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故人治天演，其事与动植不同，事功之转移易，民之性情气质变化难。持今日之英伦，以与图德之朝 [5] 相较（自显理第七 [6] ，至女主额勒查白 [7] ，是为图德之代，起明成化二十一年至万历三十一年） 。则贫富强弱，相殊远矣。而民之官骸性情，若无少异于其初。词人狭斯丕尔 [8] 之所写生（狭，万历间英国词曲家，其传作大为各国所传译，宝贵也） 。方今之人，不仅声音笑貌同也，凡相攻相感不相得之情，又无以异。苟谓民品之进，必待治化既上，天行尽泯，而后有功，则自额勒查白以至维多利亚，此两女主三百余年之间，英国之兵争盖寡，无炽然用事之天行也。择种留良之术，虽不尽用，间有行者。刑罚非不中也，害群之民，或流之，或杀之，或锢之终身焉。又以游惰呰窳 [9] 者之种下也，振贫之令曰：凡无业仰给县官者，男女不同居。凡此之为，皆意欲绝不肖者传衍种裔，累此群也。然而其事卒未尝验者，则何居？盖如是之事，合通国而计之，所及者隘，一也；民之犯法失业，事常见诸中年以后，刑政未加乎其身，此凶民惰民者，已婚嫁而育子矣，又其一也。且其术之穷不止此，世之不幸罹文网 [10] ，与无操持而惰游者，其气质种类，不必皆不肖也。死囚贫乏，其受病 [11] 虽恒在夫性情，而大半则缘乎所处之地势。英谚有之曰，粪在田则为肥，在衣则为不洁。然则不洁者，乃肥而失其所者也。故豪家土苴 [12] 金帛，所以扬其惠声；而中产之家，则坐是以冻馁。猛毅致果之性，所以成大将之威名；仰机射利之奸，所以致驵商 [13] 之厚实。而用之一不当，则刀锯囹圄从其后矣。由此而观之，彼被刑无赖之人，不必由天德之不肖，而恒由人事之不详也审矣。今而后知绝其种嗣俾无遗育者之真无当也。今者即英伦一国而言之，挽近三百年治功所进，几于绝景而驰，至其民之气质性情，尚无可指之进步。而欧墨 [14] 物竞炎炎，天演为炉，天择为冶，所骎骎日进者，乃在政治、学术、工商、兵战之间。呜呼，可谓奇观也已！
维多利亚时期
人类的进化与自然界动植物的进化相比，相对更难。因为人所具有的自然界生物所没有的思想和性格，是很难转变的。虽然维多利亚时代和都铎王朝相比，社会政治和经济突飞猛进，但是人民的体形和性格却没有太大的差异。
伦敦——伯明翰运输线19世纪
在生存竞争这个大熔炉里，19世纪的欧美各国在政治、科研、工业、商业和军事方面都得到了飞速的发展。英国凭借其在工业生产方面的优势，各行各业都领先于世界各国，其交通运输更是日益成熟，修筑了大西线、伦敦——伯明翰线等四通八达的运输线。
复案：天演之学，肇端于地学之殭石、古兽。故其计数，动逾亿年，区区数千年、数百年之间，固不足以见其用事也。曩拿破仑第一入埃及时，法人治生学者，多挟其数千年骨董归而验之，觉古今人物，无异可指，造化模范物形，极渐至微，斯可见矣。虽然，物形之变，要皆与外境为对待。使外境未尝变，则宇内诸形，至今如其朔焉可也。惟外境既迁，形处其中，受其逼拶 [15] ，乃不能不去故以即新。故变之疾徐，常视逼拶者之缓急。不可谓古之变率极渐，后之变率遂常如此而不能速也。即如以欧洲政教、学术、农工、商战数者而论，合前数千年之变，殆不如挽近之数百年。至最后数十年，其变弥厉。故其言曰：耶稣降生二千年时，世界如何，虽至武断人不敢率道也。顾其事有可逆知 [16] 者，世变无论如何，终当背苦而向乐。此如动植之变，必利其身事者而后存也。至于种胤 [17] 之事，其理至为奥博难穷，诚有如赫胥氏之说者。即如反种一事，生物累传之后，忽有极似远祖者，出于其间，此虽无数传无由以绝。如至今马种，尚有忽出遍体虎斑，肖其最初芝不拉 [18] 野种者（或谓此即《汉书》所云天马）。驴种亦然，此二物同原证也。芝不拉之为驴马，则京垓年代事矣。达尔文畜鸽，亦往往数十传后，忽出石鸽野种也。又每有一种受性偏胜，至牉合得宜，有以相剂，则生子胜于二亲，此生学之理，亦古人所谓“男女同姓，其生不蕃”，理也。惟牉合有宜不宜，而后瞽叟生舜，尧生丹朱，而汉高吕后之悍鸷，乃生孝惠之柔良，可得而微论也。此理所关至钜，非遍读西国生学家书，身考其事数十年，不足以与其秘耳。
【注释】
[1] 砻琢：指磨炼。
[2] 道：引导，疏导。齐：整齐，约束。《论语·为政》：“子曰：‘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举错，即举措。
[3] 驯至：驯致，逐渐达到；逐渐招致。
[4] 沦浃：指深入；渗透。
