瑞士人仍旧稳定地向前走着：偶尔收购欧洲其他地方的顶级公司，因19世纪中叶的自由贸易运动而受益，也建立了贸易机构和认证目标，提升了钟表业在质量和诚信方面的声望。19世纪，工厂的工作内容扩展到机械制造，妥善利用了当时新开发出来的擒纵机构与陀飞轮。(49)手表的外形日益向扁平发展，怀表进而演变成腕表。尤其是在骑马的时候，腕表特别方便、好用。同时，瑞士人也充分利用了上链技术的发展，采用早期的柄轴，也就是我们如今所知的表冠，取代以往用发条键上链的做法。这一切进步对出口贸易来说都是举足轻重的。到了1870年，瑞士的制表产业已经聘用了34 000多人，每年生产的手表多达130万只。
接着，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了。由于瑞士保持中立，因而瑞士的钟表商得以繁荣发展。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万国表公司并非唯一同时为交战双方制造手表的公司。
在工作台上，平心静气有助于专注。然而，只靠平心静气并不足以解释浪琴表或雅典表的优雅脱俗，如同它也解释不了布谷鸟钟一样——当然了，布谷鸟钟是没办法解释的。奥逊·威尔斯在《第三人》（The Third Man）中饰演哈里·莱姆，他有一段令人印象深刻的演讲，而它之所以引人入胜，是因为它根本就不正确：
有个家伙这样说过：“在波吉亚家族统治的30年里，意大利经历了战争、恐怖、谋杀和血腥，然而也孕育了米开朗琪罗、达·芬奇和文艺复兴。在瑞士呢？他们有手足之情，有500年的民主与和平，但是他们创造了什么？布谷鸟钟！”
这部电影的剧本中有些台词并不是编剧格雷厄姆·格林（Graham Greene）所写的，这段话正是其中之一，而且说得也不对——布谷鸟钟是由德国人最先制作出来的，而德国并没有享受过500年的民主或和平。
如今，瑞士已经立法对造就了瑞士表的质量进行了分类，并进行严格的监管。而且，瑞士表上的产地说明一向写的都是“Swiss made”（瑞士制造）或只有“Swiss”（瑞士）一个词，而非“Made in Switzerland”（于瑞士制造），这个传统可追溯到1890年。每只手表都必须符合若干严格的标准才算合格，或者套用瑞士钟表工业联合会（Fédération de l’industrie horlogère suisse FH）的说法，所有手表都必须遵守“瑞士制造所规定的新要求”。上面所说的质量分类，也是源自瑞士钟表工业联合会。为了能够被归类为“瑞士制造”，手表必须符合以下几点：
1.使用瑞士机芯；
2.搭配机芯使用的表壳是在瑞士境内制造的；
3.在瑞士境内接受检验和认证。
为了能够被归类为使用了瑞士机芯，手表必须符合以下几点：
1.在瑞士境内组装机芯；
2.在瑞士境内检验和认证机芯；
3.至少60%的零件具有“瑞士价值”（1971年，法律规定的比例是50%）。
瑞士的政策对钟表匠人的影响
想知道瑞士表有多么卓越、名声有多么高，最好的方法是到瑞士以外的地方审视，比如澳大利亚。这里有一个叫尼克·夏珂（Nick Hacko）的人，他一直想做出一只手表，能像日内瓦或沙夫豪森出产的一样既坚固又可靠。他在悉尼完成组装，然后以比较低的价格出售，也没有大肆宣传。这是一项很难实现的壮举。
夏珂体格健壮却性情温和，他不仅是一位钟表匠，也是一位维修师和经销商。他算过，他已经卖出了9 500多只瑞士表，修过17 000多只。他身兼多种角色，最近却开始对瑞士人又爱又恨。2014年2月中旬，当我走进他的办公室，他看到我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塞给我一件黑色的T恤，上面印着密密麻麻且十分醒目的文字，使用的字体是随处可见的瑞士Helvetica。与其说这件T恤是一件衣服，不如说它是一份传单。如果在派对上看到有人穿这样的衣服，你大概会立刻脚底抹油，有多远闪多远。其中，有一部分文字是这样写的：
这是另一种企业垄断，迫使独立贸易商退出这一行……瑞士的各大钟表品牌正在积极运作，以确保所有维修都是由他们的工作室并且遵照他们的条款进行的。请支持我们的活动：签署请愿书，拯救时间。
“来吧，拿两件！”夏珂一边说，一边又递给我一件T恤。一件是M号，一件是L号。“这两个尺码应该有一个是适合你的。”他说。
