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文】 社会中那些追求个体自由的人，容易造成自由的过度，如果自由过度，就会侵犯到别人的利益；别人的利益遭受侵害，就会引起社会争端；社会争端频起，社会就会由此涣散，而最终便会使社会失去赖以治世的秩序和规则。如果私欲横行，人们各行其是，社会组织成员间相互协作、和平共处的原则便会丧失，而人类社会便会濒临灭亡。但自然界所赋予人的独有特性，是生物中最善于组成社会的能力，在这一点上没有任何物类可与人类比拟。照此推论，人类从大自然进化中所禀承的本性，完全可以制止这种由物欲引起的自行其是，并以此完善各项社会功能。（按：人类在开始组建社会的时候，治理社会的不少道理非常精妙，就社会学家而言，论述此道最为清晰明白的有斯宾塞的《群益篇》、巴佐特的《物理与政理》两部书，这两部书都是本人已经译就的。） 作为生物，没有不爱护自己后代的，否则它们的种属早就灭绝了，不会遗留至现在，这是很自然的道理。但唯有人类爱护子女的感情尤为真切。在各生物中，人类最为高贵，因此人在出生后接受父母哺育爱护的时间，比其他生物的要长，而由于接受养育的时间长，所以人类父母倾注于儿女的慈爱更多、更深。在进化过程中，人们的爱子之情又开始逐步扩大，从爱护自己的幼子扩大到爱护那些素不相识的他人的幼子。由此可见，人具有仁慈的本性。事实上呵护幼童这类事，正是源于自私，由这种对自己子女的私情，从而产生慈爱，慈爱又造就了人性的仁厚，而仁厚又往往战胜一己之私施爱于所有幼童们。人类这种复杂的情感，我们难以揣度。
《一群孩子》
荷兰 弗朗斯·哈尔斯
人不同于物，不可以对周遭熟视无睹。因为拥有思想和感情，所以人很难做到超凡脱俗。不管男女老幼，每当感到快乐时，往往会情不自禁地笑起来；当感到悲伤时，往往会难以自已地哭泣。也就是说，人受情感支配，不经意间总会真情流露，这也是人与其他动物相比更高级之处。
还有一种奇特的现象，即人类最擅长于由自身去模仿记录别的事物，尤其是模仿外在形貌，唯有人最为能干。（经考察，昆虫、禽鸟、走兽也有能模仿其他物类的，例如南洋森林中的枯叶蝶之类，在其生存的领域多有这般情况；又如《说林》中传古有丝弦弹哀怒之声，是因一寡女望茧而成该丝。这些景况尤为奇特，但都不能破坏上述公认的定义。） 禽兽不能绘画，也不能摹拟。然而人对周边的事和他人的感情，却不能视而不见，漠然处之。即使对于那些情感中最隐秘、最精深的意念，人都能互感互通。我们从未听说过有人能够超凡出世，远离社会，与人群彻底隔绝。俗话说：“当一个人独自面对墙角愁眉苦脸，全屋的人也会因他的不快乐而感到不开心；看见天真的孩子嬉戏打闹，最暴戾的莽汉也会展颜一笑。”人在感到快乐时会情不自禁地手舞足蹈，说到悲惨之事便会哀伤哭泣。像这样一些情感，常在人不自觉时得以表露，而一旦真诚表露，便难以随意抑制。
也许古代曾有人，当全社会的人都鼓励、赞扬他，也不会因此越发努力；全社会的人都批评打击他时，也并不难过和失望。这种情况，就是物极必反了，是不能用来常理衡量的，但假设现在有一位见识超群、智慧通达的名士，其意气高昂，蔑视他人有如尘土、污垢及粃糠一般，如果有一日他在路上偶遇一小孩，这小孩朝他作傲慢、侮辱和鄙视状，但此时他的内心却毫无所动，这种情形就很难让人置信了。西汉的将军李广，曾发誓抓捕羞辱他的霸陵尉，并亲自处死他，“飞将军”名声显赫、位高权重，对尉官这样的小人物，难道就不能一笑置之？但李广他对霸陵尉的刻骨之恨，也是人之常情。（按：其原文本是如下叙述：埃及的哈猛一定要捉拿摩德开，并要斩下他的首级高悬示众，这也有些过分。哈猛身居亚哈木鲁的边镇将军之位，这个犹太人算什么人物，竟敢冷漠待他，在他进出城门时，还傲慢以对，不以致礼。他此时的这种仇恨情绪，正是人之常情。现因此事与李广、霸陵尉的例子相似，故在此作一改动。）
你见过那些害怕舆论评价，在乎名誉的人吗？那种人对于国法刑律倒未必感到害怕，反而对其家乡父老的评价十分在意，美誉、赞扬、贬责、诋毁是极不稳定的评判，而世俗礼制一经形成，全体国民便不敢违背和超越它的规范。人们往往宁愿忍受世间饥寒痛苦的折磨而不愿舍弃自己的生命，而一些短见的人却会因为惭愧无颜而自杀。这说明人在一定程度上由感情所主宰，这也是人类和禽兽根本的不同之处。这种由感应而通万事的人性关键，如果运用得当，在社会内部之间和谐相处的准则便能够确立了。
《梵高自画像》 荷兰 梵高
