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发当天，首先报道这则新闻的，是英国独立电视新闻公司和美国全国广播公司这两家电视台；然而，是尼克·吾的照片将它深深烙印到了世人的脑海中。人们一开始感受到的震撼，也就是他按下快门的那一刻所感受到的震撼：“天哪，发生了什么事？那个小女孩没穿衣服！”震撼随即转化成愤怒。这是不可原谅的野蛮行为。这场战争必须停止。这张在区区1秒钟之内拍下的照片，让世界感受到了这个故事的悲苦。确实，人们一向都是用少数人的图像渲染千百万人的苦难。而且，当受害者是天真且不知所措的儿童时，这种图像更有助于人们感受，屡试不爽。但是，又过了3年，越战才画下了句号。
美联社以这张著名的照片报名参加了那年的普利策奖，使用的标题是《战争的恐怖》（The Terror of War）。当这张照片赢得“现场新闻报道奖”时，尼克·吾仍身在西贡。燃烧弹攻击发生的11个月后，也就是1973年5月8日，尼克·吾被拍到了一张照片，是他得奖的消息传开后，美国记者伊迪·莱德勒（Edie Lederer）拥抱并亲吻他的场景。于是，尼克·吾自己也成了历史性照片的主角，外界也都知道了他的大名。当时他们在一个办公室或者类似的地方，莱德勒站在一旁，而尼克·吾对着镜头微笑。这张照片是美联社另一名摄影师尼尔·乌莱维奇（Neal Ulevich）拍摄的，他在现场的目的就是要记录这个故事的尾声。在美联社的档案中，这张照片所附有的关键词是：站立、亲吻、恭贺、拥抱、微笑。
不停地奔跑：逃离过往，奔向未来
2014年5月我在德国和尼克·吾见面时，不用我提问太过主动，他就简单地将自己的故事说了一遍——这件事他已经做了40年。我们见面时他已经60多岁了，身材矮小而结实，满头白发，表情丰富，总是面带微笑或含着笑意。他那时住在洛杉矶，仍是美联社的一员。他摄影的内容包罗万象，新闻、政治、名人均有涉及，他也仍然会去被派往的地方。(62)我给他拍了一张照片，照片中他拿着徕卡相机摆姿势，并咧着嘴笑。这其实看起来很不协调，因为他正站在一个背光的灯箱前，而灯箱上正是他拍的那张名满天下的照片。
那天，跟大家一样，尼克·吾也是怀着庆生的心情来这里的。我们在一个叫莱茨公园（Leitz Park）的地方见面，它位于德国韦茨拉尔的郊区，而韦茨拉尔是一个小镇，距离法兰克福北方大约一个小时的车程。我们来这里是为了庆祝徕卡公司成立100周年。在一场展现徕卡相机丰功伟业的展览上，尼克·吾的摄影作品与其他照片挂在一起，那些照片同样可以用三个词总结：水手、护士、亲吻或者西班牙、倒下、士兵。本章开篇提到的摄影家，几乎都有代表作品在这里被放大并展览。这些摄影家中，有好几个人曾说过将自己的徕卡相机当作身体的延伸。包括埃利奥特·厄威特在内的几位摄影家也出席了，并受聘担任徕卡的品牌大使。我们齐聚一堂，确实是为了共同庆祝相机这种启发性十足的机械的诞生。100年来，它的技术稳健地发展着，而且正是因为这种机械，才能化不可能为可能，将那些美妙的时刻，比如那浑然忘我的一吻定格在时间中。
韦茨拉尔的历史至少可以追溯到公元8世纪，这个小镇主要是用木材和砖头建造起来的。莱茨公园则截然不同，它的建筑物大部分都是用钢铁、水泥和玻璃建造的，其中一部分建筑物的外形就是槽状轮缘的镜头的样子。这里近些年才成为徕卡公司的新总部，距离它以前在索尔姆斯的地址有15分钟的车程。新园区包括了工厂、博物馆、展览厅、咖啡厅，当然还有礼品店。在礼品店，你只有克制住自己的冲动，才会不去买徕卡隔热杯、徕卡雨伞以及徕卡相机形状的U盘。
那天还有一场拍卖会，拍卖品中有一个店里陈列用的小型相机架，上面有徕卡的商标，标价4 650英镑；有一张广告海报，标价是8 235英镑；有埃利奥特·厄威特在马格南图片社（Magnum Photos）的记者证，上面有当年罗伯特·卡帕的签名，最后拍卖到了20 900英镑；还有一台1941年的相机，它能够在一卷胶卷上拍摄250张照片，最高成交价是465 000英镑。
尼克·吾的行头中最宝贵的部分早已经被美国华盛顿新闻博物馆捷足先登了，你可以在那里看到他的徕卡M2相机以及1972年6月开始使用的35毫米的Summicron镜头。他的情况让我想到了罗杰·班尼斯特：回首一生，事迹全都被淬炼成弹指一瞬。然后，我又自然而然地想到了其他荒谬至极的相似之处。与班尼斯特一样，金福也在奔跑着，既是远离过往，也是奔向焕然一新且众所周知的未来，是奔跑拯救了她。尼克·吾将金福的奔跑凝固于时间之中，而我们也可以看到有千百名跑者以相同的奔跑的方式通过了终点线。
