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晚清的福州，儿女时兴早娶早嫁。严复13岁时，就秉承父母之命与同邑布衣王道亮之次女王氏结亲。1866年春天，两人完婚。这年6月，严复家中发生了巨变。父亲因抢救霍乱病人，受到传染，不治而亡。严振先生前有一劣根，素好赌博。由于赌术欠佳，逢赌必输，结果弄得囊无余钱。当他死时，家当尽皆卖光，此外还有余债，光是经办丧葬就难为了孤儿寡母。人走茶凉，亲族中谁也不肯借钱，幸而严振先在生前曾帮助过的一些病家闻讯纷纷送了些钱来，才解决了燃眉之急。严复在那时就意识到了世态炎凉，人情冷暖。由于家道中落，严复一家生活都难以为继，当然更无力为他续聘塾师。于是，他们被迫举家搬回老家阳岐。在上岐一处狭窄的河边，尚有祖屋一座供他们居住。此后，严复母亲和妻子王氏替人家绣花缝纫，得些工钱来维持生计，艰难度日。此时严复两个妹妹年仅十一二岁，王氏也只有十四五岁。幼年失怙的辛酸苦痛，让严复刻骨铭心，终生难忘。
民国初年，严复曾为周养庵的《篝灯纺织图》题了一首诗，诗的前半段是对他幼年失怙的酸楚回顾。“我生十四龄，阿父即见背。家贫有质券，赙钱不充债，陟冈则无兄，同谷歌有妹。慈母于此时，十指作耕耒。上掩先人骸，下养儿女大。富贵生死间，饱阅亲知态。门户支已难，往往遭无赖。五更寡妇哭，闻者堕心肺。……”（《严复集·愈懋堂诗集》卷下） 这样凄凉的诗句，的确是发自肺腑，令人闻之无不伤感叹息。
私塾教育
严复6岁入私塾，学习四书五经，接受传统的启蒙教育。这一阶段所受的教育对严复影响非常大，他系统地掌握了儒家传统知识，为后来的学术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晚年严复评点了《老子》和《庄子》等古籍。
少年求学
父亲的去世，不仅使严复的家庭在经济上陷入困境，也使得严复无法像寻常子弟那样，走科举入仕的道路，后来他竟将此引为终身憾事。在严复一家搬回家乡居住几个月后，就听说了“船政学堂”招生的事情。当时，洋务派大臣左宗棠和沈葆桢等人，在福州创办了造船厂。为了培养造船和驭船人才，又设立了“船政学堂”。根据学堂的章程规定：凡考入该学堂的学生，伙食费全免，另外每月给银4两，贴补家庭费用；3个月考试1次，如果成绩优等，还可得赏洋银10元；5年学习期满毕业后，不仅可以在政府中得到一份差事，还可以参照从外国聘请来的职工待遇标准，优给薪水。船政学堂学的大都是“洋务”，相对于正统的儒家教育而言是“不登大雅之堂”的，一般家境稍好的子弟都以考取功名为目标，多不屑报名应试。而像严复这样的贫困家庭，船政学堂的这些条件，则是很有吸引力的，他的母亲和妻子也都认为这是一条出路。但是，要入船政学堂除具备一些必需条件外，还须有一位绅商出具保结。在严家，只有胞叔严厚甫是乡绅，严复母子便去求他，岂料这位叔父竟不顾叔侄之情予以拒绝。在无可奈何的时候，族中一前辈给他们想了个办法，即瞒着这位叔父将其名讳、职业和功名经历照填保结，加私印呈送上去。后来此事终还是被严厚甫发现，大怒之余扬言要具禀退保。母子二人为此痛哭跪求，才告平息。可见，严复进入船政学堂也殊为不易。
选派留学的幼童
洋务运动的领导者曾国藩和李鸿章主张，除了修建新式学校外，还应派人到西方直接学习先进技术。1872年，曾、李联合上书，要求选派幼童赴美留学，为中国培养国内急需的新式人才。几年后，严复、刘步蟾、林泰曾和萨镇冰等被送往英国，学习驾舰指挥。图为早期选送留学的幼童。
1866年冬天，船政学堂正式对外招生，13岁的严复同福建和广东一带的许多贫家子弟都前来报考。说来也巧，入学考试的题目是《大孝终身慕父母论》。严复恰逢父亲去世不久，想到家中母亲含辛茹苦支撑门户，他满腹追思深情油然而生，数百言洋洋洒洒一挥而就。该篇文章情文并茂，深得福建船政大臣沈葆桢的赞赏。放榜以后，严复竟以第一名被录取。这对于刚刚失去父亲的家庭来讲，当然是一个大喜讯。14岁那年，他改学名为宗光，字又陵，正式进入该校学习。入学后，他按月将4两纹银的津贴分为两份，以2两供应家庭，2两留着自用，一家大小勉强过着清贫的生活。
