行动。如果你不知道该做什么或者觉得自己没有采取适当行动的能力，你将不会提供帮助。在达利和拉特内的研究中，被试只需要向研究者报告有学生癫痫发作，完全不涉及能力问题。但如果有一群人看见一辆车撞倒了一个行人，这群人中有医生、护士或是其他护理人员，那么他（或她）比其他人更有可能介入其中，因为他们会更知道自己该做些什么。
5.当你决定该采取什么行动之后，你必须去做。仅仅知道自己该做什么并不能保证你就一定会去做。现在，你必须掂量帮助别人的利与弊。你愿意独自介入有一人持刀或两个人都持刀的打斗中吗？对于车祸中的受害者，你是否能帮助他们还是可能会把事情弄得更糟呢（又是一个能力的问题）？如果你介入了，你会被起诉吗？如果你本想努力去帮助别人，但结果却像个傻子，又将如何？许多问题取决于情境，在你采取真正的行动以前，这些问题会在你的脑海里一一闪现。图10—6说明了助人行为是如何被中断的或在某一阶段被阻断的。
图10—6 拉特内和达利的助人模型
后续发现与近期应用
在凯蒂·吉诺维斯谋杀案和我们在这里讨论的这个实验中，所涉及的旁观者都是彼此无法交流的。如果这些旁观者彼此能相互看见，并且可以相互交流的话，你认为后果会怎样？当他们可能被其他人评价时，是否会更可能介入其中？达利和拉特内认为，在某种情况下，即便是关系很近的群体也不比个人更乐意提供帮助。他们的理论认为，当突发事件在某种程度上比较模糊时，这种情况就更有可能发生。
举例来说，设想一下，你正坐在候车室里，然后通风口开始冒烟。你忧心忡忡地看了一下房间里的其他人。他们显得出奇地平静，对此毫不在意。你会觉得自己对冒烟的反应一定有些夸张，所以决定不采取任何行动。因为你若采取了行动，而却错了（也许它不是烟，而是从隔壁房间里冒出来的水蒸汽或其他什么东西），你将会感到羞愧和尴尬。然而，你并不知道，房间里的每一个人其实与你有同样的感受，并且他们也试图把这种感受隐藏起来，像你一样在避免难堪！而对于冒烟，却没有一个人采取任何行动。这听起来有些不可信，对吗？但事实确实如此。
拉特内和达利（1968）在随后的一项研究中设计了一个类似上述的情境来验证这一观点。一些心理学系的学生自愿来参加一项访谈，他们被告知将共同“讨论在城市大学中的一些生活问题”。他们为接受访谈来到预先约定的地点，并被安排在一个房间里等候，填写一份预备问卷。几分钟后，烟雾开始从某个通风口进入房间，研究中使用的烟雾是一种特殊的化学混合物，对被试不造成任何危险。不久，烟变得越来越浓，以致于房间里的视线开始变得模糊。主试开始计时，看被试会过多长时间才把冒烟的情况报告给主试。一些被试被安排在单独的房间里；还有一些被试与另外两个人（主试的助手）在一起，被试认为这两个人也是被试，当烟出现时，这两个人表现得若无其事；其余的被试则三人一组待在房间里。拉特内和达利的研究结果又一次支持了他们的理论：在单独组中，有55%的被试在两分钟之内报告了冒烟的情况；其余两个组仅有12%的被试报告了情况；另外，四分钟之后，单独组有75%的被试开始行动，而在其他组中，仍然没有被试报告冒烟一事。
关于害怕尴尬让人们对帮助他人犹豫不决的更多证据来自另外一项研究，在这项研究中综合考察了害羞人格测量、对负面评价的恐惧（FNE），以及被试帮助他人的意愿（Karakashian et al.，2006）。被试先填写测量害羞和恐惧负面评价的问卷。然后，他们会面临着帮助一位女性同伴的机会，有些被试是与这位女士单独在一个房间，另一些被试则除了这位女士以外还有另外两个同伴（研究助手）在一起。根据达利和拉特内的研究结果，无论被试人格测量的分数如何，与没有其他旁观者在场的条件相比，有两位旁观者的情境中被试的帮助行为会显著地减少。除此以外，在无旁观者条件下，那些在恐惧负面评价和害羞测量上得分高的被试比其他被试更少地提供帮助；而在有两位旁观者在场的条件下，不同被试提供帮助行为的可能性相同。这可能看起来与你的直觉相悖。通常人们直觉认为害怕被负面评价的或者是害羞的人在有其他人在场的时候可能更少会提供帮助，是吧？事实上并不完全如此。让我们这么考虑：当其他人在场的时候，一个害羞的人觉得提供帮助的压力更小（由于责任扩散），所以他（或她）其实有“理由”像其他旁观者一样避免提供帮助；另一方面，如果没有其他旁观者在场，对于（潜在的）负面评价的恐惧就生效了，害羞的人比不害羞的人提供帮助的可能性就更少。研究者对于此项研究的说明如下：