英语并不是夏珂的母语，他是南斯拉夫人，20世纪60年代出生于一个修表匠家庭，12岁就开始为自己的表做维修。1991年南斯拉夫爆发内战，不久之后他就离开了。他先是搬到德国，1994年又搬到了澳大利亚，那时他31岁，身上只有最基本的修表工具和2万澳币。他用这笔钱的大部分买了债券，从而保障他第一家店的运营。他回忆道：“我非常努力地工作，差不多花了10年的时间才建立起我的声誉。”
夏珂现在的店看起来像个办公室，位于4楼，有几个房间。这个店面位于悉尼的卡斯尔雷街（Castlereagh Street），这条街就相当于伦敦名店聚集的摄政街。店的正下方是几个产品陈列室，卖迪奥、卡地亚、劳力士和欧米茄等名表，但夏珂对那些会被这种华丽商品支配的人很不屑。他说：“修表匠看事情的方式总是由内而外的，但大多数收藏家只在乎外表，他们只喜欢名牌。”
在这个处处与他唱反调的钟表世界，在这个沉默且孤僻的舞台，夏珂特别引人注目。他发布的免费的新闻简报有10 000名订阅者，另外还有300名用户付费订阅了更专业的内容。他形容自己这类人“知道自己永远都是对的，是个话很多、牢骚更多的钟表匠，但是痛恨浪费时间的人”。
夏珂的办公室有一侧是一整面墙的带玻璃门的柜子，柜子里有一些精美的物品在闪闪发光。但是，访客的目光通常会被拉到更靠近入口处的一个坚实的柜子上，里面是一整排为手表上链的机器。这些机器缓慢地前后移动着，模仿手臂的日常动作。他解释说：“这些表可不是给懒人戴的，如果你收集了很多自动表，而它们上链的方式是佩戴在手腕上，那你就需要给它们动力，才能让它们保持旋转。这也是一个炫耀的好方法。”
夏珂正在制作的手表叫Rebelde，这个词在西班牙语中是“造反者”的意思。这是一款手动表，有大型表冠，表盘直径42毫米，用手术刀品质的精钢制造，表身沉重。它还有一个吸睛的表盘，是很少见的由罗马数字与阿拉伯数字共同组成的。夏珂亲自设计并定做了所有组件，但这只手表只是一个简单的产品，它“不是要发展成一个品牌，不是为了展示制表师的能力，甚至不是为了满足人们对机械表的需求。它的诞生，纯粹是为了生计”。
夏珂告诉我：
重点在于，鬼才知道制表业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但是，我们知道钟表是在什么时候开始跑到瑞士量产，又是在什么时候开始跑到美国平价量产的。然后，日本人就制造出了了不起的玩意儿。可是，最近发生的事更清楚地显示了——瑞士人是关起门来做生意的。
夏珂提到T恤上的主张，并且特别指出了无法取得备用零件这一点。
最恶劣的是，他们不承认自己为什么要这样做。他们贪得无厌，但不会告诉你“这是在保护我们的生意”，他们不相信瑞士以外的钟表匠能把表修好。然而，就是这一批修表匠，才让瑞士的钟表业保持了上百年的活力！
夏珂说，瑞士的政策已经导致很多技术熟练的表匠生计艰难了，而他制造的手表是对这种排挤的示威和抗议。他在博客分享每一个制作阶段的绘图，希望能通过这种方式启发下一代钟表匠。我们见面之后半年左右，他的手表已经准备上市了，价格从2 500澳币（不锈钢）到13 900澳币（玫瑰金）不等。
夏珂对钟表的热情偶尔也会走到濒临窒息的境地。他提到自己的妻子对他的钟表经感到乏味，也提到整天坐着导致他长期患有痔疮，不过，他的执着也赢得了大量的支持者。有一天，他疑惑是不是有可能把一只手表（同一只手表）寄到地球上的每一个国家，结果，他的电子邮件新闻简报的订阅者承诺了要协助他实现这一点。这里提到的手表是一只迪沃斯（Davosa）手表，迪沃斯是来自汝拉州的一个瑞士品牌，创立于19世纪60年代。
这只手表必须在几百个地方被戴着行动，包括在太平洋上的小不点、基里巴斯，当然也包括两极地区。理想的情况下应该有证据可以证明，如当地的报纸或者以地标为背景的照片。若手表遗失了，或者因为其他原因而未能回到夏珂手中，这个挑战就宣告结束。
夏珂有信心取得成功，只不过估计需要5～12年的时间才能完成。“没错，我们正处在这段长途旅行之中！”我写这本书的时候，那只手表已经到过菲律宾、马来西亚、新加坡、印度、巴基斯坦、克罗地亚、黑山、斯洛文尼亚、西伯利亚以及波西尼亚。它已经在瑞士落地又起飞了。
可能会带来世界末日的关键1秒
参观过位于沙夫豪森的万国表公司之后，我坐在苏黎世机场的候机厅，被万国表巨大的灯箱广告包围，广告想表达的是万国表极具高度和深度的男子气概。很快，我就会把手表的时间往回调一个小时，不过飞往伦敦希思罗机场的航班晚点了，出境显示屏上写着“请在候机厅等候”。