正因为受感情主宰，所以即便是对生活充满激情的人，也可能在一念之间坠入深渊。一如对生活饱含激情的梵高，却选择在麦田里饮弹自尽。虽然后世称他的自杀原因是个谜，但在他的自传《亲爱的提奥》里，我们似乎能够找到答案：“如果生活中不再有某种无限的、深刻的、真实的东西，我将不再眷恋人间。”
大概生活在社会中的人，自从有了一定的阅历和见识后，就喜欢用自己的好恶来评价别人做的事情；而自己做的事，也会在意别人的评价。凡是自己或别人的言行，均与好恶、毁誉紧密联系而不可分开，时间久了，即使是一念之间的小事，都有好恶、毁誉之别，因此，人们懂得了是非，也懂得了羞耻和憎恶。人的意识中经常保持着社会的道德观念，这是源于人们能够感情相通从而成就万事。因此，在人的心中常有种正义的东西在主宰他的言行，那就是“天良”。“天良”是保护社会机体的主导力量，用它来抑制私欲，可使私欲不至于泛滥过度而破坏社会组织。
〖严复按语〗
赫胥黎关于捍卫社会的言论，可以说得上是见解较为分明的了。然而在他提出的观点中，社会成员之间能够和谐是由人的原始善心相互感应所促成，这种看法有因果倒置的缺陷，不能不加以探讨。
当人从各自分散的状态转而进入社会群体，原是为了更加有效地保证社会成员各自的安全与利益。原因与禽兽等低等动物结群的道理一样，建立起社会并非是由于什么情感想通。人们既然结成社会并以此保证安全和利益，而进化的一个根本原则便是：善于合群者生存，不能合群者消亡。但善于合群者指的是什么呢？指的是人处在社会中能够情感相通并互相感应的主观沟通能力。互相感应是自然选择到了一定阶段以后的事，并不是在人类进化的开始便这样。人在最初阶段也有一部分不善于共享感情的人，这部分人经过严酷的生存竞争，已经消亡并再也不复存在了。赫胥黎仅抓住现象的表面而欲以其与根本相提并论，所以他在阐述社会原理时，其理论不如斯宾塞的严密。况且主张感应相通为立世之道，这也并非赫胥黎所发明的新理论，这一学说本是由经济学家亚当·斯密那里发端的。
此外，东汉史学家班孟坚曾说：“人不能相爱便不能结成社会，人不结成社会就不能控制万物，不能有效控制万物，人类的生存物质就难以丰足。如果一个社会中基本的生存物质都不充足，争端就会开始了。”我个人认为他的这些话必定出自于古代哲学家之口，因为孟坚本人的水平和见识还写不出这些话。
恕败第十四
人类要合力与社会之外的自然力抗争，必须开展有效的政治教化以克私倡廉，促进良好的社会风气。而所谓“恕”道，正是这种良好风气的体现。但从另一方面说，如果克制私欲的强制力过了头，人类便会失去对外竞争的创造力和动力。因此损人利己与损己利人都是不恰当的，在法制与“恕”道的轨道上，注重经济规律，做到共赢，也许才是社会发展的正道所在。
【原文】 群之所以不涣，由人心之有天良。天良生于善相感，其端孕于至微，而效终于极钜，此之谓治化。治化者，天演之事也。其用在厚人类之生，大其与物为竞之能，以自全于天行酷烈之际。故治化虽原出于天，而不得谓其不与天行相反也。自礼刑之用，皆以释憾而平争。故治化进而天行消，即治化进而自营减。顾自营减之至尽，则人与物为竞之权力，又未尝不因之俱衰，此又不可不知者也。故此而论之，合群者所以平群以内之物竞，即以敌群以外之天行。人始以自营能独伸于庶物，而自营独用，则其群以漓 [1] 。由合群而有治化，治化进而自营减，克己廉让之风兴。然自其群又不能与外物无争，故克己太深，自营尽泯者，其群又未尝不败也。无平不陂，无往不复，理诚如是，无所逃也。今天下之言道德者，皆曰：终身可行莫如恕，平天下莫如絜矩 [2] 矣。泰东者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3] 。所求于朋友，先施之。泰西者曰：施人如己所欲受。又曰：设身处地，待人如己之期人。凡此之言，皆所谓金科玉律，贯彻上下者矣。自常人行之，有必不能悉如其量者。虽然，学问之事，贵审其真，而无容心 [4] 于其言之美恶。苟审其实，则恕道之与自存，固尚有其不尽比附也者。盖天下之为恶者，莫不务逃其诛。今有盗吾财者，使吾处盗之地，则莫若勿捕与勿罚。今有批吾颊者，使吾设批者之身，则左受批而右不再焉，已厚幸矣。持是道以与物为竞，则其所以自存者几何？故曰：不相附也。且其道可用之民与民，而不可用之国与国。何则？民尚有国法焉，为之持其平而与之直也。至于国，则持其平而与之直者谁乎？
