值得注意的是，史上最出名的无限制演讲，并不是发生在美国参议院或英国下议院，而是发生在好莱坞。在弗兰克·卡普拉（Frank Capra）执导的电影《史密斯先生到华盛顿》（Mr Smith Goes to Washington）中，詹姆斯·斯图尔特（James Stewart）饰演一个叫史密斯的涉世未深的年轻人。他满腔热血，意志坚定地想要揭发新水坝建设过程中的贪赃枉法行为。他的演讲超过了23个小时。琼·阿瑟（Jean Arthur）所饰演的女秘书激励他勇往直前，同时也认为成功的机会很渺茫，就像“要从几米高的地方跳进一个装满水的浴缸里一样”。史密斯在上场时准备了热水瓶与水果，威胁说为达目的不惜战“到世界末日”。欣喜若狂的记者们冲出会议室，高喊“无限制演讲！”其中最夸张的是，有人把它称为“现代最庞大的战争，而迎战巨人的史密斯连弹弓都没有……”最后，史密斯大获全胜，这当然不让人意外，毕竟是电影嘛——电影处理时间的方式总是会让人皆大欢喜。
06
电影，加速或放慢时间来玩弄你的记忆
在洛杉矶街头，有一位戴眼镜的男子高挂在巨大时钟的指针上——这是电影中最永垂不朽的画面之一，也是默片时代的经典。这个画面出自《安全至下》（Safety Last!），至今已有90多年了。这部电影的主角是百货公司的一位店员。电影的开头是一张字幕卡：“这个男孩最后一次看到大本德的日出……随之而来的是漫长的旅途。”然后，背景是一副套索，有一位看似是牧师的男性前来安慰他。但是，人们都被唬住了，这部电影骗人的地方有很多，而这是第一处。下一个镜头呈现相反的角度，人们看到的实际上是车站的月台和隔离边界的围栏，而套索是一种夹住纸张的装置，用来将信息传给快速通过的火车。那个男孩呢？他要到大城市去淘金。
男孩向他的情人保证，等他事业有成便回来娶她为妻。不过，人们再次看见他时，是在他和另一个人合住的房间里——他经济拮据，刚刚当掉了留声机。
男孩在一家百货公司的服装部门上班。他无意间听到经理宣布，公司需要一个噱头来吸引新客户上门，而点子最好的人可以获得1 000元奖金。跟他合住的那个人答应协助他在百货公司大楼的外墙表演攀爬。在攀爬的过程中，每一层楼都有阻碍，如坚果掉到他身上招来鸽子、被网缠住、卡到木匠的踏板等。最后，他爬到靠近大楼顶端的时钟并抓住指针，这一幕让人们永远都印象深刻。
在电影放映之前，剧院的经理要求有护士在现场待命。《安全至下》片长70分钟，然而，观众却觉得时间仿佛被冻结了。就如同在维也纳阴影下的奥逊·威尔斯（Orson Welles）和浴室里的珍妮特·利（Janet Leigh）一样，(40)生命都暂时停止了，而这些意象已深深植入人们的脑海。那个男孩高挂在城市上空的时钟上摇摆不定，我们的整个现代世界其实也悬挂在那里。
当电影行业在20世纪20年代晚期引入声音技术时，很少有人敢说默片有一天会成为怀旧或学术研究的对象。在美国这个飞速发展的国家，默片已经没有前途了，已经沦落为没人要的旧玩意儿。如今时代不同了，人们的看法已经改变了，可回到当时，谁会有足够的豪气能把那一大桶一大桶的胶片看成未来的图书馆藏呢，更别说是将它们当作宝库了。
看电影的乐趣之一是逃离现实，不仅是为了能在那几个小时的黑暗里逃离现实，也是为了能永远逃离现实。电影不仅揭示了如何获得自由，也揭示了更美好、更丰富且能获得救赎的未来。
这不是逃离现实，而是逃入现实，当然，逃入的是故事里的现实。早期电影里一再着墨的自由，都是轻如鸿毛的承诺。每当新形式的自由映入视野，比如蒸汽火车、汽车、能带你前往任何城市的飞机，都会令人心驰神往。有一段时间，即便是高楼大厦也能让人感到激动，因为它们看起来马上就要突破天际了。
攀爬大楼的“蜘蛛人”
1896年，威廉·C．斯特罗瑟（William Carey Strother）生于北卡罗来纳州，在人们的记忆中，他从小就喜欢爬高爬低。说得粗浅一点，他简直就像爬墙虎一样。他用比尔·斯特罗瑟（Bill Strother）作为艺名，从爬大树开始，上至教堂尖塔，下至县内法院，爬得越来越远也越来越高，几乎建筑物有多高他就能爬多高。过了没多久，他就成了名副其实的“蜘蛛人”，这也是他成功的因素。早期他可以靠“专业”地攀爬赚到10美元，巅峰时期则可以赚到500美元。
500美元是个诱人的数字，于是，他很快就有了竞争对手——“苍蝇人”。事实上，苍蝇人有两个，有一次，斯特罗瑟和其中一个苍蝇人在同一天攀爬同一栋建筑，最后，斯特罗瑟赢了。
