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人们可以遵循常理，但也有天生的欲望。从进化的角度而言，善良固然可以是演化发展而来，但邪恶也未尝不是演化发展而来。如若依据天性而言，那么唐尧与夏桀、伯夷与盗跖两两之间虽然道义、功利悬殊极大，但他们都是同样依循自己的本性、任凭天命在自然行事，这也是造成他们如此差异的原因所在。运用进化论的学说，阐明产生祸殃和福祉的不同原因，让统治者明白采用什么办法才能使人民日趋向善，动用什么心机就会使人民竞相变恶，如此才能有应对之策。假如一定要说任人民自行发展，社会内的邪恶就一定会自然消除，善良一定会自然增长的话，我个人是不敢相信的。并且从心理学的一般原理而言，人心理上分辨事物时，先有美与丑方面的区别，然后有善与恶方面的区别。美与丑，是善与恶的萌芽吗？善与恶，是美与丑的演化发展吗？所以喜爱善良、痛恨邪恶的心理，可能不一定真实，但喜好美色、讨厌臭气的心理却未尝不诚恳。哲学家们要先弄明白我们喜欢美、厌恶丑的心理原因，然后再谈论放任人民自然行事的方法，最后才可能明白人类社会的善与恶在什么情况下会消失或增长的机制。
〖严复按语〗
通观前后17篇论文，这一篇文章是最差的。作者的意图在于想要批驳斯宾塞，于是没有深入研究斯宾塞理论的依据。
斯宾塞说，如果任凭人类社会自然进化，就一定会日趋向善而不会日益向恶，而最繁荣昌盛的政治环境一定能够达到，他的理论立意非常坚固，很难找到破绽。为什么这样说呢？一是他从生物原理进而推导社会原理。社会，是生命的汇聚。如今综合地质、植物、动物3门科学来考察，进化使生物不断发展，动物从孑孓昆虫，直至形成人身，都承袭演化的痕迹，可以向前追溯，这并不是一两个人的观点。现代科学的兴起还不到百年，达尔文进化学说的出现，虽然得到了众人的一致称颂，但攻击他的人也很多，而每经历一次攻击，他的学说却更加稳固，其原理更加明晰，后来的学者考证探索其学说的越来越多，得到的证据也日渐充分。到如今，将进化论排除在外来研究前面提到的地质、植物、动物3门科学的，恐怕没有人了。
社会是生命的汇聚。聚合生命而为社会，就像聚合“变形虫”（非常微小的一种虫子，生长在水藻类植物中，与血液中的白血球属于同一类有机物，它是生命的原始起点） 而形成身躯一样。斯宾塞获知这个道理，所以就用生物学的原理来研究社会学，以此为开端进行阐释，他的观点条理清晰，如双眉并列一样鲜明清楚。然而在“物竞”、“天择”这两个原则之外他最重视“体合”。“体合”就是生物自身与生存环境相适应的能力。他认为生命既然以进化方式发展，那么社会无疑也应当以进化的方式向前发展。而他所说的“物竞”、“天择”、“体合”三方面，在社会中的体现与在生物中的体现是没有差别的，所以他才说，放任社会自然进化，则最繁荣昌盛的政治环境自会到来。虽然如此，但他所说的放任社会自然进化，并不是指什么事也不做，其方法就在于不加干涉地保持公正。他为公正所下的定义是：“各自都保有自由，但以他人的自由为界线。”他为保护种族所制定的三大定律是：“一、人没有成年的时候，其能力与所获资源成反比例；二、人成年之后，其能力与所获资源成正比例；三、在社会与个人同等重要的情况下，则舍弃个人之需保证社会之需。”遵循这三大定律，社会就昌盛；违背这三大定律，社会就衰亡。
现在赫胥黎只以“任其自行到来”当作斯宾塞理论的全部，可以说他的这种解释是不全面的。至于说善与恶都由自然演化而成，斯宾塞原本也是这样说的，然而人类在形成社会之后，假如能够不受干扰而保持公正地推行三大定律，那么邪恶将无法演进，邪恶无法演生，则善良自然就会日趋完善。这也犹如庄子“除去害群之马而使马群完善”、释迦牟尼“除去白内障而使眼睛明亮”的比喻一样。
此外，斯宾塞在创立社会学之初就曾说：“我的社会学如同几何学，以人民作为线条、平面，以刑律政令作为方形、圆形，所采取选用的都是有规则的形状，只要是不规整和不规则的，都是无从拿来讨论的。现在世界人民和国家大计，还有很多不合规则的东西存在，所以以我的学说来制定规则，往往是不太合适的。然而论说规则的言论，不以各种规则为依据就固然不可行（此处是以指他废除君臣、平均田地之类的主张而言） 。诸位学者请注意分辨明白，更不要为理论与实际难以契合而感到惊讶。”但赫胥黎却每每忽略斯宾塞其理论的前提和背景就对他进行攻击，读者们不可不明察。
群治第十六