由于在社会条件下（有其他人在场）存在责任扩散，被试面临较少的是否提供帮助的决策。这时，由于提供帮助的想法本身不多，也就不用担心受到糟糕的评价，那么恐惧负面评价就不成问题了。而在非社会条件下（没有其他旁观者），被试是单独一个人，具有提供帮助的全部责任，这样他就必须要决定是否采取行动（Karakashian et al.,2006，P.30）。
另一项研究揭示了在我们的想象中（而不是现实生活中）旁观者效应和责任扩散的力量。包括达利在内的一个研究小组进行了一项题为《群体思维：固有的旁观者效应》的研究，结果发现，仅仅是设想自己是群体的一员就会改变帮助行为（Garcia et al.，2002）。在这项研究中，要求被试将自己设想为群体的一员，或者是与另外一个人在一起。然后要求所有的被试为一个慈善机构捐款。想象自己是群体一员的个体比想象和另外一个人在一起的被试捐出更少的钱，而且感觉自己的个人责任更少。这些结果显示，当我们作为群体一员的时候，我们的大脑会立即把握机会，认为自己的个人责任变少。
结论
虽然，这项研究的结果看起来确实让我们对帮助他人的内在倾向有些悲观，但是你应该认识到，这些所涉及的都是人们未能伸出援手的一些极端特殊情况。生活中每天都会发生人们去帮助他人、利他甚至是英雄主义的行为。这项研究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不仅解释了使人困惑的人类行为，而且还有助于改变这种行为。当人们更多地认识到旁观者效应的时候（正如你现在已经知道其中原理），即使有其他人在场，他们也会作出更多的努力去干预危急情况。事实上，有研究已经证明，当人们了解了旁观者效应后，他们会更乐意向危难中的人们伸出援手（Beaman et al.，1978）。关键在于，危急时刻，千万不要以为已经有人提供了帮助或者一定会有人提供帮助。我们应该永远像自己是唯一的旁观者一样去行动。
Beaman, A., Barnes, P., Klentz, B., & Mcquirk, B.(1978).Increasing helping rates through information dissemination: Teaching pays.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Bulletin, 4, 406-411.
Garcia, S., Weaver, K., Darley, J., & Moskowitz, G.(2002).Crowded minds: The implicit bystander effect.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83, 843-853.
Karakashian, L., Walter, M., Christopher, A., & Lucas, T.(2006).Fear of negative evaluation affects helping behavior: The bystander effect revisited.North American Journal of Psychology, 8(1)，13–32.
Latané, B., & Darley, J.M.(1968).Group inhibition of bystander intervention in emergencies.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10, 215-221.
Latané, B., & Darley, J.M.(1970).The unresponsive bystanders: Why doesn’t he help? New York: Appleton-Century-Crofts.
研究40 无条件服从
Milgram, S.(1963).Behavioral study of obedience.Journal of Abnormal and Social Psychology, 67, 371-378.