攀爬大楼的致胜关键，是在地面上计划好手脚的每一个动作。和登山者一样，攀爬者必须在“攻顶”之前的几个月就规划好攀爬路线。基础工作准备妥当后，攀爬者还可以在攀爬过程中加入各种花样和把戏，如假装滑落、英勇地向群众挥帽致意、在窗户上耍特技等。斯特罗瑟也进行过一些慈善攀爬活动，如1917年他开始用攀爬为“自由债券”募款，以资助美国参与第一次世界大战。
一直以来，斯特罗瑟的攀爬事业并未遭到阻挠，但他自认为面临着相当大的风险。1918年4月，他如此说道：“这一行非常危险，你攀爬的时候死神也与你同在。我要在3年内赚够钱，然后就可以离开这一行了。”
然而，斯特罗瑟赚的钱从来都不够他离开这一行；或者说，如果不干这一行了，他赚的钱还不够退休的。他试过以卖狗粮和经营旅馆为生，但后来又发现了一件他很感兴趣的工作。唐娜·S．迪克斯（Donna Strother Deekens）在《米勒与罗兹百货公司的真实圣诞老人》（The Real Santa of Miller & Rhoads）一书中重述了这位远亲的故事：他在一年一度的装扮大胡子、穿天鹅绒礼服的工作中找到了新的价值感。米勒与罗兹是一家豪华的百货公司，位于弗吉尼亚州的里士满。20世纪中叶，它让比尔·斯特罗瑟成了全世界收入最高的圣诞老人。为什么斯特罗瑟会如此被看重？因为在他的“圣诞老人节目”中，包括爬进烟囱，小朋友还能看见他梳理自己的大胡子。当他的表演结束后，会有大批群众被吸引进茶馆享用他的“鲁道夫蛋糕”。(41)
1951年时，斯特罗瑟圣诞老人的名声如日中天，他在《星期六晚邮报》（Saturday Evening Post）的专访中说，他非常喜欢见到小朋友，但也依旧对高耸的建筑充满渴望。“当向下看见欢欣鼓舞的群众，你的内心会弥漫着喜悦。那个词是怎么说的？狂喜！对，我狂喜得不得了！”
电影时间，服务于剧情的工具
1896年1月，观众在卢米埃兄弟的电影中初次看见一辆火车迎面而来并惊声尖叫。这确实是早期电影的最佳宣传之作，不是吗？
在电影能好好讲个故事之前，它必须先讲好自己的故事。这个故事涉及时间和空间，如一个男人打喷嚏打了5秒钟、工人们慢吞吞地走出工厂、一对情侣接吻（他们拥抱了差不多20秒，并第一次招来了审查员）、一辆行驶的火车。如果没有时间，那电影还有什么意义？
第一次放映这部火车电影时，观众已经得知了许多有关即将播放的内容的线索。这部电影的名字是《火车进站》（L’arrivée d’un train en gare de La Ciotat），影片开始时火车迎面而来的方式是经过细心安排的——月台上等着火车进站的人都往后退，确保摄影机有完整且清晰的视野。在那之前的半个多世纪以来，火车一直都是法国风景的一大特色，而这次唯一不同的是，火车将出现在巴黎一家咖啡厅黑暗的地下室里。
这部影片被按照导演要求的速度播放——仅仅播放了50秒。它的续作通常被视为史上第一部电影，比这一部稍微长了一点。续作讲的是，位于里昂的卢米埃工厂内的一群工人，在经过了一天的劳碌后下班的事情。值得注意的是，这虽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第一部电影，却可能是第一部欺骗观众的电影——这部电影拍摄了好几次，是在中午拍的，而且拍完后所有工人又回去工作了。
观众之所以会觉得火车电影的片长较短，是因为拍摄者使用了另一项手法，一项电影行业一开始就学会了的手法，即时间加速。如果一部影片令人激动、能吸引观众、前所未见，那么它就会把普通的时间感一扫而空。在这样的意识流动中，所有念头都将不复存在。此外，时间也会玩弄记忆。在人们的回忆中，影片中的画面可能是火车迎面驶来，简直要冲出屏幕。但实际上，那并非制片人的目的，影片的内容也不是那样的——那辆火车只是向人们的侧面驶来，而且现在看起来速度还挺缓慢的，观众完全不会感到威胁感。在影片里，只有不到一半的时间火车是在行进中的，其中还有超过一半的行进时间是在减速行驶的。在影片剩余的时间里，火车只是停在那里发出嘶嘶的声音，接着，画面切换到旅客上下车以及月台上常见的混乱场景。然而，人们很少能想起忙进忙出的站务搬运工，以及走出车厢后一路踉跄像喝醉了一样的男人。
表现变化：调整时间以营造不同效果
默片的产生引起了轰动。(42)第一部屏幕喜剧叫《水浇园丁》（L'Arroseur arrosé），也是由卢米埃兄弟制作的，在1895年上映。片名就已经说完了这部影片的全部剧情，它的剧情幽默风趣，即使是在歌舞剧和英国后来的喜剧电视节目《本尼·希尔秀》（The Benny Hill Show）中，观众也能看到它的影子。影片中，一名男性在用一根很长的水管为一座大花园浇水，在他身后，一个男孩踩在了水管上，切断了供水。园丁没看见男孩，困惑不已地查看水管的喷嘴。就在这一刻，男孩的脚放开了水管，于是园丁全身都被水喷湿，连帽子也被冲走了。他发现了那个男孩，揪住男孩的耳朵，甩了男孩几巴掌，然后继续自己的工作。
