欲望之象征
这确实会给她很多启示，让她将红色与人类的生活联系起来，甚至她还会侃侃而谈。（“是的，我喜欢红色，红色是如此热烈而又充满激情，如此美丽而又那么危险……”）如果她想，她也许可以说服人们，让人们相信她体验过红色，但实际上，即使她读遍世界上所有的诗歌也不会具备那种体验。
同样，当你向从未接触过水的人讲述潜入水中是何感觉时，你又该作何解释呢？我们将再次被迫诉诸诗歌，但是这种经验本身实在是一种无法传授的东西。这些经验就是我们所说的可感受的特性。
这本书的许多读者都感受过红色。但我怎么才能知道你们对红色的感受与我对蓝色的感受是不同的呢？当我们都在观看一个红色的物体时，我们会确信无疑地说出它就是红色的，但这并不能说明问题。而当你在观看蓝色的物体时，我可能会跟你有一样的感受，但是我们都知道应该将红色物体的颜色称为红色。我们可以重新开始用诗歌进行交流，但诗歌仅仅反映了人类与颜色之间的关联，并未说明可感受的特性的本质。事实上，先天失明者已经阅读过大量有关颜色的知识，因为大多文学作品都会涉及有关颜色的内容，因此，他们确实感受过颜色，对颜色有自己的看法。这些失明者对红色的感受同那些视力正常的人的感受又有什么不同呢？这个问题实际上同那个生活在黑白世界中的女士的问题是一样的。让人惊讶的是，我们生活中如此常见的现象是这么完全不可言喻，我们只是单纯地想要证实一下都不可以，正如我们想证实我们有着同样的感受也不可以。
另一种定义是，可感受的特性是一种对经验的感受。然而，这个定义，正如我们上述对意识所下的定义一样，仍旧是一种自圆其说，因为“感受”、“有经验”、“意识”，这些词语都是同义词。意识和与之密切相关的可感受的特性这一问题都是基本的哲学问题，也许也可以理解为是最重要的哲学问题（尽管身份这一问题可能更重要，我将在本章结束就此问题进行讨论）。
再来说说意识吧。归根结底，这个问题应该怎么去理解呢？它应该是这样的：谁或什么是有意识的？我在本书书名中使用“思维”（Mind）这一词语而不是“大脑”（Brain），是因为思考是有意识的大脑进行的活动。我们也可以这样说，思考有自由意志和身份。断言这些问题是哲学问题这一说法并非不证自明的。我敢保证，人类永远不会仅靠科学就能完全解决这些问题，除非先作出哲学假设，我们不能设想通过可证伪性实验来解决这些问题。如果我们要发明一种意识探测器，塞尔会希望用这种意识探测器来确定意识会释放神经递质。美国哲学家丹尼尔·丹尼特（Daniel Dennett）可能会采用更加变通的方式来理解，但他可能会想确认该系统是否本身就具备一种模型，同时还能发挥其自身性能。这种观点与我的观点更接近，但其实质仍然是一个哲学假设。
如今人们经常发表一些科学理论，这些理论将意识同一些可度量的物理属性联系起来——也就是塞尔所说的“引起意识的机制”。美国科学家、哲学家和麻醉师斯图尔特·哈梅罗夫（Stuart Hameroff）曾这样写道：“细胞骨架微丝是产生意识的根源。”他这里所说的细胞骨架微丝是一种被称为微管细丝的生物结构，存在于每个细胞（包括神经元，但又不仅限于神经元）中，微丝可以保持每个细胞结构的完整性，并在细胞分裂中发挥作用。他的一些著作和论文曾论及该问题，其中对细胞微管的信息处理作用作出了合理的解释，并附有详细的说明和公式。但是，要想了解微管与意识的关系，我们需要坚定这样一种信念，这种信念同宗教教义推崇的信念没有什么根本的不同，即神赋予了某些实体（通常指人类）意识（有时也被称为“灵魂”）。为了证实哈梅罗夫的观点，有人提出了一些薄弱的论证，特别是这样一种观点，即支持元胞计算的神经系统在麻醉过程中会停止运作。但是，这种观点远不能使人信服，因为在麻醉过程中还有其他许多系统也会停止运作。我们甚至不能肯定麻醉过程中这些对象是无意识的。我们所知道的，只是麻醉后人们会不记得他们经历过什么——即使并不是所有人都是如此，因为有些人确实真真切切地记得麻醉后的经历，例如，他们的外科医生的谈话。这种现象被称为麻醉知觉意识，据估计这种现象在美国每年会发生约40000次。但是即使不考虑这一点，意识和记忆也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正如我深入讨论的问题，如果我回顾过去各个时刻的经历，我会产生很多感官印象，然而我所能记住的却只占少数。这么说来，是不是我对每天的所见所闻就没有意识呢？这其实是一个很好的问题，却不能得出一个确定的答案。
