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物馆有了新的角色，它变成了一个符号，也成了对时间的演示，如流逝的时间、被追踪的时间、被编录的时间。至少在某种程度上，博物馆只不过是有关各个专业的编年史。那是人类恒久不变的欲望，想要超越随机性，为各种事件编排秩序并赋予意义。
在布卢姆斯伯里，对事物时间的排序比大多数地方都更加沉重。
为数万件馆藏重建时间秩序
1759年，白金汉府，即如今的白金汉宫，曾被慎重考虑作为大英博物馆的第一处馆址，只不过这里的价格高达3万英镑，而布卢姆斯伯里的替代选择只需10 250英镑，于是这一提议遭到否决，大英博物馆在蒙塔古大楼成立了。蒙塔古大楼是一座17世纪的别墅，位于大罗素街，大英博物馆就在此处屹立至今。我们已经看到，大英博物馆一开始的展览比伦敦古董市场波托贝洛集市的秩序高明不了多少，参观者对英国在世界上的地位无法有一个透彻的了解，更别说对人类的心灵或者冒险精神的发展有什么想法了。
然而，1860年的一份馆藏目录显示，在第一个百年里，大英博物馆不止馆藏扩充了，视野也扩大了——它对馆藏的陈列既有了目的也有了秩序，不再只是量的累积。其中有些目的体现在不公不义的掠夺行为中，表现了大英帝国的肆虐——一方面坐收战利品，另一方面又在闲暇时四处盗窃。但是，它具备了方向明确的年表可供大众学习，已成为有导向的历史，而不再是一整柜的好奇心。这份馆藏目录也暗示英国自然历史博物馆必将应运而生：它在大英博物馆成立30年后被分出，而它早期的展览室里不仅有古埃及的罗瑟塔石碑和埃尔金大理石雕塑，还有黄蜂的蜂巢、蜗牛壳、麋鹿化石、禽龙化石、火烈鸟标本、孔雀标本等物品。
大英博物馆是遵循达尔文式的学说，从自然选择逐渐走向经验主义的民族志。达尔文的《物种起源》以及生物学家阿尔弗雷德·华莱士（Alfred Wallace）的著作于19世纪50年代晚期出版，当时，虽然古希腊对美的理念以及其他更崇高的观念仍守旧地萦绕不去，但大英博物馆的新展览室已经和明晰又令人振奋的生物学踩着相同的步伐前进了，当然，大英博物馆经常显得不知不觉。19世纪中叶，大英博物馆兴起了现代参观者最渴望的一件事，那就是叙事。(105)
在大英博物馆内，对时间秩序的安排是策展人不可避免的工作，尤其是对策展人奥古斯塔斯·W．弗兰克斯（Augustus Wollaston Franks）来说。1851年，弗兰克斯被分派到古物部，在瓷器、玻璃等领域建立了新的部门，很快就提高了自己的声誉，成为顶尖的古文物研究学者。他本身也是一位收藏家，或许这是一种无可救药的遗传性痛苦，但他倒是乐在其中。在收藏方面的经验让他能在许多重要的古物被拍卖行分解之前先下手为强。他对自己事业的投入之深，可以从一次事件中看出：他曾经自己掏5 000英镑为博物馆买下了一盏华丽的皇家金杯。几年后，博物馆承认了这次意外的成功，也还了他这笔钱。
弗兰克斯最杰出的成就是他和收藏家亨利·克里斯蒂（Henry Christy）之间的友谊，大英博物馆从克里斯蒂那里获得了2万多件收藏品。克里斯蒂的财富来自银行业和工业，他的兴趣却在人类学、古生物学和人类演化上。19世纪50年代早期，他曾进行过两次特别的旅行，分别是前往瑞典斯德哥尔摩和丹麦哥本哈根的博物馆。这两次旅行揭示了一件既显而易见又令人震惊不已的事实，那就是揭示了一种新的方法，能将孤立的物品聚集在一起展示，来讲述人类文化如何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变化、发展的故事。
大英博物馆非常感谢弗兰克斯和克里斯蒂的贡献，并将一楼某间展览室的一角专门用来纪念他们。还有很多其他的博物馆也因为他们而受惠良多。大英博物馆里有一面信息广告牌指出，在弗兰克斯的指导下，克里斯蒂的收藏品不仅经过了系统性的整理和分类，还是以充满原创性的方式整理的：“这些物品来自世界各地遥远的文化，与来自其他比较熟悉的文明的物品放在一起。”狭隘的年代表只是一种死记硬背式的学习，而真正的知识其实来自联想。【书.籍.分.享.v信.boo ker5 27】
如何追踪、诉说时间
时间也改变了博物馆。爱德华·J．米勒（Edward John Miller）是最近为大英博物馆立传的作家之一，他曾经在大英博物馆担任过多年的档案保管员和管理员。他指出，许多博物馆都诞生于没有艺术繁殖能力的年代，无力产生自己的杰作。它们必须在布满灰尘的展览室，将就着与强大时代留下的古物为伍。另一位传记家W. H．博尔顿（W. H. Boulton）注意到：