如果一个在你之上的权威人士命令你对另一个人施加电压为350伏电压的电击，原因仅是因为这个人在回答多项选择问题时答错了，你会听从命令吗？没有人会这样做。如果有人愿意去做这件事，你会认为他或她是一个残酷的人或是虐待狂。耶鲁大学的斯坦利·米尔格拉姆（Stanley Milgram）所做的这项研究，试图检验服从权威的想法，并得出了一些令人深感不安的结果。
米尔格拉姆的服从研究和津巴多的监狱研究（见研究37）在整个心理学史上极负盛名，受到人们的广泛认可。几乎在每一本普通心理学和社会心理学的教科书中都会提到该项研究。如果你与心理学专业的学生交谈，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对这些研究要比对其他研究更熟悉。由这项研究引发米尔格拉姆写了一本关于服从心理的书，拍了一部与此相关的专题片，该片在大学心理学课上反复放映。这个实验不仅涉及有关服从行为的讨论，而且还影响了关于在心理学研究中采用人类被试的伦理问题的全部讨论。
米尔格拉姆的这项研究方案来自于他的一个想法，即他想用科学的方法调查人们怎么会仅仅因为别人的命令而对他人施加巨大的伤害。米尔格拉姆特别提到纳粹在二战期间犯下的可怕暴行，也在更广泛的意义上提及此前及现在因服从命令而发生的不人道行为。米尔格拉姆认为，在某些情况下，人类服从倾向是如此强烈而根深蒂固，它抵消了个人的道德、伦理，甚至是同情。
在行为科学家决定要研究某些人类行为复杂面的时候，他们的第一步就是要对发生行为的情境进行有效控制，以便能用科学的方法对它进行研究。这对于研究者而言是一个极大的挑战，因为要在实验环境中模拟现实生活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米尔格拉姆的问题是如何创设一个受控制的情境，在这个情境中一个人可以命令另一个人去体罚第三个人，且实际上并没有人真的受到伤害。这就是对研究者的一个挑战！
理论假设
米尔格拉姆最初的理论假设是，人类有一种服从权威命令的倾向性，即使这个命令违背他们自己的道德和伦理行为准则。例如，米尔格拉姆认为，虽然许多人从未有意伤害过别人，但在他们认为是权威人士的命令下，他们很有可能会对受害人做出伤害行为。
方法
也许这项研究最巧妙的部分就是米尔格拉姆开发的在实验室里验证服从力量的技术方法。米尔格拉姆设计了一个看起来非常骇人的电击装置，一个电子设备有30个调节开关，每个开关上贴着标签表示不同的电压，电压从30伏开始，每次以15伏为单位递增，一直增加到450伏。这些开关被分成三组，分别标着“轻微电击”、“中等电击”和“高压危险电击”。主试欲用这个装置让权威人士命令被试不断地增加电压去电击另外一个人。在你得出米尔格拉姆是一个施虐狂的结论前，请注意，那是一个非常逼真的模拟电击装置，它并不会让人真的受到任何痛苦的电击。
这项研究中的被试是40名年龄在20~50岁之间的男士，其中15人是熟练工人或不熟练工人，16人是售货员或商人，9人是专业人员。研究者通过报纸广告或直接发信的方式征集志愿者，邀请他们参加耶鲁大学的一项关于学习与记忆的有报酬研究。每位被试都是单独参加实验。为了获得较多的被试，研究者付给每位被试4.5美元（记住，这是1963年的美元，相当于现在的30美元），并清楚地告知所有被试，报酬在他们来到实验室后便付清，而且不管在他们到来之后发生什么事情，这些报酬都是他们的。这就确保被试知道他们可以随时退出研究，而且不会因担心得不到报酬而感觉被强迫以某种方式行事。
除了被试之外，研究中还有两位关键人物：一位是研究者的助手（一名47岁的会计），扮演另外一名被试；另一位是演员（穿着一件灰色的实验室工作服，看上去非常正式），扮演主试的角色。
当被试到达耶鲁大学社会互动实验室时，工作人员安排他坐在另一名被试（研究者的助手）的旁边。很明显，实验的真正目的是不能告诉被试的，因为那样将会彻底改变他们的行为。所以，实验者给被试讲了一个假故事，解释说这是一项对“学习中的惩罚”效应的研究。然后让被试通过从帽子里抽签来决定谁当老师，谁当学生。这个抽签是事先安排好的，因此真正的被试总是抽到老师，而研究者的助手则总是抽到学生。请记住，那名“学生”以及“主试”都是研究者的同伙。
然后，“学生”被带到隔壁房间，被试看到工作人员将他绑在椅子上，缠上电极（加入电极胶以“避免皮肤起泡或烧伤”），这些电极和邻近房间里的电击装置连在一起。虽然学生的手臂被绑着，但是他仍可以够得着标有A、B、C、D符号的按钮，并以此来回答隔壁房间里教师提出的问题。