复案：赫胥黎氏之为此言，意欲明保群自存之道，不宜尽去自营也。然而其义隘矣。且其所举泰东西建言，皆非群学太平最大公例也。太平公例曰：“人得自由，而以他人之自由为界。用此则无前弊矣。斯宾塞《群谊》一篇，为释是例而作也。晚近欧洲富强之效，识者皆归功于计学，计学者首于亚丹斯密 [5] 氏者也。其中亦有最大公例焉，曰：“大利所存，必其两益。损人利己非也，损己利人亦非；损下益上非也，损上益下亦非。”其书五卷数十篇，大抵反复明此义耳。故道、咸以来，蠲 [6] 保商之法，平进出之税，而商务大兴，国民俱富。嗟乎！今然后知道若大路然，斤斤于彼己盈绌之间者之真无当也。
【注释】
[1] 漓：指浅薄；浇薄。
[2] 絜：度量。矩：画方形的用具，引申为法度。儒家以絜矩来象征道德上的规范。
[3]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语自《论语·卫灵公》。
[4] 容心：留心，在意。
[5] 亚丹斯密：今通译为亚当·斯密（Adam Smith，1723—1790年），古典经济学的创立者，其代表作《国富论》、《道德情操论》。
[6] 蠲：显示，昭明。
【译文】 社会组织之所以不会涣散，是由于人们的内心中存有良心，良心则是从人的感情相通中产生的。它从最细微处孕育，但却能发挥卓越的功效，这也可以称作政治教化。而政治教化也是进化过程中发生的事，其作用在于使人民的生活充实富足，提高他们与万物相竞争的能力，使他们在严酷的自然力肆虐之时能够保全自己。可见政治教化其本源虽来自上天，但不能说它与自然力本身不相抗悖。就我们制定的礼制、刑律等而言，它的效用是消除各种仇怨，同时平息各种社会争端。当政治教化进展了，自然的威力便趋于减少甚至消失，也就是说人的素质提高了，自私的人就少了。不过倘若人们完全没有了自私之心，那么人类与万物进行竞争的威势和能力也可能与之一同消失，这又是不能不加以探讨的。
就此而论，社会稳定就是要平息和规范其成员的内部竞争，借此增强对社会外部自然的抗争力。人类起初由于为自己打算的能力而在万物中脱颖而出，但若自行其是过了头，人类社会的发展则可能因此而削弱。人类为能适应社会的发展而有意识地进行国家治理、道德教化，政教德育进步了，盲目的私欲便减少了，克制了私欲，廉洁、谦让的风气才能抬头。可是一个社会组织又不可能不与自然事物相竞争，如果克制私欲过了分，人之自行其是的天性被全部扼制，人类社会又不得不趋于败落。凡事没有始终顺畅而不遇险阻的，也没有始终向前而不遇反复的，其中道理就是这样，这是无可避免的。
《良知觉醒》
英国 威廉·霍尔曼·亨特
良知就是政治教化，它是确保社会组织牢固的因素之一。赫胥黎指出，良知自进化过程中衍生而来，它提高了人们与万物竞争的能力。图为维多利亚时期首幅关于娼妓的画作。一名被富家子弟包养的情妇，在与情人弹琴作乐时，突然被窗外圣明庄严的阳光所震慑而良知觉醒。
今日天下凡谈论道德之人，都认为对人来说可以终身施行的莫过于宽恕，而治国平天下的法宝也莫过于法律与道德规范。中国有古言云：“自己不想做的事，不能强施于他人，对朋友有所求，应先有所施予。”西欧的学者也曾说：“给予别人的好处，应与自己所希望的好处一致”，又说“假设自己与对方处在同样的境地，并以自己也期望会受到的对待方式去对待他人”。这些名言都可称为是尽善尽美、不能更改的信条，应当在社会中从上到下贯彻执行。但普通人实行起来，定然不能完全做到。
虽然如此，但做学问的关键，在于明确它的真实性，而不能只注意治学者说话语气的好与坏。如认真审察其真实性，“宽恕”这种行为，与人们保全自身的方式，并不是相容的。凡天下作恶者，无不设法逃脱应当遭受的制裁。假设现在有一个盗贼抢走我的财物，若我是这盗贼，一定希望不受逮捕和处罚；如果现有一打我耳光的人，假如使我处于打人者的角度，被反击时如果仅有左颊挨打，而右颊被放过，就会觉得十分幸运了。如果持“对方期望被如何对待，那就应按对方的期望形式”的宽恕态度去跟外界的事物作竞争，又能有多少人可以保全自己呢？所以说它们不能相容。
宽恕之道虽可以用于人与人之间，却不能应用于国际事务。这是为什么呢？因为各国尚有国法为人民主持公道。而国家之间发生的争议和纠纷，又由谁来给予公正评判呢？
《拿破仑在开罗赦免了叛军》
法国 皮埃尔·纳西斯·盖兰
赫胥黎主张人与人之间应该宽恕，但又不要完全清除人性中的自私。因为倘若凡事都秉持“宽容以待”，则在与对外的竞争中难以保全自己。他还进一步指出，特别是在国际事务中，更不能以宽容一以贯之，因为并无公允的裁判来主持公道。图为1798年，拿破仑在开罗赦免了投降的反叛者。然而对于那些顽固的起义军，则毫不留情地予以抓捕。
〖严复按语〗