英国物理学家和数学家罗杰·彭罗斯（Roger Penrose）出于另一个不同的信念，提出了意识的根源问题，虽然他也关注微管——特别是微管的量子计算能力。他的论证（虽然没有明确说明）似乎认为意识是神秘的，量子事件也是神秘的，所以两者之间必定会有某些联系。
基于图灵定理中关于无法解决的问题和相关的哥德尔的不完备性定理，彭罗斯开始了他的分析。图灵假设（第8章已对该假设进行了详细的讨论）是假设图灵机可以说明某些算数问题，却不能解决该类问题。基于图灵机的计算普适性，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任何机器都不能解决这些“无法解决的问题”。关于验证数字推算的能力，哥德尔的不完备性定理也得出了类似的结论。彭罗斯的观点是，人类的大脑能够解决这些无法解决的问题，因此，人类也能够做到确定性自动机（如计算机）无法做到的事情。彭罗斯的这一观点是由人类的智商高于计算机这一理念而引发的（至少部分是如此）。但遗憾的是，他的核心假设——人类可以解决图灵和哥德尔不能解决的问题，实际上是错误的。
有这样一个著名的不可解问题叫做“停机问题”（busy beaver），问题是这样描述的：计算有限状态的图灵机能在读写纸带上“写下”1的最大值。假设最长运行状态为n，通过对所有具备n状态的图灵机（如果n是有限的，这将是一个有限数字）进行测试，然后确定这些图灵机能在读写纸带上记录下“1”的最大值，不包括那些进入无限循环状态的图灵机。这是一个无法解决的问题，因为我们在试图模拟所有这些n状态的图灵机时，当模拟机试图模仿进入无限循环状态的图灵机时，它也会进入无限循环状态。然而，事实证明，尽管如此，计算机仍然能够确定某些最长运行状态的n值。人类也能够做到这一点，但是与孤立无援的人类相比，计算机可以计算出来更多的n值。在解决图灵和哥德尔不能解决的问题上，计算机通常会比人类表现得更好。
彭罗斯将这些所谓的人类大脑的超然能力与他推测的人脑中发生的量子计算联系在一起。根据彭罗斯的推测，在某种程度上，这些神经量子效应是人类固有的，而计算机无法实现，因此人类的思维有着与生俱来的优势。事实上，常见的电子产品也在利用量子效应（电子晶体管利用量子隧穿效应穿越障碍）；大脑中的量子计算尚未得到证实；可以通过传统的计算方法，对人类的思维能力作出令人满意的解释；任何情况下，任何事物都不能阻止我们将量子计算应用于计算机中。彭罗斯没有对这些反对意见作出合理的解释。当批判者指出，大脑是量子计算的集中地时，哈梅罗夫开始和彭罗斯联手进行论证。彭罗斯发现神经元中有一种可能支持量子计算的媒介——即微管，哈梅罗夫曾认为微管是神经元中信息处理的媒介之一。所以哈梅罗夫–彭罗斯的观点是神经元中的微管进行量子计算，从而产生了意识。
这种观点也曾受到一些人的批判，例如，瑞典的美裔物理学家和宇宙学家马克斯·特格马克（Max Tegmark）证实，微管中的量子事件仅可持续10~13秒，时间过于短暂不足以计算出任何有意义的结果或是影响神经系统的过程。对于某些类型的概率问题，与传统的计算相比，量子计算将表现出更出众的能力，例如，通过大数的因子分解破解加密代码。然而，事实证明，在解决这些问题时，孤立无援的人类的想法糟糕透了，在这方面，人类甚至比不上传统的计算机，这表明大脑并不具备任何量子计算的能力。此外，即使大脑中确实存在量子计算这样的现象，也不一定与意识有关。
你必须有信仰
人是何等巧妙的一件天工!理性高贵，能力无穷。行动宛如天使，思考宛如上帝。真是世界之美，万物之灵!但是，在我看来，这尘垢的精华又算得了什么？
哈姆雷特的台词
事实是，这些理论都可以理解为信仰的飞跃。我想补充说明的是，凡论及意识，你必须遵循这样的指导原则，即“你必须有信仰”——也就是说，在论及什么是有意识的，谁是有意识的，以及作为有意识的生物的我们是谁和我们是什么这些问题时，每个人都要对此保持坚定的信念。否则，我们无法知道明天该怎么度过。就意识这一问题，信仰是最基本的要求，我们应该坦诚地对待这个问题，并进行自我反思，明确我们具体的信仰是什么。