船政学堂第一次招生录取学生几十名，除严复外，还有后来北洋海军主要将领刘步蟾和方伯谦，另从香港招来有一定英语基础的邓世昌、林国祥等人，总计105人。但后来因种种原因，到1873年时只剩39名在学，最后完成学业的只有14人。这些学子入学时的年龄约为12至15岁，日后都成了北洋水师的栋梁之才。船政学堂以培养洋务人才为重点。学校的课程设置中虽然也有“圣谕广训、孝经，兼习策论，以明文理”等内容，但最主要的还是以造船和驭船的相关科学技术。船政学堂分为两个班：前学堂和后学堂。前学堂主要学习造船之术，以培养“良工”；后学堂学习驭船之术，以培养“良将”。严复被分在后学堂，换句话说，他一开始就是被当作“良将”来培养的。对于严复来讲，“塞翁失马，焉知非福”用在他身上再贴切不过了。在这里他虽没有学到与科举相关的八股文，却系统地学习了外语、算术、几何、代数、物理学、化学、地质学、天文学、航海学、光学、电学、电磁学、声学和热学等课程。这些都是当时由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输入的新知识、新学问，与严复此前在私塾中所学的四书五经等绝然不同。求知的欲望，再加上少年时代的好奇心，使他对这些课程非常感兴趣，学习成绩也因此一直名列前茅。到19岁那年，严复以最优等的终考成绩从船政学堂毕业了。当时洋务官员沈葆桢以及一些教官都十分看好严复，认为他是个不可多得的人才。所以毕业之后，他马上被派到军舰上实习。严复先随“建威”号船南下新加坡、槟榔屿等地，再北至中国东部海面的渤海湾和北部的辽东湾等地。次年，福州造船厂又成功地自制“扬武”等5艘巡洋舰，他又被改派到“扬武”号上实习，巡历中国的黄海及日本长崎、横滨等各地。1874年，严复又随“扬武”舰去台湾，测量台东背、莱苏屿各海口，历时月余。在整整5年的跟船实习中，严复遍历了中国附近的海域，世界在他眼前展现出别样的色彩，这是埋首于四书五经中的旧式书生绝不可能见识到的。这种丰富的游历对于青年严复来说实为幸矣！殊不知，在大洋的彼岸，另有一番世界正在等待着他去探寻。
严复在出海台湾期间，偶有机会回家探望，他与王氏的长子严璩即于此时出生。发妻王氏年龄与严复相仿，是一个虔诚的佛教徒。这一对由“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而结成的夫妻，一生之中相聚的时间并不多，由于王氏目不识丁，故相互之间也没有书信交流。但严复感念她在他尚且年幼之时与母亲一起支撑门户的艰辛，加之她后来照顾母亲与儿子，对她颇有一分尊重。这种情分一直持续到王氏过世之后。严复在日记中时常提起亡妻的忌辰与生日，以显示两人之间的情分。1921年夏天，在他过世前的两三个月，还亲手为王夫人抄写《金刚经》一部。他在写给儿子的信中说道：“老病之夫，固无地可期舒适耳。然尚勉强写得《金刚经》一部，以资汝亡过嫡母冥福。”此外，严复在生前即安排好死后与王夫人合葬，然而他的第二、第三夫人却无此待遇。此举或许是遵从惯例和礼法，但严复对王夫人的情分由此可见一斑。
对于这段早婚经历，严复认为只是依循中国旧法，“承继祀，事二亲，而延嗣续”罢了（《严复集》） 。当他后来学有所识后，更深刻体会到了早婚给人们带来的弊端。子嗣过多，养育欠佳，导致恶性循环，以至于“谬种流传，代复一代”（《严复集》） 的地步。在《法意》案语中，严复又说“中国沿早婚之弊俗，当其为合，不特男不识所以为夫与父，女不知所以为妇与母也。甚且舍祖父余荫，食税衣租而外，毫无能事足以自存”（严复译《法意》） 。总之，严复从亲身经历中认识到，过早结婚无论对个人、国家与民族都是不好的。
同文馆
为了培养翻译人才，总理衙门在1862年设立了中国最早的外语学校——同文馆，由外国人担任教师。同文馆的设立，标志着中国新式教育的开始。
留学英伦
1873年底，陕甘总督左宗棠、船政大臣沈葆桢、闽浙总督李鹤年、福建巡抚王凯泰联名上奏朝廷，建议选派船政学堂优秀毕业生，前往英、法两国留学深造；此举得到洋务派大臣李鸿章与恭亲王奕的大力支持，当时由于一些原因耽误而未能马上实施。1876年夏，李鸿章前往烟台，就“马嘉理案”与英国代表举行谈判（后签订了《烟台条约》） 。在此次谈判期间，李鸿章多次应邀参观了在烟台海面上停泊的英、法、德等国的军舰；当他注意到英国军舰上竟有日本青年军官在随舰接受训练时，更坚定了派遣学生出洋的决心，当即在烟台就详细拟订了派遣海军留学生出国培训的计划和章程。计划确定派遣30名学生留洋3年，预算经费30万两银，由李凤苞担任华监督，清政府雇佣的法国军官日意格担任洋监督。在第一批留洋的海军学员中，除严复外还有刘步蟾、林泰曾、萨镇冰等等。
