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释】
[1] 敦庞：指丰厚，富足。
[2] 赅：指完备，全面。
[3] 綦：指很，非常。
[4] 仁让：指仁爱谦让。乐群：指与友朋相处无违失。
[5] 悴：指忧愁到极点。荣悴：比喻人世的盛衰。
[6] 先觉：指觉悟早于常人的人。俦：指同类。
[7] 玄契：指默契。同符：指相合。
[8] 分涂：指分道；分路。唱：同“倡”。
[9] 前识：谓先见之明。大心：志向大，有抱负。
[10] 额里思：希腊。
[11] 抢攘：指纷乱的样子。昏垫：指陷溺，指困于水灾；亦指水患，灾害。
[12] 无如：指无奈。
[13] 游心：潜心；留心。冥漠：空无所有。
[14] 微论：不用说，不要说。蹏：同“蹄”。交午：指纵横交错。
[15] 击鲜：指宰杀活的牲畜禽鱼，充作美食。艰食：指粮食匮乏。
[16] 持肥曳轻：指乘肥衣轻，即坐着骏马驾的车子，穿着轻暖的皮袍。比喻豪华的生活。
[17] 什一仟佰：指千分之十、百分之一。谓在大量中保存极少的一部分。
[18] 形气：指精气、元气。
[19] 标：指标立；建立。
[20] 艺：指种植。莳：指栽种。
[21] 声明：原指声音与光彩，后以喻声教文明。文物：指礼乐制度。
[22] 唐花：在室内用加温法培养的花卉。
[23] 文胜：指尚文过了头。
[24] ：同“欣”。
[25] 聋盲爽发狂：出自《道德经第十二章》：“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驰骋畋猎，令人心发狂；难得之货，令人行妨；是以圣人为腹不为目，故去彼取此。”
[26] 颛：指愚昧，笨拙。
[27] 醲郁：指浓厚馥郁。闲都：指文雅俊美。
[28] 摩腾：迦叶摩腾，中印度人，印度佛教高僧。东汉明帝时，遣蔡愔等十八人为使，到大月氏国求佛法，永平十年（公元67年）请得迦叶摩腾和竺法兰二僧，用白马载着佛像和经典来到洛阳。翌年，明帝建白马寺，令迦叶摩腾、竺法兰二僧讲经，并请从事梵本佛经的汉译。现存的《四十二章经》即于此时译出。这是佛教传入中国并译经之始。
[29] 费长房：生卒年不详，隋朝著名的经录学家。今四川成都人，原是北周僧侣，北周武帝宇文邕于建德三年（公元574年）下令废佛道二教，因而被迫还俗。到了隋文帝杨坚时，于开皇元年（公元581年）设置译场，因其精通佛学，并通诸子百家，遂以俗人身份被搜访敕召入京，并委任为翻经学士，此后就在大兴善寺担任笔受工作。《开皇三宝录》，共一十五卷，是一部兼具史传和经录性质的佛教著作，又名《历代三宝录》，略称《长房录》、《三宝录》、《房录》等。
[30] 《什法师年纪》：出自南宋平江（治所在今江苏苏州）景德寺高僧法云编撰的佛教辞书《翻译名义集》。
[31] 法琳：生于572年，卒于640年，河南颍川人，隋末唐初的高僧，是参与唐初佛道之争、能言善辩的佛教卫士。
[32] 内典：佛教徒称佛经。
[33] 宣圣：西汉平帝元始元年（公元1年）谥孔子为褒成宣公。此后历代王朝皆尊孔子为圣人，诗文中多称为“宣圣”。
[34] 六种震动：依佛典所载，在释尊诞生、成道、说法或如来出现时，大地皆有六种震动。
[35] 德黎：泰勒斯（约公元前624—前546年），古希腊时期的思想家、科学家、哲学家，希腊最早的哲学学派——米利都学派（也称爱奥尼亚学派）的创始人。希腊七贤之一，西方思想史上首个在记载中留名的思想家，被称为“科学和哲学之祖”。
[36] 黄赤大距：黄赤交角，是地球公转轨道面（黄道面）与赤道面（天赤道面）的交角。目前地球的黄赤交角约为23°26'。
[37] 亚诺芝曼德：阿那克西曼德（约公元前610—前545年），古希腊唯物主义哲学家，据说是泰勒斯的学生。
[38] 律吕：比喻准则、标准。
[39] 芝诺芬尼：色诺芬尼（约公元前570—前480年或前470年，或公元前565年—前473年），古希腊哲学家、诗人、历史学家、社会和宗教评论家，埃利亚派的先驱。
[40] 巴弥匿智：巴门尼德（约公元前515年—前5世纪中叶以后），是一位诞生在古希腊埃利亚城邦的哲学家，是前苏格拉底哲学家中最有代表性的人物之一，是埃利亚派的实际创始人和主要代表者。
[41] 般刺密谛：又译为般剌蜜帝、般剌密帝、释极量。相传为古代印度佛教高僧，东渡中国，诵出《楞严经》，之后就回到印度，不知所终。因为文献不足，现代学者怀疑他只是个伪托的名字，实际并无其人。