这部影片长约45秒，但也有40秒和50秒的版本。在那个年代，电影有多长不过是众人的猜测。一个单本（single-reel）影片的标准长度略短于1 000英尺（约305米），但是可以加速拍摄再减速播映，或者反其道而行。在使用自动马达之前，这一切都仰赖摄影师和放映师在拍摄与放映时转动曲柄的技巧。在如今这个万事万物均已标准化得很完美的世界，如果以每秒16幅的速度播放1 000英尺长的35毫米的默片，需要16.5分钟。然而，我们已经看过太多默片里的人颠颠颤颤地跑来跑去或者漫无目标地晃荡了，而这些不正常的动作都是有原因的。
首先，在加入声音和同步化之前，电影都是用手转动曲柄拍摄并人工放映的，但拍摄速度与放映速度经常不一致。例如，《罗宾汉》（Robin Hood，1922）和《宾虚》（Ben Hur，1925）这两部电影都是以每秒19幅的速度拍摄的，而电影公司要求的放映速度却是每秒22幅；《风流贵族》（Monsieur Beaucaire，1924）的拍摄速度与放映速度分别是每秒18幅和每秒24幅；《将军号》（The General，1926）这部在有声电影即将出现时所制作的电影，拍摄速度和放映速度则都是每秒24幅。如果拍摄的是多本（multi-reel）影片，因为有时拍摄并不会保持同一速度，所以就会为放映师带来更多的问题。一旦出了差错，你可能就会平白将故事延长好几分钟。反过来说，如果一切都弄对了，你就能控制观众的心情。
巴里·索尔特（Barry Salt）在《电影风格与技术》（Film Style and Technology）一书中提到了“表达的变化”（expressive variations），是指放映师依照导演的要求而达成的效果。例如，将窸窸窣窣的舞厅场景或亲吻的场景减速播放，可以表现出浪漫的感觉；一跃上马的动作也可以减速播放，以增加其优雅与沉着的味道。
其他了不起的电影技巧，如梦境的顺序和闪回，也可以在拍摄结束后再来拉长。当身处欧洲最大的电影院线Odeon，在某些关键的时刻，你身后放映室里的人就变成了创意过程的中心，就像电影的导演或电影中的明星一样。(43)
当然，那也是剧院经理充满心机的杰作。1923年，摄影师兼放映师维克托·米尔纳（Victor Milner）在《美国电影摄影师》杂志（American Cinematographer）上写道，在晚上8点忙碌的场次，他得用12分钟的惊人速度放完一部标准长度的单本影片；可到了生意冷清的下午时段，“同样长度的影片却要用慢到不行的速度放映，以至于莫里斯·科斯特洛（Maurice Costello）(44)像是要演到天荒地老一样”。放映师每天都会接到这样的指示。剧院里越是爆满，外面排队的人就越是拥挤不堪，放映师的速度也就得越快，当然，观众阅读字幕卡的速度也得急起直追。
我们也是以这种方式放映着自己的人生，其中或许有艺术方面的原因：身处在这个令人激动的时代，人类表现得越有活力，就越会有更加清晰和果断的样貌。
屏幕上一辆火车迎面驶来，这是由一台固定式摄影机一次拍摄而成的，完全没有剪辑，这多么像真实的人生啊。从此以后，影片中的人生帮助人们遁入了理想的人生。电影历史学家沃尔特·克尔（Walter Kerr）指出：
在《摩登时代》中，拍摄的速度使卓别林看起来如同在脚底下放了弹簧，而且手肘就像一把松开的折叠刀。只要按照制片人想要的速度放映，就能让整部电影看起来有这种感觉。
卓别林之所以是卓别林，不仅在于他能撰写并利用摄影重现自己的故事，也在于摄影师和放映师能为他的每一个动作增添活力，并且对喜剧时间的掌握臻于完美。
有了声音和机械化之后，一切都不一样了。直到这一刻，才有可能在海报和宣传资料上写清片长。
07
手表，让人以数字化方式紧密相连
“你办得到的，”2015年夏天，在靠近瑞士和德国边境的一个中世纪小镇上，一个灯火通明的房间里，一位过于自信的男性这样对我说，“我敢保证，你能靠自己完成这个的可能性有99.98%。”