差不多过了30分钟，显示屏的内容还是没有变，只不过现在瑞士国内的其他航班也晚点了。然后，是所有瑞士的航班都被取消了。我们到柜台询问，但只是被告知要等通知。于是，大家都开始用手机查找其他航空公司的航班。那时大约是傍晚7点，还没飞的航班不多了。接着，有广播要我们前往另一航厦的转机柜台，于是大约有上百人都跑了起来，其中有些人肯定已经好久都没跑过步了。后来，我们得知是飞机上的电脑出了一些技术方面的问题，但没人知道怎么会突然所有飞机都发生了故障。排在队伍前面的几个人被转到了英国航空的航班，我们其他人则是拿到了市区饭店的抵用券。我们奔向出租车，赶在其他同行旅客的前面抢到最佳西部酒店（Best Western）的空房，然后用餐券在酒店吃了一顿难以下咽的饭。
第二天早上6点半，我们再次集合，搭乘小巴到机场，可是几个较早的航班再次全部被取消了。有一位旅客试着平静地面对这些状况，我则在思考这令人啼笑皆非的一切：说到对时间的完美掌握，瑞士可以称得上全世界的鼻祖。可现在，看看机场里几乎遍及每个角落的店面，还有人们被耽误了的生活，这些时间都被浪费了。然而，不久之后的发展更让人抓狂到不行。那天上午10点左右的那趟航班确定可以出发，显然，那个深不可测的电脑问题已经被摆平了。不过，难免还是有人会自问是否要搭乘第一趟航班，毕竟，所有人都知道在升级手机操作系统时遇到了程序错误该怎么办。接下来，出境柜台的一位女士告诉了我们航班晚点的原因——闰秒。
当天的前一天是6月30日。地球每自转三四年就会与我们的原子计时，即世界协调时间（Coordinated Universal Time，UTC）(50)不同步，因而需要对我们的时间进行调整。(51)原子钟的准确性可达每1 400 000年误差1秒。以原子钟衡量的话，普通的一天有86 400秒。但地球自转受月球引力影响，会非常规律地减慢。根据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科学家的推算，一个太阳日的平均时间是86 400.002秒。如果没能修正这个异常现象，那么几十万年之后，人们就会发现太阳是在时钟上的中午时间下山的。想要修正这个问题，通常的做法是在12月31日加入额外的1秒，并且顺便发出警告，提醒人们这1秒可能会带来世界末日。人们越是以数字化的方式紧密相连，这一校正行为对人们的影响就越深远。例如，上一次加入闰秒是在2012年，澳大利亚航空公司因此停飞了400架班机，以解决电脑网络失去计算能力的故障。
美国马里兰州的国家标准和技术研究院（National Institute of Standards and Technology）负责维护全世界原子钟的加权平均，它与美国国土安全部联合发行有关闰秒的各种指南。其内容中还有这样的信息：在跃迁期间，在接近2015年6月30日的午夜时，原子钟以及受原子钟引导的其他时钟显示的时间是23点59分60秒，这是一种很少见的情况。如果是数字时钟，可能会显示多次59或00……或者直接暂停1秒。
自从1972年地球时间与世界协调时间同步化以来，已经有过26次闰秒了。这种做法是否必要，多年来各国一直没有达成一致意见。美国方面倾向于反对，指出了这可能会造成的复杂情况，如千年虫或飞机停飞。英国当然是赞成的，因为追本溯源，人类最基本的计时工具就是太阳与星辰，而闰秒能维持人类与这个基本方法的关系。
当然，我是事后才知道这些细节的。在那之前，我度过了在瑞士的最后几个小时，一会儿无聊透顶，一会儿气得七窍生烟。我是庞大机芯里渺小的齿轮，是原子钟的一部分。我最多只是一名暂时的观光客，我的一生存在于铯原子的电磁跃迁之中。(52)毕竟，我们并不是以美妙的跳动圆盘转动这个世界的。我的指导员克里斯琴·布雷塞尔可能会觉得自己是在扮演上帝，然而，那是个多么大的幻觉啊。太阳并没有绕着地球转，是地球绕着太阳转啊。
08
打破纪录，让那个瞬间被放大为神话
20世纪70年代，我还在伦敦汉普斯特德的学校念书。有一次我拿了一等奖，奖品是价值10英镑的图书礼券，可以买任何我喜欢的书。
我要在演讲日接受颁奖。演讲日是伊顿公学式传统的分支，所有学生都必须穿板鞋和裤子，坐在礼堂讲台上的人没完没了地细数田径队和戏剧社的事迹，以及本校学生被牛津、剑桥录取的惊人成果。那天，所有你痛恨的人都会得奖，颁奖的人则是你听都没听过的家伙。这些不知名人士和学校之间的关系通常都牵强得很，他们演讲的内容不外乎未来要面对的重重考验啦，要把人生给你的酸柠檬榨成柠檬汁啦，等等。
