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各行各业的所有公司来说，关键在于不要执着地认定优势只有唯一且单纯的来源，最了不起和最成功的竞争者都知道如何不断保持前进，并且随时处在顶尖的位置。如今，处在顶尖位置的是时间，市场上领先的公司管理时间的方法（在生产、新产品开发与引进、销售与配送等方面），就代表竞争优势最有力的新来源。(67)
在考利的Mini工厂，本田和丰田的影响无处不在。所有跟“实时”有关的进步，比如响应时间、库存削减和精简的工厂布局，乃至不断增加的款式和定制化服务，都是不言而喻的。2000年时，本田和丰田在工厂产能与专业技术方面进行的巨大投资，使产量从2001年的42 395辆增加到了2002年的160 037辆，而且仍要持续攀高才能满足日本各地的需求。消费者越来越渴望买到更好的以及更快地买到，而他们也受益于越来越多的选择和越来越快的交车时间。当然，从水涨船高的订单、输出和利润来说，宝马、Mini工厂和他们的全体员工更是获益匪浅。
可是，如果缺少一套优良的刹车系统，失控的成功很快就会变成失控的灾难。Mini之所以能热卖，其中一个原因是车主相信它的品质，而车厂经理也相信员工不会在制造过程中出任何差错。于是，我就这样被残酷地举报了。由于我在安全气囊控制盒的电力线路组装上的速度慢到不行，装配线的负责人认为最好别放我去组装真正要行驶的汽车。在全世界的各个角落里，所有顾客都翘首企盼着他们的Mini，他们绝对不会愿意生产线被拖慢下来，哪怕只是5分钟也不行；或者说，他们也不希望在生产线的某个阶段有某些零件的组装不恰当，而让他们可能必须去法院解决。
地狱来的老板：拯救低效率
在还没有变成老梗之前，商界人士很喜欢用一个笑话来消遣顾问，说顾问就是借你的表来告诉你现在几点的人。这个笑话曾经是确有其事的。
一个世纪前，弗雷德里克·W．泰勒（Fredrick Winslow Taylor）是管理顾问行业的开路先锋，他发现了一个能使美国的工业生产起死回生的方法。他带着一支秒表走进表现不佳的工厂，为他眼前所见的工作计时。他看到的大多是惰性和低效率的结合，而他的解决方法既单刀直入又雷厉风行。他计算出完成一件具体任务的最短时间，而这通常比实际执行时所花的时间短得多。他称这种松懈懒散的工作行为是“打混摸鱼”，并告诉工厂的主人，如果他们希望事业蒸蒸日上，那么只要采用他经过精确计时的新工作方式，一切就都会逐渐好转。他的建议没有得到工人和工会的好感，这是不可避免的。对他们来说，一个地狱来的老板就这样横空出世了。
泰勒曾谈到，一个尽心尽力的工人在这种经过优化的工作日工作一天后会感到自豪，批评泰勒的人则指控他丝毫不在乎新方法给工人造成的生理和心理影响。然而，泰勒的构想抓住了工厂老板的心，尤其是当他们在短短几年内就看到生产力翻倍，利润也成倍增长后，对他的观念更是无比支持。
泰勒主义：用科学管理提高工作效率
在米德维尔钢铁厂（Midvale Steel Works）任职的经历塑造了泰勒的理论。这家公司位于美国的费城，靠近泰勒的出生地。1878—1890年，泰勒从基层一路向上升迁，通过提高效率和消除浪费满足了铁路和弹药厂巨大的需求，使产量几乎增长了3倍。他在一家造纸厂和另一家钢铁厂也取得了类似的成功。此外，他还和助理曼塞尔·怀特（Maunsel White）发明了一种新式的钢铁裁切技术，为他的家人赚进了大笔钱财。借他的传记作者罗伯特·卡尼格尔（Robert Kanigel）的话说，和他共事的人看到“世界就在眼前活生生加速了”。
起初，泰勒称自己的原则为“任务管理”，后来改为“科学管理”。不过，随着他的方法在美国工业界风行，进而传播到全世界，大多数人都称它为“泰勒主义”。1911年，他在纽约出版了阐明原则的宣言，采用哗众取宠的竞选造势风格，呼吁让这个国家重新伟大起来。这本小册子附有一幅插图，图上是一只手握着一个秒表，这是一种伟大的命运的象征，有经验科学作为支柱，并且说服力十足。(68)
泰勒的大作（别忘了那是在100年前写的）以坚定的断言破题，如今的读者恐怕会因为似曾相识而感到震惊：
我们看到森林正在消失、水力虚掷浪费、土壤随无情的洪水奔向大海，而且煤矿和铁矿的枯竭已近在眼前。
然而，最大的浪费根植于人类的缺乏效率。根据泰勒的看法，这种现象是个愚不可及的错误，唯有靠伟大的想象力和科学训练才能拨乱反正。他宣称，“以往我们以人为尊，将来我们必须以系统为重”，过去，在各行各业我们都把“英雄伟人”视为繁荣的未来不可或缺的，如今，只要是经过现代方法的训练，哪怕是平庸之辈也可取而代之。