[5] 图德之朝：都铎王朝（英文Tudor dynasty，1485—1603年），是亨利七世于1485年入主英格兰、威尔士和爱尔兰后，开创的一个君主专制王朝。其统治英格兰王国直到1603年伊丽莎白一世去世为止，历经118年，共经历了五代君主。该王朝是英国从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过渡时期，被认为是英国君主专制历史上的黄金时期。
[6] 显理第七：亨利七世（英文HenryⅦ，1457—1509），都铎王朝的开国君主，英格兰国王。其在位期间奖励工商业发展，有贤王之称。
[7] 额勒查白：伊丽莎白一世（英文Elizabeth I，1533—1603），都铎王朝的最后一位君主，英格兰与爱尔兰的女王，名义上的法国女王。在位期间英格兰成为欧洲最强大的国家之一，史称“黄金时代”。
[8] 狭斯丕尔：即威廉·莎士比亚（William Shakespeare，1564——1616），欧洲文艺复兴时期英国最重要的作家，世界戏剧史上四大悲剧家之一、世界最著名戏剧大师。创作了大量脍炙人口的经典戏剧，如《哈姆雷特》、《麦克白》、《李尔王》等，在欧洲文学史上占有特殊的地位，被喻为“人类文学奥林匹斯山上的宙斯”。
[9] 呰窳：指苟且懒惰；贫弱。
[10] 文网：亦作“文罔”，指法网；法禁。
[11] 受病：指受诟病，受指斥。
[12] 土苴：指以之为土苴，比喻贱视。
[13] 驵：原指马贩子，后泛指市侩。驵商：奸商。
[14] 欧墨：指欧美。
[15] 逼拶：亦作“逼桚”、“逼匝”，指逼迫。
[16] 逆知：指预知，逆料。
[17] 胤：指子孙，后裔，子嗣，后嗣。
[18] 芝不拉：斑马（英文Zebra）的音译。
【译文】 前文论说：治化一旦有了进展，则生存竞争当然随即停止，但这仅指自然界里的生存竞争。自然界的生存竞争中，如果当政者没有食物来救人于水火之中，那么人民之间只好相互争夺食物以求生存，而社会治理上的生存竞争还依然存在着。社会意义上的生存竞争，都是因为追求个人的荣誉和私利，希望自己能高人一等。由于社会生存竞争长期存在，国家的当政者总是能控制和完善国家机器，并以其权力整治国家。
常言所说的国家管理者，有的是君主独自掌握全部权力；有的是靠几位贤才共同监督国务，例如古代的共和制；还有的是全国人民的联合执政，例如今天的民主政治。上述这些国家体制虽然不同，但其权力是均等的，在实行中也各有其利弊（现在的欧洲如英德各国，大多是三种形式联合运用，以取各种形式之长。即在国王以外，另设上议院、下议院等） 。总之，一个社会是安定还是混乱、是强盛还是衰弱，就在于人民素质的高低，而治国者如何反而是次要问题。但既然是主持一国之大事，其领导者就应具有引导社会进步的能力。如考察他们的治国方略的好坏，也不过是看他们如何发布政令，如何教民从善，方法用舍是否得当，如何施行奖罚而已。
主管国事者张榜广求人才，说：“只有那些道德、能力符合标准的人，才得以重用，并得到显赫地位、高官厚禄。”假定这些人才享受的权利和利益确实超过了平常人，则国民定会受到激励而争相发挥自己的才能、智力和谋略，以达到国家对于人才的要求，这一点是可以肯定的。虽是以竞争为开始，最后却成了一种习惯。这样的习惯养成之后，就算是治国者，仍有与大众相较而言智慧不足的地方。因此衰败的国家将会灭亡，之前获利的法宝也可能成为后来治政的弊病。教导人民时如何选择，这也是治国的关键。
因此进化一类事，开端常常孕育在最细微之处，而往往被一般人所忽略。等到其上升为一国的风俗习惯，人民的思想感情深受其熏染之时，人们才明白其弊端而设法扭转，但此时已如同用一根芦苇来阻挡狂暴的波浪，用一杯凉水来扑灭烘烈的野火一样，显然难以达到目的。这也是国家败亡，社会动乱经久不息的根源。但殊不知社会中人心既已涣散，人为的治理也将失去它有效的控制力，就算请出圣人当政，也只能聚集流散的民众，扶持衰朽的朝政，再勉励和期望那些最优秀的人群，听凭上天的选择和安排。这是为什么呢？因为进化的功效，不是昼夜之间可以完成的。
