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三家俱是在一条线上，我们可作图表示，如图：儒家由庚返至丁，再由丁返至丙。老子由丁返至乙。佛氏由丁返至甲。我们可呼此线为“返本线”。由此可看出三家的异同。要说他们不同，他三家都沿着返本线向后而走，这是相同的。要说他们相同，则儒家返至丙点而止，老子返至乙点而止，释氏直返至甲点方止，又可说是不同。所以三教同与异俱说得去。总看如何看法。
大学说：“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从身字追进两层，直至意字，从诚意做起走。但是有意就有我，老子以为有了我就有人，人我对立，就生出许多胶胶扰扰的事，闹个不休。有我即身，故曰：“吾所以有大患者，为吾有身。”倘若无有我身，则人与我浑而为一，就成了与人无忤，与世无争，再不会有胶胶扰扰的事。故曰：“及吾无身，吾有何患？”庄子书上种种讥诮孔子的话，与夫老子谓孔子曰：“去子之骄气与多欲，态色与淫志”等语，都是根据这个原理。试问如老子所说，是个什么境界呢？这就是他所说的“恍兮惚兮，窈兮冥兮”了，也即是“婴儿未孩”的状态。自佛学言之，此等境界，是为第八识，释氏更进一步，打破此识，而为大圆镜智，再进而连大圆镜智也打破，即是心经所说“无智亦无得”了。
据上面所说，似乎佛氏的境界，非老子所能到，老子的境界，非孔子所能到，则又不然，佛氏说妙说常，老子曰：“复命曰常。”又曰：“玄之又玄，众妙之门。”佛氏的妙常境界，老子何尝不能到呢？孔了毋意必固我，又曰：“无可无不可。”佛氏所谓法执我执，孔子何尝莫有破呢？但三教虽同在一根线上，终是个个独立，他们立教宗旨，各有不同，佛氏要想出世，故须追寻至父母未生前，连心字都打破，方能出世，既是要出世，所以世间的礼乐刑政等等，也就不详加研究了。
孔门要想治世，是在人事上工作，人事之发生，以意念为起点，而意念之最纯粹者，莫如孩提之童，故从孩提之事研究起走，以诚意为下手工夫，由是而正心修身，以到齐家治国平天下。他的宗旨，既是想治世，以关于涅槃灭度的学理，也就不加探讨了。老子意在窥探造化的本故绝圣弃智，无知无欲，于至虚至静之中，领会那寂然不动，感而通之妙，故取像于初生之婴儿。向后走是出世法，向前走是世间法。他说道：“多言数穷，不如守中。”这个中字，却指乙点而言，是介居人世出世之中。佛氏三藏十二部，孔子诗书易礼春秋，可算说得很多了。老子却不愿意多说，只简简单单五千多字，扼着乙点立论，含有“引而不发跃如也”的意思。他的意思，只重在把人世出世，打通为一，揭出原理，等人自去研究，不愿多言。所以进出世法莫得释氏那么精，讲世间法莫得孔子那么详。综而言之，释氏专言出世法，孔子专言世间法，老子则把出世法和世间法，打通为一，这就是他三人立教不同的地方。
老子说：“致虚极，守静笃，万物并作，吾以观复。夫物芸芸，各复归其根，归根曰静，是曰复命。”他是用致虚守静的工夫，步步向内收敛，到了归根复命，跟着又步步向外发展，所以他说：“修之于身，其德乃真。修之于家，其德乃余。修之于乡，其德乃长。修之于国，其德乃丰。修之于天下，其德乃普。”
孔子之学，得之于老子，其步骤是一样。《大学》说：“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这是步步向内收敛。“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又是步步向外发展。老子归根复命的工作，与佛氏相同，从“修之于身”，以至“修之于天下”，与孔子相同，所以老子之学，可贯通儒释两家。
北方人喜吃面，南人喜吃饭，孔子开店卖面，释迦开店卖饭，老子店中，面和饭都有，我们喜欢吃某种，进某家店子就是了。不能叫人一律吃面，把卖饭的店子封了，也不能叫人一律吃饭，把卖面的店子封了。卖面的未尝不能做饭，卖饭的也未尝不能做面。不过开店的目的，各有不同罢了。儒释道立教，各有各的宗旨，三教之徒互相攻击，真算多事。
12．宋学是融合儒释道三家学说而成
最初孔老二教，迭为盛衰，互相排斥，故太史公说：“世之学老子则绌儒学，儒学亦绌老子。”到了曹魏时，王弼出来，把孔老沟通为一。他说：“圣人茂于人者神明也，同于人者五情也。神明茂故能体冲和以通无，五情同故不能无哀乐以应物。然则圣人之情，应物而无累于物者也，今以无累便谓其不复应物，失之远矣。”(见《魏志?钟会传》裴松之注)“冲和以通无”，指老氏而言。“哀乐以应物”，指孔氏而言。裴说：“应物而无累于物”，就把孔老二说，从学理上融合为一。王弼曾注《易经》和《老子》，《易经》是儒家的书，《老子》是道家的书，他注这两部书，就是做的融合孔老的工作，这是学术上一种大著作，算是一种新学说，大受一般人的欢迎，所以开晋朝清谈一派。