我面前的矮桌上有一盒工具：里面有一支附有弯曲金属线的放大镜，可以把它挂在头上，让我看起来像个邪恶的天才；有一个“镊子”，比我用来整理邮票的那种更沉重也更尖锐；有一个螺丝起子，它的头又细又小，都快看不见了；有一根小木棒，顶端有人造麂皮；有一支粉红色的塑料签，和牙签差不多大；有一个分成好几格的蓝色塑料托盘，长得很像外带咖啡的盖子。具体的指示是这样的：“万一有什么东西不见了或掉到地上了，那就不必找了，因为在这地板上很难找到东西。”“千万不可以用手指碰触机芯，否则这只表就报废了。”
没错，我要做的事就是组装一只手表。我要取下螺丝、夹板、齿轮，把整副机芯拆解开，再试着靠我的记忆、巧手以及指导员克里斯琴·布雷塞尔（Christian Bresser）将它重新组装起来。“无论在什么时候看到金色的发条，拜托都不要把它取出来。”布雷塞尔指向我面前的银色盘子里的一个小零件，继续说：“我的一位同事曾经不小心松开了这个齿轮，当时那个齿轮正是在力量最强的时候，直接就射到他的眼睛，把他弄瞎了。所以，你一定要随时提高警惕。”
在机械表变得很复杂之前，制作手表有一套相当标准化的程序，几乎所有手表都是根据同样的原理制造的。也就是由一个螺旋式的主发条驱动一组齿轮，再利用齿轮使摆轮以每秒若干次的频率振荡，而振荡的情况则由另一组被称为擒纵机构的齿轮调节。就是这样的机构，使手表的指针以稳定的速度移动固定的距离。
不过，我面前这张桌子上的，当然是比那复杂的手表。它代表了钟表学150年的历史，代表了这门既优雅又错综复杂的艺术，一名熟练的钟表匠得花上10年的光阴才能获得制作这只手表的资格——那可是不断眯着眼细细检视且掺杂着汗水和咒骂的10年，而我，只有50分钟。
为什么一只手表价值数百万元
万国表（IWC）的总部位于瑞士莱茵河畔的沙夫豪森，距离苏黎世北部只有大约40分钟的车程。这家公司成立于19世纪60年代晚期，自此便成为力量、运输与灵感的源泉。近150年来，万国表已经为眼光独到且忠心耿耿的客户制作出了无数精巧又昂贵的手表。它如今的产品，可不是一个菜鸟能在区区50分钟的时间内组装得出来的。比如说，葡萄牙系列三问报时腕表（Portugieser Minute Repeater）有46小时的动力储备、铍青铜合金摆轮以及滑杆控制，每小时、每刻和每分钟都能以两件式的响铃组悦耳地报时（这组机构本身就包括大约250个零件），再加上白金表壳与鳄鱼皮表带，一只售价81 900英镑。
典雅的柏涛菲诺（Portofino）系列中有一款女士专用表，含有中型自动月相并带有18克拉红金与66颗钻石的表壳，珍珠母贝表盘上还有另外的12颗钻石——表盘下方悬浮着一个圆环，可以显示地球行经天际时的移动状态，它的零售价是29 250英镑。
再来看一款工程师恒定动力陀飞轮腕表（Ingenieur Constant-Force Tourbillon），它标榜摆轮的振频一致，因而具有近乎完美的精准性。它有96小时的动力储备，可显示北半球与南半球的双重月相，表盘上还有到下次满月的倒数计时，表壳为白金与陶瓷，售价205 000英镑。
最后再来看一款大型飞行员系列腕表（Big Pilot’s Watch），它让万国表公司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声名远播。这款表的表盘巨大而又简单，配以即便是戴着飞行员手套也能方便操作的巨大把头。它的内层表壳具有磁场防护功能，能保护手表不受气压突然下降的影响。1940年，这款表首度被制作出来，如今新款的建议售价为11 250英镑。有趣的是，因为身为瑞士人，且对钞票与中立同样感兴趣，所以万国表公司制造的飞行员系列腕表既卖给英国皇家空军，也卖给德国空军，并且双方对这款手表都非常感激，因为它能帮他们调校出最佳的方式，以对彼此进行轰炸。1944年4月，由于一次导航失误，沙夫豪森遭到了美军的轰炸。这个小镇损失严重，有45人丧生，不过，击中万国表公司的炸弹只是穿透了屋顶，并未引爆。
以上这些手表都让人怦然心动。它们最大的吸引力在于，无一是华而不实或霸气外露的，不像钟表市场上很多其他的高档产品一样，只知道一味地仿效瑞士军刀。如果你想彰显自己的财力，那么只要戴上一只万国表，就既不会显得张扬也不会让人感到反感。万国表公司一直坚持为纯粹主义者制造手表并以此为傲，而这或许可以解释为什么这家公司不像它的某些竞争对手一样出名，占据瑞士高端制表业的中上等级地位。确实，万国表的地位没有百达翡丽和宝玑高，但也已高到可以建立自己的博物馆了。可想而知，这家博物馆所诉说的故事充满了辉煌的创新与成长。例如：
?1875年，他们在一座修道院的果园建立了现在的工厂；
?1915年，首次推出腕表系列；
?1950年，推出第一组自动上发条机构；