为了让母亲和颁奖的人对我另眼相看，我在当地的书店选了一本《罗马世界里的犹太人》（The Jews in the Roman World），作者是迈克尔·格兰特（Michael Grant）。这本书到现在我都没有翻开过，更别说拜读了。我想，谁也没有因此而对我肃然起敬，尤其是颁奖的人，他是我们学校的老校友罗杰·班尼斯特（Roger Bannister）。
班尼斯特让我印象深刻。他不是那种枯燥乏味到让人恨不得退避三舍的演讲者，真不愧是我们的校友，而且他是《男孩书报》（Boy’s Own）里的英雄人物。(53)那时，他已经成为一个传奇近20年了，不过，我不记得那天他有没有谈到自己在4分钟内跑完1英里（约1.6千米）创下世界纪录的事。也许他只是一语带过，毕竟那件事他大概已经讲到想吐，大家也都耳熟能详了。他是那时候的我遇到过的最有名的人，当然，如果握个手就算是遇到过的话。
40年后我再度与班尼斯特见面，那时他只谈论着这件事：在4分钟的时间里，曾经如滔滔逝水的时间被凝结、拉长、放大、修订、牢记并且变成神话。自从1954年他打破1英里比赛的世界纪录，后来有许多人以更快的速度跑完了1英里。而他和那些后起之秀的差别在于，他跑的那一次是永恒。
我们第二次见面时，班尼斯特正在奇平诺顿文学节（Chipping Norton Literary Festival）推销他的新自传《双跑道》（Twin Tracks）。他在牛津伊夫利路旁的跑道进行过一场精彩的赛事，至今已有60多年了。他一直都在跑道上跑着，一路领先。
反正我就是必须在59秒内跑完最后一圈……时间似乎静止不动，或者完全不存在，唯一真实的东西就是我脚下接下来的近200米长的跑道。终点线意味着终结，甚至是消亡。
当时，班尼斯特在卫理公会礼堂进行演讲。活动结束后我问他，对于不断重复地活在相同的4分钟里，他有什么感想。无论是在哪个领域，我都想不出谁和他处在类似的境地。(54)他说，他一直在与之对抗。“曾经，我更希望因为在学术研究方面的成绩而被大家熟知”，但现在他已经释怀了，可以拿那4分钟大开玩笑——“只花4分钟就能享受到这样的人生，这可不是谁都办得到的！”他曾经有一段时间对时间非常着迷，并且让时间左右了他两年的生活。(55)
班尼斯特的故事总是让人听得屏气凝神、如痴如醉。好的故事就像战斗机一样，能带你飞上云霄，班尼斯特的故事正是其中之一。他的故事之所以扣人心弦，是因为一切都是业余者的努力，当然，也有英国百代新闻社新闻短片的生动报道的影响。他谈到如何利用午餐时间进行训练，并最终以3.7秒之差打破当时的世界纪录。他也提到，因为他当时还是一名医生，所以那天他是先值完早班又独自一人搭火车前往牛津参加比赛的。他还记得，就在比赛前的30分钟，他还在担心会不会刮大风，不知道是否该尝试创造纪录。他回想起队友克里斯·布拉舍（Chris Brasher）和克里斯·查塔韦（Chris Chataway）已经越来越受不了自己了。接着，他的朋友诺里斯·麦克怀特（Norris McWhirter）就用扩音器宣布了一个奇迹：
第8项比赛结果：1英里比赛的冠军是埃克塞特与默顿学院（Exeter and Merton Colleges）的罗杰·班尼斯特，成绩有待确认，这是新的纪录、英国人的纪录、英国所有参赛者的纪录、全欧洲的纪录、英联邦的纪录，还有，世界纪录……时间是3分……
现场3 000名观众的欢呼声淹没了后面的时间(56)——完整的数据是3分59.4秒。
关键是心理上对时间的掌控
关于班尼斯特对时间的掌控，最有趣的部分是心理方面的。在班尼斯特到来之前，几十年来不断有参赛者企图打破4分钟的屏障，并且每隔几年就会有人把差距拉小一点。1886年，沃尔特·乔治（Walter George）在伦敦跑出了4分12.75秒的成绩，当时大家认为这是无人能破的纪录。1933年，新西兰的杰克·洛夫洛克（Jack Lovelock）在美国普林斯顿跑出了4分7.6秒的成绩。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参赛者们的速度更是大幅加快，仿佛是在说现在不跑以后就没机会了。1943年7月，瑞典人阿尔内·安德松（Arne Andersson）在歌德堡跑出了4分2.6秒的成绩，一年后又在马尔默创下了4分1.6秒的纪录。又过了一年，同样来自瑞典的贡德·黑格（Gunder H?gg），也是在马尔默，创下了4分1.3秒的纪录。这个纪录保持了9年左右，直到罗杰·班尼斯特磨刀霍霍地登场。班尼斯特抵达牛津时，有好几位参赛者都巴不得他生病，尤其是来自美国的韦斯·桑蒂（Wes Santee）和来自澳大利亚的约翰·兰迪（John Landy）。他们本以为1954年是自己声名鹊起的一年，当记者冲过去告诉他们班尼斯特已经抢在前面打破了纪录时，他们的失望之情可想而知。