人情是厌故喜新的，清谈既久，一般人都有点厌弃了，适值佛教陆续传入中国，越传越盛，在学术上另开一新世界，朝野上下，群起欢迎。到了唐时，佛经遍天下，寺庙遍天下，天台、华严、净土各宗大行，禅宗有南能北秀，更有新兴之唯识宗，可算是佛学极盛时代。唐朝自称为是老子之后，追尊老子为玄元皇帝，道教因之很盛。孔子是历代崇奉之教，当然也是盛行。三教相荡，天然有合并的趋势。那个时候的儒家，多半研究佛老之学，可说他们都在做三教合一的工作，却不曾把他融合为一，直到宋儒，才把这种工作完成了。
戴东原谓：“宋以前孔孟自孔孟，老子自老子，谈老子者高妙其言，不依附孔孟。宋以来，孔孟之书，尽失其解，儒者杂袭老释之言以解之。”这本是诋斥宋儒的话，但我们从这个地方，反可看出宋儒的真本事来，最当注意的，是：“宋以前，孔孟自孔孟，老释自老释”二语，老释和孔孟，大家认为是截然不同之二派，宋儒能把他融合为一，创作力何等伟大。
在宋儒尽管说他是孔门嫡派，与佛老无关，实际是融合三教而成，他们学说具在，何能掩饰。其实能把三教融合为一，这是学术上最大的成功，他们有了这样的建树，尽可自豪，反弃而不居，自认孔门嫡派，这即是为门户二字所误。惟其是这样我们反把进化的趋势看出来了。儒释道三教，到了宋朝天然该合并，宋儒顺着这个趋势做去，自家还不觉得，犹如河内撑船一般，宋儒极力想逆流而上，自以为撑到上流了，殊不知反被卷入大海。假令程朱诸人，立意要做三教合一的工作，还看不出天然的趋势，惟其极力反对三教合一，实际上反完成了三教合一的工作，这才见天然趋势的伟大。宋儒学说，所以不能磨灭者，在完成三教合一的工作，其所以为人诟病者，在里子是三教合一，面子务必说是孔门嫡派，成了表里不一致。我们对于宋儒，只问他的里子，不问他的面子，他们既建树了这种大功，理应替他表彰。
宋儒融合三教，在实质上，不在字面上。若以字面而论，宋儒口口声声，诋斥佛老，所用的名词，都是出在四书五经上，然而实质上却是三教合一。今人言三教合一者，满纸是儒释道书上的名词，我们却不能承认他把三教融合了。这是什么缘故呢？譬如吃饮食，宋儒把鸡鱼羊肉、米饭菜蔬，吃下肚去，变为血气。看不出鸡鱼羊肉、米饭采疏的形状，实质上却是这些东西融合而成。他人是把这些东西吃下去，吐在地上，满地是鸡鱼羊肉米饭菜蔬的细颗，并未融化。我们把融合三教之功，归之宋儒，就是这个道理。世间的道理，根本上是共通的，宋儒好学深思，凡事要研究彻底，本无意搜求其通点，自然把其通点寻出，所以能够把三教融合。
由晋历南北隋唐五代，而至于宋，都是三教并行。名公巨卿，大都研究佛老之学，就中以禅宗为尤盛。我们试翻《五灯会元》一看，即知禅宗自达摩东来，源远流长，其发达的情形，较之宋元学案所载的道学，还要盛些。王荆公尝问张文定(方平）：“孔子去世百年，生孟轲亚圣，自后绝无人何也？”文定言：“岂无？只有过孟子上者。”公问是谁？文定言：“江南马大师，汾阳无业禅师，雷峰，岩头，丹霞，云门，是也。儒门淡泊，收拾不住，皆归释氏耳。”荆公欣然叹服。(《宋稗类钞宗乘》)佛教越传越盛，几把孔子地盘完全夺去，宋儒生在这个时候，受儒释道的甄陶孕育，所以能够创出一种新学说。
周敦颐的学问，得力于佛家的寿涯和尚，和道家陈抟的《太极图》，这是大家知道的。程伊川说：程明道出入于老释者几十年。宋史说：范仲淹命张横渠读《中庸》，他读了犹以为未足，又求诸老释。这都是“儒门谈泊收拾不住”的原故。明道和横渠，都是“返求诸六经然后得之”。试问，他二人初读孔子书，何以得不到真传，必研究老禅多年，然后返求诸六经，才把他寻出来？何以二人都会如此？此明明是初读儒书，继读佛老书，涵泳既久，融会贯通，心中恍若有得，然后还向六经搜求，见所说的话，有与自己心中相合者，就把他提出来，组织成一个系统，这即是所谓宋学了。因为天下的真理是一样的，所以二人得着的结果相同。
著者往年著《心理与力学》一文，创一种臆说：“心理依力学规律而变化。”曾说：“地心有引力，把泥土沙石，有形有体之物，吸引来成为一个地球，人心也有引力，把耳濡目染，无形无体之物，吸引来成为一个心。”宋儒研究儒释道三教多年，他的心，已经成了儒释道的化合物，自己还不觉得，所以宋学表面上是孔学，里子是儒释道融合而成的东西。从此以后，儒门就不淡泊了，就把人收拾得住，于是宋学风靡天下，历宋元明清以至于今，传诵不衰。他们有了这样伟大的工作，尽可独立成派，不必依附孔子。在他们以为依附孔子，其道始尊，不知依附孔子，反把宋儒的价值看小了。