曾有一段期间，参观大英博物馆……被当作湿漉漉的一天里打发时间的枯燥方法中最枯燥的一种……对广大的伦敦人来说，这项活动就跟木乃伊一样枯燥得无以复加。
当然，也有未曾改变的部分。就那些古旧而沉重的物品而言，大英博物馆目前仍是世上最伟大的保护者和推广者之一。与众多博物馆及画廊一样，它的展览都是标记事物独特的一面，如艺术时期、遥远的文明、机构许可机制的消逝等。在大英博物馆，那些泛黄的物品都会被掩藏并保护在厚重的玻璃下。然而，这个曾经闭塞不堪又傲慢自大的地方，如今已成为人人都可以前往的商业化场所，不再忧心乌合之众的破坏。在大英博物馆，既有柱廊、灰色石柱以及沉稳雄浑的希腊复兴风格建筑的门面，也有在大厅吃午餐的学童；但在此之外，大英博物馆已经超越了对宝物的收集、分类和保存，它恪守弗兰克斯和克里斯蒂留下的传统，以有形之物的方式追踪着人类时间的轨迹。
大英博物馆甚至提供研究指南，来指导人们如何才能最好地追踪人类时间的轨迹。第38和39号展览室有传统的时钟和手表的展示，从早期的钟楼时钟和家庭用的机械钟摆时钟一路追踪下来，直到20世纪50年代英格索公司推出的Dan Dare怀表以及20世纪70年代宝路华公司推出的Accutron振动式电子表。Apple Watch想必很快就会在它们旁边占有一席之地。还有些展览室则用比较出乎意料的思路来展示能诉说时间的物品，下面就来说几件。
第一件物品是用长毛象象牙进行的雕刻，大约诞生于13 500年前。大英博物馆的信条之一是：“在所有文化的根源之处都有一个共同的需求，那就是组织最切近的以及比较遥远的未来以求得生存。”关于这项需求，最早的呈现形式是动物的季节性迁移。这件雕刻是在法国蒙塔斯特吕克的一个岩室里发现的，上面有两头在水中游动的驯鹿，领先的那头有深秋皮毛的斑纹。对猎人来说，这是良好季节的标志：此时驯鹿正值最肥美的阶段，而且它们在游泳时最容易被猎杀。这件雕刻长12.4厘米，或许是某一柄木制长矛的矛尖，而且或许有人用这支长矛杀死过水中的驯鹿。
第二件物品长12.7厘米，是一枝雕工复杂的系谱棒，出自新西兰，以木刻及软玉制成，上面计有18个刻痕，每一个刻痕都代表持有系谱棒的毛利人的一代祖先。(106)系谱棒上的刻痕越多，表示可追溯的祖先越遥远，毛利人便可以借此与时间之初建立仪式性的联结，并最终形成与神的联结；同时，它也是可以触摸到的符号，象征人的寿命终将走向尽头。接下来，英国的殖民年表抹除了毛利人的年表，这些系谱棒成为19世纪欧洲博物学家的珍贵纪念品，然而，使它们真正变得珍贵的那项因素就这样被削减了。
第三件物品是一件具有部落和精神性质的艺术作品，是一只历时数十年才完成的木雕双头狗。这是传统的巫术偶像（nkisi）(107)，是刚果一位萨满祭司的财物。萨满祭司会倾听族人对治病或矫正错误行为的请求，然后将钉子或其他物品刺入巫术偶像的体内，释放它的力量。可能需要一代人的时间，这尊雕像的能量才会释放殆尽并且全身布满尖钉。
第四件物品是《贝德福德时祷书》（Bedford Book of Hours），它是大英博物馆里最华丽的手稿，目前收藏于大英图书馆。时祷书是基督教徒每日都要用的祈祷书，带有插图和每个指定时间该进行的祷告。《贝德福德时祷书》是在1410年到1430年之间于巴黎制作的，曾经属于尚未登基时的亨利四世。这本华丽繁复的时祷书用天鹅绒包覆着，曾经是贝德福德公爵拥有的物品。为了记录他和夫人安妮的婚礼，这本时祷书进行过修订，纳入了他们的誓词和纹章。
第五件和第六件物品是15世纪时以雪花石膏板制作的两幅世界末日景观图。这两幅图显示了世界末日的两种迹象，一种是人们从居所涌出，无知无觉也无法开口说话；另一种是所有生命都已死亡。
大英博物馆未来的发展也有其挑战，尤其是要弄清楚如何在数字时代重新定位人们的好奇心。不过，从每年走进这里的人的数量来看，它基本的吸引力并没有衰退的迹象。我们向往在一个秩序井然的时间轴上度过我们的过去，而玻璃罩里泛着的昏黄的色泽是过去与未来的结合，仿佛童话故事一样，既浪漫又能让人产生共鸣。
末日钟：时间的尽头是什么
很久很久以前，会在午夜时分发生的恐怖事件是你的马车变成一颗大南瓜。而现在，我们顶多会把这类事当作丢脸罢了，不会觉得太糟糕。如今，会在午夜时分发生的最可怕的事，无非世界末日。