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信仰飞跃，尽管给人留下的印象可能与此相反。关于意识的本质和来源，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哲学假设，因而就动物的权利和堕胎这些问题，也会产生分歧，并将导致未来就“机器的权利”这一问题引发更激烈的争论。从客观意义上来说，我个人预言未来的机器将拥有自我意识，当它们说出自己的感受时，人类会相信它们。它们将具备各种微妙的、类似的情感；它们会让我们欢笑与悲伤；如果我们告诉它们我们不相信它们是有意识的，它们会很生气。（它们会很聪明，所以我们不希望发生这样的事情。）它们是有意识的“人”，我们最终会接受这一观点。我个人的信仰飞跃是这样的：当机器说出它们的感受和感知经验，而我们相信它们所说的是真的时，它们就真正成为了有意识的人。通过这个思想实验，我也明确了自己的观点：试想一下，将来你可能会遇见这样一个实体（机器人或阿凡达），他的情绪反应完全真实可信。当你讲笑话时他会笑，也会带给你喜怒哀乐（但不只是通过搔痒让你发笑）。当他说到他的恐惧和渴望时，你会相信他。不管从哪个方面来说，他看上去都是有意识的。他看起来确实跟人没什么差别。你会接受这样一个有意识的人吗？
如果你的第一反应是你要找出他的非生物性，而我们假设他是完全真实的有意识的人，你的想法显然跟这个假设不吻合。基于这样的假设，如果有人威胁要摧毁他，他会作出恐惧的反应。如果你看到有人也受到这样的威胁，你是不是会作出类似的举动呢？如果是我，我肯定会回答说是，而且我相信大多数人都会这样回答——虽然并不是所有人都会如此，不管他们现在对这个哲学辩论持有什么观点。再次重申一下，我所强调的是“完全真实”。
当然，就我们什么时候会遇到这种非生物体，甚至是我们是否会遇到这种非生物体，人们的观点肯定会有分歧。我个人的观点是，这种非生物体将首次出现在2029年，并于21世纪30年代成为常态。但是，不考虑这个时间框架，我相信，我们最终将承认这种实体是有意识的。回想一下，当我们在故事和电影中接触到这种非生物体时，我们是如何看待他们的：电影《星球大战》中的智能机器人R2D2，电影《人工智能》（A.I.）中的大卫和泰迪，电视连续剧《星际迷航：下一代》中的机器人“数据”，电影《霹雳五号》（Short Circuit）中的霹雳五号， 迪士尼电影《机器人瓦力》（Wall-E）中的瓦力，电影《终结者》第二部及之后出现的T-800系列机器人——终结者（好人），电影《银翼杀手》（Blade Runner）中的复制人瑞秋（顺便提一下，她不知道自己不是人类），电影、电视剧和漫画系列《变形金刚》中的大黄蜂，以及电影《我，机器人》（I. Robot）中的桑尼。虽然我们知道这些角色都是非生物体，但还是对它们产生了情感共鸣。我们将它们视为有意识的人，正如我们对待作为生物体的人类一样。我们对它们感同身受，当它们陷入困境时，我们为它们担忧。如果我们现在是这样对待这些虚构的非生物角色的，那么将来我们也将以同样的态度来对待现实生活中的非生物体智能人。
如果你接受这样一种信仰飞跃，即非生物体就其感受性所作出的反应是有意识的，那么这也就意味着：意识是实体整体表现出来的涌现特性，而不是由其运行机制产生的。
科学和意识在概念上就有很大差异，科学是客观规律，我们可依此得出结论，意识则是主观经验的代名词。很显然，我们绝对不会这样问一个实体：“你是有意识的吗？”如果我们想要通过查看它的“头部”（不管是生物体还是其他）构造来确定它是否有意识，那么我们将不得不作出哲学假设，来确定我们想要发现什么。因此，判断一个实体是否有意识这一问题，本身就不科学。基于此，一些观察家又对意识本身是否有任何现实基础提出了质疑。英国作家和哲学家苏珊·布莱克莫尔（Susan Blackmore）曾这样说过：“意识是一个巨大的幻觉。”她承认意识这一概念的存在——换句话说，作为一个概念，意识确实存在，而且还有许多大脑皮质结构在处理这种概念，更不用说，还有许多口头和书面语言也论及过这一概念。但目前尚不清楚它指的是不是真实的东西。布莱克莫尔解释说，她并不是否认意识的存在，而是在试图阐明我们在证实这个概念时遇到的各种困境。英国心理学家和作家斯图尔特·萨瑟兰（Stuart Sutherland）在《国际心理学大词典》（International Dictionary of Psychology）中写道：“意识是一种有趣而又难以捉摸的现象，你无法确定它是什么，它如何运作，或者它为什么会产生。”
然而，我们最好还是不要轻易忽视这个概念，不应认为它只是哲学家之间进行的一场友好的辩论——顺便提一下，这可以追溯到2000年前的柏拉图对话。意识是道德体系的基础，这些道德信念反过来又构成了我们不甚严谨的法律制度。如果一个人摧毁了其他人的意识，如通过谋杀，我们就会认为这种行为是不道德的，但也会有例外，如犯了重罪被判处死刑的。这些例外情形也与意识有关，因为我们可能会通过警察或军队来杀死某些有意识的人，以保护其他有意识的人的利益。我们可以认为这些特例都是罪有应得，但其隐含的基本原则始终是真实可信的。