1877年5月7日，这批留着长辫子的中国留学生乘船到达法国马赛。在这里，留学生分为两支，学习船舶制造的人留在法国，其余学习驾舰指挥的学生则前往英国首都伦敦。这一年，严复23岁，正是青春大好、抱负满怀之际。来到英国后，严复先进普茨茅斯（Portsmouth）大学学习，后来又以优异的成绩考入格林威治皇家海军学院学习。在这里，他主要学习高等数学、化学、物理、海军技术、海战公法以及枪炮营垒等课程。经过考试，他各门功课的成绩，都是“屡列优等”。为什么英国等西方国家要比中国更强？这是他心中一直以来的疑惑。每每到了课堂之外或是茶余饭后，他就开始研究西方政治学说以及英国资本主义制度。他希望通过种种途径来探讨其强盛之由，进而为中国的出路寻求良策。他经常进出图书馆，或到法院旁听，由此接触到了亚当·斯密的古典经济学说、边沁的功利主义、约翰·斯图尔特·穆勒的实证论哲学和逻辑学、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和《物种起源》等先进书籍。1878年夏，当听闻法国大革命给法国带来的变革时，他亲历法国考察，深入了解法国启蒙思想。其中孟德斯鸠的《论法的精神》，以及卢梭的自由、民主思想给了他深刻的启迪。在这些完全西化的文化熏陶下，他感到西方思想家的学说，不同于中国传统的“经训”或辞章，而是重观察、轻推理，很能切合实际。通过对西方学术著作的大量阅读，严复的世界观开始改变。他身上那些迂腐的中国旧式经学气息被这些耳目一新的知识冲淡了，一股革命的激情开始在他年轻的血液中涌动。
青年严复
1878年夏，受法国大革命的启发，严复亲自到法国深入了解法国启蒙思想。在此期间，孟德斯鸠、卢梭等的自由、民主思想深深地启迪了他，使他意识到当时中西方的差距在于政治体制的差别。自此，他逐渐接受来自西方的新知识，革命的激情也就此萌发。图为1878年，严复摄于巴黎，时年24岁。
严复的思想变化可从他后来的回忆中看到，“犹忆不佞，初游欧时，尝入法庭，观其听狱，归邸数日，如有所失……谓英国与诸欧之所以富强，公理日伸，其端在此一事。”他感到英国的富强并不是如洋务派官僚们所说的只是“坚船利炮”，而是在于它有一个使“公理日伸”的政治和立法制度。国家法律体现了百姓的利益，因而老百姓也乐于遵守，于是，偌大一个英国一切治理得井井有条，“莫不极治缮葺完”。而反观中国，动乱不止，饥民遍野，法自钦定、官尊民卑。英国法律人人平等，囚犯不论贫富贵贱，一律按照法律程序审判，不得严刑拷问。对照当时中国严刑拷打当事人和审判后当事人匍匐下堂的惨状，严复感到了一种从未有过的愤怒。他逐渐清醒地认识到：中国与英国之所以不同，就在于政治体制的差别。专制制度下的中国由于不能上下一心，平民只是当政者的“苦力”；而立宪制的英国，则有“议院代表之制，地方自治之规”，所以能“和同为治”，上下同心，平民都不再是“苦力”而是“爱国者”。于是，严复发出“夫率苦力以与爱国者战，断无胜理也”的感概。所以，中国要改变落后的局面就必须从制度革新上下手，才可让全国的“苦力”们变作“爱国者”。他的想法是正确的，中国的当务之急就是要彻底变革清朝腐朽的制度，可是，作为一个大清朝培养的知识分子，严复的革新思想十分有限，他并未想到从根本上改变大清朝，而是从渐进式的改良出发，来把中国封建制度改变成英国模式的君主立宪制度。但，国家制度之变化又岂是个人之力可改变的？理想与现实的落差，困惑了严复的整个后半生。
李鸿章
严复提倡西学，反对洋务派提出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曾以激烈的言词批评李鸿章等洋务大臣，因此而影响了他在仕途上的发展，多年后才被升为“选用知府”的小官。
在英国留学期间，24岁的严复与中国驻英公使郭嵩焘相结识并成为忘年之交。每逢周末或假期，他总是到使馆参加郭嵩焘举办的宴会，与郭嵩焘“论析中西学术异同，穷日夕勿休”；有时也为郭嵩焘等人演示摩擦生电和声光传递对比实验。郭嵩焘思想开明，乐于听这位后学对于英国政治制度的见解。他还认为，严复的英语水平比专业翻译人员的译文更透彻，当水师军官是大材小用。1878年，郭嵩焘因受到弹劾回国，英国《泰晤士报》就此发表了文章。严复把这篇文章译成了中文，译文文字流畅、义理清晰，道出了英国人对郭嵩焘的留恋之情。这篇译文是严复翻译生涯的开始。1879年，严复回国时，郭嵩焘向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保荐严复。他在举荐信中说：“出使兹邦，惟严君能胜其任。如某者不识西文，不知世界大势，何足当此任！”可惜，这次举荐因没受到重视而作罢。
1879年6月，严复因学业屡考优等，派到英舰“纽卡斯尔”舰实习半年，当他即将上舰船之际，船政大臣以福州船政学堂需教习为由，先期调他回国内母校福建船政学堂当教习。就这样，严复结束了两年多的留洋生涯，时年26岁，学富五车，中西贯通，他的心中充满了革新救国、去除旧弊的激情，正是旧中国转型期中亟需的引进西方启蒙文化的人才俊杰。后来，他不负众望地以他的革新思想与惊世译作给这个落后愚昧的旧中国带去了一盏认清方向的明灯！
官场沉浮