本篇的主旨是阐述人类社会的治理之道。文章认为，生物能适应现时的环境，但未必能适应未来的变化。不同环境各有能够与之适应的生物，不会以人的意志为转移；而且人类社会的治理，应是由“德贤仁义”者倾全力创造全体人民能够适应的社会环境，从而达到“合群制治”，不被天道法则所肆虐。文章进而认为所有社会成员均应为此承担义务和责任，共同促进社会发展。严复两则按语进一步阐述了正文未尽之理，认为社会治理应该“以其明两利为利，独利为不利”。
【原文】 本天演言治者，知人心之有善种，而忘其有恶根，如前论矣，然其蔽不止此。
晚近天演之学，倡于达尔文。其《物种由来》 [1] 一作，理解新创，而精确详审，为格致家不可不读之书。顾专以明世间生类之所以繁殊，与动植之所以盛灭，曰物竞、曰天择。据理施术，树畜之事，日以有功。言治者遂谓牧民进种之道，固亦如是，然而其蔽甚矣。盖宜之为事，本无定程，物之强弱善恶，各有所宜，亦视所遭之境以为断耳。人处今日之时与境，以如是身，入如是群，是固有其最宜者，此今日之最宜，所以为今日之最善也。然情随事迁，浸假而今之所善，又未必他日之所宜也。请即动植之事明之，假今北半球温带之地，转而为积寒之墟，则今之楩、柟、豫章 [2] 皆不宜，而宜者乃蒿蓬耳，乃苔藓耳。更进则不毛穷发，童然 [3] 无有能生者可也。又设数千万年后，此为赤道极热之区，则最宜者深菁长藤，巨蜂元蚁，兽蹄鸟迹，交于中国而已，抑岂吾人今日所祈向之最善者哉！故曰宜者不必善，事无定程，各视所遭以为断。彼言治者，以他日之最宜，为即今日之最善，夫宁非蔽欤！
人既相聚以为群，虽有伦纪法制行夫其中，然终无所逃于天行之虐。盖人理虽异于禽兽，而孳乳寖 [4] 多。则同生之事无涯，而奉生之事有涯，其未至于争者，特早晚耳。争则天行司令，而人治衰，或亡或存，而存者必其强大，此其所谓最宜者也。当是之时，凡脆弱而不善变者，不能自致于最宜，而日为天行所耘，以日少日灭。故善保群者，常利于存；不善保群者，常邻于灭，此真无可如何之势也。治化愈浅，则天行之威愈烈；惟治化进，而后天行之威损。理平之极，治功独用，而天行无权。当此之时，其宜而存者，不在宜于天行之强大与众也。德贤仁义，其生最优，故在彼则万物相攻相感而不相得，在此则黎民于变而时雍；在彼则役物广己者强，在此则黜私存爱者附。排挤蹂躏之风，化而为立达保持之隐 [5] 。斯时之存，不仅最宜者己也。凡人力之所能保而存者，将皆为致所宜，而使之各存焉。故天行任物之竞，以致其所为择；治道则以争为逆节 [6] ，而以平争济众为极功。前圣人既竭耳目之力，胼手胝足，合群制治，使之相养相生，而不被天行之虐矣。则凡游其宇而蒙被庥嘉 [7] ，当思屈己为人，以为酬恩报德之具。凡所云为动作，其有隳交际，干名义，而可以乱群害治者，皆以为不义而禁之。设刑宪，广教条，大抵皆沮任性之行，而劝以人职之所当守。盖以谓群治既兴，人人享乐业安生之福。夫既有所取之以为利，斯必有所与之以为偿。不得仍初民旧贯 [8] ，使群道坠地，而溃然复返于狉榛 [9] 也。
《物种起源》的诞生
1831年，22岁的达尔文登上英国海军舰艇“小猎犬号”，从普利茅斯港出发，开始长达五年的环球航行。在航行中，他把大部分时间花在对大量的地理现象、化石和生物标本进行考察和记录上。1842年，基于此次环球旅行所得，他写出了《物种起源》（论述生物进化）的简要提纲。这本巨著直到1859年11月才得以完成并出版。因达尔文在书中提出的全新生物进化思想，推翻了“神创论”和“物种不变”理论，此书很快成为19世纪最具争议的著作。
复案：自营一言，古今所讳，诚哉其足讳也。虽然，世变不同，自营亦异。大抵东西古人之说，皆以功利为与道义相反，若薰莸 [10] 之必不可同器。而今人则谓生学之理，舍自营无以为存。但民智既开之后，则知非明道 [11] 则无以计功，非正谊 [12] 则无以谋利。功利何足病，问所以致之之道何如耳，故西人谓此为开明自营。开明自营，于道义必不背也。复所以谓理财计学，为近世最有功生民之学者，以其明两利为利，独利必不利故耳。
又案：前篇皆以尚力为天行，尚德为人治。争且乱则天胜，安且治则人胜。此其说与唐刘、柳 [13] 诸家天论之言合，而与宋以来，以理属天，以欲属人者，致相反矣。大抵中外古今，言理者不出二家，一出于教，一出于学。教则以公理属天，私欲属人；学则以尚力为天行，尚德为人治。言学者期于征实，故其言天不能舍形气；言教者期于维世，故其言理不能外化神。
赫胥黎尝云：天有理而无善，此与周子 [14] 所谓“诚无为”、陆子 [15] 所称“性无善无恶”同意。荀子性恶而善伪之语，诚为过当，不知其善，安知其恶耶？至以善为伪，彼非真伪之伪，盖谓人为以别于性者而已，后儒攻之，失荀旨矣。
【注释】
[1] 《物种由来》：指《物种起源》。