主试向“老师”和“学生”清楚明了地交代了学习任务。简单地说，该任务是让学生对各种各样的单词配对进行联想记忆。单词表很长，因此这是一个并不简单的记忆任务，扮演老师角色的被试把每对单词读给学生听，然后检查学生的记忆情况。主试要求这些被试在学生作出错误的反应时给予电击惩罚。最重要的是，每增加一次错误反应，“老师”就要将电压强度提高一级。所有的这一切伪装得极为逼真，没有一名被试对电击的真假表示怀疑。
扮演学生的助手的反应是预先安排好的，所有的被试都以相同的顺序作正确或错误反应。而且，当电击总量随着错误的反应增加时，“学生”开始从另外一个房间发出痛苦的叫喊（这也是预先安排好的，包括其叫喊的话语内容及其心脏不舒服的事实）。当电压达到300伏时，“学生”会猛撞墙壁，要求工作人员放他出去。超过300伏电压之后，他变得完全沉默，拒绝回答任何问题。主试告诉“老师”，用对待错误反应的方式来处理不反应的情况并继续进行应有的电击程序。
大部分被试在电压达到某一点时会转向主试询问是否继续进行电击。当这种情况发生时，主试会命令被试继续，且在此过程中很有必要向被试发出一系列语气渐重的命令。
命令1：请继续。
命令2：实验需要你继续。
命令3：继续进行是绝对必要的。
命令4：你别无选择，你必须继续。
通过记录每位被试拒绝继续进行的电压水平，就可以对服从行为进行测量。在这个电击装置上有30个开关，每位被试的得分在0~30之间。进行完全部过程，获得满分的被试被称为“服从的被试”，而在较低电压水平就中断的被试被称为“对抗的被试”。
结果
被试会服从主试的命令吗？他们最多会用多高的电压？你预测的结果是什么？想想你自己、你的朋友和一些普通人。你认为有多少人会使用所有30个电压水平，达到最高的450伏——高压危险电击呢？在讨论这个实验的真正结果之前，米尔格拉姆让一组耶鲁大学心理学专业的四年级学生以及许多其他同事预测结果。人们的估计最低是0%，最高是3%，平均为1.2%。也就是说，一百个人中会对“学生”施加最高电压电击的不足三人。
表10—2展现了令人惊讶的实验结果。在主试的命令下，几乎所有被试都将电压提升到了300伏的水平，直到“学生”猛击墙壁，要求离开实验室，并拒绝回答问题为止。但是，最令人吃惊的是使用全部30个电压水平并使电压达到最大值的被试数量。
尽管有14名被试不服从命令，在达到最高电压之前中断了实验程序。但40名被试当中仍有26个，也就是65%的被试按照主试的命令继续进行实验，并使用了最高电压。这并不是说被试能心平气和或很高兴地去做这些事情，许多人表现出了极大的心理压力，并为受电击者的境况而担忧，甚至对主试非常愤怒。然而，他们还是服从了命令。
表10—2 被试执行的电击水平
（引自米尔格拉姆，1964年，P.376）
研究者担心一些对他人施加电击酷刑的被试可能在心理上也遭受痛苦，尤其是在最后三次电击中，“学生”不再作出任何反应。为了帮助他们缓解这种焦虑，在被试完成实验后，研究者将这个实验的真正目的以及全部的实验程序，包括对他们的欺骗手段原原本本地告诉了他们。此外，研究者还对被试进行了访谈，了解他们在实验过程中的感受和想法。作为助手的“学生”也来与每位被试见了面。
讨论
米尔格拉姆对研究结果的讨论主要集中在两点上：首先是被试惊人的服从倾向。这些被试是同意参加一个关于学习的实验研究的普通人，绝不是冷酷的虐待狂。米尔格拉姆指出，从童年开始，他们就知道昧着良心去伤害别人是不道德的。那么他们为什么要那样做呢？主试是一个处在权威地位的人，但是你仔细想想，他到底有多少权力呢？他没有任何权力发号施令，被试若拒绝执行命令也不会有任何损失。很显然，是情境本身有一种力量，在一定程度上创设了服从的氛围。
第二个值得注意的关键是，在整个实验过程中，被试因执行了主试的命令而表现出极度的紧张和焦虑。研究者猜测，被试只要拒绝继续进行实验，这种不适感就会减轻。然而，这种情况并没有发生。米尔格拉姆引用了一个观察者的话（此人通过单向玻璃观察被试）：
我看到一位成熟稳重的商人进入了实验室，他面带微笑，充满自信。但在20分钟内，他就变得痛苦不堪，说话结结巴巴，很快就近乎于一种神经崩溃的状态……有时候，他用自己拳头敲着自己的前额，喃喃自语道：“噢，上帝！让我们停止吧！”然而，他还是按主试的要求继续进行，直到进行完所有电压等级。”（P.377）
在文章的结尾，米尔格拉姆列举了几点理由来解释为什么这种特殊的情境会产生如此强烈的服从倾向。从被试的角度来看，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a）如果这项研究是由耶鲁大学发起的，那它一定是好事情，没有谁会怀疑这样的著名学校；（b）实验的目的似乎很重要，因为我是志愿者，所以我会尽力完成我的任务来配合研究者实现这些目标；（c）毕竟，“学生”也是自愿来这儿的，他对这项工作也有责任；（d）嘿，我是老师，他是学生，这纯属巧合——我们是抽签决定的。其实另一种情况也很有可能出现，即我是学生，他是老师；（e）他们为这事给我报酬，我要尽力做好；（f）我完全不知道心理学家以及被试的权力，所以我将屈从于他们的安排；（g）他们告诉我们，电击是痛苦的，但没有危险。
