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在这里还有别的信息。我们从未见过那位年轻的足球运动员或他的家人，我们也不一定欣赏兰迪·纽曼或他的歌，然而我们都了解时间的流逝含有多重层次的复杂性。纽曼在他的介绍和歌曲中将这种复杂性扎根到故事里，因为说故事是让我们认识时间流逝最好的方法。故事也是理解时间最好的方式，而且我们一直都在利用故事。艾伦和弗洛伊德的蓄意“幻觉”也是故事，是经过精心安排的消遣，让我们分心，远离生命的必死性这样的现实。我们会被大英博物馆的人造物品吸引，会被慢食和卡蒂埃-布列松的照片吸引，原因就在这里；这也是为什么披头士的《请取悦我》和贝多芬的《第九交响曲》依然令人着迷：因为在他们的人性之中，都蕴含着我们的故事。
后记
重新思考时间的意义
我打算要买一只新表。无论如何，它对我来说都算是新的：它是在1957年制造的，也就是我出生前3年。表壳背面的镌刻显示，不久之后它被赠予了一位火车站员工，以感谢他在伦敦米德兰地区服务了45年。它镶嵌了15颗宝石，有纤细的蓝色钢制指针和黄色的数字。对于一只在近60年前的英国制造的上链手表来说，它很准时。我所在的这家店靠近伦敦的黑衣修士桥，可以俯瞰泰晤士河。卖表的人不允许我带走这只表，因为他认为它不准的程度让人无法忍受——在最好的时候，它每天会有15秒的误差，而如今，它一天会慢72秒。
这个数字是用一台被称为多功能校表测试仪的机器测量出来的。这台机器是个小盒子，可以将手表的运动放大，然后产生读数。“所有的制表技术都与细微的力量如何分配以及如何引入和控制细微的摩擦力有关，”这位店员说话的神态像是在解说生命的奥秘，“在这只手表上，这一面的平衡效果可能被轻微地迅速提升了，它被敲击过，于是有点变平了。然而，另一面看起来更像是出厂时进行过提升平衡的处理，看这半球形多漂亮啊，它的触点只有这么小。”
诊断完毕后，他让我几天之后再去取表，他得重新校准一下。一个星期之后，我去取表，他说：“它看起来很准，我很确信这一点。你先戴上看看吧。”
我戴得称心如意，乐在其中。我骑自行车发生车祸时，它跟着我一起从手把上方翻落，却毫发无伤。它是切尔特纳姆·史密斯公司（Smiths of Cheltenham）的产品，这家公司在19世纪60年代进入钟表行业。史密斯公司最得意的日子是在1953年5月，因为在那期间，埃德蒙·希拉里爵士（Sir Edmund Hillary）戴着他们的手表首次登上了珠穆朗玛峰。在这次登顶之后，金色表壳的史密斯手表成为赠礼，用来感谢长年在工作岗位上服务的卓越的员工。1957年，一位叫O．C．沃克（O. C. Walker）的退休人员获赠一只镶嵌着15颗宝石的De Luxe手表，也就是我手上戴的这只。那时，他的服务已经届满，而铁路公司希望他记住自己离职的时间。
我遇到的店员叫克里斯平·琼斯（Crispin Jones），是一个40岁的伦敦人。琼斯体型高瘦而结实，态度温和，头有点儿秃，看起来有点儿像可爱版的裘德·洛。卖古董表只是他的副业，而他的主业是鼓励买家用全新的方式思考时间。
琼斯接受过雕塑家的训练，然后学习了计算机设计，一段时间后，他开始将这两者结合在一起。几年之前，他制作了一张会回答问题的办公桌。这类问题包括“我的爱会有回报吗？”“我的朋友们怎么看我？”“我丢掉的东西能找回来吗？”，等等。这些问题列在卡片上，卡片一共有30张。如果想要得到答案，使用者必须将卡片放在桌子的金属槽上。琼斯说：“这是在试着以古文明利用神谕的方式使用计算机，但问题是，答案出现的时候金属槽会越来越热。”卡片上的图案中隐藏着条形码，所以当你将它插入金属槽，就会启动电子读码机，在点阵上产生答案。例如，“我的爱会有回报吗？”这个问题的答案是：“会……如……果……你……忠……于……你……的……”到了“忠于”时，金属槽就会变得非常热，可一旦你把手抽回来，系统又会重设，你也就见不到完整的答案了。最后的一个词（非常热）是“理想”。
琼斯对现代科技如何改变我们的生活很感兴趣：它给了我们什么？取走了什么？2002年，在有关手机的礼节还不明确的时候，他用手机做了一些实验。“你根本找不到安静的车厢，每个人都不断地在公共场合大声地讲个不停。”琼斯制造了一部手机，当使用者讲话太大声时，它就会发送出不同程度的电击，而且它发出的是敲打声而不是铃声。如果来电只是简单的寒暄，那它就会以轻缓、低调的方式敲打；但是，如果是紧急来电，那它就会用大声且引人注目的方式敲打。