1947年6月，《原子科学家公报》（Bulletin of Atomic Scientists）发现它因为自己的成功而成了受害者。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那些年里，它关于由谁负责控制原子能的核心辩论成为所有政策制定者的必读资料。《原子科学家公报》是在爱因斯坦的支持下发行的，当时，爱因斯坦是原子科学家紧急委员会（Emergency Committee of Atomic Scientists）的主席，公报的编委会中还有曾经在战争期间参与制造核武器和从事其他原子研究的人。正如其中一名成员所说的：“我们一定不能放弃希望。科学家制造原子弹，是为了保障全世界的安全。”
但是，核毁灭并非编委会所面临的唯一的困境，封面该放什么内容的问题同样让人头痛。1945年12月，《原子科学家公报》在芝加哥首次发行时只有简单的6页，而18个月后，它已扩编成36页的杂志，包括哲学家伯特兰·罗素所写的文章，还有测量物质放射性设备的广告。
1947年6月那期第一次采用了专业设计师设计的封面，改变了只有文字的习惯。关于封面上应该放什么图片，曾有过一番讨论。有人建议放一个超大的字母U，因为它是铀元素的化学符号。但是，物理学家亚历山大·朗斯多夫（Alexander Langsdorf）的妻子、艺术家马蒂尔·朗斯多夫（Martyl Langsdorf）想到了一个更具说服力的做法。于是，从此以后，每一期的封面都会以一座巨大的时钟为背景，巨大到人们只能看到四分之一的钟面：黑色的时针指向午夜，白色的分针则占据钟面左边的主要区域。这是一个不祥且持久的图像，也是一个适合所有时刻的图像，尤其是当第一次出现时，它显示离毁灭只有7分钟了。它确实是一个强有力的符号，一切尽在不言中——当两根指针相会，将会有可怕的事情发生，而那一期的文章讨论的正是如何避免这种事发生。
谁设定了那个时钟？他们又是如何决定时间的？这是一次主观、武断且具有美感的决策。马蒂尔·朗斯多夫选择11点53分，是因为“它看起来很顺眼”(108)。然而，当苏联于1949年第一次试验原子弹之后，主持编务工作的编辑尤金·拉比诺维茨（Eugene Rabinowitch）就将时间改成了11点57分。
拉比诺维茨于1973年过世，之后计时的责任转移到了《原子科学家公报》的科学与安全委员会。据《原子科学家公报》的资深顾问肯尼特·贝内迪克特（Kennette Benedict）所说，委员会每年都会开两次会，讨论世界局势。他们会广泛征求各学科同事的意见，“以及询问公报赞助人委员会的看法，而该委员会包含16位诺贝尔奖得主”。这些伟大的头脑共同决定是否做出重大的调整。1953年，为了回应美苏两国在6个月内相继试验核武器，他们将时间往后移了1分钟。到了1972年，战略武器限制谈判（SALT）的进行和《反弹道导弹条约》（ABM）的签订限制了美苏两国之间的军备竞赛，于是时钟调到了11点48分。1998年，时间是在11点51分，这是在印度和巴基斯坦进行武器试爆之后所做的调整。
贝内迪克特说：
《原子科学家公报》有点像医生在进行诊断，我们检视数据，就如同医生检视化验室的检验报告和X光片一样……我们尽可能考虑一切症状、测量值和环境，然后进行汇总和判断，最后向世人宣告：如果领导者和公民都不愿意采取行动去改变各种状况，那么将有可能发生什么样的后果。
到2016年为止，时钟已经变动过21次了。如今，全球核毁灭的威胁只是其中一项考虑因素，同样重要的还有超级大国之间的关系、恐怖主义的威胁，以及饥荒、干旱与海平面上升对地球的影响等。
有人谴责世界末日钟是为了满足政治目的而用来危言耸听的装置，贝内迪克特对此的回应是，时钟的分针来回移动的频率和以前一样。1991年，指针移动的距离是最大的，有17分钟，因为那年美苏之间签订了《削减战略武器条约》（START）。每个人应该如何针对末日钟采取实际行动，这是再清楚不过的了。难道我们应该在指针向午夜方向移动的时候视而不见，在往回移的时候才出面庆祝吗？难道这只是个宣传上的自嗨，好帮助严肃的人们可以每隔一段时间到户外散散心吗？有什么重大决策会被这个钟影响到吗？这个钟最多也只能被当成讨论生死议题的理由，否则那些议题可能会显得太有价值或太过沉重而难以应对。
贝内迪克特说，她经常被问起到哪里可以看见那个末日钟。她总是回答这些人，末日钟并不是真的钟，没有人会去为它上链，它的机芯也没有升级成石英的。然而，我们可以看到人们有多么容易被混淆。2016年1月，在华盛顿国家记者俱乐部（National Press Club）召开了一场记者会，目的是宣告末日钟的新时间。记者会总计一个小时，开到一半的时候确实隆重地揭开了一座真正的时钟，而且是由四位杰出的科学家和两位美国前国务卿共同揭示的。在揭开之前，《原子科学家公报》的执行总监及发行人雷切尔·布朗森（Rachel Bronson）宣布，时钟的最新时间将会在华盛顿特区以及斯坦福大学“同步”揭示，然后由几位饱学之士掀开画架上一张大纸板前的蓝色布帘。随着时间临近，布朗森宣告：“请揭幕！”这时，摄影记者一拥而上，仿佛这是伦敦的杜莎夫人蜡像馆要公开的新人物。这几位揭幕人按照要求去做，而布帘下的记号显示时钟并未移动。在图画的指针下方有一行字：“现在时间是11点57分。”相机的快门声随之响起，弥漫了整个会议室。那些人手里拿着布帘，尽量不露出一丝笑意。
