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有个李卓吾，同时的人，几乎把他当作圣人，他对于孔子，显然攻击，著《藏书》六十八卷，自序有曰：“前三代吾无论矣，后三代汉唐宋是也，中间数百余年，而独无是非者，岂其人无是非哉？咸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因未尝有是非耳。”又曰：“此书但可自怡，不可示人，故名藏书也，而无奈一二好事朋友，索观不巳，予又安能以已耶，但戒曰：览则一任诸君览，但无以孔夫子之定本行赏罚也则善矣。”他生在明朝，思想有这样的自由，真令人惊诧，但因为创出这样的议论，闹得书被焚毁，身被逮捕，直至自刎而死，始终持其说不变。其自信力有这样的坚强，独对苏子由非常佩服，万历二年，他在金陵刻子由《老子解》，题其后曰：“解老子者众矣，而子由最高，……子由乃独得微言于残篇断简之中，宜其书发老子之蕴，使五千余言，灿然如皎日，学者断乎不可一日去手也，解成示道全，当道全意，寄子瞻，又当子瞻意，今去子由五百余年，不意复见此奇特。”卓吾这样的推崇子由，子由的学问也就可知了。
苏子由在学术上，有了这样的成就，何以谈及宋学，一般人只知道有程朱，不知道有子由呢？其原因：(一)子由书成年已老，子由死于政和二年壬辰，年七十四岁，此书几经删改，至大观一年戊子十二月方才告成。程明道死于元丰八年乙丑，年五十四岁，伊川死于大观元年丁亥，年七十五岁。子由成书时，在明道死后二十三年，伊川死后一年，那个时候，程氏门徒遍天下，子由的学说，出来的迟，自不能与他争胜。子由书成后四年即死，也就无人宣传他的学说了。(二)那时党禁方严，禁人学习元祐学术，伊川谢绝门徒道：“尊所闻，行所知可也，不必及吾门也。”连伊川都不敢宣传他的学问，子由何能宣传？伊川死时，门人不敢送丧，党禁之严可想。史称子由“筑室颖滨，不复与人相见，终日默坐，如是者几十年”。据此，则子由此书，能传于世，已算侥幸，何敢望其通行？(三)后来朱子承继伊川之学，专修洛蜀之怨，二苏与伊川不合，朱子对于东坡所著《易传》、子由所著《老子解》，均痛加诋毁。其诋子由曰：“苏侍郎晚为是书，合吾儒于老子，以为未足，又并释氏而弥缝之，可谓舛矣，然其自许甚高，至谓当世无一人可以语此者，而其兄东坡公，亦以为‘不意晚年见此奇特’，以予观之，其可谓无忌惮者欤，因为之辩。”(见《宋元学案》)《中庸》有“小人而无忌惮”之语，朱子说他无忌惮，即是说他是小人，此段文字，几于破口大骂。朱子又把子由之说，逐一批驳，大都故意挑剔，其书具在，可以复按。朱子是历代帝王尊崇的人，他既这样攻击子由，所以子由的学说，也就若存若亡，无人知道了。(四)最大原因，则孔子自汉武帝而后，取得学术界正统的地盘，程子做融合三教的工作，表面上仍推尊孔子，故其说受人欢迎，子由则赤裸裸的说出来，欠了程明道的技术，所以大受朱子的攻击，而成为异端邪说。朱子痛诋子由，痛诋佛老，是出于门户之见，我们不必管，只看学术演进的情形就是了。
8．学术之演进
我们从进化趋势上看去，觉得到了北宋的时候，三教应该融合为一，程明道和苏子由，都是受了天然趋势的驱迫。程子读了许多书，来在四川，加以研究，完成融合三教的工作。苏子由在四川读了许多书，去在颖滨，闭门研究，也完成融合三教的工作，二者都与四川有关。这都是由于五代时，中原大乱，三教名流，齐集成都，三大河流，同时流人最隘一个峡口的原故。子由少时在蜀，习闻诸名流绪论，研究多年，得出的结果，也是融合三教，也是远于释氏而偏迩于老聃，与大程子如出一辙。可见宇宙真理，实是如此。从前佛教传人中国，与固有学术生冲突，历南北隋唐以至五代，朝廷明令天下毁佛寺，焚佛经，诛僧尼之事凡数见，自宋儒之学说出，而此等冲突之事遂无，不过讲学家文字上小有攻讦而已，何也？根本上已融合故也。
世界第一次大战，第二次大战，纷争不已者，学说纷歧使之然也。现在国府迁移重庆，各种学派之第一流人物，与夫留学欧美之各种专门家，大都齐集重庆，俨如孟蜀时，三教名流，齐集成都一样，也都是无数河流，趋入一个最隘之峡口。我希望产生一种新学说，融合中西印三方学术而一之，而世界纷争之祸，于焉可免。(著者按：初版时，国府尚未迁移重庆，则只言：现在交通便利，天涯比邻，中国、印度、西洋三大文化接触，相推相荡，也是三大河流，趋入最隘的峡口，中西印三大文化，也该融合为一。)
三 宋儒之道统
1．道统之来源
宋儒最令人佩服的，是把儒释道三教，从学理上融合为一，其最不令人佩服的，就在门户之见太深，以致发生许多纠葛。其门户之见，共有二点：(一)孔子说的就对，佛老和周秦诸子说的就不对。(二)同是尊崇孔子的人，程子和朱子说的就对，别人说的就不对。合此两点，就生出道统之说。