赫胥黎所说的这些话，意在阐明：保护社会组织以维护自我生存的途径，不应完全清除人性中的私心。只是这些话的意思过于狭隘而已。此外他所列举的东亚和西欧学者的所谓名言，都还算不上社会学上最具有普遍意义的最高法则。人们认可的太平盛世的公共定义是：“每一个人都应获得自由，但每个人的自由以不妨碍他人的自由为限。”这句话就没有前面那些定义的弊病了。斯宾塞的《群谊》一篇。即是为解释这一法则而写的。
最近一段时期欧洲各国所出现的经济繁茂的现象，理论家们都将其归功于经济学。而社会经济学是由亚当·斯密首先创立的，这门学科也有它的最高法则。他认为，要实现利益最大化，需做到双赢，损人利己和损己利人都是不对的，损下利上和损上利下也同样都是不对的。他的著作有五卷共几十篇，内容多是一再强调共赢的意义。自道光、咸丰时起，英国就免除了保护关税的法令，平均了商品进出口的税率，使商业贸易大为兴隆，国家人民都因之受益。唉，从现在才明白，这种做法才是坦途，如果你只是斤斤计较于细小的盈亏，那才是真正的不应该呀！
最旨第十五
本章题目为《最旨》，源于《汉书·艺文志》中的“撮其旨意”。该章总结了前14篇的主要内容，指出所谓“人工选择”在人类中“断不可用”，否则只能使社会更加动乱。而人类社会的繁荣昌盛，其根本在于世界各地交往通达，而社会的动乱则源于人类间无休止的战争。人类要求得长期的安宁，必须提高人民生存成长时和谋生时自我变通的能力，这样才能与我们的世界相处融洽。这也正是进化论在人类社会中的真谛。
【原文】 前十四篇，皆诠天演之义，得一一复按之。第一篇，明天道之常变，其用在物竞与天择。第二篇，标其大义，见其为万化之宗。第三篇，专就人道言之，以异、择、争三者，明治化之所以进。第四篇，取譬园夫之治园，明天行人治之必相反。第五篇，言二者虽反，而同出一原，特天行则恣物之争而存其宜，人治则致物之宜，以求得其所祈向者。第六篇，天行既泯，物竞斯平，然物具肖先而异之性，故人治可以范物，使日进善而不知，此治化所以大足恃也。第七篇，更以垦土建国之事，明人治之正术。第八篇，设其民日滋，而有神圣为之主治，其道固可以法园夫。第九篇，见其术之终穷，穷则天行复兴，人治中废。第十篇，论所以救庶之术，独有耘莠存苗，而以人耘人，其术必不可用。第十一篇，言群出于天演之自然，有能群之天倪，而物竞为炉锤。人之始群，不异昆虫禽兽也。第十二篇，言人与物之不同：一曰才无不同，一曰自营无艺 [1] 。二者皆争之器，而败群之凶德也，然其始则未尝不用是以自存。第十三篇，论能群之吉德，感通为始，天良为终；人有天良，群道乃固。第十四篇，明自营虽凶，亦在所用；而克己至尽，未或无伤。
今者统十四篇之所论而观之，知人择之术，可行诸草木禽兽之中，断不可用诸人群之内。姑无论智之不足恃也，就令足恃，亦将使恻隐仁爱之风衰，而其群以涣。且充其类而言，凡卹罢癃 [2] 、养残疾之政，皆与其治相舛而不行，直至医药治疗之学可废，而男女之合，亦将如会聚牸牝 [3] 之为，而隳夫妇之伦而后可。狭隘酷烈之法深，而慈惠哀怜之意少。数传之后，风俗遂成，斯群之善否不可知，而所恃以相维相保之天良，其有存者不可寡欤？故曰：以人择求强，而其效适以得弱。盖过庶之患，难图如此。虽然，今者天下非一家也，五洲之民非一种也。物竞之水深火烈，时平则隐于通商庀工 [4] 之中，世变则发于战伐纵衡之际。是中天择之效，所眷而存者云何？群道所因以进退者奚若？国家将安所恃而有立于物竞之余？虽其理诚奥博，非区区导言所能尽，意者 [5] 深察世变之士，可思而得其大致于言外矣夫！
《在热带森林作战的老虎和水牛》
法国 亨利·卢梭
自然界的生物都具有快速繁殖的倾向，而地球上的生存空间却极为有限，生物若要生存，就必须遵循“弱肉强食，适者生存”的自然规律。因此我们可以看到，自然界随时随地都在上演着野生动物相互残杀的场面。
复案：赫胥黎氏是书大指，以物竞为乱源，而人治终穷于过庶。此其持论，所以与斯宾塞氏大相径庭，而谓太平为无是物也。斯宾塞则谓事迟速不可知，而人道必成于郅治。其言曰（《生学天演》第十三篇《论人类究竟》）：“今若据前事以推将来，则知一群治化将开，其民必庶。始也以猛兽毒虫为患，庶则此患先祛。然而种分壤据，民之相残，不啻毒虫猛兽也。至合种成国，则此患又减，而转患孳乳之寖多。群而不足，大争起矣。使当此之时，民之性情知能，一如其朔，则其死率，当与民数作正比例；其不为正比例者，必其食裕也；而食之所以裕者，又必其相为生养之事进而后能。于此见天演之所以陶镕 [6] 民生，与民生之自为体合（物自变其形，能以合所遇之境，天演家谓之体合）。体合者，进化之秘机也。虽然，此过庶之压力，可以裕食而减；而过庶之压力，又终以孳生而增。民之欲得者，常过其所已有。