袭击他人，使他人经历痛苦，通常也被认为是不道德的和非法的。如果我毁坏我的个人财产，这种行为是可以接受的。但如果我未经你的许可破坏你的财产，这种行为就是不能接受的，不是因为我给你的财产造成了痛苦，而是给你——财产的所有者造成了痛苦。另一方面，如果我的财产中包括有意识的生物，如动物，那么我虽然是动物的主人，如果随意处置自己的动物，也不一定能免受道德和法律的制裁——立法中有禁止虐待动物的规定。
大多数道德和法律制度都是建立在保护意识体的生存和防止意识体受到不必要的伤害的基础之上的，为了作出负责任的评判，我们需要先回答这样一个问题：谁是有意识的？这可不仅仅是一个智力辩论的问题，答案也不像关于堕胎问题的争议那样显而易见。在这里我要指出，堕胎问题要比意识问题稍微严重一些，因为反堕胎支持者认为潜在的胚胎最终会成长为有意识的人，这一理由足以说明应对其进行保护，正如昏迷的人也应享有这项权利一样。但是，这个问题的关键在于胎儿何时能产生意识。
当出现争议时，意识的感知往往也会影响我们的判断力。让我们再来看看堕胎这一问题。许多人在权衡这一问题时，会区别对待这两种措施：服用紧急避孕药（用来防止怀孕前期胚胎植入子宫）和后期流产。后期的胎儿是否有意识将对这一问题的判决产生重大影响。很难说几天大的胚胎是有意识的，只有泛灵论者才会这么认为，但即使是这样，就意识而言，胚胎的意识还是比最低等的动物更弱。同样，在看到类人猿虐待昆虫时，我们也会产生非常不同的反应。如今，没有人会担心他们会给计算机软件带来什么疼痛和痛苦（虽然关于软件能给我们带来的痛苦，我们确实进行了广泛的讨论），但当未来的软件拥有生物人类的智力、情感、道德时，我们就会开始真正对此表示关注。
因此，我的立场是，如果生物体在做出情绪反应时完全令人信服，对于这些非生物体，我会接受它们是有意识的人，我预测这个社会也会达成共识，接受它们。请注意，这个定义超越可以通过图灵测试实体的范围——因为图灵测试至少需要掌握人的语言。但只要非生物体足够像人，我会接纳它们，我相信，社会中的大部分人也会如此，不过，我也会把那些具有人类一样的情感反应却不能通过图灵测试的实体包括进来，例如，孩子们。
这是否就能解决谁是有意识的这个哲学问题，至少是对我自己和其他接受这个特殊的信仰的飞跃的人们而言？答案是：不完全是。我们只涉及了其中一方面，即像人一样行事的实体。尽管我们正在讨论的是未来的非生物体，但我们所谈论的实体表现出令人信服的像人一样的反应，所以仍然是站在以人类为中心的立场。但那些拥有智力，形体却又跟人不一样的非生物体又是怎样的呢？我们可以想象它们有和人类的大脑一样复杂的智能，或者是要比人类的大脑复杂得多的智能，但情感和动机又完全不同。我们如何决定它们是否有意识呢？
我们可以从生物世界中那些拥有堪比人类大脑而行为却与人类大不相同的生物开始。英国哲学家大卫·科伯恩（David Cockburn）写到，他曾观看过一只巨大的鱿鱼受到攻击时的视频（至少鱿鱼认为那是一种攻击——科伯恩推测它可能是害怕人类的摄像机）。那只鱿鱼打了一个寒战，畏畏缩缩的，科伯恩写道：“它的反应方式激发了我，像极了恐惧的人的反应。这一连串的反应令我感到惊讶的是，可以看到那种完全不同于人类的生物，它是如何体会到那种既含糊又明确的恐惧感的。”他的结论是，动物感觉到了那种情感，而他只是表达了出来，大多数观看过那个视频的人都会得出同样结论的那种信念。如果我们接受科伯恩的描述和结论，那么在谈到有意识的实体时，我们就必须附带上巨型鱿鱼。然而，这并没有给我们更多的启发，这种感情仍然是基于我们的移情反应。它仍然是一个以自我为中心或以人类为中心的观点。
如果我们跨出生物世界，就会发现非生物智能比生物世界的智能更加多样化。例如，一些实体在遇到致命的危险时，可能没有恐惧感，可能也不会需要人类或任何生物体所拥有的这种感情。它们仍可以通过图灵测试，或者它们可能甚至不会愿意去尝试这种测试。
事实上，我们如今确实发明了没有自我保护意识的机器人，以便它们在危险的环境中执行任务。它们不够聪明或也不够复杂，我们不必费心去考虑它们的感知能力，但我们可以想象，未来这种机器人将会和人类一样复杂。它们又是怎么一回事呢？