[2] 楩：音pián，黄楩木。柟音nán，楠木。豫章，樟木。
[3] 童然：指山岭、田地无草木。
[4] 寖：音qīn，指渐渐；逐渐增多。
[5] 隐：同“稳”。
[6] 逆节：指叛逆的念头或行为。
[7] 庥嘉：休嘉，指美好嘉祥。
[8] 旧贯：指原来的样子。
[9] 狉榛：音pīzhēn，同“狉獉”，指原始野蛮。
[10] 莸：音yóu。薰莸，指香草和臭草。比喻善恶、贤愚、好坏等。
[11] 明道：指阐明治道；阐明道理。
[12] 正谊：指辩正意义。
[13] 刘、柳：刘禹锡、柳宗元。
[14] 周子：周敦颐（1017—1073年），北宋理学大师，学界公认的理学鼻祖，世称“周子”
[15] 陆子：陆九渊（1139—1193年），南宋著名的理学家，宋明两代“心学”的开山之祖。
【译文】 根据进化科学原理来研究社会治理的学者，只了解人心具有善良的本性，而忘记了人心还有邪恶的根源，正如前面所讨论的那样。然而他们对进化原理没有了解明白的还不止这些。
近代进化论这门科学，是由达尔文倡立的。他的《物种起源》一书，不仅对进化原理作出了创新解析，同时精确详实，是科学家们不可不读的一本书。虽然他专门以这本书来阐明，世界上的生物之所以具有多样性和差异性，动植物之所以兴盛和灭亡，都是因为生存竞争、自然选择的结果，但如果按照这样的规律行事，种植畜牧方面的事业固然可以日益进步并取得成就，不过如果研究社会治理的学者因此认为治理人民、优化种族也可以按照这个原理，问题就十分严重了。
“合适”这件事本来就没有固定的章法。生物的强壮与弱小、善良与邪恶，各有自身不同的适应性，这要看它们各自所处的环境而定。人处在现在的时代和环境中，以特定的自身进入特定的社会，确实有最是两相适宜的情况，只要身处此时最适宜的环境，就可以说这一环境是此时对他们而言最好的。然而事情总是随着环境的变化而变化，现今最好的环境，他日再看，又未必是最适宜的了。如果用动植物的例子来加以说明，那么假如令北半球温带地域转变成为积雪寒冷的地带，则现在的楠木、樟木等树种都不适合在此生长，适合生长的就将会是蒿蓬、苔藓之类的植物；如果此处更加寒冷，成为不毛之地，那么就没有能在这里生存的植物了。又假设数千万年之后，这里又变成最热的赤道地区，那么最适合生存的是树丛、长藤、巨蜂、元蚁，野兽的足迹、飞鸟的行踪在这一地区的最深处交错纵横。这难道是我们现在所祈求向往的最优环境吗？所以，合适的不一定是最好的，事情没有固定的章程，要看各自所处的环境而定。那些研究社会治理的人把最适合将来的环境作为对目前来说最好的环境，这难道不是对进化论原理的片面理解吗？
人类既然汇聚而成为社会，虽然有伦常纲纪、法规礼制作为规范，但终归逃避不了天运法则的肆虐。人类的法则虽然与禽兽不同，但随着人类生育的后代渐渐增多，共同生存生活虽然没有限度，但供养人类生存生活的资源却是有限度的。人类现在还没有到达相互竞争的地步，但那只是早晚的事。人类一旦相互竞争，则天运法则就会对人类发号施令，人类文明就会衰退，一部分人类将会灭亡，而另一部分将得以生存。生存下来的必定是强大的种群，这就是所谓最适应环境的人。这时，脆弱又不善改变自己的人无法使自己最为适应环境，就会被进化慢慢淘汰而逐渐减少、灭亡。所以善于保护社会的，常有利于生存；不善于保护社会的，常濒临灭亡。这真是不可改变的自然发展趋势。社会治理教化越粗浅，天运法则的威力就越强烈。唯有使社会治理教化深入进行，然后天运法则的威力才会减弱；社会治理达到极为公平的时候，其治理的功效就会显示出独特的作用，那时天运法则对人类就不再是权威。在这个时候，最适应生存的，不再是适应于天运自然法则的强大和多样之人，贤德仁义的人才是最优秀的生存者。所以，在自然界万物互相攻击影响而不能互相融合，在人类社会则是人们随着社会变化而达到和谐；在自然界是彼此控制资源扩充自己从而使自己强大，在人类社会则是废除私欲保存爱心才能使万众归附，而排斥异己、蹂躏他人的风尚将转变成为建立社会通达、保持社会稳定的信心。这时候生存下来的，不仅只有适应能力强的人，凡是社会力量所能够保护而生存的，都将有适应的环境而使他们各自得以生存。
赫胥黎与《进化论与伦理学》
达尔文的《物种起源》出版之后，立刻遭到一些人的质疑和攻击，而英国皇家学会会员赫胥黎却自诩“达尔文的斗犬”，竭力传播进化学说。1893年，赫胥黎在牛津大学作了一场名为“进化论与伦理学”的演讲，并于一年后增写导论将其以同名出版。在书中，赫胥黎将自然选择作为生物进化的原理，强调人类社会必须与生存竞争作斗争；并用进化论解释人类社会的道德现象，指出宇宙过程与伦理过程是相背而行的，人类通过自身的努力，使伦理过程逐渐取代宇宙过程。