汲汲以求，若有阴驱潜率之者。亘古民欲，固未尝有见足之一时。故过庶压力，终无可免，即天演之用，终有所施。其间转徙垦屯，举不外一时挹注之事。循是以往，地球将实，实则过庶压力之量，与俱盈矣。故生齿日繁，过于其食者，所以使其民巧力才智，与自治之能，不容不进之因也。惟其不能不用，故不能不进，亦惟常用，故常进也。举凡水火工虞 [7] 之事，要皆民智之见端，必智进而后事进也。事既进者，非智进者莫能用也。格致之家，孜孜焉以尽物之性为事。农工商之民，据其理以善术，而物产之出也，以之益多。非民智日开，能为是乎！十顷之田，今之所获，倍于往岁，其农必通化殖之学，知水利，谙新机，而己与佣之巧力，皆臻至巧而后可。制造之工，朝出货而夕售者，其制造之器，其工匠之巧，皆不可以不若人明矣。通商之场日广，业是者，于物情必审，于计利必精，不然，败矣。商战烈，则子钱薄，故用机必最省费者，造舟必最合法者，御舟必最巧习者，而后倍称之息收焉。诸如此伦，苟求其原，皆一群过庶之压力致之耳。盖恶劳好逸，民之所同。使非争存，则耳目心思之力皆不用。不用则体合无由，而人之能事不进。是故天演之秘，可一言而尽也。天惟赋物以孳乳而贪生，则其种自以日上。万物莫不如是，人其一耳。进者存而传焉，不进者病而亡焉，此九地之下，古兽残骨之所以多也。一家一国之中，食指徒繁，而智力如故者，则其去无噍类 [8] 不远矣。夫固有与争存而夺之食者也，不见前之爱尔兰乎？生息之夥，均诸圈牢。然其究也，徒以供沟壑之一饱。饥馑疾疫，刀兵水旱，有不忍卒言者。凡此皆人事之不臧，非天运也。然以经数言之，则去者必其不善自存者也。其有孑遗而长育种嗣者，必其能力最大，抑遭遇最优，而为天之所择者也。故宇宙妨生之物至多，不仅过庶一端而已。人欲图存，必用其才力心思，以与是妨生者为斗。负者日退，而胜者日昌。胜者非他，智德力三者皆大是耳。三者大而后与境相副之能恢，而生理乃大备。且由此而观之，则过庶者非人道究竟大患也。吾是书前篇，于生理进则种贵，而孳乳用稀之理，已反覆辨证之矣。盖种贵则其取精也，所以为当躬之用者日奢，以为嗣育之用者日啬。一人之身，其情感论思，皆脑所主，群治进，民脑形愈大，襞 [9] 积愈繁，通感愈速。故其自存保种之能力，与脑形之大小有比例。而察物穷理，自治治人，与夫保种诒谋 [10] 之事，则与脑中襞积繁简为比例。然极治之世，人脑重大繁密固矣，而情感思虑，又至赜至变，至广至玄。其体既大，其用斯宏，故脑之消耗，又与其用情用思之多寡、深浅、远近、精粗为比例。三比例者合，故人当此时，其取物之精，所以资辅益填补此脑者最费。脑之事费，则生生之事廉矣，物固莫能两大也。今日欧民之脑，方之野蛮，已此十而彼七；即其中襞积复叠，亦野蛮少而浅，而欧民多且深。则继今以往，脑之为变如何，可前知也。此其消长盈虚之故，其以物竞天择之用而脑大者存乎？抑体合之为，必得脑之益繁且灵者，以与蕃变广玄之事理相副乎？此吾所不知也。知者用奢于此，则必啬于彼。而郅治之世，用脑之奢，又无疑也。吾前书证脑进者成丁迟（谓牝牡为合之时）。又证男女情欲当极炽时，则思力必逊。而当思力大耗，如初学人攻苦思索算学难题之类，则生育能事，往往抑沮不行。统此观之，则可知群治进极，宇内人满之秋，过庶不足为患。而斯人孳生迟速，与其国治化浅深，常有反比例也。”斯宾塞之言如此，自其说出，论化之士十八九宗之，计学家柏捷特著《格致治平相关论》，多取其说。夫种下者多子而子夭，种贵者少子而子寿，此天演公例。自草木虫鱼，以至人类，所随地可察者，斯宾氏之说，岂不然哉！
【注释】
[1] 无艺：指没有极限或限度。
[2] 罢癃：指老弱病残，不能任事。
[3] 牸：指雌性牲畜。牝，指雌性鸟兽。
[4] 庀工：指召集工匠，开始动工。
[5] 意者：表示测度，即大概，或许，恐怕。
[6] 陶镕：亦作“陶熔”，指陶铸熔炼，比喻培育、造就。
[7] 水火工虞：指水衡、铸造、工部、虞部四个官署。
[8] 噍类：活着的人。
[9] 襞：指衣服以及肠、胃等内部器官上的褶子。此处指大脑沟回。
[10] 诒谋：诒燕。《诗经·大雅·文王有声》：“诒厥孙谋，以燕翼子。”郑玄笺：“传其所以顺天下之谋，以安敬事之子孙。”后遂以“诒燕”谓为子孙妥善谋划，使子孙安乐。
【译文】 本书前面的十四篇，都是解说进化论的意义，现将每篇的要旨重复一遍。