后来，琼斯开始思考手表。他若有所思地说：“手表非常有意思，因为我们看待它的方式不同于看待手机或电脑的方式。而且，手表技术是令人难以置信的幸存者：大多数技术只要有个10年就已经过时到不行了，如果我用10年前的手机，那这就会是一种挑衅意味很重的行为，还会让我看起来极其古怪。然而，佩戴一只20世纪50年代生产的手表一点都不会显得突兀。”他观察到，现在许多人都用同一款手机，但手表却依旧是少数可以表现个性的外在标志。“你可以通过手表编织许多有趣的故事，也可以重建我们对时间的思考方式。”
在英国皇家艺术学院，琼斯受到了设计师安东尼·邓恩（Anthony Dunne）的影响。安东尼·邓恩以前也是这里的学生，他在《赫兹的故事》（Hertzian Tales）一书中主张对电子产品进行更深思熟虑的批判，尤其是要在美学的基础上重新检视日常生活中的物品。2004年，琼斯撰写了一份宣言，提出了两个问题：“手表会如何损害佩戴者？”以及“如果手表能体现出佩戴者的负面个性，将会如何？”但是，他最具挑衅性的问题是：“手表如何以不同的方式表现时间？”
在设计师安东·舒伯特（Anton Schubert）、罗斯·科珀（Ross Cooper）和格雷厄姆·普林（Graham Pullin）等人的协助下，琼斯着手提出实际的答案。他们制作了几只手表的工作原型，其中只有一只在乎准确的报时。它们都有点笨重，由红木、钢材和电子LED显示屏组成，并带有能续航5天的可充电电池。这些手表不是圆形而是长方形的，看起来就像是Apple Watch的原型。
琼斯刻意为它们取了做作的拉丁文名字。第一只叫The Summissus，别名谦逊表。它是“设计来提醒世人应该随时为死亡做好准备的”。这只手表有个镜子的表盘，而且会交替变换时间和这样的信息：“记得你终将死亡。”
第二只叫The Avidus，别名压力表。它能反映人们的心情，也就是受到压力而感到时间加速流逝的心情，以及在放松的情况下觉得时间变慢的心情。佩戴者可以压下表盘上的两个金属触点，之后脉搏就会启动显示屏。使用者的脉搏越快，时间就会跑得越快；反之，脉搏越慢，时间也越慢。而且，沉思冥想的状态会让时间倒流。
第三只叫The Prudens，别名谨慎表。佩戴这只表时，你不必看就能知道时间，在开会或约会时，让你不至于因为看表而表现出无聊或无礼的样子。这只表佩戴在手腕的内外两面，当佩戴者转动手臂时，就会有脉冲被传送到手腕上，对应着正确的时间。
第四只叫The Fallax，别名诚实表，它会投射出佩戴者是否诚实。许多手表都是为了反映佩戴者的财富和社会地位，然而这只表的目的更加纯粹：只要戴上表带，这只手表就会立刻变成测谎仪。它的表盘上会显示“谎话”，来警告你身边的人你不可靠。
第五只叫The Adsiduus，别名个性表。它会随机闪现各种正面和负面信息，如“你真了不起”、“你交不到朋友”或“你的明天会更烂”。
第六只叫The Docilus，别名内在表。它会以无法预测的间隔传出细小且令人不舒服的电击，导致时间的内在化，并减少你对手表和严格报时的依赖。
整体来说，这些手表代表着普鲁斯特式的白日梦有变成噩梦的威胁。在我遇到过的所有计算时间的人中，琼斯的才气最高，关于时间的深入影响，他的思考也最深邃。毫无疑问，他了解时间主导着我们的生活，然而，时间主导我们生活的方式是有意义且有建设性的吗？如果并非如此，是否有可能将它扳回正途？2005年，琼斯决定根据部分手表原型进行生产。
琼斯先生钟表店（Mr. Jones Watches）的工厂位于伦敦东南方的坎伯韦尔，离他在泰晤士河畔的店面约6.5千米。他的店面是个让人感到安心的地方，虽然是拼凑而成的，但却能让人感受到积极努力的气息。这是一个单一房间式的店面，光线充足，墙上挂着一辆比赛用的自行车，旁边的墙上贴着一张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鼓励提高效率的海报。放眼所及，到处都被手表零件、工具、手表零件制作机器、手表调校机器、手表包装和手表占满。这里布满了琼斯10年来的实验与发明的痕迹，桌子下方的铁柜里还有更多相同的物品，简直就是零件实验室、零件博物馆以及零件激增的场所。