泰勒所谓的现代方法，就是指他自己的方法。他如此写道：
在各行各业的重要部门，所有被应用到的不同方法与工具，永远都有一种方法、一件工具会比其他的更快也更好，唯有对使用中的所有方法和工具进行科学的研究与分析，再加上对准确而细微的动作和时间的研究，才能发现或发展出最好的方法和最佳的工具，而这涉及逐步全面以科学取代机械艺术中的经验法则。
泰勒所说的科学是以观察和数据驱动的，在他的研究中，工人待在原来的位置进行日常的工作，泰勒则在四处走动，“将轮胎放在机器上并准备转动……粗糙的平面前缘……加工的平面前缘……粗糙的钻孔面……加工的钻孔面”，他以秒表记录诸如此类的微小的细节需要多少时间才能完成。他对这些感到着迷，他不断测量装满一铲物料所需要的理想时间是多少，以及运送那一铲物料的时间是多少才能达到最高的效率。得到时间的总和后，他又为完成任务量身定做了新的铲子。从来没有人用如此细微的方式衡量这类任务，也没有人为了这么强制性的目的而做。时间被分解完成后，每一名机械工都会收到说明单以及管理指南，教他们如何尽可能用最少的能量完成任务。凡是能够按照泰勒的新指导圆满完成任务的工人，都可以获得略高于薪资的奖励。
实时原则不过是经过机械化、超大化以及重新人性化的泰勒主义。
泰勒对工作场所时间的关注有多少原创性？就其严格的程度和华丽的辞藻来说，他无疑是足够新颖的。但是，他所强调的几个元素，100年前在英国的工厂训练过的人也能看得出来。早在1832年，查尔斯·巴贝奇（Charles Babbage）就出版了《论机械和制造业的经济》（On the Economy of Machinery and Manufactures）一书，他在书中指出了如何摆设纺织机才能获得最大的产能；也提到了如何区分劳动，认为应该将没有技巧可言的手工劳动和需要更高能力的工作区分开，并给予工人不同的薪资。然而，泰勒著作的与众不同之处在于细节以及冷酷无情的滔滔雄辩。(69)
泰勒做了前辈们没做到的事，那就是诊治全美的懒惰病。他声称美国与英国的运动员是世界一流的，拥于渴望胜利的心，赴汤蹈火也在所不辞。然而，当他们去上班后却变得懒散了起来。他所定义的“打混摸鱼”分为两种，一种是天然性的，一种是系统性的。第一种是人类的本性，“是人类好逸恶劳的天然本能”。第二种则是人类根深蒂固的信念，认为比同事做得更快是对团体的不忠和破坏，是偏向管理阶层而不是自己的阶层；另外，人们还会觉得动作太快最终会导致工作机会变少。1903年，在一篇题为《工场管理》（Shop Management）的论文中，泰勒举例说明了一名男性如何以两种不同的速度生活。
前往工作场所时，他以每小时5～6.5千米的速度走路，下班后则经常小跑回家。抵达工作岗位时，他的脚步会立即放慢到时速2千米左右。举例来说，当他推着满载货物的独轮车时，即便是上坡他也会以相当快的速度前进，只为了使负重的时间越短越好。在回程时，他行走的时速会马上下降到2千米左右，以不断拖延坐下来的时间。为了确保自己不会比隔壁懒惰的同事做得更多，他会努力慢走，而这其实也累到了自己。
最终，效率的关键并不在于严格执行新的规则，而在于教育和强制。管理阶层与工人之间的对抗，应该被对良性循环的理解取代：产量增加可以使产品价格降低，进而有更多的销量、更多的利润、更高的薪资，最后则是工人能够得到事业的发展和更多的就业机会。在20世纪初，这一点仍然并不是不证自明的观念，这让泰勒感到十分惊讶。
在整个工业化的世界里，毫无疑问的是，从很大程度上来说，员工的组织与雇主的组织存在的理由就是为了战斗而非为了和平。或许大多数人依旧不肯相信他们有可能和平共处，并且可以经由安排彼此的关系使双方都获得利益。
战争以及另一种形式的打混摸鱼很快就突显了以最大限度生产的必要性，而这是泰勒的文章没能做到的。泰勒于1915年过世，因而他没有欣然目睹这一切。在接下来的100年里，泰勒的名声起起伏伏。1918年，美国艺术与科学院（American Academy of Arts and Sciences）推崇泰勒是“发明家詹姆斯·瓦特的合法继承人”，认为他的研究“同样改变了社会”。有人则认为泰勒的方法是令人窒息的阶层制度：在新管理结构中采用的层层叠叠的新增主管，正是很多庞大而僵化的公司在那个世纪即将落幕之际想要除之而后快的对象。
虽然泰勒直言对和谐的期望，但泰勒主义却导致工人产生了极大的不满。采用泰勒主义的工厂，员工流动性大幅上升，铁路和钢铁厂则在示威抗议中陷入停摆。大家都说泰勒不是个和蔼可亲、可以合作共事的人，他表现出来的许多特点，如顽固、自吹自擂、满口恶言，都是他认为的管理阶层应该设法避免的。为了合理化对劳动力的严格划分，泰勒曾经有过这样的评语：如果某个人“在体力上能处理生铁，而且也迟钝又愚蠢到选择了处理生铁作为职业，那这种货色就很少能理解处理生铁的科学”。