13．宋学含老学成分最多
宋学是融合三教而成，故处处含有佛老意味，其含有佛学的地方，前人指出很多，不必再加讨论。我们所要讨论的，就是宋学所含老氏成分，特别浓厚。宋儒所做的工夫，不外“人欲净尽，天理流行”八字。天理者天然之理，也即是自然之理。人欲者个人之私意。宋儒教人把自己的私意除掉，顺着自然的道理做去，这种说法，与老子有何区别？所异者，以天字代自然二字，不过字面不同罢了。
但是他们后来注重理字，忽略了天字，即是忽略了自然二字，而理字就成了意见，此戴东原所以说宋儒以理杀人也。
周子著《太极图说》云：“无极而太极。”这无极二字，即出诸《道德经》。张横渠之易说，开卷诠乾四德，即引老子“迎之不见其首”二语。中间又引老子“谷神，刍狗，三十辐共一毂，高以下为基”等语，更是彰明较著的。
伊川门人尹焯言：“先生(指伊川)平生用意，惟在易传，求先生之学，观此足矣，语录之类，皆学者所记，所见有深浅，所记有工拙，盖不能无失也。”(二程全书）可见易学是伊川根本学问，伊川常令学者看王弼易注(二程全书)。四库提要说：“自汉以来，以老庄说易，始魏王弼。”伊川教人看此书，即知：伊川之学根本上参有老学。
朱子号称是集宋学大成的人，《论语》开卷言：“学而时习之。”朱子注曰：“后觉者必效先觉者之所学，乃可以明善而复其初。”戴东原曰：“复其初出庄子。”(东原年谱)明善复初，是宋儒根本学说，庄子是老氏之徒，这也是参有老学之证。《大学》开卷言：“大学之道，在明明德。”朱子注曰：“明德者人之所得乎天，而虚灵不昧，以其众理而应万事者也。”这个说法，即是老子的说法。我们可把这几名话，移注老子。老子曰：“谷神不死”，谷者虚也，神者灵也，不死者不昧也，“谷神不死”，盖言“虚灵不昧”也。“具众理而应万事”，即老子“虚而不屈，动而愈出”之意。“虚”则冲漠无朕，“不屈”则万象森然，故曰“具众理”。“动”则感而遂通，“愈出”则顺应不穷，故曰“应万事”，这岂不是老子的绝妙注脚？《中庸》开卷言：“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朱注提出自然二字。《论语》“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朱注又提出自然二字。孟子“天下之言性也”一章，朱注五提自然二字，这是前面已经说了的。
又老子有“致虚极，守静笃”二语，宋儒言心言性，满纸是虚静二字，静宰犹可说大学中有之，这虚字明明是从老子得来。
宋学发源于孙明复、胡安定、石守道三人，极盛于周程张朱诸人。程氏弟兄幼年曾受业于周子，其学是从周子传下来的，但伊川作明道行状说：“先生生于一千四百年之后，得不传之学于遗经。”又说：“先生为学，自十五六时，闻汝南周茂叔论道，遂嫌科举之业，慨然有求道之志，未知其要，泛滥于诸家，出人于老释者几十年，返求诸六经，然后得之。”可见宋学是程明道特创的，明道以前，只算宋学的萌芽，到了明道，才把他组织成一个系统，成为所谓宋学。周子不过启发明道求之志罢了。所以我们研究宋学，当从明道研究起走。
明道为宋学之祖，等于老子为周秦诸子之祖。而明道之学，即大类老子，老子曰：“圣人无常心，以百姓心为心。”明道著定性书说：“夫天地之常，以其心普万物而无心，圣人之常，以其性顺万物而无情。故君子之学，莫如廓然而大公，物来而顺应。”此等说法，与老子学说，有何区别？也即是王弼所说：“体冲和以通无，应物而无累于物。”
《二程遗书》载：明道言：“天地万物之理，无独必有对，皆自然而然，非有安排也。每中夜以思，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明道所悟得者，即是老子所说：“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形，高下相倾，声音相和，前后相随”之理。老子书中，每用雌雄，荣辱，祸福，静躁，轻重，歙张，枉直，生死，多少，刚柔，强弱等字，两两相对，都是说明“无 独必有对”的现象，明道提出自然二字，宛然老子的学说。
其他言自然者不一而足，如《遗书》中，明道云：“言天之自然者，谓之天道。”又云：“一阴一阳之谓道，自然之道也”皆是。故近人章太炎说：“大程远于释氏迩于老聃。”(见检论卷四通程篇)