就个人而言，我会说如果我看到某个装置有着复杂且有意义的目标，而且还具备显著的决策力和执行力，用以执行其使命，这将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如果它被摧毁了，我很可能会感到不安。现在可能有点偏离主题，因为我是在阐释一种行为，这种行为不会包含许多的感情，而这正是许多人甚至是各种生物体所普遍具备的。但是，我也再次试图将这些属性同自己或他人联系起来。一个实体全情投入到一个崇高的目标，并将其实施或至少试图这样做，而不去考虑自己的幸福，这一理念对人类而言并不稀奇。这样来说，我们也正在为这样一个实体考虑，它致力于保护生物人类，或以某种方式推动我们的发展。
如果这个实体有自己的目标，而这个目标与人类的目标不同，而且其进行的活动在我们看来不是那么高尚，将会出现什么情况呢？我可能会尝试着看看我是否能以其他方式来欣赏并理解它的一些能力。如果它确实非常聪明——它可能擅长数学，也许我就可以针对这一主题跟它进行谈话。也许它还能理解数学笑话呢。
但是，如果它没兴趣跟我沟通，我无法获知其行为和内部机制，这是否就意味着它是无意识的呢？我认为那些不能让我相信其情绪反应的实体，或那些根本不屑于尝试跟我沟通的实体，并不一定是无意识的。在没有建立一定程度的共情沟通的情况下，很难确定这种实体是不是有意识，这种判断不仅反映了我考虑中的实体的局限性，也反映了我自己的局限性。因此，我们需要保持谦卑的态度。从他人的角度去思考对我们来说具有一定的挑战性，所以对于那些同我们具有完全不同的智能的实体来说，这样的任务更难完成。
我们能够意识到什么
如果我们能够透过颅骨看穿正在进行有意识的思考的人的大脑，如果最佳兴奋点是发光的，那么，我们就应该在大脑表面看到一个明亮的点。这是一个奇异的波浪状的区域，其大小和形状不断波动，周围被或深或浅的黑暗区域环绕着，覆盖大脑半球的其他区域。
伊凡·彼特诺维奇·巴甫洛夫
再回到巨型鱿鱼那个话题，我们可以识别它的一些明显的情绪，但它的大多数行为对我们来说仍是一个谜。巨型鱿鱼会有什么感受呢？当它缩着身躯挤过那狭隘的缝隙时，会有什么感觉呢？我们甚至不知道该怎么回答这个问题，因为我们不能描述那些我们和其他人都具备的经验，如看到红色的感觉或水溅在我们身上的感觉。
但是，我们没必要潜入海洋深处去揭示意识经验的本质这一未解之谜——我们只需要考虑自己的经验就可以了。例如，我知道我是有意识的，我假设这本书的读者也是有意识的。（至于那些没有买过这本书的人，我就不那么肯定了。）但我能意识到什么呢？你可以试试问自己同样的问题。
尝试一下如下的思想实验（该实验也适用于那些开车的人）：想象你正行驶在高速公路的左车道上。现在闭上你的双眼，抓住想象中的方向盘，旋转方向盘变换到右车道。
好的，在继续阅读之前，先尝试一下吧。
你很有可能会这样做：你握着方向盘。检查发现右车道无障碍。假设车道内没有障碍物，你快速地转动方向盘变换到右车道。然后，将车身调正，完成这项工作。
很庆幸你驾驶的不是真正的汽车，因为你刚才急速穿过了所有车道还撞到了一棵树上。虽然我也许应该提醒你不要在真正行驶中的车辆中尝试这个实验（但我假定你已经掌握了不应该在开车时闭上双眼这个规则），但这不是问题所在。如果你按照我刚才所描述的过程做了（在进行思想实验时，几乎所有人都这样做了）那你就理解错了。当你将车轮向右转并调正车身时，车会朝着和原来的方向呈对角线的方向驶去。汽车会如你所愿驶入右车道，但它将一直向右行驶，直到穿过道路的尽头。当你的车穿过右车道时，你应该向左移方向盘，和向右转的程度一样，然后再次调正车身。车将再次行驶在新的车道中。
如果你是一个老司机，你已经这么操作过上千次。当你这么操作时，你是无意识的吗？当你变换车道时，你就从来没有注意过你实际上是在做什么吗？假设你没有因为变道事故躺在医院，那你已经清楚地掌握了这种技能。然而，你对你做过的事情仍旧没有意识，不管你操作过多少次。
当人们谈论他们所经历的故事时，他们会描述一系列的情况和决定。但是，我们在经历这个故事时，是不会像描述中那样发生的。我们原来的经验是一系列高层次的模式，其中有些可能会引发感情。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记得的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我们在讲述故事时描述得相当准确，是因为我们利用我们的聊天能力来填补那些丢失的细节并将这一连串的事件转换成一个连贯的故事。我们不能确定我们原来的有意识的经验来自于记忆中的哪一部分，但记忆是我们获取那段经历的唯一来源。当前的片刻转瞬即逝，并迅速变成一段记忆，或者，更经常发生的是，没有被我们记住。即使某种经历变成了一段记忆，这种经历也将作为一种由巨大的层次结构中的其他模式构成的高层次的模式被存储，正如PRTM表明的一样。正如我多次指出的，几乎所有的经验（如我们每次变换车道）都会立即被人遗忘。因此，要想确定我们有意识的经验是如何形成的，实际上是无法实现的。