宋儒所说的道统，究竟是个什么东西呢？我们要讨论这个问题，首先要讨论唐朝的韩愈。韩愈为人很倔强，富于反抗现代的性质。唐初文体，沿袭陈隋余习，他就提倡三代两汉的古文，唐时佛老之道盛行，他就提倡孔孟之学，他取的方式，与欧洲文艺复兴所取的方式，是相同的，二者俱是反对现代学术，恢复古代学术，是一种革新运动。所以欧洲文艺复兴，是一种惊人事业，朝愈在唐时，负泰山北斗的重望，也是一种惊人事业。
韩愈的学问，传至宋朝，分为两大派：一派是欧苏曾王的文学，一派是程朱的道学。宋儒所谓道统的道字，就是从昌黎原道篇“斯道也，何道也，”那个道字生出来的。孟子在从前，只算儒家中之一种，其书价格，与荀墨相等，昌黎才把他表章出来。他读荀子说：“始吾得孟轲书，然后知孔子之道尊，……以为圣人之德没，尊圣人者孟氏而已，晚得扬雄书，益信孟氏，因雄书而益尊，则雄者亦圣人之徒欤，……孟子醇乎醇者也，荀与扬大醇而小疵。”经昌黎这样的推称，孟氏才崭然露头角。
宋儒承继昌黎之说，把孟子益加推崇，而以自己直接其传，伊川作明道行状，说道：“周公没圣人之道不行，孟轲死圣人之学不传，道不行百世无善治，学不传千载无真儒，……先生生乎一千四百年之后，得不传之学于遗经，……盖自孟子之后，一人而已。”史迁以孟子荀卿合传，寥寥数十字，于所历邹膝任薛鲁宋之事，不一书，朱子纲目，始于适魏之齐，大书特书。宋淳熙时，朱子才将《孟子》、《论语》、《大学》、《中庸》，合称为四子书，至元延祐时，始悬为令甲，我们自幼读四子书，把孟子看作孔子化身，及细加考察，才知是程朱诸人，有了道统之见，才把他特别尊崇的。
昌黎是文学中人，立意改革文体，非三代两汉之书不观，他读孔子孟荀的书，初意本是研究文学，因而也略略窥见大道，无奈所得不深。他为文主张辞必己出，宇法句法，喜欢戛戛独造，因而论理论事，也要独造。他说：“斯道也，何道也，非向所谓老与佛之道也。尧以是传之舜，舜以是传之禹，禹以是传之汤，汤以是传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传之孔子，孔子传之孟轲，孟轲死，不得其传。”这个说法，不知他何所见而云然。程伊川曰：“轲死不得其传，似此言语，非蹈袭前人，非凿空撰出，必有所见”。这几句话的来历，连程伊川都寻不出，非杜撰而何？
宋儒读了昌黎这段文字，见历代传授，犹如传国玺一般，尧舜禹直接传授，文武、周公、孔子、孟轲，则隔数百年，都可传授，必想我们生在一千几百年之后，难道不能得着这个东西吗？于是立志要把这传国玺寻出，经过许久，果然被他寻出来了，在《论语》上寻出“尧曰咨尔舜，……允执其中，……舜亦以命禹”。恰好伪《古文尚书》，有“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十六字，尧传舜，舜传禹，有了实据，他们就认定这就是历代相传的东西。究禹汤文武周公，所谓授受者安在？又中间相隔数百年，何以能够传授？又孔子以前，何以独传开国之君，平民中并无一人，能得其传？这些问题，他们都不加研究。
宋儒因为昌黎说孟子是得了孔子真传的，就把《孟子》一书，从诸子中提出来，上配《论语》，又从《礼记》中，提出《大学》、《中庸》二篇，硬说《大学》是曾子著的，又说《中庸》是子思亲笔写出，交与孟子，于是就成了孔子传之曾子，曾子传之于思，子思传之孟子，一代传一代，与传国玺一般无二。孟子以后，忽然断绝，隔了千几百年，到宋朝，这传国玺又出现，被濂洛关闽诸儒得着，又递相传授，这就是所谓道统了。
道统的统字，就是从“帝王创业垂统”那个统字窃取来，即含有传国玺的意思。那时禅宗风行天下，禅宗本是衣钵相传，一代传一代，由释迦传至达摩，达摩传入中国，递传至六祖，六祖以后，虽是不传衣钵，但各派中仍有第若干代名称，某为谪派，某为旁支。宋儒生当其问，染有此等气习，特创出道统之名，与之对抗，道统二字，可说是衣钵二字的代名词。
请问：濂洛关闽诸儒距孔孟一千多年，怎么能够传授呢？于是创出“心传”之说。说我与孔孟，心心相传，禅宗有“以心传心”的说法，所以宋人就有“虞廷十六字心传”的说法，这心传二字，也是摹仿禅宗来的。
本来禅宗传授，也就可疑，所谓西天二十八祖，东土六祖，俱是他们自相推定的，其学简易，最合中国人习好，故禅宗风行天下。其徒自称“教外别传”，谓不必研究经典，可以直契佛祖之心，见人每问“如何是祖师西来意”？宋儒教人“寻孔颜乐处”，其意味也相同。
周子为程子受业之人，横渠是程子戚属，朱子绍述程氏，所谓濂洛关闽，本是几个私人讲学的团体，后来愈传愈盛，因创出道统之名，私相推定，自夸孔孟真传，其方式与禅宗完全相同。