宋学是明道开创的，明道之学，既近于老子，所以赵宋诸儒，均含老氏意味。宋儒之学，何以会含老氏意味呢？因为释氏是出世法，孔子是世间法，老子是出世法世间法，一以贯之。宋儒以释氏之法治心，以孔子之学治世，二者俱是顺其自然之理而行，把治心治世，打成一片，恰是走人老子的途径。宋儒本莫有居心要走人老氏途径，只因宇宙真理，实是这样，不知不觉，就走人这个途径。由此知：老子之学，不独可以贯通周秦诸子，并且可以贯通宋明诸儒。换言之：即是老子之学，可以贯通中国全部学说。
伊川说：“返求诸六经然后得之。”究竟他们在六经中得着些什么呢？他们在礼记中搜出大学中庸两篇，提出来与论语孟子合并研究。在《尚书》中搜出“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充执厥中”十六字。又在乐记中搜出“人生而静，天之性也，感于物而动，性之欲也”数语，创出天理人欲等名词，互相研究，这即是所谓“得不传之学于遗经”了。
宋儒搜出这些东西，从学理上言之，固然是对的，但务必说这些东西是孔门“不传之学”，就未免靠不住。“人生而静”数语，据后人考证，是文子引老子之语，河间献王把他采入《乐记》的。而《文子》一书，又有人说是伪书，视其全书，自是道家之书，确非孔门之书。
阎百诗《尚书古文疏证》说：虞廷十六字，盖纯袭用荀子，而世未之察也。荀子《解蔽》篇：昔者舜之治天下也云云，故道经曰：“人心之危，道心之微，危微之几，唯君子而后能知之。”此文前文有精于道，一于道之语，遂概括为四字，复续以成十六字。可见宋儒讲的危微精一，直接发挥荀子学说，间接是发挥道家学说。
朱子注《大学》说：“经一章，盖孔子之言，而曾子述之。其传十章，则曾子之意，而门人记之也。”朱子以前，并无一人说《大学》是曾子著的，不知朱子何所依据，大约是见诚意章，有“曾子曰”三字。据阎百诗说：《礼记》四十九篇中，称曾子者共一百个，除有一个是指曾申外，其余九十九个，俱指曾参，何以见得此篇有了曾子二字，就是曾子著的？
朱子说：《中庸》是孔门传授心法，子思学之于书以授孟子。此话也很可疑。《中庸》有“载华岳而不重”一语，孔孟是山东人，一举目即见泰山，所以论孟中言山之高者，必说泰山。华山在陕西，孔子西行不到秦，华山又不及泰山著名，何以孔门著书，会言及华山呢？明明是汉都长安，汉儒著书，一举目即见华山，故举以为例。又说：“今天下车同轨，书同文”，更是赢秦混一天下后的现象。这些也是经昔人指出了的。
据上所述，宋儒在遗经中，搜出来的东西，根本上发生疑问，所以宋儒的学问，决不是孔孟的真传，乃是孔老孟荀混合而成的。宋儒此种工作，不能说是他们的过失，反是他们的最大功绩。他们极力尊崇孔孟，反对老子和荀子，实质上反替老荀宣传。此由知：老荀所说的是合理的，宋儒所说的也是合理的。我们重在考求真相，经过他们这种工作，就可证明孔老孟荀，可融合为一，宋儒在学术上的功绩，真是不小。
我们这样的研究，就可把学术上的趋势看出来了。趋势是什么？就是各种学说，基本上是共通的，越是互相攻击，越是日趋融合。何以故？因为越攻击，越要研究，不知不觉，就把共通之点发现来了。
《宋元学案》载：“明道不废观释老书，与学者言，有时偶举示佛语。伊川一切摒除，虽庄列亦不看。”明道把二教之理，融会贯通，把大原则发明了，伊川只是依着他这个原则研究下去，因为原则上含得有释老成分，所以伊川虽摒除释老之书不观，而传出来的学问，仍带有释老意味。
伊川尝谓门人张释曰：“我昔状明道先生之行，我之道尽与明道同。异时欲知我者，求之此文可也。”伊川作明道行状，言出入于老释者几十年，既自称与明道同，当然也出入于老释。所谓不观释老书者，是指学成之后而言，从前还是研究过释老的。
宋儒的学说，原是一种革命手段。他们把汉儒的说法，全行推倒，另创一说，是备具了破坏和建设两种手段。他们不敢说是自己特创的新说，仍复托诸孔子，名为复古，实是创新。路德之新教，欧洲之文艺复兴，俱是走的这种途径。宋儒学说，带有创造性，所以信从者固多，反对者亦不少，凡是新学说出世，都有这个怪现象。
14．程明道死后之派别
明道把三教融合的工作，刚刚做成功，跟着就死了。死后，他的学术，分为两大派。一派是伊川和朱子，一派是陆象山和王阳明。明道死时，年五十四岁，死了二十多年，伊川才死。伊川传述明道的学问，就走入一偏，只传以至朱子。后人说朱子集宋学之大成，其实他未能窥见明道全体。《宋元学案》说：“朱子谓明道说话浑伦，然太高，学者难看。……朱子得力于伊川，于明道之学，未必尽其传也。”据此，司知：朱子得明道一偏，陆象山起而绍述明道，与朱子对抗，不但对于朱子不满，且对于伊川亦不满。他幼年闻人诵伊川语，即说道：“伊川之言，奚为与孔孟不类。”又说：“二程见茂叔后，呤风弄月而归，有吾与点也之意。后来明道此意却存，伊川已失此意”。又说：“元晦似伊川，钦夫似明道，伊川锢蔽深，明道却疏通。”象山自以为承继明道的，伊川也自以为承继明道的，其实伊川与象山，俱是得明道之一偏，不足尽明道之全。伊川之学，得朱子发挥光大之，象山之学，得阳明发挥光大之，成为对抗之两派。朱子之格物致知，是偏重在外，阳明之格物致和，是偏重在内。明道曰：“与其非外而是内，不若内外之两忘。”明道内外两忘，即是包括朱陆两派。