尼克·吾告诉我，他与金福仍然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如今，金福已经结了婚，有了孩子，住在加拿大。她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亲善大使，也是一个为战争受害儿童提供支持的基金会的负责人。尼克·吾说，她依旧承受着烧伤带来的痛苦，但信仰让她得以保持坚强。她说，别人知道她是“照片里的那个女孩”让她感到很高兴。她管尼克·吾叫“尼克叔叔”。
尼克·吾也提到了有关这张照片的一个由来已久的误会。那天壮庞受到了两架飞机的轰炸，有些报道指出它们是受到了误导。但尼克·吾对这样的说法不以为然。他说，大部分人称那张照片为《燃烧弹女孩》，但他喜欢称它为《战争的恐怖》。
相机：让摄影者在正确的时间站在正确的地点
徕卡相机的故事，就像徕卡相机为这个世界创造出来的著名影像一样，是由正确的判断和绝妙的时机共同创造的。会影响拍摄的因素，许多都和速度息息相关，如快门、胶卷的过片杆、在匆忙的情况下填装胶卷所花的时间等。执着于数码相机的人也好不到哪里去，他们也在乎处理速度、每秒钟能拍摄几张等。然而，徕卡相机的故事不是这样的，它从一开始就让摄影师能在正确的时间站在正确的地点上。
1913年到1914年间，一位叫奥斯卡·巴纳克（Oskar Barnack）的患有哮喘病的业余摄影师，越来越受不了在德国当地的森林里拖着三脚架和笨重的蛇腹相机去拍摄。他一开始是在蔡司公司（Zeiss）担任光学工程师，不久之后跳槽到了莱茨公司，专攻精密显微镜的研发。他想要弄清楚能不能用缩小非常多的负片取代沉重又易碎的玻璃。最后，他制作出了一台相机，小到可以装到口袋里。巴纳克想到了使用电影的胶片，他在蔡司公司看到过类似的构想，他们使用18毫米×24毫米的负片，但是得到的影像非常糟糕。后来，他灵机一动：如果将胶片横放并将宽度加倍，变成24毫米×36毫米，结果会怎么样？他制作出第一台金属相机原型，让底片能够以水平方式穿过胶片，得到了非常了不起的结果。底片上的小影像可以放大到明信片的尺寸，而且他发现最理想的比例是2∶3。接下来的故事同样精彩万分：第一卷胶卷的帧数（36帧，也是业界的标准）源自巴纳克双臂展开的长度。因为想要将一卷胶卷摊开且不会扭曲，这是他能够应对的最大长度。呃，骗你的啦。其实他的手臂比较长，第一卷胶卷可以拍40张照片。
巴纳克将他先前为显微镜研磨的镜头用在相机上，开始拍摄他的子女和韦茨拉尔的街道。他拍过一张照片，照片中是街上的一栋大木屋，它一直屹立不倒，至今仍会有游客到相同的地方拍照。不过，早期最重要的照片是巴纳克的老板恩斯特·莱茨二世（Ernst Leitz II）在1914年拍的。在前往纽约的旅途上，莱茨使用巴纳克的第二台原型机拍摄了那张照片，回国之后就宣称这台相机“很值得关注”。这台相机的原名是Liliput，后来改名为Leca（徕卡），代表LEitz（“徕”茨）的CAmera（“卡”梅拉）。试过这台相机的人，都称它为革命性的创举。
由于战争的影响，第一款商业化的相机直到1925年才被推出。上市之后，它并没有大卖，纯粹主义者当它是玩具而嗤之以鼻，抗拒接受并使用这种全新的概念和设备。但是，到了20世纪20年代，人们开始重新评估这款相机的价值，那些率先使用徕卡相机的先行者对它的便携性与容易上手赞不绝口。政治艺术家安德烈·布雷顿（André Breton）和亚历山大·罗琴科（Alexander Rodchenko）立即在这款相机身上看到了无与伦比的潜力，并称之为“固定炸药”（fixed explosive），意思是说，在变动不居的世界中，它将事物的运动凝固住了。有了这款相机，纪实摄影师能够随意街拍，满足各种各样的杂志对图片的需求。1932年，当一位摄影天王把他的“世纪之眼”放在这款相机的取景框上时，世界再度翻转了一次。
亨利·卡蒂埃-布列松很快就把徕卡相机当成了武器。过去，他一直在非洲从事大型动物猎杀的工作，他将徕卡相机比作他的猎枪，于是他的遣词用字逐渐成了摄影人士专业词汇中的一部分，如装载、射击、捕捉。他特别欣赏这台相机的实时性，比如快门反应的方式让他想到步枪的反应方式。他拍摄的对象往往是巴黎人，拍出来的照片具有鼓舞人心的力量，几乎无人能及。在这个领域，他唯一的竞争对手是罗伯特·弗兰克，弗兰克在1958年出版了《美国人》（The Americans）一书，书中的照片也是用徕卡相机拍的。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卡蒂埃-布列松当了许久纳粹的阶下囚。战后，他在摄影方面采用了一种不那么有对抗性但严格程度不减的方式。很久之后，他把这种做法与优雅庄重的射箭运动相提并论。他成了摄影界的首席巨星，1947年，他和罗伯特·卡帕等人成立马格南图片社的时候，他的摄影作品早已进入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了。