朱子争这个道统，尤为出力，他注《孟子》，于末后一章，结句说道：“……百世之下，必将有神会而心得之者耳。故于篇中历序群圣之统，而终之以此，所以明其传之所在，而又以俟后圣于无穷也，其旨深哉。”提出“统”字“传”字，又说“神会心得”，即为宋学中所谓“心传”和“道统”伏根。最奇的，于“其旨深哉”四字之后，突然写出一段文字，说道：“有宋元丰八年，河南程颢伯醇卒，潞公文彦博题其墓曰，明道先生，而其弟正叔序之曰：周公没，圣人之道不行，孟轲死，圣人之学不传，道不行百世无善治，学不传千载无真儒。无善治，士犹得以明。夫善治之道，以淑诸人，以传诸后，无真儒，则天下贸贸焉莫知所之，人欲肆而天理灭矣。先生生乎干四百年之后，得不传之学于遗经，以兴起斯文为己任，辨异端，辟邪说，使圣人之道，焕然复明于世，盖自孟子之后，一人而已。然学者于道，不知所向，则孰知斯人之为功，不知所至，则孰知斯名之称情也哉。”此段文字写毕，即截然而止，不再著一语，真是没头没尾的。这是什么道理呢？因他注《孟子》，说得有“俟后圣于无穷”，写此一段文字，见得程即是“后圣”。朱子于《大学章句序》，又说道：“河南两夫子出，而有以接孟氏之传。……虽以熹之不敏，亦幸私淑而与有闻焉。”著一“闻”字，俨然自附于“闻而知之”之列，于是就把道统一肩担上。
2、道统之内幕
宋儒苦心孤诣，创出一个道统，生怕被人分去，朱子力排象山，就是怕他分去道统。象山死，朱子率门人，往寺中哭之，既罢，良久曰：“可惜死了告子。”硬派象山作告子，自己就变成宋学中的孟子了。
程朱未出以前，扬雄声名很大，他自比孟子。北宋的孙复，号称名儒，他尊扬雄为范模。司马光注《太玄经》说道：“余少之时，闻玄之名，而不获见，……于是求之积年，乃得观之。初则溟滓漫漶，略不可人，乃研精易虑，屏人事而读之数十遍，参以首尾，稍得窥其梗概然后喟然置书叹曰：呜呼，扬子真大儒耶，孔子既没，知圣人之道者，扬子而谁，荀与孟殆不足拟，况其余乎？观玄之书，昭则极于人，幽则尽于神，大则包宇宙，细则人毛发，合天人之道以为一，刮其根本，示人所出，胎育万物，面兼为之母，若地履之而不可穷也，若海挹之而不可竭也，天下之道，虽有善者，其蔑以易此矣。”司马光这种说法，简直把太玄推尊得如《周易》一般，俨然直接孔子之传，道统岂不被扬雄争去吗？孟子且够不上，何况宋儒？宋儒正图谋上接孟子之传，怎能容扬雄得过？适因班固《汉书》，说扬雄曾仕新莽，朱子修纲目轻轻与他写一笔：“莽大夫扬雄死。”从此扬雄成了名教罪人，永不翻身，孟子肩上的道统，无人敢争，濂洛关闽，就直接孟氏之传了。这就像争选举的时候，自料争某人不过，就清查某人的档案，说他亏吞公款，身犯刑事，褫夺他被选权一般。假使莫得司马光这一类称赞扬雄的文字，纲目上何至有莽大夫这种特笔呢？扬雄任新莽，作《剧秦美新论》，有人说其事不确，我们也不深辨，即使其事果确，一部《紫阳纲目》中，类于扬雄、甚于扬雄的人很多，何以未尽用此种书法呢？这都是司马光诸人把扬雄害了的。
从前扬雄曾入孔庙，后来因他曾事王莽，就把他请出来，荀子曾入孔庙，因为言性恶，把他请出来，公伯宁曾入孔庙，因为他毁谤子路，也把他请出来。我断不解者，司马光何以请入孔庙？扬雄是逆臣，司马光推尊扬雄，即是逆党。公伯宁不过口头毁谤子路罢了，司马光著《疑孟》一书，把孟子说的话，层层攻讦，对于性善说，公然怀疑，其书流传至今，司马光一身，备具了公伯宁、苟卿、扬雄三人之罪，公然得入孔庙，岂非怪事？推原其故，司马光是二程的好友。哲宗即位之初，司马光曾荐明道为宗正寺丞，荐伊川为崇政殿说书，司马光为宰相，连及二程也做官，所以二程入孔庙，连及司马光也配享。司马光之人品，本是很好，但律公伯宁、荀卿、扬雄三人之例，他就莫得入孔庙的资格，而今公然入了孔庙，我无以名之，直名之曰“徇私”。
宋儒口口声声，尊崇孔子，排斥异端，请问诸葛亮这个人为什么该入孔庙？诸葛亮自比管乐，管仲为曾西所不屑为，孔门羞称五霸，孟子把管仲说得一钱不值，管仲的私淑弟子，怎么该入孔庙？又诸葛亮手写申韩，以教后主，可见他又是申韩的私淑弟子，太史公作《史记》，把申韩与老子同传，还有人说申韩够不上与老子并列。老子是宋儒痛诋之人，诸葛亮是申韩私淑弟子，乃竟人孔庙，大书特书曰：“先儒诸葛亮之位”，这个儒字，我不知从何说起？
刘先主临终，命后主读《商君书》，又不主张行赦，他们君臣所研究的，都是法家的学说。我们遍读诸葛亮本传，及他的遗集，寻不出孔子二字，寻不出四书上一句话，独与管仲商鞅申韩，发生不少的关系。本传上说他治蜀尚严，又说他“恶无识而不贬”，与孔子所说“赦小过”，孟子所说“省刑罚”，显然违反。假如修个“申韩合庙”，请诸葛亮去配享，写一个“先法家诸葛亮之位”，倒还名实相符。