[42] 安那萨哥拉：安那克萨哥拉（约公元前500—前428年），对日食和月食给予正确解释的第一位天文学家。
[43] 德摩颉利图：德谟克利特（约公元前460—前370年或前356年），古希腊的属地阿布德拉人，古希腊伟大的唯物主义哲学家，原子唯物论学说的创始人之一。
[44] 亚里斯大德：亚里士多德（公元前384—前322年），古希腊先哲，世界古代史上伟大的哲学家、科学家和教育家之一，堪称希腊哲学的集大成者。
[45] 伊壁鸠鲁：公元前341年生，公元前270年卒，古希腊哲学家、无神论者，伊壁鸠鲁学派的创始人。他的学说的主要宗旨就是要达到不受干扰的宁静状态。
[46] 芝诺：约公元前490年生，公元前425年卒，古希腊数学、哲学家。他生活在古希腊的埃利亚城邦，是巴门尼德的学生和朋友，埃利亚学派代表人物。
[47] 阿塞西烈：阿尔克西拉乌斯（公元前316年—前242年），哲学家。他沿用苏格拉底式推论与论辩方法，不求得出结论，其主要道德标准为“追求理性的东西”。
[48] 贽：古代初次拜见尊长的见面礼。
【译文】 大概在没有文字之前，人类蒙昧淳朴，多处于游猎阶段。放牧分散，没有形成大的群体，狩猎者则杀戮猎物而吃生肉，这些都是人类没有开化时的状况。直到文字出现，才进入文明时代。“文”是说它有秩序系统，“明”则区别于蒙昧。走出蒙昧时代，进入有秩序系统的社会，没有教化是不可能实现的。然而教化有长久与暂时之分，治理也有偏重与全面的差异。人类自私不仁的心理品行，要将之转变教化很困难；而仁慈、礼让、友爱、团结的风气却日渐减弱。不可能靠几千年的打磨洗礼，就能除去沿袭了几十万、几百万年的习俗。所以自从文字发明到如今，都是人类文明发展嬗变的阶段，这是探讨治理的人应当知道的。
考察进化的学说，起源于商周之间的欧洲与亚洲交界处，而盛行于现在的西方。这是因为人心的灵智，莫不使人具有一定的智慧。而生死兴衰，昼夜交互替代，这种奇妙的运行规律像日月一样光亮明显。所以最先觉察到这一规律的学者们，对其认识惊人地玄妙默契且一致相符，在这个研究领域不期而遇，虽然他们的研究方法和学说均有不同之处，但却殊途同归。这是2500余年中，东西方先哲们伟大智慧的成果，其精深的学说尚在，是不可捏造的。
《乞讨的妇女与儿童》 贾可杜蒙特
赫胥黎在此篇重申忧患的重要性。从古至今，人类从危机四伏的原始社会走来，进入弱肉强食的现代社会，生存的竞争没有一刻停止过。尤其是在阶级分化严重的今天，不堪生活重负的人也大量存在。这生活的种种，正符合摩揭提的“人生苦难如大海”的教义。因此，只有持有忧患意识，才能令人类时刻保持生存的危机感，勇往直前。
虽然如此，对这种规律的研究有深有浅。过去，在西周初年的时候，古希腊和古印度诸国，社会动荡，天灾频繁，各种族之间互相攻战灭杀。直到东周之后，希腊和印度的治理教化，才逐渐出现。礼制与乐制的兴起，必在大战之后的和平年代。这时民众能够安居乐业，得以自我奋发于学问研究思考之中，而不再忍心于平庸地生活，蒙昧地死去。从前的竞争，是为了生存；以后的竞争，是为了争取不虚度一生。至于今后更进一步的竞争，则是以充沛的天赋在所能的事业上竞争，而不让这种事业与自己的生命一同消失。培根的话说得好：“什么是学习？学习是藉以寻求真理规律的真实；什么是教育？教育是藉以寻求语言行为的正确。然而世上绝没有真理、规律不真实而语言行为正确的事情。东方大陆上有的民族，看见蛇就顶礼膜拜，说蛇是他们的祖先。假如蛇真是他们的祖先，那么他们顶礼膜拜的行为就是对的，而如果不然，就是错误的。所以教育与学习相权衡，学习比教育更急需。而科学不发达的国家，其政策法令多不符合国情民情，而人民的智慧思想就被压抑了。”从培根的话来看，我们时时探讨事物原理产生的原因，并以其作为人生理所当然的道理。我们在自然界与人类之间孜孜探求的，是至关重大的事情，又岂能任思想停留在那些虚无的事物上，辛苦地干一些毫无裨益的事呢？
泰勒斯
古希腊罗马哲学为欧洲哲学发展的初级阶段。所有的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辩证法和形而上学思想、以及社会政治伦理思想等都发端于此，这些思想对世界哲学思想的发展影响深远。在众多的古希腊哲学家中，希腊最早的哲学学派——米利都学派的创始人泰勒斯可称得上该领域的第一人。