无论它是真钟还是假钟，无论它是走还是停，难道还有哪一个有关末日的隐喻比它更有力吗？末日钟附带了有关灾难的一切陈词滥调，比如“计时开始”的观念、威胁着要惊醒甜梦的闹钟铃声，即使它的目的只是以实体的形式进行营销和抢新闻版面，也已经足够了。实际上，一无所有之处，才是我们若有所见之处。2016年1月26日，《原子科学家公报》在记者会上宣告，我们当下的梦游状态与完全灭绝之间的时间差已经连煮熟一颗鸡蛋都不够了。如今，这个时钟在Twitter上传得沸沸扬扬，而这恰恰就是现代的末日论：你只剩下三分钟的时间可以活，而且你至少会将其中一部分时间用在Twitter上。
我们都在奔跑着静止不动
姑且不论这一切，只要有个简单的毁灭符号，就足以得知我们如何看待和畏惧末日钟。没有那个符号，任何事物都起不了作用，我们所有的通信与导航系统都依赖它，所有金融交易以及几乎所有的动机也都依赖它。当然，你也可以选择在洞穴里静候旭日又东升。
我们个人的末日情景比世界末日的情景近得多，而且这就是我们注定的命运：
我们生活在时间的威吓与嘲弄之中，注定要受到时间的掌控，甚至总是担心永远都不可能赶上时间的脚步，或者更糟——赶上了，却是以牺牲其他事物为代价的。
我们总是在做出牺牲和妥协，没有足够的时间陪伴家人，没有足够的时间工作，也没有足够的时间做我们认为越来越重要的事。
我们知道这毫无意义，也不喜欢自己现在生活的样子。我们渴望准时，但厌恶最后期限。我们总是在除夕夜精确地倒计时，以为这样就能一举抹杀随后到来的时间。我们总是为“优先登机”买单，却要在飞机上等候其他人。我们习惯了有时间进行思考，可现在的实时通信却几乎不容我们有反应的时间。有一片海滩，有亘古不变的潮汐，有一卷好书在手，这就是天堂。然而，电子邮件来了！可以使用Apple Pay，何必还要用信用卡？今天下单，明天即可出货。一个晚上花两个小时的时间，你就能在迷人的环境下进行15次快速约会。用“时间管理”去搜索，你会在0.47秒内得到大约38 300 000项结果。
iTime这个令人窒息的时间观念已经取代了工厂的时钟。至此，我们已不再可能独立于科技之外体验时间了。有一个词是用来形容在时间面前那种绝望的心情的，即狂乱的静止（frenetic standstill）。我第一次读到这个词是在德国社会学家哈特穆特·罗萨（Hartmut Rosa）所著的《加速：现代社会中时间结构的改变》（Beschleunigung: Die Ver?nderung de Zeitstrukturen in der Moderne）一书中。罗萨认为，我们可能正处于一种灾难式的停滞时期，而这是由快速扩张的科技和认为自己永远都无法达到渴望的目标的普遍感受相互冲撞所造成的。我们越想要“超前”，一切就会越变得毫无可能。为了使生活更顺畅、更有秩序，我们下载的软件和应用程序越来越多，而我们也越来越受不了，越来越想放声尖叫。那位埃及钓鱼者说得对，令人惊讶的是，爱尔兰摇滚乐队UZ的主唱博诺（Bono）说得也对，那就是我们都在“奔跑着静止不动”。
乐观一点看，还有一种狂乱的静止是比较温和的，对我们来说也不算新鲜。用大众媒体的话来说，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我们就一直“住在仓鼠轮上”，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我们则是“住在跑步机上”。我们还可以回溯得更远一点。1920年2月，爱因斯坦写信给他的同事路德维希·霍夫（Ludwig Hopf），说他注意到自己多么“可怕地被淹没在各种询问、邀约和请求之中，以致夜里梦见自己身在地狱并承受着烈火焚烧的酷刑。邮差就是折磨我的恶魔，他不断地呵斥我，把一捆新信件猛砸在我头上，因为那些旧的我都还没有回复呢”。
再往回一点。歌德在写给作曲家卡尔·F．策尔特（Carl Friedrich Zelter）的信中说：“如今万事万物都姓‘超’，年轻人……被卷入时间的漩涡，举世所赞赏的财富和速度，也是人人汲汲营营追求的对象。各式各样的通信设施都是文明世界为了超越自身而锁定的目标。”那是1825年。