所以天运法则任凭物类竞争，是为了达到选择的目的。社会治理之道则把竞争视为一种背离人道的规则，而把平息竞争、救助大众作为最高功绩。过去的圣人们既然已经竭尽耳听眼看之所能，亲自辛勤操劳，整合社会并加以控制治理。让人们相互供养、依存，从而不被天道法则所肆虐。那么生活在这样的国家里而享受福祉的人，应该思考怎样舍己为人，以具体行为来回报社会。凡是言语行为，只要是破坏社会交往、侵犯他人名誉利益、危害扰乱社会治理的，都应视为不义行为而加以禁止。设置刑罚法律，广颁教育信条，大都是为了遏制纵情任性的行为，劝勉人们应当遵守自己的职责。这就是所谓的，社会治理兴起将使人人享有安居乐业的福祉。社群从个人身上取得利益，也同时需对有所付出的人给予补偿，不能沿袭原始时期人类的旧习惯，使社会道德堕落崩溃，倒退回原始时代。
〖严复按语〗
私欲这一言辞，从古至今都很受人忌讳，这确实是应该忌讳的！虽然如此，世道变化不同，人的私欲也有差异。大概东、西方古代学者的学说，都把功利一词视为道义的对立面，就好像香草与臭草一定不可以放进同一器具内。而现代学者则认为：生物学的原理是生物舍弃私欲就无法得到生存。不过，一旦人类的智力得到开发，则懂得不明白事物法则就无法规划功业，不讲求事物的辨证意义就无法谋求利益。功利的欲望有什么值得担忧的？只需注意是用什么方法取得功利就行了。所以西方人称这为“开明的私欲”，开明的私欲一定是不违背道义的。我认为近代经济学是对人类最有功劳的学说，因为这个学说阐明了公、私两利才是真正的利益，单方面的利益肯定不是真正利益的道理。
又按：前几篇文章都认为天运法则崇尚力量，社会治理崇尚道德；社会因竞争而动乱就是自然界的胜利，社会安定而且太平就是人类的胜利。这种观点与唐代刘禹锡、柳宗元等大学问家阐述天道的观点相符合，而与宋代以来把理性归属于天性，把欲望归属于人性的观点则完全相反。大概中外古今研究理学的不外乎两个流派：一个流派出自宗教，另一个流派出自学术。宗教流派把公理归属于天，把私欲归属于人；学术流派则把崇尚力量作为天道法则，把崇尚道德作为社会治理原则。研究学术的学者注重实验，所以他们谈论天道时不排斥具体物质和抽象精神；研究宗教的人希望维护人世，所以他们谈论理性时不把造化神灵排除在外。赫胥黎曾经说：“天有法则但没有善心。”这与北宋周敦颐所说的“诚心寂然不动”、南宋陆九渊所称的“人性没有善恶之分”是同一意思。荀子“人性本恶而善是人为的教化”之说，确实有些过头了，如果不知人性善良的一面，又怎么知道人性邪恶的一面呢？至于把“善”说成“伪”，那并不是“真伪”的“伪”，而是说“人为”，以此同“人性”区别开来而已。后来的儒家学者攻击荀子这句话，其实是误解了荀子思想的本来意义。
进化第十七
本文首先否定了斯多葛学派“天行无过，任物竞天择之事，则世将自至于太平”的论调，然后提出了“与天争胜”的主张，即人类以自己的力量，研究和掌握自然、社会的规律，从而征服自然，推动社会发展，并以欧洲近百年来突飞猛进的发展来证明这是能够实现的。文章进而提出了“与天争胜”必须依靠现代科学技术，并且需要坚持不懈的努力来实现。
【原文】 今夫以公义断私恩者，古今之通法也；民赋其力以供国者，帝王制治之同符也；犯一群之常典者，群之人得共诛之，此又有众者之公约也。乃今以天演言治者，一一疑之。谓天行无过，任物竞天择之事，则世将自至于太平。其道在人人自由，而无强以损己为群之公职，立为应有权利之说，以饰其自营为己之深私。又谓民上之所宜为，在持刑宪以督天下之平，过此以往，皆当听民自为，而无劳为大匠 [1] 斫。唱者其言如纶，和者其言如綍 [2] 。此其弊无他，坐不知人治、天行二者之绝非同物而已。前论反覆，不惮冗烦。假吾言有可信者存，则此任天之治为何等治乎？嗟乎！今者欲治道之有功，非与天争胜焉，固不可也。法天行者非也，而避天行者亦非。夫曰与天争胜云者，非谓逆天拂性，而为不祥不顺者也。道在尽物之性，而知所以转害而为利。夫自不知者言之，则以藐尔之人，乃欲与造物争胜，欲取两间之所有，驯扰驾驭之以为吾利，其不自量力，而可闵叹，孰逾此者。然溯太古以迄今兹，人治进程，皆以此所胜之多寡为殿最 [3] 。百年来欧洲所以富强称最者，其故非他，其所胜天行，而控制万物，前民 [4] 用者，方之五洲，与夫前古各国最多故耳。以已事测将来，吾胜天为治之说，殆无以易也。是故善观化者，见大块 [5] 之内，人力皆有可通之方；通之愈宏，吾治愈进，而人类乃愈亨。