1952年，卡蒂埃-布列松和摄影史上最重要的一个词联结在了一起，不过，这个词并不是他创造出来的。决定性瞬间（decisive moment）这个词出现在卡蒂埃-布列松的《思想的眼睛》（Images à la sauvette）一书中，他在绪论那一章引用了这个词作为卷首语。这个词出自17世纪法国人卡迪纳尔·德·雷斯（Cardinal de Retz）的回忆录，全句是“人间万事皆有一个决定性瞬间”。“一个”决定性瞬间比“此”决定性瞬间更不具有限制性，不过，卡蒂埃-布列松的摄影集在发行美国版时把“一个决定性瞬间”改成了“此决定性瞬间”，并将其用作主书名。这个词以及它所代表的观念，如今已是人尽皆知了；然而，它究竟是什么意思呢？依据卡蒂埃-布列松的定义，它指的是“在弹指之间能同时认识到事件的重要性和恰当表现该事件的精确布局形式”。
颇具影响力的评论家克莱芒特·谢鲁（Clément Chéroux）在《亨利·卡蒂埃-布列松：此时此地》（Henri Cartier-Bresson: Here and Now）一书中提到，卡蒂埃-布列松在印度还出版过一本摄影集，并且已经在序言中用过了“丰饶的瞬间”（fertile moment）这个说法。他也指出，在描述卡蒂埃-布列松的作品时，这个词已经是陈词滥调了。卡蒂埃-布列松在20世纪30年代早期的许多经典之作，都是时间掌控方面的杰作。话虽如此，但他在20世纪40年代晚期和20世纪50年代为马格南图片社所做的报道，才算是真正与这个形容词相符。可以确定的是，这个词并不适用于他的超现实主义、政治与人像作品，“他晚期那些沉思冥想的作品，其中有一大部分都是在实际拍摄之前或之后几秒拍也行的”。
冻结时间的艺术：揭示真实生活的瞬间
或许，早在许多年前就已经有人发现了“决定性瞬间”这个词的真正意义。19世纪60年代，爱德华·迈布里奇（Edward Muybridge）拍摄的加利福尼亚州约塞米蒂国家公园的照片令人叹为观止，为他赢得了美誉。那些照片都是巨幅的全景画面，技术上涉及多重玻璃面板的精确组合。它的景观庞大，相机的快门开启时，只要有飞禽走兽经过，就会呈现模糊不清的画面或者一团黑影。可是，迈布里奇找到了方法提高快门开启的速度，快到像冻结了时间一样。他能捕捉到半空中跳跃的男子和飞翔的鹦鹉；当女人用水桶倒水时，他能拍到柔软的水落地前固体般的模样。
迈布里奇最知名的作品的创作始于1872年春，那时他42岁，那一年也是尼克·吾面对着战争的恐怖按下快门的整整100年前。迈布里奇为一匹名叫“西方”（Occident）的马拍摄了一系列急驰的照片，拍照的目的是为了解决一个问题：奔跑中的马是否四只脚同时离地？结果证明，是这样没错！而有关他拍摄的故事，成了艺术史上最富有传奇色彩的珍宝之一。他正以最微小的尺度追踪移动的轨迹，他使用的工具是神奇的机械之眼，它能感知到的影像超出人类肉眼所能看到的范围。
如今，不只是摄影历史学家，就连神经生物学家也很喜欢迈布里奇，不过，神经生物学家欣赏的是他的狂怒和执着，而非他拍摄的照片。他能见人之所不能见，这或许是出于他的艺术家禀性，而他那种禀性与其说是来自耐心与技巧，不如说是来自一次差点儿要了他命的意外事故。
因为意外而踏上摄影之路
1860年6月，那时的迈布里奇是一位成功的书商和书籍装订商，尚未拿起任何相机。他要搭乘从洛杉矶出发的轮船前往欧洲，但错过了船期。一个月后，他订了前往密苏里的马车，希望可以从密苏里搭火车到纽约，然后再前往欧洲。就在马上要到达得克萨斯的时候，马匹突然因惊吓而逃窜并使马车撞上了一棵大树。在这次事故中，至少有一名乘客死亡，迈布里奇则被抛出车外，头部受到了重伤。迈布里奇说，他不太记得那次意外事故的细节了，但在恢复期间，他发现自己的味觉与嗅觉双双出了问题，而他每只眼睛看到的影像与以前也有些微的不同，以致会有双重影像。他一开始是在纽约求医，然后去伦敦，甚至找上了维多利亚女王的御医威廉·格尔爵士（Sir William Gull）。然而，除了建议迈布里奇尽量呼吸新鲜空气，威廉·格尔在诊断或解释病情上毫无建树。