而争取生存已经非常艰难了，这里姑且不说猛兽遍布、人类茹毛饮血、难以获得食物的原始时期。即使在今天，那些拥有骏马豪车、身着锦绣，不为生计所拖累的人，按人群中仅有十分之一来算，能有几个人呢？至于他们在生存之上的竞争，则期望越大，所要走的路就越远；见识越高，所要做的事就越辛苦。凡是这样的人，都是贤才、豪杰、圣者、哲人之类，国家因为有了他们而荣耀，民族因为得到他们而尊贵，这是人类赖以渐渐区别于禽兽的象征。这类人多多益善，多多益善啊！
然而人们的意识所能涉及的领域，随着科学事业的发展而无限扩充，而我们的生命有限，又不能不高瞻远瞩。要认识我们从何处起源，向何处终结；要弄明白生与死的原因，弄明白鬼魂和精神的情状，则受到生理形态和精神状况的限制。而人海茫茫，忧患弥漫，想要从充满缺憾的环境中寻求自我约束，又常常苦恼于缺少方法。看到摩揭提所说的“人生苦难如大海”的教义，赫拉克利特阐释的“人生好景如流水”的要旨，就可知忧患是与生俱来的。古人们对人生的见解不谋而合，可见疾痛与劳苦的事情是有生命时就相对具备了，而不是社会世事所突然带来的。
所以，组成社会实行治理，犹如种植果树、移栽花草；而语言文字、礼乐典章发展到晚期，就好像温室中的花朵。这是为什么呢？用文采优美掩饰虚伪的风气在世上滋长，歌舞、女色、美食、纵情等可娱乐人心的事情就日趋放肆，而由奢侈生活所带来的耳目败坏神经发狂等病态也就日渐增多。他们的才智既高出于愚笨的人，其深藏于性情中的感触，也显得微妙幽远而深切诚挚。所以他们以生活为乐的事情虽然气氛浓厚，闲雅大方，形式多样，不是一般粗野之人所能了解的，但由此在心中产生的感情的深厚，并且这种哀伤之情之深，也比一般质朴鄙陋之人更为强烈。对于以前的事多有于事无补的悔恨，对于将来的处境多有难以预料的忧患，因而在空想之中产生出另一番虚无的幻景，即使说这是从心中产生的地狱也不为过。况且精妙又华美的事情中，隐含着一种大害名叫“厌倦”。烦恼忧虑郁结于心中，神魂和精力消耗于体外，厌倦之情乘机涌起，那么往昔所有的欢乐，在顷刻之间全部成为糟粕。以前的欢乐越是浓烈，后来的厌倦就越是不堪忍受。及至生命终了之时，只会觉得一生虚幻荒诞，一切都无从控制；而还存有对生命恋恋不舍之心的人，不过是因为不能感知死亡而已。呜呼，这就是佛教、基督教、犹太教、伊斯兰教等宗教之所以兴起的根源。
〖严复按语〗
有关时代盛衰治乱气运的学说，难道不正是这样吗！全面地综合这方面的学术论点来讲，人民智慧的开化，最兴盛的时期是在春秋战国之际：在中国就有老子、孔子、墨子、庄子、孟子、荀子以及战国诸子，专门研究古人学说的学者们称他们都有圣人的才识；在西方则有古希腊的诸多圣哲，在古印度则有释迦牟尼。
释迦牟尼出生和死亡的年代，迄今没有定论。印度高僧迦叶摩腾曾对汉明帝说：“释迦牟尼生于周昭王二十四年甲寅，死于周穆王五十二年壬申。”隋朝佛学家费长房在其撰写的《开皇三宝录》中说：“释迦牟尼生于鲁庄公七年甲午，出生时天空看不到恒星，只见流星坠落如雨，是为佛祖出世的祥瑞兆头；周匡王五年癸丑圆寂。”《什法师年纪》及石柱铭中说：“释迦牟尼生于周桓王五年乙丑，周襄王十五年甲申涅槃。”此外还有说释迦牟尼生于夏桀时期、商武乙时期、周平王时期的，没有一个准确的说法。唯独唐朝贞观三年，刑部尚书刘德威等与法琳奉皇帝诏令详细核查，确定释迦牟尼生于周昭王丙寅年，圆寂于周穆王壬申年。然而周昭王在位十九年，没有丙寅年；而汉代印度高僧迦叶摩腾所说的周昭王二十四年也是错误的。二人都应当指的是周昭王十四年甲寅而后来传抄时出现笔误。今年的纪年是丁酉年，距当时已经2865年了，释迦牟尼比耶稣早生968年。近年来西方学者对佛经展开了热烈的讨论，然而对于释迦牟尼的生卒年没有最终确认，只说他比耶稣早生大约600年。据此，则费长房的说法就较为接近。释迦牟尼成教应当在鲁定公与鲁哀公之间，与孔子为同一时代，难道夜半天象的异常与佛经上所说的六种震动、光明普照十方国土是同一种事物吗？战国时的鲁国与古印度东西经度仅差30余度，时差一小时左右，同时观察到同一异常现象，或许是可能的。
