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要求在圣潘克拉斯国际火车站的站顶放上作品时，我的第一个念头是免谈。车站里什么都有，我怎么跟它们争？”但是，后来帕克有了想法，知道怎么做才会有效。“那时，我才刚搭乘欧洲之星从法国回来，正要走出车站。我头顶上就是戴维·巴彻勒（David Batchelor）的作品，而且它遮住了时钟。我想，我可以做出个什么东西遮住时钟。可是，要用什么遮住这座时钟才好呢？答案是另外一座时钟！”
帕克在圣潘克拉斯国际火车站的香槟酒吧旁边对着大约60个人说话。当时正值一般工作日的傍晚，车站既忙碌又嘈杂，我们仿佛是此地唯一静止不动的人。站内另一端固定着一座白钟，帕克在说明她是如何决定复制这座大白钟的。不过她的复制钟是黑色的，是白钟的反面，而且看起来似乎是漂浮着的。它的尺寸与原版一样（直径5.44米，钢制，重1.6吨），挂在原版前面的16米处，漂浮在旅客的正上方。这两座钟的报时相同，但人们看到的时间会略有出入，快半分或慢半分，具体如何取决于旅客观看的角度。在某个角度，原始的白钟会完全消失。(92)帕克希望她的作品能够反映时间在车站内的稀薄本质（在车站里我们总是来去匆忙、总是担心迟到、错过），能够呈现这样的观念：时间悬挂在我们的上方，仿佛摇摇欲坠的吊灯，也像达摩克利斯之剑。她也热衷于介绍比较慢的时间参考点、更深刻的心理或行星时间等观念。她想要提出一个令人陶醉的天文学问题：“如果不是时间本身，那么有什么东西能盖过时间，让它黯然失色呢？”帕克称她的钟（或者至少是她这个作品的概念）是《多一个时间》（One More Time）。她说曾经想过要让她的钟使用法国时间，也就是比伦敦时间早一小时。可是，她担心会让旅客混淆，以为自己的车已经离开了一个小时。弄出一具刻意报错时间的钟，尤其是在国际总站的权威时钟，显然是艺术家对时间的诠释玩过头了。然而，若是时钟的时间不是前进而是后退的，那又会如何呢？也许只有英国未来的国王能拿出像那样的鬼点子。
14
生活，快与慢的思维方式
时间静止之地：查尔斯王子的小区计划
在20世纪的尾声，查尔斯王子兼康沃尔公爵产生了一个绝佳的想法。20世纪80年代，城市的扩张让人心灰意冷，冷漠无情的现代建筑师对英国造成的伤害比德国空军还大，于是，查尔斯王子宣布他要做些什么。他制订了一个小区计划，将美好的住宅与邻近的工作场所和商店结合，在这里，公共住宅的租户能够与更富裕的人融合在一起，传统的价值观得以维系，孩子们可以在一尘不染的街道上玩跳房子。有权力的人具备这种能令时光倒流的能力，就是这么让人又羡又妒。
查尔斯王子选择了一块他拥有的土地，地点是多塞特郡多切斯特的郊区。这块计划用地是康沃尔公国的一部分，而康沃尔公国由22个县近510平方千米的土地组成，其主要功能是为查尔斯王子提供收入。他将新镇命名为庞德伯里（Poundbury），或者称为新庞德伯里（New Poundbury），因为附近已经有一个叫庞德伯里的小镇了，里边充满了查尔斯王子不喜欢的事物。而在新镇成立后，冒出了叫庞德兰德（Poundland）和庞德沃德（Poundworld）等的连锁店，新镇和它们的联想关系真是不幸。(93)这个新镇将会涵盖约1.6平方千米的面积，可容纳5 000人居住。如果想让世界停止变化，或者至少减缓世界变化的速度，那你就可以来这里付订金了。
自1989年获得规划许可以来，庞德伯里就饱受讥讽，很多酸民纷纷从伦敦搭火车前来踏青。这里没有丑陋的电视天线，没有容易导致分裂的前花园，也没有会导致拥堵的在门口停车的行为，什么不雅观不整齐的东西都没有。这里的规矩很多，访客乱丢一张糖果包装纸都要担心被抓起来。
如果你认为庞德伯里只是一座模范镇或新的小镇，那就大错特错了，因为它的目标是成为一个城市乌托邦。它可不只是查尔斯王子的愿景，也是野心勃勃的城镇规划师、守旧建筑师以及所有有点害怕比特斗牛犬相关新闻(94)的居民们共同的愿景。然而，这是一个媒体还无法弄懂的困难的概念。