然而，现代的脑部医学专家对那些状况会有更加明确的看法。2002年，伯克利加州大学的心理学教授阿瑟·P．岛村（Arthur P. Shimamura）在《摄影史》（History of Photography）上发表了一篇研究报告，题目是《运动中的迈布里奇，艺术、心理学和神经生物学中的旅行》（Muybridge in Motion, Travels in Art, Psychology and Neurobiology）。他提出了一个有趣的理论：迈布里奇遭遇的意外事故之所以会带来后遗症，是因为大脑额叶前面的眶额皮质部分受到了损伤，那个部分是大脑内部管理情绪创造、抑制与表达的区域。岛村在文中说，迈布里奇的朋友所提供的证据指出，“在发生意外前，迈布里奇是个好商人，为人善良，和蔼可亲；在发生意外后，他却变得暴躁易怒、举止怪异，不在乎冒险，而且情绪很容易失控”。这可以说是一件好事，也可以说是一件坏事：它固然会在各方面导致一系列的问题，但正如我们将会看到的，它也解放了迈布里奇的感知能力。
2015年7月，《神经外科杂志》（Journal of Neurosurgery）刊登了一篇文章，作者是俄亥俄州克利夫兰神经学研究院的4名临床医师。文章中说，未来还会有很多像迈布里奇那样的“作品”，无论是否被意识到了，这些“作品”中都只有一个简单的灵感：“虽然不记得意外发生之前的事情和意外事件本身，但他却感觉随着那次濒临死亡的体验，时间已经被中断而静止不动了。”
除上述症状外，还有两件事也很不寻常。其中一件事是迈布里奇不断改名换姓。1830年4月，他出生于伦敦西南部边缘泰晤士河畔的金斯顿，本名爱德华·马格里奇（Edward Muggeridge），19世纪50年代，他先是把自己的姓改成马各里奇（Muggridge），然后又改成迈伊各里奇（Muygridge），到了19世纪60年代才总算固定成迈布里奇。到了晚年，他将名字改成了埃德沃德（Eadweard），当在美国中部拍摄咖啡的制作时，他还曾短暂地改名为爱德华多·圣地亚哥（Eduardo Santiago）。
另一件不寻常的事是他杀了一个人。1872年，迈布里奇42岁，他在加利福尼亚州的事业刚迈入第一个全盛时期。他和自己21岁的摄影助理弗洛拉·S．斯通（Flora Shallcross Stone）结了婚，两年后，他们的孩子出生了，取名为弗洛拉多（Florado）。1874年10月，迈布里奇发现自己并不是弗洛拉多的生父。当他出城拍照时，弗洛拉偶尔会出门找一个名叫哈里·拉金斯（Harry Larkyns）的男人寻欢作乐。报纸对拉金斯的形容是“神采飞扬，英俊潇洒”，而这些可都不是旁人会用在迈布里奇身上的形容词。这段婚外情被一张照片泄了底，而那张照片很可能还是迈布里奇自己拍到的。1874年10月，迈布里奇前往一名助产士的家处理账单。他翻到了一张照片，原以为那是自己的孩子，转到背面才发现上面写着“小哈里”。迈布里奇取来他的史密斯-韦森手枪，前往纳帕谷附近拉金斯居住的牧场，用这句话问候他：“我是迈布里奇，这是帮我妻子传话。”然后，对他开了枪。
在随后的审判中，陪审团做出了一个令人意外的裁决——并非一般人会想到的精神失常但有罪，而是正当地杀人。法庭的判决认为，迈布里奇有权利杀死让他妻子怀孕的男人。于是，这位摄影师得以安然无恙地走出法院，继续从事冻结时间的工作。不过，这个故事里的其他人可就没这么幸运了：弗洛拉一病不起，在审判结束后的5个月内就香消玉殒了；弗洛拉多被送进了孤儿院，而拉金斯早就进了阴曹地府。
关于迈布里奇，丽贝卡·索尔尼（Rebecca Solnit）写过一本精彩万分的书。她在书中谈到了这一时期的社会氛围，指出当时已是既火热又兴奋的状态。
在迈布里奇74年的人生中，时间的经验本身正在剧烈地变化着，而19世纪70年代的变化之甚更有过之而无不及。在那10年里，电话与留声机的发明也加入摄影、电报和铁道之列，共同成为“消灭时间与空间”的工具……现代世界，我们生活在其中的现代世界，就这样开始了。迈布里奇推了它一把。
吊诡的是，迈布里奇那些最著名的照片让我们第一次能够看见熟悉的事物。他的著作《动物的运动》（Animal Locomotion）出版于1887年，收纳了他超过15年的作品，共计11册，有将近20 000幅照片。虽然他的照片尚未被称为艺术，但却立刻就被誉为科学：迈布里奇在许多家顶尖的科学机构展示过他的作品，包括伦敦的英国皇家学院（Royal Academy）和皇家学会（Royal Society），而且这些展出的照片采用了“动物”这个词最宽泛的定义——其中有马、狒狒、山猪和大象，也有奔向母亲的儿童、赤裸的摔跤选手、投掷棒球的男人以及作势要打小孩耳光的女人。(63)他先是使用6部相机排列成马蹄形，从不同角度拍摄对象；不久之后，他试验将一组12部相机排成一列，拍摄对象快速经过时，再用一条线启动每部相机的快门。《动物的运动》一书中与马无关的研究，例如提着水壶爬上楼梯的妇女，或者两名全身赤裸的女人，则大部分都是利用预先设定的电动钟，以一瞬间的时间差分别启动多部相机拍摄而成的。