前文第一篇阐明了自然界的恒常变化，其用意在于说明生物的生存竞争和自然选择。第二篇标明进化的要义，说明进化是万物生存发展的本源。第三篇专门说明人类治世之道，以进化的变异、竞争、选择这三点来说明政治教化对社会进化的作用。第四篇以园丁管理园林作为比喻，说明自然进程与人工管理之间定相违背的一些现象。第五篇叙说自然进程和人工管理的作用虽相互违背，但它们均由一个同一的本源所产生，只是在自然运程中大自然放任万物自由竞争，只保留其中最适宜生存者。而人工管理则使一部分生物更适应生存，并更符合人类的需要。第六篇讲在自然进程中，大自然的威力减弱时，生存竞争便获得了暂时的平息，然而生物具有类似祖先又不断变异的特性，故人工管理能够控制生物进化，使它们朝着优势方向发展变化。同时这也是社会进步须依靠政治教化的原因。第七篇中进一步用开拓殖民地建立殖民国家的事来阐明人为治理社会的正确方略。第八篇则假设某殖民地国家的人口不断增加，并出现一位圣明的君王治理该地，则这位君王可以效仿园丁管理花园的方式来治国。第九篇主要讲述，园丁管理法用于治国，其效用总有穷尽之时，大自然的威力便会重新占上风，人为治理便半途而废。第十篇论述了抑制人口过度增长的方法，并说明选种育苗的管理方式可用于农事，但对于人的培育和选择，这种方法则不可行。第十一篇论述人类社会，提出社会是从人的自然进化历程中顺承发展而来的，人类自有合群的天性，而生存竞争则是锤炼人类的熔炉。而结成社会的最初，人与昆虫、禽兽合群的目的相同。第十二篇道明了人类与其他生物的差别。人与其他生物在具备求生才能和竞争不择手段这两方面没有什么区别，因为这两种本能都是生存竞争的主要武器。但这两种武器对于维护社会却有着破坏作用。虽然如此，但最初人正是用这两种本能来保存自身。第十三篇论述了“合群”这种美德，它以人们之间的感情互通为开始，最终形成了人类的“良心“。人们有了良心，社会组织间的相处之道就更稳固了。第十四篇提出人的自行其是虽然凶狠，但对社会也有用处。若过度克制私欲或完全摒弃私欲，对促进社会发展未必没有坏处。
博南帕克壁画上的战争场面（重建）
人类的协作一方面共同抵抗了外界的竞争，另一方面却诱发了内部的战争。人类的战争出现在农业文明出现之前，即在狩猎时代就有了，起因是为了争夺土地和资源。战争虽然给人类造成了极大的危害，但是它又如同自然界的生存斗争一样，是人类社会必不可少的一种发展机制，同样属于“优胜劣汰”的范畴。
巴黎杜阿佛尔广场（1893年）
法国 卡米耶·毕沙罗
赫胥黎对当前社会的人口增长问题表示忧虑。他认为，生存竞争是社会动乱的根源，而人为治理最终会因为人口过剩而难以应付。为此，他提出了国家要靠怎样的策略才能在激烈的生存竞争中立足于世的疑问。图为19世纪人群拥挤的的巴黎杜阿佛尔广场。
现在概括来看这十四篇论述的内容，我们应了解到，人工选择的方法仅可用在草木和禽兽的种群繁育中，绝不能用于人类社会之内。况且人的智识并不可靠，即使可靠，在社会中对人类使用人工选择法，也可能使怜悯同情、仁厚慈爱的风气衰减，从而使社会涣散。更进一步讲，凡是救济腰弯背驼，保养残疾人的政策，都同这样的治世之道相违而无法实行。如果真照此下去，甚至救死扶伤的医学都可以废除，男女间的婚配也会像动物交配一般，群聚雌性来繁殖后代，以至于毁灭夫妇伦常。缜密、严酷、残暴的法规刑律日益盛行，而慈爱、仁惠、怜惜、同情等美好的道德和情感却越发淡薄。这样的酷政实行几代后，便成了社会风气，对社会发展的好坏尚不得而知，但人类借以联系和维持相互关系的天生良心，不就会越来越少了吗？所以说，人工选择的目的原是为了取得优良品种，可是它获得的效果却相反。所以，人口过剩的忧患，竟然如此难以解决！
虽是这样，如今的世界并不统一，五大洲所生活着的人民也不是单一种族，人类生存竞争的情况异常激烈，社会安宁祥和时，竞争潜隐在工商各业中，而在社会动荡频发时，又往往呈现在倾轧战乱里。在上天的选择中，能够受到眷顾而得以留存，这是为什么呢？人类社会进行与退化的关键又是什么呢？一个国家要靠怎样的策略才能在激烈的生存竞争中立足于世呢？关于这方面的理论确属深奥，不是这字数有限的导言所能道尽的，可我想那些深入观察研究世态变化的贤人，经过思考与探索，一定能够在这方面有超出本文所提及的收获。
〖严复按语〗
赫胥黎这本书的主要内容，是把生存竞争看作社会动乱的根源，而人为治理无论如何，终会因人口的不断增多而难以应付。这是他与斯宾塞的言论所大不相同的地方，而且他认为永恒的太平盛世是不存在的。