琼斯制作的第一只表是新版的The Summissus，它被重新命名为The Accurate，并且时针上放上了“记得”这个词，分针则放上了“你终将死亡”。这只手表依然有反射的表盘，佩戴者仍会遭逢人生苦短的现实。然而，这次的表盘是圆形的，让它看起来比较不像一件艺术作品。它的目的几乎和琼斯其他所有的设计都一样，现在都已重新聚焦于激励倾向而较少负面倾向：时间令人困惑又难以控制，但时间同样也充满了魅力。
琼斯设计的第二只手表是The Mantra，如同The Adsiduus，它是“积极/消极暗示表”。它的表盘上有个狭窄的窗口，每过半个小时会显示一则信息，积极信息之后是消极信息，如“做到最好”“永远孤单”“你有福了”“保持沉闷吧”。琼斯在产品目录上写道：“长此以往，The Mantra会让懦弱者变自信，骄矜者变谦卑。”这款手表是受法国心理分析家埃米尔·库埃（émile Coué）的理论启发而设计的，埃米尔·库埃认为，“乐观的自我暗示”可以增强积极思考的治愈力量。
对于早期的各项设计，一开始所获得的回响是令人备受鼓舞的，琼斯很高兴自己的创作能让这么多人感兴趣，尤其是他的作品还被极具影响力的腕表博客The Watchismo Times进行了专题报道。为了获得更多灵感，琼斯寻求了钟表界以外的一些人的帮助。自行车手格雷姆·欧伯利（Graeme Obree）因打破一小时最远骑行距离的世界纪录而闻名，他协助制作了一款名为The Hour的手表。这款表是用一个显著的词注记每一小时时间的流逝，以及将时间用以思考这一个小时的价值。这些词包括“价值”“享受”“紧抓”“反省”“参与”等。
还有一款手表名为Dawn West Dusk East，是和艺术家布赖恩·卡特林（Brian Catling）一起设计的。它利用每12小时旋转一圈的点，达到让时间变慢的目的。表上的时间可能是4点15分或4点30分，但你无法确定是不是正确的。可是，这有关系吗？
另一位合作人是乔纳森·格尔舒尼（Jonathan Gershuny）教授，他是牛津大学时间使用研究中心（Centre for Time Use Research）的联合主任。这款表名为The Average Day，由普通的手表指针以及表盘上的两个信息环组成。表盘上没有数字，相反，佩戴者会被告知通常欧洲人在特定的时间会做什么事。例如，在上午部分的表盘，7点30分到8点是“洗漱”，8点15到9点是“交通”，10点到11点是“工作”，11点到12点是“会议”；下午部分的表盘则变成，12点15分到1点是“用餐”，5点15分到6点30分是“社交”，8点15分到11点是“看电视”。佩戴者的挑战是打破例行公事，重获自由。
琼斯的生意上门了。这些手表每款各生产了100只，价格是115～600英镑，大多数是200英镑左右，卖表的利润会回馈到新设计和新车床与印刷设备上。因此，到了2015年春季，除了基本的石英或机械机芯，其他所有零件都是琼斯制作并装配的。琼斯先生钟表店促进了英国手表行业的复苏，也让他的顾客能用一种新颖的方式重新思考时间。他对时间的痴迷依旧继续着，但与之前已略有不同。
在琼斯设计的手表中，我偏爱一款名为The Cyclops的手表，琼斯说它“基本上是偷来的”，被偷的手表是Chromachron，由瑞士的蒂昂·阿朗（Tian Harlan）设计，报时的方式是每小时显示不同的色块。The Cyclops也做相同的事，但是更为细腻。它的表盘上有一个黑色的圆环，会慢慢地通过圆盘上的彩色小圆点。这些圆点分布在表盘的圆周上，代表每个小时，此外并没有分针。因此，使用者对于时间的流逝只会有模糊的感觉。有评论者说，这是“一种让人放松的准确性”。
作为一只表却没有分针，这是一件异乎寻常的事，值得深思。我们与时间的战斗已经超过两个世纪了：我们曾经追逐火车，为了磁带而努力，坚决反对线性化的世界，而如今，我们有了机会可以让这一切彻底变得顺其自然。这就像是离开城市而躬耕于陇亩一样，我们之间有谁能完成这项任务吗？
致谢
本书是一本广泛叙事型的历史作品，写这样的作品必然需要大量的后援，在印刷出版以及个人工作两方面皆是如此。这一路走来，所有为我提供帮助和建议的每一位朋友都让我感激不尽。本书写作的构想来自阿妮娅·瑟罗塔（Anya Serota），并且在编辑珍妮·洛德（Jenny Lord）的引导下终于得以竣工，同时在过程中增色不少。对于本书的出版，Canongate出版公司的团队功不可没，感谢杰米·宾（Jamie Byng）、珍妮·托德（Jenny Todd）、安娜·弗雷姆（Anna Frame）、珍妮·弗莱伊（Jenny Fry）、艾伦·特罗特（Alan Trotter）、维基·拉瑟福德（Vicki Rutherford）、劳拉·科尔（Laura Cole）和阿利格拉·勒法努（Allegra Le Fanu）等人的辛苦工作；也感谢肖恩·科斯特洛（Seán Costello）对本书进行的一丝不苟的编辑、排版，以及皮特·阿德林顿（Pete Adlington）为本书设计的非常有吸引力的封面。一如往常，我的经纪人罗斯玛丽·斯库拉（Rosemary Scoular）始终都是我最宝贵的支柱。