?1967年，推出第一只自动潜水表，能抗压力2 000千帕；
?1980年，推出全球第一只钛金属外壳的手表，设计者是F. A．波尔舍（F. A. Porsche）。
万国表公司没有一个人愿意告诉我他们有史以来一共制作了多少只手表，即便是粗略估计的也不愿意，甚至就连去年制作了多少只都不说。自2000年以来，他们对这类问题越来越敏感。也就是在那一年，万国表公司以28亿瑞士法郎的价格成为奢侈品公司历峰集团（Richemont）的一部分，而历峰旗下还有万宝龙、登喜路、积家、江诗丹顿和卡地亚等精品名牌。不过，万国表公司在导览中提供了许多其他的统计数字，用来引起访客的兴趣。例如，一只葡萄牙系列超卓复杂型腕表（Portugieser Grande Complications）由659个零件构成，比人体骨骼的数量还要多453件。(45)在游览的过程中，我们还要穿着白色的外套和蓝色的鞋套，并在密封气穴的接待室待一会儿，以尽量减少实验室里的灰尘。有一张告示牌的内容是这样的：
此批展示品均为复杂且精密的机械表。导览员非常乐意为您示范这些手表的功能，请勿自行操作。感谢您的谅解并祝您玩儿得开心！
沿路我看到有些人正在组装没那么复杂的手表，他们身旁放着操作手册，一层又一层地组装着。他们都是经过了几个星期的培训后被录用的产品线员工，不同于熟练的工匠。要知道，在这里“手表组装”与“手表制作”是有细致的区分的。手表组装主要是将已经在别的地方组装好的大零件组装起来，这通常是由其他公司生产，再成箱运送过来接受组装。这就像制造汽车或其他复杂的产品一样，尽管很复杂，但仅靠记性就能做好。手表制作则是一门艺术，得花好几年的时间才能学会。它不仅需要钢铁般的耐性与专注、对机械学的深刻认识，还需要实用的灵感。毕竟，画画谁都会，却只有极少数人能画得像塞尚和莫奈一样。
接下来，我看到了钻孔、研磨和抛光的机器，许多成捆的条板以及万国表品牌大使的照片，如影星凯文·史派西（Kevin Spacey）和赛车手刘易斯·汉密尔顿（Lewis Hamilton）。这些都是刻意呈现的内容，用以展示万国表公司参与过的高尚的事业和迷人的活动，如赞助法国弱势儿童的教育、纽约翠贝卡电影节、英国伦敦电影节以及加拉帕戈斯群岛的巨鬣蜥保护活动等。
最后，我抵达了葡萄牙系列超卓复杂型腕表的实验室，这是产生Sidérale Scafusia腕表的地方。它在绘图桌上酝酿了10年，是万国表公司有史以来最精致的手表。它不仅仅是恒定动力陀飞轮腕表，也不仅仅具有96小时动力储备的功能，它还是一个恒星时间显示器，与太阳时间每天相差不到4分钟。它能帮助佩戴者“每天在同一位置找到相同的星球”——表底有一幅天体图，描绘了数百个星球的位置。天体图的内容，在制作时可以根据客户在宇宙间的个人位置进行校准。这款手表能让你同时感到不可一世的高傲以及如沧海一粟般的渺小，外加一张50万英镑的账单。
德国人罗穆卢斯·拉杜（Romulus Radu）是完成这项壮举的功臣之一。拉杜已经47岁了，他将自己的一生都奉献给了万国表。他工作的时候会将眼睛与桌子的高度完全对齐，我们第一次见面时，他看起来开心得像个孩子。他说，他得随时挺直腰杆和肩膀，“否则就会像在餐桌上工作了8个小时一样”。他有3根手指戴了粉红色的塑料薄套，来增大抓握的力道。他也制作万年历，让手表可以显示日、月、年，并且可以持续577.5年。我问他，577.5年后会发生什么？他的答案果然一如意料中的荒谬——公元2593年，手表对日期的显示必须修正1日，“当地的万国表精品店可以为你效劳”。
“并不是每一双手都适合这份工作。”这是我在拉杜制作陀飞轮的底座时观察到的。我认为他的心理素质一定特别强，所以才能胜任现在的工作。
“没错。”
我说：“因为要是让我来做，我一定会发疯的。”
“有时候我也会抓狂，但还好只是有时候。”
我看着他面前的各种零件和整盘的螺丝起子，即使是最厚的也比婴儿的指甲薄。我很好奇，他能全神贯注地连续工作多久，并且不会想把所有东西都扔到窗外。
他说：“人人都有工作不顺心的时候，但我通常能在一个零件上连续工作两三个小时，然后才需要休息。”
休息是指去喝杯咖啡吗？
“我会在早晨喝一杯咖啡，然后在午餐时再喝一杯意大利浓缩咖啡。我可不能大意。”
我看着拉杜的工作，突然找到了买一只根本用不到的手表的最佳理由——因为它是大师的杰作。早在一个多世纪以前，人们就已经简化并掌握了时间，因此，瑞士、德国、法国以及直到20世纪50年代的英国的钟表大师有了充足的时间来对钟表进行调整。于是，他们把东西变得越来越复杂了。