这整套项目计划全是由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赞助的，他们想要获得照片以供医学训练之用，或者如一名记者所说的，是为了呈现“病患、肢体麻痹人士等对象走路的姿态”。(64)这项事业也开放给个人参与，凡是早期捐助的人，都有机会自选动物在迈布里奇的摄影棚拍照。没有人知道那里曾经出现过多少客串的动物，不过迈布里奇最常拍摄的主题是他自己。照片中的他往往没穿衣服并且正在从事某项活动，比如正要坐下，“弯腰接一杯水，然后喝掉”。照片中的他身躯瘦削，白色的胡子长而尖锐，并且带有暴露癖的味道，让人在科学探索之外更感受到他猖獗的自恋气息。
摄影历史学家马尔塔·布朗（Marta Braun）说过，迈布里奇的运动研究并非完全像它们表面上看起来的那样。这些照片偶尔会脱序，因此经常需要经过某些处理，如裁切、放大，然后再组合成“虚假的统一模式……《动物的运动》这个计划的每个元素都经过了种种操弄”。企图建立或确认某个论点时，迈布里奇拿出来展示的照片会和在相机中见到的不同，这是一种无害的欺骗，也算是非常早期的明确启示——如果相机不会说谎，那摄影师往往就会。暗房里标榜的，是揭露真实生活的瞬间，但它反而提供了扭曲和变形。迈布里奇延续所有古典的说故事传统，裁切、放大、编辑照片。如果你正在寻找美国电影中那些充满幻想而又不可靠的世界源自何处，它就近在眼前。
迈布里奇利用一件道具展示他的照片，他称之为动物实验镜（zoopraxiscope）。它是一个木盒，可投射一片发光的旋转玻璃盘；它也是个会转动的魔术灯，能够欺骗我们的肉眼。迈布里奇小心翼翼地将他的运动研究照片按顺序放在盘面上（初期是剪影或线条图），当盘面快速旋转，即可产生动态的影像。它是原始的电影放映机，同时也旋转了世人的脑袋。迈布里奇曾经提到，对于这项发明，他最早的一个愿景是要把它当成“科学玩具”。不过，它的发展可不止于此：迈布里奇的照片断开了时间，接着他的机器又将时间重新组合了起来。此外，迈布里奇为一个速度更快的新快门系统申请了专利。就相机的价位来说，迈布里奇能够捕捉到时间一瞬的能力，很快就可以普及了。然而，速度更快的快门能帮你做的只有这么多：你还是得在那完美的一瞬间按下快门，还是得有艺术创作的天分。对加利福尼亚的迈布里奇来说是如此，对巴黎的卡蒂埃-布列松来说是如此，对离西贡不远处公路上的戴维·伯内特（David Burnett）来说也是如此。
因为更换交卷而错过的故事
戴维·伯内特并没有拍到重要的照片。他人在越南，帮《时代周刊》《生活》《纽约时报》等媒体工作。1972年6月8日的中午时分，金福等人跑过来的时候，他就站在尼克·吾身旁。当时有两名摄影师因为正在装填胶卷而错过了时机，遗憾的是，他就是其中之一。2012年，他在《华盛顿邮报》的事件40周年纪念专辑上解释了原委。他说，生于数码摄影时代的人，或许很难理解底片相机是怎么操作的。
你的胶卷是有限的，在拍第36张照片的时候，它必然会在某一瞬间结束。你得拿出已拍完的胶卷，用一卷新的替换，只有这样才能继续捕捉照片。
卡蒂埃-布列松想必能理解捕捉照片的说法，它仿佛是在说：有一张完美的照片就在野外的某个地方，而你必须把它找出来。伯内特切身体会到：在其他的短暂瞬间，当你正在更换胶卷的时候，“那张照片正好发生，这种事永远都有可能。你会预想在眼前发生点什么事，而避免在某个时空交会的千钧一发之际，胶卷却用光了……错过照片的故事可多得是”。
就在那特别的一天、特别的时刻，伯内特正在为他的徕卡相机更换胶卷。他回想起这部徕卡相机，说它是“非常棒的相机，而它更换胶卷的困难度也是举世闻名的”。当时，他看到携带燃烧弹的飞机，接着又看到模糊的人影穿越烟雾跑来。他还在笨手笨脚地帮徕卡相机换胶卷，就见尼克·吾已经把相机的取景框摆在了眼前。
在顷刻之间……他捕捉到的影像超越了政治和历史，并且象征着战争的恐怖降临无辜的生命。当一张照片拍得恰如其分，它是以一种无法磨灭的方式掌握住了时间与情感的所有元素。
不久之后，也是太久之后，伯内特已重新装好了胶卷，而尼克·吾已经和司机将孩子们送到了医院。几个小时之后，他在美联社的办公室再次遇到尼克·吾，他仍记得那时尼克·吾刚走出暗房，手里拿着先前拍到的照片，上面的药水还没干。