彼佛以国土为危脆，以身世为浮沤 [6] ，此诚不自欺之说也。然法士巴斯噶尔 [7] 不云乎：“吾诚弱草，妙能通灵，通灵非他，能思而已。”以蕞尔之一茎，蕴无穷之神力。其为物也，与无声无臭、明通公溥之精为类，故能取天所行，而弥纶燮理 [8] 之。犹佛所谓居一芥子，转大法轮也。凡一部落、一国邑之为聚也，将必皆有法制礼俗系夫其中，以约束其任性而行之暴慢；必有罔罟 [9] 、牧畜、耕稼、陶渔之事，取天地之所有，被以人巧焉，以为养生送死之资。其治弥深，其术之所加弥广。直至今日，所牢笼弹压，驯伏驱除，若执古人而讯之，彼将谓是鬼神所为，非人力也。此无他，亦格致思索之功胜耳。此二百年中之讨索，可谓辟四千年未有之奇。然自其大而言之，尚不外日之初生，泉之始达，来者方多，有愿力者任自为之，吾又乌测其所至耶？是故居今而言学，则名、数、质、力为最精。纲举目张，可以操顺溯逆推之左券，而身心、性命、道德、治平之业，尚不过略窥大意，而未足以拨云雾睹青天也。然而格致程途，始模略 [10] 而后精深，疑似参差，皆学中应历之境，以前之多所抵牾 [11] ，遂谓无贯通融会之一日者，则又不然之论也。迨此数学者明，则人事庶有 [12] 大中至正之准矣。然此必非笃古贱今之士之所能也。天演之学，将为言治者不祧 [13] 之宗，达尔文真伟人哉！然须知万化周流，有其隆升，则亦有其污降 [14] 。宇宙一大年也，自京垓亿载以还，世运方趋，上行之轨，日中则昃，终当造其极而下迤。然则言化者，谓世运必日亨，人道必止至善，亦有不必尽然者矣。自其切近者言之，则当前世局，夫岂偶然。经数百万年火烈水深之物竞，洪钧 [15] 范物，陶炼砻磨 [16] ，成其如是。彼以理气 [17] 互推。此乃善恶参半。其来也既深且远如此，乃今者欲以数百年区区之人治，将有以大易乎其初。立达绥动之功虽神，而气质终不能如是之速化，此其为难偿虚愿，不待智者而后明也。然而人道必以是自沮焉，又不可也。不见夫叩气而吠之狗乎？其始狼也。虽卧氍毹 [18] 之上，必数四回旋转踏，而后即安者，沿其鼻祖山中跆藉 [19] 之习，而犹有存也。然而积其驯伏，乃可使牧羊，可使救溺，可使守藏，矫然 [20] 为义兽之尤。民之从教而善变也，易于狗。诚使继今以往，用其智力，奋其志愿，由于真实之途，行以和同之力，不数千年，虽臻郅治可也。况彼后人，其所以自谋者，将出于今人万万也哉。居今之日，藉真学实理之日优，而思有以施于济世之业者，亦惟去畏难苟安之心，而勿以宴安媮 [21] 乐为的者，乃能得耳。欧洲世变，约而论之，可分三际为言：其始如侠少年，跳荡粗豪，于生人安危苦乐之殊，不甚了了。继则欲制天行之虐而不能，侘憏 [22] 灰心。转而求出世之法，此无异填然鼓之之后，而弃甲曳兵者也。吾辈生当今日，固不当如鄂谟所歌侠少之轻剽，亦不学瞿昙黄面，哀生悼世，脱屣人寰，徒用示弱而无益来叶也。固将沉毅用壮，见大丈夫之锋颖 [23] ，彊立不反，可争可取而不可降。所遇善，固将宝而维之；所遇不善，亦无慬焉。早夜孜孜，合同志之力，谋所以转祸为福，因害为利而已矣。丁尼生之诗曰：“ 挂沧海，风波茫茫。或沦无底，或达仙乡。二者何择，将然未然。时乎时乎，吾奋吾力。不竦不戁 [24] ，丈夫之必。”吾愿与普天下有心人，共矢斯志也。
【注释】
[1] 大匠：称学艺上有大成就而为众人所崇敬的人。
[2] 綍：音fú，指绳索。
[3] 殿最：古代考核政绩或军功，下等称为“殿”，上等称为“最”。
[4] 前民：出自《易经·系辞上》：“是以明於天之道，而察於民之故，是兴神物以前民用。”后以“前民”指引导人民。
[5] 大块：指大自然；大地。
[6] 浮沤：指水面上的泡沫。因其易生易灭，常用来比喻变化无常的世事和短暂的生命。
[7] 巴斯噶尔：布莱兹·帕斯卡尔（1623—1662年），法国数学家、物理学家、宗教哲学家、散文家。其代表作散文集《思想录》。
[8] 燮：音xiè，指谐和，调和。燮理，指协和治理。
[9] 罟：音gǔ。罔罟，指渔猎的网具。
[10] 模略：指大略，大概。
[11] 抵牾：出自北宋司马光《进书表》：“自治平开局，迨今始成，岁月淹久，其间抵牾，不敢自保，罪负之重，固无所逃。”抵牾音dǐwǔ，指互相矛盾。
[12] 庶有：指庶类，万物。
[13] 祧：音tiāo。家庙中除始祖外，辈分远的要依次迁入祧庙；永不迁移的叫作“不祧”。
[14] 污降：即“隆污”，指高与低。比喻盛衰兴替。
[15] 洪钧：指天。
[16] 陶炼：指陶冶锻炼。砻磨：指磨治锻炼。
[17] 理气：中国哲学的一对基本范畴。“理”指事物的条理或准则，“气”指一种极细微的物质。