所以人类社会的进化与动植物的进化不同，自然事物的转换相对容易，而人的性格和身心素质的变更相对更难。以今天的英国和都铎王朝时期的英国相比（从亨利第七始到伊丽莎白女王终，均为都铎王朝，由明朝成化二十一年开始至万历三十一年结束） ，可知两个时期社会的贫穷富裕和强盛衰弱相差很远。可单就人民的体形和性格来说，现在与当初相比没有大的差异。大戏剧家莎士比亚刻画的人民形象（莎士比亚为万历年间英国的大戏剧家，他传世的不少作品，为各国学者所传扬和演绎，被认为是十分宝贵的作品） 同现代人比较，不仅音容笑貌相似，即使是人们之间的相互攻击、相互感应以及相互之间的不融洽，也没有什么区别。如果说人民道德水平的提高必须等到政治教化上升到一定标准，自然力的淫威完全消失时，方才显示出功效，那么，从伊丽莎白到维多利亚这两位女王300多年的统治期间，英国的战乱则是相对较少的，同时也不存在像野火一样凶暴肆虐的自然危害。至于选择人类良种留传下来的措施，虽没有一直采用，但也有间或采用部分的时候。刑律的严处并非一概不合适，那些危害社会者，有的流放，有的处决，有的监禁终身。又将社会上存在的诸如流浪、懒惰、苟且、贫弱的人群判为劣等，并在政府关于救济穷人的法令中规定：“凡是无正当职业，依靠官署提供生活福利的，男女之间不得通婚。”所有这些做法的初衷，其意图都是禁绝游手好闲、道德败坏者传宗接代，以免社会遭害。但这种政令发布后，却始终未能见效，这又是为什么呢？原来，这种措施统观全国国情来讲，方知它能触及的社会面非常狭窄，这是原因之一；当一些人因违法犯罪而失掉职业时，已经是中年以后的年纪了，而在此之前，他们尚未受到刑律处罚，因此，这样凶恶、懒惰的顽民早已嫁娶生子，这是原因之二。
老史密斯菲尔德市场 16世纪
在赫胥黎看来，人类自身的进化速度赶不上社会经济的进化速度。近三百年来，虽然国家的经济面貌焕然一新，但国民的身心及性格尚未跟上它的步伐。图为16世纪英国伦敦老史密斯菲尔德市场。这里是个殉教之地，几个世纪以来，它一直是公开处决伦敦异教徒与异见人士的地方。
此外，颁布这一法令无效的原因还不仅限于此。社会上那些命运不佳而触犯刑律、无所作为的游手好闲者，他们的思想道德品质方面不一定完全不好。就拿那些被投入死牢者或穷困者来说，他们潦倒的原因虽常在于性情恶劣，也有一大半是由他们所处的环境所致。英国的谚语中有这么一句：“大粪被浇进田里便成了养分，若洒在衣物上却成了污物。”我们所谓的污物，是因肥料未被用在其合适的地方。豪富人家视金银绸缎为粪土，以展示他们的富裕和慷慨，而中产阶级若欲向其仿效，就有破产饥寒之虞。培养勇猛刚毅正直果敢的品性，可以成就大将的威望与名声；投机倒把的奸滑个性，反而可为商人谋取市场的最大利益。如果这些性情运用不当，则残酷刑罚和牢狱之灾等就会随之而来。从以上几点看来，那些遭受刑律处罚，放刁撒泼的歹徒，不一定是因为品性的先天不良，往往是因缺乏人为的引导，这是非常有可能的。我们也许在此之后方知灭绝他们的后裔、使他们不生儿女这样的措施并不恰当。
以英国为例，最近300年来，英国在政治教化方面的进展，如千里马飞速奔驰一般迅速，但该国人民的身心及性格，还没有突出的进步。如今欧美各国的生存竞争在各方面进行得如火如荼，社会进化就如同一座大火炉，而自然选择就如同冶炼的工夫。各国在政治、科研、工业、商业和军事方面每日疾进的景象，可以称得上是出奇而少见的事情了！
〖严复按语〗
进化论这门学科，是从研究地学史上的古生物化石发端的，所以其计算的单位，动辄超越亿年，短短几千年、几百年间，根本无法观察到进化的力量。
在拿破仑一世攻入埃及的时候，法国的生物学家们带回不少具有几千年历史的古人类遗骸以供查验，发现几千年间古今人体在外形上几乎没有什么差别。所以可见上天在以既定的模型创造万物时，进化的速度极度缓慢，且反映在极细小精微之处。
虽然如此，然而生物形体发生任何变化，都源于外部环境的变化，假如其外部环境不发生任何变化，那么世界上的各种生物形态到现在还可能与上古时期一样。只有当外部环境发生变化，物体生存在其中，受到新的环境因素的逼迫，才会不得不抛弃旧的形貌特征，而用新的形态去迎合环境。所以生物进化的快慢，常常要依环境变化的快慢而定。但不能说古代的变化频率极缓，后世的变化频率就一定仍旧如此缓慢且不能加快。现以欧洲的政治、教育、学术、农业、工业、商业和军事几方面为例，可以说以前几千年的所有变化，大概还不及最近几百年的发展速度，到最近几十年，发展和变化更加迅猛。因此人们说，在耶稣诞辰2000年时，世界将变成怎样呢？这就连那些最主观、最善臆断的人恐怕也不敢妄下断语。不过这类发展变化也可以预先测知其基本方向，即世界上的变化，不论怎样，总是逐步离开“痛苦”而朝着“幸福”前进。这就如同动植物的进化一样，一定会朝更加有利的方向发展，方可达到使它们继续生存下来的目的。