至于古希腊哲学家，泰勒斯应可称为该领域的第一人。他生于鲁僖公二十四年，是最先利用黄赤交角来预测日食的人。阿那克西曼德出生于鲁文公十七年。毕达哥拉斯出生于鲁宣公年间，他是天文数学的鼻祖，提出以音律的形式来解释天体运行规律。色诺芬尼出生于鲁文公七年，创立了逻辑学。巴门尼德出生于鲁昭公六年。般剌密谛出生于鲁定公十年。赫拉克利特出生于鲁定公十三年，是最早研究物质性能的学者。安那克萨哥拉，安息人，出生于鲁定公十年。德谟克利特出生于周定王九年，首先提出原子不可分学说。苏格拉底出生于周元王八年，他是专门研究人性、天理和道德的人。亚里大各，又叫柏拉图，出生于周考王十四年，是最著名的哲学家。亚里士多德出生于周安王十八年，在新学派没有出现之前，他被西方人所崇拜，其程度与中国的孔子一样。（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三人为三代师徒，各自推崇继承老师的学说，又以标新立异的见解为发展，不墨守成规。） 此外还有伊壁鸠鲁出生于周显王二十七年。芝诺出生于周显王三年，倡导斯多葛学派学说。这一时期以阿尔克西拉乌斯出生于周赧王初年，死于秦始皇六年而结束。至此古希腊的学派的分支也就渐渐枯竭了。
我曾经说过西方人做学问，贵在有独到的研究成果和创新的思想，而对墨守陈述古人学说不太看重。唯有周朝上下380年之间，创造新知识新思想的作者，层出不穷并成为当时的伟大人物，他们所持有的思想见解和思维规律，为后世所效法，历经两千年不衰。在这片接壤东西两侧大海的广阔土地上，其间还有崇山大漠相阻，车船不通，中外各国在同一个时期出现众多伟大人物这件事，就不可能普通地用“风气如此”来解释和讨论了。啊！难道这是偶然出现的现象吗？世上有谁能说出其中的原因，我将背着粮食、携带礼品，不远万里去跟随他学习。
严意第四
本文探讨的是人类社会的“刑赏”问题。在原始社会，人们能够共同遵守约定俗成的社会契约，且施刑和行赏均由大家共同决定，所以原始社会是公平的。后来刑赏大权由少数人甚至一个人掌握，刑赏就不公正了。文章进而论证了，严格查明犯罪意念、动机，并以此量刑的道理，指出故意杀人与过失杀人不能等刑，这样刑赏才能公正，社会才能不断进步。
【原文】 欲知神道设教之所由兴，必自知刑赏施报之公始。使世之刑赏施报，未尝不公，则教之兴不兴未可定也。今夫治术所不可一日无，而由来最尚者，其刑赏乎？刑赏者天下之平也，而为治之大器也。自群事既兴，人与人相与之际，必有其所共守而不畔者，其群始立。其守弥固，其群弥坚；畔之或多，其群乃涣。攻窳 [1] 强弱之间，胥视此所共守者以为断，凡此之谓公道。泰西法律之家，其溯刑赏之原也，曰：民既合群，必有群约。且约以驭群，岂惟民哉！彼狼之合从以逐鹿也，飚 [2] 逝霆击，可谓暴矣。然必其不互相吞噬而后行，是亦约也，岂必载之简书 [3] ，悬之象魏 [4] 哉？隤然默喻 [5] ，深信其为公利而共守之已矣。民之初群，其为约也大类此。心之相喻为先，而文字言说，皆其后也。其约既立，有背者则合一群共诛之；其不背约而利群者，亦合一群共庆之。诛庆各以其群，初未尝有君公焉，临之以贵势尊位，制为法令，而强之使从也。故其为约也，实自立而自守之，自诺而自责之，此约之所以为公也。夫刑赏皆以其群，而本众民之好恶为予夺，故虽不必尽善，而亦无由奋其私。私之奋也，必自刑赏之权统于一尊始矣。尊者之约，非约也，令也。约行于平等，而令行于上下之间。群之不约而有令也，由民之各私势力，而小役大、弱役强也。无宁惟是，群日以益大矣，民日以益蕃矣，智愚贤不肖之至不齐。政令之所以行，刑罚之所以施，势不得家平而户论 [6] 也，则其权之日由多而趋寡，由分而入专者，势也。
且治化日进，而通功易事之局成，治人治于人，不能求之一身而备也。矧 [7] 文法日繁，国闻日富，非以为专业者不暇给也。于是乎则有业为治人之人，号曰士君子 [8] 。而是群者亦以其约托之，使之专其事而行之，而公出赋焉，酬其庸以为之养，此古今化国之通义也。后有霸者，乘便篡之，易一己奉群之义，为一国奉已之名，久假而不归，乌知非其有乎？挽近数百年，欧罗巴君民之争，大率坐此。幸今者民权日伸，公治日出，此欧洲政治，所以非余洲之所及也。虽然，亦复其本所宜然而已。
石刑
社会秩序建立之后，民众越是遵守秩序，社会就越稳定；违反秩序的民众越多，社会就越不安定。为了维护社会秩序，刑罚和奖赏由此产生，并备受统治阶级的推崇，一直沿用至今。石刑是人类有记载的最早的刑罚。