泰勒的“科学”向来都是唾手可得的恶搞对象。卓别林的《摩登时代》虽然被公认是对不人道的工业最伟大的讽刺之作，但它同样也是对福特式的装配线以及泰勒式管理技巧的抨击。卓别林在片中饰演一名拧螺丝的工人。影片一开始，第一幕是羊群和走出地铁站的工人人潮融合的场景，清楚地暗示工人是“待宰的羔羊”。在演员表中，卓别林饰演的角色的名称就只是“工人”。当他被绑在椅子上被吃饭机喂饭时，椅子上还有故障零件的金属螺母，而那位头发修剪得光鲜整齐的老板连续两次指示，要他的传送带加速前进。(70)
亨利·福特总是提到，在实践上，泰勒主义与福特主义并没有关系。这个说法几乎没错，对福特影响更大的是美国另一个成功的工业分支——屠宰场。然而，泰勒与福特之间也有一些相似性：他们都希望能恢复美国制造业的骄傲与繁荣，也都要通过科学以及市场的癖好，使机器对人权的支配地位合法化，无论是管理机器还是钢铁机器都是如此。
泰勒最重要的批评者认为这是泰勒最大的毛病。他对时间和利润的看法极大地改变了许多大型产业在那个世纪中叶的经营方式，但长期来看，这个系统的僵化对繁荣和产业关系却会有不良的影响。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日本之所以能稳健地前进，日本的体系之所以能在20世纪80年代被世界各地采用，其中一个原因就在于此。
世界应该从泰勒主义中解放出来
如果人们还记得弗雷德里克·泰勒，那么在人们的回忆中，他最主要的角色一定是开疆扩土、影响深远的特立独行的人物。他的传记作者罗伯特·卡尼格尔提到，比起泰勒向大部分工人所提议的生活，他喜欢的是更加丰富多彩且充满美感的生活。他永远都住最高档的酒店，因为从钢铁切割的创新技术中获得了大笔专利费，而且只在心情好的时候工作。他往往不愿意去了解自己的计划带来了多少破坏和混乱。然而，在高压且头重脚轻的管理理论以及严格的精打细算之外，他确实为世界留下了些别的东西。卡尼格尔在1997年的时候写道：
泰勒留给我们的，是一个属于任务的钟表世界，它的计时单位可以达到百分之一分钟，我们这个时代的标志，是对时间、秩序、生产力和效率充满了激烈而又令人憎恶的迷恋。对于这种迷恋的形成，泰勒推了一把。来过美国的外国游客经常会谈到我们的生活中那种匆匆忙忙、令人喘不过气的品质，而泰勒从1856年到1917年的一生，几乎完美地契合了美国工业革命的巅峰，促使我们过上了这样的生活。
卡尼格尔指出，1994年，在美国的小石城举行了一场由当时的总统克林顿主办的经济会议，曾担任苹果公司总裁的约翰·斯卡利（John Sculley）在演讲中特别提到了泰勒主义，认为现代世界应该从这个系统中解脱出来。
如今，取而代之的是一副新的枷锁。我们的数字世界可能会让泰勒吃惊，除了现代商业全受计算机控制的现象，他还会被很多其他事吓到也说不定。他无法预见亚洲的兴起，无法预见每天工作8小时成为现实，也无法预见女性在市场上的地位。但话又说回来，没有什么事物像我们对未来的看法一样，过时得那么快了。1930年，经济学家凯恩斯预言，一个世纪内我们会达到每个星期只工作15个小时，剩下的时间将不知道如何安排才好。当然，我们不需要专业的时间管理书籍或忠告教我们如何从每天讨回额外18分钟“只属于自己的时间”。相反，我们大可把所有时间都花在电影院，并且让所谓“闲暇的问题”之类的事折磨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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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表，从计时工具到营销产物的转化
为什么现代人还要戴手表
我买的天美时手表到货了。4天前，我在杂志上看到了它的广告，为了买它，我不断对自己说：如果花59.99英镑买了这款手表，我就不会再被另一则广告里的手表诱惑了。那本杂志其他广告页上的手表几乎都比这只贵几万英镑，够夸张吧？！