奇怪的是，在班尼斯特跑进4分钟后，大家也逐渐都能做到了。这之后不到7个星期，兰迪就在芬兰的图尔库跑出了漂亮的3分57.9秒的成绩，班尼斯特自己随后也在温哥华又跑出了一次4分钟以内的成绩。1955年，拉斯洛·塔博里（Laszlo Tabori）、克里斯·查塔韦和布赖恩·休森（Brian Hewson）等人都在伦敦以不到4分钟的时间跑完了全程。1958年，纪录保持者是澳大利亚的赫布·埃利奥特（Herb Elliott），时间是3分54.5秒。1966年，纪录保持者是美国的吉姆·赖恩（Jim Ryun），时间是3分51.3秒。1981年7月，塞巴斯蒂安·科（Sebastian Coe）在苏黎世跑出了3分48.53秒的成绩，但他的纪录只保持了一个星期，史蒂夫·奥韦特（Steve Ovett）就在德国科布伦茨以3分48.4秒的成绩超越了他。两天后，塞巴斯蒂安·科在布鲁塞尔重登王座，时间是3分47.33秒。1999年7月，摩洛哥的希沙姆·艾尔·格鲁杰（Hicham El Guerrouj）跑出3分43.13秒的成绩，至今仍无人能出其右。
不过，我们很清楚，终有一天这个纪录也会被超越。可以说，当前的纪录是因为人们改善了饮食、在高海拔处进行更严格的训练以及身体素质改善等才得以产生的；也正是因为这些，人们才能超越班尼斯特。(58)
当然，到现在这个故事只讲了一半。一半是遇见瓶颈，另一半是突破瓶颈；一半是一年之前还是天方夜谭，另一半是一年之后突然变得轻而易举。正是基于这样的进步，诺里斯和罗斯这对兄弟才编撰了《吉尼斯世界纪录》并制作了一系列相关的电视节目。在运动变成世界纪录的主题之前，人们认为与人类试图追捕的对象相比，人类算是动作迟缓的。例如，袋鼠的速度可以达到每小时70多千米，猎豹是每小时130多千米，白腰雨燕则是每小时350多千米；而在蒸汽机和机械化出现之前，人类乘雪橇或骑马的速度，大概可以达到每小时56千米。有一段期间，弗兰克·埃布林顿（Frank Ebrington）大概算是地球上移动最快的人——当他乘坐的列车的车厢因为没有和列车耦合而加速冲向都柏林附近以真空抽气的金斯敦—多基大气铁路时。(57)当时是1843年，据估计，他的移动速度是每小时135千米。1901年，西门子与哈尔斯克公司（Siemens & Halske）在靠近柏林的轨道上测试电动火车头，车上的人是史上第一次移动速度超过每小时160千米的人。而史上移动速度最快的人是阿波罗10号火箭上的航天员，在火箭重新进入地球大气层时，他们的速度是大约每小时39 897千米。
罗杰·班尼斯特跑步的速度是平均每小时24千米左右。但是，在速度之外，班尼斯特的那4分钟还有另一个很成功的层面，那就是时间本身。对于不是十分热爱运动的人来说，4分钟的时间恰到好处。4分钟是播放一张每分钟78转的唱片的时间，是欣赏一首流行歌曲的时间，也是在YouTube上看完一个小视频的时间，它长到足以吸引你，又不会长到让你厌倦。在4分钟内跑完1英里是人们认为可行的，当然，在班尼斯特之前还没有人能做到。
一双跑鞋拍出22万英镑
女士们先生们，现在我们有一件非常非常特别的拍卖品。相信大家都已经看到了，能在这里向您推出这件拍卖品，佳士得（Christie’s）深感荣幸。这可能算是佳士得拍卖过的最重要、最具有偶像地位的体育收藏品，而且是来自我们英国的运动家的体育收藏品。没错，这就是罗杰·班尼斯特的跑鞋。让我们回到1954年5月6日的伊夫利路，那天他打破了世界纪录；让我们再回到现在，很高兴能为您推出这双鞋……
时间流逝，但拍卖公司或慈商商店永远都能从中受益。此刻是2015年9月，距离那场赛事已经有61年6个月了，一场名为“与众不同”（Out of the Ordinary）的拍卖会正在进行着。班尼斯特的跑鞋是编号100的拍卖品，而已经拍卖出去的包括一套21件的新奇饼干盒，一具维多利亚时代运河挖泥船的模型，那是一个用铜和钢打造的机械模型，还能运作。拍卖品中还有一扇松木大门，原本属于插画家罗纳德·塞尔（Ronald Searle）的工作室，上面有许多人的亲笔签名，包括DJ兼媒体人约翰·皮尔（John Peel）和物理学家史蒂芬·霍金。