且刑赏者，固皆制治之大权也。而及其用之也，则刑严于赏。刑罚世轻世重 [9] ，制治者，有因时扶世之用焉。顾古之与今，有大不相同者存，是不可以不察也。草昧初民，其用刑也，匪所谓诛意者也。课夫其迹，未尝于隐微之地，加诛求也。然刑者期无刑，而明刑皆以弼教 [10] ，是故刑罚者，群治所不得已，非于刑者有所深怒痛恨，必欲推之于死亡也。亦若曰：子之所为不宜吾群，而为群所不容云尔。凡以为将然未然者，谋其已然者，固不足与治，虽治之犹无益也。夫为将然未然者谋，则不得不取其意而深论之矣。使但取其迹而诛之，则慈母之折葼 [11] ，固可或死其子；涂人之抛堶，亦可或杀其邻。今悉取以入“杀人者死”之条，民固将诿于不幸而无辞，此于用刑之道，简则简矣，而求其民日迁善，不亦难哉！何则？过失不幸者，非民之所能自主也。故欲治之克蒸，非严于怙故过眚 [12] 之分，必不可。刑则当其自作之孽，赏必加其好善之真，夫而后惩劝行，而有移风易俗之效。杀人固必死也，而无心之杀，情有可论，则不与谋故者同科。论其意而略其迹，务其当而不严其比，此不独刑罚一事然也，朝廷里党之间，所以予夺毁誉，尽如此矣。
【注释】
[1] 攻：通“功”，形容器物精好坚利。窳：疵病；粗劣。
[2] 飚：同“飙”，暴风。
[3] 简书：用于告诫、策命、盟誓、征召等事的文书。亦指一般文牍。
[4] 魏：指古代天子、诸侯宫门外的一对高建筑，亦叫“闕”或“观”，为悬示教令之处。
[5] 隤然：柔顺随和的样子。默喻：暗中晓喻。
[6] 平：应通“评”，家喻户晓之意。
[7] 矧：指另外，况且，何况。
[8] 士君子：指古代上层统治人物。
[9] 刑罚世轻世重：出自《尚书·吕刑》：“刑罚世轻世重，惟齐非齐，有伦有要。”指在各个不同的历史时期，刑罚的轻重和其适用程度是各不相同的。
[10] 明刑皆以弼教：出自《尚书·大禹谟》：“明于五刑，以弼五教，期于予治。”后人简称“明刑弼教”。指用刑法晓喻人民，使人们都知法、畏法而守法，以达到教化所不能收到的效果。
[11] 折葼：指折取细枝。亦指鞭笞。
[12] 眚：指过错。
【译文】 想要了解以鬼神玄妙之说所设立的宗教之所以能够兴起的原因，就一定要从了解社会刑罚判决、奖赏施行是否公正入手。如果社会的刑赏判决和施行不曾有过不公正，那么宗教是否能够兴起，就不一定了。治理社会的方略不可一日没有，而其中最被推崇的，大概是刑罚和奖赏吧？
刑罚与奖赏，是天下的准则，因而成为社会治理的重要手段。自从社会政务兴起，人与人互相交际，必须有其共同遵守而不违背的行为规范，社会秩序才能建立，人们越是坚决遵守这样的规范，社会秩序就越是稳定；而违背规范的人多了，社会秩序就会涣散。在优者与劣者、强者与弱者之间，以这些共同遵守的规范作为判断事情的标准，这种做法就称为公道。
西方的法律学家在追溯刑罚奖赏兴起的本源时，认为人类既然组成社会，必定有社会契约。而这种用以控制社会的契约，难道只是人类才有吗？那些野狼以合群相随的方式来追逐野鹿，像狂风雷霆一样地发动攻击，可以说凶残无比，但其前提是狼群内不互相残杀，这也是一种契约。难道契约一定要记载在书上、悬挂在宫阙之上才算吗？狼群的这种现象是它们长期和平相处自然领悟出来的，它们深信这是维护共同利益而需要共同遵守的行为方式。人类在最初组成社会时，形成契约的情形也大致如此，先是心照不宣，而写成文字形成口头和书面形式，都是后来的事。社会契约订立之后，一旦有人违背，则全社会将共同惩罚他，对遵守维护社会利益的人，全社会也一同奖赏他，惩罚和奖赏都凭全社会自主。最初并不曾有君王公侯，依靠尊贵的地位和权势，制成法令来强迫人们遵守服从。所以人们订立的契约，其实是人们自愿订立而且自觉遵守，自愿承诺而且自己承担责任的。这就是契约之所以称为公道的原因。
古代契约浮雕
随着刑罚和奖赏的出现，契约随之产生。当时还没有法令的约束，人们之间通过订立契约来自觉遵守秩序，约束自己的行为，并自愿承担责任，所以说契约是非常公平公道的。而之后独裁者所推行的约法，只是一种自上而下的法令，算不上是契约。
刑罚奖赏全由社会主持，而社会根据人们共同的好恶来决定奖赏和惩罚。因此虽不一定完善，但也不会因此导致人们的私欲。私欲的产生，一定是自刑罚和奖赏的权力集中掌握在某一位独裁者手中开始的。独裁者推行的约法，不是契约，而是法令。契约是地位平等的人们自觉遵循的，而法令则是自上而下推行的。社会没有契约而只有法令，是因为人们各自偏袒保护自己的势力，而且是小的想驱使大的、弱者想驱使强者而造成的。人们宁可如此下去，社会因此而日益壮大，人口因此而日益增长。社会上智者、愚者、贤者、不肖者千差万别，那么政令由此推行，刑赏由此实施，势必不能以一家一户平等而论，于是权力逐渐由多数人掌管向少数人集中，由分权转入专权。这就是大势所趋。况且治理教化不断发展，分工合作的局面既已形成，则管理人与被人管理，不能在一个人身上同时兼备。而且法令条文日渐繁多，国务政闻日益繁杂，不成为专业者就无暇办理这些事务了。