宋儒排斥异端，申韩管商之学，岂非异端吗？异端的嫡派弟子，高坐孔庙中，岂非怪事吗？最好是把诸葛亮请出来，遗缺以《史记》上的陈余补授。《史记》称：“成安君儒者也，自称义兵，不用诈谋。”此真算是儒者，假使遇着庸懦之敌将，陈余一战而胜，岂不是“仁者无敌”，深合孟子的学说吗？恐怕孔庙中早已供了“先儒陈余之位”，无奈陈余运气不好，遇着韩信是千古名将，兵败身死，儒者也就置之不理了。
诸葛亮明明是霸佐之才，偏称之曰王佐之才，明明是法家，竟尊之曰先儒，岂非滑稽之极吗？在儒家谓诸葛亮托孤寄命、鞠躬尽瘁，深合儒家之道，所以该入孔庙。须知托孤寄命、鞠躬尽瘁，并不是儒家的专有品，难道只有儒家才出这类人才，法家就不出这类人才吗？这道理怎么说得通？我无以名之，直名之曰“慕势”。只因汉以后，儒家寻不出杰出人才，诸葛亮功盖三分，是三代下第一人，就把他欢迎人孔庙，藉以光辉门面，其实何苦乃尔？
林放问“礼之本”，只说得三个字，也入了孔庙。老子是孔子曾经问礼之人，《礼记》上屡引老子的话，孔子称他为“犹龙”，崇拜到了极点，宋儒乃替孔子打抱不平，把老子痛加诋毁，这个道理，又讲得通吗？
两庑豚肩，连朱竹坨都不敢吃，本来是值不得争夺的，不过我们须知：一部廿四史，实在有许多糊涂账，地方之高尚者，莫如圣庙，人品之高尚者，莫如程朱，乃细加考察，就有种种黑幕，其他尚复何说？
宋儒有了道统二字，横塞胸中，处处皆是荆棘。我不知道统二字，有何贵重，值得如许争执，幸而他们生在庄子之后，假使被庄子看见，恐怕又要发出些鸩鹪腐鼠的妙论。我们读书论古，当自出见解，切不可为古人所愚。
《四库全书提要》载：“公是先生弟子记四卷，宋刘敞撰，敞发明正学，在朱程前，所见甚正，徒以独抱遗经，淡于声誉，未与伊洛诸人倾意周旋，故讲学家视为异党，之不称耳，实则元丰熙宁之间，卓然醇儒也。”刘敞发明正学，卓然醇儒，未与伊洛诸人周旋，就视为异党，此种黑幕，纪晓岚早已揭穿。司马光、扬雄，诋孟子，因与伊洛诸人周旋，死后得入孔庙，此种黑幕，还没有人揭穿。
3．宋儒之缺点
著者平日有种见解，凡人要想成功，第一要量大，才与德尚居其次。以楚汉而论，刘邦、项羽二人，德字俱说不上，项羽之才，胜过刘邦，刘邦之量，大于项羽，韩信、陈平、黥布等，都是项羽方面的人，只因项羽量小，把这些人容纳不住，才一齐走到刘邦方面来。刘邦豁达大度，把这些人一齐容纳，汉兴楚败，势所必至。《秦誓》所说“一个臣”，反复赞叹，无非形容一个量字罢了。于此可见量字的重要。宋儒才德二者俱好，最缺乏的是量字。他们在政治界是这样，在学术界也是这样，君子排君子，故生出洛蜀之争，孔子信徒，排斥孔子信徒，故生出朱陆之争。
邵康节临死，伊川往访之，康节举两手示之曰：“眼前路径令放宽，窄则自无着身处，如何使人行？”这一窄字，深中伊川的病。《宋元学案》载：“二程随侍太中，知汉州，宿一僧寺，明道入门而右，从者皆随之，先生(指伊川)入门而左，独行，至法堂上相会。先生自谓：‘此是某不及家兄处。’盖明道和易，人皆亲近，先生严厉，人不敢近也。”又称：“明道犹有谑语……伊川直是谨严，坐间不问尊卑长幼，莫不肃然。”卑幼不说了，尊长见他，都莫不肃然，连走路都莫得一人敢与他同行，这类人在社会上如何走得通？无怪洛蜀分党，东坡戏问他：“何时打破诫敬？”此语固不免轻薄，但确中伊川之病。
《宋元学案》又说：“大程德性宽宏，规模广阔，以光风霁月为怀。小程气质刚方，文理密察，以峭壁孤峰为体，道虽同而造德固自各有殊。”于此可见明道量大，伊川量小，可惜神宗死，哲宗方立，明道就死了。他死之后，伊川与东坡，因语言细故，越闹越大，直闹得洛蜀分党，冤冤不解，假使明道不死，这种党争，必不会起。
伊川凡事都自以为是，连邵康节之学，他也不以为然。康节语其子曰：“张巡许远，同为忠义，两家子弟，互相攻并，为退之所贬，凡托伊川之说，议吾为术学者，子孙勿辩。”康节能这样的预诫后人，故程邵两家，未起争端。
朱子的量，也是非常陕隘，他是伊川的嫡系，以道统自居，凡是信从伊川和他的学说的人，就说他是好人，不信从的，就是坏人。苏黄本是一流人物，朱子诋毁二苏，独不诋毁山谷，因为二苏是伊川的敌党，所以要骂他，山谷之孙，黄笛，字子老耕，是朱子的学生，所以就不骂了。
林栗、唐仲友，立身行己，不愧君子。朱子与栗论一不合，就成仇衅，朱子的门人，至欲烧栗的书。朱子的朋友陈亮，狎台州官妓，嘱唐仲友为脱藉，仲友沮之，亮媾谗于朱子，朱子为所卖，误兴大狱，此事本是朱子不合，朱派中人就视仲友如仇雠。张浚一败于富平，丧师三十万，再败于淮西，丧师七万，三败于符离，丧师十七万，又尝逐李纲，引秦桧，杀曲端，斥岳飞，误国之罪，昭然共见，他的儿子张南轩，是朱子讲学的好友，朱子替张浚作 传，就备极推崇。