朱陆之争，乃是于这个道理之中，各说半面，我们会通观之，即知两说可以并行不悖。(一)孔子说：“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朱子重在学，陆子重在思，二者原是不可偏废。(二)孟子说：“博学而详说之，将以反说约也”。朱子宗的是这个说法；孟子又说：“心之官则思，思则得之，不思则不得也，此天所与我者，先立乎其大者，则其小者不能夺也。”陆子宗的是这个说法。二说同出于孟子，原是不冲突的。(三)陆子尊德性，朱子道问学。《中庸》说：“尊德性而道问学。”中间著一而字，二者原可联为一贯。(四)从论理学上言之，朱子用的是归纳法，陆子用的是演绎法，二法俱是研究学问所不可少。(五)以自然现象言之：朱子万殊归于一本，是向心力现象，陆子一本散之万殊，是离心力现象，二者原是互相为用的。我们这样的观察，把他二人的学说，合而用之即对了。
明道学术，分程(伊川)朱和陆王两派，象山相当伊川，阳明相当于朱子。有了朱子“万殊归于一本”之格物致知，跟着就有阳明“一本散之万殊”之格物致知，犹之有培根之归纳法，跟着就有笛卡儿之演绎法，培根之学类伊川和朱子，笛卡儿之学，类象山和王阳明。宇宙真理，古今中外是一样的，所以学术上之分派，和研究学问的方法，古今中外也是一样的。
15．学术之分合
孔子是述而不作的人，祖述尧舜，宪章文武，融合众说，独成一派。《老子》书上有“谷神不死”，及“将欲取之”等语，更是明白援引古说，可见老子也是述而不作之人，他的学说，也是融合众说，独成一派。印度有九十六外道，释迦一一研究过，然后另立一说，这也是融合众说，独成一派。宋儒之学，是融合儒释道三教而成，也是融合众说，独成一派。这种现象，是学术上由分而合的现象。
大凡一种学说，独立成派之后，本派中跟着就要分派。韩非说：“儒分为八，墨离为三”，就是循着这个轨道走的。孔学分为八派，秦火而后，孔学几绝，汉儒研究遣经，成立汉学，跟着又分许多派。老氏之学，也分许多派。佛学在印度，分许多派。传人中国，又分若干派，宋儒所谓佛学者，盖禅宗也。禅宗自达摩传至五祖，分南北两个派，北方神秀，南方慧能，慧能为六祖，他门下又分五派。明道创出理学一派，跟着就分程(伊川)朱和陆王两派。而伊川门下分许多派，朱子门下分许多派，陆王门下，也分许多派。这种现象，是由合而分的现象。
宇宙真理，是圆陀陀的，一个浑然的东西。人类的智识很短浅，不能骤窥其全，必定要这样分而又合，合而又分的研究，才能把那个圆陀陀的东西，研究得清楚。其方式是每当众说纷纭的时候，就有人融会贯通，使他汇归于一的，这是作的由分而合的工作。既经汇归于一之后，众人又分头研究，这是作的由合而分的工作。
我们现在所处的时代，是西洋学说，传入中国，与固有的学说，发生冲突，正是众说纷纭的时代。我们应该把中西两力学说融会贯通，努力做由分而合的工作。必定要这样，才合得到学术上的趋势，等到融会贯通过后，再分头研究，做由合而分的工作。
二 宋学与蜀学
1．二程与四川之关系
凡人的思想，除受时代影响之外，还要受地域的影响。孔子是鲁围人，故师法周公，管仲是齐国人，故师法太公，孟子是北方人，故推尊孔子，庄子是南方人，故推尊老子。其原因：(1)凡人生在一个地方，对本地之事，耳濡目染，不知不觉，就成了拘墟之见。(2)因为生在此地，对于此地之名人，有精密的观察，能见到他的好处，故特别推称他。此二者可说是一般人的通性，我写这篇文字，也莫有脱此种意味。
程明道的学说，融合儒释道三家而成，是顺应时代的趋势，已如前篇所说。至于地域关系，他生长河南，地居天下之中，为宋朝建都之地，人文荟萃，是学术总汇的地方，故他的学说，能够融合各家之说，这层很像老子，老子为周之柱下史，地点也在河南，周天子建部于此，诸侯朝聘往来，是传播学说集中之点，故老子的学说，能够贯通众说。
独是程明道的学说，很受四川的影响，这一层少人注意，我们可以提出来讨论一下：
明道的父亲，在四川汉州做官，明道与其弟伊川，曾随待来川，伊川文集中，有(为太中(程子父)作试汉州学生策问》三首，《为家君请宇文中允典汉州学书》(再书》及《蜀守记》等篇，都是在四川作的文字。其时四川儒释道三教很盛，二程在川濡染甚深，事实俱在，很可供我们的研究。