时至今日，当伯内特回想那天的情景时，他最清晰的记忆是“从眼角看到这样的一幕：尼克与另一名记者开始跑向迎面而来的孩子们”。这是一幅新的画面：实际上是尼克·吾跑向那些孩子。伯内特说，他经常想起那一天，想到一张来源相对来说只是小规模战斗的照片，竟然变成了所有战争中最重要的影像之一，这是多么不可思议的事啊。
我们背着相机走在历史大路旁的人行道上，并且以此糊口。对我们来说，即使在如今这个到处都数字化过了头的世界，知道单凭一张照片，无论是自己拍的还是别人拍的，仍然能够说出一个超乎语言、时间与空间的故事，真是令人感到欣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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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效率，挖掘每一分钟的经济价值
几年前我决定去学习一下怎样制造汽车。那时，宝马Mini这款车即将迎来它50岁的生日，而我正在写它的动荡史。我写到中途才明白，除非能成为这个过程的一部分，否则我休想理解Mini的生产过程。于是，在2008年11月某个星期一的早晨6点15分，我开车到了宝马的工厂。它位于牛津郊区的考利，Mini就是在这里制造的，我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进入了安检大门。
天色未明，我就开始接受第一天的基础训练。课上还有另外的两名男性工人，他们都有制造汽车的经验。我完全是汽车制造领域的新手，就连帮停在前院的汽车打气都不太会。他们说我会被丢到生产线的最底层，而那里可都是些非常劳累的工作。但是，只要我能遵守几条简单的指示，想要掌握实际的程序就不会有太大的困难。最重要的指示有：
1.为自己的工作感到骄傲；
2.不能让生产线慢下来；
3.别犯会上法院的错误。
最糟糕的事，就是犯了错却不告诉其他人。
我的训练内容与汽车的两个重要组件有关，虽然这项训练并不是为了测试我的资质而专门设计的，但实际上看起来简直就是这样的。第一项工作是锁定后副车架，确保车轮和后刹车不会突然在路上掉下来，吓坏车上的人。第二项工作是固定安全气囊控制箱的电力联机，如果固定正确，发生交通事故时就能避免驾驶员与乘客飞到挡风玻璃上——如果弄错了，那就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了。车辆组装部经理迈克·科利（Mike Colley）在讲解的一开始就提到了车厂设有一间休息室，靠近训练室，“想祷告的话可以去那儿”。他解说了车厂的基本布置，接着在他身后的屏幕上放了张演示文稿：“这是掉在车上被找到的螺栓组。”
没错，它们不会造成太大的抱怨。可是，如果你刚花2万英镑买了一辆全新的车，那你首先要做的，一定就是里里外外地好好地检查一番，看看它是不是一切正常，确定你买到的车是怎样的。如果你掀起后备厢盖和放工具包的小面板，却发现有几个螺栓组在那里，那你的感觉一定不会太好吧。
我觉得自己完全不用担心这个问题，我也确定任何购买了我组装安全气囊控制面板的汽车的人也会有相同的看法。
科利说，大多数生产线都一样，共同的关键要素是安全、效率、准确和生产流程：如果生产线上的每一位员工都能准时在分配好的时间内正确完成他们分内的工作，那这就是圆满的一天。以车窗的电路来说，从焊接、锁螺丝到安装，每一项工作都必须先在那个小小的车窗上完成，然后才能传送到生产线在几米以外的下一站，这一站的人也才能继续进行另一组焊接、锁螺丝与安装的工作。在所有的生产线，每个人都有各自的职责，而如果每个人都能达到预期的标准，那么每68秒就会有一辆车从生产线送出来。
除非有人按下其中一个中止按钮。在生产线，每隔3～5米，柱子上就会设有一个“行灯”（andon）按钮，“行灯”是日文“灯”的意思。按下这些按钮会使生产过程暂停，同时会向经理办公室发出警报，表示有人需要帮助。
他们会跑来生产线，查看按钮上亮起的灯并大喊：“行灯！行灯！”而你会说“是啊，我的螺丝锁不上”或者其他的什么。
如果生产线上的生产过程被中止，那它衍生的问题是显而易见的：工人的效率和收入会缩水，而那些负责让工作保持不中断的人则压力倍增。流程改善经理伊恩·卡明斯（Ian Cummings）告诉我，这种压力让他觉得自己的工作是全世界最困难的。即使一天下来没有人按过中止按钮，也仍然需要“其他人都能准时上班且是带着正确的心态来的”，因为只有这样才会万事平安。卡明斯有时候会希望员工都是机器，员工是人的麻烦在于他们为流程注入了不可预测性。例如，旷工会让工作横生枝节，而即使没有旷工的问题，也不见得每个人都能准时各就各位。在每一次轮班开始的前3分钟会响起提醒铃声，铃响过后生产线就开始转动。在午餐或晚餐时间，你可以离开厂区，去逛一下乐购或汉堡王。然而，如果你无法准时回来，那么“不用说什么‘我饿扁了，可是排队的人好多’，这些话都是无济于事的，因为生产线不会等你，你会漏掉四五辆车的工作”。