时间这个主题何其庞大，任何指教都让我由衷地感到欢喜。杰伊·格里菲思（Jay Griffiths）本身就已经有关于时间的精彩著作，正是她首先想出了“痴迷于时间”的写作方向。很遗憾，本书的定稿未能纳入我访谈过的所有人，不过，我仍要感谢特里·奎因（Terry Quinn）、露西·皮尔平（Lucy Pilpin）、露西·弗莱施曼（Lucy Fleischman）、戴维·斯皮尔斯（David Spears）和卡特·吉伯德（Cat Gibbard）等人。我的朋友安德鲁·巴德（Andrew Bud）为我审读了初稿，找出了很多难逃他法眼的错误，让我免于出糗。此外，也要感谢内奥米·弗里尔斯（Naomi Frears）、约翰·弗里尔斯-霍格（John Frears-Hogg）、马克·奥斯特菲尔德（Mark Osterfield）、萨姆·索恩（Sam Thorne）、范妮·辛格（Fanny Singer）、丹尼尔·皮克（Daniel Pick）、布拉德·奥尔巴克（Brad Auerbach）、杰里米·安宁（Jeremy Anning）和金·埃尔斯沃思（Kim Ellsworth）等人在全书构思、写作角度和联络对象等方面的各种建议。
庞德伯里故事的早期版本曾经发表于《英国航空高尚生活》杂志（BA High Life），所以感谢编辑保罗·克莱门茨（Paul Clements）的帮助。
延伸阅读
《人类起源的故事》
◎ 一部重写人类简史的颠覆之作！古DNA科学家破译基因密码，揭示人类祖先的疯狂混血史。
◎ 这不仅仅是一本书，还是科学进入历史领域的里程碑，是一本给全人类的寻根指南，是一枚重塑种族、性别观念的重磅炸弹！
◎ 《三体》作者刘慈欣、得到专栏作家万维钢、《枪炮、病菌与钢铁》作者贾雷德·戴蒙德真心推荐！
《飞奔的物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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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下的启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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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史蒂芬·平克对当前的世界进行了全景式的评述，让读者了解人类状况的真相，人类面临怎样的挑战，以及该如何应对这些挑战。
◎ 《当下的启蒙》凭借智识深度和优雅文笔证明：我们永远不会拥有一个完美的世界，而寻找一个完美的世界也是危险的举动。但是，如果继续运用知识来促进人类的繁荣，即将取得的进步则是无限的。
《生命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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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利顿·斯特雷奇的另一位叔叔巴特尔著有一本关于缅甸兰花的权威之作，无论以什么标准来说，这本书都堪称权威。他还有一位叔叔特雷弗娶了克莱门蒂娜为妻，而每次拜访利顿的家，她都会在客厅的地毯上制作印度薄饼。特雷弗和克莱门蒂娜的一个孩子死于拥抱熊。
(2) 这个应用程序的名称是由Task（任务）和Octopus（章鱼）两个词合成的，意思是让使用者能像章鱼一样多任务同时处理。如果你看过《千与千寻》，想想片中的锅炉爷爷，应该就能秒懂其中隐含的意思了。——译者注