[18] 氍毹：音qú shū，毛织或毛与其他材料混织的毯子。
[19] 跆藉：指践踏。
[20] 矫然：出自西汉桓宽《盐铁论·褒贤》：“文学高行，矫然若不可卷。”矫然，指坚劲的样子。
[21] 媮：音yú，同“愉”，指苟且寻乐。
[22] 侘憏：出自屈原《楚辞·九章·涉江》：“怀信侘傺，忽乎吾将行兮。”侘憏，音chāchì，同“侘傺”，指失意而神情恍惚的样子。
[23] 锋颖：比喻卓越的才干，凌厉的气势。
[24] 戁：音nǎn，恐惧。
【译文】 以公义作为判定私人恩德的标准，已是古今通用的法则。民众以自身能力供养国家需用，是帝王们掌握统治权的共同凭证。如果有人触犯一个社会通常的制度，社会的成员就得共同讨伐他，这是社会公约的一种。但现在用进化原理来研究社会治理的人，对此一一提出了质疑，并认为天运法则没有过错，只要放任物竞天择的规律发展下去，人世间将自行达到太平的境界，其办法是人人自由自在，又不把克己奉公的公共职责强加于身。他们以此创立个人应有权利的学说，以掩饰他们营私利己的深重私心。他们还认为统治者应该做的，只在于执行刑罚法律用以督促天下公平，超过这事以外的，都应当听凭民众自行其是，而不需要劳烦官员来管理。提倡这种言论的人大肆鼓吹他们的理论，而附和这种学说的人也言之凿凿地将其推行。这种学说的弊病不是别的，就在于他们不明白社会治理与天运法则二者绝不是同一类事物。
这个问题在前文里已经不嫌冗长烦琐地反复谈论过了。假如我的论说有可信之处存在，那么这任随天道的治理又将是什么治理呢？哎呀！现在的人想要治理之道有所成效，若不与天道自然竞争获得胜利，就是不可能的。效法天道法则不可行，而避开天道法则也不可行。这种与天道自然竞争获胜的说法，不是说要违背天运法则和自然规律而去做不吉祥不和顺的事情，其办法在于透彻了解事物的性质，才能明白怎样化害为利。对不了解这个道理的人而言，就会认为，凭渺小的人类去与上天争胜，并想要取得天地之间所有东西，进行驯服控制而成为人类的利益，还有什么能比这种自不量力的行为更加可悲可叹呢？然而回顾自远古以来到现在，人治进程都是凭与天争斗时获胜的多少来作为评判功劳大小的标准。近百年来欧洲最以富强而为人称道的国家，其成因不是别的，在于这些国家战胜了天道并控制万物为人民所用。这是他们同全世界以及古代各国相比，得到成就成果最多的缘故。根据过去的事预测未来，我所提出的战胜自然以成就人类治世的学说，恐怕是确凿的。
第二次工业革命
赫胥黎总结说，人治要想获得成效，就必须与天道自然竞争并获得胜利。这不是教人违背天运法则和自然规律，而是要利用人类的智慧趋利避害。他同时指出，当今欧洲国家中遥遥领先者，其成功的法门就在于，这些国家战胜了天道并控制万物为人民所用。而对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欧洲来说，人类的胜利无疑是完成了第二次工业革命。
所以善于观察变化的人就能看到，自然界之内，人的力量都有可以通达的方法，人的力量越通达，我们人类的治理就越向前发展，人类自身发展就更加顺利。释迦牟尼把国土视为危险脆弱之物，把人生在世视为水上泡沫，这的确不是自欺之谈。然而法国学者帕斯卡尔不是也说过吗“我们确实脆弱如草芥，但能够巧妙地，通达神灵这种能力不是因为别的，就在于能够思考而已。”在我等人类微不足道的“草茎”中，蕴涵着无穷的神奇能力，它的性质与无声无味、英明通达、公正广大的神灵为同类，所以能取来天运法则进行统摄和协调，就犹如释迦牟尼所说，居住细微草种之中，也可用佛法碾碎一切烦恼。
凡是一个部落、一个国家城邑形成的群体，都必将有法制礼俗在其中维系，用以约束那些任性胡为的凶暴傲慢之徒；必定要从事张网捕鸟、牧放牲畜、耕种庄稼、制陶打鱼等生产劳动，取得自然界的各种物资，以人力加工后，作为供养生活、葬送亡人的资用。这些治理越深入，人类改造自然的技术所推广的领域就越广。直到现在，人们改造天地整顿河山，驯养降伏家畜，赶走毒虫猛兽，这些成果如果拿来向古人演示，他将会说这一切都是鬼神干出来的成就，不是人力所能办到的。其实人类取得的这些成就，也只是科学探索所取得的胜利而已。近200年来的探讨探索，可以说是开创了4000年来前所未有的奇功。而从更大的方面来说，现在人类所取得的成就还只是像初升的太阳、刚涌出的泉水，未来的成就会更多，有愿意为此效力的人可凭借自己的能力而有所作为，我又怎么能预测未来人类社会所能达到的发展程度呢？