这只表是天美时的Expedition Scout男式腕表，美国制造，表身厚重，表盘直径40毫米，这个尺寸现在很常见。它的米色厚表带是尼龙材质的，看起来像油画的画布。这款手表的很多设计灵感都来自军队。它没有繁复的设计，具有石英机芯和用来设定时间的老式表冠。它没有难看的秒表按钮和毫无意义的月相显示，也没有透明的表底让你可以一眼看见机芯。它的秒针故意被设计成跳动的形式，而不是平顺地滑过表盘。它的表壳是黄铜的，模仿成抛光钢的外观。这只手表没有镶嵌宝石或其他有的没的，只有一个小小的日期显示，并且每到2月底就必须手动校正一次。它的防水强度是50米，表盘上是阿拉伯数字，有夜光功能——这在晚上或者执行危险的任务时很重要，但我没有危险任务要执行，不需要那么高的防水强度，也不想听到机芯发出的奇怪噪声。而且，只有把手表放进抽屉里，才能减弱那种噪声。如此一来，夜光功能就毫无用武之地了。
那么，我为什么要买这只手表？更重要的是，生活在21世纪的人为什么还要买一只手表？
这些问题根本不会让手表行业或者它们的营销部门感到困扰，甚至可以说，手表行业忙碌的营销部门本身就是这些问题的答案。我会买这只手表，其他的千千万万人也会买手表，纯粹都是营销作祟——我们买到的是随时随地都要掌握并显示时间的需求。人们越不需要手表，它们卖得就越好。买表的第一个理由是层出不穷的广告。高档杂志的读者总是要先翻过一页页广告才能看到内文，他们也都很熟悉这样的过程，仿佛是在经历一场谈判。翻开《纽约时报》，那页面就像是在滴答作响一样。手表、香水、珠宝和汽车的广告，撑起了印刷媒体的命脉。
我打开一本近期的《名利场》，发现前几页分别是：
1.“传统”这个说法对我们的工作来说太老套了。我们雕塑、绘画和探索，但雕塑家、画家和探险家的头衔都不适合我们。我们所做的是难以名状的，因为我们走的路只有一条，那就是劳力士之路。
2.瑞士的汝拉溪谷。几千年来，这里一直都是一片严峻且不屈不挠的天地。1875年，布拉苏斯小镇成为爱彼表的发源地，早期的钟表匠都是在这里发展起来的。在此处，他们敬畏大自然之力，在它的驱使之下善用繁复的机械工艺，掌握了大自然的奥秘。（这些文字出现在一幅经过处理的照片上，照片的内容是一轮满月照亮了黑沉沉的森林。）
3.万宝龙非常景仰欧洲探险家以及他们对极致精准的追求，并推出了传承系列全历计时瓦斯科·达伽马特别版腕表（Montblanc Heritage Chronométrie Quantième Complet Vasco da Gama Special Edition）以表达我们的敬意。这款手表有万年历功能，月相表盘上布满了涂有蓝色亮漆的星辰，能准确呈现出好望角的夜空，一如1497年达伽马航行时所见。请前往Montblanc.com选购。（附图是一位单肩背着背包的男性准备踏上直升机的画面。）
这些广告是设计来诱惑普通读者的。至于钟表鉴赏家，因为他们早就有了好多表并仍在随时寻访新品以加入其收藏之列，所以广告就必须走得更深入一些。只有战争时期的黑市商人才会同时戴好几只手表，一般情况下，其他手表都只是盒子或保险柜里的寂寞芳心或者只是一个要上发条的玩意儿，除了闪闪发光和具有投资潜力，大多数时候都是多余的东西。此外，同时戴几只手表会让人感到不安：一只手表能给人满满的自信，让人以为自己掌握了精确的时间，可两只手表呢？只要显示的时间稍有出入，势必就会捣碎这个幻觉。再说到价钱。手表曾经是不可或缺的，如今却成了多余的，而要花几万英镑买这样的东西，真的得需要相当强的自我说服能力。因此，这些广告必须诉诸人性的另一面，而它们所采用的手段，就是变得明明白白的荒谬和夸张。
我曾经参加过一次钟表商的集会，并在报名表上留下了电子邮箱。自那之后，我就总是会收到各种参展商发的广告信函，向我推销最新的商品。我总是喜滋滋地点开这些信函，例如：
亲爱的西蒙·加菲尔德先生：
法郎维拉（Franc Vila）很高兴向您介绍FV EVOS 18 Cobra Suspended Skeleton镀铝碳纤维腕表。请查收附件的宣传数据，探索本款腕表的更多内容。
敬祝，顺心如意！
欧菲丽（Ophélie）敬上
我迫不及待地打开附件，想了解有关镀铝碳纤维的更多细节。这是种很新的材料，就连维基百科都还没有相关的条目呢。这份宣传资料可以用一句诗来破题：“啊，时间的双飞翼，且为我悬空静止。”
这是法国作家阿尔封斯·德·拉马丁（Alphonse de Lamartine）的诗句，寥寥数字却蕴含着微言大义，巧妙地一语道尽含有悬空式镂空机芯的眼镜蛇腕表（Cobra）……为了便于鉴赏内部机械的运作，本款腕表舍弃表盘，用玻璃取而代之，让机芯可一览无余。当目光停留在镂空机芯上时，我们就会领悟到它宛如魔法般的力量，果然让时间着魔，仿佛悬空静止了。