(3) 这句话常常被认为来源于格劳乔·马克斯，不过，即便你费尽心思地搜寻，也找不到半个例子能证明他真的说过这句话。事实上，这句话大概是源自一篇有关计算机在科学界应用的论文，而那篇论文是哈佛大学的教授安东尼·奥廷格（Anthony G.Oettinger）所撰写的。
(4) 迭戈·科斯塔是西班牙籍职业足球运动员，伊登·阿扎尔是比利时籍职业足球运动员，两人均效力于切尔西足球俱乐部。——译者注
(5) 大卫·伊格曼是大脑可塑性、时间感知、联觉和神经律等方面的权威人物，现任教于斯坦福大学。他进行脑科学科普的作品《大脑的故事》《隐藏的自我》的中文简体字版已由湛庐文化策划、浙江教育出版社出版。——编者注
(6) 这让我想起一个笑话：大本钟和比萨斜塔聊天，大本钟说：“如果你有斜角，我就有时间。”（I've got the time if you've got the inclination.）——这是英美流行的一则带有性暗示的笑话。
(7) 法国共和历的月份和日子均被重新命名了，月份的名字被改为葡月、雾月等，每日则各以一种植物或矿物为名，如葡萄日、梨日等。——译者注
(8) 1897年，法国人还进行了一次时间改革，不过，那次只是想修订刻度。当时，十进制时间委员会（Commission de décimalisation du temps）提议，在维持一天24小时的前提下，将每小时变更为100分钟，每分钟变更为100秒。这项提案在桌上躺了3年，连1分钟都没有付诸实施过。
(9) 林奈发现，植物开花都有一定的时间，受制于生物钟，这个发现就被称为“花钟”。此外，将不同的植物按其开花时间组成钟盘，可以报时，即花卉时钟。——编者注
(10) 法国共和历的主要编制者吉尔伯特·罗姆（Gilbert Romme）没有被推上断头台，而是跌倒在了自己的剑刃之上，那时差不多是罗伯斯庇尔被处决的一年后——1795年6月17日。
(11) 对于儒略历的月份，我们也都比较熟悉：Januarius（1月）、Februarius（2月）、Martius（3月）、Aprilis（4月）、Maius（5月）、Iunius（6月）、Julius（7月）、Augustus（8月）、September（9月）、October（10月）、November（11月）、December（12月）。在近代的头几个世纪，新任命的罗马皇帝通常都会对历法进行自我本位的修改，其中最为极端的是康茂德（Commodus），他将所有月份的名称都改成了自己名字的各种变体，并且改得不亦乐乎。之后，他遇刺身亡，继位的皇帝再次将名称改回了原名。
(12) 虽然如同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一样，时间暂时地或许也是神秘地静止不动了，但德国哲学家瓦尔特·本雅明（Walter Benjamin）在《论历史的概念》（On the Concept of History）一书中宣称：“在爆发第一波小规模战斗的那个傍晚……巴黎有好几个地方的钟塔同时被击中。”关于这一点，有两个貌似可信的原因：为了向旧有的违宪当权派展现自己不以为然的立场，以及为了记录准确的推翻旧政权的时刻。
(13) 1618—1648年，由神圣罗马帝国内战演变而成的一次大规模的欧洲国家的混战，也是历史上第一次席卷全欧洲的大战。——编者注
(14) 现在还有没有与时间有关的疾病？当然有，而且多得很，比如多动症、癌症、智能手机上瘾症等。
(15) O轨距代表该火车模型的尺寸与原火车尺寸之间的比例是1∶43、1∶43.5、1∶45或1∶48。——译者注
(16) 2015年时，为了在国王十字火车站铸造一尊格雷斯利的铜像，用以纪念他逝世75周年，英国铁路与媒体界掀起了一番争议，争议的焦点是他的脚前该不该出现野鸭号。在早期的设计中，曾有过一只野鸭，但最后这遭到了反对。
(17) 当时，蒸汽火车时速的世界纪录还是200.36千米，是由两年前行驶于汉堡和柏林之间的火车创造的。那时，火车上的乘客都为这个成绩而欢欣鼓舞，这批乘客包括纳粹德国的军政要员莱因哈德·海德里希（Reinhard Heydrich）和海因里希·希姆勒（Heinrich Himmler）。希特勒从宣传部长约瑟夫·戈培尔（Joseph Goebbels）那里直接获知了此消息，因为乘客名单正是约瑟夫·戈培尔亲自拟定的。这项成就不仅是德国工程技术的胜利，也是纳粹霸权的一个代表。
(18) 在火车诞生之际，另一种缓慢的运输方式是河运，但它因为受季节影响而不够可靠，且主要是供货运之用。