因此，生活在现代而研究学问，则以逻辑、数学、物理、力学为最精要，掌握了这些精要就可以带动其他学问，就可以充分把握住顺向归纳、逆向推理的学术研究方法；而生理、心理、伦理、政治等学科，现今的学术水平只能算是略知其大意，而不足以达到拨开云雾见青天的程度。然而科学事业的道路，最初都是从粗略的模式起步，然后日渐丰富精深。疑惑不明和似是而非，都是研究学问中要经历的过程。因先前所遇到的多种矛盾抵触，于是就判定科学研究没有融会贯通的那一天，这也是不正确的言论。直到把前文所说的这几门学问阐明了，那么人类的事情差不多就有了最恰当正确的准则。然而这肯定不是那些厚古薄今的人所能做到的。
进化的学说，将作为研究社会治理的人不可废弃的基础理论。达尔文真是伟大的人物！然而我们须知万物造化是循环变化的，有它上升的时候，也有它下降的时候。宇宙是一个不断新生与毁灭交替循环的时空，自亿万年以来，它的气运正向前趋进，就像太阳升起的轨道，但太阳当顶就会西斜，宇宙也终有登峰造极而开始下落的时候。然而研究自然界变化的人，认为宇宙的气运一定日益亨通顺畅，人类社会定会达到至善的境界。其实情况也未必全是如此。从最近的时期而言，当前的世界局势绝不是偶然形成的。经历了数百万年水深火热的生存竞争，上天造物经过陶冶、锻炼、砥砺、琢磨，才形成了现在这个样子。而人类一方面以“理”、“气”来互相推测，另一方面又以“善恶参半”来互相评判，争论的由来是如此的深远。然而现在的人要想以区区数百年的社会治化，来使人类达到与原先大不相同的成果，虽然可以表面上有快速成效，但人类自身的素质却不会如此快速地改变。这是难以实现的空想，就算没有圣哲的指点也可以领悟。
但说人类社会一定会因此而停滞不前，却也不尽然。没有见过那汪汪吠叫的狗吗？狗的祖先是狼。现在的狗躺卧在地毯上之前，一定先要数次来回转圈踏步之后才能安躺下来，这是从狼祖先处沿袭下来的在山中筑窝的习性。然而日积月累的驯服，使它能够放牧羊群、救助落水者、看守仓库，其强勇的样子使它成为最优秀的义兽。人类服从教化而善于变化，比驯养狗容易得多。假使从现在开始，利用人类的智力，振奋人类的志愿，在真正切合实际的方面加以运用，协调共同的力量而行动，在数千年内，达到最完美的盛世是可能的。况且后世之人，他们自己的智谋，将超过我们现代人万万倍。生活在当今的时代，真正实在的科学理论日益进步，凭借这样的优越条件，在思考救济人世的事业时，则必须去除害怕艰难、苟且偷安的心理，不以贪图安乐为目的，才能有所成就。
欧洲社会的变化，简而言之，可以分为三个阶段：最初的阶段如同侠义的少年，跳荡放纵、粗犷豪放，对人生安危苦乐的不同情况不很了解；第二阶段则是想要控制天运法则的肆虐但又无能为力，怅然灰心；第三阶段转变而寻求脱离尘世的修行方法，这无异于战鼓敲响之后丢盔卸甲的逃兵。我们这一代人既然生活在当今的时代，本来就不应当像荷马所歌颂的矫健勇猛的少年那样，也不应当像释迦牟尼那样苦心修炼而面黄肌瘦，却还要哀叹人生、哀悼世界、远离人世、徒劳示弱、但又无益于后世。我们本应该沉稳坚毅，展现威武男儿的锋芒，坚强不屈义、无反顾、勇于争取、不可投降。如果遇到优良的环境，定像宝物一样珍惜；如果遇到不好的环境，也不气馁。日日夜夜孜孜不倦，汇聚志同道合之人的力量，以谋求变祸为福、变害为利的大计。丁尼生的诗句说得好：
“高挂风帆渡沧海，
风啸波涌茫茫来；
恐惧无力沦海底，
奋勇则能登仙台。
生死选择在眼前，
犹豫不决是为害。
时光稍瞬不可待，
奋力拼搏不懈怠。
无惧无畏心如磐，
七尺男儿豪情在！”
我愿与普天下的有心人，共同立下忠于此志的誓言！
严复传略
“何曾贞下起元来，不独怜君且自哀。未得一邱供啸傲，更无歧路可徘徊。情知乱世身为患，谁向颓流首重回。惟有少时腾掷处，梦中突兀见南台。”
——严复《再和步溪》
风云巨变，“民智者，富强之原”！一个振聋发聩的声音在中国最不堪回首的那段历史中响彻。“物竞天择，适者生存”，国人恍若重生，世界原来竟可以是这样！历史从来不会忘却，那个曾经在黑暗中取火的身影，为愚昧的国人送来了西方第一道启蒙之光。无疑，作为中国最早的启蒙理论先驱，严复在中国思想史上有着深远的影响。作为一位交汇着中西方文化、体现了中国历史转型时期矛盾的复杂人物，他的一生极富个性色彩。在他的身上，最典型地反映了中国知识分子在强权以及传统文化面前的深刻悲哀与无奈。当他以大胆激进的思想掀起了革新浪潮之后，却又企图以怯懦而守旧的行为向民众宣告传统思想的胜利，人们由此对他褒贬不一。三千年的历史积淀以及社会转型期的巨大矛盾，相对于一个“儒士”软弱的肩膀来说，似乎过于沉重。但，革新也好，守旧也罢，原因都只有一个，那就是他对祖国、文化深沉的爱与眷恋。无论他是以哪种方式来表达他自己，爱国主义精神始终贯穿在他的整个人生之中，这是他之所以获得无数后人景仰的主要原因。如今，让我们走近严复，不求精解其复杂的思想，只希望能了解他曲折的一生，以还原一个生逢末世的爱国者的本来面目。