或者你比较喜欢海瑞·温斯顿（Harry Winston）的Opus 3，这是由维亚内·霍尔特（Vianney Halter）设计的一款数字表，设计灵感来自计算器，费时两年才制作出原型。这款手表共有250个零件，有10片层层叠叠的圆盘，还有47个数字在它们的旋转轴上以不同的速度旋转，通过6个不同的数字窗或“舷窗”显示时、分、秒和日期。它的数字分为两行，每行3个。上面一行的左边与右边以蓝色显示小时数，下面一行的左边与右边则以黑色显示分钟，中间一列的两个窗口以红色共同显示日期。这是计时方面的杰作，却既丑陋又烦琐，还很显然是没有必要的。这款手表一共有25只，每只差不多要100万英镑。
我也收到过路易·莫华奈（Louis Moinet）的邮件。这家公司成立于1806年，路易·莫华奈正是计时器（秒表）的发明者。路易·莫华奈的新品拥有恐龙化石制成的表盘。这款侏罗纪腕表（Jurassic Watch）几乎具有所有的现代化功能，看起来却有1.45亿～2亿年那么古老。
买表的第二个理由是能把历史戴在身上。现代的营销人员擅长说故事，甚至连超市的鸡蛋都有故事可说了，比如说它们的孵化之地，说它们是鸡骄傲的遗产等。在钟表行业，当代的说故事大师非宝名表这家公司的主人莫属。宝名表公司的根据地在英国牛津郡的泰晤士河畔亨利镇。宝名表公司通常会在其手表内嵌入一件细小的历史古物，再用一段故事帮手表大打广告，而且他们已经通过这种手段树立起了自家的品牌。
宝名表是2002年由尼克·英格利希（Nick English）和贾尔斯·英格利希（Giles English）这两个英国人共同创立的。这家公司在制作精美的航空物品方面颇有根基，但他们也喜欢带有一点冒险勇气的事物。所以，他们在2013年推出了解码腕表（Codebreaker），并在表中融入了布莱奇利公园(71)故事的3个元素——表冠上带有来自小屋6号的一小片松木；无论是不锈钢款还是玫瑰金款，表壳侧面都特别设计了一小段计算机打洞卡；表背面更是融入了一块薄薄的转子，那是取自德国恩尼格玛编码机的。这款表的起售价是12 000英镑左右。
为了反映英国以前那段足智多谋的时期，另一款表特别选用了经历过1805年特拉法尔加海战(72)的一小块木材与铜材。在纳尔逊将军的英国皇家海军“胜利号”（HMS Victory）定期维修保养时，英格利希兄弟一眼看出了机不可失，于是和船主进行了一笔交易。
宝名表还有一款腕表融合了一种改变人类生活的材料，那就是1903年12月17日莱特兄弟所驾驶的第一架飞机的材料。莱特兄弟在美国北卡罗来纳州的基蒂霍克附近一天飞行4次，人们可能会认定他们的飞机“莱特飞行者号”很快就会成为一件神圣不可侵犯的历史古物，任何一小部分都不可能被变卖或回收。事实则不然。直到1948年，“莱特飞行者号”一直都在伦敦科学博物馆展出，如今则被停放于美国航空与太空博物馆。但是，就在初次飞行和1916年首次公开展出之间的某个时候，这对兄弟移除了覆盖在机翼上的平纹细布，改用其他比较新鲜、干净的材料。宝名表向莱特兄弟的家族买到原始的平纹细布，并将其放到了莱特兄弟限量版腕表（Wright Flyer Limited Edition）的表背，也就是玻璃下方那片小小的布料。多美妙的腕表啊，伟大的历史就佩戴在人们脆弱的手腕上。我这个以写字为生的天美时手表的主人，真的也很想拥有一只那样的手表。不过，我应该不会掏29 500英镑去买的。
买表的第三个理由是保留文化遗产。他们会说，数百年来，有多少为您制造手表的工匠累坏了眼睛，如今品味高尚的阁下，想必不会摒弃如此精致的传统，仅仅是草草翻阅英国零售连锁商Argos的产品目录就选购想要的商品吧。在瑞士的首都伯尔尼，从天色未明之际开始，我们就已经在狭小的工作间为您打造无价的手表，为您珍贵的收藏再添新成员了。
然后是宝玑，在那华丽的牛奶咖啡色调的广告中，他们通过引用大师的作品制造出了自身与文学的联结。例如，他们用过的有：
在林荫大道上的花花公子……信步晃荡，直到永远都尽忠职守的宝玑提醒他，当下已是正午时分。
——普希金，《叶甫盖尼·奥涅金》
他抽出史上最赏心悦目的宝玑表。真想不到，11点钟，我起得早了。
——巴尔扎克，《欧也妮·葛朗台》
他背心的口袋上悬挂着一条精美的金链子，一眼就能瞧见扁平的怀表。他玩弄着“棘轮”发条键，那可是宝玑新近才发明的。
——巴尔扎克，《搅水女人》（La Rabouilleuse）
通过引用文学大师的巨作，宝玑这个品牌诱引着我们联想：在这代代相传、绵延不绝的英雄伟人之列，或许也有我们的一席之地。当然，如果钱足够的话。
手表成为冒险与时尚的代名词
时至今日，已经很少有手表广告会强调计时功能或者质量可不可靠、多久保养一次等的问题了。反之，现在的广告大多都在诉说惊奇与冒险的故事。其形式是人类对抗大自然恶劣天气的挑战，或者是实现了自己的终极目标。例如，参加美洲杯帆船赛时戴哪只手表，打赢7次大满贯网球赛时戴哪只手表。在广告的世界里，有洋溢着诗情的天文学，有严峻而不屈的天地，准确只是最基本的门槛，而且如今准确的程度早已超乎任何人手腕上那个玩意儿所需要的程度了。