庞德伯里镇不是要远离文明，不像苏格兰赫布里底群岛或奥地利在20世纪30年代和60年代兴起的乌托邦风气一样，它并不反对进步，不反社会，不目空一切，也不是刻意要过梭罗在《瓦尔登湖》中描写的那样的生活。而且，也没有任何信徒聚集在这个小镇周围，当然，查尔斯王子的狂热支持者除外。相反，庞德伯里致力于结合各方面的优点，也就是将高尚的道德准则、文质彬彬的礼仪这两大英国精神与网络时代的生态效率、农业优势结合在一起。庞德伯里的建筑植根于古典主义和良善，以有机为依归。只要各种缆线能隐藏在视线之外，庞德伯里就完全不反对科技。这里虽然有科技，却不会因为数字化而流露出泯灭人性的冷淡。庞德伯里是一个让人感到温暖、舒适、惬意的所在，它拥抱被工业化世界的疯狂行径所抛弃的一切价值，想要在蔚蓝的天空下重建一个正直且良善的小区。至于这样的地方是否曾经存在过，就留给世人当作茶余饭后的谈资吧。
2001年春天，我首次拜访庞德伯里，当时那里已经建成6年了，有500人居住。它无疑是个长篇小说般的城镇，就像托马斯·哈代的小说一样。最初，查尔斯王子的梦是由城市规划师莱昂·克里尔（Léon Krier）在纸上画出来的，克里尔是研究纳粹首席建筑师艾伯特·斯皮尔（Albert Speer）的设计与规划原理的行家，还写过一本有关斯皮尔的书，分析其后现代古典主义净化理论。克里尔相信，腐化的现代主义建筑将会造就腐化的现代公民。
21世纪伊始，走进庞德伯里会令人有种怪诞的感觉，而我不确定为什么会如此。那时，许多房子都已经有人入住了，周围却似乎没什么人。它让我想起美国佛罗里达州那些有大门的“小区”，只不过庞德伯里没有大门，我也没有看见警卫。庞德伯里的建筑反映出了美国新城市主义运动的精神，小镇的开发主任西蒙·科尼贝尔（Simon Conibear）告诉我，小镇的设计旨在“使环境重新变得人性化”。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意味着要减轻对汽车的依赖，找回对公交车的信任。不过，在庞德伯里开放几年后所做的一次调查显示，这里每一户人家所拥有的汽车数量比邻近城镇的都高。值得称赞的是，庞德伯里并没有多余的街道设施。尽管在城镇规划阶段强制实施了许多规则，但街上很少有路标告诉你限速多少或者小心儿童，因为道路的设计本身就是规则，它设计了许多死角，让车速无法超过每小时32千米。此外，你听不到太多车辆的喇叭声。一方面，正如你想象的一样，是因为这里的人很有礼貌；另一方面，是因为没有太多需要按喇叭的情况。当然，这也是因为人们知道，无论在什么时候按喇叭都会吵醒其他居民。
科尼贝尔说：“这就是女王来过的那条街道。”后来有一位居民对我说：“这有点儿像做老妈的来检查儿子在学校的作业。”街道的每个转角都有金融服务机构或者提供私人保健服务的地方。这里有自行车和婚纱等众多专卖店，还有一家酒吧，店名是“桂冠诗人”（Poet Laureate）。庞德伯里最大的产业是多塞特谷物的麦片加工工厂，位于小镇的东北端。不过，这个工厂在说到地址时往往特意略去庞德伯里，而是使用不那么精确但比较浪漫的“多切斯特”。庞德伯里有许多漂亮的建筑，却没有固定的建筑风格。这里的建筑物和设计的灵感全都来自多切斯特其他村庄最具诗情画意的屋宇，设计师将它们聚集在一起并希望它们能更富有诗情画意。
我说庞德伯里的住宅类似于哈代的小说《卡斯特桥市长》（The Mayor of Casterbridge）改编的电影中的场景，但这里的乡亲们一点儿也不领情。他们说，这里并不是一直都很安静，当那群热爱足球的小鬼下课回家时你就知道厉害了。这里确实没那么安静，毕竟远处还有推土机和水泥预拌车在工作着，正在兴建第二期工程呢。
接着，西蒙·科尼贝尔带我到了多切斯特之屋（House of Dorchester）的巧克力工厂，他说：“如果走到后面，你就可以买到我说的‘巧克力粪’，1.2英镑一袋。”我问他庞德伯里的规则，他说：“哦，是啊，我们把这里当作一个要求严格的保护区来经营，大家还蛮喜欢的。他们知道这个地方不能受到毁损。”我们路过的房子的价格在15万～35万英镑之间。这里各个地方，如埃弗肖特小径（Evershot Walk）、朗莫尔街（Longmore Street）、庞莫里广场（Pummery Square）等，都是以公国的建筑物来命名的，并且在命名时会咨询查尔斯王子的意见。只有一个很抢眼的例外之处，那就是布朗斯沃德厅（Brownsword Hall），那是这个小镇的重要场所，以安德鲁·布朗斯沃德（Andrew Brownsword）的名字命名。这个家伙是霍尔马克卡片公司（Hallmark Cards）的大股东，自己掏腰包盖了这座会堂。