东方是东方，西方是西方
在大脑出现之前，宇宙中没有颜色或声音，也没有味道或香气，可能会有极少的意识，但是没有感觉或情感。
罗杰·斯佩里
勒内·笛卡尔走进餐厅，坐下来吃晚饭。服务员走了过来，问他是否需要开胃菜。
“不，谢谢，”笛卡尔说，“我只是想订晚餐。”
“你想要了解一下我们的每日特色菜吗？”服务员问。
“不用了。”笛卡尔说，他有点不耐烦了。
“晚餐前，您要喝点儿酒吗？”服务员问。
笛卡尔被激怒了，因为他是一个禁酒主义者。“我不需要！”他愤怒地说，然后“噗”的一下就消失了。
大卫·查默斯讲的一个笑话
关于这些问题，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来考虑——关于意识的本质和现实的本质，西方人和东方人各持什么观点。西方人认为，物质世界起源于信息模式。经过数十亿年的进化，这个世界的实体已经进化完全，成为有意识的人。而东方人则认为，现实是意识的基础，人类先产生了思想意识，后才有了这个物质世界。换言之，人类的思想意识决定了物质世界的存在。当然，复杂多样的哲学也有很多简单化的解释，但是他们说明了意识哲学的主要分歧，以及意识与物质世界的关系。
关于意识这一问题，东西方之间的分歧还在于他们在亚原子物理问题上表现出的截然不同的思想。在量子力学中，粒子以概率的形式存在。使用任何测量设备对粒子进行测量都会产生波函数崩溃，即粒子突然定位于某个特定的位置。普遍的观点是，这样的测量是通过有意识的观察者观察到的，因为任何其他形式的量度都是毫无意义的。因此，只有当我们观测时，才会发现粒子有着特定的位置（以及其他属性，如速率）。粒子大概是这么认为的：既然没人费心去留意它们，它们就不需要决定它们位于什么位置。我将此称为量子力学的“佛教流派”，因为在被有意识的人观测之前，粒子根本不存在。
关于量子力学还有另一种解释，可以避免这种拟人化的术语。在这种分析中，粒子场并不是一个概率场，而仅仅是一个函数，在不同的位置有不同的值。因此，粒子场基本上就代表了这个粒子。粒子处于不同的位置，其数值会有限制，这是因为整个粒子场只代表有限数量的信息。这也是“量子”这个词语的来源。这种观点认为，所谓的波函数崩溃，根本就不是一种崩溃。波函数实际上是永远不会消失的。它只是一个测量设备，也是由粒子场构成的，测量到的粒子场和测量设备的粒子场相互作用，导致读到的粒子处在一个特定的位置。但是，粒子场仍然是存在的。这是西方人对量子力学的解释。不过，很有趣的一点是，物理界更流行的观点是我所谓的东方人的阐释。
有一位哲学家，他的著作涉及这种东西方分歧。奥地利的英国思想家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Ludwig Wittgenstein）曾研究过有关语言和知识的哲学，并就“我们真正知道什么”这一问题进行了深入思考。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当兵期间，他就开始思考这个问题了，他还做了笔记，记录下如果他所写的唯一的一本书《逻辑哲学论》（Tractatus Logico-philosophicus）出版了，而且他还尚存人世，那么一切又会怎样。这本著作结构独特，在他以前的导师英国数学家和哲学家伯特兰·罗素的帮助下，他于1921年找到了一家出版商。这本书被奉为逻辑实证主义哲学流派的圣经，而逻辑实证主义的核心问题是科学的划界。这本书和围绕它进行的运动对图灵及计算和语言学理论的诞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逻辑哲学论》预言所有的知识从本质上来说都是分级的。这本书的语言本身也是按照层层嵌套的编号进行编排的。例如，这本书的前4个语句是这样的：
1 世界是一切实况之所是。
1.1 世界是事实的总和，而非事物的总和。
1.11 世界为事实所规定，为这些就是一切事实所规定。
1.12 因为事实的总和规定了发生的事情，也规定了一切未发生的事情。
《逻辑哲学论》中还有一种重要的说法——这种说法可能会跟图灵产生共鸣：
4.0031一切哲学都是语言批判。