研究发现的意义
自从这项研究发表后的40多年以来，米尔格拉姆的研究仍占据着很重要的位置。米尔格拉姆本人用耶鲁大学以外的其他类似被试重复了这一实验过程，他们是义务参加实验的大学生志愿者和一些女性被试，每次得出的结果都是相似的。
另外，通过实施一系列的相关实验设计，米尔格拉姆进一步拓展了他的研究发现以揭示促进服从行为或限制服从行为的原因（参见Milgram，1974）。他发现，受害者（指“学生”）与“老师”的身体和情感距离的改变制约着服从倾向的强烈程度。当“学生”在另外一个房间，他与“老师”在彼此不见面也听不见对方的声音的情况下，出现了最高的服从率（93%的被试用了最高电压）。当“学生”与被试同在一个房间内，主试要求被试强迫“学生”把手放在电击板上，此时的服从率最低，只有30%。
米尔格拉姆还发现，权威人物（指主试）与被试的身体距离也会影响服从行为。被试离主试越近，其服从倾向越强烈。在一种实验条件下，主试离开房间，并用电话对被试发出指令，结果被试的服从率仅为21%。
最后，有一个现象较为令人乐观，即当主试允许被试用他们想用的电压水平惩罚“学生”时，没有一名被试使用的电压超过45伏。
批评
米尔格拉姆的研究不仅影响着我们对服从行为的理解，而且使人们对用人类作被试的道德问题进行深刻的思考。即使没有一个人受到电击，但当你认识到自己仅是因为一个身穿实验室工作服的人的命令而去残酷地电击别人（很可能致死），你会作何感想？人们对米尔格拉姆研究方法的批评主要是（参见Baumrind，1964；Miller，1986）在实验期间，被试所承受的压力是让人无法接受的。此外，他们还指出，这种潜在的消极影响可能会长期存在。当被试经历内心折磨后，主试告诉他们这是个骗局，他们会怎样？也许他们会感到自己受人利用，感到难堪，而且有可能在他们未来的生活中不再相信任何心理学家或是合法权威。
另外一种批评意见主要集中于米尔格拉姆研究结果的效度方面（如，Brief et al.，1995；Orne & Holland，1968）。这一批评经常被引用的基础是认为，被试与主试间的关系不仅有信任的成分，还有依赖的成分，并且实验室对于被试来说也是一种陌生的环境，在那里表现出的服从行为并不代表现实生活中的服从行为。因此，批评者声称米尔格拉姆的研究结果不仅效度低，而且由于其效度低下，实验对被试所实施的处理也就是不适当的。
通过在被试参加完实验后对他们进行的调查，米尔格拉姆对这些批评意见作出了回应。他发现84%的被试很高兴参加了这次活动，而只有1%的人对这次经历表现出后悔。另外，一个精神病专家访谈了40名被认为是在实验中感觉最不舒服的被试。他得出的结论是，这些人当中没有一个人遭受长时间的心理折磨。因批评者认为实验室并没有反映现实生活中的行为，米尔格拉姆的意见是：“来到实验室的被试是主动的、有选择权的成人，他有能力接受或拒绝在实验中给予他的命令。”（Milgram，1964，P.852）
这里所报告的米尔格拉姆的研究，引起了人们对以人类为被试的实验中道德问题的深刻思考。事实上，该研究是对心理学服从行为研究领域的影响更大，还是对心理学研究以人类为被试的道德政策问题影响更大，仍是极具争议的（正如在本书前言中所讨论的）。
近期应用
米尔格拉姆的服从研究继续对目前的研究发挥着广泛的影响，这一点可以在近期研究的不少注解中得到证明。这些研究主要是在米尔格拉姆早期实验方法和结果的启发下进行的。从20世纪60年代早期米尔格拉姆从事他的研究以来，每年都有与此有关的研究出现，这些研究可分为两类：一类是对米尔格拉姆理论的完善以及关于对权威人物服从倾向的详细阐释；另一类是关于在实验中对人类被试施行欺骗手段的道德问题的争论。
作为斯坦利·米尔格拉姆的研究和职业生涯的权威评述者以及米尔格拉姆传记《电醒人心》（The Man Who Shocked the World）的作者，托马斯·布拉斯（Thomas Blass）回顾了源于米尔格拉姆早期服从实验的所有研究及其社会意义（Blass，1999；2002）。总体上来看，布拉斯发现各种研究普遍支持米尔格拉姆最初的研究结果。更重要的是，在米尔格拉姆第一次发表他的结果之后的40多年里，服从率似乎并没有发生显著的改变。这与美国人的直觉判断相矛盾，一般而言，他们会认为自己已经不像40年前的美国人那样敬重权威，当权威人士命令他们做自己不同意的事时，他们会做出反抗。