布朗斯沃德厅旁边有一家叫奥克塔加（Octagon）的咖啡馆，轻轻松松地走几步路就到了。店里供应精制咖啡和帕尼尼，店主是克莱和玛丽，他们把毕生积蓄都投注到了这家店里，而顾客留言簿让他们感到很骄傲。有一则留言是这样写的：“蛋糕真的很棒，座位也很舒适！”
靠近门边的一张桌子旁，坐着莉莲·哈特（Lilian Hart）和罗斯玛丽·沃伦（Rosemary Warren），她们都已经退休了，正在讨论着庞德伯里的进步。沃伦女士和她先生是第一批来这里买房的人，哈特女士和她先生则是第二批，于1995年1月搬来这里。他们都很喜欢这里，尤其是它的地理位置。“我可以开车去超市买东西，4分钟不到就可以停好车开始买，最多5分钟。”哈特女士说。比起建筑师的目的，她或许更关心速度和时间。“两分半钟以内，我就能到医院，30分钟以内，我人已经在乡下了。我想要买一所新房子，我都已经这个年纪了，才不要花时间去维修房子。话说回来，这房子的隔音效果还真不赖。”两位女士都希望到机场的路可以更好走一些，因为就和庞德伯里的大多数人一样，她们通常会飞到别的地方过冬。另外，她们也希望镇上能有家小杂货店和邮局。
“但是，我要说句重话，只有一句，”哈特女士说，“我们对面有个运动场，它不够大，而且位置也不合适。”她曾经向相关人员反映过，而得到的回复是，有“谣言”说它会被迁走。“查尔斯王子真的很在乎我们的看法，”沃伦女士说，“我先生过世的时候，我还收到了他寄来的慰问信。”
在其他方面，人们也有些不太积极的看法，如休·麦卡锡-穆尔（Sue McCarthy-Moore）对沙砾的抱怨。她告诉我：“我有两个十几岁的女儿，她们总是会把沙子弄到鞋子里，然后又带进屋子里。”沙子的颜色和水泥一样，是比鹅卵石便宜的替代品，而且比柏油路好看。庞德伯里几乎到处都是沙砾铺成的路，它还有一个特色很有吸引力：只要走在上面就会发出声音，而这有利于邻里之间守望相助。
当然，庞德伯里还有其他比较重大的问题。《卫报》的前建筑评论家乔纳森·格兰西（Jonathan Glancey）认为：
它并不是面面俱到的，而是有些过度了。对于新建筑来说，你必须态度温和、宽松，但大家都太用力了。它的街道给人过于宽大的感觉，因为它不像给它灵感的那些村庄一样，新地方的建设规章总是很严格，街道必须能让巨大的消防车过去才行。
建立模范房屋比建立模范小区来得容易，这一点再清楚不过了，无论其中的居民能执行多么严格的规则与道德规范都是如此。格兰西告诉我：“查尔斯王子的愿景可能融入了各阶层的人的想法，但现实是，还有些人正在楼上的卧室里从网上下载你不知道的鬼东西呢。”
我再次拜访庞德伯里时已经是10年后了，第三次则是又过了5年。2016年，庞德伯里仍然是一个很有趣的地方，而且在许多方面都很令人钦佩。它的愿景没有变，并且显然也在社会化地运作着，不像某些人担心的那样会变成鬼城。这个概念受到欢迎，也意味着建设的工作还在持续着。当时，小镇的居民已经有了2 500人，达到了目标人数的一半。镇上中学的规模还在扩大，外围仍旧有推土机和挖掘工人在施工，而且它的外围正日益逼近多切斯特。
人们喜欢他们看见的以及他们没看见的，依然不断从英国遥远的地方搬过来。因为在他们的眼中，那些地方的情况并没有那么好。很多人会到庞德伯里来，因为他们不喜欢世界变化的速度，而这里就是英国独立党时代所追求的小英格兰（Little England）(95)。
在这里，紧急呼救按钮永远都可以轻易找到，绘图板上的消防车已成为现实：消防站的规模之大，是镇上的一大特色，据说那是查尔斯王子亲手设计的。如同对庞德伯里的看法一样，人们对消防站的看法也呈现出强烈的两极化的现象：当地人普遍认同它，纯粹主义者则会露出诡异的笑容。建筑和设计杂志《符号》（Icon）的一位编辑注意到，消防站的乔治亚式(96)壮丽建筑竟然被排水管环绕着，于是称之为“希腊的帕特农神庙遇见英国的肥皂剧”，而且建议消防队员“应该被迫穿着19世纪初摄政时期风格的马裤和上粉的假发，驾着红色四轮马车冲向熊熊火海，用木桶提水灭火”。而《每日邮报》的一位读者则对该报刊登的照片评论说：“这比我们在市中心所承受的现代的破烂玩意儿强太多了!!!”