关于繁衍传种之事，其中的各种理论，如赫胥黎的学说，都极为深奥难究。就拿遗传返祖现象来说，在生物已连续繁衍了几代之后，忽然出现非常类似其老祖宗的个体，这种现象无论经历多少代也不会消灭。比如现在人工饲养的马中，有时突然会出现一匹布满虎豹斑纹，酷似原始野生斑马的个体（有人认为这就是《汉书》上所说的“天马”） 。而驴也有这种返祖现象。这是相似的两个种属本属同一祖先的证明。斑马作为驴、马的祖先，是不知多少万年以前太古时代的事情了。达尔文在蓄养鸽子时，也常发现在鸽子已经繁殖了几十代后，突然出现一只酷似野生原鸽的个体。
有时生物的双亲各有长处，配种相互适宜，又有其他有力的外部条件，生育的下一代往往会具有超越其双亲的优点。这种生物学上的原理，恰好印证了古人所说的“同一血缘男女近亲婚配，其下一代往往会退化”。男女婚配也有许多适宜和不适宜的地方。比如瞽叟生下了贤能的大舜，而唐尧却生下了不才的丹朱；威猛强悍的汉高祖和吕太后生下的孝惠皇帝却温和善良。从这些事例就可以看出少许门道来了。但因为这方面的理论涉及的范围极大，内容极深，不读遍西欧生物学家的全部著作，并亲身考察此种事例几十年，是远不够资历来探讨此类事情之奥秘的。
善群第十七
在社会人群的生存竞争中，争而胜者的生活极尽优厚，而居于社会底层的则不能自保饥寒，甚至没有任何“选择举措之权”。社会的严重不公和竞争的混乱无序，责任明显在于当政者及其所推行的政策。赫胥黎以“世治之最不幸，不在贤者之下位而不能升，而在不贤者之上位而无由降”一语道破天机，说明社会的公正和谐，全在于社会应有公正合理的竞争机制。
【原文】 今之竞于人群者，非争所谓富贵优厚也耶？战而胜者在上位，持粱啮肥 [1] ，驱坚策骄 [2] ，而役使夫其群之众；不胜者居下流，其尤病者，乃无以为生，而或陷于刑罔。试合英伦通国之民计之，其战而如是胜者，百人之内，几几得二人焉；其赤贫犯法者，亦不过百二焉。恐议者或以为少也，吾乃以谓百得五焉可乎？然则前所谓天行之虐，所见于此群之中，统而核之，不外二十得一而已。是二十而一者，溽然在泥涂之中，日有寒饥之色，周其一身者，率猥陋不蠲 [3] ，不足以遂生致养，嫁娶无节，蕃息之易，与圈牢均。故其儿女，虽以贫露 [4] 多不育者，然其生率常过于死率也。虽然，彼贫贱者，固自为一类也。此二十而一者，固不能于二十而十九者，有选择举错之权也。则群之不进，非其罪也。设今有牧焉，于其千羊之内，简其最下之五十羊，驱而置之硗埆 [5] 不毛之野，任其弱者自死，强者自存，夫而后驱此后亡者还入其群，以并畜同牧之，是之牧为何如牧乎？此非过事之喻也，不及事之喻也。何则？今吾群之中，是饥寒罹文罔者，尚未为最弱极愚之种，如所谓五十羊者也。且今之竞于富贵优厚者，当何如而后胜乎？以经道言之，必其精神强固者也，必勤足赴功者也，必智足以周事，忍足济事者也；又必其人之非甚不仁，而后有外物之感孚，而恒有徒党之己助，此其所以为胜之常理也。
然而世有如是之民，竞于其群之中，而又不必胜者则又何也？曰世治之最不幸，不在贤者之在下位而不能升，而在不贤者之在上位而无由降。门第、亲戚、援与、财贿、例故，与夫主治者之不明而自私，之数者皆其沮降之力也。譬诸重浊之物，傅 [6] 以气脬 [7] 木皮；又如不能游者，挟救生之环，此其所以为浮，而非其物之能溯洄 [8] 凫没 [9] 以自举而上也。使一日者，取所傅而去之，则本地亲下，必终归于其所。而物竞天择之用，将使一国之众，如一壶之水然，熨之以火，而其中无数莫破 [10] 质点，暖者自升，冷者旋降，回转周流，至于同温等热而后已。是故任天演之自然，而去其牵沮之力，则一群之众，其战胜而亨，而为斯群之大分者，固不必最宜，将皆各有所宜，以与其群相结。其为数也既多，其合力也自厚，其孳生也自蕃。夫以多数胜少数者，天之道也，而又何虑于前所指二十而一之莠民也哉！此善群进种之至术也。
19世纪英国上流社会
毋庸置疑，人类社会的生存竞争发生了质的变化，从最初的争夺生产资料转变为今天的争夺权力与财富。竞争中的胜出者成为了社会的上层阶级，享受着荣华富贵，任意奴役比他们地位低下者。那么，他们是凭借什么赢得了竞争的胜利呢？赫胥黎指出，按照常理，他们一定是在智力、精神、性格、事业上都有所优势，且具备一定的仁慈之心。
今夫一国之治，自外言之，则有邦交；自内言之，则有民政。邦交民政之事，必操之聪明强固，勤智刚毅而仁之人，夫而后国强而民富者，常智所与知也。由吾之术，不肖自降，贤者自升，邦交民政之事，必得其宜者为之主，且与时偕行，流而不滞，将不止富强而已，抑将有进种之效焉。此固人事之足恃，而有功者矣。夫何必择种留良，如园夫之治草木哉！