(19) 这条铁路在1830年9月15日开幕，与会人士有威灵顿公爵和其他政要。当天实际所用的时间要稍微久一点儿，因为发生了一场死亡事故，死者是来自利物浦的国会议员威廉·赫斯基森（William Huskisson），他同时也是铁路的重要支持者。当时，火车在中途暂停加水，乘客在铁轨附近乱逛，这位身体虚弱的先生误判了火车开到他站立处所需的时间，于是被火车撞上了。哦，这可是进步的象征呢！不过，在那个时候，这种意外简直就像家常便饭一样。
(20) 在伦敦以北的城市，这种不一致的情形同样很明显：利兹比伦敦晚6分10秒，康福斯比伦敦晚11分5秒，巴罗则比伦敦晚12分54秒。
(21) 对有些人来说，火车站的慌张景象只不过代表了节奏快速的现代世界，是另一项不受欢迎的侵扰。1835年，托马斯·卡莱尔（Thomas Carlyle）从伦敦写信给在美国的爱默生说：“由于铁路、蒸汽船、印刷机的出现，我们的生活确实已经成为最可怕的‘生理组织’了。”他套用《浮士德》中的话，“咆哮的时间纺织机”令他惊恐。不过，值得一提的是，当时印刷机已经存在300年了，不禁让人好奇这两位作家要走到哪里才能摆脱它。
(22) 艾伦的提议是以C. F．多德（C. F. Dowd）教授独特的构想为基础的。多德教授是纽约州萨拉托加市一所学校的校长，他是第一个提出将北美大陆划分为4个或更多个“时间带”的人。
(23) 那些铁路的狂热支持者和英国知名主持人、主持过英国广播公司一系列英国铁路纪录片的迈克尔·波蒂略（Michael Portillo）的崇拜者，应该都知道布拉德肖（Bradshaw）的指南。它从1839年开始出现在英国，是一份口袋型的时刻表，很快就成为全英国的铁路图、旅客指南以及欧洲人手册。它无比便利且非常准确，而由于它大受欢迎，铁路公司不得不准时发车。也就是说，印刷版的时刻表主导了发车时间，而不是受制于发车时间。
(24) 这件事的主要依据似乎只有约瑟夫·伯姆的说辞：“贝多芬兴奋莫名，浑然不知发生了何事，对雷鸣般的掌声无动于衷。耳聋让他什么也听不到，总是要被告知才会转向鼓掌的观众致意，而他那不屑的态度令人匪夷所思。”
(25) BPM是“beats perminute”的缩写，指每分钟多少拍，是音乐速度的单位。——编者注
(26) 这种说法也得到了呼应。从20世纪开始，音乐已分化为各种类型，而定义这些音乐类型的依据往往只是其态度和节奏。爵士乐找到了五花八门的方式来定义其中不可捉摸的类型，例如，比波普（Bebop）通常表示快速的乐风，酷派爵士乐（Cool Jazz）则主要代表更加轻快的乐风。从民谣到速度金属乐（Speed Metal），各种定义也延伸到了流行音乐和舞曲中。现代酒吧中的舞曲几乎完全可以用BPM来描绘，浩室音乐（House）一般设定在120～130 BPM，出神音乐（Trance）设定在130～150 BPM，碎拍舞曲（Breakbeat）差不多介于它们之间，至于速度硬核音乐（Speedcore），那只有到了180 BPM才能称得上不错。
(27) 在信中，贝多芬暗示他仍然将快板、行板等视为表示特性的有用的方式，只要不将它们用在节奏上就行。
(28) 卡拉克塔克斯·波特是007系列小说原著作者伊恩·弗莱明（Ian Fleming）所著的童书《007飞天万能车》（Chitty Chitty Bang Bang）中的男主角，是一位“怪咖”型的发明家。——译者注
(29) 卡带是飞利浦在1962年推出的产品，在新一代的流行音乐迷和汽车驾驶员之间广受欢迎。但是，由于效果不佳和人们强烈的拆线欲望，它的声势大受打击。唱片业一度爱死了卡带，直到它被用来录制收音机的音乐，这种热爱才开始消退。光盘也被称为激光光盘，有一部分也是由飞利浦开发的，但事实证明，只有Bang & Olufsen公司的支持者和热爱科技的电影迷才会喜欢它，而且后继无人。
(30) 录像带格式之战有很大一部分都集中在录像带的时长上。如果索尼的Betamax能录制1小时，JVC的VHS则能录制2或4小时，那所有喜欢运动或电影的人都不难做出选择。另外，飞利浦的Video 2000以及松下的VX也是其竞争者。
(31) 艾比路（Abbey Road）指的是伦敦的艾比路录音室，这里曾是众多殿堂级摇滚乐队的专辑录音地，这也是披头士乐队第11张专辑的名字。——编者注