事实上，难道现在还有谁需要用手表来看时间吗？我们有千百种可靠的方式能知道现在的时间。计时这件事，最初是从教堂和市政厅开始的，然后蔓延到了工厂和铁路，如今呢？经由晶体管、原子物理学和卫星的作用，计时已经变得万无一失且无所不在了。这个世界，这个计算机的世界、导航的世界、金钱的世界、彻底工业化的世界以及对浩瀚宇宙满怀探索热情的世界，都需要精准的计时，却都不需要仰赖钟表。然而，我们已经习惯了时不时地看表。
我们习惯到什么程度？习惯到连全球最大的科技公司之一都要制造自己品牌的手表，即Apple Watch；习惯到全世界最知名的钟表商每年都要齐聚在瑞士的巴塞尔。巴塞尔国际钟表珠宝展（Baselworld）会场的规模有机场那么大，钟表商会在这里推出精美奢华的新品，现场的气氛无拘无束又让人感到财大气粗。即便知道他们所卖的是自己已经拥有且不需要再添购的商品，我们也仍然知道那是我们永远都乐于再多买一件的东西。而为什么要再买呢？因为有些人想要用这些行头来定义自己的地位。如今，那些西装革履、腰缠万贯的人已经不会再一身珠光宝气了，相反，仅仅是一只手表，就能满足他们的所有愿望和期待。2015年初，爱彼表博物馆的负责人塞巴斯蒂安·维瓦斯（Sebastian Vivas）坦言说并不畏惧Apple Watch，真正令他害怕的，是有一天人们能接受佩戴宝石“却不需要拿计时功能当借口”。
就像音乐和时尚一样，手表的设计也深受人们变幻莫测的审美左右：前一个10年人们还青睐于沉甸甸的手表，下一个10年却又喜欢上了超乎细腻的优雅的手表。让人惊讶的是，即使是到了数字时代，手表也仍然证明了自己是永远不可或缺的工具，或者是被当作不可或缺的工具卖给了我们。当然，在营销术、消费主义和炫耀之外，手表行业蓬勃发展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我的工资和奖金让我买得起这件荒谬的首饰，而且我也相信广告所说的，它能表现出我独到的品格，展现出我对精致事物的鉴赏能力”。
1995年，科学历史学家詹姆斯·格雷克（James Gleick）观察到，人类的分析能力与资料处理结合在一起只有两次，一次在大脑，一次在手表。他写道，近年来手表的功能得到了扩充，虽然往往是以一种笨重的、像盒子般的形式扩充的，但它们能进行高度探测、深度探测和指示方向，还能“通知你约会……监测你的脉搏和血压……储存电话号码……播放音乐”。
如今，我们过度设计和将物体小型化的能力已经提升到了新的水平：手表这个小小的物品曾经只专注于显示一项重要的信息，现在却也能显示56件没那么重要的事了。(73)过去，你必须一天上两次发条，你的虚荣心依赖于它的精确性：它与教堂的钟声越接近，你就越自鸣得意。而对如今这个忙碌的世界来说，上发条太费时间了，所以我们不再做这种工作。这对钟表行业而言就相当于洗碗机的发明，你只需要在日常活动中摆动手臂，螺旋式的主发条就会自动供应动力给驱动系统，而时针和分针即可精准无误地运行。
手表行业的蓬勃发展还有另外一个理由。自15世纪以来，报时一向是人们展示对机械和技术的掌握程度的方法。或许手表是你可以在同事面前炫耀的东西，但它可能也代表着某种更宏伟的、天文学意义方面的东西：我们已经在工程学上完成了一项壮举，而借由这样的成就，我们眼中的满天星斗秩序井然，我们对时间本质的领悟也颇有进展。
一开始我们使用钟摆，然后它演变成擒纵机构，如今又化为一个奇妙的装置，小巧轻盈且优雅无比，规范着我们狂乱的世界。我们创造了这个世界，而它加速运转以致几乎超出我们的控制。从很大程度上来说，这个世界就是靠钟表创造出来的，钟表的能力蕴含着我们的命运，使我们不受上天无所不在的线索的影响。
或许，拥有一只精准的手表可以暗示我们仍然在名义上掌控着一切。然而，拥有一只更昂贵、更稀有、更密实、更轻薄以及功能更复杂的手表，是否就代表我们比其他人或者比从前的人更能掌控局势呢？广告商就是想让我们这么想。
宏大壮观的巴塞尔国际钟表珠宝展
巴塞尔国际钟表珠宝展自成一个世界，每年3月在巴塞尔举办，会场是多层的展厅，占地14万平方米，参展的品牌大多都会在展厅内建立起自己的王国。例如，2014年我来此参观时，看到百年灵（Breitling）在展位上方建造了一个庞大的长方形水族箱，里面养着数百种热带鱼。这种做法没有什么理由，有钱就是任性。当然，那也不算是展位，简直就像个“楼阁”。在展馆的其他地方，还可以见到天梭表（Tissot）和帝舵表（Tudor）在展位筑起巨墙，墙面上是闪烁不已的迪斯科灯光。泰格豪雅（TAG Heuer）在展位前安排了一组工作台，有一位钟表师现场示范在众目睽睽之下制作手表有多么困难。如同赛车迷喜欢偶尔看到撞车一样，泰格豪雅的粉丝也站在四周不走，等着看那位钟表师掉根螺丝。