斯宾塞却认为事物发展的快慢不可能推算，不过人类的发展一定会达到政治上最完美的境界。他在《生物进化论》第十三篇《论人类究竟》中说：“假如我们根据以前的事去推测将来，就明白一旦一个社会的政治教化推广开来，人口增长一定很快。人类社会初期由于猛兽、毒虫等祸患，人口的繁衍增加受到限制，但当人口增加到一定程度，猛兽、毒虫便不算什么祸害了。而由于此时不同的人种各占一地，故人与人之间的相互残杀，并不比猛兽、毒虫的祸害轻。直到各人种聚合成统一国家，这种人与人相残的祸患才得以减轻。当社会安稳后，人们转而担心人口过多繁殖，从而引起社会供应不足。一旦社会供应产生不足，大规模的战争又可能发生。”
“假设这时的人民其性情、智慧和能力等跟当初完全一样，他们的人口死亡率应当与其人口的实际数量成正比，如果不成正比，那必定说明他们的社会供应充足。社会供应充足，说明他们围绕生殖、保育各方面的事业有了长足的发展进步。从这一点可以看出，进化的历程是教育和锻炼人民如何在生存竞争中谋生、变通并最终做到“体合”的重要过程（生物自行变换其形体外貌，以适应所处的生存环境，进化学家称之为“体合”） 。“体合”是生物演进的关键。虽然如上所言，可以增加生活资料来减轻人口过多的压力，但这压力终因快速的人口增长而不断加重。人们想要获得的东西，常常超过他们所占有的，他们总是不断追求物质，仿佛暗中有什么力量在驱使和带领他们去为更好的生活而奋斗。自古以来，人的欲望不曾有过感到满足的时候，可见人口压力最终不可避免，而进化中的人为力量终于能有施行之处。其中诸如人口的流转迁徙、屯田开垦等措施，只不过是权宜之计。如果照此发展下去，地球将会被人口填满，人口压力也会同时充溢世界。”
“人口一天多于一天，所消耗的粮食总是超过国家所能提供的，这就是促进人民生产技艺、身体素质、聪明才智、社会管理等各方面能力不得不进化的原因。一旦动员了每个人的才能，社会便必然将不断前进，这不过是用进废退罢了。凡是现在所有的水利、铸造、工程和林业一类事，全属人类智慧的展现，这肯定是由于人类智慧的不断增进而使改造社会能力增强。事物朝着先进的方向发展，如果不是智慧进步的人，就无法掌控这些事务了。物理学家们整日穷究各种物质的性能以为人类所用，农民、工匠和商人们根据他们所从事的工作的原理努力精通其技术，只有这样，生产出的产品才能日益增多。若不是人民智慧日渐提升，能做出这样的成效吗？1000亩田的农作物产量，现在已比过去增加了一倍，那务农者必然要懂得一定的化学和生物学的知识，了解水、肥的利用，熟悉新的农机设备；而无论是自己或者佣工，其知识和技能都需达到相当的完美和巧妙才行。制造产品的工人，如果他早上生产的产品傍晚就卖完了，这说明他们的工艺、设备和制作技术，都一定超过别人，这是再明白不过的事了。商品流通的渠道和场所一天比一天宽广，干这行的人一定对商品的买卖十分精通，对利润的盘算也一定会很精确，否则他就可能要破产。现在商品竞争激烈，利润减少，因此生产产品的机器一定要是最能节省成本的，造出的船舶等一定是要最适用的，而船上的舵工和水手也应是最熟悉该船的操作技巧的，只有这样才能收获到加倍的利金。凡是这类生产力不断增强的事例，倘要寻其本源，都是由于社会人口的过剩而导致的动力。”
赫伯特·斯宾塞
斯宾塞认为，人类社会是在竞争中不断发展前进的。在人类社会初期，由于受到来自自然界万物的侵害，人口的增长被限制。随着社会政治教化的推广，自然力的淫威逐渐减弱，人口也随之增长。这时候便催生了人类的战争——因人口过多而引起社会供应不足。
“好逸恶劳是人类的共同本性，假使没有生存的竞争，人的听力、视力、智力等都不再需要了，也就没有了去做到“体合”的动力，这样人类便无法进步。由此可见进化的奥秘仅用一句话便可以道明。既然自然界赋予生物的特性是繁衍后代又渴望生存，这种特性就会使物种在竞争中不断拼搏，各类生物皆无不如此，而人是其中之一。在生物进化中，能存活下来的就可以延续种族，不适应进化的便由衰退而走向灭亡。这就是为何在地下深处埋藏着许多灭绝动物残骸的原因。无论是一个家庭，还是一个国家，如果仅是人口陡然增多，但其智能等却仍如原状，那么，他们离灭绝便不远了。”
“世界上本身就存在为谋取生存，一批人去夺取另一批人食料的现象。你们知道以前的爱尔兰吗？他们曾经人口兴旺，几乎与牛马的数量相等，但到了最后，由于各种灾荒、瘟疫、疾病、战乱等，死亡者多得填满了山沟、坑谷，叫人不忍细说。这些都是国家未能很好地筹划社会生产力所致，而不全是天运进程所造成的。按常规来说，首先被消灭的肯定是那些无能力、不善于自我保护的人。其中能存活下来并传宗接代者，必定是生存能力强大的，或者时运最好的，因而被自然界所选择留了下来。由此可知，在大千世界中，危害生存的事物实际上非常多，不仅仅是人口过剩这一方面。人类要谋求生存和发展，必定要充分运用他们的思维、才能和力量，不断地同这些危害生存的事物作斗争。斗争失败者将日益衰退，斗争胜利者则日渐昌盛。胜利的法宝不是别的，它要求人类的智慧、道德和能力这三方面都保持强大，这三方面都能力突出，人们与环境相抗争和适应的能力就增大了，而其生存与发展所需要的主要条件便具备了。如果从这一点来看，人口的迅速增多还不是人类生存最大的祸患。我在这部书的前一篇，就进化后生育数量减少这件事，进行了反复论证。精英物种注重优生优育，物资多用于自身发展，而对繁衍反而投入减少。”