话说严复归国之后，即被洋务派官员聘为他的母校福州船政学堂的后学堂教习。此时，他将原有名字宗光改为复，字几道。复，带有复兴中国、复兴家族之意，对于这个踌躇满志的青年来说，这个名字与他的志向十分吻合。当时，洋务派官僚李鸿章在天津开办了北洋水师学堂。为了扩充势力，网罗洋务、西学精英，1880年，他将沈葆桢、郭嵩焘等人一向赏识的严复调到了天津任北洋水师学堂总教习。在福州船政学堂任教习不足一年，他就被调任到天津。从此开始了远离故乡，长年在外的生活。从此，严复在这里任职长达20年，直到1900年义和团运动发生，北洋水师学堂被烧毁他才离开这里。
北洋水师学堂
严复成绩优异，还未毕业就被调遣回国担任母校教习，不久又被调至北洋水师学堂当教习，直到1900年水师学堂被烧毁。由于严复没有科举功名，不能担任更高的官职，为了学以致用，完成其救国抱负，他在30岁以后仍然参加了科举考试，但屡试不第。
在北洋水师任职时，严复兢兢业业地培养人才，成绩斐然。本来早就应升任总办（校长）之职，但按当时官场惯例，总教习之类官职须以具有府道资格者充任，严复当时官阶仅是武职都司，所以虽一直行总办之责，但却无总办之名。以严复的才识，本来能胜任更重要的职位，但在封建时代里，一个受过西方教育而没有科举功名的人是仕途无望的。他为自己没能参加科举考试耿耿于怀。严复的长子伯玉在《侯官严几道先生年谱》中述道：“府君自游欧东归后，见吾国人事事守旧，鄙夷新知，于学则徒尚词章，不求真理，每向知交痛陈其害。自思职微言轻，且不由科举出身，故所言每不见听。欲博一第入都，以与当轴周旋，既已入其彀中，或者其言较易动听，风气渐可转移。”可见，严复以自己官微言轻为憾事，认为自己的救国抱负还是要走科举进仕之路才为上策。他下定决心：趁自己还年轻，一定要考取功名，不再受制于人。在他32岁时，参加了福建的乡试；36岁至37岁的时候，曾两次参加北京的顺天乡试；直到40岁时，他再次参加福建乡试。结果，一次都没有考中。为什么这样一个博学之士却屡屡不中呢？这与当时官场的腐败以及机遇有很大的关联，有些饱学之士直考到头发花白都有不中的。
甲午海战
1894年，中日甲午海战爆发，号称亚洲第一舰队的北洋舰队与日本联合舰队在鸭绿江口大东沟附近的黄海海面展开—场激烈的海战。结果，北洋水师全军覆没，严复在水师学堂同窗刘步蟾、林泰曾、邓世昌和林永升等壮烈殉国。
科场的失败令严复受到了很大的打击，在他长达9年的任总教习之职期间，都郁郁而不得志。他在与家人的通信中写道：“自来津以后，诸事虽无不佳，亦无甚好处，公事更是有人掣肘，不得自在施行。至于上司，当今做官，须得内有门马，外有交游，又须钱钞应酬广通声气……置之不足道也。”形象地描绘出他不受重用的情形。另外，还有一个更深刻的原因在于，严复个性“狂易”，曾以激烈的言词批评李鸿章等人所倡导的洋务依然充满着官场的腐朽习气，名为“中兴”，实则一塌糊涂。并言，不出30年，中国的领土将被列强吞食殆尽。这些言论不仅使在场的人们听得心惊肉跳，更是惹得李鸿章等一班洋务大臣很不高兴。
“北洋当差，味同嚼蜡”，这是严复对自己任职北洋的评价。他不但得不到李鸿章的重用，同僚中又有严重的派系之争。他这个既无亲信又无出身的小小都司必定是受压制的。为了摆脱这种困境，他甚至一度与人在河南合办煤矿。但是，这种私人性质的资本主义企业，并不能帮助他实现救国家于危难的政治抱负。万般无奈之下，他对自己的生平所学产生了怀疑：“当年误习旁行书，举世相视如髦蛮。”深深的挫折感围绕着他，他不明白自己为什么始终不得志，并把这一切都归结到自己未走科举仕途之路。其实，怀才不遇的原因是多方面的，究其主要原因还是三千年封建科举制度本身对人们思想上的禁锢，而严复其时对封建制度的主张是渐进式改良，而不是彻底的革命，所以他在认识上是有限的，始终未能走出旧式科举的怪圈。在怀才不遇与几番科考失败的挫折下，严复竟然染上了鸦片，这或许是为了寻求一种精神上的解脱，但这对于他而言无异于是堕落。在1889至1890年，严复与四弟的信中说道“兄吃烟事，中堂亦知之，云：‘如此人才，吃烟岂不可惜！此后当仰体吾意，想出法子革去’，中堂真可感也”（《严复集》） 。可见，连李鸿章也为他抽鸦片之事而感到十分惋惜。后来，当他终于意识到鸦片的危害之后，才痛心疾首悔不当初。
签订《马关条约》
甲午战争战败后，中国被迫与日本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割地赔款，使帝国主义势力扩张到内地。《马关条约》是自1860年中英、中法等签订的《北京条约》以来，外国侵略者强加给中国的一个最苛刻的不平等条约。图为李鸿章与伊藤博文签订《马关条约》时的情景。