班尼斯特的跑鞋每只重约128克，看起来像一条腌鱼，版型瘦小，鞋面为黑色、鞋底呈烟熏式棕色，带有米黄色的细鞋带和6根原装鞋钉。这双鞋就放在拍卖师讲台旁边的有机玻璃柜里展示着。轮到它们要被拍卖时，一位戴着白手套的助手将它们拿出来，举到与自己眼睛齐平的正前方，记者则纷纷上前拍摄记录下这一刻。然后，潜在的竞拍者收到了一份更正通知，上面写着：“本件拍卖品的名称应为‘英式黑色袋鼠皮跑鞋一双’，请勿以印刷的拍品目录为准。”其实，拍品目录上只不过是少了“袋鼠皮”一词而已，其他的完全一样。而拍卖场里有多少人会想到“就是袋鼠皮增加了班尼斯特脚部的弹力”呢？我们不得而知。
另外，还有一处更正：“也请注意，说明中讲到罗杰·班尼斯特已经告别了‘专业运动员’生涯，应更正为‘业余运动员’。”拍品目录上对这双鞋的估价是3万～5万英镑，不过，这是一种猜测，毕竟这双鞋以前从来没有被拍卖过。
女士们先生们，正如大家想象的一样，有很多人对这件拍品充满兴趣，所以我们已经一路冲过4.5万到4.8万到5万到6万英镑。有人喊6万。6万还有没有人要加？有没有人喊6.5万？6.5万，这里有。6.5万，凯特，谢谢你。6.5万英镑。下一位谁出价？6.5万。7万，会场后面那位先生，谢谢您。7万。凯特，看我这里。
凯特和她的同事正在拍卖场的一侧为电话竞拍者服务。
7.5万。8万。8.5万。8.5万英镑。9.5万。9.5万英镑。10万英镑，谢谢您，会场后面的那位先生。10万英镑。电话那边，10万。12万。13万英镑。14万。15万，没错就应该这样。
拍卖还在继续进行着。
18万英镑，新的竞拍者出现了。会场后面那位先生请好好想一想要不要加价。凯特，18万。
那双鞋的价格最后飙到了22万英镑，拍卖师敲下小木槌的那一刻，会场响起了一阵欢呼声和掌声。区区不到3分钟，凯特服务的匿名竞拍者赢得竞拍，换来一张账单，包括佣金和税金一共是26万6 500英镑。
班尼斯特在拍卖会开始之前接受了访问，被问到拍卖跑鞋的原因时，他轻描淡写地说：“是时候与它们告别了。”他已经年老体衰，要花钱请看护，还要照顾子女、关注慈善事业。60年前，他作为一名业余选手从这项古老且高贵的运动中获益，可能也受到了致命的伤害吧。然而在如今这个年代，有奥运会运动员服用禁药，也有残奥会运动员面临谋杀女友的审判，一切都已经变了。(59)
在1955年退出跑道后，班尼斯特便献身给了医学。他的专长是自主神经系统，他喜欢引用美国生理学家沃尔特·坎农（Walter Cannon）的话来说明自主神经系统：“它是神经系统的一部分，这部分是上天依照他的智慧所下的旨意，不应该在自愿控制的范围之内。”班尼斯特和他的同事耗时多年来研究脑部循环、眼神经、肺、心脏、膀胱和消化系统。他最热衷的研究项目之一，是情绪压力导致昏厥的原因和目的。
班尼斯特的许多实验都是在一张电动倾斜桌上进行的。有人看见，这张桌子是他从大奥蒙德街儿童医院（Great Ormond Street Hospital for Children，GOSH）(60)推出来的。他用安全带将患者绑在这张桌子上，然后测量桌子从水平转到垂直的过程中，患者的血压和其他心脏功能的变化。知名医学杂志《柳叶刀》曾经报道过班尼斯特对各种自主神经系统障碍的研究。但是，他最造福后人的成就，是为了修订沃尔特·R．布赖恩（Walter Russell Brain）的《临床神经学》（Clinical Neurology）而进行的研究。这是一本经典的教科书，班尼斯特修订了书中从癫痫到脑膜炎的各种障碍的诊断和治疗方法，后来人们改称这本书为布赖恩与班尼斯特《临床神经学》。
20世纪90年代，《临床神经学》已发行到了第7版，分子遗传学和艾滋病的神经并发症这两方面的进展也已被纳入其中。但是，在1973年发行的第4版中，班尼斯特进行的最大的修订之处，与当时仍被称为帕金森病或震颤麻痹的病症有关。班尼斯特观察到，虽然退化的速度有很大的差异，但神经元的退化永远都是渐进的。能抑制震颤的药物非常多，但它们都无法逆转或停止其过程。即使过去了40多年，我们对帕金森病的认识和治疗方式已经有了很大的进步，所得到的也依然是熟悉的结果。无论是什么程度，帕金森病都会让人的行动迟缓下来。它会扭曲人体的运动系统，也会强烈影响人们对时间的知觉。班尼斯特如今也受到这种疾病的折磨，他说这是一种“奇怪的反讽”。但是，我不确定这个反讽是源自他的研究工作，还是源自他的声名。
一生都在周而复始地跑个不停
因为医学上的贡献，班尼斯特受封为爵士。他曾经为英国政府的卫生政策提供建议，并于2005年获得了美国神经学会颁发的终身成就奖，以表彰他提升人们对退化性疾病的认识。但是，我相信大家来到奇平诺顿是因为对另外那件事感兴趣。