我拼命挤进了宇舶表的讨论会，参加讨论会的有若泽·穆里尼奥（José Mourinho），当时他仍是切尔西足球俱乐部的经理，也是宇舶表最新的品牌大使。每个手表品牌都需要品牌大使，即使这些大使在事业巅峰时刻并不会经常佩戴该品牌的手表，品牌也不会太在意。例如，各大品牌的品牌大使有：
?爱彼表：足球明星梅西；
?Jacob & Co.：足球明星罗纳尔多；
?宇舶表：穆里尼奥和世界上最快的短跑运动员博尔特；
?百年灵：明星约翰·特拉沃尔塔（John Travolta）和足球明星大卫·贝克汉姆；
?万宝龙：明星休·杰克曼；
?泰格豪雅：明星布拉德·皮特和卡梅伦·迪亚斯（Cameron Diaz）；
?劳力士：瑞士网球名将罗杰·费德勒（Roger Federer）；
?万国表：明星尤安·麦格雷戈（Ewan McGregor）；
?浪琴表：明星凯特·温斯莱特（Kate Winslet）。
最积极地将品牌营销成源远流长、具有跨世代价值的百达翡丽，一直避免让各种明星为其代言。相反，他们善于利用来自另一个时代的顾客的名单，而这份名单是从维多利亚女王开始的。
我挤进宇舶表的讨论会时，穆里尼奥才刚从切尔西足球俱乐部在科伯姆的训练基地飞到巴塞尔。他身穿灰色雨衣，里面是灰色的针织毛衣。他在零散的掌声中接下品牌方送给他的手表，然后发表简短的讲话，说到他一直都是宇舶表的粉丝，也算是“宇舶家族”的一分子，不过现在才正式加入这个家族。也就是说，他已经收到了品牌方支付的费用。他收到的手表是宇舶王者至尊系列（King Power）的Special One腕表，大如拳头，用18K王金和蓝碳制成。这是一款可以自动上链、拥有Unico机芯的飞返计时腕表(74)，内含300个零件，表盘直径48毫米，并且这些都可以从表盘一览无余。它搭配有蓝色的鳄鱼皮表带，表面镂空，动力储备72小时。这款表只发行了100只，每只售价44 200美金。这款表的简介就像是在说穆里尼奥：“这款表霸气外露……坚毅的外表下隐藏着内在的天赋。”令人惊讶的是，它竟能集惊艳与狰狞于一身。
宇舶王者至尊系列腕表最奇怪的一点，并不是它看起来像装甲坦克，而是它不准时。美国流行杂志《钟表时间》（WatchTime）曾经用它早期的表款进行过测试，发现它每天会快1.6～4.3秒。而花了这么大一笔钱买到一只瑞士表，你绝对不会希望它发生这种事。我的天美时Expedition Scout比宇舶王者至尊系列强多了，至少它一个月只会慢18秒，或者说一年慢大约4分钟。一年差4分钟，对我来说不痛不痒。你或许可以在4分钟内跑完一英里，但要逛完巴塞尔国际钟表珠宝展铺满地毯的走道，这么点时间是远远不够的。
由于我只买得起天美时，容不下宇舶表的大驾，因而我在展厅的大部分时间都花在了看营销上，这也是我跑去那里的第一个理由。我特别喜欢瑞士国铁表（Mondaine）Stop2go系列表款的文案。就像瑞士国铁表的大多数表款一样，Stop2go系列表款也是仿照瑞士铁路时钟设计的。不过，这款表的设计是先快跑58秒，然后在表盘顶端停留2秒再继续移动。盯着这款表看是一件很令人不安的事，因为时间真的会静止不动。同时，它所附的宣传语也让我大吃一惊：“2秒钟对你来说意味着什么？”
在维氏（Victorinox）瑞士军刀的展位上，有一位先生说，他的手表恰好与瑞士军刀拥有相同的特质，也就是既好用又值得信赖。那年维氏的“英雄”表款是瑞士军表Chrono Classic，“无论是长期的计时还是短期的计时功能”，它都有——既能容纳万年历，也能进行百分之一秒的计时。可是，对于徘徊在独立品牌MCT展位四周的人来说，这一切都太普通了。他们正在叹服的是MCT的Sequential Two S200腕表，这款腕表非常清楚地表现出它已经受够了传统上用指针指示时间的做法。它的小时数“以4个非常大的区块显示，每个区块则由5个三角柱组成”。小时数“通过开启的‘窗口’显示，相当清楚易读；其他部分则以一个有缺口的圆环形机件遮住，该机件每60分钟会逆时针旋转一格”。很显然，问“为什么这样设计”是毫无意义的，就像你也不会问毕加索的作品“为什么那样画”一样。