即便说庞德伯里是一个愉快而又美好的胜利，查尔斯王子也必然已经领悟了它无法符合所有人的口味。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它的特色确实正是它的吸引力所在。我确定它不符合我的品位，但我永远都会将它向上跃升的野心看得比“小盒子房屋”（little-boxes estate）这样的一般性替代选择更重要。(97)
有关庞德伯里的一切，最奇怪的地方在于，虽然它的未来牢牢地根植于过去，但关于什么是美好的生活，它的观念却非常有前瞻性。20世纪80年代末期，庞德伯里初次被提起来讨论，而当时，西方世界对贪婪、速度和荣华富贵的忠实可以说是没有极限的。在社会与环境成本尚未被纳入考虑以及经济尚未崩盘时，许多人都看不到它们不利的一面。但如今，庞德伯里的观念却非常吻合人们对不同类型的生活的追求，当然，如果不考虑它的现实的话。那是一种比较平静、不紧张、不忙乱的生活，让人可以沉思并重新评估目标。
那样的生活，我们可以在专注中看见，在着色、劈柴中看见，在工艺和制作中看见，在对环境的长远考虑中看见，在流行生活风格杂志《家人》（Kinfolk）、《橡树》（Oak）和《孔洞与角落》（Hole & Corner）以及它们对木汤匙制作和斯堪的那维亚式设计等的珍视中看见，甚至会在都市咖啡师的狂热奉献中看见。虽然这些力量呈现的面貌形形色色，而且很适合被嘲讽和恶搞，但它们已不知不觉地被绑在一起，形成了我们现在所知道的慢生活运动和新工艺运动。并非与速度有关的一切它们都会反对，它们是一种生活方式，旨在拥抱更有深度的事物而非速成的快乐以及对快速修复的追求。举例来说，《家人》这本书的副标题是“从内心深处看见生活中的每一处慢生活风景”，它的编辑内森·威廉斯（Nathan Williams）和凯蒂·瑟尔-威廉斯（Katie Searle-Williams）阐释说：
慢生活不是一种生活方式，而是更在乎个人的深度心灵……慢生活不是为了决定我们的生活所需可以少到何种程度，而是要找出我们不可或缺的是什么。
慢生活的目标不是懒散无为，而是经由关心与耐心得到喜乐。如同庞德伯里的遭遇一样，慢生活运动也很容易被恶搞和嘲弄。慢生活的支持者可能会被当作自恋、守旧、自命不凡以及让人讨厌到不行的家伙。这个运动有比无趣的浪漫主义好到哪里去吗？最严厉的辱骂是，把它的中坚实践者说成为各种问题提供中产阶级式的解决方案。然而，慢生活运动也不仅仅是关心能否在本地弄到甘蓝菜和鼠尾草的种子，它已经将追求简单的快乐等同于可持续发展的政治、卫生安全以及国家的整体持续性财富。换句话说，一开始它只是对美好建筑和悠缓生活的渴望，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它越来越像是一种可以同时拯救灵魂与地球的方式了。
慢食运动：生活得很法国
切兹·帕尼斯餐厅（Chez Panisse）是美国加利福尼亚州餐饮界的历史地标之一，乍看之下，它和庞德伯里有很多共同之处。首先，户外的天气非常宜人，人们对法国人比较尊重；其次，它们的创办者都很厌恶现代生活的同质性，并且它们的创办者之间有坚定而长久的友情。查尔斯王子不仅是切兹·帕尼斯餐厅的忠实粉丝，也对餐厅主人所追求的许多政治与社会目标非常热衷。
1971年，伯克利的艾丽斯·沃特斯（Alice Waters）女士创立了切兹·帕尼斯餐厅。经过草创初期的混乱不堪和重重危机后，这家餐厅赢得了美国慢食中心的美誉，沃特斯本人则意外成了慢食运动的捍卫者，拥护后来我们所知道的“农场到餐桌”的理念以及跟它相关的一切，包括随之而来的核心价值：当季生产、本地产品、尽量少用农药和人工肥料、无基因改造食材、全部都是可持续发展的原料。在“手工的”一词被用到令人反胃之前，它曾经是这个领域的标语。
沃特斯生于新泽西州，不过20世纪60年代中期，她在伯克利长大成人，而那正是一个自由恋爱和言论自由的年代。她专注于反传统文化中尝试改变而非抛弃世界的那一部分，经常被说成是“娇小玲珑”且总是不屈不挠的。作家亚当·高普尼克（Adam Gopnik）说她是“在100年前会拿着斧头攻陷酒馆，如今则在厨房蒸煮新鲜的绿豆的那一类美国女性，不过，动机是相似的”。
对沃特斯而言，慢食就像一块情绪板，它与锅在火炉上烹煮了多久无关，因为哪怕只是一盘番茄也能符合慢食的宣言。慢食的精神在于吃得真诚以及尊重来源的消费，它是一种饮食方式，是我们父母那一代人在无须栖栖惶惶的时刻的饮食方式或饮食内容。
2004年，查尔斯王子应艾丽斯·沃特斯的邀请，在于意大利都灵主办的有关慢食运动的国际会议上发表了演讲。在这场名为“地球母亲”的会议上，查尔斯提出了慢食的定义，即“慢食是传统食物”。他在会议上说：