最可怪者，朱子与吕东莱，本是最相好的朋友，《近思录》十四卷，就是他同朱子撰的，后来因为争论《毛诗》不合，朱子对于他的著作，就字字讥弹，如云：东莱博学多识则有之矣，守约恐未也。”又云：“伯恭之弊，尽在于巧。”又云：“伯恭教人看文字也粗。”又云：“伯恭聪明，看文理却不仔细，缘他先读史多，所以看粗着眼。”又云：“伯恭于史分外仔细，于经却不甚理会。”又云“伯恭要无不包罗，只是扑过，都不精。”对于东莱，抵隙蹈瑕，不遗余力，朱派的人，随声附和，所以元人修史，把东莱列入儒林传，不人道学传。一般人都称《朱子近思录》，几于无人知是吕东莱同撰的。
朱子与陆象山，同是尊崇孔教的人，因为争辩无极太极，几于肆口谩骂。朱子的胸怀，狭隘到这步田地，所以他对于政治界、学术界，俱酿许多纠纷。门人承袭其说，朱陆之争，历宋元明清，以至于今，还不能解决。
纪晓岚著《四库提要》，将上述黄熒（宝盖下的火换田）、林栗、唐仲友、张浚诸事，一一指出，其评朱吕之争，说道：“当其投契之时，则引之同定近思录，使预闻道统之传，及其抵牾以后，则字字讥弹，身无完肤，毋亦负气相攻，有激而然欤。”别人訾议朱子不算事，《四库提要》是清朝乾隆钦定的书，清朝功令，四书文非遵朱注不可，康熙五十一年，文庙中把朱子从两庑中升上去，与十哲并列，尊崇朱子，可算到了极点。乾降是康熙之孙，纪著《四库提要》，敢于说这类话，可见是非公道，是不能磨灭的。纪文说：“刘敞卓然醇儒，宋与伊洛诸人倾意周旋，故讲学家视为异党，”这些说法，直是揭穿黑幕，进呈乾隆御览后，颁行天下，可算是清朝钦定的程朱罪案。
宋俞文豹《吹剑外集》(见《知不足斋丛书》第二十四集)说：“韩范欧马张吕诸公，无道学之名，有道学之实，而人无闲言。今伊川晦庵二先生，言为世法，行为世师，道非不弘，学非不粹，而动辄得咎何也，盖人心不同，所见各异，虽圣人不能律天下之人，尽弃其学而学焉。……今二先生以道统自任，以师严自居，别白是非，分毫不货，与安定角，与东坡争，与龙川象山辩，必胜而后已。浙学固非矣，贻书潘吕等，既深斥之，又语人曰：‘天下学术之弊，不过两端，永嘉事功，江西颖悟，若不极力争辩，此道何由而得明。’盖指龙川象山也。”程端蒙谓：“如市人争，小不胜辄至喧竞……”俞氏这段议论，公平极了。程朱的学问，本是不错，其所以处处受人攻击者，就在他以严师自居，强众人以从己。他说：“若不极力争辩，此道何由得明。”不知越争辩，越生反响，此道越是不明。大凡倡一种学说的人，只应将我所见的道理，诚诚恳恳的公布出来，别人信不信由他，只要我说得有理，别人自然肯信，无须我去争辩，若是所说的不确，任是如何争辩，也是无益的。惜乎程朱当日，未取此种方式。
伊川晦庵，本是大贤，何至会闹到这样呢？要说明这个道理，就不得不采用戴东原的说法了。东原以为：“宋儒所谓理，完全是他们的意见。”因为吾人之心，至虚至灵，着不得些子物事，有了意见，就不虚不灵，恶念固坏事，善念也会坏事。犹之眼目中，不但尘沙容不得，就是金屑也容不得，伊川胸中，有了一个诚敬，诚敬就变成意就觉得象山、龙川、吕东莱诸人，均种种不合，这就像目中着了金屑，天地易色一般佛氏主张破我执法执，不但讲出世法当如是，就是讲世间法，也当如是。然后知老子所说“绝圣弃智”真是名言。东坡问伊川：“何时打破诚敬？”虽属恶谑，却亦至理。东坡精研佛老之学，故笑谈中，俱含妙谛。程明道是打破了诚敬的，观于“目中有妓，心中无妓”，这场公案，即可知道。
伊川抱着一个诚敬，去绳苏东坡，闹得洛蜀分党。朱子以道统自命，党同伐异，激成庆元党案，都是为着太执着的流弊。庄子讥孔子昭昭揭日月而行，就是这个道理。庄子并不是叫人不为善，他只是叫人按着自然之道做去，不言善而善自在其中。例如劝人修桥补路，周济贫穷，固然是善，但是按着自然之道做去，物物各得其所。自然无坏桥可修，无滥路可补，无贫穷可周济，回看那些想当善人的，抱着金钱，朝朝出门，寻桥来修，寻路来补，寻贫穷来周济，真是未免多事。庄子说：“泉涸，鱼相与处于陆，相响以湿，相濡以沫，不如相忘于江湖。”就是这个道理。程伊川，苏东坡，争着修桥补路，彼此争得打架。朱子想独博善人之名，把修桥补路的事，一手揽尽，不许他人染指，后来激成党案，严禁伪学，即是明令驱逐，不许他修桥，不许他补路，
如果他们有庄子这种见解，何至会闹到这样呢？
宋朝南渡，与洛蜀分党有关，宋朝亡国，与庆元党案有关，小人不足责，程朱大贤，不能不负点咎。我看现在的爱国志士，互相攻击，很像洛蜀诸贤，君子攻击君子。各种学说，互相诋斥，很像朱子与陆子互相诋斥。当今政学界诸贤，一齐走人程朱途径去了。奈何！奈何！问程朱诸贤，缺点安在？曰：少了一个量字。
我们评论宋儒，可分两部分：他们把儒释道三教，融合为一，成为理学，为学术上开一新纪元，这是做的由分而合的工作，这部分是成功了的。洛蜀分党，酿成政治上之纷争，朱陆分派，酿成学术上之纷争，这是做的由合而分的工作，这部分是失败了的。我们现在所处的时代，正与宋儒所处时代相同，无论政治上、学术上，如做由分而合的工作，决定成功，如做由合而分的工作，一定徒滋纠纷。问做由分而合的工作，从何下手。曰：从量字下手。