令人遗憾的是，并非所有新的加速都是温和且无害的。罗萨的书以“最坏的情境”作为结尾，他称之为“肆无忌惮地向前冲进深渊”，也就是因时间而死。它的成因是我们无力在移动和惯性矛盾之间保持平衡，“这种深渊将体现为生态系统的瓦解或者现代社会秩序的彻底崩溃”。此外，也可能会有“核灾难或气候灾难，伴随着极速扩散的新疾病，或者有新的政治体制的崩溃和无法控制的暴力行为；关于后者，我们可以期望的是，被加速和成长过程排除在外的大众能站稳脚跟抵抗加速社会”。
时间的瓦解，也就是我们所创造出来的黑洞，将会在何时开始？能否由我们自己来安排？追求现代性和进步是否会导致虚无的失控在几个月、几年或者几千万年内发生？不幸的是，这些情境并没有明确的日程表。同样不幸的是，我们可能已经被卷入了它的大漩涡之中。时间似乎已经在环境方面下了结论，而我们也已经走到了长篇小说的尾声和历史的终点，所有的社会、文化和政治运动，即便不是以“后-后-”（post-post-）开头的，至少也是以“后-”（post-）开头的。讽刺的是，现代主义和反讽正是两个最彻底的“后-后-”字头的现象。加速本身已经掀起了愤世嫉俗的瘟疫。
哈特穆特·罗萨的书由乔纳森·特雷霍-马泰斯（Jonathan Trejo-Mathys）译成英文。特雷霍-马泰斯是一位社会与政治哲学家，于2014年因癌症而去世，享年35岁。他撰写了一篇长文作为那本书的序言。在文中，他检视了最近的一次意外事故，其中时间不再是被动或温和的，而是显然具备了人类浮华贪婪和居心不良等的特质。
第一次是由2008年的金融危机引起的。正如我们所知，那次金融危机是由过度扩张和监管不足导致的。然而，复苏也很迅速，到2009年，人们又能交易并赚钱了，而且金额大得夸张。这是因为有了高频交易(109)这种赚钱更快的新方法。
本杰明·富兰克林“时间就是金钱”的观念从来没有如此切题过。2010年5月6日下午2点40分左右，外部世界的人开始了解高频交易，而当时，上万亿美元瞬间被蒸发了。在7分钟的金融自由落体运动之后，这期间道琼斯指数下跌了700点，交易所紧急启动了一项安全机制以防产生更大的恐慌。这场“闪电崩盘”几乎是在刚开始时就结束了，而且在一个小时内市场重新赚回的钱就已经弥补了大部分损失。但是，4个月之后再次发生了类似的崩盘。这一次，进步能源（Progress Energy）这家公共事业公司（公司历史有107年，客户约有310万人，员工有11 000人）的股价在几秒钟之内就下跌了90%。这一次，是某位交易人所说的“任性的按键动作”触发了算法混乱。在这两次事件中，损失和获利的原因都是一样的：玻璃纤维光缆的速度快到几乎无法计算。
计算机能以接近光速的速度处理价值几十亿美金的交易，这本来被认为是一件非常奇妙的事，但突然间，它就变得不奇妙了。前前后后最诡异的一件事是，就连最有经验的交易员也无法对究竟发生了什么给出可信或至少公开的解释，或者告诉人们如何避免这类事件再度发生，因为一切都发生得太快了。《纽约时报》曾报道过，认为2010年5月的崩盘是因为“堪萨斯州一家共同基金对一笔交易的时间掌握不当”，然而，5年后，在靠近伦敦希思罗机场的郊区，浮现出了一个更加出人意料的嫌疑人。
2015年4月，36岁的纳温德·辛格·萨劳（Navinder Singh Sarao）在伦敦蒙恩斯洛区被捕，罪名是欺诈，即以欺诈的目的购买商品然后取消订单，数量过大且速度过快，以致算法陷入了紊乱。针对随后几个月的市场所进行的深入分析指出，这种情况不太可能发生。可是，一个男人不过是利用在街上就能买到的计算机，住在父母亲的房子里，穿着睡衣，近乎虚构地进行交易，就能使西方世界脆弱的经济体系受到冲击，这样的事实已经足够让我们担心自己或许并没有完全掌控一切了。另外，监管部门花了5年的时间才意识到自己逮到了元凶，而这个事实也暗示我们已无力跟上真实世界的加速度了。就在不久前，金融机构所认为的最糟糕事的还是内幕交易。如今看来，这可真是够落伍的。在我写这本书时，萨劳正面临着22项指控，但尚未接受审判。
在《快闪小子》（Flash Boys）一书中，华尔街前交易员迈克尔·刘易斯（Michael Lewis）针对高频交易世界的不当行为做出了引人入胜的解释。书中提到了好几个有关时间的新观念，尤其是微量时间的超前或延迟就意味着一飞冲天的获利与自杀式损失之间的差别。新交易环境另一项奇特且让人忧心的改变，是它完全不需要人类监督（进而可能加以监管）任何交易。以前进行交易的时候，那些穿着西装的男人总是要对着电话大吼大叫，并且不停地挥舞手臂。而现在，交易只不过是屏幕上毫秒之间的闪烁而已。