“一个人的感情、言论、思想均归大脑主管。社会文化进步，人脑就越大，大脑褶皱趋于复杂，对外界的感知也更加快捷，人类生存和保卫种族的力量及才能，跟脑的大小有一定的关系。而人类观察事物、研究物理、自我管理、治理社会以及保卫种族等特性，也大脑褶皱的复杂程度成正比。可是到了繁华盛世，人脑已发展到不同于其他生物的厚重、硕大、复杂、周密。此时人的感情与思维极其深刻多变，广阔而幽深，人脑体积巨大，作用也极为重要。因而脑力的消磨与耗损，又与人用于思维、感情的多少、深浅、远近和精粗构成一定比例。这三种比例结合在一起时，人们改造自然、获取生存物料的能力将大增，但如何开发和保养人的脑力，其方法也是最为费心的。如果整日忙于脑力劳动，生育繁殖之事就会相对减少。生物本身不能体力和脑力发展同时注重。现今欧洲人的大脑与野蛮人相比，野蛮人的大脑只占欧洲人的十分之七；连大脑中的褶皱，也是野蛮人的既少又浅，而欧洲人的则又多又深。于是从今以后，人脑的发展方向和变化方式，是可以预先测知的。至于大脑的衰退和增长、复杂与简单，是因为生存竞争及自然选择让大脑发达的人种保全下来呢，还是因适应环境的变化，需要更加发达的大脑才能认识事物幽深的道理呢？这是我们现在还不能明了的。我们只知道智力高的人在用脑方面投入过多，必然会在另一方面有所匮乏，然而在繁荣盛世，人们用脑的繁重，是毋庸置疑的。我在以前的书中曾证明脑力发达者其成年的时间（指初次阴阳交合） 相对其他人要晚，又证明男女情爱在最炽烈时，其思考和判断力必然会减退。而当脑力竭尽，比如初学者拼命攻读数学难题之时，在生育方面的欲望和能力，便会因受抑制而相对降低。综合上述几方面来看，可知社会进化到极点，在国内遍布人口时候，人口过多的忧虑反而是不存在的。而一国人口增长的快慢，同他们国家政治教化的先进和进步，倒往往是成反比例的。”斯宾塞的论点大致是这样的。
自从斯宾塞的学说发布后，谈论进化学的学者中十有八九的都崇尚他的观点。经济学家巴佐特所著的《物理与政理》中，有多处都采用了斯宾塞的观点。种属低下的人种，其子女多但易亡，而种属高贵的人种，其子女往往少而长寿。这是人类进化的一般规律，从草木虫鱼到人类，处处都可以观察到这种情况。斯宾塞的学说，难道不正是如此吗？
进微第十六
社会中的“人治天演”明显异于动植物界。但社会的“人治”并非是一件简单的事情，即使是当政者张榜求贤，百姓的教化仍是一件长期艰苦的工作，因为人的身心素质和道德水平的提高是极困难的事。为此，统治者的责任就在于能够“导进其群”，使人民逐步养成良好的社会习俗和道德风尚。而这仅凭严规和酷刑，是难以有成效的。
【原文】 前论谓治化进则物竞不行固矣，然此特天行之物竞耳。天行物竞者，救死不给，民争食也，而人治之物竞犹自若也。人治物竞者，趋于荣利，求上人也。惟物竞长存，而后主治者可以操砥砺之权，以砻琢 [1] 天下。夫所谓主治者，或独具全权之君主；或数贤监国，如古之共和；或合通国民权，如今日之民主。其制虽异，其权实均，亦各有推行之利弊。（案：今泰西如英、德各邦，多三合用之，以兼收其益，此国主而外所以有爵民二议院也。） 要之其群之治乱强弱，则视民品之隆污，主治者抑其次矣。然既曰主治，斯皆有导进其群之能。课其为术，乃不出道、齐举错 [2] ，与夫刑赏之间已耳。主治者悬一格以求人，曰：必如是，吾乃尊显爵禄之，使所享之权与利，优于常伦焉，则天下皆奋其才力心思，以求合于其格，此必然之数也。其始焉为竞，其究也成习。习之既成，则虽主治有不能与其群相胜者。后之衰者驯至 [3] 于亡，前之利者适成其弊。导民取舍之间，其机如此。是故天演之事，其端恒娠于至微，而为常智之所忽。及蒸为国俗，沦浃 [4] 性情之后，悟其为弊，乃谋反之。操一苇以障狂澜，酾杯水以救燎原，此亡国乱群，所以相随属也。不知一群既涣，人治已失其权，即使圣人当之，亦仅能集散扶衰，勉企最宜，以听天事之抉择。何则？天演之效，非一朝夕所能为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