2．四川之易学
《宋史?谯定传》载：程颐之父垧，尝守广汉，颐与其兄灏皆随侍，游成都，见治篾箍桶者，挟册就视之，则易也，欲拟议致诘。而篾者先曰：“若尝学此乎？”因指“未济男之穷”以发问，二程逊而问之，则曰：“三阳皆失位也。”兄弟涣然有所省，翌日再过之。则去矣。伊川晚年注易，于未济卦，备载“三阳失位”之说，并曰：“斯义也，闻之成都隐者。”足证《宋史》所载不虚。据《成华县志》所载二程遇箍桶金的地方，即是省城内之大慈寺。
《谯定传》又载袁滋入洛，问易于颐，颐曰：“易学在蜀耳，盍往求之？”滋入蜀访问，久之，无所遇，已而见卖酱薛翁于眉邛间，与语大有所得。我们细玩“易学在蜀”四字，大约二程在四川，遇着长于易的人很多，不止箍桶翁一人，所以才这样说。
段玉裁做富顺县知县，修薛翁祠，作碑记云：“……继读东莱吕氏撰常州志，有云：‘袁道洁闻蜀有隐君子名，物色之，莫能得，末至一郡，有卖香薛翁，且荷芨之市，午辄扃门默坐，意象静深，道洁以弟子礼见，且陈所学，叟漠然久之，乃曰：经以载道，子何博而寡要也。’与语，未几复去。”《宋史》云“眉邛间”，吕氏云“至一郡”，皆不定为蜀之何郡县，最后读浚仪王氏《困学纪闻》云：“谯天授之易，得于蜀夷族曩氏，袁道洁之易，得于富顺监卖香薛翁。故曰：学无常师。宋之富顺监，即今富顺县也，是其为富顺人无疑。”(见段玉裁《富县志》)究竟薛公是四川何处人，我们无须深考，总之有这一回事，其人是一个平民罢了。(按《宋史》作卖酱，吕王作卖香，似应从吕王，因东莱距道洁不久，《宋史》则元人所修也。)
袁滋问易于伊川，无所得，与卖酱翁语，大有所得，这卖酱翁的学问，当然不小。《论语》上的隐者，如晨门、荷蒉、沮溺、丈人等，不过说了几句讽世话，真实学问如何，不得而知。箍桶翁和卖酱翁，确有真实学问表现，他二人易学的程度，至少也足与程氏弟兄相埒，卖酱翁仅知其姓薛，箍桶翁连姓亦不传，真是鸿飞冥冥的高人。
易学是二程的专长，二人语录中，谈及易的地方，不胜枚举。《宋史》张载传称：“载尝坐虎皮，讲易京师，听者甚众，一夕，二程至，与论易，次日语人曰：‘比见二程，深明易理，吾所不如，汝辈可师之。’撒坐辍讲。”据此可见二程易学之深，然遇着箍桶翁则敬谨领教，深为佩服，此翁之学问，可以想见。袁滋问易，伊川不与之讲授，命他入蜀访求，大约他在四川受的益很多，才自谦不如蜀人，于此可见四川易学之盛。
据《困学纪闻》所说，四川的夷族，也能传授高深的易学。可见那个时候，四川的文化，是很普遍的，易经是儒门最重要之书，《易学》是二程根本之学，与四川发生这样的关系，这是很值得研究的。
3．四川之道教
薛翁说袁道洁博而寡要，俨然道家口吻，他扃门默坐，意象静深，俨然道家举止。可见其时道家一派，蜀中也很盛。二程在蜀，当然有所濡染。
宋儒之学，据学者研究，是杂方士派，而方士派，蜀中最盛，现在讲静功的人，奉《参同契》和《悟真篇》二书为金科玉律，此二书均与四川有甚深之关系。
《悟真篇》是宋朝张伯端字平叔号紫阳所著，据他自序，是熙宁己酉年，随龙图陆公到成都，遇异人传授。考熙宁己酉，即宋神宗二年，据伊川所作《先公太中传》称：“神宗即位代还，知汉州，熙宁中议行新法，州县嚣然，皆以为不可，公未尝深论也，及法出，为守令者奉行惟恐后。成都一道，抗议指其未便者，独公一人。”神宗颁行新法，在熙宁二年，即是张平叔遇异人传授之年，正是二程在四川的时候。平叔自序，有“既遇真筌，安敢隐默”等语。别人作的序有云：“平叔遇青城丈人于成都。”又云：“平叔传非其人，三受祸患。”汉州距成都只九十里，青城距成都，距汉州，俱只百余里，二程或者曾与青城丈人或张平叔相遇。否则平叔既不甚秘惜其术，二程间接得闻也未可知。
现在流行的《参同契集注》，我们翻开一看，注者第一个是彭晓，第二个是朱子。彭晓字秀川，号真一子，仕孟昶为祠部员外郎，是蜀永康人。永康故治，在今崇庆县西北六十里。南宋以前，注《参同契》者十九家，而以彭晓为最先，通行者皆彭本，分九十一章，朱子乃就彭本，分上中下三卷。宁宗元年，蔡季通编置道州，在“寒泉精舍”与朱子相别，相与订正《参同契》，竟夕不寐，明年季通卒，越二年朱子亦卒。足见朱子晚年都还在研究《参同契》这种学说。
清朝毛西河和胡渭等证明：宋儒所讲，无极太极，河图洛书，是从华山道士陈抟传来。朱子解易，曾言：“邵子得于希夷(即陈抟)，希夷源流，出自《参同契》。”宋学既与《参同契》发生这种关系，而注《参同契》之第一个人是彭晓，出在四川，他是孟昶之臣，孟昶降宋，距二程到川，不及百年，此种学说，流传民间，二程或许也研究过。