复案：赫胥黎氏是篇，所谓去其所傅者，最为有国者所难能。能则其国无不强，其群无不进者。此质家 [11] 亲亲，必不能也；文家 [12] 尊尊，亦不能也；惟尚贤课名实者能之。尚贤则近墨，课名实则近于申商 [13] 。故其为术，在中国中古以来，罕有用者，而用者乃在今日之西国。英伦民气最伸，故其术最先用，用之亦最有功。如广立民报，而守直言不禁之盟（宋宁宗嘉定七年，英王约翰与其民所立约，名马格那吒达 [14] ，华言大典） 。保、公二党 [15] ，递主国成，以互相稽察。凡此之为，皆惟恐所傅者不去故也。斯宾塞群学保种公例二，曰：凡物欲种传而盛者，必未成丁以前，所得利益，与其功能作反比例；既成丁之后，所得利益，与功能作正比例。反是者衰灭。其《群谊篇》立进种大例三：一曰民既成丁，功食相准；二曰民各有畔，不相侵欺；三曰两害相权，己轻群重。此其言乃集希腊、罗马与二百年来格致诸学之大成，而施诸邦国理平之际。有国者安危利菑则亦已耳，诚欲自存，赫、斯二氏之言，殆无以易也。赫所谓去其所傅，与斯所谓功食相准者，言有正负之殊，而其理则一而已矣。
贫民窟
人类社会生存竞争中的失败者，最终沦落到社会底层，任人驱使，甚至因食不果腹而犯罪。他们成为了社会的边缘人，甚至丧失了选举、建议等政治权利，犹如羊群中最贫弱愚蠢的种群。赫胥黎认为，社会的进步与否和他们没什么关系，因为贤才才是决定一个国家文明程度的关键。
【注释】
[1] 持粱啮肥：出自《史记·范雎蔡泽列传第十九》：“（蔡泽）谓其御者曰：‘吾持粱刺齿肥……’”唐代司马贞《史记索隐》：“持粱谓作粱米饭而持其器以食也。按：刺齿二字字误，当为‘齧’字也。齧肥谓食肥肉也。”持粱啮肥，指食用精米、肥肉，形容享受美食佳肴。
[2] 驱坚策骄：指乘坚固的车子，驱良马，形容生活奢华。
[3] 蠲：指使清洁、清洁，古同“涓”。
[4] 贫露：指贫弱。
[5] 硗埆：指土地坚硬瘠薄。
[6] 傅：通“附”，附着。
[7] 脬：指称鼓起而轻软之物。
[8] 溯洄：出自《诗经·国风·秦风·蒹葭》：“溯洄从之，道阻且长。”溯洄，指逆着河流的道路往上游走。
[9] 凫：通“浮”。凫没，能潜水的人。
[10] 莫破：不可分割。
[11] 质家：指崇尚实用的人士或学派。
[12] 文家：指崇尚文礼的人士或学派。
[13] 申商：战国时法家代表人物申不害与商鞅的并称。
[14] 马格那吒达：《大宪章》（拉丁文Magna Carta的音译），是1215年（一说1213年）英王约翰被迫签署的宪法性的文件，其宗旨是保障英国封建贵族的政治独立与经济权益。其在历史上第一次限制了封建君主的权力，成为了日后英国君主立宪制的法律基石。
[15] 保、公二党：指英国两大政党保守党和工党。
【译文】 当今在人类社会参与竞争的人群，大概都是在争夺那荣华富贵和高官厚禄吧？在社会竞争中的获胜者，往往居于社会上层，整日享受美食佳肴，穿着绫罗绸缎，出门时驾着骏马、豪车，任意驱使奴役那些下层的民众。而在竞争中失败的人却处于社会的下层，那些景况奇惨者，竟沦落到无法生存的境地，甚至一些人被迫铤而走险，作奸犯科、沦为囚徒。试将英国全体人口纳入计算，那些经过激烈的社会竞争有幸胜出的上层人士，在100人中仅仅只有两人；那些一贫如洗及作奸犯科的人，加起来也不过只有百分之二左右，但恐怕有些人嫌此比例过小，那么我暂且将其放宽到百分之五的比例如何？也就是说，我们先前所说遭遇上天的凌虐，居于社会最底层的人数，统计核对一下，也不会超出这百分之五的比例。
这百分之五的最下层民众，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每天皆处于饥寒交迫的境地。围绕他们的环境，大都污秽粗劣，无法满足他们最基本的生存需要。这些人在婚配嫁娶上毫无节制，在繁殖、生育上的简陋条件，与牛羊相差无几。他们的儿女虽因家庭的贫困而先天不足，多数不能成人，但他们总的出生率仍常常超过死亡的比率。虽然如此，但这些社会最低层的穷困者，是自成一类的社会边缘人，这百分之五的人不可能像另百分之九十五的人那样具有选举、建议等政治权利，故社会如果不能进步，则绝不是他们的罪过。假定有个牧羊人，从他放牧的1000只羊中，选择其中最瘦弱的50只，把它们赶放到土地贫瘠、五谷不生的荒野，任凭那衰弱者随自然而死亡，强健者随自然而生存，而后又将幸存的羊并入原羊群中一道放牧。这个牧羊人是什么样的呢？这并不是做事过头的一个譬喻，而是做事方法还不够的例子。为什么呢？这是因为在我们现今的社会中，像这类受冻挨饿犯科收监的人，还没有沦落到如前文所说的那50只羊一样，成为最贫弱愚蠢的种群。
国王约翰签署“大宪章”