根据刘易斯的描述，真正成功的交易员是能在不受公共监督的“黑暗水池”和科技的表象之下找到方法操纵市场。“人人都在说，更快就是一切，我们必须更快。”刘易斯的一位顾客这样对他说，然后透露出真正的技巧其实是让某些交易变慢。高频交易员，即便是诚实的高频交易员，往往也不会为了更大的利益而专注于高尚的道德。不过，我们可以确定的是，有一项道德是为整个社会而存在的。
为何我们应该在乎交易市场发生了什么？难道不应该把它们留给投资说明书和电影吗？我们应该在乎，是因为它攸关大萧条和经济的衰退，而且是在弹指之间发生的。在我写这本书的时候，我们已经能通过1千米以上的光纤，每秒传送超过100 Petabits（千万亿位）以上的资讯了。1 Petabit是1 000 Terabits（兆位），1 Terabit则是1 000 Gigabits（亿位）。总之，这个速度可以让你每秒下载5万部时长两小时的高清画质的电影，够你连续看11.4年。当然，这是日本在控制下的最佳条件下所能达到的最大速度，那些亲切却又让人失望的本地网络服务供应商还无法提供这样的速度。这种经济的正面意义是可以让少数人的财富激增，它的负面意义则是会带来全世界的金融末日，而当那发生时，20世纪20年代以来的所有崩盘看起来就只像是在沙发底下掉了一个铜板一样了。
我们应该如何面对各种时间危机
关于动物物种减少、极地冰川融化以及堵塞在海洋的塑料制品，所有争论的关键因素都在于我们还有多少时间。那么，这些事怎么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就变得刻不容缓了呢？
地质学家、宇宙学家、生态学家和博物馆策展人看待时间的方式非常与众不同。在他们眼中，时间是由时代和纪元组成的，那些担心末日迫在眉睫的人或许能因此感到自在一点：有关时间的各种危机和现代的压力总是在不断地加剧，而无论如何，地球都在继续转动着。
用这种方式获得的安全感可能不够踏实，那么，我们该向何处寻求慰藉呢？
用古代的方式计时？
或许，我们可以到北极找因纽特人，因为因纽特语中并没有表达时间概念的词汇。20世纪20年代，加拿大东部北极圈一带的猎人所使用的日历能显示各种事情的优先级：它标记了各种日子，星期天会有特别的十字记号，这是传教士和基督教信仰传过来之后才有的。但是，在日历中间还有一块大的空白，那是用来放驯鹿、北极熊、海豹和海象的插图以计算其数量的。19世纪，因纽特人从欧洲人那里引进了优点很可疑的机械表，而与欧洲人接触之前，他们是以季节、天气、日月的移动以及可食用动物迁徙的模式来判定时间的。他们对时间的划分以月亮的形状为依据，并基于实际的考虑而命名，比如鸟筑巢或海冰破裂等。在暗无天日的冬天，星辰的位置可以指引他们何时离开圆顶小屋、喂狗和准备燃料。
在毛皮商人将时钟引入这里之后，基韦廷地区的因纽特人对时间的意义仍然有自己的诠释。例如，“貌似斧头”（ulamautinguaq）是7点，中午12点是“午餐时间”（ullurummitavik），晚上9点则是“时钟上链时间”（sukatirvik）。加拿大努纳伏特研究所（Nunavut Research Institute）的约翰·麦克唐纳（John MacDonald）为我讲解了华丽的因纽特语词汇：
春天来临，激发了难以抗拒的冲动，让人想要前去分享大自然的丰盛赠礼……随之而来的是大量的人奔向传统的捕鱼和狩猎地点……新时间暂时让位给旧时间，使雇主以时钟为准的时间表宣告瓦解。
话虽如此，但实际上，西方式的时间以及强行施加因纽特人眼中所谓的“命令”，已将这种生活方式侵蚀殆尽了。
或许，我们会被古代墨西哥的机械计时系统吸引。在新世界入侵之前，那样的系统是不存在的。即使是日晷存在的证据都很少，更别说将一天分割为若干个小时了。
要不然我们来看古代印度人的计时系统，它也许一样有吸引力。它看起来有点复杂，还颇有些传奇色彩。他们将一天划分为30个48分钟的muhrtas或60个24分钟的ghatikas。ghatikas会被进一步分割为30个48秒的kala或60个24秒的pala。这种60进制的计时方式可以追溯到巴比伦，并且一直持续到了19世纪。后来，英国要求全面按照它的方式计时，于是在1947年，印度恢复到印度标准时间，比世界协调时间早5.5个小时。