它也是当地的，而当地的美食是认同我们所在的土地最重要的方式之一。在我们居住的城镇里，放眼所见的建筑也是一样的，无论是大都市还是小村庄，都是如此。如果能用心设计，使地方和建物均能与地方性及地理景观紧密相连，并且重视人的地位优于车辆，那就可以强化社区感和归属感。这一切都是息息相关的，彼此呼应。我们不再想居住于毫无特色、随处可见的水泥方块里，正如我们不再想吃到处充斥、令人乏味的垃圾食品。最终我们将会了解，诸如可持续发展、小区、健康和口味等价值，是比纯粹的方便性更加重要的价值。
查尔斯王子坚信，慢食运动的重要性怎么强调都不为过。
这正是我来到此地的原因……如同19世纪英国艺术评论家约翰·拉斯金（John Ruskin）做过的一样，提醒世人“徒有工业而缺乏艺术是何其残酷的”。
艾丽斯·沃特斯告诉我：“当时，参加会议的代表分别来自151个国家，所有人都没想到他会莅临并发表演讲，而在他演讲结束时，所有人都起立致敬。”从演讲中可以很清楚地看到，慢食运动居于慢生活运动的核心。想要说明慢食运动，最好的方式还是从慢食运动不是什么说起：它并非完全关于食物的，它甚至与中产阶级也没有特殊的关系。它的根源是“左倾”政治和社区福利，它诞生于意大利西北部，象征着一种深刻的传统激进主义与特殊的农业保守主义的结合。
《慢食宣言》发布于1987年11月，不过，当时人们已经接触并吸收它的思想很多年了，且主要是在意大利皮埃蒙特大区的布拉镇一带。这份宣言由诗人法尔科·波尔蒂纳里（Folco Portinari）执笔，指出世界已遭“快速生活”感染，疾言批评人们“无法分辨效率和狂乱之间的差别”。宣言指出，人们最大的损失是丧失了对快乐的追求，餐桌上的快乐已经一去不返，而这无异于生命中不再有令人愉快的事。正如我们在食品抗议活动中经常见到的一样，激发慢食运动的其中一股力量总是出现在麦当劳即将开店的前一年。在这里，我们说的是靠近罗马景点西班牙台阶的麦当劳分店。此外，还有1982年另一顿毫无乐趣可言的饭，它启发了卡洛·彼得里尼（Carlo Petrini），让他开始好奇，那些以快速准备为指导原则而弄出来的食物既平庸又缺乏灵性，我们为它们付出的价钱是不是太高了。
根据《慢食餐的故事：政治和愉悦》（The Slow Food Story: Politics and Pleasure）的作者杰夫·安德鲁斯（Geoff Andrews）所说的，当时彼得里尼正和一群朋友在托斯卡纳大区的蒙塔尔奇诺，他们到镇上的工人社交俱乐部吃午餐。彼得里尼发现那里的食物又脏又冷，在返回位于布拉镇的住所后，他发表了一封公开信，揭露了这件可怕的事。他认为那些食物污辱了当地，也污辱了当地的美酒。他的信获得了很多声援，也招致了很多奚落，后者认为彼得里尼身为一位拥有文化激进主义历史观的地方议员，应该去忙更重要的事，而不是计较一顿不满意的午餐。表现激进的机会有很多，这是意大利追求享乐主义时代的开端，也正是这个时代造就了西尔维奥·贝卢斯科尼（Silvio Berlusconi）(98)。彼得里尼强调，没有什么比食物更重要的了，而他在意的与其说是吃到的一盘冷掉的意大利面，不如说是它所代表的意义——那种匆匆忙忙做出来的食物是对传统的不尊重，也是对本地生产者的侮辱。于是，慢食的核心原则就这样应运而生了。
如今，这项运动已经跨越了150个国家，成立了450个地区分会，宣称会员人数超过10万。自形成以来的30年间，慢食运动的宣言已经从辩论到成熟到实践。它当前的目标有很多，如在每个区域建立“美味方舟”，记录并保护当地的农产品；鼓励在当地进行加工和屠宰；支持当地的农场；警告快餐对健康的危害，如易导致糖尿病和营养不良；反对食物里程(99)和基因工程政策的游说。这项运动是防御性保护主义，但它可持续发展的承诺也使其具有前瞻性。举例来说，许多西方人最先感受到的气候变迁的影响是某些食物的短缺，而进口食物的第一个作用就是小小地促进了气候的变迁。
查尔斯王子在演讲中还提到了艾里克·施洛瑟（Eric Schlosser）的先驱之作《快餐国家》（Fast Food Nation）。查尔斯王子说：
食品系统取得如此异乎寻常的集中化与工业化成果，不过是在短短20年间发生的事。(100)快餐也可能是很廉价的食物，而且从字面上看，它往往的确就是很廉价的。但是，那是因为它的计算过程中排除了大量的社会与环境成本。
查尔斯王子列举了一些成本，如食源性疾病的增加、新的病原体的出现、动物饲料中过度使用药物而造成的抗生素耐药性、密集的农业系统引起的广泛性水污染，“这些成本均未能反映在快餐的价格中，但并不表示我们的社会没有付出代价”。