四 中西文化之融合
1．中西文化冲突之点
西人对社会，对国家，以我字为起点，即是以身字为起点。中国儒家讲治国平天下，从正心诚意做起走，即是以心字为起点。双方都注意把起点培养好，所以西人一见人闲居无事，即叫他从事运动，把身体培养好。中国儒者，见人闲居无事，即叫他读书穷理，把心地培养好。西人培养身，中国培养心，西洋教人，重在“于身有益”四字，中国教人，重在“问心无“愧”四字，这就是根本上差异的地方。
斯密士倡自由竞争，达尔文倡强权竞争，西洋人群起信从，因为此等学说，是“于身有益”的。中国圣贤，绝无类似此等学说，因为倡此等学说，其弊流于损人利己，是“问心有愧”的。我们遍寻四书五经，诸子百家，寻不出斯密士和达尔文一类学说，只有庄子上的盗跖，所持议论，可称为神似。然而此种主张，是中国人深恶痛绝的。孟子曰：“鸡鸣而起，孳孳为利者，跖之徒也。”自由竞争，强权竞争，正所谓孳孳为利，这就是中西文化很差异的地方。
孔门的学说“欲修其身，先正其心，欲正其心，先诚其意”，从身字向内，追进两层，把意字寻出，以诚意为起点，再向外发展，犹之修房子，把地上浮泥除去，寻着石底，才从事建筑。由是而修身，而齐家，而治国平天下。造成的社会，是“以天下为一家，以中国为一人”，人我之间，无所谓冲突，这是中国学说最精粹的地方。
西人自由竞争等说，以利己为主，以身字为起点，不寻石底，径从地面建筑起走，基础未稳固，所以国际上，酿成世界大战，死人数千万，大战过后，还不能解决，跟着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经济上造成资本主义，种下社会革命的祸胎，将来算总账，还不知要流若干血。
孔门的正心诚意，我们不必把他太看高深了，把他改为“良心裁判”四字就是了。每作一事，于动念之初，即加以省察，“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孔门的精义，不过如是而已。然而照这样做法，就可达到“以天下为一家”的社会。如果讲“自由竞争”等说法，势必至“己所孙欲，也可施之于人”。中国人把盗跖骂得一文不值，西洋人把类似盗跖的学说，奉为天经地义，中西文化，焉得不冲突。
中西文化冲突，其病根在西洋，不在中国，是西洋人把路走错。我们讲“三教异同”，曾绘有一根“返本线”，我们再把此线一看，就可把中西文化冲突之点看出来。凡人都是可以为善，可以为恶的，善心长则恶心消，恶心长则善心消，儒家因生张，从小孩时，即把爱亲敬兄这部分良知良能，搜寻出来，在家庭中培养。小孩朝夕相处的，是父亲母亲，哥哥弟弟，就叫他爱亲敬兄。把此种心理培养好了，扩充出去，“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就造成一个仁爱的世界了。故曰：“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欤。”所以中国的家庭，可说是一个“仁爱培养场”。西洋人从我字，径到国字，中间缺少一个家字，即是莫得“仁爱培养场”。少了由丁至丙一段，缺乏诚意功夫，即是少了“良心裁判”。故西洋学说发挥出来，就成为残酷世界，所以说：中西文化冲突，其病根在西洋，不在中国。
所谓中西文化冲突者，乃是西洋文化自相冲突，并非中国文化与之冲突。
何以故呢？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打得九死一生，是自由竞争一类学说酿成的，非中国学说酿成的。这就是西洋文化自相冲突的明证。西人一面提倡自由竞争等学说，一面又痛限战祸，岂不是自相矛盾吗？所以要想世界太平，非把中国学说发挥光大之不可。
2．中国学说可救印度西洋之弊
西洋人，看见世界上满地是金银，总是千方百计，想把他抢在手中，造成一个残无情的世界。印度人认为这个世界，是秽浊到极点，总是千方百计，想把这个世界舍去，把这个身子舍去。惟老子则别有一个见解，他说：“金玉满堂，莫之能守。”又说“多藏必厚亡。”世界上的金银，他是看不起的，当然不做抢夺的事。他说：“吾所有大患者，为吾有身，及吾无身，吾有隐患。”也是像印度人，想把身子舍去，但是舍去身子，并不是脱离世界，乃是把我的身子，与众人融合为一，故曰：“圣人无常心，以百姓为心。”因此也就与人无忤，与世无争了。所以他说：“陆行不避凶虎，入军不避甲兵。”老子造成的世界，不是残酷无情的世界，也不是秽浊可厌的世界，乃是“如享大牢，如登春台，众人熙熙”的世界。