或许，我们也可以选择埃塞俄比亚的系统，它的圣诞节在1月，时钟有12个小时，一天开始于黎明而不是午夜。或者还可以考虑牙买加的“即将心态”，来这里度假的西方人往往会被这种心态气死，等到能跟得上他们悠缓的状态，你也该飞回家了。(110)
自1996年开始，在现代世界扩充时间的各种可能性一向是今日永存基金会（Long Now Foundation）的承诺。这个组织成立的宗旨是在一万年的时间框架内培养长期思考的能力。事实上，它成立于01996年，多出来的那个0是为了解决会在8 000年之内产生影响的千年虫问题。所以，让我们拭目以待吧！
今日永存基金会的主要精神领袖是丹尼·希尔斯（Danny Hillis）、斯图尔德·布兰德（Stewart Brand）和布赖恩·伊诺（Brian Eno）。它的抱负富有诗意且值得称赞，它有一份简洁有力的宣言，其基础观点是“文明正在加速沦入注意力无法持久的病态”。该基金会的目标包括为长远观点服务、培养责任感、奖励耐心、与竞争结盟、不偏不倚、延长寿命以及“注意思想的深度”。
当然，今日永存基金会并不是空谈风花雪月，他们也付诸实践，在得克萨斯州西部的一座山中，他们打造了一座巨大的时钟。1995年，计算机工程师丹尼·希尔斯梦想着能有一座时钟一年移动一格、一个世纪敲响一次，而且每一千年就有一只布谷鸟会跑出来跟你说声“你好”。这座时钟的目标是能存在一万年，它的钟摆以热能为动力。虽然这座时钟敲响的频率高于原来计划的，毕竟，访客花了一整天来登山，好不容易才找到它，总要给人家一些奖励，但它的发明者依旧不忘初心：“我认为是时候开始一个长期的项目了，我们要让人们的思考突破内在的藩篱，不再局限于越来越短视的未来。”这座时钟一部分是由亚马逊网站的老板杰夫·贝佐斯（Jeff Bezos）赞助的，这可真有意思，因为这位老兄的公司可是一直在试图让所有必要的家居用品都能在下单一个小时内就送到客户的手中呢。
今日永存基金会也一直在思考如何将人类现有的知识库存档，这样就不仅能传给下一代，还能传递到生命形态的下一个阶段了。为了普及远见，我们可以做“长线赌注”，这种形式的赌注并不是针对选举或运动赛季的，它下注的过程可能是半个世纪。举例来说，凯文·凯利（Kevin Kelly）是这类赌局的下注登记人，已经承接过许多项预测的挑战者，包括“到2060年，地球上的人口总数将比现在还要少”“到2063年，世界上只会剩下三种主要货币，超过95%的人会使用其中一种”。不过，请勿遗失签注单。
撰写属于自己的时间故事
神经科学家说，我们的意识状态比真正的时间慢了大约半秒，也就是大脑接收到信号、传递信号以及得到某件事已经完成的信息之间造成的延迟。从我们决定弹指头到听见或看见这个动作，其中的间隔比我们想象的还要长。
我们的大脑需要组织并建构出一个流畅的故事，于是造成了延迟。即使是在当下，我们也总是落在时间之后，而且永远都别想追得上。
该怎么办？除了末日钟和时区这种让人头痛的把戏，是否还有更哲学一点的方法可以应对时间？伍迪·艾伦不见得是个多么了不起的伟人，但他确实经常像个伟人一样挺身而出并处理这些问题。人生苦短而忧患苦多，问君夫复何言？答案可能是去多看几部马克斯兄弟的电影，就如同伍迪·艾伦在自导自演的《汉娜姐妹》（Hannah and Her Sisters）中所做的那样：
他想自杀，尝试对自己开枪却又搞砸了，随后他在茫然恍惚中晃进了一家电影院，那里正在放映马克斯兄弟主演的《鸭羹》（Duck Soup）。片中的马克斯兄弟玩弄着侍卫的头盔，仿佛是在演奏钟琴。对他来说，这个世界似乎渐渐恢复了意义：何不趁着还有能力的时候及时行乐？
伍迪·艾伦的其他半自传角色中，有一个是《安妮·霍尔》（Annie Hall）中的艾维·辛格，他在许久以前就宣告了人生“充斥着寂寞和悲楚，折磨和不幸，而且一切又结束得太快”。
几年后，伍迪·艾伦在一次采访中重申了他的哲学，并且有了另一种解决方法：
我真的感到人生愁苦交加，是一场噩梦般毫无意义的经历。你能自得其乐的唯一方法，是瞎掰一些谎言来欺骗自己。我不是第一个这么说的人，也不是能把它说得最清楚明白的人。尼采这样说过，弗洛伊德这样说过：人人都要有自己的幻觉才能活得下去。
否则，想想看在生命中我们所在乎的一切事物，它们很快都会被删除、清空，那太不可思议了，至少让人活不下去。我们穷尽毕生之力只为求得温饱，能爱其所爱、得所应得，能为所当为、将功补过，能热心助人、增进对宇宙和人生的领悟，能生活得轻松惬意。如果自以为是艺术家，那我们就是在尝试着创造真与美。我们在短如朝露的一生中想尽办法要做这一切，然而不过百年，无论是英雄豪杰还是凡夫俗子都会被浪花淘尽，届时自有另一批新人出现，再次做相同的事。时间，且不提地质学家所说的“深层时间”(111)，而是随着我们此刻所拥有的时间而不断前来的一切时间，只会依然故我地继续往前滚动。