Mini组装，分秒必争
第一辆Mini汽车是在1959年卖出的。即便是它的设计师亚力克·伊斯哥尼斯（Alec Issigonis）这么心高气傲的人，也没有料到它能连续50年屹立不倒或者能成为全球最畅销的车型之一。21世纪的Mini，严格说应该是MINI，以便和它的前身相区别，和20世纪60年代成为大不列颠象征之一的那一款汽车已经截然不同了——它现在隶属于宝马。即使如今的Mini体型变大、价格大幅上升，我们也仍旧看得出来它是一款成功的产品。过去，它呼应着时代的气息，如今，则有高明的工程技术与营销相结合，确保它依然能与当代的气息相呼应。
我加入训练的那天，生产线实际上每小时产出了53辆新车，我完全没想到这套复杂的机械竟有如此令人惊叹的表现。想到每一辆车都有高度量身定做的工单，大约8个星期前才由买主在展示间敲定，我更感到佩服了。每个工作日可完成大约800辆车的组装，由于从合金轮圈到两侧后视镜、车顶贴纸等有上百种选择，每辆车的可选范围都很庞大，因而生产线很久才会遇到一次两辆车的工单完全相同的情况。身为消费者，只有一个选择是你不会做的，那就是让像我这样的人为你安装后刹车。
接着，来了一位车辆组装经理，叫理查德·克莱（Richard Clay），他指导我们如何锁定后副车架。副车架是用机器举到车子上，我们的工作是安装水平臂和抗翻杆。“你们这个程序有68秒可以用。”另外两名学员微微嘘了口气，仿佛时间很充裕，做完之后还能去瞎拼一回。克莱说：“如果这些固定工作有什么闪失，汽车可能就会无法搭配动力系统或者无法动弹。这样一来，可能就会导致严重的事故甚至闹出人命，企业形象也会受损。这些都不是好事。”
装配的流程复杂且在高度控制之下，这是个扫描与工具作业的流程，被称为国际生产系统质量（IPSQ）。每辆车都有一份可以远程控制且能够追踪的电子式历史纪录，在装配流程中会利用条形码扫描的方式检核每个新的阶段是否达标。随着车辆在生产线前进，有一个名为DC工具作业的系统会确认各个固定部位的扭矩都是正确的，然后这一部分的装配流程即可签结。重要固定部位的强度以牛·米作为量测单位，如副车架需要达到150牛·米，而安全气囊撞击感应器可能只要2牛·米。
我们必须做的第一件工作，是扫描位于引擎盖上面或下面的车辆识别码（VIN）。在生产线的终点，所有流程都会储存在电脑中，这样，万一有哪里出了差错，重新加工区的人还能知道应该修理哪一部分。Mini和大多数工厂的生产系统一样，它的运作原则也是每件事都应该“第一次就做对”。另外，还有一则忠告：
请不要把条形码扫描仪当锤子用，它们每组要价400英镑，电池再加150英镑。如果你的工作流程中需要把东西压进去，请来领取木槌，我们会提供给你。
后副车架的工作结束之后，我们移往房间的另一头，在那里有一座工作台，还有电线，也就是安全气囊感应器。克莱说：
在这里，我们会为你计时，但这和及格不及格没有关系，只是要让你知道，在生产线上，这项工作必须以特定的速度完成，你不能在那里歇着。如果有个接头没接到，重新加工区的人就必须花上大半天的时间才能找出哪里的连接中断了，而且整台车都得拆解开，把所有东西一样一样地拿出来。所以，如果你在一开始的时候没有正确连接，请务必告诉别人。还有，请把所有润滑液和电力零件保持距离，不可以混着放。
才一开始，我就注意到其他人比我的动作快非常非常多，有些时候我的零件就是不听话，要不就是需要用到某种我不会的特殊技巧。克莱会跟其他人说“很好”“做得好”之类的话，对我却一言不发。我用录音机录下了我的工作，结果却只能听到我自己在机器的嘈杂声之外说：“我搞不定这东西！”
我用掉的时间不是1分8秒，而是8分多钟。“8分钟！”克莱说，“还不算最慢的，有个家伙花了14分钟。”那位仁兄目前不在这里上班。我猜，在2 400名“伙伴”里，就眼前这些事来说，所有人都能做得比我快。午餐过后我再度尝试，弄得我指尖好痛，也擦破了皮。我的用时缩短到了5分多钟。未来的汽车就这样在生产线一路被我耽搁了下来。
日本人如何操控工业时间
在考利的工厂，经理教我的东西大多数都学自德国慕尼黑的宝马生产线，而德国生产线的大部分又学自日本丰田。说到对工作时间的掌控，日本人可以说是全世界都羡慕的对象。