(32) 假开唱（false start）是指仅录制歌曲的起始部分，将来可作为介绍之用。——译者注
(33) 基于这个以及其他理由，许多作曲家和音乐家都不信任唱片，认为它们为后人记录的作品是错误的并且抹杀了让人惊喜的东西。贝洛·鲍尔托克（Béla Bartók）指出，即使是作曲家亲自录制的唱片，也限制了他们的音乐，让音乐无法“持续不断地变化”；阿伦·科普兰（Aaron Copland）则写道：“这种不可预测的元素是非常重要的，正是它赋予了音乐真正的生命……但这在唱片播放第二遍的那一刻消亡了。”
在这方面最著名的例子首推知名作曲家约翰·凯奇（John Cage），他对唱片的憎恨可是无人能及的。他认为唱片是没有生命的东西，并曾经告诉一名访问者，唱片“无法摧毁人们对真正的音乐的需求……唱片让人以为自己置身于音乐之中，但根本就不是”。1950年，也就是唱片问世的两年后，凯奇写信给正不遗余力地推广这项异端产品的皮埃尔·布莱（Pierre Boulez），半开玩笑地说自己将成立“一个叫‘资本家公司’（Capitalists Inc.）的协会，凡是想加入的人都必须证明自己已经砸坏了100多张唱片或者一台录音器材，每一位加入的会员也会自动成为会长”。
(34) 1964年，林登·约翰逊总统签署了影响深远的《1964年民权法案》，他将那支签署法案的笔送给了泽弗·赖特，并对她说：“你比任何人都更有资格拥有它。”
(35) 无限制演讲（filibuster）又被称为冗长演说或冗长辩论，是一种在议会中个人延长辩论或阻挡提案的权利，多出现在一些国家和地区的议会或参议院，以此来合法地干扰议事。——编者注
(36) 哈里·登特后来成了尼克松总统的重要幕僚。
(37) 瑟蒙德的传记作者娜丁·科霍达斯（Nadine Cohodas）指出，他的演讲之长，让他的妻子以及在场的所有人都吓了一跳，他的妻子“知道丈夫不会回家吃晚餐，却完全没料到连早餐都省下了”。
(38) 福利特进行过两次大型的无限制演讲，一次是在1908年，一次是在1917年，当时美国正准备参战，而他极力反对以武装商船对付德军。他在1908年的演讲之所以能被人记住，主要是因为他在长篇大论时喝了一杯牛奶：由于福利特一直喋喋不休，因而参议院的厨房必须保持开放，员工们显然感到非常失望，于是他们合谋在福利特的牛奶中掺入了臭掉的鸡蛋。18个多小时后，这位参议员就因为身体不适而无法继续下去了。
(39) 当然，也有一些例外情况。例如，得克萨斯州的参议员温迪·戴维斯和肯塔基州的自由主义共和党参议员兰德·保罗（Rand Paul）在参议院演讲了近13个小时，他们谈论如何使用无人机进行间谍活动，借此拖延奥巴马总统颁布让约翰·布伦南（John Brennan）掌管美国中央情报局的任命案。在坐下之前不久，兰德提到了斯特罗姆·瑟蒙德，对他憋尿的耐力深表佩服。
(40) 这两个场景都是电影中的经典画面。——译者注
(41) 根据菲利普·L．温茨（Phillip L. Wenz）的说法——他是伊利诺伊州一个圣诞老人主题乐园的全职圣诞老人，也是印第安纳州国际圣诞老人名人堂的创始会员，能将圣诞老人这一套风趣的戏码表演得恰到好处的，斯特罗瑟是第一批人中的一个。斯特罗瑟让扮演圣诞老人的工作不再那么令人感到难为情，也将扮演圣诞老人“提升到了包含纯粹表演艺术的层次。”
(42) “默片”一词是返璞词（retronym），创造它是为了描绘技术与社会的进步，黑白电视、精装书、蒸汽火车、指针式手表等词也是如此。——作者注
随着社会的进步，有些词所指涉的对象已经与原义不同，因此，人们就会以这些旧词为基础另造新词，代表它原有的意义，并与旧词所指涉的新对象相区别。例如，如今的电视都是彩色的，所以用“黑白电视”这个新词来代表“电视”原来的意义。用这种造词法创造的词即被称为返璞词。——译者注
(43) 1908年，闪回的手法首次出现在《祖母的童话故事》（Le fiabe dellanonna）这部电影中：老祖母正在讲故事，画面随之淡出并呈现出更多细节，画面再次淡出又回到现在。
巴里·索尔特也深入研究了几十年里电影场景的长度，即两次剪辑之间的时间的变化。他分析了数百部电影，发现在20世纪20年代的美国电影中，以标准放映速度来说，一个场景的平均时长是3.5～7.5秒，即从《剑侠唐璜》（Don Juan）的3.5秒到《魔术师》（The Magician）的7.5秒；在欧洲电影中，则是5～16秒，即从法国电影《黄金国》（Eldorado）和《红发》（Poil de carotte）的5秒，到德国电影《街道》（Die Strasse）和《碎片》（Scherben）的13秒或16秒。欧洲电影老是被批评节奏慢，这或许就是其中的一个原因。