20世纪80年代晚期，艾丽斯·沃特斯在旧金山初次听到卡洛·彼得里尼演讲时才知道慢食运动这回事。“我听到他说的内容，觉得我们一拍即合，真是太令人兴奋了。”之后，她成为慢食运动的国际副会长，开始了宣传之旅。但是，对沃特斯而言，带有政治意义的食物不如另一件比较简单的事物让她更加重视，那就是对食物本身的热爱。她最初对烹饪的热情源自法国菜，法国菜同时也是她烹饪的目标。她初次去法国是在1965年，也因之产生了在本地开设自己的餐厅的想法。她喜欢法国餐桌上的神话与现实：那用餐时的心境一如母爱的温暖，深知美酒是每餐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以及午餐过后没有人急于返回工作岗位的心情。她告诉我：“一趟旅游回来，又回到这个快餐文化中，我感到震撼不已。”她决定要尽可能生活得很法国，除了重新沉醉于这个世界，她什么都不想要。她同时也爱上了法国的文化和20世纪30年代马塞尔·帕尼奥尔（Marcel Pagnol）的电影中的生活情趣。这些电影几乎都可以说是自成天地的，故事背景设定在马赛的海岸，整个故事全是由爱、友善和滑稽的小斗嘴组成的。这些电影中有个角色的名字叫帕尼斯，另一个叫范妮（Fanny），沃特斯也给自己的女儿取名为范妮。
在切兹·帕尼斯餐厅用餐，一部分感受到的是对食物的体验，另一部分感受到的则是对电影的体验：你环顾四周，到处都可以看到精心制作的帕尼奥尔的电影海报。沃特斯本人很少亲自下厨，但她的热情无处不在。他们的菜单虽然一度填满了传统的法国菜，但到了20世纪70年代末期，当明星级主厨杰里迈亚·托尔（Jeremiah Tower）离开后，传统法国菜的占比已经降低了。(101)近来，他们的餐点是独特的加利福尼亚风格的，有阳光，有中国柠檬，还有好心情，但从不会让人感到紧张焦虑。与其说它是慢食，不如说它是“真食”（real food）。
2015年9月的某个傍晚，我到访切兹·帕尼斯餐厅，在楼上的咖啡厅用餐。那里比楼下的主餐厅便宜很多，但同样能奉行它的标准，采用当季材料简单且高明地烹煮。当吃着包在无花果叶里和茴香一起烤的比目鱼，或者鸡胸肉配壳豆和秋葵，又或者油桃饼配香草冰激凌时，一般人是不会意识到过去30年来各种争辩的精神包袱有多大的。整个晚上唯一令人不舒服的地方，是这样的慢食上菜的速度有多快，还有每件事有多么非法式。这里与在法国多尔多涅省的小花园里铺着格子布的餐桌不同，你可是必须要腾出几个小时的时间慢慢用餐的。
长期以来，沃特斯都拒绝特许经营这家餐厅和为它冠名。“我不想靠餐厅赚钱。我想经营餐厅，只是为了认识在这里工作以及来到这里的人。你拥有的越多，必须照顾的也就越多。”不过，她写了几本食谱，这些书还挺有吸引力的。最感人也是最有可能让她的批评者感到肉麻的，是《范妮在切兹·帕尼斯餐厅》（Fanny at Chez Panisse）这本书，它是沃特斯和两位朋友用她女儿的语气写的。这本书里有一些食谱和一点儿历史，试图捕捉慢食哲学的素朴精神。
我喜欢在星期三的时候待在餐厅，因为那一天是蔬菜送来的日子，它们是从兰乔圣菲的奇诺农场一路送来的。奇诺家的农场是世界上最漂亮的农场，那里只有蔬菜，一排又一排，什么蔬菜都有，看起来就像是宝石一样……
在经营餐厅和写食谱书之外，沃特斯的主要工作是推行一个被称为“可食校园计划”（Edible Schoolyard）的计划。资料显示，它企图“从事后的想法到可食教育，转变学校的午餐”，并且给判断力较差的学生传递慢食生态系统的概念。毫无意外，著名厨师杰米·奥利弗（Jamie Oliver）是她热情的支持者，这个计划也让克林顿和奥巴马着迷。沃特斯说道：“在我心里，永远都是想着赢得人心，而不是想着征服他们。只要为他们呈上美好又美味的食物，他们的不良行为就会自动消失。”
2015年的感恩节之夜，我和沃特斯进行了谈话。那时，她已70出头，正在撰写回忆录。她说，和年轻人交谈时，他们的信念仍旧能让她获得力量。然而，她自己的信念似乎正在衰落：
和其他人一样，我也用手机，但用餐时我会把手机拿开。有一件关于食物的事非常重要，那就是我们以食物作为沟通的工具。然而，我曾经与年轻人共同用餐，发现他们一刻也离不开手机。40年前让我感到惊骇的事，如今已然成为主导的文化——主导我们的价值是快速、廉价和简单，我们赋予食物的价值已经降低了。我们改善了什么？非常之少。相反，我们被这样的文化彻底禁锢了。
快餐：让人变成不同的种族
我们总是匆匆忙忙的，我们需要补充体力，我们也没有闲工夫在切兹·帕尼斯餐厅或其他类似的餐厅订位置。虽然慢食有时会引发广泛的担忧，但它仍有一个触手可及的非常难缠的死敌。快餐，这个30年前被慢食斥责的敌手，如今仍旧供应着快速且令人满意的替代品，它们仍然是大量生产的食品，大多都不健康，却人人都买得起，最重要的是，有些快餐是很好吃的。食物里的糖和盐能吸引我们的大脑，就像它只需要很短的时间即可上餐这一点能强烈吸引我们的时间表一样。大街上充斥着各种便宜的快餐，反映出快餐往健康食物的方向走近了一点点或者至少更有想象力了，起码在城市里较富裕的区域是这样的。这个趋势的目标仍是为了快速，当然，在多样性与想象力方面它也已经进步了一点。