在欧洲各国中，英国的民主风气最盛，是最先采用明智的治国方略的国家。英国政府实行保守党和自由党轮流执政，有效地防止了传统的阻碍势力发挥作用。图为1215年6月15日，英王约翰被迫和他统治下的人民签署了“大宪章”，这是历史上第一次通过法律限制了封建君主的权力，确立了“王权有限”的原则。
再说那些追求荣华富贵、高官厚禄的人，他们用怎样的方法才能在社会竞争中获胜呢？按常理来说，肯定是在精神上坚强自信、在事业上勤耕不息、智力上通晓人情世故、性格上宽忍的人。另外这种人往往还具备一定的仁慈之心，拥有一定的物质条件，同时又能获得同仁的辅助，这些就是他们借以成功的道理。
然而世上虽有这类贤才，但这类人真正在社会内竞逐时，又并非一定会成功，这又是为什么呢？因为治国最不幸的事，不仅在于贤才处于下位而不遇提拔，而更在于德才平庸者处于高位而无法将其降职。那些富贵、显达的贵族门庭，上上下下的亲属裙带，相互庇护的党羽，贿赂的歪风，陈规陋习和主政人员的昏庸自私等等，都是昏官贪官只上不下的原因。这正如将沉重浑浊之物放于水中，助以满气的气脬、木皮等方可上浮；又如给不善游泳者提供救生圈，这都是这些物或人能够浮于水面的原因，并不是物与人本身便有能在水中游动而不会下沉的本领。如果我们将上述这些辅助物拿开，则这些物和人都将失去依傍，显出其本来面目，最后必定回到应该去的所在。而生存竞争和自然选择作用于一国民众，就如同用火去煮沸一壶水，壶中无数不可分的原子受热后自行上升，未受热的则旋转下降，冷热水循环流转，直到温度、热量都相互等同。
因此，我们听任进化的自然发展，注意消除那些牵累、阻碍的力量，于是社会群众就能在生存竞争中胜利，成为社会的主力。他们中的一些人也并不是最适宜生存者，但他们能将自己的生存优势与社会有机结合在一起。因他们人数众多，力量自然厚实，繁衍也必然昌盛。靠多数人的力量去战胜少数人，这本属当然之理。我们又何必去忧虑前文所说的那百分之五的社会渣滓呢？这种策略，才正是促进群体发展和种族进化的绝好方法。
目前来讲，一个国家的治国之道，从国际方面看，有国家之间的交往；从国内方面看，有社会人民的政事。外交和内政大权必须掌握在聪明坚强、勤奋刚毅、宽仁果敢的人手中，国家才会强盛，人民才会富裕，这是常识。使用我说的这种方法，则那些昏庸之辈自会失去高位，而贤明的栋梁自会掌握权力。外交和内政事务也一定要交给那些能胜任的人来主持，而且一定要与时俱进，犹如奔腾水流永不停息。由此发展下去，将不仅仅使社会进入富裕强盛的境地，也许还真能收获种族进化的效益。这本来是充分依靠大众的力量方能做到的事，出色的人自然会留下，又何需像园丁管理花草树木那样去选留什么良种呢？
〖严复按语〗
赫胥黎在该篇中所说的措施中，除去身处高位的平庸者所依傍的事物，这一点是治国者最难以做到的，如果治国者真能做到这一点，那么他们的国家就不会不强盛，他们的社会也不会不进展。而这是那些推崇亲族掌权的实用家们所办不到的，也是那些讲究封建伦理的礼教家们同样办不到的。这只有那些崇尚贤才、重视名誉、追求功业的人方可办到。敬贤重才的观念接近墨子学说，考究名誉和功业这种方式则接近申商一派。作为治世策略，这些学说在中国的中古以来，极少有人采用。而真正应用普及且卓有成效的，竟是今天的西欧诸国。英国人的民主风气最盛，所以他们最先采用这些明智的治国方略，并最有成效。比如他们广泛创立民间报纸，遵守正直言论不加禁止的盟约（宋宁宗嘉定七年，英王约翰和他统治下的人民曾订立名为“马格那吒达”的盟约，汉语译为“大宪章”） ；英国政府的保守和自由两党，轮流执掌政权，相互批评、督察。所有这些做法，都是害怕那些传统的阻碍势力不肯离开的缘故。
斯宾塞提出的在社会学上保护人种的定律有两条：凡是生物要想旺盛地繁衍下去，一定要在其个体未成年以前使其获得的利益与其付出成反比例；而一旦成年后，则要让该个体获得的利益与其付出成正比例。违反这两条定律的物种往往会衰弱直至灭绝。斯宾塞的《群谊篇》创立了人种进化的三项重要原则：第一，当民众成年，他们的工作成果应与其获得的食物量相当；第二，应各有其界，彼此不得侵犯和欺凌；第三，个人和集体利益发生冲突时，个人轻，集体重。他的这些理论，汇集了希腊、罗马及近200年来自然科学各学科的重大成果，施行于各国，均有使社会太平的效果。
对于治国者而言，且不谈安危利害这些事，如果确想成功自保，则赫胥黎和斯宾塞的理论，可以说是真理了。赫胥黎所说的“去掉无能上位者的倚仗”，和斯宾塞理论中“获得与付出需比例相等”，虽在论说方向上相反，但其中的道理是一致的。
新反第十八