1889年，严复36岁，他连捐带保，才好不容易有了“选用知府”的官衔。这样，他才被李鸿章升为该校会办（相当于副校长） 。次年，严复终于被提升为总办，并由选用知府升为选用道员。就这样，他开始以一个四品官衔的北洋水师学堂总办身份，慢慢地为京、津一带的官僚所熟悉。但面对整个腐朽的清廷，区区总办又能如何呢？这对于他救国治国的远大抱负来说，还远远不够。在此期间，他的母亲陈氏与妻子王氏相继去世，中年失偶，加之国事蜩螗，自己又怀才不遇，用心亦苦，神力交瘁。这年，他娶了年仅15岁的福州女子江莺娘为妾。她后来为严复生下二子（1893年生 ，1897年生琥） 、一女（璸，1899年生） 。所有了解严复生活的人都知道他有一个脾气不太好的侍妾。莺娘不识字，个性内向寡言、脾气亦欠佳。而严复是一个恃才自傲之人，“气性太涉狂易”（据郭嵩焘的记载） 。显见，两人脾气并不匹配。在1910年，严复曾这样写到他与莺娘之间不甚融洽的关系：“在天津，哪一天我不受她一二回冲撞。起先尚与她计较，至后知其性情如是，即亦不说罢了……此人真是无理可讲，不但向我漠然无情，饥寒痛痒不甚关怀”（《严复集》） 。想必这些矛盾在严复家经常发生，究其原因很可能是双方面的，一方面严复在外受到各种挫折，另一方面的确是二人个性不合所造成。严复期望的是那种个性活泼的伴侣，“能言会笑”，“方不寂寞”（《严复集》） ，而莺娘显然不是此类女子。不和谐的婚姻令本就郁闷的严复更加郁闷。在1893年，他在四十不惑的时候竟然又返回福建原籍参加乡试，然而结果仍是落第。这表明，科考对于严复来说已经非功利性质的了，而是他心中一直未圆的一个梦想，与今人定要有张大学文凭方才像样的感觉是一样的。
严复《天演论》手稿
甲午战争的失败，加深了中国知识分子的忧患意识。继康有为、梁启超创办《实务报》宣传西学后，严复与人创办《国闻报》，并开始翻译英国博物学家赫胥黎的《天演论》。《天演论》译出后，人们争相阅览，严复也成为中国思想界的风云人物。图为严复翻译的《天演论》手稿。
正当他流连于科场的时候，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了，战争以中国的失败而告终，清廷被迫与日本签署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严复曾经在船政学堂的同学刘步蟾、邓世昌、林泰曾、林永升等等，全部在这场战争中命丧大海。严复被眼前的惨祸震撼了，他血管中积蓄已久的爱国思想终于奔涌而出，他决定不再沉迷于科考，积极投身到救亡图存的伟大洪流中去。
救国斗士
甲午战争之后，以康有为、梁启超为首的爱国知识分子发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维新变法运动。严复当然也是倡导维新变法的一员，所不同的是，他是以维新派思想家身份出现的。1895年，严复先后在天津《直报》上发表《论世变之亟》、《原强》、《辟韩》、《救亡决论》等文，宣传变法维新，提倡“新学”。同样是救国政论文章，严复与康、梁等人相比较，有着鲜明的不同。他的文章意新而语古，在当时独树一帜。由于所受教育经历不同，康、梁二人皆是以中国旧学为武器，从儒家的“托古改制”立场，来论述维新的重要性，故不时有牵强附会之处，这一点连梁启超自己也是承认的；而严复所用的则是近代西方的资产阶级政治理论学说，这些学说无异是全新且更具战斗力的武器。所以在当时，严复拥有大量的读者。
“呜呼！观今日之世变，盖自秦以来未有若斯之亟也。”这是严复在第一篇政论文章《论世变之亟》开篇中发人深省的慨叹。接着他写道“夫世之变也，莫知其所由然，强而名之曰运会。运会既成，虽圣人无所为力……”认为人类社会的历史发展中有一个不变的规律“运会”，正是这个“运会”导致了西方列强对中国的侵略，而“运会”既不可变，则只有讲求救国自强才是出路。他又写了中西方的不同，“中国最重三纲，而西人首明平等；中国亲亲，而西人尚贤；中国以孝治天下，而西人以公治天下；中国尊主，而西人隆民……”道出了西人富强的原因。进而，他对保守的封建专制提出了这样的批判：“盖谋国之方，莫善于转祸而为福，而人臣之罪，莫大于苟利而自私。夫士生今日，不睹西洋富强之效者，无目者也。谓不讲富强，而中国自可以安；谓不用西洋之术，而富强自可致；谓用西洋之术，无俟于通达时务之真人才，皆非狂易失心之人不为此。”这是多么痛快淋漓而又深刻的批判。