另一个经常出现的问题是对米尔格拉姆早期研究中性别问题的关注。事实上以前所有的研究对象都是男性。仔细想想，总体而言，男性与女性谁更倾向于服从权威？布拉斯从米尔格拉姆的后期研究和其他人的研究中发现，男人和女人在服从率上并没有什么区别。（想要更详细地了解米尔格拉姆的研究工作所产生的历史影响，请参见布拉斯的网站，网址为：www.stanleymilgram.com。）
与米尔格拉姆的发现紧密衔接的一个研究，调查了路易斯安那州监狱负责执行死刑的“行刑小组”成员的心理体验（Osofsky & Ososky，2002）。研究者访问了50名直接参与行刑的警官，结果发现，尽管比大多数人更多地面对痛苦和死亡，这些被试并没有出现临床上的抑郁症状。被试报告说他们依靠宗教信仰、对同行群体的认同和对责任进行扩散的能力来应对痛苦情感。“然而，这些警官体验到矛盾的情感并且时常报告在执行社会‘终级处罚’时感觉很糟糕。”（P.358）
在伦理方面，一项研究使用米尔格拉姆的研究范式考察在互联网上进行的社会科学研究潜在的棘手的伦理问题（Pittenger，2003）。今天，大量的研究是通过国际互联网进行的，而且此类研究的数量在将来还会显著增加。皮滕杰（Pittenger）主张，研究者必须警惕侵犯隐私、未获得被试的知情同意，使用欺骗手段等潜在的违背道德伦理规范的情况。“互联网为研究者提出了独特的挑战，”皮滕杰写道，“其中包括需要清楚地界定在网上进行的个人行为与公众行为的区别，确保获得被试有效知情同意的机制以及对被试进行调查询问的机制，核实所收集到的数据的有效性。”（P.45）
一个重要的问题是，我们该如何保护被试在心理学研究中免遭不合理的欺骗手段的伤害，而又同时允许某些科学研究进行所必要的欺骗继续存在？温德勒（Wendler，1996）建议在研究涉及欺骗手段时，研究者应给予被试更高水平的知情同意权（参见本书前言部分对此概念的讨论）。这就意味着，在你同意成为实验被试之前，工作人员会告诉你在此实验中可能会用到欺骗手段，尽管你可能并不会意识到欺骗的确切内容。温德勒声称：“这种对于可接受的欺骗的二级许可给我们提供了最好的机会来协调二者的关系，即既要尊重被试，又要满足科学实验所偶尔需要的欺骗过程。”（P.87）
结论
研究米尔格拉姆的史学家托马斯·布拉斯（2002年）在其所著的关于米尔格拉姆生活和工作的传记中给本研究提供了一个适宜的结论：
我们不需要米尔格拉姆告诉我们自己有服从他人命令的倾向。在米尔格拉姆的实验前，我们不知道的是这种倾向的力量有多大。了解我们极强的遵从权威的倾向后，我们可以设法使自己提防不受欢迎或应受谴责的命令（Blass, 2002, P.73）。
Baumrind, D.(1964).Some thoughts on the ethics of research: After reading Milgram’s “Behavioral Study of Obedience.” American Psychologist，19, 421-423.
Blass, T.(1999).The Milgram paradigm after 35 years: Some things we now know about obedience to authority.Journal of Applied Social Psychology, 29(5), 955-978.
Blass, T.(2002).The man who shocked the world.Psychology Today, 35, 68-74.
Blass, T.(2004).The man who shocked the world.New York: Basic Books.
Brief, E., Collins, B., & Miller, A.(1995).Perspectives on obedience to authority: The legacy of the Milgram experiments.The Society for the Psychological Study of Social Issues, 51，1–19.
Milgram, S.(1964).Issues in the study of obedience: A reply to Baumrind.American Psychologist，19, 448-45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