生命中的种种自由，最突出的想象总是与时间静止不动的画面密不可分。换言之，那正是脱离时钟的专横而获得自由的画面。广告商已经找到了一幅极致幸福的图像，再也没有比它更有力的了：一段海岸线，渺无人烟，唯有一片沙滩。在文学中，德国哲学家瓦尔特·本雅明曾这样定义这个符号：巴黎的漫游者带着乌龟散步，并且用乌龟的速度在灯光闪烁的黄昏里闲晃。(112)
宇宙学家卡尔·萨根（Carl Sagan）在1994年出版的《暗淡蓝点：探寻人类的太空家园》（Pale Blue Dot）一书的前几页提出了他的看法，他说得慷慨激昂、头头是道。1990年2月，宇宙飞船旅行者1号（Voyager 1）将要飞出太阳系，应萨根的要求，在近60亿千米外的地方拍了一张地球的照片——这张照片的名字和他的书名一样，也是《暗淡蓝点》（Pale Blue Dot）。一如所料，地球在照片中看起来并没有多显眼。但是，这么真实的微不足道，映衬在如烟火般奔放的华丽光芒之下，具有笔墨难以形容的谦逊——那么微小的颗粒，如果是在镜头上，一定会被当作灰尘而忽视掉。
让我们再看一眼这个小圆点，那是我们这里，那是我们的家，那是我们。在它上面，你爱的每一个人、你认识的每一个人、你听说过的每一个人，每一个曾经存在过的人，都在上面过了一生。我们所有的喜悦和痛苦，数以千计的宗教、意识形态和经济学说，人类有史以来的每一位猎人和觅食者、每一位英雄和懦夫、每一位文明的创造者和毁灭者、每一位君王和佃农、每一对热恋中的青年男女、每一位父亲和母亲、每一位充满希望的子女、每一位发明家和探险家、每一位道德教师、每一位腐败的政客、每一颗闪亮的“超级巨星”、每一位“崇高的领袖”、每一位圣人和罪人，都住在这里——这一粒悬浮在一束日光下的微尘上……
我们的扭捏作态、自我想象出来的不可一世、以为在宇宙中具有了不起地位的幻觉，就在这苍白亮光里的细点里全都受到了质疑……想见识人类的自负有多么愚不可及，还有什么证明能比这张照片更有力呢？在遥远的宇宙下，我们的世界何其渺小。
每一颗超级巨星确实都很渺小。那么，萨根把我们的世界缩得这么渺小，又把我们的愚蠢暴露无遗，他想表达的是什么？他想表达请互相善待。
物理学家理查德·费曼（Richard Feynman）倒是另有看法，认为我们正身处人类时间的起点。如果不自我毁灭，那么我们生活在这里的目的就是要让后来的人也能生活在这里。我们在能力可及之处留下信息、证据和进步，我们是旋转的宇宙中微小的粒子，但我们也是“好奇的原子”，而仅此一点便足以赋予我们存在的目的。即使终究还是一事无成，我们也只会为这一切放声大笑。
那个短短的横线，也就是墓碑上出生日期和死亡日期中间的那一个横线，是我们对抗宇宙级的微不足道的凭借，这也是为什么本书所关心的都是实际的事务，以及我们对时间最稍纵即逝的想法成为短暂的焦点的那个关键时刻。当然，还有一个原因。兰迪·纽曼（Randy Newman）最为人所知的是他为《玩具总动员》系列电影所制作的插曲。人们喜欢他，也是因为他关于美国成年人生活的寓言既蕴含悲伤又富有智慧。2011年，在世界顶级钢琴制造商施坦威的伦敦表演厅，他曾在一群受邀的观众面前进行过一次小型表演。纽曼如是开场：
今天我要演奏的歌曲是《失去你》（Losing You），我大部分的歌曲都不知道是从哪里来的，除非那是工作，有人付钱给我，让我为电影或者什么对象创作音乐。现在的这首歌与我弟弟有关。他是一位医生，肿瘤科医生，专门医治癌症。在执业早期，他有过一位23岁的病人，那个孩子是个足球运动员，他患了脑瘤，而且很快就过世了。一位明星运动员，就这样走了。那个孩子的父母告诉我弟弟：“40年前我们在波兰的灭绝营失去了家人。后来，我们恢复过来了，我们终于恢复过来了。但是，现在我们没有时间从这种痛苦中恢复过来了。”从某种方面来说，这是个伟大的想法。
这是个伟大的想法，而且是能引起共鸣的想法。我们关心精确的几点几分、火车时刻、滴滴答答的手表。然而，当我们退后一步，在更广大的视野下思考时，或许才会了解我们关心过头了。我们不必是爱因斯坦，只要是失去过挚爱的人或者经历过严重疾病的蹂躏，便已足够了解所有时间都是相对的。人生太短却充斥着痛苦和不幸，我们耗尽心力想要知道如何活下来或者延长寿命，因为我们可以确定的是：我们所拥有的只有生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