因此就有了专门从事管理他人这项工作的专业人士，叫做“士君子”。社会群体中的人们便将社会契约托付给“士君子”，让他们专门管理和执行；并由大家交纳一定的赋税，作为他们的酬劳以供养其生活。这是古今文明国家通行的法则。但后来却有仗势欺人者，乘管理之便篡夺权力，变克己奉公的法则为举国供养一人的行径，并长期占有这种权力而不归还于社会，哪里还记得这权力并非他个人所有呢？最近数百年来，欧洲的一些君主与人民的斗争，大致就是由此而产生。幸而现在人民的权力日益伸张，公共治理事务日渐兴起，这就是欧洲政治是其他各大洲所不及的原因。虽然如此，这其实只是恢复社会契约政治的本来面目而已。
再说刑罚与奖赏，这两者本来都是用于控制社会治理大权的。而在实际运用的时候，则是刑罚严于奖赏。刑罚的轻重各时代不同，掌控社会治理大权的人应该使其起到顺应时代匡扶世风的作用。而古时与现在的社会实际存在极大差异，这是不可不明察的。
蒙昧时代的人类使用刑罚，不是凭犯人的犯罪动机而定罪的，而是仅仅核查犯罪事实，从不曾对人的内心活动加以深究。然而掌管刑罚的人却都希望不用刑罚就能治理好社会，刑律晓谕民众是为了弥补社会治理的不足。所以使用刑罚是不得已而采取的办法，并非对受刑者有什么深怒痛恨，一定要置之于死地。也就是表明，受刑者的所作所为不符合社会的利益，而为社会所不容而已。
凡认为将犯罪而还没有犯罪的，则如果追究其已犯之罪，本来就不足以治罪，就算一定要治罪也没什么益处。如果要追究将犯而未犯之罪，则势必不得不取其犯罪动机进行深究。即使只以犯罪事实定罪，那么慈母折根树枝有时也可能打死自己的孩子，道路上的人玩抛掷石块的游戏有时也可能砸死附近的人，倘若把这些事件全部纳入“杀人者死”的刑律条款中处理，人们只好将其推托为“不幸”而在法律面前无法自辩。这种对于刑罚的使用之法，简单倒是简单，但要使人民不断向善，不就很难了吗？为何这样说呢？因为过失造成的不幸，不是人们自身所能控制的。所以要想使社会治理不断进步，必须严格区分故意犯罪和过失犯罪。刑罚要与犯人所犯之罪相当，奖赏一定要给予真正的向善者，只有这样才能达到惩恶扬善的目的，并可收到移风易俗的效果。
罗马民法大全 羊皮纸手稿
人类社会之初的契约，只是一种约定俗成，并没有形成口头和书面形式。随着社会文明的发展，以及赏罚条例的完善，真正的书面契约便形成了。这种契约之于国家与人民，即为法律。图为东罗马帝国查士丁尼时期编撰的《罗马民法大全》的羊皮纸手稿。
杀人固然必须处以极刑，但不是有意的过失杀人，这种情形可另当别论，不能与故意杀人者同等受刑。既要论清犯罪的动机又要查清犯罪的事实，务求刑罚得当而不是刻板地遵循前例。不单是刑罚这类事如此，朝廷、乡里之间，所有的赏赐、惩罚、毁损、赞誉都应如此。
天刑第五
本文主要批驳、否定了“吉凶祸福者，天之刑赏”、“天道福善而祸淫”等观点。统治者称他们“刑当罪而赏当功”，是替天行道。文章以洪水、火山、灾荒、瘟疫导致无计其数的善良百姓死亡，成吉思汗杀人如割草却贵为天子等等生动的事例，一举推翻了上述观点。并指出当今做好事的人不一定得到幸福，做坏事的人不一定遭到灾祸，从而戳穿了统治者“动云天命”的谎言。
【原文】 今夫刑当罪而赏当功者，王者所称天而行者也。建言 [1] 有之，天道福善而祸淫 [2] ，惠迪吉，从逆凶，惟影响 [3] 。吉凶祸福者，其天之刑赏欤？自所称而言之，宜刑赏之当，莫天若也。顾僭滥 [4] 过差，若无可逃于人责者，又何说耶？请循其本，今夫安乐危苦者，不徒人而有是也，彼飞走游泳，固皆同之。诚使安乐为福，危苦为祸；祸者有罪，福者有功，则是飞走游泳者何所功罪，而天祸福之耶？应者曰：否否。飞走游泳之伦，固天所不恤也。此不独言天之不广也，且何所证而云天之独厚于人乎？就如所言，而天之于人也又何如？今夫为善者之不必福，为恶者之不必祸，无文字前尚矣，不可稽矣；有文字来，则真不知凡几也。贪狠暴虐者之兴，如孟夏之草木，而谨愿慈爱，非中正不发愤者，生丁槁饿 [5] ，死罹刑罚，接踵比肩焉。且祖父之余恶，何为降受之以子孙？愚无知之蒙殃，何为不异于估贼？一二人狂瞽偾事 [6] ，而无辜善良，因之得祸者，动以国计，刑赏之公，固如此乎？呜呼！彼苍之愦愦 [7] ，印度、额里思、斯迈特 [8] 三土之民，知之审矣。