“第一次就做对”这一原则是另一条涵盖范围更广的原则中的一部分，那条原则被称为“实时”（JiT, Just-in-Time）。实时原则源自20世纪60年代的丰田汽车，它既是一种因果哲学，也是一种实践哲学。(65)
丰田汽车利用这项革命性的生产系统，使它的工人与工厂变得几乎无法区别(66)。从这个系统诞生出来的产品，无论是一个小玩意儿还是一艘邮轮，都源于对理想的工业和谐的追求。这个概念有赖于消除浪费与多余的库存、简单而有效率的后勤供应链、高度灵活且积极的劳动力、自给自足但互相联结的生产单位，以及尽其所能消除犯错的可能性。当然，这些并不是都和几分钟、几小时这种层次的时间有关，但这个概念的目标是在比例恰到好处的时间框架之下，将以上的元素像创作交响乐一样结合起来，创造出一家可以充分发挥效率、产能和盈利能力的工厂。个中关键在于消除工作流程中的等待并使其顺畅无碍。就像在Mini车的工厂，此生产系统的目的是通过消除错误与不可预测性来实现利润最大化。而在实际运作中，它势必需要让人与人之间的互动就像上了油的齿轮一样平滑顺畅。也就是说，员工不会待在汉堡王而迟迟不归，也不会有人按中止按钮，更不会有人把扫描仪当锤子用。
20世纪80年代，实时原则在丰田达到了终极状态，即“精炼”的程度。虽然有证据证明，日本的造船厂和其他工厂早就有了实时原则，但只有在汽车制造商采用了之后，才使它在20世纪最后的那30年里几乎影响了整个西方世界，尤其是影响了福特汽车。
丰田还有另一项更深入的创新，它的影响也有类似的效果。工厂生产线实行“实时”策略，使丰田在20世纪70年代生产汽车的速度比10年前快了许多倍，而顾客却几乎没有因为这种提升而受益。由于丰田的销售部门没能在精炼方面获得足以与生产部门相当的改善，订单仍然需要将近一个月的时间才能录入、取得资金、传送到车间并开始生产。于是，公司的管理阶层领悟到了一件事，一件用现在的眼光来看再明显不过了的事：在许多消费者眼中，耐心不再是值得珍视的美德了。
1982年，丰田将生产与销售部门合并，建立起更具有连贯性的计算机系统，简化了批量处理客户订单的旧方法，而旧方法阻碍了重要信息的传递，以致造成了大量的时间浪费。几年后，波士顿咨询公司的资深副总裁小乔治·斯塔克（George Stalk Jr.）在《哈佛商业评论》上撰文分析这种做法的结果，他观察到，丰田打算把销售和配送循环的时间打对折，从日本全境范围内4～6个星期减少为2～3个星期。但到了1987年，这个循环已经缩减到了8天，这还包括制造车辆所需的时间。“这样的结果尽在意料之中，”斯塔克写道，“销售预报越近、成本越低，顾客就越心满意足。”
日本人操纵工业时间的概念取得了全球性的优势，后来其他人才赶上他们的脚步并开始模仿他们。关于日本人操纵时间的做法，实时原则只是其中的一个例子。想要多了解一点的话，我们就得暂时离开汽车行业，把眼光投向摩托车行业。20世纪80年代早期，本田和雅马哈摩托车之间的战争可以说是空前惨烈的，而且一战定江山，使它变成了业界的一则寓言。它甚至还有个简写的绰号——H-Y之战。
冲突是从1981年开始的。那年，雅马哈摩托车建造了新的工厂，宣称要成为全世界最大的摩托车制造公司。当时稳坐王位的本田摩托车当然不会对这种宣言太温和，于是他们祭出了几招，想要让雅马哈的大话变成一场空。本田一边降价，一边增加营销预算，同时用一句口号激励全体员工：“消灭雅马哈，片甲不留！”
他们提出的这场毁灭行动，是以一种全新的生产方法为基础的：经过全面的结构性变革后，本田大幅提升了推出新车型的速度，一举扭转了局势。在18个月内，本田推出和更新换代了113款摩托车，生产时间也缩短了80%。而同一时间，雅马哈仅推出了37款摩托车。本田的新车有些只是经过了外观上的美化，也有些在引擎和其他方面的技术上有许多改进。他们的用意很直白，就是要让所有摩托车族都知道：你想要的我们都有，而且我们推出新技术和新车型的速度让对手望尘莫及。现代消费者忧心的对过时的恐惧，被本田一举消灭了。经过这一战，本田不仅成功击退了直接的竞争对手，还一并压下了铃木和川崎等对手。这一战，雅马哈输得颜面尽失，总裁公开认错：“我们要结束H-Y之战，这一战是我们的错。未来的竞争在所难免，但竞争将会是基于对彼此地位的尊重而展开的。”
其他公司从本田与丰田的案例学到了不少。松下公司生产洗衣机的时间从360个小时减少到了2个小时；在美国，生产白色家电的公司也都得到了相当大的改善。斯塔克在《哈佛商业评论》的文章中写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