赫胥黎在本章中着重论述“新”与“反”。“新”即指“人治与日月俱新”，“反”则指“物极必反”。赫胥黎认为，要使社会发展步入良性轨道，当政者必须做好“保民养民、善群进化”的工作。由于人类与生俱来的私欲往往会加剧社会的无端争斗，治政应公平公正，举用贤人，政治教化则应注意增进人民的美德和智能。赫胥黎还特别强调，要保持社会的不断进步而不致衰败，关键在于各项政治措施要不断地完善、改进、试验及实践。
【原文】 前言园夫之治园也，有二事焉：一曰设其宜境，以遂群生；二曰芸其恶种，使善者传。自人治而言之，则前者为保民养民之事，后者为善群进化之事。善群进化，园夫之术，必不可行，故不可以力致。独主持公道，行尚贤之实，则其治自臻。然古今为治，不过保民养民而已。善群进化，则期诸教民之中，取民同具之明德，固有之知能，而日新扩充之，以为公享之乐利。古之为学也，形气、道德，歧而为二，今则合而为一。所讲者虽为道德治化形上之言，而其所由径术 [1] ，则格物家所用以推证形下者也。撮其大要，可以三言尽焉。始于实测，继以会通，而终于试验。三者阙一，不名学也。而三者之中，则试验为尤重。古学之逊于今，大抵坐阙是耳。凡政教之所施，皆用此术以考核扬搉 [2] 之，由是知其事之窒通，与能得所祈向 [3] 否也。天行物竞，既无由绝于两间 [4] 。诚使五洲有大一统之一日，书车同其文轨，刑赏出于一门，人群太和，而人外之争，尚自若也；过庶之祸，莫可逃也。人种之先，既以自营不仁，而独伸于万物矣。绵传虽远，恶本仍存，呱呱坠地之时，早含无穷为己之性。故私一日不去，争一日不除。争之未除，天行犹用，如日之照，夫何疑焉。假使后来之民，得纯公理而无私欲，此去私者，天为之乎？抑人为之乎？吾今日之智，诚不足以知之。然而一事分明，则今日之民，既相合群而不散处于独矣，苟私过用，则不独必害于其群，亦且终伤其一己。何者？托于群而为群所不容故也。是故成己成人之道，必在惩忿窒欲，屈私为群，此其事诚非可乐，而行之其效之美，乃不止于可乐。
夫人类自其天秉而观之，则自致智力，加之教化道齐，可日进于无疆之休，无疑义也。然而自夫人之用智用仁，虽圣哲不能无过；自天行终与人治相反，而时时欲毁其成功；自人情之不能无怨怼，而尚觊觎其所必不可几；自夫人终囿于形气之中，其知识无以窥天事之至奥。夫如是而曰人道有极美备之一境，有善而无恶，有乐而无忧，特需时以待之，而其境必自至者，此殆理之所必无，而人道之所以足闵叹 [5] 也。窃尝谓此境如割锥术 [6] 中，双曲线之远切线 [7] ，可日趋于至近，而终不可交。虽然，既生而为人矣，则及今可为之事亦众矣。邃古 [8] 以来，凡人类之事功，皆所以补天辅民者也。已至者无隳 [9] 其成功，未至者无怠于精进，则人治与日月俱新，有非前人所梦见者，前事具在，岂不然哉！夫如是以保之，夫如是以将之。然而形气内事，皆抛物线也。至于其极，不得不反。反则大宇之间，又为天行之事。人治以渐，退归无权，我曹何必取京垓世劫以外事，忧海水之少，而以泪益之也哉！
《被豹子袭击的黑人》
法国 卢梭 瑞士巴塞尔美术馆藏
无论社会进化到什么程度，生存竞争是不可能绝灭的。因为人生来就有自私的一面，这种天性一日不除，竞争就永远不会停止。另一方面，即便人与人之间的合作亲密无间，人与外界的竞争也不能幸免，这是天运进程所决定的。
复案：有叩于复者曰，人道以苦乐为究竟乎？以善恶为究竟乎？应之曰：以苦乐为究竟，而善恶则以苦乐之广狭为分：乐者为善，苦者为恶，苦乐者所视以定善恶者也。使苦乐同体，则善恶之界混矣，又乌所谓究竟者乎？曰：然则禹墨之胼茧非，而桀跖之恣横是矣！曰：论人道务通其全而观之，不得以一曲论也。人度量相越远 [10] ，所谓苦乐，至为不齐。故人或终身汲汲于封殖 [11] ，或早夜遑遑于利济 [12] 。当其得之，皆足自乐，此其一也。且夫为人之士，摩顶放踵以利天下 [13] ，亦谓苦者吾身，而天下缘此而乐者众也。使无乐者，则摩放之为，无谓甚矣。慈母之于子也，劬劳顾恤 [14] ，若忘其身，母苦而子乐也。至得其所求，母且即苦以为乐，不见苦也。即如婆罗旧教 [15] 苦行熏修 [16] ，亦谓大苦之余，偿我极乐，而后从之。然则人道所为，皆背苦而趋乐。必有所乐，始名为善，彰彰明矣。故曰善恶以苦乐之广狭分也。