以返本线言之：西人从丁点起，向前走，直到己点或庚点止，绝不回头。印度人从丁点起，向后走，直到甲点止，也绝不回头。老子从丁点起，向后走，走到乙点，再折转来，向前走，走到庚点为止，是双方兼顾的。老子所说“归根复命”一类话，与印度学说相通。“以正治国，以奇用兵”一类话，与西洋学说相通。虽说他讲出世法，莫得印度那样精，讲治世法，莫得西人那样详，但由他的学说，就可把西洋学说和印度学说，打通为一。
我所谓“印度人直走到甲点止，绝不回头”是指小乘而言，指末流而言，若释迦立教之初，固云“不度尽众生，誓不成佛”原未尝舍去世界也。释迦本是教人，到了甲点，再回头转来，在人世上工作。无如甲点太高远了，许多人终身走不到，于是终身无回头之日，其弊就流于舍去世界了。老子守着乙点立论，要想出世的，向甲点走，要想入世的，就回头转来，循字渐进，以至庚点为止。孔子意在救世，叫人寻着丙点，即回头转来，做由丁到庚的工作，不必再寻乙甲两点，以免耽误救世工作，此三圣人立教之本旨也。
孔子的态度，与老子相同。印度厌弃这个世界，要想离去他，孔子则“素富贵，行乎富贵，素贫贱，行乎贫贱，素患难，行乎患难，素夷狄，行乎夷狄”，这个世界并不觉得可厌。老子把天地万物融合为一，孔子也把天地万物融合为一，宇宙是怎么一回事，还他怎么一回事。所谓“老者安之，少者怀之”，“天地位焉，万物实焉，就是这个道理。
曾参说：“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这几句话，与治国渺不相关，而独深得孔子的嘉许，这是什么原故呢？因为这几句话，是描写我与宇宙融合的状态，有了这种襟怀，措施出来，当然人与我融合为一，子路可使有勇，冉有可使足民，公西华愿为小相，只做到人与我相安，未做到人与我相融，所以孔子不甚许可。
宋儒于孔门这种旨趣，都是识得的，他们的作品，如“绿满窗前草不除”之类，处处可以见得，王阳明“致良知”，即是此心与宇宙融合，所以我们读孔孟老庄，及宋明诸儒之书，满腔是生趣，读斯密士，达尔文，尼采诸人之书，满腔是杀机。
印度人向后走，在精神上求安慰，西洋人向前走，在物质上求安慰。印度人向后走，越走越远，与人世脱离关系，他的国家就被人夺去了。西洋人向前走，路上遇有障碍物，即直冲进去，闹得非大战不可，印度和西洋，两种途径，流弊俱大。惟中国则不然。孟子曰：“养生丧死无憾，王道之始也。”又曰：“黎民不饥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对于物质，只求足以维持生活而止，并不在物质上求安慰，因为世界上物质有限，要求过度，人与人就生冲突，故转而在精神上求安慰。精神在吾身中，人与人是不相冲突的，但是印度人求精神之安慰，要到彼岸，脱离这个世界，中国人求精神上之安慰，不脱离这个世界。我国学说，折衷于印度西洋之间，将来印度和西洋，非一齐走人我国这条路，世界不得太平。
孔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悦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孟子曰：“君子有三乐，而王天下不与存焉，父母俱存，兄弟无故，一乐也；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人，二乐也；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三乐也。”中国人寻乐，在精神上，父兄师友间，西洋人寻乐，大概是在物质上，如游公园进戏场之类。中西文化，本是各走一途，然而两者可以调和，精神与物质，是不生冲突的，何以言之呢？我们把父兄师友，约去游公园，进戏场，精神上的娱乐，和物质上的娱乐，就融合为一了，中西文化，可以调和，等于约父兄师友，游公园，进戏场一般。但是不进公园戏场，父兄师友之乐仍在，即是物质不足供我们要求，而精神上之安慰仍在。我们这样说法，足见中西文化可以调和。其调和之方式，可括为二语：“精神为主，物质为辅。”今之采用西洋文化，偏重物质，即是专讲游公园，进戏场，置父兄师友于不顾，所以中西文化就冲突了。
中西文化，许多地方，极端相反，然而可以调和，兹举一例为证：中国的养生家主张静坐，静坐时，丝毫不许动。西洋的卫生家，主张运动，越运动越好，二者极端相反，此可谓中西学说冲突。我们静坐一会，又起来运动，中西两说就融合了。我认为中西文化，可以融合为一，其方式就是这样。
有人说：“孔门讲仁，西人讲强权，我们行孔子之道，他横不依理，以兵临我，我将奈何？”我说：这是无足虑的，孔子讲仁，并不废兵，他主张“足食足兵”，又说“我战则克”，又说“仁义必有勇”，何尝是有了仁就废兵？孔子之仁，即是老子之慈，老子三宝，慈居第一，他说：“夫慈以战则胜，以守则固。”假使有了仁慈，即把兵废了，听人来，把我的人民杀死，这岂不是不仁不慈之极吗？西洋人之兵，是拿来攻击人，专作掠夺他人的工作，孔老之兵，是拿来防卫自己，是维持仁慈的工具，以达到你不伤害我，我不伤害你而止，这也是中西差异的地方。