乔答摩 [9] 《悉昙》 [10] 之章，《旧约·约伯之纪》，与鄂谟 [11] （或作贺麻，希腊古诗人） 之所哀歌，其言天之不吊，何相类也。大水溢，火山流，饥馑疠疫之时行，计其所戕，虽桀纣所为，方之蔑尔。是岂尽恶，而祸之所应加者哉？人为帝王，动云天命矣。而青吉斯 [12] 凶贼不仁，杀人如薙，而得国幅员之广，两海一经。伊惕卜思 [13] ，义人也，乃事不自由，至手刃其父而妻其母。罕木勒特 [14] ，孝子也，乃以父仇之故，不得不杀其季父，辱其亲母，而自剚 [15] 刃于胸。此皆历生人之至痛极酷，而非其罪者也，而谁则尸 [16] 之？夫如是尚得谓冥冥之中，高高在上，有与人道同其好恶，而操是奖善 [17] 恶者衡耶？
《大洪水》意大利米开朗琪罗
君王将自己对刑罚的实施归于“替天行道”，意即公道在天，而自己被授之天意。为此，赫胥黎提出质疑，难道世间的一切天灾，都是上天对人类的惩罚吗？那些被降祸于身的人，都做了坏事吗？这样看来，上天并不就是公正的啊！而君王所说的替天行道的谎言，也难以自圆其说。油画《大洪水》描绘了《圣经》中关于大洪水的故事。
有为动物之学者，得鹿，剖而验之，韧肋而便体，远闻而长胫，喟然曰：伟哉夫造化！是赋之以善警捷足，以远害自完也。他日又得狼，又剖而验之，深喙而大肺，强项而不疲，怃然曰：伟哉夫造化！是赋之以猛鸷有力，以求食自养也。夫苟自格致之事而观之，则狼与鹿二者之间，皆有以觇造物之至巧，而无所容心于其间。自人之意行，则狼之为害，与鹿之受害，厘然异矣。方将谓鹿为善为良，以狼为恶为虐，凡利安是鹿者，为仁之事；助养是狼者，为暴之事。然而是二者，皆造化之所为也。譬诸有人焉，其右手操兵以杀人，其左能起死而肉骨之，此其人，仁耶暴耶？善耶恶耶？自我观之，非仁非暴，无善无恶，彼方超夫二者之间，而吾乃规规然执二者而功罪之，去之远矣。是故用古德之说，而谓理原于天，则吾将使理坐堂上而听断，将见是天行者，已自为其戎首罪魁，而无以自解于万物，尚何能执刑赏之柄，猥曰：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也哉！（伊惕卜思事见希腊旧史，盖幼为父弃，他人收养，长不相知者也。）
复案：此篇之理，与《易传》所谓乾坤之道鼓万物，而不与圣人同忧；《老子》所谓天地不仁，同一理解。老子所谓不仁，非不仁也，出乎仁不仁之数，而不可以仁论也。斯宾塞尔著《天演公例》，谓教、学二宗，皆以不可思议为起点，即竺乾所谓不二法门者也。其言至为奥博，可与前论参观。
【注释】
[1] 建言：指古语或古谚。
[2] 天道福善而祸淫：出自《尚书·汤诰》：“天道福善祸淫。”指赐福给为善的人，降祸给作恶的人。常用为劝人行善之词。
[3] “惠迪吉”三句：出自《尚书·大禹谟》。唐初鸿儒孔颖达注释其为：“吉凶之报，若影之随形，响之应声，言不虚。”
[4] 僭滥：指赏罚失当，过而无度。出自《诗经·商颂·殷武》：“不僭不滥，不敢怠遑。”
[5] 丁：指遭逢。槁饿：指穷困饥饿。
[6] 狂瞽：指愚妄无知，多用作自谦之辞。偾：败坏，破坏。偾事：指败事。
[7] 愦愦：指昏庸；糊涂。
[8] 斯迈特：即闪米特人，亦称塞姆人。源自《圣经·旧约·创世纪》所载传说，称其为诺亚（又译挪亚）长子闪的后裔。是起源于阿拉伯半岛的游牧人民。阿拉伯人、犹太人都是闪米特人。
[9] 乔答摩：乔达摩·悉达多。古印度著名思想家，古印度迦毗罗卫国释迦族人，佛教的创始者。后世尊称其为释迦牟尼佛。
[10] 悉昙：梵语，意译作“成就”、“吉祥”。
[11] 鄂谟：荷马，古希腊伟大的诗人，堪称西方文学的始祖，其代表作为《荷马史诗》。
[12] 青吉斯：成吉思汗。
[13] 伊惕卜思：俄狄浦斯，外国文学史上典型的命运悲剧人物。是希腊神话中忒拜的国王拉伊奥斯和王后约卡斯塔的儿子，他在不知情的情况下，杀死了自己的父亲并娶了自己的母亲。“戏剧艺术的荷马”、“命运悲剧大师”索福克勒斯在古希腊戏剧《俄狄浦斯王》中丰富了其命运悲剧。
[14] 罕木勒特：哈姆雷特。
[15] 剚：指（用刀）刺。
[16] 尸：指执掌，主持。
[17] 瘅：指憎恨。
【译文】 刑罚惩治有罪者而赏赐有功者，君王称其为替天行道。古书上说过，天道把福祉降给好人，把祸患带给坏人，“遵循规律做事就得到吉利，违背规律做事则得到不幸，如影随形，如响随声”。吉利、不幸、灾祸、福祉，这些都是是上天的惩罚和奖赏吗？从以上所说的意思看，刑罚和奖赏是否得当，没有比上天更公正的了。然而一旦赏罚失当，又难以逃过人们的责难，这又该怎么解释呢？请让我们追寻其本来原由。