在《原强》中，严复全面地阐述了自己的救国理论。他提出的三个主要救国办法是：“一曰鼓民力，二曰开民智，三曰新民德。”所谓鼓民力，主要指禁烟，禁缠足；开民智则指废除八股文，提倡西学；新民德最主要的指创立议院，用西方资产阶级的民主、自由、平等，来代替中国封建社会的宗法制度和伦理道德。读者不难看出，这些政论极具进步性、针砭时弊，且在当时相当大胆，表明了那时的严复充满了一个斗士的勇敢的革新精神。与前面几篇文章相比，《辟韩》一文则集中地抨击了中国的封建君主专制思想。他写道：“自秦以来，为中国之君者，皆其尤强硬者也，最能欺夺者也。”他们窃取了国家人民的权力，而韩愈却把这些看作是“天之意、道之原”，于是他发出强烈的质疑“天之意固如是乎？道之原固如是乎？”这篇文章是严复反封建专制的最重要檄文，也是中国近代最早猛烈批判封建君主专制、提倡民主的政论文章。1895年3月，洋务官员李鸿章被清廷派往日本，准备接受日本强加给中国人民的“和约”。面对危急的形势，严复在该月月底发表了《原强续篇》一文，表明了他主战的坚决立场。指出“和之一言，其贻误天下，可谓罄竹难书矣”，而“今日之事，舍战固无可言”，“盖和则终亡，而战可期渐振。苟战亦亡，和岂遂免”。文章不仅痛斥了清政府腐败无能和对外屈膝投降的政策，还洋溢着强烈的反帝爱国思想。
梁启超
梁启超（1873—1929年），字卓如，号任公，别号饮冰室主人、饮冰子、哀时客、中国之新民等，近代思想家，戊戌维新运动领袖之一。受康有为的影响，梁启超积极投身于宣传新思想、启发民众等活动中，先后创办《实务报》、《知新报》等刊物，参与“公车上书”。晚年致力于学术研究，著有《清代学术概论》、《墨子学案》、《中国历史研究法》、《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先秦政治思想史》、《中国文化史》等。
报纸是宣传维新思想的重要战地。从1896年开始，严复积极赞助梁启超等人在上海创办《时务报》，他的上述重要政论文章都多次在该报上转载。1897年11月，他与王修植、夏尊佑等人，在天津正式创办《国闻报》。其办报宗旨在于“通上下之情”，即让改革得到政府同情；“通中外之情”，即让国人逐渐了解外情，吸取西方知识以“开民智”。严复在该报上针砭时事，多次揭露并批判了清廷的腐朽。《国闻报》在当时中国北方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严复逐渐成为受人关注的政论名人。
为了开民智，严复决定将西方的政治经济著作译成中文，使中国的读者认识到这些发人深省的经典之作。这年夏天，他开始着手准备英国著名生物学家赫胥黎《进化论与伦理学》的翻译工作。这是一本他在英国时期接触到的、令他十分倾服笃信的书，严复决心一定要译好它。为了遵循他自己制订的“信、达、雅”三个标准，他常“为一名之立，而旬月踌蹰”。为什么他译得这么辛苦？原因在于严复在文风上的复古思想。他素喜桐城派文笔古雅，对梁启超的批评（梁对《原富》的评价“其文笔太务渊雅，刻意摩仿先秦文体，非多读古书之人，一 殆难索解。”） 并不以为然。他认为研究精深学理之书，必定不能以通俗之词表达，“窃以为文辞者，载理想之羽翼，而以达情感之音声也。是故理之精者不能载以粗犷之词，而情之正者不可达以鄙俗之气。”是以，他的《天演论》是用古文的形式翻译出来的。虽是文言却朗朗上口，典雅优美，加之思想内容切合时代潮流之趋势，故十分吸引人。在译书的过程中，他的好友桐城派后期名儒吴汝纶对其帮助甚多，严复常根据吴汝纶所提的意见进行修改。当得知吴汝纶同意给《天演论》作序时，严复十分感激。1902年，吴汝纶与严复同在京师大学供职，共事期间关系亲密，相约共进退。但吴汝纶在日本考察后不久就病死桐城。严复听后悲痛万分，做诗《挽吴挚父京卿》以资纪念。
《天演论》的核心思想是“物竞天择，适者生存”。在众多的按语中，严复把达尔文优胜劣汰的进化观点运用到社会进步当中，即“落后就要挨打”。谁最强有力，谁就是优胜者，谁就能立于不败之地，求得生存，求得发展，否则，就有亡国灭种的危险。而我们被侵略的中国则正是“劣者”！《天演论》以自然科学的许多事实，论证了生物界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客观规律。它像振聋发聩的警钟声，塑造出19世纪末中国知识分子发奋图强的资产阶级世界观，产生了前所未有的震撼效果。1898年，《天演论》出版，可谓有惊世骇俗之效，受到了当时中国知识界极大的赞许与肯定。梁启超评价它为“中国西学第一者也”，康有为认为“眼中未见此等人”，连封建士大夫吴汝纶也被它激昂的爱国言词所感动，“得吾公雄笔，合为大海东西奇绝之文，爱不释手”。
“适者生存”、“优胜劣汰”的口号，不仅直接影响了康有为和梁启超等人，推进了维新变革思想与实践；同时也一直流传到后世，无论是资产阶级革命家，还是无产阶级革命家，如陈天华、邹容、秋瑾、孙中山、鲁迅、吴玉章、朱德、董必武、毛泽东等人，都自称受到过《天演论》的影响。据不完全统计，《天演论》自译作问世后曾有30多种版本，居当时西书译作之首，足见该书影响之大。严复从此成为全国范围内名震一时的风云人物。