机械手表与智能手表之战
1873年5月，美国杂志《钟表师与珠宝师》（Watchmaker and Jeweller）刊登了一则广告，宣布一家公司成立，而它的目标“是将美国优异的结构系统和瑞士技术精湛的手工结合在一起”。至此，在5年前成立的万国表公司终于开始营业了。这则广告中呈现了一家宏伟的工厂（其实尚未盖成），并且保证这家公司制作的手表“最不可能出现故障”。一开始，这家公司推出的产品是连接细链或胸针的精致怀表，一共有17个款式，同时，他们也以这款怀表不需要发条键、以柄轴上链的系统为傲。此外，这些产品的价格“不受竞争的影响”。
万国表公司的创始人是佛罗伦汀·A．琼斯（Florentine Ariosto Jones）。在美国南北战争之前，他是波士顿的一位钟表匠，南北战争结束后不久，他搬到了欧洲。那时，琼斯正值二十来岁的年纪，他发现了一个机会，也就是把先进的工业技术应用到日内瓦与洛桑的钟表大师那种家庭式的专业技艺上。不同于钟表大师每次都是从零开始制作手表，他的想法是以基本模型为准，生产能互用和更换的零件。在这种做法下，可以利用研磨机制作螺丝和擒纵轮，再引进工作台从事表壳装饰工作。这些美国人，也就是琼斯和他的助理查尔斯·基德尔（Charles Kidder），负责带动产品线，瑞士人则负责提供一种他们至今都以之闻名的东西——加工学校。
琼斯兴致勃勃，却总是遇到不满和阻挠，因为瑞士当地那些说法语的熟练的钟表师一点都不乐意中断既有的工作方式。毕竟，从400年前最早的钟表制造开始，这套做法一直都运行得很顺畅。后来，琼斯在瑞士北方受到了说德语的当地人的热情欢迎，沙夫豪森的居民尤其喜爱这个有100个新工作机会的前景。
然而，万国表公司一开始的产量简直让人泄气。琼斯告诉债权人，公司每年可以生产10 000只手表，可直到1874年，总共才售出了6 000只。瑞士银行的股东解除了琼斯的管理职位，在公司成立9年后，他被送回了波士顿。不过，他对钟表制作和工程的开发并未中断，直到70多岁时因贫困而去世。时至今日，在万国表宁静的博物馆以及其中一间会议室里，他的名字仍萦绕不散。也就是在这间会议室里，我所拥有的手表生产方面的专业知识得到了发挥。
在莱茵河畔的万国表公司，他们愿意让一个彻头彻尾的菜鸟在这里自取其辱地组装手表，其中一个原因就是要让你知道，为什么一只定价205 000英镑的手表值205 000英镑。换句话说，就是要让你知道，一位大师级的钟表师对技术的精通程度是普通人无法想象的。当然，他们不是让我拆解顶级的产品，在我面前的桌子上的，是一只手动上链的98200机芯系列腕表（Calibre98200）。表盘直径37.8毫米，是万国表尺寸最大的产品，专供制表课程使用。我的任务是拆下17个零件再重新装回去，不过，这样仍然不能达到可让手表正常运行的地步，因为它没有指针，也缺少全套动力轮系。但是，至少已经有一些大小齿轮相连在一起，可以经由细杆和表冠操纵。我的任务是在50分钟内完成它，而这只手表的构造是完全针对“傻瓜”的。“我们握螺丝起子的方式有两种，分别是正确的方式和错误的方式。”我的指导员这样幽默风趣地说，他大概已经这样说过千百次了吧。
为了拆解和重组，我不停地把表盘和表底翻来覆去。在这个过程中，我认为容易的部分是旋紧夹板的步骤，正是夹板单元使不同层次以及复杂的零件得以维持在固定的位置。分针齿轮下方的主发条被一个边缘呈齿轮状的发条盒包覆着，要将这个发条盒插入并对齐0.15毫米长的枢轴和宝石，则是一项相当棘手的工作。我使用的是经过合成设计的红宝石，这些低摩擦力的宝石轴承被用在齿轮系和防震机构上，并且一向是手表质量的标志。手表里面的红宝石越多，它的机芯就越准确、耐用、安全。如果没有额外的复杂功能，一只传统的机械手表会装满17颗宝石；但是，万国表中层次繁复的精品可能会要求装入62颗。值得注意的是，复杂功能指的是手表里对报时来说完全多余的所有功能，如显示月相的功能。
要把东西做得非常小往往是极为昂贵的，至少在建立原型和最后的人工检核阶段是这样的。在手表行业，对细致零件精准性的要求是其成本高昂的原因之一。例如，即使是最小的螺丝，成本也要8瑞士法郎。再来是强大的续航能力和几乎不用润滑、保养的特点，这也是人们赞赏一款手表的一个原因。不过，最重要的原因是与人有关的老生常谈，那就是代代相传的智慧。正是因为有了智能，原本只是金属与石头的无生命的组合，才能发挥功能并散发出极致之美。布雷塞尔告诉我：“我知道这样说非常不恰当，然而，这真的是上帝创造的精品或者弗兰肯斯坦手下的杰作——穿着白色大褂的你正在创造生命。”(46)我也在尝试做一件类似的工作，而且已经做到了一半。我正在用镊子拧螺丝，布雷塞尔又说：“要是你把它弄丢了，我不会揍你的，因为你不是真的钟表匠。”