严复
严复（1854—1921年），原名宗光，字又陵，后改名复，字几道，福建侯官人。严复在留学英国期间，受达尔文、斯宾塞、赫胥黎等人的进化论思想的影响，后将进化论等思想翻译、介绍到中国，是清末民初很有影响的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翻译家和教育家。
幼贫失怙
19世纪，是中国最不堪回首的一段历史时期，那是三千年封建制度走到末了的必然结果。当西方国家大力发展资本主义并取得了辉煌成就时，中国国力却江河日下。对外，清王朝长期实行闭关政策，严重地阻碍着中国对外贸易和社会、政治、经济的发展；对内，“四书”、“五经”禁锢了人们的思想，吏治腐败，军备废弛。日趋腐败的统治使国内阶级矛盾日益激化，曾经盛世的中国，此时从内到外都已经腐朽透顶，如同一只毫无抵抗力的肥羊，引来了西方列强的觊觎。鸦片战争、太平天国运动、第二次鸦片战争……国家在经历着耻辱，人民在经受着炮火。世界变了，往昔的繁荣已不再，剩下的只是苦难。我们的主人公严复就诞生在这个动荡变幻，新旧交割的痛苦的历史洪流之中，他一生的命运与际遇也与此紧紧相连。
1854年1月8日（咸丰三年癸丑十二月十日） ，严复出在生今福建省福州市苍山区盖山镇阳岐村一个中医世家，乳名体乾，谱名传初。严家祖籍侯官县，曾祖父严焕然中过举人，曾任松溪县学训导。后父祖两代都以行医为生，悬壶济世。父亲严振先从小就跟着严复的祖父学医，积累了多年的临床经验。在他继承父业之后，就因医术高超而声名鹊起，有“严半仙”之美称。当时，南台岛一方乡人遇有疑难病症，无不踵门求医。严振先为人善良，宽厚疏财，如果是穷苦人家急症求诊，他多是先行诊治后计报酬，有时竟代付药费，有还就收，不还也不索讨。他每天出诊各乡，途中须经过一座石桥，附近贫苦病人听闻他乐善好施的美名，经常群集桥头，等到他的轿子到来后便请求施诊，后来竟成惯例。父亲的仁义之举在严复心中印象十分深刻，这无疑影响到他后来的为人处世。
吸鸦片的国人
18世纪初期，英国将鸦片贩运至中国，鸦片的泛滥，影响了民众的身心健康，使吏治败坏，白银外流，政府财政收入短缺。据统计，当时大约近一亿中国人不同程度地染上了鸦片瘾。图为当时吸食鸦片的人。严复也曾染上烟瘾，后来他后悔不已，直到晚年才强行戒除。
严复最初的启蒙教育是父亲严振先给予的。除了医术高超以外，严振先还有深厚的国学造诣，算是一位儒医。对家中唯一的儿子严复，严振先寄予了厚望，也有意栽培，希望他有朝一日能像曾祖父那样，通过科举仕途而飞黄腾达，光宗耀祖。严复6岁时，严振先将他送入私塾学习四书五经，他开始逐渐了解儒学文化。学至9岁时，父亲又将他送回家乡阳岐，在胞叔严厚甫的私塾里读书习字。严复幼年早慧，记忆超常，胞叔严厚甫很快就无书可教。11岁那年，严复回到了省城，师事义序黄宗彝（字少岩） 。黄少岩“为学汉宋并重”，学识渊博，为闽省宿儒。著有《闽方言》一书，熟悉明代东林掌故以及宋、元、明儒学案与典籍。因他平时向严振先求医，二人言谈投机，遂成为好友。严振先倾慕其文才广博，便将儿子严复送到他家里读书。
平日黄少岩督学严厉，其讲学广博，并不局限于经书之中。他有抽大烟（即鸦片）的癖好，严复常侍坐烟榻之侧，于烟雾缭绕之中，饱聆老师谈说宋、元、明学案及典籍（这可能给严复以不良影响，后来他也抽大烟） 。在他的指导下，严复的学术视野大大拓展，并陶冶了情操。尤其是东林党人不畏权奸、刚直不阿的气节，和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胸怀与气度，令严复肃然起敬、终身铭记。从黄少岩那里，严复学到了较多的中国儒家传统知识，为后来的学术研究打下了基础。黄先生去世之后仍由其子孟修即黄增来家就馆，教授严复学问。应该说，从4至12岁期间，严复所接受的是较为系统的传统启蒙教育，这种教育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他的一生。严复后来的很多行为特征都表明了这些幼年难以抹去的痕迹。他那种骨子里的忧患意识，毕生信奉的中庸之道，对旧式礼法的谨守，莫不因此而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