20世纪40年代，乔治·丘克（George Cukor）和霍华德·霍克斯（Howard Hawks）将场景平均长度延长到了大约13秒。到了20世纪90年代，快节奏的主流好莱坞动作片与文化气息浓厚的独立电影之间出现了极大的差异。例如，《摇滚城市底特律》（Detroit Rock City）是每个场景2.2秒，《深海狂鲨》（Deep Blue Sea）是2.6秒；然而，伍迪·艾伦的《丈夫、太太与情人》（Husbands and Wives）平均每个场景的长度是28秒，《子弹横飞百老汇》（Bullets Over Broadway）更是长得吓人，有51.9秒。
(44) 史上第一部福尔摩斯电影的主角。
(45) 我的编辑在阅读过本章的初稿后，在这里写下了简单的批注：“这怎么可能？”但确实是可能的，答案就在手表中的每个小螺丝、发条、面板、齿轮和宝石，也在摆轮边缘的砝码、提供动力的大钢轮、相互连接以形成能量储存的发条盒，以及固定在擒纵齿轮上并用以产生滴答声的擒纵叉叉头等。而最令人叹为观止的是它的一组机械机芯，其中大部分都改编自17世纪所发明的怀表。手表零件的精密加工和某些嵌合或许可以由机器代劳，但设计和最后的组装却必须靠人的大脑与双手来完成。在听过关于手表荒谬的成本和各种巧妙而又疯狂的噱头后，人们往往会被它的设计之美震惊得目瞪口呆，以至于会产生这种反应：“这怎么可能？”
(46) 弗兰肯斯坦是玛丽·雪莱的科幻小说《弗兰肯斯坦》（Frankenstein）中创造人造人的医生。——译者注
(47) 如果是说出历史上有名的钟表大师，就会容易很多。毕竟，我们可以说出宝玑表的创始人亚伯拉罕-路易斯·宝玑（Abraham-Louis Breguet），他生于瑞士，曾在法国当学徒；也能说出来自波兰的安东尼·百达（Antoni Patek），他在1845年认识了法国人阿德里安·翡丽（Adrien Philippe），6年后共同成立了一家钟表公司，即百达翡丽。不过，要注意的是，没有宇舶先生（Monsieur Hublot），也没有劳力士先生（Mr Rolex），至少在钟表学的领域里没有。就和哈根达斯冰激凌一样，宇舶（Hublot）与劳力士的品牌都是市场营销的结果，无关同名的创始人。
(48) 史密斯父子公司也是英国海军部指定的钟表商。在史密斯父子公司一份1900年的产品目录中，怀表的价格由3英镑到250英镑不等。该公司宣称“它的使用寿命是瑞士表的3倍”。该产品目录特别强调他们的产品是“防磁手表”，在搭乘火车旅行或者靠近电流时，不会像其他表一样“悲惨地”受到影响。
(49) 陀飞轮将擒纵机构与摆轮安装在一个旋转护架内，可限制地心引力对手表性能的不利影响。
(50) “世界协调时间”也被称为“协调世界时”或“世界标准时间”。——编者注
(51) 世界协调时间由国际原子时间构成（国际原子时间是以全世界大约400具原子钟的读数所组成的尺度），并且与世界时间或太阳时间相配合（太阳时间以地球自转为依据）。世界协调时间是全世界大多数国家公认的时间标准，由法国的国际度量衡局（Bureau International des Poids et Mesures，BIPM）负责维护。世界协调时间代表正式的法定时间，例如,在保险换约或过期时，它就是一项重要的依据。
(52) 目前世界公认的“秒”是依据铯原子的特定物理变化来定义的，该变化被称为“跃迁”。原子钟的制造也是以铯原子的跃迁为基础的，调整时间就是以人工的方式介入铯原子的跃迁。因此，作者感叹他的一生不过就是由铯原子的跃迁所控制的，微不足道。——译者注
(53) 《男孩书报》是大约在19世纪中期到20世纪中期流行于英美的杂志、报纸之一，内容非常阳刚，如运动，读者大多是青少年阶段的男孩。——译者注
(54) 当然，其他方面的事例有很多。例如，重温荣耀与灾难的人们，对意外事故和错误判断的记忆，就连流行歌手都会不断播放自己在排行榜上的歌曲。
(55) 1952年，奥运会在芬兰的赫尔辛基举办，班尼斯特没能在1 500米的比赛中拿到奖牌，而是只拿到了第4名。从此，他就开始痴迷于时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