但是，最近兴起了一种新的快餐，它烹煮食物的方式不会让食物看起来像熬了8小时的炖肉一样。在这个时代，通常食物只有一部分是食物，其他部分是科技。
2012年底，罗布·莱因哈特（Rob Rhinehart）还是一位20岁出头、有点绝望的黑客，他希望能在新创立的事业中有重大突破。但是，他的生意越来越不好了，于是他开始在食物方面节省开支。他开始吃自己深感厌恶的垃圾食品，然后开始研究哪些东西是维持身体健康所真正需要的，最后得到了一份清单，内容是30种不可或缺的营养成分。他开始网购粉末状态的化学物品和维生素，再将这些东西用水调和，结果发现它们看起来还挺顺眼，喝下去的感觉也不错。他开始在网上发表相关的心得，第一篇帖文是《我如何停止吃东西》（How I Stopped Eating Food）。一开始，朋友和读者对他的行为既充满嘲讽又充满好奇，但很快，有些读者也开始调制自己的配方，开始进行无烹煮饮食。
莱因哈特将他的产品称为索莱特（Soylent）。他读过哈里·哈里森（Harry Harrison）的科幻小说《让开！让开！》（Make Room! Make Room!），这本书写于1966年，背景则设定在1999年。作者想象了一个人口过剩、资源稀少的世界，最令人渴望的食物就是索莱特，那是一种用大豆和扁豆制成的饼干。
莱因哈特的产品开始大受欢迎，索莱特成为众筹公司提尔特（Tilt）的省时类热门项目。很快，莱因哈特和他的朋友们就募集了100万美元作为投资的资本。索莱特开始出货，并且吸引了国际新闻报道。《纽约客》的莉齐·威德科姆（Lizzie Widdicombe）去采访了莱因哈特，并发现他“看起来很健康，这一点相当振奋人心”，更加确定他已经找到了未来的食物。威德科姆称索莱特是“休闲食品”，它不需要煮，并且只需10秒钟左右就能喝完。它能帮你恢复体力，也能让你自由。这包米黄色液体的味道究竟是什么样的？莱因哈特并不热衷于定义它的口味，不过威德科姆的报道说，它尝起来有点像煎饼糊，有些微的燕麦粥和颗粒的感觉，蔗糖素盖住了维生素的味道。
作家威尔·塞尔夫（Will Self）接受了《时尚先生》杂志的一项任务——5天只吃索莱特。他发现索莱特的味道“微甜，也有点咸，很像便宜的奶昔，吃过之后的消化过程让人感到相当不适”。任务结束时，他所能想到的最糟糕的事，就是每天都吃一样的东西，这简直乏味至极。虽然他算不上美食家，但他开始想念咀嚼的感觉，而且渴望所有食物，只要能保证选择多样、美味可口就行。
当然，这种新食物从来都不是为了乐趣而存在的，而是为了省时省钱等目的。莱因哈特说：“水并没有太多口味，却是世上最受欢迎的饮料。”索莱特并不像水，它含有取自菜籽油的脂质、取自麦芽糊精的碳水化合物以及取自大米的蛋白质，还含有可以提供ω-3脂肪酸的鱼油以及不同分量的镁、钙、铜、碘和维生素B2、B5、B6。在索莱特正式的宣传片中，到处都是年轻又体面的人，他们看起来过着令人羡慕的生活，并且在工作中或者在健身房喝着这种混合液。宣传片中还有一对郎才女貌的情侣，正在准备一天活动所需的索莱特：在搅拌器中加入水和三袋索莱特，就足以供应早餐、午餐和晚餐所需的能量了，一共只需9美元，或许就能让你在一天中得到两个小时的自由。
液态食物的存在已经有一段时间了，最显著的用途是在太空任务和医院中。如今的差别在于，索莱特并非只是为了寻求便利，它还是一种核心食物，莱因哈特甚至声称索莱特占了他日常饮食的90%左右。关于生存和养料，若不计较乐趣的话，这不失为一种全新的思考方式。这种食物让我们脱离了旧石器时代以来习以为常的世界，绕过老饕或美食家，以最终使用者为重。
索莱特不可避免地激发了DIY型的竞争敌手，他们纷纷提供类似的方法，要使人们的生活之道和肠道一起简单化。这些配方都是在网络上就可以得到的，如红索莱特（Soylent Red）、全民咀嚼3.0.1（People Chow 3.0.1）、西莫依冷特（Schmoylent），等等。他们显然看见了一个成长中的市场。索莱特的规模每天都在扩大，截至2016年初，它已吸引到了2 500万美元的资金，这些投资人确信自己看到了未来。他们看到的一件事是，养活快速增加的全球人口的困境可能很快就会变成过去的问题。