虽然这些品牌大多数是面向那些过度争强好胜的男性的，但也同样欢迎过度争强好胜的女性自投罗网。例如，爱马仕的Dressage L’Heure Masquée女士腕表“为您准备了一个‘大逃亡’的恒久的机会，并且让您握住真正重要的时刻”。芬迪（Fendi）呢？芬迪的Crazy Carats女士腕表有“3种类型的宝石，可随您当下的心境而定”。柯籁天音（Christophe Claret）的Margot系列腕表模仿雏菊，“是独一无二的专利多功能表，将要偷尽世间女子的芳心：先给您一个世界！只需压下两点钟位置的按钮，这款腕表就会立刻变得生动起来，如同顺从大自然的奇思幻想，时而藏住一片花瓣，时而两片，殊难预料”。再来，还有杜比萧登（Dubey & Schaldenbrand）的Coeur Blanc系列腕表。这款表的两根指针位于钻石构成的圆环内，这一圈钻石“好似飘浮在表盘上，并没有任何零件将它们固定住，而是这款腕表本身的诱惑力使它们不离不弃”。它们“拥抱表壳的侧面环带，与附件合而为一，在表冠上闪耀如明星，随后在表带环扣处有了光彩夺目的收尾”。
我还得出了一个结论：除了价格高昂、复杂和疯狂，这些手表还有一个共通之处。无论我走到哪里，所有手表显示的时间都几乎是一样的。而且，它们显示的并不是准确的时间，因为那太难了：展场里的表几乎都卡在10点10分左右。为什么是这个时间？首先，设定在10点10分的表看起像是在“微笑”；其次，它让表盘上3点钟的位置可以空出来，那是通常会显示日期的位置；最后，它可以形成一个看起来顺眼的平衡的画面，确保两根指针不会重叠或者遮住表盘顶端制造商的名称。
天美时把促销表款的时间设定在10点9分36秒，这个时间是故意设定的，是为了避免让表盘看起像情绪低落、眉头深锁的样子。现在，他们也致力于将寄给顾客的表都设定在10点9分36秒。如果提前6秒，设定在10点9分30秒，就会妨碍所谓的手表功能“第二语言”的表达，包括夜光功能和可抗水压深度。瑞士国铁表选择了10点10分整，劳力士喜欢10点10分31秒，泰格豪雅是10点10分37秒，Apple Watch则是10点9分30秒。
2008年，《纽约时报》针对这一趋势进行过一次调查，结果发现，亚马逊网站上排名前一百的畅销表款中，除了3只，其他的都将时间设定在10点10分左右。他们还在自家杂志上发现有一款雅典表将时间设定在8点19分。不过，雅典表公司的一名主管解释说，他们公司并无意改变世界，纯粹是因为这样能比较清楚地显示日历。
劳力士表的日期期位在表中央，不会有妨碍显示的问题。不过，劳力士手表还有其他的规则：手表显示的日期都是28日星期一，过去如此，未来可能也是如此。
瑞士钟表行业的现状
天美时的展位完全是生活风格的。有些欢乐的人们围着篝火而坐的照片，照片上有“戴得好”和“走出去”等广告语，此外，还有天美时“秋季新品上市”的相关信息。与天美时在20世纪50年代刚起家时的那些相比，这些宣传活动显然已经大不相同了。当时有一则电视广告，内容是在箭尾上束有一只表，然后射穿一片玻璃，广告语是“就算撞到痛，天美时也永远都会动”。另一则广告是先打出一个斗大的标题：“震撼！”接着是一个拿着大锤的男人的特写，并写着：“天美时能承受和撞墙一样的力道！”然而，我最喜欢的宣传营销其实并不是一则广告，而是一份很出色的宣传资料，也就是1981年5月《波士顿环球报》的头版报道。该报道称，纽约一名男性在遭遇抢劫时把一只天美时手表吞了下去，5个月后，医生才把那只手表从他的胃里取出来。医生很高兴地宣布，由于胃里又黑又晃，这只表的时间已经有一点儿不准了，不过它还在运行。
闲逛过后，我走进了一间大厅的新闻发布会现场。在众多体面人士鱼贯而过的盛大游行之后，接下来的活动就如同重演了特洛伊战争大获全胜的场面。每一位致辞的人都经过了长时间的梳妆打扮，而且人人都带来了好消息：今年的展览是史上规模最大、最辉煌、最自以为是、最厚脸皮地自吹自擂的钟表与珠宝大展，一切的一切都汇聚在这里，为我们欢呼吧！各位何其有幸，能够躬逢其盛！有4 000名记者参加了这场展览，几乎可以确定，这比报道两次世界大战的记者还要多。当时，大概有十分之一的记者在这个大厅。他们中有许多人耳朵里都塞着翻译机。有一份简报上说：2013年，瑞士手表的出口总值是218亿瑞士法郎，比上一年增长了1.9%。这一增长趋势锐不可当，出口总值比5年前高出了86亿瑞士法郎之多。其中，平价瑞士手表的出口则在走下坡路，售价200瑞士法郎左右的手表的出口总值下降了4.5%。但在高档手表方面，也就是真正重要的这一部分，一切都好极了：售价3 000瑞士法郎以上的手表，出口总值增长了2.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