从本质上讲，《逻辑哲学论》和逻辑实证主义运动都主张物理现实脱离我们的感知而独立存在，但是，这个现实，就我们所能了解到的，都是我们凭感官感知到的（感官可通过利用工具得到加强）和通过感官印象作出的逻辑推理。从本质上讲，维特根斯坦是在试图描述科学的方法和目标。这本书的最后一句话是编号7：“对于不可说的东西，我们必须保持沉默。”因此，早期的维特根斯坦认为，关于意识的讨论是循环重复的，因此此举很浪费时间。
然而，后期的维特根斯坦完全否定了这一说法，他将所有注意力集中于谈论他以前认为应保持沉默的问题。他写了很多有关这一修正思想的文章，1953年，也就是他去世的两年后，被人整理并发布在《哲学研究》（Philosophical Investigations）一书中。他批判了早期《逻辑哲学论》中的思想：意识的讨论是循环重复的，因此此举很浪费时间，并认为一切我们不可说的东西其实都是值得反思的。这些文章对存在主义者造成了重大影响，维特根斯坦也成为现代哲学的奠基人，他是唯一一个提出了两个互相矛盾的哲学流派的哲学家。
维特根斯坦后期的思想值得我们思考和谈论的是什么呢？是美和爱的问题。他意识到在人类的大脑中，对美和爱的理解不尽完美。然而，他写到，在至善和理想化的境界中，爱和美这些概念确实存在，正如柏拉图在《柏拉图对话录》（Platonic Dialogues）中所写的至善的“形式”，这部著作又一次颠覆了现实的本质。
我认为人们对法国哲学家和数学家勒内·笛卡尔的定位是不恰当的。他著名的“我思，故我在”被人普遍理解为歌颂理性的思想，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我思，即我可以进行逻辑思考，因此我是有价值的”。因此，笛卡尔被称为西方哲学理性主义的奠基人。
然而，在读到他的其他著作时，我们会对这句话产生不同的理解。 “心—身问题”，即心理的意识是如何从物理的大脑中“涌现”的呢？这个问题让笛卡尔很困扰。从这种观点来看，他似乎是在试图找到合理的怀疑论的突破点，所以我认为这句话真正的意思是：“我思，也就是说，产生了主观经验，因此，我们所确信的就是有东西——我们把它称之为我，存在。”我们无法确定物理世界的存在，因为我们所能感受到的都是我们个人对这个物理世界的感官印象，可能会产生错误，也可能完全就是个幻象。然而，我们确信无疑的是，经验者确实存在。
我是在一个神论教会长大的，我们在那里研究世界上所有的宗教。我们会花半年来研究一门宗教，比如说佛教，去参加佛教的礼拜，读佛教书籍，同佛教高僧进行小组讨论。之后，我们还会研究其他宗教，如犹太教。我们永恒的主题是“通往真理的道路有很多条”，以及宽容和超脱。后者意味着解决不同传统之间存在的显而易见的矛盾并不需要决定哪个是正确的，哪个是错误的。只有找到一个能否决（超越）分歧的解释，我们就能发现真理，对于有关意义和目的这类基本问题来说，尤其如此。
这就是我解决东西方关于意识和物理世界的分歧的方法。在我看来，这两种观点都是正确的。
一方面，否认物理世界的存在这种想法很愚蠢。即使我们确实生活在虚拟世界中，正如瑞典哲学家尼克·博斯特罗姆推测的一样，对我们来说，现实仍然是一个概念层次上的真理。如果我们接受物质世界的存在并认为物质世界在演化，那么我们就可以看到有意识的实体已经产生了。
另一方面，东方人的观点——意识是真正重要的根本和唯一的现实，也是难以否认的。试想一下我们是如何对待有意识的人与无意识的事物的。我们认为后者没有内在价值，除非它们可以影响有意识的人的主观经验。即使我们把意识视为复杂系统内的一个涌现特性，也不能仅仅将其视为另一种特征（ 就像“消化”和“哺乳”一样 ，引用约翰·塞尔的话）。它代表了真正重要的东西。
“精神的”这个词语常被用于表示事物的终极价值。很多人不喜欢使用精神或宗教传统中的这类术语，因为这类词语可能是他们不信奉的信念。但是，如果我们抛去复杂神秘的宗教传统，仅仅认为“精神的”是指对人类有深刻内涵的东西，那么意识这一概念也就同样适用了。这一词语反映了最终的精神价值。事实上，“精神”本身常被用来表示意识。
那么，进化可以被视为一种精神过程，因为它创造了有精神的人，也就是创造了有意识的实体。意识也会变得更加复杂，更加博学，更加睿智，更加美妙，更具创造力；意识也将能够表达更超然的情感，比如爱。人们用这些去描述“神”这一概念，尽管人们认为神在这些方面无法用语言形容。