孔老讲仁慈，与佛氏相类，而又不废兵，足以抵抗强暴。战争本是残忍的事，孔老能把战争与仁慈融合为一，这种学说，真是精粹极了。所以中国学说，具备有融合西洋学说和印度学说的能力。
西洋的学问，重在分析，中国的学问，重在会通，西人无论何事，都是分科研究，中国古人，一开口即是天地万物。总括全体而言之，就反本线来看，西洋讲个人主义的，只看见线上的丁点(我)，其余各点，均未看见。讲国家主义的，只看见己点(国)，讲社会主义的，只看见庚点(天下)，其余各点，也未看见。他们既未把这根线看通，所以各种主义互相冲突。孔门的学说，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一以贯之。老子说：“修之于身，其德乃真，修之于家，其德乃余，修之于乡，其德乃长，修之于邦，其德乃丰，修之于天下，其德乃普。”孔老都是把这根线看通了，倡出“以天下为一家，以中国为一人”的说法。所谓个人也，国家也，社会也，就毫不觉得冲突(“以天下为一家”二语，出《礼运》，本是儒家之书，或以为是道家的说法，故总言孔老)。中国人能见其会通，但嫌其浑囵疏阔，西人研究得很精细，而彼此不能贯通，应该就西人所研究者，以中国之方法贯通之，各种主义，就无所谓冲突，中西文化，也就融合了。
印度讲出世法，西洋讲世间法，老子学说，把出世法世间法打通为一。宋明诸儒，都是做的老子工作，算是研究了二三千年，开辟了康庄大道。我们把这种学说，发挥光大之，就可把中西印三方文化融合为一。
世界种种冲突，是由思想冲突来的，而思想之冲突，又源于学说之冲突，所谓冲突，都是末流的学说，若就最初言之，则释迦孔老和希腊三哲，固无所谓冲突。我想将来一定有人出来，把儒释道三教，希腊三哲，和宋明诸儒学说，泰西近今学说，合并研究，融会贯通，创出一种新学说，其工作与程明道融合儒释道三教，成为理学一样。假使这种工作完成，则世界之思想一致，行为即一致，而世界大同，就有希望了。
就返本线来看，孔子向后走，已经走到丙点，老子向后走，已经走到乙点，佛学传人中国，不过由乙点再加长一截，走到甲点罢了。所以佛学传人中国，经程明道一番工作，就可使之与孔老二教融合。
孔老二氏，折身向前走，由身而家，而国，而天下，与西人之由个人而国家，而社会，也是同在一根线上，同一方向而走，所以中国学说与西洋学说，有融合之可能。
西洋，印度，中国，是世界三大文化区域，印度文化，首先与中国接触，经宋儒的工作，已经融合了，现正与西洋文化接触，我们应该把宋儒的理学，加以整理，去其迂拘者，取其圆通者，拿来与西洋学说融会贯通，世界文化就融合为一了。
3、中国学术界之特点
有人问道：“西洋自由竞争诸说，虽有流弊，但施行起来，也有相当效果，难道我们一概不采用吗？”我说：“我国学术界，有一种很好的精神，只要能够应用此种精神，西洋的学说，就可采用了。”兹说明如下：鲁有男子独处，邻有嫠妇亦独处，夜雨室坏，妇人趋而托之，男子闭户不纳，妇人曰：“子何不学柳下惠？”男子曰：“柳下惠则可，我则不可，我将以我之不可，学柳下惠之可。”孔子闻之曰：“善学柳下惠者，莫如鲁男子。”
这种精神，要算我国学术界特色，孔子学于老子，老子尚阴柔，有合乎坤。孔子赞周易，以阳刚为贵，深取乎乾。我们可说：“善学老子者，莫如孔子。”孟子终身愿学孔子，孔子言性相近”，孟子言性善”。孔子说：“我战则克。”孟子则说：“善战者服上刑。”孔子说：“齐桓公正而不谲。”又说：“桓公九合诸侯，不以兵车，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又曰：“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孟子则大反其说，言无为：“仲尼之徒，无道桓文之事者。”又曰：“管仲、曾西之所而不为也，而子为我愿非。”诸如此类，与孔子之言，显相抵触，然不害为孔门嫡系。我们可说：“善学孔子者，莫如孟子。”韩非学于荀子，荀子言礼，韩非变而为刑名，我们可说：“善学荀子者，莫如韩非。”非之书，有《解老》《喻老》两篇，书中言虚静，言无为，而无一切措施，与老子全然不类，我们可说：“善学老子者，莫如韩非。”其他类此者，不胜枚举。九方皋相马，在牝牡骊黄之外。我国古哲，师法古人，全在牝牡骊黄之外。遗貌取神，为我国学术界最大特色。书家画家，无不如此。我们本此精神，去采用西欧文化，就有利无害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