过去这么多年来，班尼斯特显然已经受够了不断重复自己，那就像是在轨道上周而复始地跑个不停一样。他曾经有过一个伟大的日子、一件真正名扬四海的事、一次让他被众人高举欢呼的完美结果，而那样的成就让他再也无法超越自己。无论现代人跑完1英里的时间缩短到了多少，他的成就都是无与伦比的，而自主神经学只能让他走到餐桌边。
被打破的纪录无法复原，我问班尼斯特，跑出3分59.4秒的成绩是否既是一种恩赐也是一种诅咒。他就像一个男孩，在念书时得过一次正式的奖项，从此再也没能真正地摆脱它。因此，我立刻因为问了这样的问题而感到无地自容。他被问到负担一定跟被问到荣耀一样频繁，并且他总是亲切又耐心地回答，他还有一种皮克斯动画风格的鼓舞人心的能力。他答道：“不，那是一项荣誉，它能让年轻人相信天下无难事。”就如同他在1954年和2014年所写的一样：“无论未来人们跑完1英里的速度会有多快，我们都能共同拥有一个还没有人探索过的地方，而且它一直都被保护得很好。”于是，他总是再度诉说这个故事，而以新的方式诉说相同的故事是他办不到的。时间总是会给事物加油添醋，逃脱的那条鱼必然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变得越来越大，但班尼斯特的故事是个例外。
班尼斯特的故事永远都是这样的，也就是1954年5月6日，下午6点，伊夫利路旁发生的事。如今已80多岁的班尼斯特依旧十分确定当时发生了什么。1954年，他第一次说到那次比赛：“最后那几秒似乎永远都不会结束。”
一番苦斗之后，前方模糊不清的终点线如同祥和的天堂。世界展开双臂等候、迎接我，只要到达终点线之前我不降低速度就行了……然后，我的努力结束了，我也晕眩倒下了，几乎失去意识，两侧各有一只手扶着我……我感觉自己像是一个烧坏了的闪光灯泡，宁可一死了之。
在2014年的新版中，班尼斯特基本上只是修改了一下语法：
一番苦斗之后，前方模糊不清的终点线如同祥和的天堂，世界展开双臂，已准备好迎接我，只要到达终点线之前我不降低速度就行了……然后，我的努力结束了，我也晕眩倒下了，几乎失去意识，两侧各有一只手扶着我……我感觉自己像是一个烧坏了的闪光灯泡。
最大的差别，是班尼斯特更接近人生的终点，现在不想“一死了之”了。但是，还有一个细微的修订是：终点线之前的最后5米伸展开来，以至于比赛的时间和码表的时间出现了差异。这是一种新的弹性意识。60年前他写道：“最后那几秒永远都不会结束。”在新书中写的则是：“最后那几秒似乎变成了永恒。”或许在这两个版本中，比赛时间和秒表时间的差异是相同的，但遣词造句的改变对他来说是有意义的，因为他的一生都在经历最后那几秒。
班尼斯特签了大约20本书，离开时拄着拐杖缓慢地走着。外面有一辆车在等他，这辆车将会载着他经过科茨沃尔德区，回到他的家。
09
摄影，将历史和故事凝固在时间之中
震惊世界的照片：战火中的女孩
有些摄影师总是能拍出杰作，一张接一张，如亨利·卡蒂埃-布列松（Henri Cartier-Bresson）、罗伯特·卡帕（Robert Capa）、艾尔弗雷德·艾森施泰特（Alfred Eisenstaedt）、雅克-亨利·拉蒂格（Jacques-Henri Lartigue）、埃利奥特·厄威特（Elliott Erwitt）、罗伯特·弗兰克（Robert Frank）、吉塞勒·弗罗因德（Gisèle Freund）、伊尔丝·宾（Ilse Bing）、罗伯特·杜瓦诺（Robert Doisneau）、玛丽·E．马克（Mary Ellen Mark）、加里·威诺格兰德（Garry Winogrand）、威廉·埃格尔斯顿（William Eggleston）以及薇薇安·梅尔（Vivian Maier）。他们拍出了无数绝妙而又充满新意的作品，让人回味无穷。然而，尼克·吾（Nick Ut）不是这样，他只拍了一张照片。
严格来说，尼克·吾不止拍了一张照片，但只有一张令所有人都难以忘怀。在他拍的所有照片中，只有这张是大家争相谈论或想要掏钱购买的。这张照片令他声誉鹊起，也让他差点身败名裂；不仅让他拿到了普利策奖，或许还加速了战争的落幕。这张照片具有震撼人心的力量，徕卡公司在广告中想提醒世人记起它，却用都不敢用这张照片，而只是在全黑的背景上印了三个白色的词：越南·燃烧弹·女孩（Vietnam Napalm Girl）。
弹指之间的永恒：战争的恐怖