当讨论到机器可能会产生意识时，人们通常会感觉受到威胁，因为按照这种思路，他们认为有意识的人的精神价值会被忽略。这种反应反映出人们对机器这一概念的误解。这些批评家是想通过他们现在所了解的机器来解决这一问题，而机器的性能也会越来越强大，我认为，当代的技术产物还不足以让我们像对待有意识的生命一样尊敬它们。我预测将来我们会很难将它们和生物人区分开来，而我们确实认为生物人是有意识的生物，因此它们也将共享我们认为意识才具有的精神价值。我不是在低估人类的能力，而是我们对未来机器（也许只是部分）的理解升华了。我们可能会采用不同的术语来表述这些实体，因为它们将成为一种不同类型的机器。
事实上，现在来看看大脑内部并对其机制进行解码，我们会发现，我们不仅可以了解，还可以重新建立方法和算法——套用德国数学家和哲学家戈特弗里德·威廉·莱布尼茨曾写过的关于大脑的一句话：“一举多得。”人类已经发明了精神机器。此外，我们还将利用我们正在制造的工具，使人与机器之间的区别变得越来越小，直到消失。这个过程已在顺利实施中，即使大多数模拟机器还没有被用于我们的身体和大脑中。
自由意志
意识还有一个主要方面是能够预见未来，我们称之为“先见之明”。这是一种策划的能力，用社会术语来说，是勾勒很可能会发生的情况，或可能发生的事情的能力，但在社会交往中，这种情况尚未发生……这是一个系统，通过该系统我们可以获得更多代表我们自己的最佳利益的机会……我认为“自由意志”是我们选择的能力，我们可以选我所爱，做我所选，而且我们坚持这样的选择是出于自己的想法。
理查德·亚历山大
植物不知道它在做什么，仅仅是因为它没有眼睛、耳朵或大脑吗？如果我们说它是机械作用的，且只靠机械作用，那我们是不是也不得不承认其他那些明显非常谨慎的行动也是机械的？如果在我们看来，该植物是靠机械作用来杀死并吃掉一只苍蝇的，那么对这个植物来说，是不是人一定不是靠机械作用杀死并吃掉一只羊的呢？
塞缪尔·巴特勒
众所周知，大脑有着双重结构，那是不是大脑也有两个器官呢？“看上去是各自分工的，但却又是密切合作的。”
亨利·莫兹利
冗余，正如我们所知道的，是大脑新皮质部署的一个关键策略。但大脑中还有另一种程度的冗余，因为它的左右半球，虽不完全相同，但也大致相同。正如某些区域的大脑新皮质通常负责处理某些类型的信息，在某些方面，大脑半球还有专攻——例如，大脑左半球通常负责口头语言。但是，我们也可以重新安排这些任务，只要我们可以仅靠一个半球来生存和运作。美国神经心理学研究人员斯特拉·德波特（Stella de Bode）和苏珊·柯蒂斯（Susan Curtiss）对49名儿童进行了研究，这些儿童都接受了大脑半球切除术（切除其大脑的一半），这是一个罕见的手术，那些患有危及生命的癫痫症的患者会接受这种手术，术后仅靠一个大脑半球生活。一些接受手术的孩子出现了缺失，而这些缺失是特定的，病人的性格还是很正常的。他们中的许多人都能健康成长，观察员很难看出他们只有半个大脑。德波特和柯蒂斯曾写道：切除左脑的孩子“尽管切除了‘语言’半球，仍能很好地掌握语言”。他们还介绍了这样一个学生，他成功地读完了大学，考上了研究生，在智商测试中的得分高于平均水平。研究表明，大脑半球切除术对整体认知、记忆、个性和幽默感只有很微小的长期影响。2007年，美国研究人员舍伍德·麦克莱兰（Shearwood McClelland）和罗伯特·马克斯韦尔（Robert Maxwell）做了一项研究，表明大脑半球切除术对成人也有类似的长期的积极成果。
还有一个10岁的德国姑娘，她出生时只有一半大脑，然而报道称她也相当正常。她甚至有一只眼睛视力极佳，而大脑半球切除术患者手术后会失去一部分视觉区域。苏格兰的研究员拉斯·努穆克里（Lars Muckli）评论说：“大脑具有惊人的可塑性，我们很惊讶地看到这个女孩在发育的过程中如何适应‘半脑’生活，如何弥补不足。”
这些说法显然支持大脑新皮质的可塑性这一观念，并暗示我们每个人都有两个大脑，而不是一个，不论具备哪个半球我们都可以正常生活，这一点很有趣。如果我们失去了一个大脑半球，实际上只是失去了仅储存在大脑半球中的皮质模式，但每个大脑，就其本身而言，都是非常完整的。这么说来，是不是每个半球都有自我意识？这个问题还需要通过论证来证明。
再来看看裂脑患者，他们仍拥有两个大脑半球，但连接两个半球的通路——胼胝体被切断了。胼胝体大约由2.5亿个轴突组成，连接左右大脑半球，使它们能够相互沟通和协调。正如两个人可以密切进行沟通，但他们又是作为一个独立的个人整体而存在，是个体决策者，两个大脑半球也是独立的，分别作为一个整体发挥作用。
由于裂脑患者的胼胝体被切断或损坏，所以虽然两个大脑半球机能完好，却不能直接进行通信联系。为此，美国心理学研究员迈克尔·加扎尼加（Michael Gazzaniga）进行了大量的实验，以确定裂脑患者的每个半球是如何作用的。