不足为奇的是，索莱特和它的复制品在硅谷的帕洛阿尔托和芒廷维尤这两个科技中心特别热门。在这里，你去吃个午餐，哪怕只是用了区区几分钟的时间，都有可能阻碍下一个伟大事业的诞生。正如索莱特的官方宣传片中所说的：“以索莱特作为饮食来源，意味着您可以把那些正常情况下用来准备食物、用餐、餐后清洗的时间都省下来，并将它们用在其他事情上。”如今，有成千上万人（没错，就是索莱特少数派）尝试以索莱特或网络上其他类似的食物作为主要的营养来源，他们在工作与饮食方面的二元需求已经通过数字的方式满足了。至于长期使用对健康的长期影响，仍有待确认。
当然，索莱特对人们的日常生活确实有立竿见影的影响。既然不需要养殖和种植食物，那就不需要因为进食而不时地打断生活。于是，我们就会变成一个不一样的种族：较少进行社交，因为我们不太可能在“索莱特时间”和朋友坐在一起闲聊；较少与人沟通并缺少判断力，因为我们不会去购买食物，也不会对新经验保持开放的心态；更同质化，毕竟，如果索莱特已经全球化了，那届时我们就只能吃完全相同的化学物品了；更容易食物中毒，毕竟，如果以科幻小说的角度来看流行病，那可被污染的食物链并非千千万万个，而是仅有一个了。
吃工业化生产的液体食物，我们就会变得像以前常吃的动物一样。回首从前，或许连快餐都会被看成是好的食品。索莱特可能只是起点，可能也是终点。自由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流动过，也没有这样合成过。
15
收藏时间，如何追上时间的脚步
大英博物馆，根据有形物追踪人类时间的轨迹
这趟有关时间的探寻之旅就在某个具体的地点结束吧：这是一个机构，用与众不同的方式标记时间的痕迹。
1959年1月，大英博物馆开馆，两年后第一次出版馆藏目录。那时，它的馆藏内容杂乱无章、万物皆收，有书籍、版画、珠宝、矿石、钱币、望远镜、鞋子、化石、埃及花瓶、罗马灯具、伊特鲁里亚壶、牙买加酒器、木乃伊，等等，反映出汉斯·斯隆爵士（Sir Hans Sloane）广泛的兴趣和囤积物品的习惯——大英博物馆的第一批馆藏就是他提供的。(102)
第一年，大约有5 000名访客来参观大英博物馆，换作现在，这差不多是下雨的星期二在一小时内的参观者的数量。当时和现在一样，也是免费的。可在早期，你必须是极其热衷且条件恰当，才能在一生中第一次见到化石：你得找一天去拜访博物馆的守卫，说明你想要参观。守卫会核查你的住址以及你是否有资格参观，如果得到了许可，那你得改天再来领取他们签发的门票，然后在规定的日期前来欣赏那些馆藏。到时候，会有一位“准图书馆员”为每5人一组的访客进行导览。大英博物馆的报告显示，导览的步调非常快，以确保下一个5人小组不会等得不耐烦。
穿过巨大的楼梯间后，首先进入视野的是一个房间，里面有珊瑚，还有一颗泡在酒精里的秃鹫的头。其中有些物品会让访客想起露天游乐场和畸形动物展览，如不可思议的“独眼猪”、从一个叫玛丽·戴维斯（Mary Davies）的女人头上取下的角。(103)大英博物馆的“主要目标是为国内外勤奋好学的博雅人士提供探索各领域知识”的场所，而这类物品与其宏大目标相悖。
旁边设有一个房间，是大英款物馆著名的圆形阅览室的前身。根据最早的规范，那个房间是“获准进行研究的人专用的，他们可以在此不受干扰地阅读和写作”。而在当时，这项崇高的追求尚未被称为学术。第一天，这个阅览室吸引来8名访客。你必须要有很大的定力才能克制住自己不去把博物馆某些偏激的管理者捆起来，相比之下，获准进入博物馆所需的耐心就不值一提了。举例来说，约翰·沃德（John Ward）是伦敦格雷欣学院的修辞学教授，他担心大英博物馆展示的大多数物品都太高雅了，不是“各行各业的普通人”有能力鉴赏的。他发自内心地害怕18世纪的乌合之众会搞垮大英博物馆。
图书馆员人数不多，无力防止许多违规的事情发生。他们若想管制或斥责违规的人，很快就会招来对方的辱骂……上流人士不会想在那种日子到馆中来，不会愿意与这些凡夫俗子共处一室。如果对外开放势所难免，那么管理者就必须指派委员会成员在场督导，至少还要有两名治安法官以及布卢姆斯伯里(104)分局的警察在。
沃德忧虑的是，博物馆是有生命的，而只有健康的博物馆才能吸引各种好奇心旺盛的人。Museum（博物馆）一词源自古希腊文muse（缪斯），它是对艺术女神缪斯的礼赞，也是对缪斯精神的发扬光大。博物馆致力于展现最崇高的文化目标和成就，然而它体现的方式并非利用有形的对象，而是通过向人类心灵的力量表达敬意来体现。在埃及的亚历山大港，人们会付钱给博学之士，只为了请他们现身于神圣的门廊建筑，就像今天请名人担任大使一样。然而，对于博物馆应有的面貌，大英博物馆从开幕起就把古希腊人的观点远远抛诸脑后了。但后来，图书馆与大学出现了，好奇心可以经由其他的方式传播，博物馆中具有历史性以及象征性意义的物品也都被收到了玻璃后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