义和团乱后，某学者著一书，说：“道教中各派，俱发源于四川，其原因就是由于汉朝张道陵，在四川鹤鸣山修道，其学流传民间，分为各派，历代相传不绝。”他这话不错，以著者所知，现在四川的教派很多，还有几种传出外省，许多名人，俯道称弟子，这是历历可数的。逆推上去，北宋时候，这类教派当然很盛，二程在蜀当然有所濡染。
4．四川之佛教
佛教派别很多，宋儒所谓佛学者，大概指禅宗者而言，禅宗至六祖慧能而大盛。六祖言：“不思善，不思恶，正恁么时，那个是明上座本来面目？”宋儒教人：“看喜怒哀乐未发前气象。”宛然是六祖话头。
四川佛教，历来很盛，华严宗所称为五祖的宗密，号圭峰，即是唐明四川西充人。唐三藏法师玄奘，出家在成都大慈寺。以禅宗而论，六祖再传弟子“马道一”，即是张文定所说的马大师，是四川什邡人，他在禅宗中的位置，与宋学中的朱子相等，有《五灯会元》可考。他的法嗣，布于天下，时号马祖。他出家在什邡罗汉寺，得道在衡岳，传道在江西，曾回什邡筑台说法，邑人称为活佛。(《什邡县志》)二程到四川的时候，当然他的流风余韵，犹有存者。什邡与汉州毗连，现在什邡高景关内，有雪门寺，相传二程曾在寺中读书，后人于佛殿前，建堂祀二程，把寺名改为雪门，取“立雪程门”之义。(《什邡县志》)二程为甚不在父亲署内读书，要跑到什邡去读？一定那个庙子内有个高僧，是马祖法嗣，二程曾去参访，住了许久，一般人就说他去读书了。
马祖教人，专提“心即是佛”四字，伊川曰“眭即理也”，宛然马祖声口，这种学理，或许从雪门寺高僧得来。
宋朝禅宗大师宗杲，名震一时，著有《大慧语录》，朱子也曾看他的书，并引用他的话，如“寸铁伤人”之语。张魏公是四川广汉人，他的母亲秦国夫人，曾在大慧门下，参禅有得，事载《五灯会元》。大慧之师圆悟，是成都昭觉寺和尚，著有《圆悟语录》，成都昭觉寺，现有刻板。书首载有张魏公序文，备极推崇。圆悟与二程，约略同时，二程在川之时，四川禅风当然很盛，二程当然有所濡染。
5．二程讲道台
二程的父亲，卒于元祜五年庚午，年八十五岁，逆推至熙宁元年戊申，年六十三岁，其时王安石厉行新法，明道曾力争不听，他们弟兄，不愿与安石共事，因为父亲年已高，所以侍父来蜀。明道生于宋仁宗明道元年壬申，伊川生于二年癸酉，二人入蜀时，年三十六七岁，正是年富力强的时候。他们抛弃了政治的生活，当然专心研究学问。王阳明三十七岁，谪居贵州龙场驿，大悟格物致知之旨，与二程在汉州时，年龄相同，不得志于政治界，专心研究学问，忽然发明新理，也是相同。
现在汉州城内，开元寺前，有“二程讲道台”(《汉州志》)，可见二程在汉州，曾召集名流，互相讨论，把三教的道理，融会贯通，恍然有得，才发明所谓宋学。伊川所说的“返求诸六经，然后得之”，大约就在这个时候。汉州开元寺，可等于王阳明的龙场驿。
宋明诸儒，其初大都出入佛老，其所谓佛者，是指禅宗而言，其所谓老者，不纯粹是老子，兼指方士而言。阳明早年，曾从事神仙之学，并且修习有得，几于能够前知。有阳明年谱可证。不过阳明不自讳，宋儒就要多方掩饰，朱子著《参同契考异》托名“华山道士邹诉”，不直署已名，掩饰情形，显然可见。
二程是敏而好学、不耻下问的人，遇着箍桶匠，都向他请教，当然道家的紫阳派、真一派，佛家的圆悟派，也请教过的。我们看程子主张“半日读书，半日静坐”，形式上都带有佛道两家的样子，一定与这两家有关系。伊川少时，体极弱，愈老愈健，或许得力于方士派的静坐，不过后来排斥佛老，与这两家发生关系的实情，不肯一一详说，统以“出入佛老”一语了之。箍桶翁是他自己说出，并笔之于书，后人方才知道。
我们从旁的书考证，宋朝的高僧甚多，乃《宋史》仅有《方技传》，而高僧则绝不一载。此由宋儒门户之见最深，元朝修《宋史》的人，亦染有门户习气。一意推崇道学，特创道学传，以位置程朱诸人，高僧足与程朱争名，故削而不书。方技中人，不能夺程朱之席，故备书之。以我揣想：即使二程曾对人言，在蜀时，与佛老中人，如何往还，宋史亦必削而不书，箍桶翁，和卖酱翁，不能与二程争名，才把他写上，其余的既削而不书，我们也就无从详考。
6．孟蜀之文化
箍桶翁、卖酱翁传易，张平叔、彭晓传道，圆悟传禅，可见其时四川的学者很多，请问为什么那个时候四川有许多学者呢？因为汉朝文翁化蜀后，四川学风就很盛。唐时天下繁盛的地方，扬州第一，四川第二，有“扬一益二”之称。唐都陕西，地方与蜀接近，那个时候的名人，莫到过四川的很少，所以中原学术，就传到四川来。加以五代时，中原大乱，许多名流，都到四川来避难。四川这个地方，最适宜于避难。前乎此者，汉末大乱，中原的刘巴、许靖都入蜀避难，后乎此者，邵雍临死，说“天下将乱，惟蜀可免”。他的儿子邵伯温，携家入蜀，卒免金人之祸。昔人云“天下未乱蜀先乱，天下已治蜀后治”，这是对乎中原而言，因为地势上的关系，天下将乱，朝廷失了统御力，四川就首先与之脱离，故谓之先乱，等到中原平定了，才来征服，故谓之后治，其实四川关起门是统一的，内部是很安定的。