末世巨匠
1898年起，严复为了阐述他的变法主张，起草《拟上皇帝书》，刊于《国闻报》上。希望从治标与治本两个方面入手，使中国成为一个英国式的君主立宪制国家。正在主持百日维新的光绪皇帝闻其盛名，便宣他来京觐见。在觐见的过程中，光绪命他将此前发表在《国闻报》上的《拟上皇帝书》抄录呈上。回家后，激动不已的严复觉得他的救国策略将要实现，便赶紧誊写文稿，准备进呈光绪皇帝。岂料，这篇上书还没有呈送到光绪那里，戊戌政变就开始了。光绪被囚，严复也连忙返回了天津。而他所撰写的这篇上书，则在1901年更名为《上今上皇帝万言书》，并予以刊印。因他未曾在变法中担任一官半职，也没有直接参与变法活动，只是以思想理论家身份出现，由此逃过一劫。
戊戌政变使严复感到无限的悲愤。虽然他与康有为、梁启超有着不同的变法方针（他强调治本，以教育民众为基础，而康梁则提倡直接改变国制） ，但回到天津后，他仍在《国闻报》上发表了他对六君子被害和光绪被囚称病的愤懑之情。他在《戊戌八月感事》中写道：“伏尸名士戮，称疾诏书哀。”提笔之时，他的手是颤抖的，那是哀痛、惋惜还有后怕而发出的颤抖。之后，他的《国闻报》便因此而被清廷勒令停刊了。
此时，严复的学术思想已经发展到了顶峰。他开始有意识地翻译西方哲学政治著作，以图从根本的认识论和方法论上来武装国人的头脑。之所以说他与康有为、梁启超不同，就是在于他的革新方法是以教育民众为根本。他认为西方之所以富强，是有近代以来的各种基本理论科学（包括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 作为基础和依据，而这些是建立在认识论上的。只从传统的“古训”和教条出发，“不实验于事物”，才是中学不如西学的根本所在。所以，严复针对中国封建社会的“旧学”，大力提倡逻辑归纳和唯物论的经验论。以西洋新学的“实”来打倒中国旧学的“虚”。他的这种眼光和才学实力，在当时的确是凤毛麟角。
“以自由为体，以民主为用”是他这一时期的又一个重要思想。“夫自由一言，真中国历古圣贤之所深畏，而从未尝立以为教者也，彼西人之言曰：唯天生民……得自由者，乃为全爱。故人人各得自由，国国各得自由，……而其刑禁章条，要皆为此设耳。”他认为，中国封建社会最为害怕和最为反对的，也就民众的“自由”。封建的各种制度都是要禁锢这个自由。他主张：“故今日之治，莫贵乎崇尚自由，自由则物各得其自致，而天择之用存其最宜，太平之盛，可不期而自至。”他的“自由”言论与同一时期康有为、梁启超的“平等”、“博爱”的口号，构成了当时反封建、反专制的最强音。
严复手书痛斥戊戌政变的诗
《戊戌八月感事》写于1898年9月21日戊戌政变之后。此时光绪帝被幽禁，谭嗣同等6人被杀害，康有为、梁启超等遭缉捕，维新派官员黄遵宪等数十人被罢免，推行了103天的“戊戌变法”失败，诗人对此满腔悲愤。诗为：求治翻为罪，明时误爱才。伏尸名士戮，称疾诏书哀。燕市天如晦，宣南雨又来。临河鸣犊叹，莫遣寸心灰。
在《天演论》之后，严复不辞劳苦地继续从事翻译工作，经年不改。尽管他知道用古文的方式来翻译英文是一件很困难的事，但他仍发出“有数部书，非仆为之，可绝三十年中无人为此者”的豪言。也即，就对西文的水平及其真理的明了深度而言，只有他才可以译得到位，而此间三十年中都无有出其右者。很多人觉得严复说话太“狂易”，后来的事实证明，严复对自己的判断是正确的。严复治学向来严谨，正如前文所说，常常“为一名之立，而旬月踌蹰”，“步步如上水船，用尽气力，不离旧处；遇理解奥衍之处，非三易稿，殆不可读。”经过长期艰苦的翻译，他终于完成了大量的西方学术著作，其中主要有亚当·斯密的《原富》（原名直译是《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 、斯宾塞的《群学肄言》、穆勒的《权己界权论》和《名学》、甄克思的《社会通诠》、孟德斯鸠的《法意》、耶芳斯的《名学浅说》等，译文和按语合计约170多万字。蔡元培曾评论严复的译书工作云：“五十年来，介绍西洋哲学的，要推侯官严几道为第一。”与此前翻译的《天演论》一起，被后人称之为“严译八大名著”。这些译著没有辜负严复的期望，它们的确影响到了后来的几代知识分子精英，对中国近代文化思想建设产生了重要影响。
老年彷徨
1900年是严复生命中的又一个转折点。这年天津水师学堂在义和团事件中为炮火摧毁，他携家眷仓皇逃到上海，从此，脱离了他工作近20年之久的海军界。这一年，他才不过50岁，然而世事的沧桑却让他有“年鬓亦垂垂老矣”之感，对个人的前途，感到十分渺茫。因他的名望，各种社会团体常邀请他参加一些社会活动，多数情形下，他的参与是非自愿的被动行为。如参加中国国会、担任开平矿务局总办等职务。