正当我尽力不让螺丝掉到地板上时，我想到了一项新的挑战，人人都可以尝试：请试着讲出一位还健在的钟表大师的名字。你慢慢来也没关系，因为若非圈内人，很少有人说得出来——这一行的人向来甘于保持默默无闻的状态。(47)然而，这些人（几乎清一色都是男性）当然值得人们注意，如43岁的克里斯琴·布雷塞尔。
布雷塞尔说，他曾经想过当战斗机飞行员。当他还是个男孩时，他最大的爱好就是组合玩具模型。快30岁的时候，他在德国一家银楼当学徒，而在此之前，他对于钟表师的工作并不感兴趣。“我知道这么说很情绪化，但真的，有一些我早期组装的手表，我是把它们当自己的孩子看待的。”2000年，他去过瑞士的好几家钟表公司求职，包括劳力士、欧米茄和真力时（Zenith）。他发现这些“金光闪闪”的公司少了他在万国表公司体验到的那种小家庭气氛——当时万国表公司的员工约有500人，如今已超过1 000名了。他在面试时被要求完成的任务之一听起来有点熟悉：将一只手表拆开再重组。不同的是，他要应付的零件更为细致；而且机芯里隐藏着一个错误，他必须找得出来。
“一开始，我对钟表行业的认识就跟10岁小孩一样。”如今，布雷塞尔的才华横跨万年历和双时区手表的制作以及教育推广。他定期主持钟表制作的基础课程，而这项活动是兼具销售与钟表学教学功能的：菜鸟访客们完成简单的制作手表的过程后感觉良好，对小齿轮和枢轴的了解也更多，当然，这不到1个小时的时间也会引导你走向礼品店里闪闪发亮的廉价小饰品。
礼品店就设在博物馆旁边，而它和博物馆都在显示：万国表公司在实务运作上仍然走在近150年前所奠定的轨道上，也就是以机械化产品线的效率结合加工线一丝不苟的精良技艺。然而，尽管博物馆有这么多别出心裁的展示，却并未完整地呈现万国表的故事，以及它历经重重困难之后所传递出来的不朽的信念。这家公司挺过了诸多挑战和波动。例如，手表的流行趋势和货币市场的变动、不断变化的劳动力需求和工作实务、与瑞士其他三百多家钟表商以及仿冒品之间激烈且精彩的竞争。如今已经到了21世纪的第二个10年，万国表面临着一场全新形态的竞争。令人意外的是，这场竞争来自一家计算机公司。
来自美国加州丘珀蒂诺，也就是苹果公司总部所在地的沉重气氛不仅笼罩在沙夫豪森的上空，瑞士的其他地方也难以置身事外。然而，Apple Watch威胁到的并非单一的产品。呈现在人们面前的远景，是彻底的数字化连接，人们凭借触控，通过智能手机、智能手表或者好用的小芯片，就能掌握生活中大大小小的事。它的挑战在于，人们准备在多大程度上以及多快地控制生活中的一切。如今谁都没有答案。不过，瑞士没有人承担得起忽视这项挑战的代价，就像他们不敢忽视石英的冲击一样。
石英是以低价的方式做相同的事，而智能手表的影响与此不同。智能手表同时具有非常多的功能，报时毫无疑问是最不重要的一项。2015年，很多人开始佩戴Apple Watch，有些人却感到很失望，因为能用它做的事似乎没有iPhone那么多，只不过它的尺寸小得多。它和手机一样，会通知你有来电和电子邮件，也可以储存文件、买单以及监督你的健身运动情况。当它的消光黑表盘启动屏幕保护程序，对有些钞票多于理智的人来说，光是那美丽的蝴蝶振翅就足以让他们乖乖掏钱了。但在其他人眼中，尤其是在机械手表的制表业从业人员眼中，蝴蝶意味着混沌，Apple Watch以及此类的产品可能是代表末日的符号。直到2014年年中，对于Apple Watch以及此类的产品，瑞士人的态度要么是沉默，要么就是不屑一顾，几乎没有人承认这是个复杂的情况。但是，如今情势已经有所不同了，尤其是在优秀的老师傅逐渐凋零的情况下。
万国表数字化的第一步是推了一款被称为IWC Connect的设备，它不是手表而是表带，一开始是飞行员系列表款专用的。它附有一个大型按钮，压下并旋转按钮即可连接到你的手机、应用软件、保健功能及电子邮件通知。这项装置是向微处理器颔首致意，却让人感到很窘迫。它是传统高级钟表的对立面和死对头，它在表带上的位置则代表了瑞士人拥抱先进数字技术的方式，即同时与数字技术的粗俗和威胁保持距离。在可预见的将来，万国表不会提供MP3播放或摄像功能，更不可能一年升级两次操作系统。他们喜欢以优雅的机械风格滴滴答答地计时，静候风暴早日平息——但愿它会平息。
为什么瑞士人能主宰手表行业