平安、快乐、危难、痛苦，不仅是人类特有，飞禽、走兽、鱼类等动物在这方面与人类相同。如果平安快乐是幸福，危难痛苦是灾祸，有灾祸的人有罪过，得幸福的人有功劳，那么这些飞禽、走兽、鱼类等动物对上天有何功过，而招致祸福呢？有人会回答说不是这样，飞禽走兽鱼类之类的动物，本来就是上天所不体恤的。这难道不是在说上天没有对万物一视同仁吗？而且有什么证据说明上天对人类特别厚爱呢？就算这种说法是正确的，上天对待人类又是怎样呢？
做好事的人不一定得到幸福，做坏事的人不一定遭遇灾祸。在有文字之前的历史，尚且无从考证；但自有文字以来，这样的事就真不知道总计有多少了。贪婪凶狠、残忍暴虐之人的兴起，就像初夏的草木一般繁荣；而那些谨慎老实、慈善仁爱、非正道而不发奋为之的人，活着时往往遭遇饥饿，形如槁木，却还要遭受刑罚而死去。这在历史上可找到一个又一个的例子。并且祖辈、父辈的罪孽，为什么还要传给子孙后代承受？因愚昧无知而蒙受祸殃的人，为什么所承受的惩罚等同于作恶多端的盗贼？一两个人口出狂言、诬陷好人，却让善良无辜的人因此而受到株连，这种情况多得能够组成一个国家。所谓刑罚与奖赏的公正，难道就是如此吗？唉呀，昏庸糊涂的苍天，古印度、古希腊、闪米特三族的人民，对此了解得多么透彻啊！达摩先祖的《悉昙》篇章、《旧约》中的《约伯之纪》，以及鄂谟（或叫荷马，希腊古代诗人） 所作的哀歌，他们所说的上天不悲悯苍生，于此是何等的相似啊！洪水泛滥，火山爆发，灾荒瘟疫时常流行，计算一下因此遇难的人，就是夏桀、商纣的残暴行为，与其相比也显得微不足道了！难道这些遇难者都是坏人，应该把灾祸加在他们身上吗？
当帝王的人，常说自己是奉了上天的诏命。而成吉思汗凶狠残暴没有仁道，杀人就像除草一样，扩张的国土疆域之广大，横跨了两大海洋和东西大陆。俄狄浦斯，是一位义士，但他所做的事却身不由己，以至于亲手杀害父亲而娶母亲为妻。哈姆雷特，是一个孝子，却为了给父亲复仇的缘故，不得不杀死自己的叔父，侮辱自己的母亲，而最后用刀刺进了叔父与母亲之子的胸膛。这些人经历了最痛苦、最残酷的人生，却并不因为他们是罪人。但这是由谁操纵而造成的呢？这样的事情难道有所谓冥冥之中、高高在上、具有与人类共同的好恶、掌握着惩恶扬善权力的存在，来帮助人类权衡是非吗？
被攻击的野鹿
对于善恶的评判，并不能一言概之。赫胥黎以狼猎食鹿来举例说明。在人们的潜意识中，鹿被狼食，凶狠残暴的狼是恶的代表，温顺弱小的鹿则代表了善。然而，这两种动物的生理特征是自然生成的，狼的残暴和鹿的柔顺都是生存所需。所以，二者是不应该有善恶之分的。依此，人类对是非的权衡，也并非科学而公正。
曾有一位研究动物的学者，得到一只鹿，进行解剖研究，发现鹿胸腔两侧柔软坚实而又身躯轻便，既能听见远处的声音又拥有长腿能长途奔跑，于是感叹道：“自然真是伟大啊！赋予鹿如此警觉善于奔跑的特性，足以使它们远离危险保护自己。”另一天他得到一匹狼，又进行解剖研究，发现狼的嘴尖长而肺宽大，倔强而不会疲劳，于是惊叹道：“自然真是伟大啊！赋予狼如此凶猛强劲的秉性，足以使它们获得食物养活自己。”
从科学方面来看，狼与鹿两种动物，都体现了上天造物的极致精巧，这种精巧，甚至到了毫厘不差的程度。从人类的意识来看，狼猎食鹿与鹿被狼猎食，是截然不同的。人们认为鹿温顺善良，而狼凶狠残忍，凡是有利于鹿安全的，都是仁慈的事情；凡是帮助狼生存的，都是残暴的事情。其实狼与鹿两种动物，都是自然所生成的。比如一个人，他的右手拿着兵器用来杀人，他的左手却能让人起死回生，让白骨生长出血肉来。那么这个人是仁慈还是残暴呢？是好人还是恶人呢？依我个人的观点看，这既不是仁慈也不是残暴，既无所谓好人也无所谓恶人。他应当是超越了这二者，而我却用浅薄的眼光看待他，拘泥于这两方面的标准去评判他的功罪，那实在离此事的本质太远了。
所以，依古代道德观的说法，认为道理原本出自上天，那么我将把“道理”置于公堂上听听审断，则将发现，这所谓的天道法自身已成为罪魁祸首，而无法对万物自辩，又怎么能执掌刑罚和奖赏的大权，恬不知耻地说谁做好事就赏赐给他许多吉利，谁做坏事就给予他许多灾祸呢？（俄狄浦斯的传说故事，见希腊古代史，他自幼被父亲抛弃，为他人收养，所以长大之后不认识他的父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