严复在家中扮演的是封建宗法家长的角色。在上海，他结识了第三任夫人朱明丽。明丽是个受过教育的城市女子，在思想感情上与严复颇能沟通。婚后严家大小事情都由她来管理，分隔两地时严复与她三五天即通一封信，可见二人感情深厚。自她进门之后，莺娘对此尤其不满，而严复总是劝明丽要与莺娘和好（《严复集》） 。但是在金钱安排、儿女教养等方面莺娘与明丽仍时有冲突。他大叹“世间惟妇女最难对付”。在给明丽的信中他写道：“至汝来后，（莺娘） 更是一肚皮牢骚愤懑，一点便着，吾暗中实不知受了多少闲气。此总是前生孽债，无可如何，只得眼泪往肚里流罢了”（《严复集》） 。为了避免妻妾纠纷，他在外地供职时，总是带走莺娘，留下明丽照顾家庭及黄包车生意，并希望她“家中照管门户；教束儿女……非不得已不要常出门也”。直到1910年，他与莺娘再次闹翻，才终于决定与她诀别，说“吾今日即算与伊永别，不但今生不必见面，即以后生生世世，亦不必窄路相逢罢了”（《严复集》） 。即使莺娘后来有意返家，严复也断然拒绝，以每月“付姨太四十元”（《严复集》） ，而只求清静了事。自此，他才将明丽与子女都接到北京，此后多半的时间明丽都伴随在侧。除了操持家务教育子女外，明丽的另一项重要工作就是为严复购买鸦片。这时他的病痛益多，烟瘾也越发强了。在家信中，他这样写道：“药膏一日尚是三遍，夜间多筋跳，睡不着。昨晚直到三点尚不能睡，吃药丸吃睡药都无用”（《严复集》） 。此时，他才认识到鸦片的毒害，可惜已经难以戒掉了。鸦片毒害了他的身心，病痛与烟瘾消磨了他的意志，使得他的思想渐趋保守起来。
严复与海军同窗
1900年，义和团运动爆发，天津水师学堂毁于兵火，结束了严复的军界生活，他携家眷逃至上海。这一年，他在上海开名学会，讲授名学；译完了《天演论》，开始翻译约翰·穆勒的《名学》；又娶了第三任夫人朱氏。图为1899年，严复（第三排中坐者）携家眷在大沽口访问旧友，与海军同窗在军舰上留影。
1905年，严复因办公事在英国伦敦与孙中山相遇。孙中山向他介绍了自己的革命主张，可严复却反对进行社会革命，仍主张以渐进式的改良为主，教育大众方能治本。见此状，孙中山说：“君为思想家，鄙人乃实行家也”，并高度评价了他在思想理论工作方面的贡献。当他自英国回到上海后，马相伯正在筹办复旦公学（复旦大学前身） 。因他的教育主张与严复十分吻合，于是严复便大力帮助他创立复旦公学，并于次年当了第二任校长，但因诸多原因只做了几个月便辞职了。在辛亥革命之前，摇摇欲坠的清廷为了拉拢影响巨大的严复，相继授以许多他以前想都想不到的高官职位。如1908年被聘为审定名词馆总纂、清理财政处咨议官、福建省顾问官、赐文科进士出身，1910年以“硕学通儒”资格被征为资政院议员、海军部“协都统”，1911年被特授海军第一等参谋官。严复虽然担任了一个又一个的职务，参加了一系列的政治活动，但对于他本人来讲，他都没有尽心为之。在这10多年间，他用力最深、用功最勤的还是他的翻译事业。可笑的是，当他获赐文科进士后，他“却愿复科制……垂老飞冲天！”足见，严复此时的思想与早期的豪情壮志已相去甚远。
严复信札
严复是思想界的名人，经常有人写信给他，探讨学术上的问题。图为严复回张元济的书信，商量译稿出版的问题。张元济是维新运动的支持者，维新运动失败后被清廷革职，后进入商务印书馆，是近代出版事业的奠基人。
辛亥革命后，革命果实很快为袁世凯所窃取。面对这个昔日共事的官友，如今竟然成了皇帝，严复的心情十分复杂。1912年2月，大总统袁世凯任命他为北京大学校长，又兼文科学长。任职期间，他曾为北大四处奔走筹措经费，但诸多困难令他于年底便辞去了校长职务。旋即，袁世凯又聘他为公府（总统府） 顾问（法律外交顾问） 。此后，他一直以报纸和政治活动的方式为袁世凯复辟而大作宣传。他在《庸报》上发言，“现在一线之机，存于复辟”。消息一出，众皆哗然。人们很难想象那个当初为自由、民主而奔走呼号的进步启蒙家竟然成为了封建宗法制度的卫道者！这似乎太不可思议。这是他一生之中作为一个政治启蒙家的最大败笔。年过六旬的他，竟然在这个关乎全局的大事上迷失了方向，给自己的一生留下了难以回避的历史遗憾。1913年6月，严复领衔发起立孔教会，在中央教育会演说《读经当积极提倡》。1915年8月中旬，严复参加了为袁世凯复辟而组织的“筹安会”，位列第三。此举成为他一生中最大的污点，虽说他后来给友人熊纯如的信中自责道“虚声为累，列在第三，此则无勇怯懦，有愧古贤而已”，但历史只能对已经发生过的事实做出评价，“金无足赤，人无完人”，更何况是这位生活在社会转型期的老人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