然宜知一群之中，必彼苦而后此乐，抑己苦而后人乐者，皆非极盛之世。极盛之世，人量各足，无取挹注。于斯之时，乐即为善，苦即为恶。故曰善恶视苦乐也。前吾谓西国计学为亘古精义、人理极则者，亦以其明两利为真利耳。由此观之，则赫胥氏是篇所称屈己为群为无可乐，而其效之美，不止可乐之语，于理荒矣。且吾不知可乐之外，所谓美者果何状也。然其谓郅治如远切线，可近不可交，则至精之譬。又谓世间不能有善无恶，有乐无忧，二语亦无以易。盖善乐皆对待意境，以有恶忧而后见。使无后二，则前二亦不可见。生而瞽者不知有明暗之殊，长处寒者不知寒，久处富者不欣富，无所异则即境相忘也。曰：然则郅治极休 [17] ，如斯宾塞所云云者，固无有乎？曰：难言也。大抵宇宙究竟，与其元始，同于不可思议。不可思议云者，谓不可以名理论证也。吾党生于今日，所可知者，世道必进，后胜于今而已。至极盛之秋，当见何象，千世之后，有能言者，犹旦暮遇之也 [18] 。
【注释】
[1] 径术：指道路。
[2] 扬搉：亦作“扬攉”、“扬榷”，指商榷；评论。
[3] 祈向：出自《庄子·外篇·天地》：“三人行而一人惑，所适者犹可致也，惑者少也。二人惑，则劳而不至，惑者胜也。而今也以天下惑，予虽有祈向，不可得也。”祈向，指向导；引导。
[4] 两间：谓天地之间，指人间。
[5] 闵：通“悯’。悯叹：指忧伤叹息。
[6] 割锥术：指几何。
[7] 远切线：指渐近线。
[8] 邃古：指远古。
[9] 隳：指毁坏。
[10] 度量：指器量；涵养。相越，相去。
[11] 汲汲：指心情急切的样子。封殖，亦作“封埴”、“封植”，指聚敛财货。
[12] 遑遑：指惊恐匆忙，心神不定。利济，指救济；施恩泽。
[13] 摩顶放踵：出自《孟子·尽心上》：“墨子兼爱，摩顶放踵利天下，为之。”摩顶放踵，指从头顶到脚跟都磨伤，形容不辞劳苦，舍己为人。
[14] 劬劳：指劳累，劳苦。顾恤，亦作“顾卹”，指顾念怜悯。
[15] 婆罗旧教：印度教。
[16] 熏修：亦作“熏脩”，佛教用语，指净心修行。
[17] 郅治极休：指极其美好。
[18] “千世”三句，出自北宋苏轼《玉楼春·次马中玉韵》：“知君仙骨无寒暑，千载相逢犹旦暮。”
【译文】 前文所说，园丁管理园林须做两件事。一是创设适宜的环境来促进所选植物的生长；二是摒除坏的品种，让良种传衍。放在人类社会的政治教化上来说，前者保护并培养人民，而后者则引领人民进步。要引领人民走向进步，使用园丁的方法肯定不可行，这不是以外力所能达到的目标。只有崇尚正义和公正的理念，施行重视贤能的方略，才能使社会治理趋于完善。古今治政，皆以保护和养育人民为目标。然而要致力于引领社会前进，需在教育民众的过程中，保存人民所具备的各种美德、智慧和才能，并在实践中日益扩展、充实和更新，以创造公众的安乐与幸福。
古代做学问的人，将物质与道德分为两个方面，而现在却合而为一。我们讲述的虽然是道德、政治教化等意识形态上的课题，但研究这些课题的路径和方法，则大多是科学家们推论证实物质发生发展原理的方法。综合其要旨，可概括为三点：即从实际观测入手；以所获资料及知识加以融会贯通；最后回到实践中去加以检验。这三个环节如果缺少一个，也不可称做“学问”。三个环节中，实践检验尤为重要。古代的学术水平比不上现代，大概也因为缺少实践检验这一环。无论政治教化成功与否，都应用这种方法来检查审验，由此可知晓该教化能否施行得通，能否达到我们期望的目标。
天运进程和生存竞争决不可能在天地间绝灭，就算五大洲真有统一为一国的这一天，人们共用一种语言文字，交通建筑与规章制度均统一，刑律、法规和奖惩条例出于同一部门，人类大众极其和睦，但人类本身与外界的争斗依然如旧，人口繁衍过度的祸患也还无法避免。人类的祖先靠自私自利的手段而独自超越了所有的物种，虽已繁衍了不知多少代，但恶的本性并未消失。当婴儿从母胎中呱呱落地时，天生就含有无尽的私心。因此，人类自私的本性一日不除，其相互间的争斗便不会停止。争斗不能除尽，天运进程依旧在竞争中发挥它的威力，这就有如阳光每天照耀大地一样没有什么值得疑惑的。假如今后的人类能够遵循纯粹的公理而毫无私欲，这消灭私心的成功，到底是天运的原因还是人为的原因，以本人目前的智力尚无力解答。但有一点却较为分明，即今天的人民都依附于社会而非脱离社会独处。在社会整体中，如果人拥有过度私心，那将必然危害到社会利益，同时最终也会损害到自身的利益，为什么呢？这是因为损害了集体利益的人将会被社会所不容忍。所以成全自己和成全别人之关键，在于如何能克制怨忿和抑制私欲，做到牺牲一己小利，服从社会整体。这种克己奉公的事并不使人高兴，但给社会带来的美好效果，其意义往往不止于内心产生的欢愉。由人类生来俱有的天然禀赋来看，完全可凭自身努力获得智慧和才能，再加上社会政治教化的引导和整肃，所以人类社会每天都能向美好的境界迈进，这是毫无疑问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