五代时，中原战争五十多年，四川内政很修明。王孟二氏，俱重文学，《十国春秋》说王建“雅好儒臣，礼遇有加”，又说王衍“童年即能文，甚有才思”。孟蜀的政治，比王蜀更好，孟氏父子二世，凡四十一年。孟昶在位三十二年，《十国春秋》说孟昶“劝农恤刑，肇兴文教，孜孜求治，与民休息”。又曰：“后主(指昶)朝宋时，自二江至眉州，万民拥道痛哭，恸绝者凡数百人，后主亦掩面而泣，藉非慈惠素著，亦何以深入人心至此哉？”这是孟昶亡国之后，敌国史臣的议论，当然是很可信的。清朝知县大堂面前牌坊，大书曰：“尔俸尔禄，民膏民脂，下民易虐，上天难欺”，这十六字，是宋太宗从孟昶训饬州县文中选出来，颁行天下的（见《容斋续笔》戒石铭条)，昶之整饬吏治，已可概见。
后世盛称文景之治，文帝在位二十三年，景帝在位十六年，合计不赶二十九年。孟氏父子，孜孜求治，居然有四十一年之久，真可谓太平盛世。国内既承平，所以大家都研究学问，加以孟昶君臣，都提倡文学。《十国春秋》曰：“帝(指昶)好学，为文皆本于理，居恒谓李昊、徐光溥曰：‘王衍浮薄而好为轻艳之文，朕不为也。’”他的宰相母昭裔，贫贱时，向人借“文选”，其人有难色，他发愤说道：“我将来若贵，当镂板行之。”后来他在蜀做了宰相，请后主镂板印九经，又把九经刻石于成都学宫，自己出私财营学宫，立黉舍，又刻文选，初学记，白氏六帖。国亡后，其子守素齐至中朝，诸书大章于世。纪晓岚著《四库提要》叙此事，并且说：“印行书籍，创见于此。”他们君臣，在文学上的功绩，可算不小。
孟昶君臣，既这样的提倡文学，内政又修明，当然中原的学者，要向四川来，所以儒释道三教的学问，普及到了民间。二程和袁滋，不过偶尔遇着两个，其余未遇着的，不知还有若干。因为有了这样普遍的文化，所以北宋时，四川才能产出三苏和范镇诸人。苏子由说：“辙生十九年，书无不读。”倘非先有孟昶的提倡，他在何处寻书来读？若无名人指示门径，怎么会造成大学问？东坡幼年曾见出入孟昶宫中的老尼。二程二苏，与孟蜀相距不远，他们的学问，都与孟昶有关。子夏居西河，魏文侯受经于子夏。初置博士官，推行孔学，秦承魏制，置博士官，伏生、叔孙通、张苍，皆故秦博士。梁任公说：“儒教功臣，第一是魏文侯。”我们可以说：“宋学功臣第一是孟昶。”
隋朝智者大师，居天台山，开天台宗，著有《大小止观》。唐朝道士司马承祯，字子微，也居天台山，著有《天隐子》，又著《坐忘论》七篇。《玉涧杂书》云：“道释二氏，本相矛盾，而子微之学，乃全本于释氏，大抵以戒定慧为宗，……此论与智者所论止观，实相表里，子微中年隐天台玉霄峰，盖智者所居，知其渊源有自也。”(《图书集成》道教部杂录)。由此知：凡是互相矛盾的学问，只要同在一个地方，就有融合之可能。五代中原大乱，三教中的名人，齐集成都，仿佛三大河流，同趋于最隘的一个峡口，天然该融合为一。大约这些名 流，齐集成都，互相讨论，留下不少的学说，明道弟兄来川，召集遗老，筑台讲道，把他集合来，融会贯通，而断以己意，成为一个系统，就成为所谓宋学。
7．苏子由之学说
大家只知程氏弟兄是宋学中的泰斗，不知宋朝还有一个大哲学家，其成就，较之程氏弟兄，有过之无不及，一般人都把他忽略了，此人为谁？即是我们知道的苏子由。程氏弟兄做了融合三教的工作，还要蒙头盖面，自称是孔孟的真传；子由著有《老子解》，自序著此书时，曾同僧道全商酌，他又把中庸“喜怒哀乐之未发”，和六祖“不思善，不思恶”等语，合并研究，自己直截了当的说出来，较诸其他宋儒光明得多。子由之孙苏籀，记其遗言曰：“公为籀讲老子数篇，曰：‘高出孟子二三等矣。’又曰：‘言至道无如五千文。’”苏籀又说：“公老年作诗云：‘近存八十一章注，从道老聃门下人。’盖老而所造益妙，录录者莫测矣。”子由敢于说老子高出孟子二三等，自认从道老聃门下，这种识力，确在程氏弟子高之上。苏东坡之子苏迈等，著有《先公手泽》，载东坡之言曰：
“昨日子由寄老子新解，读之不尽卷，废卷而叹，使战国有此书，则无商鞅韩非，使汉初有此书，则孔老为一，使晋宋间有此书，则佛老不为二，不意晚年见此奇特。”(以上见焦弱侯《老子翼》)我初读东坡此段文字，心想子由此书，有甚好处，值得如此称叹，后来始知纯是赞叹他融合三教的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