这张照片的故事是广为人知的。1972年6月8日，大约早上7点，21岁的越南籍摄影师黄功吾（Hu?nh C?ng út）准备出发去壮庞，那是一个小村落，位于他在西贡的基地的西北方，这是一趟他很熟悉的路程。他来自美国的同事都称他为尼克·吾，而他已经在美联社担任了5年的摄影记者。他的哥哥也曾经在美联社任职，却在一次任务中遇难，那之后尼克·吾才进入了这一行。所以有些人会用悲伤的语气说，尼克·吾寻求完美的照片就是为了替哥哥复仇。
正午刚过，尼克·吾和一小组人从一号公路开往壮庞，小组中还有其他摄影记者和美军。他看见两架飞机正在投放炸弹进行轰炸，不久之后就看到有人四处逃窜，惊恐地向他奔来。其中有一架飞机在投掷燃烧弹，而他的第一反应是拿起相机拍照。就专业来说，他走运了，因为在场的其他两位摄影师都在装填新胶卷，而他的尼康相机与徕卡相机里都还有足够的胶卷。(61)他使用有长镜头的尼康相机捕捉村落上方的巨大乌云，然后换成徕卡相机，拍摄比较近的人。他最先拍下的照片，是一位妇女抱着显然已经死去的婴儿。接着，他看到一小群孩子向他跑过来。他们一共有5个人，其中一个女孩惊声尖叫着，双臂外张。她已经脱光了衣服，皮肤上的烧伤清晰可见。尼克·吾拍下了照片。
这群孩子在路上跑了不远就停了下来，四周围着军人和记者。尼克·吾记得那个女孩不断地喊着“nóng quá!”（好烫！）。此时，他的第二本能发挥了作用，让他停止了拍照，他知道必须得设法让这群孩子就医才行。那个女孩叫潘金福（Phan Thi Kim Phúc），很明显她是最需要帮助的人。有人给她水喝，拿军用雨衣包裹住她。尼克·吾陪他们去了最近的医院，而已经失去意识的金福被判定伤势过重，医生已经回天乏术。虽然她还活着，但被送到了另一个地方——她相信再过不久那里就会被当成停尸间。
尼克·吾带着照片返回美联社在西贡（现胡志明市）的分社。他记得暗房那位也是熟练摄影师的技师问他：“尼克，这次有什么？”尼克·吾回答：“这次我有非常重要的胶卷。”过去几个小时里发生了一连串事件：飞机轰炸、随后展开的悲剧、拍摄照片、赶赴医院。与它们发生的速度相比，接下来发生的事似乎需要一整个永恒那么久。
尼克·吾的胶卷有8卷，是Kodak Tri-X 400高速胶卷。它们必须在闷热的暗房里显影和定影，技师需要将负片放在各种化学药水中不断移动。然后，这些负片被吊在装有吹风机的柜子里烘干，其中有几张相片会用5英寸×7英寸（约12.7厘米×17.78厘米）的相纸印出来。一开始他们就很清楚地看到，7a那张负片非常与众不同。观看者往往会聚焦在那个女孩身上，然而照片的内容十分杂乱，其中有两个系列的活动正在同时进行着。那条公路不仅设定了画面构图，将观看者的眼光导入故事中，也刺激人们超越这个故事，思考那炽烈燃烧着的火焰的恐怖。
画面中赤着脚跑过来的孩子共有5个，他们彼此之间都有关系。画面左边是一个男孩，他惊恐万分地张大了嘴，而我们通常只有在连环漫画中才会看到类似的表情。在他后面，也就是最后面的那个孩子，是年纪最小的。只有他没有看向镜头的方向，或许是因为他暂时被身后发生的事吸引了注意。画面中间的女孩是金福，照片中可以看到她的左手臂被灼伤了，她似乎是跑在一层很浅的积水上。她后面是一个男孩，被另一个看起来年纪略大的女孩牵着。这群孩子的后面，是一排穿着军服的军人与摄影师。他们和这群慌乱的孩子之间有非常明显的距离，对眼前的一切简直是视而不见，仿佛那都已经是司空见惯的事了。照片中的孩子后来都确定了身份，从左到右分别是：金福的弟弟潘青丹（Phan Thanh Tam）和潘青福（Phan Thanh Phouc）、金福、金福的表亲何凡本（Ho Van Bon）和何施婷（Ho Thi Ting）。
美联社西贡分社的社长是霍斯特·法斯（Horst Faas），他已经在越南待了10年。当天下午第一次看见这张照片时，他说：“我看，这就是我们的另一座普利策奖了。”
然而，这张照片有一个重大的问题，这也正是各家报纸均无法刊登它的原因——美联社与世界上大多数媒体都严格规定，不可刊登完整的正面裸照。纽约总部当时的观点是，这张照片不能寄出去。法斯积极地向总部争取，认为规则的存在就是为了被打破的。最后，他们达成了协议：不能裁切照片而只留下金福一个人的画面，也不可以做特写。然后，无线电波发射开始了。如果保持联机，每张图片需要经过14分钟的逐行传输过程，但很少能保持成功联机。这张照片首先传到了美联社东京分社，又经由地上和海底线路的管道传送到了纽约和伦敦。过不了多久，这个世界一觉醒来就都会看到那张静止于时间中的照片。从此，这个故事和速度再无关系，人人都倒吸了口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