钟表业不是瑞士人建立的，可这个低调的内陆国家是如何在钟表业获得主宰地位的呢？它是如何从掌握乳制品生产技术一跃成为同时掌握乳制品和微型精密机械生产技术的？很多瑞士表走得还没有只卖10英镑的杂牌表准，却动辄要价几十万瑞士法郎，瑞士人是如何做到这一点的？2014年，瑞士出口了2 900万只手表，仅占全球手表总销售量的1.7%，却占了总销售额的58%，这种事是如何发生的？
瑞士手表行业的发展
1953年，欧仁·雅凯（Eugène Jaquet）和艾尔弗雷德·沙皮伊（Alfred Chapuis）出版了权威巨著《瑞士表的技术与历史》（Technique and History of the Swiss Watch），但他们对手表起源问题的讨论略有些含糊不清。第一批手表大约出现在1510年，一开始是在德国、荷兰、法国和意大利登场。起初，手表的表盘是圆形的，然后变成了椭圆形。几十年后，日内瓦发展起小规模的手表交易，而这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受雇为金匠的工匠。这些金匠做的是精雕细琢以及制作珐琅制品的工作，他们非常擅于使用繁复的镌刻工具，而这使他们能将注意力转移到微型机械上。雅凯和沙皮伊找到的记录显示，16世纪时，日内瓦共有176名金匠，并且几乎可以断定，来自法国的胡格诺教派（Huguenot）的难民对新兴的制表技术大有帮助。
最早期的手表需要特定的膨松度，因为表内有一个锥形的滑轮机构，被称为均力圆锥轮，能够以最均匀的方式传递上链后的动力，而不是在循环一开始时全力运转，到了结束时则软弱无力。大约在17世纪中叶，荷兰数学家克里斯蒂安·惠更斯（Christiaan Huygens）和英国哲学家兼科学家罗伯特·胡克（Robert Hooke）分别独立开发出了摆轮游丝，使动力控制得到大幅改善，进而增加了手表的准确性。在此之前，最早期的手表只敢指示小时，因为说到准确性，就连日晷都能让它相形见绌。分针也是惠更斯开发的，直到1670年左右才被英国的钟表匠丹尼尔·夸里（Daniel Quare）首次应用。
瑞士出口手表的第一个迹象是在1632年。当时，来自法国布卢瓦的皮埃尔·库佩二世（Pierre Cuper II）旅行到日内瓦，委托安托万·阿洛（Anthoine Arlaud）制造36只手表，并要求他必须在一年内交货。其他手表制作并出口的订单是阿洛的儿子亚伯拉罕和数年后来自君士坦丁堡的让-安托万·舒当（Jean-Anthoine Choudens）完成的。这些迹象显示，瑞士已经奠定了品质卓越和装饰高级的名声——日内瓦人同时也是制作珐琅表壳的大师。
到了17世纪90年代，瑞士的巴塞尔、伯尔尼、苏黎世、洛桑、罗勒、穆东、温特图尔与沙夫豪森等地均有钟表匠，纳沙泰尔也成了一个著名的钟表匠中心，收容来自欧洲其他地区的逃避宗教迫害的熟练工匠。纳沙泰尔还成立了一所制表学校，它很可能是欧洲首例。这所学校招收十几岁的学生作为学徒，并且非常重视制表业的基础设施对全州乃至全国的重要性。然而，宣称自己是第一座钟表城市的是汝拉州的拉讷沃维尔，当地的主要产业是酿酒与生产怀表。
以上仍不足以说明为什么是瑞士获得了如此卓绝的名声，德国、法国等却都与之无缘。而以上史实之所以无法解释瑞士的成就，是因为它的旷世盛名主要是在20世纪形成的。在那之前，还有些其他的国家也同样突出。例如，巴黎有宝玑、卡地亚和厉溥（Lip），德国有朗格（A. Lange & S?hne）和许多小型公司，他们均生产珍贵的手表并建立了良好的声誉。而英国，在17世纪和18世纪，它甚至可以合理地宣称自己是时钟与制表的创新、发明中心，这里有很多重要的匠师，如爱德华·伊斯特（Edward East）、威廉·克莱（William Clay）、托马斯·马奇（Thomas Mudge）、约翰·哈里森（John Harrison）、理查德·鲍恩（Richard Bowen）、理查德·汤利（Richard Towneley）、弗洛德夏姆（Frodsham）家族、托马斯·汤皮恩（Thomas Tompion）以及史密斯父子（Smith & Sons）(48)。这些姓名早已被淡忘了，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英国人投资不足的习性，二是这个国家曾经在许多重要的方面引领世界风潮，于是丝毫不以为意地忽视了这些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